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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言：2018年11月1日，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对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您对此次会议有怎样的认识？您曾提出“共同基础论”，对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关系作了系统的阐述，可否具体介绍一下这一理论的产生过程？

常修泽：民营企业座谈会是2018年中共中央召开的重要会议之一，习近平同志指出：“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这是一个重要和新颖的论断。这句话意味着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一样，共同构成我们国家的经济基础，建议大家对此要有更为深刻的思考，要凝聚到“共同基础论”这个思想上来。

对于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关系问题，我于2010年出版了《产权人本共进论》一书，在书中我第一次明确提出“共同基础论”，即“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是相得益彰、共同发展的，它们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

2013年10月，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我出版了《包容性改革论——中国新阶段全面改革的新思维》，在书中，我再次阐发“共同基础论”，“民营经济发展理论和模式需要有重大突破”，它有两个突破点，其中第一个突破点就是“共同经济基础论”，即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共同发展，“它们都应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基于这个想法，我提出产权制度需要创新，要包容国有与民营共同发展。

02

群言：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民营经济发展，但侵害民营企业产权和民营企业家利益的事依旧屡见不鲜，我们应如何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呢？

常修泽：实现民营经济的良性发展要坚持“两个保护”的原则，即保护产权和保护企业家。不论国有、民营，公有产权、私有产权，包括外资在华产权，都应以公平为核心，一律保护。实践中发生的侵害民营企业产权的行为，主要的还不是私权力侵害私产权，而是公权力侵害私产权。包括来自于公检法、政府的某些违约行为，如“新官不理旧账”等。

著名的“张文中案”就是典型的以公权力侵害私权力的案例。张文中是物美集团创始人，2006年遭到诬陷被捕，后以诈骗、单位行贿和挪用资金罪被判入狱十几年。在狱中他不断申诉，2017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决定依法再审张文中涉产权案件，并最终于2018年宣告张文中无罪。民营经济的良性发展离不开健康的法治环境，国家应保护企业家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对于历史上的一些不规范行为应按照罪刑法定原则，疑罪从无，让企业家卸下思想包袱，轻装前进。

有几个数字强烈刺激了我：2016年美国财政年度，美国政府对外发出投资移民签证9974张，其中发给中国的投资移民签证7515张，比重高达75.35%。众多民营企业投资商出走的原因很复杂，但有一点很关键，就是企业家预期不佳，信心不足。中共十九大前夕，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旨在为企业家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这一点至关重要。

03

群言：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是中国经济的两翼，而在不同发展阶段，民营经济所处的位置也发生着变化。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对民营经济发展的态度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变迁？

常修泽：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对民营经济发展的态度，与民主党派有直接关系。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在与各民主党派协商的基础上，主持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中包括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经济的所有制结构纲领。《共同纲领》指出，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将构成新中国经济的主要形式。这是一种与中国经济发展比较适应的所有制结构状态。但是，这种状态并没有坚持下去，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割资本主义尾巴”，个体私营都被当成资本主义，形成了国有经济几乎一统天下的格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新纪元，特别是邓小平同志1992年视察南方以后，民营经济迎来了春天。21世纪后，《物权法》颁布，意在明确产权的归属，发挥产权制度的效用，保护权利人的财产权。需要注意的是，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强调依法保护产权，尤其是民营企业产权。也是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在强调国有经济要“增强活力”的同时，还提出“民营经济要做大做强”，这是一个思想的突破。

04

群言：正如您所说，受政策的扶持，当前民营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民营企业的活力也得到进一步的激发。那么现实中，民营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是怎样的，其中反映出来的问题应如何应对？

常修泽：我是用“两只眼睛”考察中国目前的所有制格局，要一只眼睛看经济流量指标，一只眼睛看资产存量指标。从经济流量指标看，是民营占大头；从资产存量指标看，是国有资产占大头。

首先看经济流量指标：中国的税收50%以上来自民营企业，GDP的60%来自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成果70%以上来自民营企业，城镇劳动就业80%以上来自民营企业，市场主体90%以上是民营企业。截至2017年末，全国民营企业超过2700万家，个体工商户超过6500万户，注册资本超过165万亿元。从经济流量指标看，民营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已经超过了“半壁江山”。

再看资产存量指标：我在《所有制改革与创新——中国所有制结构改革40年》中写道：非金融经营性国有资产加金融性国有资产加非经营性国有资产加资源性国有资产，合计500多万亿元，远远超过民营经济的资产量。

虽然国有资产总量庞大，但一部分国有企业活力不足。东北国有经济比重较高，民营经济很弱，2018年全国民营经济500强中，黑龙江只有一家，吉林只有两家，辽宁也只有六家；前几年黑龙江国有经济比重为64%，吉林56%，辽宁45%，占比都很高，包袱太重，活力不够。2015年东北三省国有企业共7076家，净资产1.1万亿元，另银行贷款1.7万亿元，合起来总资产是2.8万亿元，营业收入5816亿元，最后创造的利润是-52.7亿元。

企业制度是关键，制度的创新会激发企业的活力。华为有18万员工，其中11万员工都有股份，员工持股，每人都是一个“发动机”，就能产生活力。把企业命运和个人命运牢牢拴在一起，华为这里有制度创新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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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言：当前，我国民营企业发展依旧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其中税费负担重是较为突出的问题，尽管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为企业减轻税负的政策，但实际效果并不明显。您认为应如何切实减轻民营企业的税费负担？

常修泽：减轻民营企业的税费负担应着眼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税”，另一方面是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各种“费”。习近平同志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明确提出，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六个方面，其中第一方面就是减轻企业税费负担，强调要“实质性”地降低企业负担。要加大减税力度，推进增值税等“实质性”减税。需要注意的是，这里出现了两次“实质性”的字眼。

目前有些地方搞形式主义，表面上税是减了，但“实质性”没减多少，减与不减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因此必须实质性减税。尤其在国际、国内经济发展形势严峻的当下，企业负担重，背的包袱沉，怎么竞争？各地方也应考虑加快推进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改革，最终达到零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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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言：近年来，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善，但受到诸多内外部因素的影响，民营企业经营风险上升，资金问题加剧。您认为民营企业资金困境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我们应如何应对呢？

常修泽：民营企业资金问题简单说就是融资难、融资贵，特别是融资难问题突出。据相关数据显示，在全部存量信贷中，国有控股企业占有的份额从2013年的46%提高到2016年的54%，而私人控股企业所占的比重则从39%下降到34%。但是，民营经济创造的GDP占到60%，而银行贷给民营企业的贷款比重只占25%。从全国信贷增量来看，2013年到2016年，国有企业的占比从37%增加到83%，而民营企业占比则从63%下降到17%。

同时，融资贵问题也较为突出。民营企业从官方的渠道很难获得足够的资金，不得不通过民间网络借贷获取资金，一般的网络的借贷利率高达13%，一些小额贷款公司利率甚至达到15%—20%，远高于6%左右的官方借贷利率。

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银行和企业都要发挥积极作用。银行要多给民营企业精准性注水，为其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同时，借款企业也要守诚信，按时归还贷款，不要形成不良贷款记录。此外，还可以考虑直接融资，如企业上市，从资本市场获取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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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言：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竞争，公平竞争也是激发民营企业活力的基础。您认为我们应如何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让民营企业在健康的轨道上前行呢？

常修泽：考核一个国家市场竞争的公平与否，首先衡量的标准在于市场准入程度。为民营企业打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必须放宽市场准入，要坚持“两个凡是”：凡是法律法规未明确禁入的行业和领域都应该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凡是我国政府已向外资开放或承诺开放的领域都应该向国内民间资本开放。中央明确规定，放宽电力、电信、交通、石油、天然气、市政公用等市场准入，这些领域一直都是国有资本“一统天下”，应该鼓励民营企业投资，参与国企改革。

中国的经济改革有两种模式：一是内源性改革。如1978年，18个农民自发立下“生死状”，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手印，创造了“小岗精神”，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这种自发性的内生动力的改革可称为“内源性改革”。二是外源性改革。如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意味着我们是经济全球化中的一员，要遵守国际规则，对待不同类型的经济主体要一视同仁，保障公平竞争。

我建议要因势利导，自觉主动地运用外源性改革倒逼国内的内源性变革，向自己“开刀”。要进一步放开垄断性行业市场准入，增强行业竞争。当然，在一些领域逐渐放开市场准入的情况下，作为某一个具体的民营企业也要考虑自身是否适合该领域，避免盲目冒进。

同时，政府要避免给国有企业补贴，这种输血行为违背市场经济规律，更谈不上公平竞争。尤其是一些完全靠输血活着的“僵尸企业”，老百姓和民营企业交税的一部分就填到了“僵尸企业”的坑里，不仅违背经济规律，也违反人本主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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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言：与过去相比，现在国家对民营企业确实加大了扶持力度，相关利好政策频繁出台。那么在具体落实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以提升政策执行的效率？

常修泽：近年来，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好政策，但具体执行的方式尚不完善。比如去产能、去杠杆是有中央政策支持的，但有的地方在执行时，对不同所有制企业有不一样的标准，我们不能戴着有色眼镜来落实政策。

再比如，近几年环保风暴很强劲。长期以来我国环境污染比较严重，虽然GDP增长很高，但成本很大，代价很重，其中一个代价就是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所以我们痛定思痛，要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习近平同志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但一些地方在具体执行上还是有需进一步完善的地方。“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问题是多年发展积累下来的，一刀切式地搞停工限产，未必是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的良策，更不利于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我们要实事求是，不能一刀切，尤其在经济下滑的情况下，如何完善政策的执行方式，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尤其是要掌握诸如环保磊工作的节奏和力度，这些都需要相关部门认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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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言：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良好的政商关系，而有些机关工作人员以“甩手掌柜”“软拒绝”等方式，将企业的正常诉求拒之门外，该见的人不见，该办的事不办。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应如何建立起和谐的政商关系？

常修泽：习近平同志指出，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亲”“清”二字是对其形态与内涵的诠释。此外，我认为还有两个字可以反映良好政商关系的特点：一是“辅”，各级党委和行政机关对于企业发展要起辅助性的作用，而不是主导企业；二是“扶”，各级党委和行政机关要扶持企业成长，而不是袖手旁观。也可以概括成八个字，即“不叫不到，随叫随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与常教授交谈可以感受到，影响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因素是错综复杂的，时代在变，这些因素也并非一成不变，因此破解民营经济发展的困境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需要各方共同努力，不断激发新时代民营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从而为中国经济的再次腾飞贡献力量。

原文标题为《突破民营经济发展的“堵点”：路在何方？——访著名经济学家常修泽教授》，本文将于《群言》2019年3期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