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脱贫攻坚的伟大成就
如何全面、准确理解和把握脱贫攻坚的伟大成就，这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基本问题。特别是，如何用脱贫攻坚形成的成就、发展基础以支撑新时代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如何用脱贫攻坚的精神鼓舞全民族在新征程中不断砥砺前行？这都是需要加强研究的重要议题。脱贫攻坚的伟大成就，构成脱贫攻坚的理论前沿问题之首。
脱贫攻坚的伟大成就，可以从直接效果、间接影响和溢出效应三个方面进行概括。
从脱贫攻坚直接效果看，投入多少钱，建设多少项目，多少贫困人口受益并实现了脱贫，这些都是脱贫攻坚的直接效果。在脱贫攻坚期间，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贫困户收入的变化，可以和历史上纵向比，也可以横向比。从全国看，脱贫攻坚取得了历史上最好的减贫成绩，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重大判断完全符合实际情况，因此，进行规范的总结和清晰的表述就非常重要。弄清楚脱贫攻坚投入、产出是总结的前提，如果连投入多少钱都不清楚，做了多少事也不明晰，效果、成就呈现就会影响可信度。值得注意的是，脱贫攻坚的投入是全方位的，不仅仅局限于专项扶贫投入（也就是过去由扶贫办管理的财政扶贫资金）。脱贫攻坚的投入涉及方方面面，渠道多、数量大、投入集中、使用要求更高，这是脱贫攻坚阶段扶贫投入的主要特点。
从脱贫攻坚的间接影响看，脱贫攻坚既是“五位一体”战略布局的组成部分，同时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方面都产生了全方位的积极影响。比如从经济领域看，由于脱贫攻坚各种资金项目的投入，大大加快了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和经济社会发展进程，这些不仅从定性的、直观的描述给予呈现，还从定量角度进行分析，也都印证了以上论断。脱贫攻坚的间接影响还体现在坚定“四个自信”方面，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都与脱贫攻坚密切相关，脱贫攻坚就是“四个自信”的生动实践。再比如，脱贫攻坚在全面从严治党方面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总体看，脱贫攻坚确实是一项前无古人、难有来者的伟大历史事件。
从脱贫攻坚的溢出效应看，最直接的体现就在中国贫困治理新体系的形成。这套体系对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征程中开展贫困治理、促进共享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脱贫攻坚的溢出效应还体现在抓党管党方面，对其进行了有益探索。比如，在培养锻炼党的干部上产生了明显效果。目前驻村帮扶干部累计超过300多万人次，在岗的第一书记20.6万人、驻村工作队70万人，这些干部都是县级机关单位派驻的，不含乡干部。近百万名干部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仅仅简单的成本支出每年就达上千亿元，这并没有算入脱贫攻坚的成本。这些干部进村入户为贫困群众谋脱贫谋发展，不仅指导村支两委、群众按照精准扶贫方略把国家多种脱贫攻坚政策落到实处，而且干部的能力得到了锻炼、提高，增进了干部对群众的感情，增进干部对国情、广大农村的了解和理解。这是这些干部走上领导岗位的重要资本，驻村帮扶积累的情怀、感情，实际上是为这些干部未来治理一个地方或一个部门奠定了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形象提升是脱贫攻坚的重要溢出效应。放眼全球，没有哪个政党能够一个不落地解决本国人民的绝对贫困问题，也没有哪个政党能够如此广泛深入地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凝心聚力解决贫困问题。这就是一个政党执政能力的充分体现。中国扶贫的巨大成就，其背后实质上是一个国家贫困治理体系的有效性以及较强国家治理能力的呈现。
综上所述，脱贫攻坚的伟大成就集中体现在：一方面，脱贫攻坚解决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发展史上从来没有解决的绝对贫困问题。这是一个史诗般的成就，决定了脱贫攻坚必定载入中华民族发展、人类发展的史册。如何记载好、总结好脱贫攻坚意义重大。另一方面，脱贫攻坚形成和确立了习近平扶贫思想。这套思想体系不仅指引着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也必将指引中国在新的发展征程中，在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促进共享发展、加快共同富裕进程中发挥指导作用。这也是中国为全球贫困治理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核心内容。
领会脱贫攻坚的指导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脱贫攻坚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做出了一系列新决策新部署，亲自策划、亲自发动、亲自领导、亲自督战脱贫攻坚战，五年六次主持召开脱贫攻坚主题座谈会研究、推动脱贫攻坚，形成了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的思想体系。2018年8月，中央批准出版《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全国发行，这标志着习近平扶贫思想的基本形成。从形成过程看，习近平扶贫论述形于长期的反贫困实践，成于担任党的总书记之后对贫困问题的深刻思考、做出的重大判断。从实践检验看，在习近平扶贫论述指引下，中国脱贫攻坚取得历史上最好的减贫成绩，对中国乡村发展、治国理政、抓党管党产生了深刻影响。因此，习近平扶贫论述客观上已经具备了思想体系所应有的理论特征，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的最新发展，必将成为全球贫困治理的重要指导思想。
脱贫攻坚指导思想的前沿性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习近平扶贫论述是全球减贫治理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与全球减贫理论最新发展、实践最新成就进行对话，习近平扶贫论述既有中国特色，又有治理贫困认识的普遍性，能够回应全球贫困治理中一系列难题，特别是经过中国脱贫攻坚大规模的实践检验，这一理论体系具有鲜明科学性。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的，精准扶贫方略是解决2030年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的唯一途径。
二是从习近平扶贫系列讲话到习近平扶贫论述，再到习近平扶贫思想是一个有力有序推进的过程。通过深入、系统研究，充分认识并阐述从习近平扶贫论述到习近平扶贫思想的客观必然性。尽管习近平扶贫思想的确立是政治抉择问题，但是，作为脱贫攻坚重要的前沿问题，需要深入研究，把脱贫攻坚实践对这一思想确立的强烈需求呈现出来，把这一思想体系成熟的丰富内涵、理论品格呈现出来，把这一思想体系引领实践取得的成效并回应全球贫困治理问题的指导价值呈现出来。
三是习近平扶贫论述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研究是习近平扶贫思想形成与确立的理论基础。首先要加强基础性研究，包括这一思想体系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研究，《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的深入解读；其次要深化习近平扶贫论述的专题、重大主题研究；再次要开展思想体系研究，从思想体系的方方面面凝练、构建习近平扶贫思想；最后要强化思想传播路径研究，有力有效组织思想体系的对内宣传和对外传播。要善于运用学习研究成果指导理论武装的强化，更加扎实地以习近平扶贫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实践充分证明，脱贫攻坚成效越显著的地方，其共同特点必然是当地干部群众学习领会习近平扶贫论述更加深刻，运用于推动工作做得更好。
把握脱贫攻坚的目标标准
2015年11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明确：脱贫攻坚的目标任务就是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3]。脱贫的标准就是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国家扶贫标准（到2020年大约是4000元），且稳定实现“两不愁三保障”（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这个标准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略高于世界银行绝对贫困标准，攻坚期内要始终坚持，既不降低标准、虚假脱贫、影响质量，也不拔高标准、脱离实际、吊高胃口。
目标标准问题的前沿性主要是三个方面。
第一，减贫目标确定的基本要素。这是理解目标标准的认识基础。把握不好，就会出现降低标准或拔高标准。一个国家或区域扶贫目标的确定，主要受政治承诺、贫困现状、减贫动力（如发展带动减贫能力、可投入扶贫资源）等方面影响。由此，按部就班保持原有力度是无法兑现这一承诺的。现状与目标之间的差距，就是脱贫攻坚要完成的目标任务。能否完成，取决于投入力量大小和采取扶贫方式的有效性。为此，中央确定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以攻坚的方式凝聚更大力量；全面实施精准扶贫方略，用精准扶贫方式确保贫困人口精准脱贫。
第二，脱贫攻坚目标标准的内涵。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印发的《关于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的指导意见》明确：贫困人口义务教育有保障，主要是指除身体原因不具备学习条件外，贫困家庭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少年不失学辍学，保障有学上、上得起学。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主要是指贫困人口全部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等制度保障范围，常见病、慢性病能够在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获得及时诊治，得了大病、重病基本生活有保障。贫困人口住房安全有保障，主要是指对于现居住在C级和D级危房的贫困户等重点对象，通过进行危房改造或其他有效措施，保障其不住危房。贫困人口饮水安全有保障，主要是指贫困人口有水喝，饮水安全达到当地农村饮水安全评价标准[4]。这是从全国范围确定的目标标准，具有普适性。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各地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具体标准。需要注意的是，各地区可以在国家基本标准和总体要求的基础上，因地制宜细化实化标准并严格执行。
第三，坚持目标标准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指出，要坚持党中央确定的脱贫攻坚目标和扶贫标准，贯彻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既不急躁蛮干，也不消极拖延，既不降低标准，也不吊高胃口，确保焦点不散、靶心不变。当前，各地存在不少拔高标准的现象，比如有的地方把“义务教育有保障”变成了上什么学都不花钱，把“基本医疗有保障”变成了看什么病都不花钱，把“住房安全有保障”变成了住大房住好房，过高的标准不仅很难持续，而且兑现不了还会损害党和政府公信力。坚持脱贫攻坚目标标准，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是脱贫攻坚的重要前沿问题之一。只有把握好问题的核心，才能保持定力，坚持目标标准不动摇。具体而言，就是在教育扶贫方面，加强乡镇寄宿制学校、乡村小规模学校和教师队伍建设，扎实推进义务教育控辍保学工作，加大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力度，有效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在健康扶贫方面，建立健全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加强县、乡、村医疗卫生机构建设，配备合格医务人员，消除乡、村两级机构人员“空白点”，做到贫困人口看病有地方、有医生、有制度保障。在危房改造方面，加强对深度贫困地区的倾斜支持和技术帮扶，采取多种措施保障贫困人口基本住房安全。在饮水安全方面，加快深度贫困地区、改水任务较重地区和边境地区农村饮水工程建设，保障贫困人口喝上放心水[4]。
坚持脱贫攻坚的基本方略
新时代脱贫攻坚的基本方略就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省湘西州花垣县十八洞村调研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重要思想。随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阐述精准扶贫，逐步形成了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精准扶贫思想，成为习近平扶贫论述的核心内容。
脱贫攻坚基本方略的前沿性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是一项系统工程，是由核心内容、实现路径、根本要求、保障体系和落实行动等各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子系统耦合而成，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的贫困治理体系。实践中出现的扶持不精准、脱贫不稳定、内生动力不足等现象，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工作中不能准确理解和把握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的根本要求。换言之，准确理解和把握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的根本要求，成为领会贯彻习近平扶贫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精准扶贫，实现脱真贫、真脱贫目标的关键[5]。
其次，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是我国扶贫理念的重大创新，充分体现了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统一、战略性与可操作性相结合的方法论。做到“六个精准”（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是基本要求；实施“五个一批”（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是实现途径；解决“四个问题”（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是关键环节；推进贫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主要目标。其根本要求就是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创新，实现扶贫方式方法的转变，以此不断推进贫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5]。做到“六个精准”，实施“五个一批”，解决“四个问题”，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体系。做到“扶持对象精准”，就能解决好“扶持谁”的问题。两者之间通过“建档立卡”实现。这里的“建档立卡”是一个动态过程，是一个治理实现过程，是一个体系完善的过程。“建档立卡”至少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建档立卡过程，首先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评出真正的贫困户，通过这一过程，激发群众内心深处扶贫济困的内在本性，这实际上也是帮助群众提高自身能力、激发内生动力的过程；二是经过程序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在得到精准帮扶，实施精准扶贫，达到“两不愁三保障”的标准后，要及时退出；三是由于各种原因致贫、新出现的贫困人口要及时“建档立卡”，享受精准扶贫政策。及时、动态进出“建档立卡”系统的过程，就是贫困治理中精准识别贫困的过程。相类似，做到其他五个精准，解决其他三个问题，和做到第一个精准、解决第一个问题一起构成了复杂、动态的贫困治理体系。
再者，精准扶贫方略具有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从理论维度看，全球减贫治理中的难题始终是瞄不准，瞄不准的根源在于对贫困的认识不充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是对几十年来全球减贫事业关于贫困认识的创新与完善。二战以来，减贫发展理论的基本观点，就是通过整体发展带动贫困减少，以涓滴效应消除贫困。但近几十年来，很多国家实践证明这行不通，特别是当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带贫效应大幅度减弱，发展对贫困的带动力减弱，涓滴效应弱化。新时代脱贫攻坚，反其道而行之，通过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促进整体区域的发展，以解决贫困问题作为优先从而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这实际上就是对全球发展理论的创新。从历史维度看，近300多年来，全球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发展带动消除贫困，根本原因在于，贫困的规律并没有被完全认知，习近平提出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正是基于对贫困演变规律的深刻认识和把握。从实践维度看，各地实践呈现出扶贫脱贫的普遍性，这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既需要基于实践的理论思考，也需要理论创新指导、推动新实践。
攻克深度贫困
脱贫攻坚中的深度贫困问题，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底线和短板，是“坚中之坚”“难中之难”。深度贫困问题的前沿性集中体现在深度贫困的对象、深度贫困的内涵与外延、攻克深度贫困。在脱贫攻坚战的决胜时期，“三区三州”的脱贫攻坚问题特别急需深入研究。
什么是深度贫困对象？既包括深度贫困区域，也包括深度贫困群体。从区域看，全国性深度贫困区域主要指“三区三州”。“三区三州”的“三区”是指西藏、新疆南疆四地州和四省藏区；“三州”是指甘肃的临夏州、四川的凉山州和云南的怒江州。“三区三州”是连片深度贫困地区，80%以上区域位于青藏高原区，这些区域自然条件差，经济基础弱，贫困程度深，生存环境恶劣，致贫原因复杂，民族、宗教、维稳问题交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缺口大。2017年6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太原主持召开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首次提出抓好“三区三州”的脱贫工作，指出西藏和四省藏区、南疆四地州、四川凉山、云南怒江、甘肃临夏等地区，生存环境恶劣，致贫原因复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缺口大，贫困发生率普遍在20%左右[6]。
深度贫困问题的内涵与外延。习近平总书记曾把深度贫困的特征概括为“两高、一低、一差、三重”。“两高”即贫困人口占比高、贫困发生率高，“一低”即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一差”即基础设施和住房差，“三重”即低保五保贫困人口脱贫任务重、因病致贫返贫人口脱贫任务重、贫困老人脱贫任务重[6]。由此，当前深度贫困内涵主要是“两不愁三保障”，这是脱贫的基本标准。外延包括基本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攻克深度贫困。“三区三州”虽然只剩下172万贫困人口（2018年年底）没有脱贫，但是这些地方的脱贫成本比别的地方更高，脱贫难度比别的地方更大。这是脱贫攻坚后两年重点攻坚的区域，各地各部门正紧盯这些地区，加大投入、加大帮扶力度，确保完成脱贫任务，主要是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激发内生动力；因地制宜，精准施策；集中优势兵力，精锐出战，做到人员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效果到位。
完善大扶贫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化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党政机关定点扶贫，调动社会各界参与脱贫攻坚的积极性，实现政府、市场、社会互动和行业扶贫、专项扶贫、社会扶贫联动。这一重要论述不仅深刻阐述了坚持构建大扶贫格局的重大意义，而且指明了深化大扶贫格局的发展方向。坚决打赢脱贫战对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决定性意义。必须不断深化大扶贫格局，持续构筑起全社会扶贫的强大合力。
改革开放以来的扶贫实践表明，大扶贫格局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到90年代达到一个高峰，我国社会扶贫工作不断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的社会扶贫体系日趋成熟。但是，离完善大扶贫格局的要求依然存在差距。最主要体现在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社会扶贫“两动论”（指构建政府、市场、社会互动和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联动的大扶贫格局）还没有深刻理解，总体上缺乏精准和足够的认识与把握。政府、市场、社会互动，目前的问题是政府充分发挥了作用，但是市场在扶贫脱贫中的作用不少地方被忽略了，或者市场的作用发挥不足，在社会动员方面做得也不够充分，距离三者互动还有较大差距。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联动，一方面是三者都动起来了，但是联动的程度不够。另一方面，社会扶贫的活力还没有完全激发。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必须深化大扶贫格局，需要正确把握以下工作原则：一要坚持脱贫攻坚目标标准，既不降低标准，也不拔高标准；二要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各种力量要因村因户因人施策，精准发力；三要坚持改革创新扶贫体制机制，各方面要更加用心用力用情开展工作；四要坚持高质量脱贫，更加注重帮扶的长期效果，夯实稳定脱贫、逐步致富的基础；五要坚持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六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严格考核评估，确保脱贫成果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
深化大扶贫格局，需要强化专项扶贫精准到村到户到人，加大行业扶贫，加快补齐贫困地区基础设施短板，加大东西部扶贫协作力度，深入开展定点扶贫工作，扎实做好军队帮扶工作，更广泛动员民营企业、社会组织、公民个人参与社会扶贫，继续着力创新体制机制，实现政府、市场、社会互动和行业扶贫、专项扶贫、社会扶贫联动。
激发扶贫脱贫内生动力
脱贫攻坚内生动力之所以成为理论前沿问题，关键要充分认识到内源发展和内生动力不仅客观存在而且至关重要。只有内生动力的建立，内源发展才有实现基础，而只有实现内源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有前提。显然，只有内生动力的激发、培育与形成，高质量脱贫和高质量脱贫摘帽才可能实现。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激发贫困群众的内生脱贫动力。《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中，“坚持群众主体，激发内生动力”主题单独成章，摘录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扶志26段重要论述。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述了尊重贫困群众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的基本原理，要求脱贫攻坚必须坚持依靠人民群众、充分调动基层和贫困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些论述是习近平总书记扶贫论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具体体现，是做好扶贫扶志工作的根本遵循。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三年行动指导意见》）将扶贫扶志行动作为十项到村到户到人精准帮扶举措之一，提出加强教育引导，开展扶志教育活动；加大以工代赈实施力度，动员更多贫困群众投工投劳；推广以表现换积分、以积分换物品的“爱心公益超市”等自助式帮扶做法；鼓励各地总结推广脱贫典型，宣传表彰自强不息、自力更生脱贫致富的先进事迹和先进典型，用身边人身边事示范带动贫困群众；大力开展移风易俗活动，通过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教育引导贫困群众弘扬传统美德、树立文明新风；加强对高额彩礼、薄养厚葬、子女不赡养老人等问题的专项治理；深入推进文化扶贫工作，提升贫困群众的公共文化服务获得感；把扶贫领域诚信纳入国家信用监管体系[3]。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扶志的重要论述和《三年行动指导意见》精神，国务院扶贫办会同12部委印发了《关于开展扶贫扶志行动的意见》，提出加强教育宣传培训、改进帮扶方式、推进移风易俗、强化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等方面14条具体措施。
目前增强脱贫内生动力依然存在不少问题，体现在：一是主观上安于现状而不想改变；二是客观上能力不足而不能改变；三是工作上引导政策不够精准。虽然“等靠要”“不劳而获”等贫困人口总的比例不高、数量不大，但问题是负面影响大，社会关注度高，容易发酵，可能引起其他贫困群众特别是普通农户的不满，影响脱贫攻坚效果。
摆脱思想贫困、意识贫困，增强贫困群众自我发展能力，是筑牢脱贫稳定基础的治本之策。脱贫攻坚越进入决胜时期，激发贫困群众奋斗热情和干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更加凸显。为此，进一步完善“益贫带贫”机制，为贫困群众脱贫、持续增收创造机会。进一步完善政策激励约束机制，强化正向激励，防止政策“养懒汉”。进一步加强产业就业技能技术培训，提高自我发展能力。进一步加强先进典型引导，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进一步加强村规民约引导，破除陈规陋习。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营造扶贫扶志扶智的浓厚氛围。
此外，扶贫困群众的志，首先是干部要有志气、有信心。干部内生动力怎么激发，一是通过大培训改变理念，改善领导干部的政绩观。对于基层干部而言，就是要提高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攻坚能力。二是通过全面从严治党、作风建设、反腐败进一步激发干部的内生动力。三是通过关怀激励，激发干部的内生动力。
实现稳定脱贫
习近平总书记《在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脱贫既要看数量，更要看质量，不能到时候都说完成了脱贫任务，过一两年又大规模返贫。要多管齐下提高脱贫质量，巩固脱贫成果。可见，稳定脱贫是指在预定期限内不仅完成脱贫数量、质量目标，而且要建立长效稳定脱贫机制，实现稳定脱贫。脱贫攻坚解决的是多维绝对贫困问题，针对各方面的致贫原因精准采取对策，这决定了稳定脱贫的对策也必然是综合性、立体式、可持续的。
严把贫困退出关，这是稳定脱贫的前提。脱贫攻坚解决的是绝对贫困问题，标准就是“两不愁三保障”。这是贫困人口脱贫的基本要求和核心指标。必须严格执行退出的标准和程序，确保脱真贫、真脱贫。这就需要按照“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体制机制，上下共同努力解决。要把握保障标准，各地可以在国家基本标准和总体要求的基础上，因地制宜细化实化标准。要宣传政策标准，合理引导预期。要统筹整合资源，减少和简化项目审批环节，优化工作流程，加快项目实施进度，确保尽快基本解决突出问题。
把防止返贫摆在重要位置，这是稳定脱贫的基础。要适时组织对脱贫人口开展“回头看”，探索返贫监测预警机制，对贫困人口、脱贫人口、边缘人口等进行定期核查、动态管理，及时将返贫人口和新发生贫困人口纳入帮扶。同时，加强探索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强化产业扶贫，组织消费扶贫，加大培训力度，促进转移就业，让贫困群众有稳定的工作岗位。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加强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让脱贫具有可持续的内生动力[1]。
重视脱贫攻坚风险的防范，这是稳定脱贫的支撑。要防范完不成任务和脱贫质量不高的政治风险。特别是要聚焦深度贫困地区和“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全面摸清底数，强化政策措施，补齐短板弱项。要防范工作中的风险。特别是易地扶贫搬迁中存在就业不足、稳定性差、社会融入差等问题解决不好带来的社会风险；扶贫小额信贷贷款出现呆账坏账以及光伏扶贫建设质量不高、运维滞后、套取冒领国家补助资金等经济风险。要防范由于各种政策的叠加不劳动比劳动享受的政策还多，形成“养懒汉”而导致的道德风险。要防范资产流失的管理风险。脱贫攻坚期间，大量扶贫资金投入，大批扶贫项目建设，形成巨量存量资产，需要以县为单位摸清底数，建立台账、有效监管，防止资产流失，充分发挥这些资产在稳定脱贫、促进发展中的作用。还要加强扶贫资金监管和制度建设，防范扶贫领域腐败问题的风险。
防止脱贫摘帽后工作松劲懈怠，这是稳定脱贫的保障。至今已有430多个贫困县实现摘帽。从实践和历史经验看，一些摘帽县在摘帽以后出现松劲懈怠，如有的撤摊子、歇歇脚，有的转移重心、更换频道，这需要引起重视并认真解决。最主要的是要稳定脱贫攻坚政策。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贫困县党政正职要保持稳定，做到摘帽不摘责任；脱贫攻坚主要政策要继续执行，做到摘帽不摘政策；扶贫工作队不能撤，做到摘帽不摘帮扶；要把防止返贫放在重要位置，做到摘帽不摘监管”的重要指示落到实处，保持脱贫攻坚期内政策稳定，贫困村退出后驻村工作队继续开展帮扶，继续加大扶贫资金投入和监管力度，加强财政涉农资金整合，夯实稳定脱贫的基础。
总结脱贫攻坚的理论实践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明确要求“系统总结我们党和政府领导亿万人民摆脱贫困的历史经验，提炼升华精准扶贫实践成果，不断丰富完善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在波澜壮阔的脱贫攻坚伟大战役中，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指引下，各地各部门坚决贯彻落实中央脱贫攻坚部署，全面实施精准扶贫方略，展开了丰富的实践，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对脱贫攻坚的成就、经验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总结，对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做好2020年扶贫工作，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激励全国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继续奋斗具有重要意义。新时代脱贫攻坚的成就与经验总结，具有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和长远影响，一是为脱贫攻坚宣传提供鲜活素材；二是为中国共产党向世界宣布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厚实的基础素材支撑；三是忠实呈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伟大实践；四是总结成果的提炼转化将为全球减贫事业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五是总结成果成为国家脱贫攻坚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脱贫攻坚总结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总结内容看，包括脱贫攻坚理论总结，重点从助力习近平扶贫理论体系形成、探索中国贫困治理理论、凝练脱贫攻坚精神、总结中国特色扶贫道路四个方面。脱贫攻坚历程总结，主要是对脱贫攻坚的重要时间节点和重大事件进行记录、呈现，全景式记录脱贫攻坚的伟大历史进程。脱贫攻坚实践总结，主要从解决绝对贫困、消除区域性整体贫困、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培养锻炼干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进行总结，包括省、市、县、乡、村精准扶贫成就总结，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总结。
加强脱贫攻坚总结成果的运用。按照总结形成成果和知识产品出版规范，整合各方资源，合力打造中国扶贫发展书系，全面记录、呈现脱贫攻坚的历程、效果、影响、经验、启示及伟大精神，成为国家脱贫攻坚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开发习近平扶贫论述系列知识产品，为国内宣传、国际传播提供支持，推动构建中国脱贫攻坚的学术话语和理论话语。加强总结成果的转化，着力为习近平扶贫思想形成与确立提供成果支撑；为脱贫攻坚宣传提供扎实素材和生动案例；为扶贫机制政策完善、2020年后扶贫战略研究提供基础；为扶贫理论的丰富发展提供支持；为讲好中国脱贫故事提供来源；为中国脱贫攻坚档案建设提供重要内容。
谋划2020年后扶贫战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打好脱贫攻坚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优先任务。贫困村和所在县乡当前的工作重点就是脱贫攻坚，目标不变、靶心不散、频道不换。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我们将消除绝对贫困，但相对贫困仍将长期存在。到那时，现在针对绝对贫困的脱贫攻坚举措要逐步调整为针对相对贫困的日常性帮扶措施，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架构下统筹安排。这个问题要及早谋划、早做打算。”[7] 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的内涵，有几个关键要点：第一，对于贫困村和所在县乡而言，脱贫攻坚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必须优先完成；第二，脱贫攻坚战解决的是绝对贫困问题，但相对贫困问题将长期存在；第三，在乡村振兴战略架构下解决相对贫困问题。这些重要论述，为谋划2020年后我国扶贫工作思路、推进扶贫战略转型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指引。
提前谋划2020年后扶贫战略，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的。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让全体人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共享发展成果，最能体现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最能体现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最能体现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及早研究制定2020年后扶贫战略，既是建立稳定脱贫机制的需要，也是实现脱贫攻坚战和战后扶贫工作无缝衔接的需要，更是中国共产党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需要。从全球看，也是在提前10年完成联合国2030年发展议程减贫目标的基础上继续引领全球减贫事业、为全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需要。
2020年后我国相对贫困问题的治理与缓解，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征程中必须面对的挑战。脱贫攻坚战结束后，我国绝对贫困问题的消除，并不意味贫困问题的消失，贫困依然以新的形式和表现存在。从发展进程看，2035年我国将基本实现共同富裕，基本建成现代化国家，这一目标要求，决定了无论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还是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都需要把有效缓解相对贫困问题摆在突出位置，这是解决好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的前提和基础，也是高质量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求。尽管共同富裕不是每一个个体都达到相同的富裕程度，但是共同富裕的社会形态必然要求相对贫困问题（数量、程度）被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可见，相对贫困问题的有效治理将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然成为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城乡一体化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议题。
研究2020年后扶贫战略，必须充分考虑我国的基本国情。从我国和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减贫实践及历史看，减贫工作往往存在“扶贫—脱贫—返贫”的现象，由此加大扶贫成本，影响减贫成效。提高贫困治理的有效性，就需要在治国理政中始终保持对扶贫工作的重视，避免过大的贫富差距。从全球范围看，我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基数大，决定了不管用什么标准衡量，都会存在比较大的相对贫困人口规模。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发展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完全采取西方国家主要通过福利救济兜底解决贫困问题的办法还行不通，短期内还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撑。因此，坚持精准扶贫方略，实行开发式扶贫和保障性扶贫结合的方式方法，是我国治理相对贫困的有效选择。不仅要减贫，而且要通过开发增强贫困人口的劳动技能，提升民族的整体素质。
研究制定2020年后扶贫战略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一方面，需要以深入总结我国扶贫开发特别是脱贫攻坚的经验为基础，需要全面把握贫困治理所面临的国家发展宏观环境为参照，以相对贫困问题的范围、对象、特征为分析重点，围绕新的扶贫标准、目标任务、工作范围、基本方略、体制机制、政策体系、保障措施等方面开展深入、系统的研究，形成一揽子的贫困治理新体系。另一方面，如何有力有效地向国际社会推介习近平扶贫思想和中国减贫方案，为全球减贫贡献中国智慧，也应该成为我国2020年后治理贫困的重要工作内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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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黄承伟.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的根本要求:学习领会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J].中华儿女,2017(21):58.
[6]习近平.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J].求是,2017(17):4.
[7]习近平.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EB/OL].[2019-03-20].https://baijiahao.baidu.com/s? id=1635282976780965301&wfr=spider&for=pc.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课题“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打赢脱贫攻坚战跟踪评估研究”(18VSJ098)。
作者简介：黄承伟（1965—），男，博士，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全国扶贫宣传教育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