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正创新是新时代的要求。习近平向中国知识界提出了守正创新的要求：“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守正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创新是按照新时代的要求运用各种办法解决问题，创造简明的新概念、新命题，建构符合事实、逻辑一致的新理论。
一百多年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七十多年的探索为中华学者建构社会主义创新理论创造了优越条件，但中华学者能否完成这一伟大使命依赖于其自身的选择和中国共产党所提供的外部环境。
学者自身的选择包括四个方面。首先是初心。守正创新首先需要心正，也就是认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中国读书人一直自视甚高，总觉得高人一等。西汉时期，汉武帝接纳董仲舒“独尊儒术”的主张，奠定了皇帝与儒家贵族共同统治绝大多数黎民百姓的封建制度。儒家贵族仅仅是读四书五经的读书人，其之所以有价值就在于“儒者难以进取，可与守成”（叔孙通语）。中国政治两千多年一直没有变化，与儒家倡导的三纲五常的等级观念直接相关。中国古代读书人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难以接受社会主义。毛泽东在1925年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就没有将知识阶级当朋友，甚至于将大学教授当敌人。1956年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中国读书人的地位堪忧，被称为“臭老九”，反右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对中国读书人的伤害更是难以估量。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团结、教育、改造”；改革开放后，知识分子政策发生大转弯，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大背景下“充分信任，放手使用”。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后要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成功的经验，中国读书人从原来以读古书“之乎者也”为荣变为现在以读洋书“马曰美云”为荣。反右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读书人的悲惨经历为知识分子批判社会主义和共和国奠基人毛泽东提供了素材。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读书人的主要贡献在于翻译，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主义学习吸收西方资本主义精华的过程，资本主义的价值是自由主义，中国读书人普遍接受了自由主义，用自由主义批判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几乎成为大学教师的共识。中国读书人只是在封建社会中才有比较高的地位，因为那时候读书识字人少。在两千多年的中国皇权大一统时代，“学而优则仕”更加提高了读书人的社会地位。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教育逐渐普及，不管是读本国古典还是读外国书，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传统读书人的价值都是非常有限的。中国传统读书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地位远远低于在封建社会，自以为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地位就会高起来，这只是一厢情愿，实际上地位可能更低，这可以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传统读书人基本上是批判资本主义得到佐证。其次是科学精神。马克思深刻认识到资产阶级倡导的政治解放不能实现人的解放，宣告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并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但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决定了马克思没有也不可能解决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实现人类解放的问题。一百多年世界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已经为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提供了前提。科学精神，也就是实事求是精神，是西方文明的精髓。中国知识界学习西方应该是用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找出社会规律和人类发展规律。坚持科学精神做学问，有三条基本要求：一、没有问题，不写论文。理论是解决问题的，问题可以是理论上的也可以是实践上的，理论上的问题归根结底也是从现实中提出来的。不写无病呻吟的文章。二、没有新命题，不写论文。任何新的理论都有新的概念和新的命题，概念和命题是分层次的，有基本概念和派生概念，命题有公理或假设和推理产生的次级命题。理论体系由命题通过逻辑推理建构而成，新的理论从新的命题开始。译文或者介绍评论不是论文。三、没有论证，不写论文。论文不是随笔散文。论文是论证新的命题。论证是基于事实产生的基本命题或者假设通过逻辑推理支持的，而非仅仅引用经典进行论证。任何新的理论都需要引用已有成果，但引用是基于对事实的认同，而非作者的权威。对于学者来说，事实和逻辑是最大的权威。令人遗憾的是，绝大多数中国读书人只是以西方书为标准来评判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古书所记载的是适合古代的知识，洋书所记载的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知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践，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基本上只沉浸于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经典主要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不能解释和指导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并不奇怪。社会主义国家知识分子的守正创新应该以毛泽东的谆谆教导为指导思想来建构现代社会主义理论：“知识分子接受前人的经验，主要是靠读书。书当然不可不读，但是光读书，还不能解决问题，一定要研究当前的情况，研究实际的经验和材料，要和工人农民交朋友。”为了让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对中国社会主义有切身的了解，高校或者科研院所可以要求他们有半年到一年在农村、工厂或者党政部门脱产工作的经历，作为职称评定的硬性规定。中国读书人如果一直停留在“子曰诗云”或者“马曰美云”之中，以为“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或者“美国宪法包治百病”，只会落得可怜可悲可笑的下场。中国读书人只有认识到自己只是现代社会分工体系的一部分，与工人、农民只有分工之别没有贵贱之分，像西方现代知识分子一样创造新知识和传播新知识，才能在社会主义国家找到合适的位置。然后，学者应以建构为志业。很多中国学者将批判捧得很高，以批判为志业，实际上批判是容易做的事情，因为任何制度和任何理论都是有缺陷的，找出理论的缺陷是轻而易举之事，也是学者最基本的素质。批判是为了更好地建构，能否建构出比已有理论更优的理论是关键所在，可以说，建构一个更优的理论胜过批倒一万个理论。当前我们急需建构尊重事实、逻辑一致的现代社会主义理论。最后是决心。韦伯说：“在学术领域中，只有纯粹献身于事业的人，才有‘人格’可言”“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人的生涯基本上以财富为前提，一个一贫如洗的年轻学者，要完全正视学术生涯的条件,需要超乎寻常的胆量”。学者要想进行理论创新，不仅仅是在现有理论上加一个“新”或者“中国特色”这么简单，而是需要全神贯注经过长期艰苦卓越的努力，并且有可能终生一无所获，理论创新的风险远远大于对已有理论的完善和阐释工作。我们可以将新时代守正创新学者的宗旨表述为“高举主义，研究问题，融通中外，创新文明”。高举主义就是高举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就是研究中国和世界的现实问题，融通中外是将古今中外的理论融会贯通，创新文明就是创造中华现代社会主义新文明。秦皇汉武奠定的中华古文明是以“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为原则建构的大一统皇权，超越了西方封建主义制度，领先世界两千多年。鸦片战争中，中华古文明不堪一击，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再留恋中华古文明。中华民族需要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原则下创造出超越西方资本主义能够引领世界的中华现代社会主义新文明。中华社会主义新文明应该以“人民当家作主，全面依法治国，党的全面领导，全面依规治党”为原则建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法治。
守正创新需要制度上的保障。守正创新不仅仅是学者自身能决定的，也取决于外部环境——因为学者生活在社会之中。中国人口基数大，同时有初心、决心、科学精神、愿意进行守正创新的建构型学者自然不在少数。学术制度好可以激励更多人从事守正创新，学术制度坏则大大减少守正创新的学者。首先是要党中央和全国人民需要真正认识到守正创新的极端重要性。信息社会中知识创新是引擎。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在应用知识上有独特优势，但在创新知识上有待改善。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领导一切。如果说共产党是大脑的话，那么知识界就是心脏。大脑和心脏都是判断一个人是否死亡的标准。一个国家就像一个人，每个人都只有一个大脑，人的大脑就是一台活生生的超级计算机，人的大脑需要输入和输出，神经从遍布全身的感受器向大脑发送信号以提供输入信息，通过发送信号告诉身体要做什么来提供输出信息。身体中的每个细胞都需要不间断地由周围空气供给它们氧气，没有氧气，大脑中的细胞在几分钟内就会死亡。为了保证氧气能够持续不断地供应，需要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配合。心脏是供应氧气的发动机，心脏是否强壮是判断身体是否健康的关键，信息社会中新知识的创造是社会活力的关键。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奉行自由主义，但知识界的创新必须有守正创新自由。当前的中国知识界要么是注释马克思主义经典和领导人的讲话，要么是搬运西方理论，不能基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进行理论创新。面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知识界必然会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和西方政治哲学进行质疑，质疑是创新的前提，中华民族应该有自信发展马克思主义，守正创新自由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党对知识界的领导需要通过制度给出底线和自由空间，避免“一放就乱”和“一收就死”两种极端。当前，一方面，习近平将创新提高到前所未有之高度，另一方面，官员们明哲保身，除非党中央已经有明确的说法，不敢有丝毫逾越。中国社会主义已经很好地在党的领导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治，也应该能够在党的领导下实现知识界的守正创新。社会主义国家可以为符合一定条件的学者开设“特区”，这种“特区”是“群体特区”而非“地域特区”，形成既有守正创新自由同时避免自由主义泛滥的知识分子制度。党中央和全国人大出台关于知识分子的党规和国法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其次是为守正创新提供制度保障，让创新性人才全神贯注于事业。现代社会是分工社会，建立尊重人才、特别是创新性人才的制度的原则很简单：让其全神贯注于事业。解决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的关键在于金钱激励和社会地位激励。真正的学者是以追求真理为志业的，学者可以“安贫乐知”，但学者有家庭和社会关系，需要解决温饱房子车子等物质条件问题和获得社会尊重，国家需要在经济上和荣誉上奖励在守正创新上取得成就的学者，这样可以鼓励更多的学者从事这样的工作。“学而优则仕”是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的症结所在。当前中国学术界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让稍微有点学术成果的学者去当官，从而断送了学术生命。学术是专业性工作，需要全身心投入才会有比较大的成就。给予有点成果的学者以官职就会分散其精力，使其前期的努力仅仅开了一点花而没有真正结果。按照常识，每个人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时，一个人当了官，用在学术上的时间精力必然减少，学术成果必然减少。然而，不少学者当了“学官”之后学术成果反而大大增加，官越大学问似乎也越大，根本原因在于当前的学术评价机制按照官职分配学术资源，“学官”的学术成果来自巧取豪夺，质量低劣是必然的。当前的“学官”制度使得学者将做学问当作跳板以谋取官职，然后通过官职掌握学术资源分配，从而选择做一些短平快学术以谋取更高的官位，掌握更多的学术资源。青年学子为了获得学术资源必然唯学术水平二三流的“学官”马首是瞻。学界本应是人类之公器，现在成了学阀林立的学术江湖，“学官”名利双收风光无限，守正创新的理论却越来越少。守正创新要求破除“学官”掌握学术资源的制度，让学者的归学者、官员的归官员，从而使得优秀学者不再趋之若鹜晋升为“学官”，而是全神贯注于守正创新。
中国知识界人数之多和原创性成果之少已经成为众矢之的，要改变这一状况，中国知识界需要发起一场守正创新运动。
2021年5月25日初稿于惠州
2021年6月09日修订于深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