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象：社会反思也需要假设——“如果……”

当我们谈论历史问题，就某一具体历史事件尝试引入一种曾被忽视了的历史因素，从而设想提出另一种历史发展的可能性时，常有不以为然者以“历史不能改变，也没有假设”打断话题，使讨论无法继续与深入。

但我们知道，所谓“历史没有假设”其实是经不起推敲，很可值得商量的。历史诚然不能改变，此“历史”指的是已然发生了的历史事实，自是无法改变。而“历史没有假设”，这时的“历史”业已抽象，说的是历史讨论与研究的对象物，是可以假设的。也就是说，在历史讨论与研究中，是需要也离不开假设的。这种假设，作为一种方法，不仅可以拓展历史思路，开阔历史视野，同时也能够让人们看到历史的丰富、多样和可能，并由此认识到历史生成、选择与发展的多变与偶然。

当然，假设也并不是无中生有，凭空想象，而是依据于当时真实存在却被忽视了的历史因素，把它作为一种重要因素而重新激活，按照历史逻辑推演出另一种不同的历史可能性。例如，大跃进导致的大饥荒，1959年庐山会议是一重要节点，后人讨论这一历史事件，探究原因时，就不可能不提出这么一种历史设想，或者说历史思路——如果彭德怀为民请愿的建议书得到采纳，受到重视，又会是怎样的结果？按照历史发展逻辑，如是，中央就会加大纠左力度，采取收缩降温政策，而不是继续发烧，火上添油，那么，后来很可能就不会出现不可收拾的严重局面，饥馑程度和饿死人数都会大为降低。

显而易见，“如果……”句式的假设，于历史研究不可或缺，于历史反思亦十分重要。

历史反思是如此，社会反思又何尝不是如此。

当下正在发生的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肆虐华中，波及全国乃至全球，是继2003年萨斯之后又一场危及人们生命与健康的公共卫生紧急重大事件。在追踪溯源探寻疫情何以如此发生时，舆论无不提到“8名造谣者”。

去年12月30日武汉8名市民在微信群发布有关新型肺炎的信息，公安机关以“造谣”罪名对其传讯和训诫，央视新闻也作为造谣典型予以曝光。实际上，这8名“造谣者”全是医生。而其所谓谣言，从微信截图可知：一、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最近消息是，冠状病毒感染确定了，正在进行病毒分型；二、近期不要到华南海鲜市场去，那里现在发生了多人患不明原因肺炎（类似非典），今天我们医院已收治了多例华南海鲜市场的肺炎病人。大家注意戴口罩和通风。

17年前的2003年春季，SARS爆发，北京疫情也相当严重。蒋彦永医生了解到仅309医院一处就有了近60例病患，死亡人数达到五六例，而卫生部长在央视焦点访谈却称，北京的SARS患者只有12人，死者3人。蒋彦永为真相被刻意掩盖感到吃惊和愤怒。经过进一步调查确证后，他致函央视和凤凰卫视，反映疫情真相，惜未播出。其后接受闻讯采访的国外媒体，北京疫情始得以公开披露，引起中央高层高度关注，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被撤换，北京抗击SARS从此走上正轨。

在英国，警察发现有罪案发生时会以吹哨来唤起同伴和民众的注意。这一行为引申到社会学领域，人们将那些揭示事件真相，揭露社会丑闻和弊端，以唤起民众关注的人称为“吹哨人”。武汉8名“造谣”医生，同蒋彦永一样，无疑是武汉疫情的“吹哨人”。非常遗憾，8名医生没有前辈蒋彦永那样幸运，他们的哨声刚一发出即被消声，未能传播出去，为广大的民众所知晓所关注。也因此，武汉的命运比当年北京更悲催。

据肺炎地图，截止本文写作时的2月7日11时30分，武汉确诊病例11618，死亡535。在这里，我们也不妨设想，如果8名医生关于新型肺炎的消息未被作为“谣言”处理，而是一传十、十传百，以当今互联网信息的高速传播，不出三至五天就会遍及武汉全城，那么，武汉又是怎样的情形呢？如是这样，可以肯定，接下来：一、以当年SARS的高传染性和致命率，人们对其闻而色变，仍有后怕，自会引起高度警惕与防范（如“谣言”所提示的，戴口罩；当然也免不了一定程度的恐慌）；二、大规模的网上舆情和民众一定程度的恐慌，逼迫、促使当地政府不得不予以高度重视，直面疫情，采取对策，出台方案，制定防范措施，时间当在一月初或上旬，而不是如今的一月下旬。这提前了十天半个月时间的防范举措，正是防范疫情扩散的最佳黄金期，可以阻断因无知流动而带来的潜在感染，当以成千上万计，如此，其后续发展也就大致可在掌控之中，而断不会出现像今天这样如此被动、失控的恐怖局面。

其实，从媒体梳理可知，12月1日金银潭医院已收治首例病人，10日另有3人发病，30日武汉卫健委发布内部通知：武汉出现不明肺炎，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31日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抵达武汉，同日武汉卫健委公开通报27例不明肺炎。这就是说，武汉政府部门对对疫情信息其实是有充足了解的。

那么，明知已有类似SARS的疫情出现，政府有关部门何以还要将传播有关这一疫情信息的8名医生视为“造谣”而处理呢？

原因固有多种，如维稳第一的社会管治要求，报喜不报忧的信息舆情偏好，但归根结底，乃是宪法第35条规定的“言论自由”的虚置与缺失。言论自由于正常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性，有识之士已述备矣，这里，另引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的一段话，作为借镜，也作为本文结束：“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阿马蒂亚·森有力的证明了，饥荒不可能在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度出现。因为并非食物总体上的缺乏导致了饥荒，更主要的原因在于贫穷地区的穷人缺少获得食物的途径。而言论自由可以将这些问题曝光，问题一旦曝光，舆论和公众都无法再容忍政府对这些问题无动于衷。”

2020年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