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界是自主的和独立的社会集团，还是一切社会集团具有知识界自己本身的、特别的范畴？这个问题是复杂的，因为形成不同知识界范畴的真正历史过程，至今采取了不同的形式。
这些形式中的两种形式是显著的：
（1）所有社会集团，既产生于历来经济生产基础之上，也就同时有机地给自己造成一个或几个知识界阶层，这种阶层使知识界不仅在经济上、而且也在社会政治领域具有其自身作用的同一性和意识：企业主—资本家和自己一道创造出工业技术人员，政治经济学专家学者，新文化、新法律等等的组织者，指出下面的事实是必要的：企业家也是社会高级产品，这种产品的特点是众所周知的组织能力和技术能力（就是从事知识活动的能力）：他不仅应当在其活动和创举的直接范围中，而且应当在至少是接近经济生产的其他范围中具有某种技能（他应当是众人的组织者，是他的事业的参加人、他的商品的买主等等“信任”的组织者）。
如果不是一切企业主，那末，至少是优秀的企业主，应当拥有一般社会、社会所有复杂服务机构直到国家机关组织者的能力（由于有必要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以扩大本阶级），或者至少应当拥有选择《掌柜的》（专职人员）能力，把在一般企业界限外的相互关系方面的这种组织活动委托给他们。可以指出，每个新阶级随自身以创造并在自己逐步发展中形成的“有机的”知识界代表人物大部分是新阶级使之出现的新社会型基本活动各方面领域中的“专家”。
封建老爷们也其有某种技术的能力（特别是在军事活动方面），正是从贵族在军事技术方面丧失垄断权的时候起，才使封建制度的危机开始。但是封建世界知识界的形成，也正如更早的希腊罗马世界一样，是一个应当独立研究的问题；这种形成和产生所走的道路，应该具体地予以研究。例如，应当指出，农民虽然在生产界也起重要的作用，但并没有产生本身的“有机的”知识界，并且没有使任何一个“传统的”知识界阶层和自己“同化”，而其他社会集团却把许多知识分子—农民出身者纳入自己的队伍，因此，大部分传统的知识界是农民出身的。
（2）但是所有“重要的”社会集团，从作为其发展产物的以前的经济基础走向历史舞台时，至少在以前的历史中，能够找到早已诞生的知识界范畴，这是历史发展连续性的证明，甚至社会的和政治的形式最复杂而激烈的变化也不能违反的。
这类知识界最典型的就是教士，他们在漫长的时期中（在也具有这种垄断权部分特征的整个历史时代），篡夺了某些社会活动的重要方面的地位；宗教的意识形态，即当时的哲学与科学，包括学校、教养、道德、司法、慈善事业、社会救济等等在内。教徒的范畴，可以看做知识界的范畴，他是与土地贵族有机地联系起来的：它在法律上与贵族相等。它与贵族同样参加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剥削，也享有与所有制联系的国家特权。
但是，教士在上层建筑范围内的垄断权，并不是不经过斗争而坚持的，也绝对不是无组织地保留的；其他范畴的产生（在各种不同的应当调查研究的形式上）也被以上情况所说明，而促进其他范畴发展的，是君主中央集权的加强，这种加强是专制制度所完成的。披着带有其自身特权的托加的贵族的形成，行政人员等阶层的形成，就是这样逐渐来的；学者、理论家和哲学家—非教会服务人员等等也是这样逐渐形成的。
在这些各种不同范畴的传统的知识界中，活跃着“行会的精神”，因为他们感觉到自己连续不断的历史继承性，和自己“特殊的本质”，所以他们也认为自己是仿佛自动的，并且独立于居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这种“孤立的立场”免不了在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中走得很远的后果：所有唯心主义哲学和这种知识界社会综合体所站的立场，很轻易地给合起来，并且被判定为社会乌托邦的表现，知识分子适应乌托邦，认为自己是“独立的”、自动的，其有自己的特点等等。
但是，应当指出，如果教皇和教会高级人员认为自己对耶稣和使徒比对元老安尼耶里和别延尼有更多的联系，那么，例如这对秦梯尔和克罗齐就没有关系了，克罗齐特别感觉到自己和亚里士多德及柏拉图有巩固的联系。但是他并不隐瞒他也和元老安尼耶里及别延尼有联系，而且也正是在后者之中找到克罗齐哲学最显著的特点。
“知识分子”概念“最大限度”界线是怎样呢？
可不可以找到一种统一的范畴，用以鉴定知识分子活动的所有不同的和单独的形式，同时用以决定这种活动和其他社会集成活动之间的本质的差别呢？
在我看来，最通行的方法论的错误，就是企图在知识分子活动的本质上，而不是相反，在各种关系体系的总和上找寻这种区别的标准，因为知识分子（以及从而他们所代表的集体）处于各种社会关系的一般的总体之中。实际上，例如，工人、无产阶级的显著特点，并不在于他从事手工劳动，而在于他是一定条件下，一定社会关系下，从事这种劳动（我们暂不考虑这种想法，即纯粹的体力劳动并不存在，甚至泰勒关于“驯化猩猩”的说法也是一种譬喻，指明某种方向上的极限，在任何体力工作，甚至最粗笨和最机械的工作中，也存在着最低限度的技术熟练程度，最低限度的创造性智力活动）。上面已经指出，企业家由于他执行的职能本身的性质，在某种程度上应该具有智力性的熟练程度，可是企业家的社会面貌，不是由智力性熟练程度所决定，而是一般的社会关系所决定，也正是社会关系说明了企业家在生产中的地位。
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肯定说，一切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不是一切的人都在社会中执行知识分子的职能。
实际上，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之间的差别，仅只在于知识分子职业范畴直接的社会作用方面，即是考虑特殊职业活动所在重心的方向——智力工作还是使用神经—肌肉力量。这就意味着如果可以说知识界，那末就不能说非知识界，因为非知识界并不存在。但是知识—脑力工作和使用神经—肌肉力量的关系本身，并不是常常一样的，因而有特殊智力活动的各种不同的阶段。所有智力干预可以排除的那种人类活动是没有的，homo faber不能和homosapiens分开。最后，除自己的职业界限外，每个人都在发展某种智力活动，是“哲学家”、艺术家、具有一定兴趣的人，各有一定的世界观，从而对拥护或变更世界观，即是唤起新的思想方式，起着一定的作用。
因此，建立新的知识界阶层的问题，归结起来，是要使某种程度上每人所具有智力活动予以批判地改造，变更智力活动和神经—肌肉活动的比例关系，在新的水平上规定它们之间的平衡，而且要使神经—肌肉活动本身，成为新的和有目的的世界观的基础。因为神经—肌肉的活动是不断更新体力活动社会界的一般实践活动的要素。传统的和庸俗化的知识分子典型，可以看成文学家、哲学家、艺术家。因此，自认为文学家、哲学家、艺术家的新闻记者，也把自己看成“真正的”知识分子。在现代世界，和工业劳动（那怕是最原始的和非熟练的工业劳动）关系密切的技术教育，应当形成知识分子新型的基础。
《新秩序》周报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工作的，它力图发展新知识论的某些形式，并规定新的概念，而这一点并不是它成功的最后原因，因为这样的提法符合隐蔽的愿望，而且与实际生活形式的发展协同一致。成为新的知识分子的可能性，并不是更加依赖于娓娓动听——外表上活跃一时的激奋与热情的媒介物，而是依赖于“不停地坚信事业”的——不仅是夸夸其谈的，而且是提高到抽象—数学精神的作为建设者、组织者和实践生活积极的溶合，必须从劳动活动形式上的实践，推进到科学活动的实践以及历史的人道主义的世界观，没有这种世界观，就仅仅是一个“专家”，而不是一个“领导人”（专家+政治家）。
由此可见，为实现知识界实际作用历史地形成人们专门化范畴，这是联系一切社会集团，特别是联系其中最重要社会集团形成的，并且要适应居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的发展，而加以最广泛和复杂的改造：在建立自己统治地位上发展着的每一集团最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它为同化和“意识形态”上战胜传统知识界而斗争，——这个集团同时形成自己有机的知识界越有力，则同化与战胜的完成更加迅速，也更加有效。
从中世纪世界中崛起的社会上学校与教育—启蒙活动（广义上说）得到的大规模发展，表明当代世界知识界和被他们完成的职能，具有怎样的意义，正如以前人们企图加深和扩大任何个人的“知识性”一样，现在人们力图增大专业的数量，并使之更加完善。各级教育机关，直至负有推进所谓“高级文化”使命机关每一科学与技术部门中的教育，就是这样的结果。
学校是培养各级知识界的手段。各个不同国家知识界所完成的职能的复杂性，客观上可以用专门学校的数量及各级专门学校的人数来衡量：学校“分布区域”越广泛，学校“垂直阶梯”越多，则一定国家的文化界、文明越复杂。工业生产范围中有个一定的比较尺度：用以衡量国家工业化的，是机器制造业的技术装备、制造机器与机器制造工业等等适用工具时采用的工具与最精密仪器的生产技术水平。拥有最优良设备为实验室制造仪器，并且为检验这些工具出产机器的国家，可以称之为工业技术方面最先进的国家，最文明的国家等等。由此可见，就是在培养知识分子和为此目的而成立专门学校，也可以比较。这里能够作为类似尺度的，是教育机构和学校的高度文化。尽可能更广泛地普及小学教育，和千方百计力图鼓励增加中学数量，不能不适应最严格的文化技术专门化。自然，为培养最高级的和不同知识专业工作者而建立更可能广泛基础的这种必要性——即是给予高度文化与高度技术以民主的结构——还不免具有困难：例如，发生广泛危机、知识界中等阶层失业的可能性，正如现代社会中，这种情况也实际上发生。
应当指出，在具体实际上知识界许多阶层，并不是在抽象民主基础上形成的，而是适应最具体的传统历史过程形成的。根据传统“产生”知识分子的那些阶层形成了，而这些阶层正是在“储存”中平平常常地专门化的那些阶层，也正是中小土地资产阶级以及中小城市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各种类型学校（古典的和职业的）在“经济”领域范围内不同的分布和这些阶层各种范畴不同的意向，决定着或者更确切地说，提供出各部门专家“产生”的形式。例如，意大利乡村资产阶级基本上“产生”国家官吏和自由职业者，而城市资产阶级优先“产生”工业技术人员，因此，北部意大利产生“技术人员”，而南部意大利产生官吏和自由职业者。
知识界与生产界之间的相互关系，决不是基本社会集团所具有的直接的相互关系，它们在各种程度上是全社会“中介”的结构，是上层建筑的综合，知识分子也就是上层建筑的“活动家”。可以衡量各种知识界阶层“有机性”的程度，衡量它们和基本社会集团或多或少的密切关系，而从下到上纪录职能和上层建筑的顺序（从结构的基础到上面）。可以指出两个巨大的上层建筑“平面图”：一个平面图可以称之为“公民社会”，即俗称“部分”的有机体的总和，一个是“政治或国家社会”平面图，适应于这个平面图的，是全社会统治集团的“领导”职能和“直接统治”职能，或表现在国家活动和“合法”政府活动上指挥的职能。这些职能，正是有组织的和相互联系的。知识分子是统治集团的“管家”，用他们来实现服从于社会领导和政治管理任务的职能，就是：（1）保证广大人民群众“自由”同意基本统治集团所提供的社会生活方向——统治集团的威信（因而也就是给与统治集团的信任）“历史地”产生的同意，统治集团的地位及其在生产界的职能所规定的同意；（2）执行国家机关的强制作用，“合法地”加强对那些都不积极或消极“表示同意”的集团纪律，这些机关在预见当“自由”同意一旦消失时，指挥与管理有可能发生危机点，而为全社会建立的。
这样提出问题的结果，就是很大地扩充了知识分子的概念，但是，只有这个方法才能首先具体达到接近真理。这样的提出问题的方法大声疾呼反对等级的成见。当然，社会领导与国家统治同样的组织职能，给予一定社会职能，从而给予专业整个次第以地位，并且其中某些专业已经没有任何指示性或组织的使命：在社会和国家领导机构中，存在着一系列的职务，其使命是为了完成体力的和纯粹执行性的职能（这些职务的使命，是为了维持秩序，而不是为了提出想法或意见，是代理人的职务，而不是官吏或职员的职务等等）。但是做出这样的区别显然是必要的，也正如做出某些其他的区别是必要的。实际上，从智力活动内在的内容观点看来，也应该把这种活动按阶段划分，这些阶段——如果推到极限——提供真正的质量上的差别：应该摆在最高级阶段的，是各种不同科 学、哲学、艺术等等的创造者；应该摆在最低级阶段的，是已经存在的、传统的、前此积累的知识财富的“管理者”和推广者。
现代世界知识界的范畴，在这样的理解它的时候，就极大地扩充了。现代社会的民主—官僚主义制度，产生了大批知识分子，他们的存在，并不总是证明社会生产的需要，纵然对重要统治集团政治上需要是必然的话。罗里阿表述的非生产“工作者”概念从此开始（对谁和对何种生产是非生产的？），如果考虑到这大批人滥用自己地位，以便从国民收入中提取巨款而占有的话，这种概念可能部分是对的。这种知识界大规模地形成，无论在他们个人熟练程度上，无论在他们心理方面，都使个体标准化，并且也在所有其他标准化总量上，确定了同样的现象：引起保卫工会组织必要性的竞争、失业、学校的生产过剩、移民等等。
城市型与乡村型知识界地位的差别
城市型的知识界是与工业一齐成长的，因而与工业的命运相联系。工业的作用可以与下级军官在军队中的作用相比拟：在制订生产计划上工业没有什么独立的创造。它是工人群众与企业主间的联系环节，力求及时完成工业参谋总部所规定的生产计划，控制工作的基本部分。城市知识界的中等阶层是很标准化的，而高等阶层则日益与工业的参谋总部相融合。
乡村型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是“传统性”的，即是与农民的社会环境相联系，与还没有形成、没有利用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城市（特别是不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相联系：知识分子的这种典型，规定着农民群众与国家及地方（律师、公证人等）行政机关的联系，正是由于自己的这种职能，就起着巨大的社会政治作用，因为职业的中介作用很难和政治的中介作用分开。此外，乡村知识分子（教士、律师、教员、公证人、医生等等）处于中等生活水平，更高的或极端不同于中农的水平，因此在这种知识分子看来是他梦寐以想的社会典范，所以力图摆脱自己的处境，而改善自己的地位。农民总是想着至少他的儿子成为一个知识分子（特别是成为教士），即是成为“先生”，这样升到更高的社会阶梯，与他的家属一齐提高，因为他可以确定与其他“先生”的关系，这就改进了自己家属的生活。由此可见，农民对知识分子的关系是二重性的，看来是矛盾的；他饮佩知识分子和一般国家官员的社会地位，但有时却显出蔑视后者的样子：在他的钦佩之中，下意识地渗透着忌妒的因素和怀有敌意的因素。
如果不注意、不具体而深刻地研究农民实际从属于乡村知识界：农民群众一切有机的发展直到某种限度，都与知识界的运动相联系，并且依赖于它们，就丝毫也不能理解农民的集体生活，存在于其中的发展的萌芽和酵母。城市知识界是另外一种情况：工厂或制造场的工程师和技师不对工人群众发展任何政治活动，或者至少这已经是经历过的阶段；有时也恰好发生相反的情况——这些群众至少通过自己本身有机的知识界对技术专家实现政治影响。
问题的中心点还是确定任何基本社会集团有机知识界范畴和传统知识界范畴之间的差别——产生一系列问题和新的历史研究可能的差别。
最有兴味的问题是——如果从这个现点来研究的话——现代政党、其实际发生、其发展，其形式的问题。从知识界问题的观点看来，政党是什么？这里必须做某些区分：（1）对某些社会集团，政党不外是前者所固有的选择自己有机知识界范畴的手段（知识界考虑到该社会集团形成的积极活动与发展的一般特点与条件，只有这样才形成并且可能形成），是直接在政治与哲学领域内，但只不在生产领域内选择；（2）对一切社会集团，政党是公民社会内执行与国家在政治社会内以更广泛更综合程度执行的同样的职能，政党关怀着一定的——也正是统治的——集团有机知识界与传统知识界之间联系的加强。政党之完成这个职能，依赖于自己的基本职能，这个职能归结起来是培养自己的干部、一定社会集困（作为“经济”集团发生和发展的）分子，直到把他们变成熟练的政治知识分于、领导者，各种形式活动的组织者和整体社会——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有组织发展所具有的职能的执行者。甚至可以这样说，政党在自己的范围中执行自己的职能，比国家在更广泛的领域中执行自己职能，更加完全、更加有组织；成为一定社会集团政党党员的知识分子和这个集团有机的知识界溶合起来，和它更巩固地联系起来，而知识分子在国家生活中却是软弱无力地参加，有时简直是微不足道地参加。但是许多知识分子，恰好相反，认为他们什么人也是国家。这个意见因为赞成的人们是极其众多的，就另一次引起显著的后果，而对实际上是国家的基本经济集团，召致不愉快的麻烦。
“政党的全体党员应当看作知识分子”。这个断言可以提供笑话和讽刺的借口，而且如果仔细想一想，简直什么也不能更加正确了。应当要做各种程度的划分：党能够具有比较多数的成员，具备比较高尚的品格，但是重要的并不是这一点；重要的是党应当实行领导和组织作用，即是教育的、精神力量的作用。商业家成为政党的党员，不是为了大大有利于做生意，工业家成为政党的党员，不是为了用最小的开支而生产更多的东西，农民成为政党的党员，不是为了掌握新的耕作土地的方法，纵然政党在某种关系上也能够满足商业家、工业家和农民的这些要求。工会在某种限度内适应这些目的，在工会中，商业家、工业家、农民的经济—团体活动，找到了最合适的范围。属于某一社会经济集团的人们，在政党中克服他们历史发展中的这些因素，成为无论就其性质上是国家的以及无论国际的一般活动的传导者。无论在国家历史的特别基础上，无论在不同民族范围内各种最显著社会集团、特别是经济活动主要为生产活动的那些集团发展的基础上，由于对知识界有机的和传统的范畴发展道路具体历史的分析，政党的这一职能的性质应该成为更明白的了。
传统知识界的形成是最有兴趣的历史的问题。当然，传统知识界和古典世界的奴隶制相联系，也和罗马帝国社会组织内部的希腊的和东方出身的被解放的奴隶的地位相联系。
注释: 从共和国时代并且到帝国以前（从贵族—团体统治到民主—官僚主义统治）罗马知识分子社会地位条件的变化，和恺撒是联系的，他对医生和自由艺术教师给以公民权，为了使他们更愿定居罗马，并召徕其他人。Omnesque medicinam Romae professos et liberalium artiumdoctores, quo libentius et ipsiurbem incolerent et coeteri appeterent civitate donavit（斯维托尼：《恺撒传》4页）。因此，恺撒给自己提出了任务：（1）使知识界附着罗马，他们已在那里定居，通过这种办法建立一个永久的范畴，因为没有这个范畴的稳定，便不可能建立文化的组织，有地位的知识界的动摇，必须结束等等；（2）把全罗马帝国优秀知识分子吸引到罗马，实行大规模集中化。在罗马的“帝国”知识界范畴，就这样开始了，他们在天主教教士中找寻自己的继承人，并且在意大利知识界全部历史中留下了如此的痕迹，它的显著特点，直到十八世纪，就是“世界主义”。
罗马帝国颇为众多的知识分子与统治阶级之间这种不仅社会的、而且国家的、种族的裂痕，在帝国崩溃后，作为日耳曼军人与罗马化出身知识分子，即解放了的奴隶那种范畴的继承人之间的裂痕而重新诞生了。和这些现象交织在一起的，是天主教与教会组织的发生与发展，教会组织在许多世纪中使大部分智力活动服从于自己的利益，并且将来实行对文化领导的垄断，对那些想着反对或逃避这种垄断的人，就结合上惩罚性的制裁。意大利的知识界依时间而定或多或少地执行了世界主义的职能。
我指出的那些差别，在许多国家，至在最重要的国家知识界发展中，立即引起注意；但是应当事先知道：这些意见必须受到检验，并加以深刻化。
对于意大利，中心事实正是它的知识界执行了国际主义的，或者世界主义的职能，这种职能就是从罗马帝国崩溃起到1870年半岛所在的支离破碎、不相往来情况的原因和结果。
法国提供了全民族力量，特别是知识界范畴和协发展的完美的典型。当1789年新社会集团出现于历史政治舞台时，它已做好完全准备，以便执行全部社会职能，因此，它能为民族的总体统治而斗争，不去和旧阶级作实质的妥协，恰好相反，使旧阶级服从自己的利益。新型知识界最初基层组织是随新经济最初基层组织诞生的：甚至教会组织本身也经受它们的影响（教皇权力限制主义，教会与国家之间最顽强的厮杀）。知识界组织的这种强大，说明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法国文化作为国际主义与世界主义思想辐射器的作用，在其帝国主义与霸权主义性质下有组织进行的扩张，因而和意大利文化扩张截然不同的作用——意大利文化传播到其他国家，是经过它的代表人物移居于其他国家的途径的——这种扩张没有对本民族的基础给以反作用以便加强它，恰好相反，是力图使建立巩固的民族基础成为不可能。
英国知识界的发展和法国大不相同。在现代工业化主义基础上诞生的新社会集团，有可惊的经济—集团的发展，但在智力—政治领域却是摸索着前进的。有机知识界的范畴是很广大的，他们产生在真正同样的工业基础上，也就是经济集团本身，但在更高级的范围内几乎保存了旧土地阶级的垄断地位，后者虽丧失了经济上首要地位，却长期保存着政治—智力的优越性，并且和掌权的新集团相溶化，作为“传统的知识界”并且作为领导的阶层。古老的地主贵族仿佛借助于“缝合”而与工业家联结起来，在其他国家中这种缝合恰好是传统知识界和新的统治阶级结合起来。
英国的这种现象在德国也看到，这种现象在德国因其他历史的和传统的因素复杂化了。德国也正如意大利，是一个普遍主义的、超民族的研究所占统治地位的地方（“日耳曼民族神圣罗马帝国”），也是同样意识形态的地方。德国对中世纪世界城市给以一定数目的活动家，使自己内部力量缺少；德国纠缠于厮杀，转移了民族统一问题，并且支持了中世纪时代领土割据，工业的发展是在严格的半封建外壳之下进行的，这种外壳一直存在到1918年11月，并且容克贵族保持了自己政治—智力优势，比英国同样集团的优势显然要更加强大。他们是德国工业家的传统的知识界，但是具有特权，并且坚决相信，他们是独立的社会集团，因为他们坚持掌握比英国更多“生产成效”的土地。普鲁士容克贵族类似军事—祭司等级，几乎拥有政治社会中组织领导职能的无限垄断地位，但同时他们有自己的经济基础，而不专门依靠居统治地位的经济集团的慷慨无私。此外，和英国土地所有者不同，容克贵族是巨大常备军军官成员所由以构成的一些人，这就给与他们稳定的组织干部，使之保持集体精神和政治垄断。
在俄国则出发点完全不同，政治和经济—贸易组织，是诺尔曼人（瓦兰人）建立的，宗教组织是拜占庭希腊人建立的；后来德国人和法国人又把欧洲经验带给俄国，并且给予俄国历史的“肉冻”以最初真正的骨头。国家的力量是惯性的、被动的并且易于接受的，但是可以说，正是因此，它们完全同化了外国的影响以及外国人本身，把外国人俄罗斯化。在晚近历史时期发生了反作用：由最积极的、精力充沛的、有事业心的和有教养的人组成的杰出人物（élite）出国，掌握西方更先进国家的文化和历史经验，同时并没有丧失本国文化最重要的特点，即是没有和自己的人民断绝精神联系和历史联系；由此可见完成了自己的智力培养后，他们返回国内，强制人民奋起觉醒，迅速前进，为自己扫除障碍。在这种杰出人物（élite）与被输入的德国人（例如，彼得大帝）之间的差别，在于后者实质上具有人民—民族性质：俄国人民的惰性被动不可能套住后者，因为后者本身就是对这一历史惰性的精力充沛的俄罗斯的反应。
在另外的基础上，并且在完全不同的时间与地点条件下，这种俄罗斯的变态可以与美国（合众国）的诞生相比拟：盎格鲁撒克逊移民也是智力上的杰出人物，特别是在精神方面。自然需要谈谈最早的移民，谈谈拓荒者，英国宗教与政治战争的参加者，战败者、但在他们的祖国并不是被贬低者和受压制者。他们随自己一齐带到美洲的，除精神和意志力量外，还有某种程度的文明，某种阶段的欧洲历史进化，进化被这类活动家移植于美洲处女地之后，继续发展包含于其自然界的种种力量，可是发展的速度要比古老的欧洲更加无比地迅速，欧洲存在着一系列限制（为一定的居民集团所创立的政治、经济、智力、道德限制——不愿消灭的过去制度的种种残余），这种限制阻碍着迅速的与平衡的进步，阻碍着创造精神，把它随时间和空间而溶化了。
应当指出美国在某种意义上缺乏传统知识界，因而一般说来，不同的知识界范畴异常平衡。在工业的基础上，发生了一切现代上层建筑的紧密的体系。平衡的必要性的决定，并不是把有机知识界和传统知识界混合起来的需要（传统知识界并不是作为结晶化的，仇恨新事物范畴存在的），乃是要求把不同民族出身移民带来的不同类型文化，一齐熔合于民族单一文化的坩埚之中。在古文明各国中铭记不忘的传统知识界重要阶层的缺乏，部分地说明：只有两个大政党存在，它们事实上很容易归为一个政党（这里与法国比较是合适的，并且不仅与战后法国比较，那时政党数量的增加，成为普遍现象），——与此相反，宗教派别无限地增多。
在美国还看到了一个应当研究的有趣的现象——可惊的大量黑人知识分子的形成，他们掌握美国的文化和技术。应当想到这些黑人知识分子能够对非洲落后群众给以间接影响，也应当想到直接影响，如果存在以下设想中之一的话：（1）美国扩张主义利用美国黑人作为其代理人来夺取非洲市场并且推广（在非洲）自己类型的文化（在这个范畴内已经做过些事，但是我不知道程度如何）；（2）美国人民争取统一的战争尖锐化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引起黑人的大批移居国外使最为独立自主和精力充沛的知识分子返回非洲，因而他们更少愿意服从比现代道德规定还更加有损尊严的可能的立法。在这些条件下发生了两个基本的问题：（1）语言问题，英语能否成为非洲的先进语言，统一现存方言的分散状态？（2）这种知识分子能不能具有同化的和组织的能力，达到这样程度：以便使至今被蔑视的民族的原始情感成为“民族的”的情感，把非洲大陆的重要性提高到创作推动统一的神话，到对全体黑人是共同的祖国的作用？在我看来，美洲黑人将来必须具有否定比肯定为多的种族的和民族的精神；这种精神将在自人旨在实行孤立与排挤黑人斗争中诞生：但直到十八世纪初叶对待犹太人不正是这样吗？已经美国化的利比里亚使用正式英语，可以成为美洲黑人的锡安，具有变为非洲皮埃蒙特的倾向。
至于南美和中美，在我看来，这些国家中的知识界问题需要研究，考虑以下的基本条件：这里也不存在广大传统知识界范畴，但这里的情况并不象美国那样。实际上，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文明，是这些国家发展的基础，其特征是反宗教改革和寄生性的军国主义。这些已经成熟的，迄今作为教士和军阀存在于国内的社会阶层，是欧洲祖国传统范围内僵化的传统知识界范畴。工业基础很窄狭，没有发展了复杂的上层建筑；知识界基本群众是乡村型的知识界，因为在国内经济上起统治作用的是大地产和广大的教会领地，所以，这些知识分子与教士和大地主相联系。民族成份甚至在白人中也不一致，而相当多的印第安群众更要复杂，他们在这里某些国家中构成居民的大多数。一般说来，可以说，在这些美洲各地区还存在着天主教与政府斗争时期和德雷福斯案件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世俗的和资产阶级分子还不能达到使教权主义与军国主义者利益与势力服从现代国家的世俗政策的阶段。这样一来，由于反对伪善就有了共济会的巨大影响和象“实证主义教会”那样的文化组织的典型。
后来时期（1930年11月）的事件——从墨西哥政教斗争的卡里斯到阿根廷、巴西、秘鲁、智利、玻里维亚的人民—军事起义，都表明了这种意见的正确。
知识界范畴的形成和他们与国家势力的相互关系的其他种种典型，可以在印度、中国及日本找到。日本知识界是按英国或德国典型形成的，即是在封建官僚外壳内发展的工业文明基础上发生的，并具有自己的特点。
中国特有的那种文字，表示着知识界完全与人民分开。印度与中国的知识界和人民之间的巨大距离，甚至表现在宗教方面。各种信仰与同一宗教在杜会各阶层——特别在僧侣、知识界与人民中——接受与信服的不同的问题，一般应当彻底地研究，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差别到处可见，虽然在东亚各国可以遇到最为极端的情况。
在新教徒各国，这些差别相形之下不大（教派的繁多与知识界和人民要求充分一致有联系，这说明在高级组织范围内，人民的真正认识是很不清楚的）。
这些差别在天主教各国是很显著的，但是这里它们也不是到处一致的：天主教德国和法国不那么大，意大利、特别是南部与群岛有点大，伊比利安半岛和拉丁美洲各国是特别大。在正统的各国中，这种现象以更大的规模表现出来，那里必须谈到同一宗教的三个等级：高级教土和修道士，世俗教士和人民——而在东亚竟达到荒谬的程度，那里人民的宗教和书本的宗教毫无共同之处，可是两种宗教都是同一个名称。
*本文节选自葛兰西《狱中札记》第四部分“知识界的形成”“城市型与乡村型知识界地位的差别”，葆煦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