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历史虚无主义在新中国兴风作浪，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情况。作为一种错误思潮，它屡遭批驳，声名狼藉，但一直没有归于沉寂，仍不时掀起波澜，混淆视听，扰乱人心。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产生与发展绝非偶然，与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有着紧密关联。
从世情的变化看，苏东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骤然陷入低谷。西方世界因“不战而胜”而洋洋自得，有人甚至抛出“历史终结论”。中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必然树大招风。基于国体与意识形态的本质区别，美国等西方国家继续不遗余力地对中国实施“西化”战略，企图使中国改旗易帜，上演“和平演变”这一幕。中国坚定不移走自己选择的发展道路，综合国力不断提升，改变了旧的世界格局和力量对比。西方势力心有不甘，以致冷战思维抬头，处心积虑地遏制中国，蓄意给中国制造麻烦，在意识形态领域加紧渗透、在传播历史虚无主义言论上做幕后推手，便是其手段之一。
从国情的变化看，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力度不断加大，不可避免地会与西方思想文化产生交流碰撞。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国内逐渐出现四个多样化，即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形式的多样化；随之伴生出其他显著变化，例如“80后”“90后”年轻人主要在体制外就业，宣传思想工作对他（她）们的覆盖与影响相对有限。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日趋增强，用一元化指导思想统领多样化社会思潮的难度增大。随着信息化迅猛发展，互联网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平台，微信、微博等迅速普及。与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具有一些新特点，诸如可以第一时间发声，信息传播异常迅疾；新媒体也是自媒体，人人可以随时随地发声，且身份隐秘；网友可以实时互动，围绕同一个话题各抒己见。这客观上进一步加大了遏制噪音杂音的难度。
从党情的变化看，中国共产党面临“四大考验”（即在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外部环境方面的考验），须规避“四种危险”（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同时党员总数及青年党员人数持续增加，管党治党的压力有增无减，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形势十分复杂严峻。中国共产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高度重视自身建设，执政成绩出色。但在中共十八大之前，管党治党客观上存在宽松软的一面，党内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未能得到有效治理，以致在某些地方或部门出现“塌方式腐败”“系统性腐败”和“家族式腐败”。有人欲借此发泄对现实的不满情绪，但又不敢公然否定写入宪法、作为我们立国之本的四项基本原则，于是便借历史这杯陈酒来浇胸中块垒，含沙射影转弯抹角地攻击和否定党的领导。而有些官员面对错误言论态度暧昧，不当战士当绅士，搞爱惜羽毛那一套，反击不力。
概括地说，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产生与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西方遏制中国发展的态度不会改变，世情、国情、党情还会继续发生变化，各种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仍会存在甚至增加。因此，我们与历史虚无主义的交锋将是长期的。
二
历史虚无主义言论林林总总，在不同时期挑起的话题不尽相同，但其主要特征总体上并无变化，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从谈论话题看，主要集中在中国近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共党史，其特点是否定唯物史观，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对相关历史作错误解读，提出颠覆性结论，把原本轮廓清晰、主线明确的历史虚无化模糊化。
（二）从人员构成看，谈论者大多是学术圈子之外的人；即便属于学术界，也以非历史专业的学者居多。在谈及历史时往往以点带面、以偏概全，甚至信口开河。历史学是一门严谨的学问，以求真求实为第一要务，大凡受过严格训练的专业学者，无不重视爬梳史料、考订史实，言必有据，有一份材料说一分话，通常不会讲出那些不靠谱不着调的话。
（三）从言论实质看，表面上在谈论历史，实际上关注的是现实；貌似学术话题，落脚点却是现实政治，纯属借题发挥、指桑骂槐。其形式以短论、杂谈居多，而不是正规的论文或专著，与学术研究根本不沾边，几乎谈不上什么学术性。
（四）从传播途径看，起初为报刊、讲坛、沙龙，后来让位互联网，微信、微博、博客、贴吧、论坛等成为主要平台。网络空间的虚拟性、网民身份的隐匿性，使一些人在言谈时无所顾忌。其相同点是言语偏激，通常语出惊人，乍一发表便引起围观，众人七嘴八舌，迅速形成舆论场。
以中国近代史为例，在香港回归前夕，有人妄言，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近代文明；香港被殖民一百多年才有今天的繁荣，以中国之大，至少要被殖民300年。为近代中国没有从半殖民地沦落为殖民地大呼遗憾，这是哪门子逻辑还有人谈到具体细节，说近代开辟租界是中方主动提出的，不少中国人对租界印象不错云云。血腥罪恶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竟然被描述成田园诗般温情脉脉的西方文明输入史。需要指出的是，基于对“西方中心论”的反思，西方学界兴起全球史研究。这对国内的晚清史研究产生影响，有助于我们拓宽研究视野，但仍须加以辨析。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融入全球化、走向现代化是大势所趋，愿景很诱人，但过程很曲折，代价巨大。譬如，中国国门是在清道光年间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开的，中国融入全球化是被迫、被动的，是逐步陷入半殖民地深渊的令人痛彻心扉的过程。从世界范围看，血腥的海外殖民掠夺、可耻的贩卖黑奴勾当，乃至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哪一幕不是罪恶昭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绝非单纯的文明输出，并不光彩。
评说历史必然涉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史学界过去在人物研究上存在脸谱化、简单化偏向，对正面人物一味美化，对反面人物大肆口诛笔伐，说了不少过头话。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史学界努力肃清极“左”思潮影响，做了大量纠偏的工作。然而，有人却揪住过去“左”的观点不放，以“还原历史真相”的名义大搞“翻案”，抛弃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大谈抽象的人性，明显矫枉过正。全盘否定洪秀全、一味赞美曾国藩便是一例。南方某中文系教授在2000年出版散文集《太平杂说》，斥责洪秀全因科场失意才萌生造反之意，是“野心家”“邪教主”“暴君”“淫棍”“有轻度精神病的准皇帝”；痛斥太平天国是“‘洪’水滔天，鬼魅横行，蛇鼠袭人，万家墨面，文化荡然”；认为“将洪秀全这个暴君和邪教主送进坟墓，给太平军造反画上句号，从根本上说，是曾国藩对中国的重大贡献”。照此说法，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第二块浮雕“金田起义”就该被铲毁。这将会造成怎样的震动和思想混乱？事实上，金田起义的根源在于吏治腐败、官逼民反，其正义性不容否定。就连主持广西战事的清钦差大臣赛尚阿也承认：“州县各官，胆大贪婪，任听家丁者十居八九。百姓受其欺凌，终无了期，往往铤而走险。……粤西之匪蓄谋已非一日，缘大吏因循、州县逼迫所致”。至于“邪教”，原本是个政治概念———宗教有雅俗之别、门户之争，但没有正邪之分。历史上流行于下层社会的民间宗教也是宗教，采用秘密结社形式，在教义、社会功能上瑕瑜互见，因被官府视为威胁统治的异己力量和异端邪说，故被贬斥为“邪教”。中国历史上的旧式农民起义几乎无一不以宗教形式起事。奉曾国藩之意编纂的《贼情汇纂》便指斥太平天国宗教是“邪教”，声称“从来叛逆多借邪教倡乱，而粤匪为尤甚也”。倘若照此定性，中国历代农民起义就都被否定了，我们总不能与残民以逞的封建专制统治者坐在一条板凳上吧？再如，袁世凯复辟帝制是倒行逆施、神人共愤之举，而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的编剧在回答网友提问时，称袁世凯是他个人特别喜欢的一个人物，赞许袁氏“是一个大才”，对“窃国大盗”说不以为然，认为“窃国”二字用得不科学，“怎么能把国家给偷了呢”？这实在令人无语。晚清维新思想家谭嗣同在其所著《仁学》中精辟指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这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近些年社会上出现的“民国热”也有类似偏向。网络上津津乐道民国时期大学教授、社会名流的所谓“自由风范”“独立精神”“风骨”，称为“民国范儿”。有个段子被添枝加叶反复炒作，说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学潮与蒋介石发生言语乃至肢体冲突，在挨了耳光后反踢蒋介石腹部，最终只是换个地方教书。某网站刊发文章，标题赫然为“蒋介石为什么对学者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蒋介石政权血腥的白色恐怖与特务政治，包括暗杀李公朴、闻一多教授的暴行，居然在轻描淡写间被一笔勾销，而“礼贤下士”“延揽人才”的光环却被无休止放大。有人甚至一本正经地发问：1949年之后，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学术大师？其弦外之音不言而喻。民国时期特别是“十年黄金期”的社会发展成绩同样被片面夸大。论者对官僚买办资本戕害、挤压民族企业的事实闭口不提，却将1927年至1937年一些民族资本家致力于实业救国、在夹缝中谋发展所取得的业绩一股脑儿归功于南京国民政府。如果民国果真这么好，那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立新中国的依据和意义何在？难怪有人说革命是“多余”的，渲染革命的所谓“破坏性”，要“告别革命”。这难道是对历史的正确解读吗？
革命与改良之争是清末民初的老话题，本无新意，况且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上，历史早已给出正确答案。围绕如何使中国摆脱积弱积贫之困境，当时的知识界和各种政治力量提出了不同方案。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乡村建设等改良方案具有积极意义，但终究属于补苴罅漏，只看到病象、不触及病根。1930年4月，胡适在《新月》月刊第2卷第10期发表《我们走哪条路》一文，提出“五鬼闹中华”说，认为“要铲除打倒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只有用教育才能将之消灭。此说当时就遭人诟病。陶行知揶揄胡适，说他将帝国主义之侵略武断地一笔勾销，“捉着五个小鬼，放走了一个大妖精”，可谓一针见血。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大论战中，中共领导下的左翼学者在《新思潮》杂志刊文，正确指出中国现阶段既不是封建社会，也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很显然，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现状，必须致力于反帝反封建。当时只有中国共产党看清这一历史逻辑，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并为之不懈奋斗。在狱中写就的《可爱的中国》中，方志敏把祖国喻为“生育我们的母亲”，谴责帝国主义践踏中国主权、欺侮中国人民的种种罪行，为江山破碎、国蔽民穷而痛心疾首，指出欲求民族之独立解放，决不是哀告、跪求、哭泣所能济事，必须进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把帝国主义打出中国去，“这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也是我们救母亲的唯一方法”；坚信中华民族必能从战斗中获救、有个光明前途，坚信“中国的面貌将会被我们改造一新”。“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历史证明，中国革命是时势逼出来的正确选择、首要选择，不是可有可无，不是说“告别”就可以告别的，这个历史过程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再以抗日战争史为例，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中国抗战之局面。有人却大谈正面战场，轻视或无视敌后战场，无视敌后战场后来逐渐成为中国人民抗战的主战场，无视中国共产党在这场全民族抗战中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属于当代史，更加敏感。有人将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或者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这显然是错误的。这两段历史固然有重大区别，但本质上是前后衔接、不可分割的，共同构成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接续探索奋斗、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历史。在早期探索中，我们因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的蔓延而走过弯路，经历了曲折，包括“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那样的严重曲折；同时也取得伟大建设成就，在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成功研制作为大国标志的“两弹一星”；外交工作也有重大建树，突出体现在我国于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次年促成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所有这一切，为后来的新探索创造了有利条件，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物质基础和理论准备———正是通过深刻总结历史、审时度势，中国共产党深知老路、邪路都不能走，进而带领人民披荆斩棘砥砺奋进，成功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新路，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改革开放至今的历史波澜壮阔、可歌可泣。恶意抹黑这段历史的声音主要有两种，一是否定我们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二是散布“中国崩溃论”。
有些西方人胡乱贴标签，说我们搞的是“新官僚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内也有人附和，说我们只是名义上的社会主义。姓“资”姓“社”的争论由来已久，两者其实有着明确分野。这么多年来，中国社会确实变化很大，包括产生新的社会阶层，出现社会经济成分等“四个多样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必须看到，无论怎样千变万化，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没有变，人民在国家的主人翁地位始终没有变，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始终没有变，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始终没有变。共同富裕被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任务之一是打好脱贫攻坚战，全体人民同步实现全面小康，一个也不能少。而资本主义是一种剥削制度，必然导致两极分化，不可能提出更无法实现共同富裕。正如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所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已达到或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加剧了贫富分化。这是西方社会挥之不去的梦魇。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出现问题在所难免，不能因为问题解决得不够快、不尽如人意，就不分主次地怀疑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个完整概念，“社会主义”这四个字是定性的。我们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西方国家二三百年才走完的发展历程，其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倘若我们真是在搞资本主义，中国就绝无可能取得今天的发展成就，相反，必然招致灾难性后果。这层意思，邓小平同志早就讲清楚了。
与“国家资本主义”等说法相比，“中国崩溃论”更接近或直接反映了西方的真实心态，无非是说我们没有照搬西方那套政治制度，所以迟早要“崩溃”。眼下美国采用贸易、科技、军事等手段加紧遏制和围堵中国，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明显增大。今年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有人遂跟着起哄，诋毁新中国历史，唱衰中国。也有人感到有点不踏实，流露出些许悲观情绪。“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自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一直在涉险滩、克难关，一路风雨兼程披荆斩棘，从未被吓倒、被压垮。“中国崩溃论”喊了这么多年，中国非但没有崩溃，反倒是这个说法在国际上成了笑柄。事实胜于雄辩，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当代中国都是在持续发展进步，并且发展得越来越好，而不是停滞，更不是倒退。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近期发布的健康公报，中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2018年为77岁，与1949年的35岁相比，增加了42岁。我国经济总量在改革开放之初位列世界第11位，自2010年起超过日本，稳居世界第二位。近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达30%以上，超过美、日、欧元区国家的总和。说中国“崩溃”，无异于睁眼说瞎话。
三
国内发表历史虚无主义言论的人是否都是蓄意反党反社会主义？恐怕不能一概而论。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把握好尺度和分寸。不过，这类言论随意涂抹、肢解历史，甚至或明或暗地挑战四项基本原则，确实触犯了底线，决不能等闲视之。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危害极大，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传播错误的历史观，颠覆了历史，否定了现实
这是最大的危害，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属于釜底抽薪。
改革开放对中国学术研究来说也是一个重大转折。思想解放的推进，研究禁区的突破，日益开放的对外学术交流，新研究领域的开辟，新资料的整理出版，使历史研究异常活跃，气象万千。以现代化历程为视角来阐释中国近代史便是一例，客观上丰富和深化了我们对历史的认识———使中国摆脱积弱积贫状况，走向现代化，这当然是一种进步取向。不过，革命史、现代化史这两条线索并非截然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现代化为中国革命提供了物质条件、酝酿了阶级基础，革命则是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必要前提。在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首先必须实现国家统一、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也就是进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否则，现代化终将是镜花水月，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说到底，反帝反封建是中国近代史的主线，这是无可置疑的。因此，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倘若按照历史虚无主义的逻辑，随意肢解、歪曲历史，否定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否定中国革命的正义性、必要性，也就否定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这岂不是历史的大颠倒？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否定党的领导，也就否定了新中国的历史。现代化绝不等同于西化，近代如此，当代亦如此。我们得出历史结论，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而西方却把这说成是我们的最大“缺陷”，有意识地宣传所谓“普世价值”，大肆攻击我国政治制度，说我们是一党制，不民主。国内也有人无视党的执政成就，无视党在从严管党治党上所作的努力、所取得的成效，无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势和特点，片面地以党内存在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为由，肆意诋毁、否定党的领导，提出“08宪章”，鼓噪“宪政民主”。在谈到中共党史时，历史虚无主义者的言论十分露骨。早先是以海外为中心，以书刊形式，大肆攻击污蔑毛泽东、周恩来等党的领袖和开国元勋，如某保健医生在美国出版的回忆录充斥了捏造和谎言。近些年又有新变化，国内互联网上的噪音杂音增多，人民爱戴的党的领袖继续遭到诋毁，各个时期具有标志意义的人民英雄也被恶搞、嘲讽。譬如，有人胡诌一气，说张思德是“烧鸦片时窑塌致死”，抗日英雄群体“狼牙山五壮士”跳崖实际上是“溜崖”，刘胡兰“精神有问题”，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纯属“虚构”，黄继光堵枪口是因为“摔倒”，邱少云在潜伏中烈火烧身纹丝不动“违背生理学”，雷锋是“自拍狂魔”、日记“造假”，等等。如此诽谤英雄、颠倒英雄形象，是对民族共同记忆、民族精神的亵渎和侵犯，是在肆意抹黑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央电视台某节目主持人在酒宴上轻佻放肆地辱骂毛泽东主席这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幕，正是在这种舆论氛围下发生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与危害，由此可见一斑。法院就“狼牙山五壮士”等名誉侵权案作出公正判决，捍卫了法律的尊严，也捍卫了历史的尊严。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道路的设计者、领路人和主心骨，否定党的领导，也就否定了中国道路。道路决定命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国道路还具有世界意义，说明广大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找到一条不同于西方、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从而为缩小南北差异、解决发展不平衡这一全球性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历史与现实充分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间正道，除此之外，中国走任何别的路都是绝路、死路。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歪曲、扭曲历史则是十足的背叛和亵渎。不敬畏历史，不珍惜当下，我们就没有未来，好不容易攒下的家底就会毁于一旦。苏东剧变的惨痛历史印证了这一点。苏联解体十年后，两位俄罗斯学者专门写有一书进行反思，分析西方如何以信息为武器进行渗透，对苏联展开心理战，通过抹黑苏共历史在意识形态领域撕开缺口，最终操纵了公众意识，导致苏联走向自我毁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国是拥有近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共产党是拥有9059.4万名党员的执政党，这样一个大党大国，人心一旦散乱，势必自乱阵脚，就会出大事。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国突出的政治优势，而要保持这一优势，就必须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就必须在全社会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坚决抵御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中央一再号召全党全体人民坚定“四个自信”，而历史自信是文化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近一百年来，一代代共产党人壮怀激烈慷慨高歌，带领人民不懈探索与奋斗，继走出中国革命新路后，又成功开辟并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新路，进而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前途命运，近代以来历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事实胜于雄辩，历史不容歪曲。对于这段峥嵘岁月、光辉历史，我们要始终怀有敬畏之心。正如习近平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所说：“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辉煌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二）严重扭曲了价值观
史家记述历史，必然臧否人物，须分辨是非曲直。这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优秀传统。世传孔子编《春秋》，就讲究微言大义，寓褒贬于行文叙事中，即所谓“《春秋》笔法”。孟子遂有“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一说。成语流芳百世、盖棺论定或遗臭万年，说的都是这个意思。历史观涉及对是非、正邪、善恶、进步与落后的评判，与价值观密不可分。有什么样的历史观，就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历史虚无主义言论从学术层面讲是肤浅的，历史观是错误的，因而价值观是颠倒错乱的。否定历史发展的主线、主流、主旋律，颠倒是非、正邪、善恶、荣辱，就会使人失去对历史的敬畏之心，不知鉴戒，导致价值观扭曲。价值观一旦混乱，必然做事没有底线，为满足私欲不择手段。为官者如此，就会利令智昏，成为两面人，置党纪国法于不顾，弃党性原则如敝屣，以致集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于一身，行为龌龊，进而严重污染政治生态、败坏社会风气。时下社会上有些人的价值观很庸俗功利，判断一个人是否成功，主要看两点：做多大官，有多少钱，而不问官是怎么当上的，当得如何；钱是怎么得来的，又是怎么花的。“我爸是李刚”的段子，以及某对富豪父子被一些网民戏称为“国民公公”和“国民女婿”，都反映了这种心态。社会上一旦崇拜或追逐权力、金钱的人多了，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就会滋蔓，乃至黄赌毒屡禁不止。一言以蔽之，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一旦泛滥，就会消磨我们的意志，瓦解我们的精神，腐蚀我们的灵魂。
建党近一百年、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之所以能攻坚克难砥砺前行，不断铸造辉煌，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党和人民有好的精神面貌，有崇高的价值追求，有理想信念作为支撑。1980年12月，即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引述毛泽东同志“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一语，强调全党要学习和培养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等精神，并把这些精神推广到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中间去，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中共十九大报告郑重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在新时代走好新的长征路，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和话语权，继续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重视在青年特别是青年党员中加强中国近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共党史的学习教育，倡立正确历史观，传承红色基因。
（三）严重败坏了学风
如果说戏说历史类电视连续剧在剧情上无厘头、在典章制度等方面经不起推敲多少情有可原，那么，所谓正剧也出现大量硬伤就说不过去了。例如，太平天国在定都初期推行隔绝男女政策，即便是夫妻同居也是死罪，而电视剧《太平天国》却穿插了许多谈情说爱情节；该剧在公映前的宣传海报甚至以“江山如画，美女如云”为题，当时就引起哗然。清初将京师周边大片区域划为“直隶省”，民国十七年（1928年）改称“河北省”，该剧写太平军北伐推进到直隶泊头镇，字幕却作“河北”。再如，时下一些博士学位论文在知识点上有不少硬伤，甚至有一些句读错误、错别字，连表述都磕磕绊绊。凡此种种，与随意肢解、涂抹历史之风大作不无关系。率尔操觚、不求甚解、胆大心粗，是两者的共同特征。
例如，前述《太平杂说》的作者承认该书仅是“一个写历史题材的散文集”，同时又自诩该书揭开了太平天国“被冷藏的真相”。作者倡议“隔行论史”，表示“不能论或不想论就短说，杂谈，七嘴八舌”，认为“这对激活学术，大有裨益”。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史使人明智，大众关注、评论历史值得鼓励和提倡，但要以正确的历史观为引导，否则有害无益。至于说短说、杂谈能起到“激活学术”的作用，似乎有点言过其实。求真求实是历史研究的首要前提，论从史出是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既然是论史，即便做不到充分占有资料、缜密考订史实，至少也得掌握最基本的史料与史实，大体了解史学史和学界最新研究动态。倘若仅读一点史料就贸然下结论，并且先有结论再拼凑史实作为依据，甚至在叙述史实时存在硬伤，所谓论史岂不等同于文字游戏？又有何严肃性、科学性可言？例如，曾国藩为了向清廷邀功，在奏折中捏称洪秀全是在官军猛攻南京时“服毒而死”。《太平杂说》不加分析地信以为真，讥讽洪秀全“在五十岁的盛年服毒自杀”，并且全书重复此说达十次之多。其实，王庆成先生《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一书先于《太平杂说》出版，辑录了洪秀全长子幼天王洪天贵福被俘后的多份供词（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明确交待洪秀全是在城破前卧床九日“病死”。以杂说、戏说的方式写翻案文章，片面追求轰动效应，语不惊人誓不休，这不但丝毫无助于推动学术进步，反而会混淆视听、败坏学风。此风可以休矣。学风绝非小事。毛泽东同志说过，学风和文风都是党风。
总之，对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必须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进行抵御，及时予以解析。要因势利导，趋利避害。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