1、压力大，人力缺

自疫情扩大以来，全国疫情的基础防控基本都是靠各地的基层组织来进行，多地的村干部和社区干部工作量极大：要绕着村庄和社区大喇叭宣传、提醒防控，多地还编了顺口溜以让当地居民能够记在心里；要每天登记进出人口、测量体温、安排人手值班，定时上报相关部门、填大量的报表等；有些疫情严重的地方的村庄，限制各家出门，要求派一人出门购买物资，有的地方甚至连购买生活用品等物资的工作也由基层组织的人员代办……

笔者之前在北京某社区进行实地调研的时候，就经常听社区书记用“上头千万线，底下一根针”来形容他们基层承担的职务之重，基层干部承担着来自政府部门的大量下沉的行政事务。面对如此多的工作，尤其是在全国范围的重大疫情这样的公共事件面前，基层进行防控工作的人员主要是村两委的干部、有些村庄动用村医，或者招募志愿者，广西、江苏等地运用警察的力量来驱散不听干部劝的聚集人员和进行宣传工作。如笔者所在的江苏南通崇川区，近期就在濠河景区收缴棋牌桌10余张、劝离聚众集会打牌。有的地方甚至村干部的妻子、亲戚也上阵对进出人员进行检查。

就笔者所在的板桥社区来说，社区干部共9名，在疫情中要面对整个板桥社区共1万多人口，其中包含1500多的流动人口。这样多的人口数量使得任何工作都会被放大、压力会加重，很多工作也难免会出现不尽周全的地方；另外，就办理社区通行证来说，笔者去社区办理三个人通行证，办理了约15分钟，其中就有登记报表信息、发通行证等工作。

笔者询问社区干部报表要花多少时间，社区干部所给的数据是“平均一个人3分钟以上，而且由于很多家的居住地和户口本的地址不一致”，这种时间成本、核查的精力成本和难度、工作量都会大增，这些报表也需要上交、外头公示、留底，一份报表做三份。再考虑到不同政府部门也会需要同样的报表，巨大的人口基础所带来的巨大的工作量，由社区9名干部来做的话，确实为难。除了这些报表之外，对于检测体温不合格的、以及仍处于观察期的温州人（崇川区的温州人较多，且由于前一段时间浙江温州的疫情上升，南通对春节期间来通的温州人进行居家隔离、观察），需要由社区干部帮忙倒垃圾、买菜、每日两次测量体温，这些都使得基层承担的压力之大，人力之不足的问题被放大。

2、中国特色的替代性人力措施

面对这种人力资源不足的困境，若是在平常时候，可以采用劳务派遣或者劳务外包的替代性人力资源措施来补充，从而从人力角度缓解压力。但是目前正处于疫情背景下的春节假期延长时期，各地都下令除农贸市场等提供居民日常生活用品外的单位，禁止2月9日前开工，因此传统替代性人力措施的客观物质条件并不存在。

但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替代性的人力资源措施很具有中国特色，可以作为基层组织的一大助力。基层组织可以运用的资源并不只有自身村委会或居委会的干部，还有基层党组织和广大的党员同志，这些都是潜在的人力资源，目前发动的党员主要是基层组织中党委的干部和社区中、村中的老党员。在访谈中了解到，笔者所处的社区中，党员共300多名，在疫情期间报名志愿者的党员才只有10多名，依然有很多党员同志处于未激活状态。

近年来，党员双报道机制在全国进行，这是推动群众路线，让党员深入群众的机制。而在这种全国性的公共事件中，各个基层组织报道的党员都可以发动起来，在这样的危难关头，通过各个社区的党员宣传、监督、动员当地的居民，或者更小一点积极宣传和引导身边的人积极防控，理解和配合基层干部的防控举措，使得干部和群众一条心，这样既可以发挥党员的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也可以加强党员和群众的联系。如北京市委组织部在2月3日发布了《关于发挥“双报到”机制作用，组织在职党员积极投身社区(村)疫情防控的通知》，这正是利用“双报道”和我国党员力量的体现。

这是与危难伴随而来的机遇，在这种关头下的党员服务、动员群众，和群众共同筑造群防、联防、一起抗击疫情的行动，会远比日常中只是组织党员为社区打扫卫生这类的行动更加夯实群众基础，这也符合习近平主席在1月27日指示的“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广泛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凝聚群众，全面落实联防联控措施，构筑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此次全国范围内的疫情是一场“战争”，而面对战争，我国最大的经验和教训就是依靠中国共产党、依靠人民群众，因此，充分发挥基层党员的作用，动员和带领人民群众做好疫情的防控工作是重中之重。

3、存在的问题

疫情相关的医用防控工具的短缺。更多的党员投入基层的疫情防控工作，需要保证投入防控工作人员的生命健康安全，这就需要诸如口罩、消毒剂等防控工具，而全国医用工具生产的工厂紧急开工，需要供应疫情一线，对于疫情相对较轻的省份城市，或会随着人员的增多而出现供应不足的情况，因此在组织人员时，需要充分考虑各地现有的物资情况，合理进行人力计划。

群众的日常生活需求在疫情期间无法得到正常满足的矛盾。在疫情防控期间，多地发生基层干部和群众、群众和群众之间产生争执的案例，发生的缘由也有很多，如村民违规聚众娱乐，从疫情严重地区回到故乡未自我隔离观察与乡里多人接触，村干部为了安全过了14日观察期仍限制武汉等疫情严重地区归来的村民的正常出行，以及对武汉归来村民家门前拉上条幅等等看似“硬核”的防控举措。这些矛盾的缘由包含了群众的正常的社会交往、娱乐、生活等基本需求，在疫情期间的更多的居家隔离、减少集体活动等的低公共成本的要求下难以像往常一般得到满足。因此如何处理好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在疫情期间无法按照平常一样得到满足的问题，是在这个特殊时期考验基层组织和党组织的重要课题。

基层的压力来源未必减轻。基层干部的压力很大部分来自于“上级”的压力，基层需要向多个部门上报很多内容信息几乎相同的表格，在这个过程中，基层面临着反复要求群众填写表格时群众的反感，基层干部自身也几乎不堪重负，对于这样的重负，即使双报道的党员努力动员、宣传、起带头作用，群众自觉、遵守规定、相互提醒、极具公共意识，也很难减轻基层的“表格压力”。

4、亟需完善的基层公共治理体系

可以看出，在重大公共事件面前，基层干部忙得不可开交，而在这种忙碌之中面临着群众不理解、上级不信任的寒心局面，以及面临着各方的压力，各地基层时有的“强硬措施”，群众之间、群众和干部之间的矛盾。基层组织所面临的看似是人力资源不足，使得基层承担的任务没有足够人手解决的问题，实质上体现了目前我国公共治理体系更根源性的问题。

首先，基层仍然面临着大量来自上级的事务，上交不同部门内容相同的表格，各部门之间信息沟通不畅，在重大公共事件面前各部门无法信息互通、相互配合。因此，需要切实建立落实各部门之间的信息沟通平台，让基层信息各部门共享，避免多次上报、填写报表这类的重复工作，从而提高基层治理的效率。

其次，基层党员在基层公共治理体系中应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与基层干部、群众一起构成基层治理体系的主体。笔者在去年夏天调研北京某村时曾听一些党员抱怨没有“用武之地”；这是因为村庄多围绕“事”展开，而党员在村庄的事务中成分不重、没有“载体”。此次疫情防控的公共事件正是广大基层党员在基层公共治理中发挥作用的“载体”，更需要在此次事件中重视和发挥党员的作用，并探讨如何在基层中更好发挥党员作用。

再次，群众是基层公共治理体系最重要的基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方法，群众和干部的关系不应该是彼此对立的，而应是相互依存的，基层干部应为群众着想，群众也应理解和协助干部。群众一方面接受先进党员的动员和领导，另一方面群众也应自发、自主地在基层公共治理中发挥作用，如居民骨干、村庄能人的号召带动；这需要基层干部积极与群众做正向、良性的沟通，在力所不及时敢于依靠群众、求助于群众。

最后，基层公共治理体系应该是一个多主体共同参与形成的有序秩序，这需要长期的构建和经验的摸索，而此次疫情既是一场令人痛心的危难，却也是一场发现目前公共治理体系存在问题、完善问题、更加进步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