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作为东南亚地区战略格局和南海争端大国博弈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俄罗斯通过其特有的路径与方式发挥着特殊作用，并对南海局势发展造成了双重影响。俄罗斯参与角力南中国海的一系列新的政策动向，是其调整对外战略进而谋求拓展的一种必然体现。中俄两国需要把南海问题纳入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框架之中加以战略统筹，在维护双方关系大局的前提之下对具体政策做出必要的调适。

关 键 词：俄罗斯  南海问题  中俄关系  战略统筹  政策调适

在大国关系深刻调整、国际秩序加速转型、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复杂形势下，中国的崛起复兴之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风险和挑战，也将不可避免地在类似于南海争端这样的敏感问题上承受越来越大的外部压力。伴随着以美国为主要代表的大国势力的深度介入，南海问题因为缠结了多种冲突与紧张态势，已经成为亚太地区以及全世界关注的焦点①，甚至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于南海博弈会不会导致大国之间直接对抗的深度担忧②。值得注意的是，与中国互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俄罗斯实际上也参与到了这场角力之中，并通过其特有的路径与方式发挥着自己特殊的作用，成为影响南海地区局势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不过迄今为止，南海问题中的俄罗斯因素并未如美国因素，甚至也不如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因素那样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相关分析只是偶尔散见于论述南海地区形势、东南亚地区格局以及俄罗斯亚太地区政策时顺带展开的部分话题之中。虽然也有个别学者曾就苏联/俄罗斯南中国海政策的某些层面进行过一些有益的探讨，但却未能针对其相关立场背后所蕴含的政策取向乃至战略意向做出较为深入的解读。有鉴于此，本文拟在批判吸收国内外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俄罗斯的南中国海政策进行一种更为系统的理性分析，以求能够更为全面地把握其政策表现和形态，更为准确地揭示其政策实质和内涵，更为客观地评判其政策影响和作用，为有效应对南海局势未来发展特别是进一步探讨南海问题的疏解路径和管控方略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一 苏联时期南中国海政策的发展演变

关于二战期间及至冷战时期苏联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郭渊、王静、吕雪峰、左凤荣等国内学者近年来都曾做出过一些极富价值的专门研究。比如他们认为，战时苏联通过《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条约，承认南海诸岛属于中国的历史事实，对于当时民国政府争取恢复行使主权起到了积极作用③。其中，作为第一份确认南海诸岛属于中国且具备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性文件，1943年12月1日正式发表的《开罗宣言》重申了此前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公告的内容，郑重宣布“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的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④对于该宣言中有关日本归还其侵占领土的内容，罗斯福、丘吉尔在美英苏德黑兰会议期间曾特意问询斯大林的意见，后者明确表示赞成“宣言及其全部内容”，并认为这一决定是“正确的”，“朝鲜应该独立，满洲、台湾和澎湖等岛屿应该回归中国”⑤。在此之后，《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再次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⑥随后苏联政府对日宣战并发表声明签署了该公告，而1945年9月2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书》则最终宣布“接受美利坚合众国、中华民国和大不列颠国政府首脑于1945年7月26日在波茨坦发表、后由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参加的《公告》条款”⑦。

苏联政府的上述态度显然有利于战后中国政府争取恢复在南海诸岛行使主权的行动，而且这样的立场自然也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双方关系当中得以继续体现。在东西方冷战的大背景下，美英等国从遏制主义出发奉行对日片面媾和政策，不仅拒绝为抗日战争做出巨大贡献的中国政府参加旧金山会议，而且在其主导的对日和约中明显背离了《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关于归还中国领土的规定。在前期交涉过程中，苏联与中国方面积极沟通，密切配合，及时通报相关情况并主动征求中方意见，对于中国揭露美英等国图谋、捍卫南海诸岛主权的斗争给予了有力支持。在旧金山会议上，针对美英和约草案仅仅确认“日本放弃对南威岛及西沙群岛之一切权利、权利根据与要求”，而又拒不明确其归属的情况，苏联代表团进行了强烈的批驳，并且以政府文件的形式公开宣读了对美英和约草案的修改意见和新增条款，此即“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满洲、台湾(福摩萨)及附近的一切岛屿、澎湖列岛(佩斯卡多尔群岛)、东沙群岛(普拉塔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巴拉塞尔群岛、阿穆非特里群岛和玛克斯费尔德沙洲)以及南沙群岛(包括南威岛在内)的完全主权，放弃对上述所列领土的一切权利、法律依据和要求”⑧。而在美国方面以不符合议程为由阻止会议对该提议进行讨论的情况之下，苏联代表团又明确宣布拒签对日合约，并且严厉谴责该和约“严重地侵犯了中国对于台湾(福摩萨)、澎湖列岛、西沙群岛和其他岛屿的权利”⑨。

这一时期，苏联政府不仅在国际场合公开承认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主权，而且对于中国政府捍卫海疆的正义行动也积极予以支持。比如1956年6月17日的《消息报》明确肯定南海诸岛属于中国的历史事实，并对当时菲律宾和越南企图侵犯南沙群岛进行了有力抨击。特别是在1958年9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颁布后，苏联政府照会表示“完全支持中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决定”，并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决定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部领土，包括中国大陆、台湾及其周围的岛屿、澎湖列岛以及其他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岛屿”⑩。在当时中苏友好的背景之下，不管是政府官员还是学者，苏联方面关于中国拥有南海诸岛主权的立场应该说是极为明确的，包括官方出版的地图集和一些权威性著作，均承认这些岛屿属于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比如1953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1955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辞典》、1957年出版的《外国行政区域》、1959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地理概论》，以及1954年和1958年分别由苏联内务部和苏军总参谋部绘制的《世界地图集》等，都准确清晰地将东沙、中沙、西沙和南沙群岛标注为中国领土。即使是到了六七十年代出版的一些学术著作和对外公开的地图集中，也仍然保留了一些相关记载，比如苏联测绘总局1961年出版的《世界地图集》、1973年出版的《菲律宾地图》，以及苏联国防部1974年11月28日印制的《海洋地图集》第一分册《太平洋地图》等(11)。

不过，苏联方面的这种立场并未延续保持下去，而是在20世纪60-70年代出现反转。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奉行与美国争霸的战略，苏联的东南亚政策开始出现重大调整，而印度支那则成为其扩张地区影响力的重要场所。其间伴随中苏关系的恶化和中美关系的改善，中美苏大三角格局影响下的南海地缘战略形势也因此发生了巨大变化。为达到排挤美国、孤立中国、抢占东南亚战略制高点的目的，苏联于1969年提出建立所谓“亚洲集体安全体系”，而后则不断派遣舰机在南中国海地区活动，甚至一度造成了1971年“台尔曼号”内燃机船撞沉中国渔船，导致11人死亡11人受伤的严重海损事件(12)。越战期间，苏联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不遗余力地支持越南，而在美国退出印度支那之后，更是显著加强了对越南的扶助和渗透。1976年初苏越签订了《经济和技术新协定》，1978年底又签署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苏越友好合作条约》，并很快就苏联使用金兰湾基地一事达成了秘密协议。这样，在苏联不断强化南海地区军事存在，以及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并实现对老挝控制的情势之下，“中国的战略后院变成了苏联的战略范围”(13)。在中国被迫进行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苏联继续公开支持越南。据统计，在1978年秋至1979年末，越南总额871万美元的武器进口几乎全部来自苏联(14)。期间苏联甚至派出了以明斯克号航空母舰为首的作战编队穿越南海，目的是“拦截中国战场的(陆、海)通信系统，并将有关信息传递给越南”(15)。

与此相适应，由于把越南视为牵制中国和拓展自己在东南亚势力的平台，苏联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南海争端中开始明显偏袒越南，不仅在主权归属问题上出尔反尔，而且积极支持和鼓动越南侵占岛屿的行为，蓄意歪曲和指责中国捍卫主权的行动。在1974年中越西沙海战前后，曾有三艘“目的不明”的苏联军舰在附近海域游弋，而《消息报》和塔斯社则利用东南亚和西方个别媒体的错误材料拼凑题为“事件还是路线？”的文章，旨在反华挺越(16)。实际上，在中苏关系破裂之后陆续出版的《苏联百科全书》《苏联百科词典》等官方工具书中，关于西沙和南沙群岛的词条就已大多不再指明其归属，《劳动报》等苏联媒体转而诬蔑中国对印度支那等东南亚国家搞“地图侵略”，把这些国家的领水“画成了中国内海”。比如针对中国在西沙群岛发现商朝遗址的报道，《消息报》曾专门发表评论文章《新华社的考古学家》，攻击中国的西沙考古“无视许多国家，包括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都申明自己对这些岛屿的权利”。另外针对中国政府1978年12月29日关于西沙、南沙群岛的主权声明，塔斯社又进而发表评论文章《危险的打算》，指责中国捍卫主权的行为是“大汉族扩张主义”，污蔑中美关系缓和为中国在东南亚“扩张”找到了极好借口(17)。尽管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苏联对于南海问题的态度发生了较明显变化，比如针对1988年中越南沙海战选择了中立的“不介入”政策，但也并未就此恢复到以前承认南海诸岛属于中国的立场上来。

由此可见，苏联针对南中国海并没有形成一种相对稳定且一以贯之的政策，而对于南海诸岛的主权归属也并不存在一个长期不变且始终如一的立场。在争端频发数经变迁的南海问题上，苏联的行为和表现更多是属于“策略性”选择的结果，并因此呈现出某种“机会主义”特征，而“中国因素”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其总体战略需求和地区战略目标，则是决定其政策向度的最关键考量因素。实际上，在战后两极格局和东西方冷战的大背景下，中苏两国关系中所发生的每一次阶段性变化，都会对全球战略形势产生结构性影响，并因此导致苏联在南中国海所追求的地缘战略目标出现较大幅度调整。具体来说，最初苏联之所以赞同《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关于南海诸岛主权问题的处理方式，应该说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维护和保持盟国之间战时团结的目的；而它之所以又能在旧金山会议上据理力争甚至不惜为此拒签和约，则完全是因为中苏同盟关系的存在特别是应对冷战大势的需要。同样，导致苏联的立场态度在20世纪60-70年代出现明显反转的主要原因，归根结底还是源于中美苏大三角结构的形成以及由它所塑造的一种新的地缘战略观念；而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俄罗斯一直坚持不再就南海诸岛主权归属问题表态，恐怕也是基于大抵如此的政策逻辑。因此，苏联的南海政策形态背后所反映的是其总体战略需求的变化，必须纳入政策与战略相一致的范畴之中进行系统考察，这也应该成为我们理性认知当下俄罗斯南海政策的最基本路径。

二 俄罗斯参与角力南中国海的路径与方式

由于拥有突出的战略地位和富足的战略资源，南海地区素有“亚洲的地中海”和“第二个波斯湾”(18)之称，“边缘地带理论”的鼓噪者们甚至做出过“谁控制了南海，谁就控制了各周边重要海峡，谁就控制了整个东亚与太平洋地区”(19)的大胆论断。长期以来，以美国为主要代表的大国势力积极涉足这一战略区域，致使原本仅属岛屿主权和海洋权益纠纷的南海争端不断升级，成为当今世界至为敏感也至为复杂的热点问题。在这其中，相较于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国的南中国海政策(20)因其突出的活跃度而广受国际社会关注，冷战后俄罗斯的南中国海政策则主要由于其与相关国家关系的特殊性而并未在学界研究中引起足够重视，以至于对其参与角力南中国海的路径与方式直到现在依然语焉不详或者认识不足(21)。实际上，尽管俄罗斯在苏联解体之初一度因实施“大西洋主义”而不得不在亚洲进行战略收缩，并最终于2001年决定且于2002年提前撤出了对于苏联时期的东南亚战略而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金兰湾基地(22)，但是至迟自1993年起，其对亚洲包括东南亚地区的政策就已经在自我反思之后开始做出调整，并首先选择越南这一“传统盟友”作为突破口，旨在以更加“现代”的方式逐步重返东南亚。二十几年来，通过与东南亚国家和东盟组织恢复和发展关系这样两个路径，并主要借由与相关国家大力开展军事合作和积极参与油气资源共同开发这样两种方式，俄罗斯已经重新成为东南亚地区战略格局和南中国海争端大国博弈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东盟成立之初，苏联认为它是一个服务于美国的反共军事联盟，而东盟国家则将苏联视为东南亚稳定与安全的最大威胁，因此双方关系长期处于敌视和对立状态。1971年东盟《和平、自由和中立区宣言》的发表，被认为是对苏联1969年提出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沉重打击(23)，实际上也成为当时双方关系状态的一个真实写照。不过在冷战结束之后，俄罗斯很快意识到了东盟在亚太地区合作中的核心作用，开始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发展与东盟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俄罗斯于1992年成为东盟的磋商伙伴国，1994年参加了首届东盟地区论坛，1996年又与中国、印度一起成为东盟的全面对话伙伴国。在2004年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基础上，首届俄罗斯—东盟峰会于2005年成功举行，其后俄罗斯与美国一起被吸收为东亚峰会成员。2010年和2016年，第二和第三届俄罗斯—东盟峰会先后召开，2018年11月的第四届峰会进而宣布将全面对话关系提升至战略伙伴水平，标志着双方关系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值得关注的是，通过与东盟关系的不断升级，俄罗斯得以参与到一系列多边合作框架之中，也因此获得了介入南海争端并发挥自身影响的一些重要平台。比如在2015年第三届东盟防长扩大会上，俄罗斯谴责美国的干预加剧了南海冲突，并公开表达了对中国的支持(24)。而在2016年俄罗斯—东盟峰会发表的《索契宣言》中，则进一步提出“支持全面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并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早日通过‘南海行为准则’”(25)。

在不断升级和拓展与东盟组织关系的同时，俄罗斯积极修复和发展与东盟各成员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并借助这种“双管齐下”路径所产生的合力效应，有效提升了其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尽管伴随着冷战的结束，以往支撑苏越盟友关系的战略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强调“不会将过去几十年积累起来的资本拱手让给别人”(26)的俄罗斯，依然继续选择越南作为其东南亚地区战略的支点，双方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也因此得以不断深化。与此同时，俄罗斯充分利用与马来西亚长期积淀的关系基础，高度重视印度尼西亚在该地区的核心角色，显著加强了彼此之间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力度。此外，俄罗斯与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以及新加坡和文莱之间的关系，近年来也都取得了较快发展。即便是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与俄罗斯关系最为疏远的菲律宾，也在2017年杜特尔特访俄期间，达成了多项双边合作协议。实际上，俄罗斯与东盟国家关系发展的效果，已经在经贸合作领域得到了较为直观的体现。据统计，双方贸易额在1999年时仅为9.83亿美元，而从2005年召开首届俄罗斯—东盟峰会到2013年期间则增长了4倍之多(27)，2017年的增长率更是达到了35%。在此基础上，2018年俄罗斯—东盟峰会声明将继续采取措施加大俄罗斯与东盟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进一步加强双方在能源、农业、科技、运输和教育等领域的合作(28)。可以想见，伴随着俄罗斯在该地区经济利益的不断增长，其在南海问题上也将更有理由和机会寻求获得更大的发言权。

当然，奠定俄罗斯在该地区利益存在的一个最为突出的方面，是其在能源领域积极联合越南等国，实际参与南海油气资源的勘探与开发，并在其中占有极大份额。俄罗斯与越南之间的油气合作可以追溯到苏联时代，因为早在1981年，双方便成立了越苏油气联营公司(Vietsovpetro，现称“越俄油气联营公司”)，也正是来自苏联的大量资金、技术和人力支持，帮助越南开启了现代油气工业。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并未因为国际形势变化和自身国力下降停止与越南的油气合作，而是继续将其作为维系和发展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优先方向，进一步加强了在南海地区的油气资源考察勘探和合作开发开采力度。在此期间，积极推动两国能源领域合作，不断促成新的油气合作项目，一直是双方高层领导互访中的重点议题。比如2014年普京访越期间，两国签署了进一步推动俄罗斯石油公司与越南国家石油公司战略合作的备忘录；2015年梅德韦杰夫访越期间，两国石油公司又签署了关于石油勘探与开采的合作备忘录。截至2016年的数据显示，越俄油气联营公司已经累计开采原油2.2亿吨，为越南贡献财政收入和利润近470亿美元(29)。南海油气产业早已成为越南的第一大经济支柱，而如今的越南也已成为东南亚的油气大国，并自2012年以来显著加强了对南海大陆架油气资源的开发力度。伴随一个又一个新油气区块被批准划拨为两国企业联合开发，俄罗斯在越南油气产业跨国合作中的优势角色和领先地位正在得以不断巩固和强化。

更为重要的是，冷战后俄罗斯继承并拓展了苏联在东南亚市场的军火销售体系，通过大量向南海周边各国推销俄制武器获得了巨大经济利益，并借此显著提高了其对该地区事务的发言权。在俄罗斯的东南亚军火销售对象国中，作为传统“老客户”的越南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一个，而俄罗斯则长期是越南的第一大武器装备提供国。早在1998年，俄罗斯便与越南签署了军事技术合作领域的政府间协议，1999年进而成立了政府间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加强军事合作更成为两国发展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最重要目标之一。2003年，越南与俄罗斯签署了引进12艘“闪电”型导弹快艇的合作协议，并从俄订购了4架苏-30MK多用途战斗机。2007年，越南又从俄罗斯引进了两艘“猎豹”护卫舰，以及一套装配“红宝石”超音速反舰巡航导弹的最新型岸基反舰导弹系统。2009-2010年，两国先后签署了20架苏-30MK2战机的销售协议，并达成了6艘基洛级潜艇的巨额军购合同。2012年，俄罗斯宣称将大幅提升与越南的军事合作水平，并签署了为越南培训军官的五年计划。2013年，俄罗斯进而宣布将支持越南建立潜艇舰队，并于2016年签署了帮助越南修建潜艇员训练中心和潜艇维修中心的协议。此外越南还成为继印度之后，第二个同俄罗斯联合生产反舰导弹的国家。据统计，在2011-2016年期间，越南每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武器占其武器进口总额的比例均保持在86%-97%的水平(30)，俄罗斯俨然成了越南军事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推动者。

除了不断向越南这个主要客户提供量大质高的武器装备外，俄罗斯还把其在东南亚的军火贸易扩展到了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大力提升与这些国家的军事合作水平。早在1993年，俄罗斯便与马来西亚达成了出售米格-29战机的第一份军贸合同，而后又于1999年共同签署了《关于国防、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问题的谅解备忘录》。2003年普京出访马来西亚后，两国之间的军事合作明显加速，双方陆续签署并落实了包括18架苏-30MK战机在内的多项军售合同。特别是近年来，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还把马来西亚举办的各类国际防务展会当作一个推销平台，借机促成各种先进武器和优质装备的军贸交易。俄罗斯与印度尼西亚的军事合作同样发展迅速，比如2007年普京首次访问印尼期间便签署了一项总金额达10亿美元的军售协议，其中包括20架军用直升机、22辆水陆两栖坦克和2艘基洛级潜艇等大型武器装备(31)。据统计，在2003-2010年印度尼西亚武器进口总额中，俄罗斯以27.2%的占有比例高居榜首(32)，而1995-2016年的数据则显示，俄罗斯同时是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第一大武器供应国(33)。如今，俄制武器已经席卷东南亚，成为南中国海周边各国军购市场的“抢手货”，而俄罗斯显然希望能保持并提升这种势头，因此仍在想方设法增注加码。比如在2016年举行的首届俄罗斯与东盟国家国防部长会议上，俄罗斯就明确表示将进一步扩大与东盟国家在军事领域的双边合作，因为这“符合整个亚太地区的利益”(34)。

三 俄罗斯在南中国海地区的主要政策考量

如前所述，冷战时期苏联的南海政策之所以前后不一，形态迥异，背后所反映的本质上是其总体战略需求的变化，必须纳入政策与战略相一致的范畴之中进行考察。同样，对于冷战后俄罗斯参与角力南中国海的一系列新的政策动向，显然也应跳出这一具体的问题领域，将其置于整体国家战略的宏观背景之下予以解读。因为所有这些所作所为，实际上都是其致力于追求国家利益的一种现实凝练，同时也是其对外战略调整进而谋求拓展的一种必然体现。对于俄罗斯来说，冷战结束初期的一段岁月毫无疑问堪称艰难，特别是其经济更是一度陷于崩溃的边缘。它曾投其所好地推行向西方世界“一边倒”的“大西洋主义”，以图尽快融入所谓“民主国家共同体”，但结果不仅未能获得它所指望的大规模援助，而且其传统势力范围也被趁机大面积侵蚀。在痛定思痛之后，俄罗斯不得不改弦更张调整对外战略，于是一项亦被冠以“双头鹰”政策的“欧亚平衡”战略就此开始实施，而其核心要点则在于更多关注俄罗斯在东方亚洲的利益，将其对外政策的重心向亚太地区倾斜。这正如普京在其2000年的署名文章《俄罗斯：新的东方前景》中所言明的：“我们同亚太国家一起从言论转向行动去发展经济、政治和其他联系的时刻到了。”(35)特别是自2012年以来，俄罗斯开启了新一轮“向东转”政策，继2015年正式启动欧亚经济联盟之后，又于2016年提出建立“大欧亚伙伴关系”，旨在加快重塑其全球大国形象(36)，走出一条东西兼顾、欧亚平衡的复兴道路。

按照普京的设想，“大欧亚伙伴关系”的地理范围涵盖“东起符拉迪沃斯托克，西至葡萄牙里斯本”的整个欧亚大陆，将致力于实现欧亚经济联盟与地区内多个力量中心的对接与合作。作为这种大战略框架的一个必然要求，俄罗斯亟须拓展和亚洲国家的地缘经济联系，着力提升其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以适应该地区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心的新形势下全球政治的最新变动(37)。为此，俄罗斯一方面积极发展与中、日、韩以及印度等亚洲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关系，以图尽快推进其西伯利亚开发和远东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主动参与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并通过不断深化与东盟这一中心角色的合作，逐步构建起与东南亚国家之间新的利益联结。在这一过程中，双方在首届俄罗斯—东盟峰会上签署了《关于发展全面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通过了《经济发展合作协议》并达成了《2005-2015年推进全面合作行动计划》；第二届峰会又进一步签署了经贸、文化等多个领域的合作协定，尤其是达成了制定经贸投资领域合作“路线图”的意向，随后又就促进“路线图”转化为具体项目进行了多次商讨。在此基础上，双方第三届峰会发表了《索契宣言》并达成了《2016-2020年发展合作综合行动计划》，特别是就欧亚经济联盟与东盟对接达成了共识(38)。值得关注的是，越南已于2015年率先与欧亚经济联盟签署自贸区协定，新加坡、印尼、柬埔寨和泰国等也有意跟进，这意味着俄罗斯与东盟国家关系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当然，出于各个方面的原因，俄罗斯与东盟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一直以来效果不佳，尤其是在东南亚地区主要经济伙伴构成当中，俄罗斯的占位排名与中、美、日等国相比根本无法同日而语。不过，作为能源大国和军事强国的俄罗斯还是充分发挥了自身优势，通过着力推进与东盟国家的能源合作和武器贸易，逐步建立起了其在该地区的利益存在，这也成为其打开东南亚市场的两大法宝。作为能源大国，俄罗斯油气资源获利的战略方向正在由西方市场转向东方市场，而东南亚地区则被视为至为关键的重点所在。对于迫切希望通过扩大对亚洲的油气供应来改变欧亚不平衡局面的俄罗斯来说，快速发展的东盟国家毫无疑问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39)，更何况南中国海本身就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油气资源，俄罗斯也同其他大国一样垂涎觊觎。为此，多年以来俄罗斯一直争取加强与东盟国家在能源领域的合作，这些努力均在双方2005年《经济发展合作协议》《2005-2015年推进全面合作行动计划》以及《2010-2015年俄罗斯和东盟国家能源合作工作计划》中得到了体现。另外，作为军事强国，俄罗斯同样看到了东南亚这一新兴军火市场的巨大潜力，因此不惜以优惠的价格和灵活的方式与东盟国家签订了大量军售合同。据统计，在2010-2014年的全球武器出口市场中，俄罗斯的占比为27%，其中66%的武器出售都是面向亚太国家和地区(40)。实际上在俄罗斯与东盟的经济贸易额中，武器贸易一直占有极大的比重，俄罗斯也因此获得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收益。

不过，如果将俄罗斯向东南亚国家出售军火仅仅归于经济方面的原因，这种认识未免过于简单，因为除了经济利益之外，军事和安全利益同样是俄罗斯在南中国海地区所要追求的重要目标。正如俄罗斯前外长科济列夫在评价与越南的军事合作关系时所指出的，“越南买我们武器的同时，也为俄罗斯买来了军事政治盟友。”(41)实际上，早自彼得大帝打通波罗的海出海口开始，俄罗斯就将发展海权力量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并视之为确保大国地位和争夺世界霸权的一个主要途径。虽然在苏联解体之初，俄罗斯的海军活动曾一度从全球霸权型变为近海防御型，但它并不甘心就此失去海洋强国的地位，而是伴随国家实力的不断增强制定了积极的海洋发展战略，其中包括2001年颁布的《2020年前俄罗斯联邦海洋学说》、2010年通过的《2030年前俄罗斯联邦海洋发展战略》以及根据国际环境和形势变化需要于2015年出台的新一版海洋学说(42)。作为国家大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俄罗斯海洋战略的根本目的是要巩固其海洋强国地位，维护其全球海洋利益，实现方式则是不断增强海军实力，继续拓展活动范围，确保在各大洋的军事存在。由于丧失了黑海和波罗的海一些重要出海口，远东地区在冷战后俄罗斯海洋战略中的价值开始明显上升，而南中国海作为海上战略通道的重要性更是愈发凸显。由于拥有丰富的战略资源和突出的战略地位，南海地区现已演变成为世界各个海洋大国的角逐场，以复兴全球大国地位为目标的俄罗斯自然也会参与其中。

在这方面，围绕金兰湾的大国博弈提供了一个最为典型的例证。作为越南东南海岸的一座大型深水港口，金兰湾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更因坐扼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战略通道而成为极具军事价值的天然良港。早自19世纪起，法国殖民者便开始开发金兰湾的军事用途，沙俄舰队则在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在此进行过燃煤补给。二战时期日本曾占领金兰湾借以入侵马来西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而越战期间美国更是不惜斥资3亿多美元将其扩建为美军在东南亚的陆海空联合军事基地和后勤补给基地。在美国被迫撤离之后，越南又于1979年给予苏联25年的金兰湾使用权，使苏军在西太平洋的前哨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成功向南延伸了2000海里，直接推进到南中国海地区并且逼近两洋咽喉马六甲海峡。作为冷战后期苏联最大的海外军事基地和美国情报部门所称“苏联境外第三大设施”，金兰湾基地与美军在菲律宾的苏比克海军基地和克拉克空军基地遥相对峙，成为苏联海军在南海和印度洋抗衡美国海军的最重要战略支点。虽然冷战后俄罗斯无奈退出了金兰湾，但是多年来关于它谋求“收复失地”的传言一直不时出现，特别是在2010年公开表示对恢复租借有极大兴趣，并于2014年与越南敲定简化俄军舰停靠手续的情况下，金兰湾“风云再起”之声更是开始不绝于耳。按照其军队高官的说法，如果俄罗斯仍然把自己看成是海洋大国，那么重返金兰湾就是一项必然的举动，而如果能够重返金兰湾，那就意味着取得了一次巨大的地缘政治胜利(43)。

从世界总体形势发展来看，俄罗斯在南中国海地区的政策动向显然还有其战略层面的考量，而且这种考量要比其他任何因素都更能体现其大国意识和全局思维。自冷战结束以来，北约的不断东扩与欧盟的持续壮大一步步蚕食了俄罗斯的生存空间，也使它逐渐失去了西线和南线的战略屏障。特别是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战略缓冲区”更有被进一步压缩之势，其欧洲方向也因此面临前所未有的战略压力。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俄罗斯不得不开启新一轮的“向东转”政策，不仅显著加强了与中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而且把东盟看作其全面参与亚太地区合作进程的战略支点，争取能在东线的大国博弈中取得主动权。必须看到，普京高调提出的“大欧亚伙伴关系”虽然表面上意在建立一个包括欧亚经济联盟、印度、中国、独联体各国、东盟和其他国家与地区的连接亚洲和欧洲的合作框架，但实际上它的地缘政治色彩极为浓厚，背后所蕴藏的恰恰是俄罗斯追求新地区秩序、实现新世界格局的一个宏大战略构想。据此已经有俄专家明确指出，俄罗斯近年来之所以打出金兰湾这张牌，更多是对美国重返东南亚的一个战略性回应，而它之所以与中国举行南海联合军演，本身就是对美国及其盟国在该地区军事存在的一种策略性反击。因为对于俄罗斯来说，参与角力南中国海并在其中发挥作用是其作为世界大国的一个必然选择，而其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提升在东南亚地区的国际地位，对亚太战略格局的塑造产生更大影响(44)。

四 俄罗斯因素在南海问题上的作用和影响

南海问题原本只是中国与东南亚有关声索国之间的岛屿主权与海洋权益之争，与美、日、澳、印等区域外大国并无直接关联，更不涉及所谓的国际规则与地区秩序问题。但是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域外势力开始深度介入南海问题，并与菲律宾、越南频频挑起事端，形成内外呼应之势，致使该地区紧张局势不断加剧，中国的南海政策也因此面临前所未有的国际压力。在此背景下，与中国互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俄罗斯参与角力南中国海，被广泛认为主观上带有助力中国共同制约和抗衡美国的战略意图，客观上则达到了减轻和缓解中国海洋维权压力的战略效果。这种基于战略平衡或者战略对冲的乐观派认知，在舆论界对于自2012年开始举行、目前已形成常态化机制的中俄“海上联合”系列军演的评价当中可见一斑。比如认为在东海举行的“海上联合—2014”首次演练了联合查证识别和联合防空课目，意味着俄罗斯对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的承认和支持(45)，而在南海举行的“海上联合—2016”则对该地区各类军事挑衅行为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体现出俄罗斯在南海问题上给予中国的支持。不过也有消极派强调，中俄之间类似的合作更多只是出于相互借重的战略考虑，俄罗斯的主要目的还是希望通过在南海问题上向中国表达善意，来换取中国在乌克兰问题、叙利亚问题上对它的支持。既然所有的政策选择都是基于其自身的战略目标和国家利益，那么不管俄罗斯采取何种方式参与这场角力，都必然会对南海局势发展造成正反两方面的双重影响。

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对于南海争端一直表现得比较超脱，很少在该问题上公开表态，即使是在近年来南海局势升温的情况之下，也一度给人以谨言慎行之感。据说普京之所以没有参加2011年和2012年东亚峰会，就是因为这两次会议计划讨论南海问题，并且希望俄罗斯做出有利于东盟国家的表态。不过在2012年5月，俄罗斯驻菲律宾大使库达舍夫(Kudashev)批评美国加剧了中菲在黄岩岛问题上的分歧，并表示俄罗斯尊重航海自由，关切事态发展，反对任何非当事国干预南海领海争端(46)。在2016年G20杭州峰会上，普京亦表示支持中国不承认海牙仲裁庭裁定的立场，并强调俄罗斯反对任何域外大国对南海问题的干涉。从这些表态看，俄罗斯对于南海争端基本保持了“中立”态度、“不干预”立场和“不选边”政策，而且其公开指责美国介入的“高调门”表现客观上也更加有利于中国。不过上述表态显然因为某些顾虑而在很大程度上留有了余地，比如普京虽然支持中国不承认南海仲裁，但他也专门强调这是出于法律立场而非政治立场，另外对于“海上联合—2016”，据信俄罗斯也是有意推迟演习时间，直到7月12日仲裁案裁决出炉后才得以确定。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多年来俄罗斯正是以所谓中立立场策略性回避了在南海诸岛主权归属问题上再做表态，而其官方研究机构甚至曾经得出南沙岛屿属于“无主之地”的结论，这与中苏结盟时期无条件支持中国立场的状况显然已经完全不同，更谈不上会对中国的南海维权行动提供多少助力了。

相反，俄罗斯向东南亚国家大规模出售先进武器的行为，以及实质性参与南海有争议地区油气资源开发的活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该地区的军事对抗和资源争夺，对中国维护自身权益造成了实实在在的负面影响。毋庸讳言，近年来南海地区出现的紧张局势为俄罗斯拓展与东南亚国家的军火贸易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伴随大量俄制武器装备源源不断地成功落地南中国海周边各国，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该地区的紧张局势。在如火如荼的军火贸易刺激之下，环南海各国之间的军备竞赛近年来明显加剧，整个东南亚地区事实上形成了一股“逆裁军”浪潮，南海争端的未来走势也因此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尽管俄罗斯在向南海争端相关国家出售武器装备时多次声明不针对任何第三国，但毕竟已经极大提升了这些国家的海空军能力，助长了它们在南海争端中的嚣张气焰，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国南海维权的难度和成本。比如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公布的数据，仅在2014至2015两年间，俄罗斯就向越南出口了总价值17.95亿美元的军事装备(47)，帮助后者几乎完成了海空军装备的更新换代。近年来越南之所以在南海问题上频频滋事而且立场强硬，应该说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其军事实力的显著增强以及因此所带来的底气上升。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与南海争端相关国家间的武器贸易并未因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加强而减少，这种状况也不得不让人怀疑其目的除了寻求经济利益之外，很难说没有暗藏对中国进行“警告”的意图(48)。

出于维护和稳定周边环境的考虑，中国在南海油气资源合作勘探和共同开发方面一直较为克制，比如20世纪90年代中海油与美国克里斯通公司签署的万安北-21区块开发合同，就在越南方面的阻挠和干扰之下没有按计划如约执行。但与此相反的景象则是，一些东南亚国家积极引入域外大型能源公司进行合作勘探和共同开发，以至于造成了南海油气资源被大量盗采和大肆哄抢的局面。在这一过程中，俄罗斯的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和能源巨头与越南、印尼、马来西亚、文莱等国达成了大批海上能源合作项目，并且在巨大经济利益的诱惑之下，将其大部分勘探开发活动伸入到南海断续线及其附近海域，严重侵害了中国在该地区的合法权益。比如俄罗斯油气企业与越南合作在南海大陆架获得股权的区块当中，05-2、06-1、06-2、132和133区块均位于南海断续线中国一侧，完全属于中国海域；而128、129、130、131以及05-3区块则位于南海断续线上，也绝大部分或者至少一半属于中国海域。虽然中国方面曾经多次就此与俄罗斯进行交涉，但俄方却以商业行为不应该受政治问题限制为由作为回复，因此大多数合作项目依然在正常推进之中。实际上，在目前越南大陆架8个最重要油气田中，俄罗斯油气企业投资并参与开采的就有4个，俨然已成为越南疯狂盗采南海油气资源的最主要合作者。近年来越南又先后在南海划定了180多个区块进行国际招标，其中很大一部分位于西沙和南沙海域(49)，想必俄罗斯油气企业正继续对此虎视眈眈。

利用区域纷争是俄罗斯涉入亚太的一个重要手段，而复杂敏感的南海争端实际上提供了一个现实的路径，为其在东南亚地区谋求扩大影响力和实现利益最大化创造了有利条件。在长期的外交实践中，东南亚国家普遍学会了一种与各大国保持“等距离外交”或曰“平衡外交”的生存技巧，这也成为它们在国际体系特别是地区体系中典型的处世之道。现实主义理论家曾把“平衡政策”视为解决权力竞争所造成的国际冲突或不稳定局面的最有效方法，认为地区性权力平衡的存在可以避免某些特定国家被地区性强权兼并或者支配(50)。而按照一般的理解，东南亚国家所奉行的“平衡外交”就是要充分利用各大国的优势和它们之间的矛盾以及它们对于权力的追求，通过塑造大国间“势力均衡”达到维护该地区安全与稳定的目的(51)。在南海局势持续升温的情势之下，东南亚地区得以成功吸引了包括美、日、印等国在内几乎世界所有主要力量的关注，而一直谋求在该地区和平、安全和稳定上发挥作用的俄罗斯自然也不会“被缺席”。因为在大多数关涉南海岛屿主权与海洋权益之争的东南亚声索国看来，尽管俄罗斯较之苏联已经衰落了，但它毕竟还是一个大国，因此在构建该地区力量平衡过程中仍然需要考虑到它的作用，更何况它们也或多或少希望俄罗斯能够在南海问题上站在自己一边，以它特有的优势和方式制衡中国以及争议中的其他国家。显然从这个意义上讲，俄罗斯参与角力南中国海本身，恰恰迎合了这些国家谋求该地区力量平衡的需要。

不过问题的关键在于，东南亚国家所奉行的这种“平衡外交”在政策实践中已然呈现出一种“大国通吃”的状态，这不仅使得该地区局势变得更加复杂敏感，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为南海问题的进一步“国际化”和“多边化”起到了“催化剂”和“加速器”的作用。实际上，越南之所以甘当俄罗斯在东南亚的地缘支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希望借助俄罗斯的力量在南海问题中发挥某种平衡作用，而它以重启金兰湾军事基地谈判为诱饵再度挑起大国竞争的举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的需要。同样，杜特尔特之所以在继续保持与美日已有关系的同时加速改善和推进与俄罗斯的关系，显然也是将其作为菲律宾平衡外交政策的一个新的着力点，并视其为在南海地区制衡中国的一个最好选择(52)。就此而言，在大多数关涉南海争端的东南亚声索国的对外政策布局当中，它们期望俄罗斯发挥的作用其实也和美日等域外大国所扮演的角色一样——既被它们用作在该地区平衡其他大国的工具，同时又是它们借以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和“多边化”的工具。在此情况之下，尽管俄罗斯一再公开强调它“反对南海问题国际化，支持有关当事国通过直接谈判协商解决争议”(53)，但却极有可能会在事实上成为南海问题“国际化”和“多边化”的一个重要推手。虽然近年来中方提出以“双轨思路”作为南海问题的解决之道，旨在争取将解决领土海洋争端与管控南海局势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分离开来(54)，但是就目前形势来看显然不容乐观。

五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与中俄南海政策调适

中国与俄罗斯互为最大邻国，而且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国、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主要新兴市场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两国之间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从未出现大的波折，也因此被视为“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早在1994年，双方便确立了建设性伙伴关系，1996年进而提升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之后在2001年缔结《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005年发表《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的基础上，又顺利实现了向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迈进和升级。在后冷战时代世界地缘政治裂变不断加剧、大国间利益格局和利害关系不断重组的复杂形势下，中俄两国在政治上互相尊重，在涉及主权与尊严、发展利益与安全关切等重大问题上彼此支持，在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积极配合，合力打造出了世界舞台上至关重要的一组大国关系，并且体现出其他国与国关系所不具有的高质量和高水平。特别是近几年来，两国经受住了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严峻考验，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彼此助力，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相互支持，为共同促进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仅持续保持了高位发展态势，步入了“历史最好时期”(55)，而且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作为应对地区及全球层面复杂性议题、推动地区和全球治理向纵深推进的典范，中俄两国之间的密切协调与合作，已经成为维护和确保国际战略平衡与世界和平稳定的“压舱石”和“定盘星”(56)。

当然，中俄关系虽然总体上发展顺利，但也并非不存在障碍性因素。双方历史上的恩恩怨怨，仍在不时引发彼此之间的相互猜疑，更何况两国国内的极端民族主义势力和亲西方势力，也在外部势力的挑拨之下不断唱衰中俄关系。实际上，俄罗斯社会在对华认知方面长期表现出多元化和矛盾性的特点，特别是其精英层中很大一部分人深受西方舆论“中国威胁论”的影响，炮制出了“移民扩张论”和“资源威胁论”等多个变种(57)。比如针对中俄关系“政热经冷”的状况，他们讽刺双方的经济合作是以两国领导人的个人交往作为最有效机制，指责中国并没有把俄罗斯视为生产平台，而只是当作了原料供应者和销售市场，因此未能对其工业发展注入任何推力(58)。另外，针对近年来大量中国居民因开展贸易活动进入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状况，他们又以该地区存在脱离俄罗斯的可能危言耸听，所谓的“东方化”“中国化”言论更是一直不绝于耳。特别是在如何看待中国崛起的问题上，他们一方面认为崛起中的中国是俄罗斯可以借重的力量，但另一方面又强调崛起后的中国可能是俄罗斯面临的最主要威胁，因为他们坚信强大的中国肯定会积极谋求地区主导地位乃至全球主导地位。实际上，俄罗斯的对华政策已经体现出这种既合作又防范的特点，并因此呈现出一种典型的“二律背反”状态，比如它既谋求加强对华关系，又主张抑制中国发展；既谋求搭乘中国经济便车，又主张不为中国经济输血；既谋求稳定对华军售现状，又主张限制武器出口质量(59)。

更为重要的是，俄罗斯的对外战略一向以“实用主义”作为基础考量，且容易随着地缘政治情势的变化而发生改变，这就使其政策实践往往表现出某种“机会主义”的特征。作为一个欧亚大国，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决定了它“既不能绝对地关注西方，也不能绝对地关注东方”(60)，而“任何有效的经济战略和外交政策的制定，都应该考虑到俄罗斯国家发展中的这种二元化特征”(61)。不过，就国家、社会和民族属性而言，“俄罗斯毫无疑问是一个欧洲国家，因为它具有欧洲文明”(62)，本质上也会更加重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而其“东方外交”的开展则更多是出于“策略性”选择的结果。这正如1994年时任俄副外长帕诺夫所言明的：“我们在东方的地位越稳固，就越有信心和越有分量地在西方采取行动。”(63)就此而言，近年来俄罗斯之所以加速推进新一轮“向东转”政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在西线和南线承受的战略压力已经不堪其重，因此试图通过参与东线的大国博弈重新谋取战略主动。而它之所以积极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就是要借重中国快速崛起所引发的战略效应，将其作为制衡美国及其盟友的一个最重要筹码。对此俄罗斯精英阶层和战略界似乎并不避讳，他们实际上是把中美博弈看成了其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一个战略机遇期，并把借重中国视为其欧亚外交的一个明智选择(64)。由此可见，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动力本质上属于“外压型”而非“内源型”，极易受到中美俄之间力量对比变化以及地缘政治情势变化的影响。

不过，无论如何，中俄两国有着相同的战略需求和相近的发展理念，在当今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中也面临相似的外部环境，在大部分重大国际问题和地区问题上拥有相同或者相近的立场，因此理应相互扶助、彼此支持，协力推进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之路。特别是在面对共同的战略对手和相似的战略挑战的情况之下，双方有责任、有义务也有必要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开展更加密切有效的协作，共同促进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发展。按照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说法，“小国的目标是使国民自由、富足、幸福地生活”，而“大国则命定要创造伟大和永恒，同时承担责任与痛苦。”(65)就当前的世界形势来看，中国与俄罗斯谋求民族复兴的道路正在步入关键阶段，而美国则公开把中俄两国视为挑战其全球领导地位的最主要竞争对手。贸易战的打响标志着中美之间结构性矛盾开始集中凸显，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也因此变得更加严峻。乌克兰危机以来俄罗斯遭到以美国为首的霸权势力的群攻群殴，俄美关系竞争和对抗的态势也由此进一步加剧。今后一个时期，美国的霸权政策不会改变，对中俄两国的战略打压也不会改变，如何增进共识、化解分歧、彼此借重、相互支持，立足全球视野继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将是摆在中俄两国面前的一个首要课题。因为不管是就追求各自的国家利益而言，还是就共同促进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发展而言，俄罗斯都需要一个繁荣而稳定的中国，中国也需要一个强大而成功的俄罗斯(66)。

作为新时期两国最重大的国家发展战略和区域合作战略，“一带一路”倡议与“欧亚经济联盟”设想的全面对接，对于构建中俄合作新模式以及重塑欧亚经济新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继2015年两国发表《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后，双方又于2018年签署了经贸合作协定，标志着两大战略的对接已经从项目带动进入到制度引领的新阶段。不过，谋取经济利益显然并非俄罗斯创建欧亚经济联盟的唯一目的，其之所以积极推进与“一带一路”、东盟以及上合组织的对接，实际上都是在为“大欧亚主义”的宏大目标谋篇布局，更何况历史上丝绸之路的兴衰也均与俄罗斯、奥斯曼帝国的兴衰密切相连(67)。因此，对于中国来说，如何与俄罗斯有效对接彼此之间的战略契合点和利益汇合点，尽可能消除或者最大限度减少其战略猜疑，进而推动在大欧亚伙伴关系框架下的双边和多边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就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巩固和深化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中之重。这就需要中国继续坚持把发展对俄关系作为外交的优先方向，充分理解俄罗斯对华政策的利益需求，并通过实际行动减少分歧，补足短板，切实增进双方之间的战略互信。比如应以全面落实双方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合作开发为抓手，积极助力俄罗斯解决其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各种困难，将两国间享有的政治优势加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贸成果，并更多惠及两国民众，真正推动经贸合作成为双方关系发展的主动力，而不再是绊脚石。

美国及其盟友遏制中俄崛起和复兴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蓄意恶化两国的安全环境甚至挑动周边地区“生乱生战”，而特朗普政府抛出的所谓“印太战略”构想，本质上也是要打造一个针对中俄的战略布局，围堵“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并且钳制“大欧亚伙伴关系”计划。对此中俄两国都必须要有清醒的战略认知，争取把所有重大问题纳入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框架进行战略统筹，而决不能隔岸观火，坐看鹬蚌相争，或者落入拉俄制华、联华制俄的圈套之中。特别是在南海争端这样的复杂敏感问题上，中俄两国必须高度重视问题的本质和属性，理性看待各自的立场和态度，在维护双方关系大局的前提之下对具体政策做出必要的调适，共同推动相关局势趋稳向好发展。必须看到，虽然南海问题事关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和合法海洋权益，东南亚也并非俄罗斯的战略主导方向，但它毕竟已经在该地区建立起了重要的利益存在，不可能在所有层面的问题上都按照中方的意愿行事。因此对于中国来说，能否本着求同存异、合作共赢的目标，以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方式妥善应对俄罗斯的南海政策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这其中，继续深化与俄罗斯的油气合作对于破解南海能源困局毫无疑问意义重大，而中俄一起与相关国家合作成立三方联营公司进行共同开发也未尝不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当然，中国必须不断通过坚定的立场宣示让俄罗斯意识到在南海问题上采取投机策略的成本，谨防其借口反制美国变相加大介入力度，因为这才是一切问题的关键之所在。

①Robert D.Kaplan,"The South China Sea is the Future of Conflict",Foreign Policy,Issue 188,2011,pp.1-8.

②Alice D.Ba,"Staking Claims and Making Wav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How Troubled Are the Waters?",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Vol.22,No 3,2011,pp.270-283.

③参见郭渊《冷战初期苏联支持中国政府对南海主权的捍卫》，《俄罗斯学刊》2012年第1期；王静：《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南海地缘形势与苏联的南海政策》，《俄罗斯学刊》2013年第1期；吕雪峰：《南海争端中的苏联/俄罗斯因素》，《俄罗斯研究》2016年第1期；李友龙、左凤荣：《俄罗斯的南海政策及其对我国的影响》，《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8年第4期。

④吴士存主编《南海问题文献汇编》，海南出版社，2001年，第367页。

⑤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The Conferences at Cairo and Tehran,1943,p.366,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43CairoTehran/d366,2018-12-30.

⑥吴士存主编《南海问题文献汇编》，海南出版社，2001年，第369页。

⑦《日本无条件投降书》(1945年9月2日)，载张篷舟主编《中日关系五十年大事记(1932-1982)(第三卷)，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第422页。

⑧《葛罗米柯九月五日在旧金山会议上演说全文》，《人民日报》1951年9月9日。

⑨《葛罗米柯九月八日在旧金山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人民日报》1951年9月11日。

⑩《苏联政府照会我国政府完全尊重我国关于领海的决定》，《人民日报》1958年9月11日。

(11)《苏联国防部去年年底出版的〈海洋地图集〉明确标明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为中国领土》，《参考消息》1975年11月30日。

(12)《苏联“台尔曼号”轮船违反国际海上船舶避碰规则，撞沉我渔船一艘造成严重海损事件》，《人民日报》1971年4月19日。

(13)〈美〉安德鲁·内森、罗伯特·罗斯著，柯雄、贾宗谊、张胜平译《长城与空城计——中国对安全的寻求》，新华出版社，1997年，第110页。

(14)Paul Kelemen,"Soviet Strategy in Southeast Asia:The Vietnam Factor",Asian Survey,Vol.24,No.3,1984,pp.341-342.

(15)Lau Teik Soon,"ASEAN and the Cambodian Problem",Asian Survey,Vol.22,No 6,1982,p.559.

(16)《苏报和塔斯社用外电外报材料就西沙群岛问题撰文反华》，《参考消息》1974年1月29日。

(17)《苏〈消息报〉反华文章“新华社的考古学家”，攻击我关于在西沙群岛发现宋代遗址的报道》(1976年9月16日)、《塔斯社评论员文章“危险的打算”》(1979年1月1日)，载《南海诸岛剪报资料》(十二)，厦门大学图书馆藏(登记号4386)。参见王静《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南海地缘形势与苏联的南海政策》，《俄罗斯学刊》2013年第1期。

(18)Scott Snyder,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Prospects for Preventive Diplomacy,A Special Re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August 1,1996,p.4,http://www.usip.org/publications/1996/08/south-china-sea-dispute-prospects-preventive-diplomacy,2018-12-30.

(19)Chia Lin Sien and Colin MacAndrews eds.,Southeast Asian Seas:Frontiers for Development,Singapore:McGraw-Hill International,1981,p.226.

(20)有关美、日、印、澳南海政策的专门分析，可参见系列拙文《美国的南中国海政策：历史与现实》，《外交评论》2009年第6期；《日本的南中国海政策：内涵和外延》，《外交评论》2011年第3期；《印度的南中国海政策：意图及影响》，《外交评论》2010年第3期；《澳大利亚的南海政策：取向与限度》，《国际论坛》2017年第2期。

(21)近年来国内学界涉及俄罗斯南海政策的相关研究，除前述吕雪峰、左凤荣的学术成果外，还包括刘霏：《俄罗斯的南海政策及其对中国海洋争端的影响——基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分析》，《东北亚论坛》2016年第1期；康霖：《俄罗斯东南亚政策演变及其对南海问题的影响》，《太平洋学报》2012年第11期。

(22)Ian Story and Carlyle A.Thayer,"Cam Ranh Bay:Past Imperfect,Future Conditional",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Vol.23,No.3,2001,pp.454-461.

(23)陆建人：《东盟的今天与明天》，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年，第152-154页。

(24)欧贤安、王跃西、侯涛等：《东盟防长会没发联合宣言》，《环球时报》2015年11月5日。

(25)《俄罗斯—东盟峰会通过索契宣言并达成49点共识》，新华社，2016年5月21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05/21/e_1118907146.htm，2018年12月30日。

(26)学刚、姜毅：《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外交》，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78页。

(27)李勇慧：《大欧亚伙伴关系框架下俄罗斯与东盟关系：寻求区域一体化合作》，《俄罗斯学刊》2017年第2期。

(28)《俄罗斯—东盟峰会在新加坡举行》，中新网，http://www.chinanews.com/gj/2018/11-15/8677182.shtml

(29)《越俄油气联营已为越创利税470亿美元》，中国商务部网站，http://www.mofcon.gov.cn/article/i/jyjl/j/201608/20160801379670.shtml

(30)See "SIPRI Arms Transfers Database".https://www.sipri.org/databases/annstransfers,2018-10-11.

(31)《普京访问印尼签署10亿美元军火协议销售直升机等》，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o/2007-09-07/080912526354s.shtml

(32)《俄在印尼武器市场榜首地位受到中美韩挑战》，新浪网，http://milnews.sina.com.cn/2011-11-04/0858672248.html

(33)See "SIPRI Arms Transfers Database",https://www.sipn.org/databases/armstranafers,2018-10-11.

(34)《俄罗斯国防部长：俄将加强同东盟国家军事合作》，央广网，http://military.cnr.cn/gz/20160427/t20160427_521998084.html

(35)〈俄〉普京：《俄罗斯：新的东方前景》，《普京文集2002-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96页。

(36)Anton Tsveton,"After Crimea:Southeast Asia in Russia's Foreign Policy Narrative",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Vol.38,No 1,2016,p.55.

(37)Vladimir Putin,"Interview to Interfax and Anadolu News Agencies",November 13,2015,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0682

(38)《俄媒：欧亚经济联盟与东盟建自贸区进入实践阶段》，环球网，http://world.huanqiu.com/hot/2016-08/9272425.html

(39)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东南亚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石油和天然气供应日趋紧张。据亚太能源研究中心的数据分析，2010-2020年东南亚石油需求年增长率为4.5%左右，2020年整个东南亚地区的石油缺口将达2.02亿吨。参见赵洪、黄兴华《试析冷战后东盟与俄罗斯的关系》，《南洋问题研究》2008年第4期。

(40)See "SIPRI Arms Transfers Database",https://www.sipri.org/databases/armstransfers,2018-10-11.

(41)《俄罗斯插手南海对中国并不是好兆头》，铁血网，2016年5月20日，http://bbs.tiexue.net/post2_11474063_1.html

(42)陈效卫、曲颂：《俄罗斯出台新版海洋学说》，《人民日报》2015年7月28日。

(43)罗洁：《金兰湾：风云再起？》，《世界知识》2010年第22期。

(44)Victor Sumsky and Evgeny Kanaev,"Russia's Progress in Southeast Asia:Modest but Steady",Russian Analytical Digest,No.145,31 March 2014,pp.2-4,http://www.css.ethzch/content/dam/ethz/special-interest/gess/cis/center-for-securities-studies/pdfs/RAD-145-2-4.pdf,2018-12-16.

(45)"Russian Ships Sail to East China Sea to Participate in Russia-China Exercises",22 May,2014,https://sputniknews.com/military/20140522190038040-Russian-Ships-Sail-to-East-China-Sea-to-Participate-in/

(46)《俄罗斯首次表态：反对非当事国干预南海领海争端》，人民网，2012年5月21日，http://world.people.com.cn/GB/17935279.html

(47)See "SIPRI Arms Transfers Database",https://www.sipri.org/databases/armstransfers,2018-10-11.

(48)〈越〉阮玉长著，杨桥光译《论美日俄印等大国的南海战略》，《南洋资料译丛》2013年第1期。

(49)王四海、孙秀文：《俄越油气合作问题探析》，《欧亚经济》2014年第4期。

(50)Richard Little and Michael Smith,Perspectives on World Politics,New York:Routledge,1991,p.115.

(51)王森、杨光海：《东盟“大国平衡外交”在南海问题上的运用》，《当代亚太》2014年第1期。

(52)那传林：《杜特尔特访俄传递了哪些信息？》，《世界知识》2017年第12期。

(53)林雪丹、陈效卫：《王毅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谈》，《人民日报》2016年4月20日。

(54)杨力：《中国和东盟国家南海合作趋势加强》，《世界知识》2018年第1期。

(55)季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步入历史最好时期》，《中国国防报》2018年10月24日。

(56)李冠群：《中俄战略协作是亚太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基石》，《光明日报》2015年10月6日。

(57)李玮：《俄罗斯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56-192页。

(58)许华：《俄罗斯社会舆论中的中国形象——基于2017年俄罗斯涉华舆情的分析》，《国外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59)吴大辉：《防范中的合作——俄罗斯关于中国和平崛起的心理图解》，《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5年第5期。

(60)Mohiaddin Mesbahi ed.,Russia and the Third World in the Post-Soviet Era,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2002,p.250.

(61)M.Titarenko & V.Mikheev,"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Russia",International Affairs,Vol.77,No.6,2001,p.56.

(62)〈俄〉德·谢·利哈乔夫著，杨晖、王大伟译《俄罗斯思考》，军事谊文出版社，2002年，第7页。

(63)郭思勉：《俄罗斯加强东方外交》，《和平与发展》1998年第2期。

(64)康霖：《俄罗斯是南海争端的获益者》，《环球时报》2012年8月6日。

(65)〈法〉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81页。

(66)〈俄〉普京：《俄罗斯与不断变化的世界》(全文摘要)，俄新社，2012年2月28日，http://www.chinaru.info/News/eluosixun/11965.shtml,2018年12月3日。

(67)王义栀：《“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