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14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提出，要建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使我国对外工作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展开研究。外交礼宾是一项重要的外交职能，是外交活动最直接和最显著的表现。由于礼宾工作操作性强，学理性相对薄弱，受重视程度与其在外交中的地位是不相符的。本文试图从外交礼宾的视角探讨中国外交的特色和风格，以期加强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解。自改革开放至2012年，在融入国际社会的基础上，中国外交礼宾具有国际化与简化的特点。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礼宾发生鲜明变化，在国际化的基础上呈现出大国风格与大国气象。外交礼宾礼仪是表象，背后折射的是中国的内政、外交、国际化进程以及与世界的关系。通过对中国外交礼宾发展变化的梳理，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格局与气象。

关 键 词：外交礼宾  礼宾礼仪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改革开放新时代  国际社会

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指出“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①之后，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对外工作理念，使中国对外工作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成为中国外交理论界和实践界的一项任务。近年来，关于什么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其内涵、风格和气派体现在哪些方面，成为媒体和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已经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②受这些研究的启发，本文试图从外交礼宾的视角展现中国外交的特色和风格，以期加强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解。

选择这个视角，是因为外交风格和气派是在外交实践中体现出来的，外交礼宾礼仪是外交活动最直接和最显著的表现。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外交活动更加频繁，规格越来越高，礼宾礼仪愈发重要，成为媒体追踪报道的焦点，因而也成为公众关注和了解外交最为直观的渠道。同时，鉴于外交礼宾高度政治性和政策性的特点，礼宾礼仪的发展变化是反映国家外交和对外政策的一个窗口。但是，由于礼宾工作操作性强，理论化较为困难，尽管有不少关于外交礼宾工作的著作，但大多属于技术性或操作性的，或者是对外交礼宾工作中逸闻趣事和经历的回顾，③从这个角度考察中国外交的研究并不多。

有鉴于此，本文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礼宾礼仪的改革和发展历程，在简要阐述外交礼宾特点的基础上，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礼宾演变的规律，探讨推动这些变化的原因，并尝试从这个视角理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内涵。

一、外交礼宾的概念与特征

礼宾(Protocol)，源于两个希腊词汇，意为“First Glue”，原意指把树叶粘到手稿上，④后引申为把事情有序地连接到一起。道格拉斯·巴斯克认为，“在任何服务、商业经营、学术机构、工会甚至家庭中必须有一套程序规则和专业语言，它是一套国际公认的规则，一个群体内的成员遵守这套规则是非常有帮助的……礼宾让人们紧密连接、和谐相处而不是相反。”⑤这种规则和规范在不同领域的表现稍有不同，因此形成了不同领域内的礼宾，如商务礼宾(Business Protocol)、学术礼宾(Academic Protocol)、军事礼宾(Military Protocol)等。

“外交礼宾”(Diplomatic Protocol)特指外交场合的礼宾礼仪，也称“礼宾礼仪”或简称“礼宾”，为国家和外交仪式中遵循的正式的礼仪、行为准则、位次安排与程序，⑥也即政府、国家及其代表在对外官方活动仪式中的一套符合良好行为举止的规则。⑦外交礼宾工作是外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于外交活动的始终，旨在营造外交氛围，规范程序规则的设置，体现国家政策意图，展示国家关系状况，使国家间交往有序和谐，是外交的重要内容。

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民族特点各异，礼仪规范千差万别，因而外交礼宾具有典型的民族和国家特色。⑧比如，各民族国家的服装、饮食、生活习惯的差异都会体现在相应国家的礼宾工作中。同时，由于外交礼宾是处理国家间关系的规范，礼宾工作的总体特征又具有国际性。随着国家之间交往日益频繁，被各国所共同遵守的外交礼宾规范逐渐形成，外交礼宾的国际性得以不断强化、愈发显著，如各国首脑互访均举行仪仗队检阅、礼炮鸣放和国宴款待等。礼宾的国际性与民族性相结合，使礼宾工作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特点，体现了外交工作的政治性和政策性。

既然外交礼宾是调节不同国家或政府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体现国家对外政策，展现国家形象，维护民族尊严，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政策性，⑨故而外交礼宾工作中的每一项内容和安排，甚至“吃喝迎送跳”无不是为了处理和“润滑”国家间或政府间的关系，因此，周恩来总理要求“礼宾官要有政治头脑”。⑩正如外交学的奠基者之一哈罗德·尼科尔森所说，“外交不是一种目的，而是一种手段，不是一项宗旨，而是一种方法”，(11)外交的重要职能是落实对外政策、维护和发展国家利益。作为外交手段和形式的外交礼宾是外交最鲜明的政治形式、职能与手段，因为礼宾形式如接待规格、冷热程度，无不体现一国对另一国的政策和态度，展现国家间关系状况，因而是极为敏感的，往往是国家间关系的晴雨表。(12)比如，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受邀访华，鉴于两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且曾经长期敌对，周恩来确定了接待尼克松总统的礼宾方案：不冷不热，冷不要冷到零下，热不要热到沸点。(13)再如，1989年5月15日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邓小平同志指示与戈氏见面时的礼节是“只握手、不拥抱”，(14)表示两国结束了敌对关系，但尚未恢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两国结盟时的状态。这些礼宾礼节充分体现了中国当时的国内政治、外交政策、两国关系状况及国际政治格局。总之，如果不能透过礼宾的技术性与事务性理解其政治性，就无法抓住礼宾的本质。

外交礼宾包含的内容相当丰富，既展现在宏观层面，如迎送仪式、代表的级别地位和位次排序、宴会安排、谒陵仪式、外交特权与豁免、国旗的悬挂等，也体现在微观层面，如外交主体的言谈方式、行为举止、着装服饰等。其中迎送仪式、国宴和服饰是最容易观察到和最有代表性的礼宾内容。迎送仪式指对外宾的迎来送往，包括交通护卫、礼炮鸣放、仪仗队检阅等诸多环节，是礼宾中最为仪式化、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国宴指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为招待国宾或其他重要贵宾而举行的宴会，(15)是最隆重的外交场合之一，体现了一国的发展水平与文明程度。服饰则反映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物质文明、民族特色，也反映每个人的素养和性格，外交礼宾中的服饰是对外交人员服装、饰品的统称，是国家与民族显性视觉符号和最直接的个性化外观展示。鉴于迎送仪式、国宴与服饰所具有的重要性和显著性，本文选取这三项内容进行考察。

自形成以来，外交在协调国家间关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和重要的作用。在全球化的今天，国家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外交成为当今世界最具活力和最有影响的国际政治手段。中国外交的演进历程和阶段性特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状况，显示出异于他国的中国特色。这些特色既深刻影响和制约不同时期的外交礼宾，也显著体现在迎送、国宴和服饰等礼宾环节上。外交礼宾的发展变化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的演进历程。

二、改革开放前中国外交礼宾工作回顾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外交也揭开了新的篇章。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三十年的时代主题是“战争与革命”，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是维护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在国际舞台上展现的姿态是“反帝”和“革命”。作为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信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中国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并尽量追求与广大“中间地带”国家发展关系。

这个被称为“站起来”时期的外交，也影响并体现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礼宾工作上。新中国重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礼宾工作上呈现出大规模、高规格、超隆重的特点。以迎送仪式为例，苏联首任驻华大使罗申抵京就任时，中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副部长李克农、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北京市市长聂荣臻等党政领导和民主人士赴火车站迎接，三千多名群众挥动彩旗和花环欢迎。(16)一国大使到任，总理率领如此众多的高官和群众热烈欢迎是较为罕见的。除了重视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国也非常重视与“中间地带”国家的关系，这也体现在礼宾工作上。1954年10月19日，印度总理尼赫鲁访华，周总理亲自到机场迎接，沿途20万民众夹道欢迎。(17)

国宴也反映出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的特点，那就是规模宏大。由于当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有限，重要的国宴都会邀请全体外国驻华使节出席，有时一次宴席就安排50多桌。(18)国宴不仅规模大，档次也很高，菜品数量丰富。如1957年4月17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伏罗希洛夫举行欢迎宴会，不包括冷盘、点心，热菜为“六菜一汤”。(19)此外，这一时期国宴的菜品质量好、价位高，多为名贵食材，如某些国宴甚至上了燕窝、鱼翅等名贵菜。(20)这些做法与建国初期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相符合，造成了一定的浪费，引起了中央的注意。(21)后来，毛泽东与周恩来开始考虑对迎送仪式的规模、规格等进行简化，对国宴的参加人数、宴会标准、菜品数量、宴会时长等进行限定，开始了逐步与国际接轨的过程。

但是，“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中国的国际环境显著恶化。中美仍然高度对抗，中苏关系严重恶化，中国陷入孤立，开始执行被称为“两面开弓”的“反帝反苏”政策。融入世界的过程停滞了，礼宾在有限的对外交往过程中也体现出这个时期对外关系的特点。如1967年6月，在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来访时，中国负责接待的仪仗队由1953年6月启用的海陆空三军仪仗队增加了民兵、红卫兵，组成了“五军”。(22)“文革”时期也取消了1954年启用的摩托车护卫队，(23)1966年又废除了1961年启用的鸣放礼炮制度。(24)“文革”期间还停止了在欢迎国宾过程中的分列式表演等仪式。(25)

这个时期的礼宾特点同样体现在衣着上。据章文晋大使夫人张颖回忆，“文革”以前，妇女出国、作为夫人或兼外交官都穿裙子或旗袍，那时候学苏联体制，外交人员的薪金比国内高得多，可以做许多漂亮衣服。但“文革”开始后，造反派搞了个“九九展览会”，把出国服装美化了的一些同志，都批成资产阶级臭老婆，使得女同志们闻风丧胆。(26)中国在外交上曾一度明确提出，“男同志一律不准穿西服，女同志一律不穿旗袍、高跟鞋，不抹口红，不戴首饰，不烫发，不拿纯装饰用的手提包等。”(27)毛泽东主席长期穿着中山装，被西方称为毛式服装，成为中国领导人和外交官在外交场合的统一服装，中国外交官出国一般都身着深颜色的“毛式服装，头发都剪得短短的”。(28)这个时期中国外交官着装上的特点，在体现中国文化和政治特色的同时，也标志着原本国际化程度不高的外交礼宾停止了国际化进程。

总之，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前，受新中国政治体制和“一边倒”战略的影响，礼宾被看成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东西，(29)因而主要学习和参考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礼宾工作也是按照这个政治标准表现为向苏联学习的“国际化”。这个过程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文革”的爆发而出现反转，中国随后陷入孤立，礼宾工作更多受到国内政治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革命”特色。

三、融入国际社会与礼宾工作的国际化与简化

1978年，中国决定将国内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开启了走向“富起来”的时代。外交工作的任务转变成为国内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实现从“革命外交”到“发展外交”的转变。这个时期的国际环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中美关系的缓和与外交关系的正常化，消除了中国参与国际社会的最大障碍。截至1979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已增至120个，占当时总共161个独立国家的3/4，对外交往有了大幅度的增加。(30)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中国开始参与国际组织、融入国际社会，与外界的关系不断改善，外交工作越来越活跃，外交舞台更加宽广。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外交礼宾工作在促进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推动中国参与国际事务和融入世界以及增进世界对中国的了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礼宾工作的变化直接反映了此时中国以发展为首要目标的“发展外交”的特点：首先，停止了“文革”期间的“革命”做法；其次，随着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中国外交礼宾也开始了国际化进程；第三，这些变化总体显示出“简化”的风格。这三点集中体现在迎送仪式、国宴与服饰等方面。

(一)迎送仪式

中国外交礼宾礼仪的改革突出表现在迎送仪式的改革和调整上。首先，恢复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废除或中断的部分做法。1981年9月，中国恢复了国宾车队摩托车护卫。(31)1983年8月，恢复仪仗队分列式表演。(32)1984年2月，恢复鸣放礼炮，遵循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来访分别鸣放21响与19响礼炮的国际惯例。(33)这些举措使中国在迎接外宾的礼宾礼仪上与国际普遍规范一致起来。

随着建交国家增多、对外交往程度加深，礼宾上的烦琐做法越来越不合时宜，在迎送方面，删繁就简既符合中国“发展外交”的高效、务实风格，又顺应了国际礼宾不断简化的大趋势。

礼宾工作的简化表现在对外与对内两个方面。对外简化指对外国来宾的礼宾礼仪简化，具体表现有：考虑到夹道欢迎浪费人力、物力，西方国家也很少使用，自1978年9月起，除特殊情况外，国宾来访时不再组织群众夹道欢迎。(34)随着“革命外交”向“发展外交”转变，考虑到安全、经济与国际航线便利性等因素，1978年12月起中国停止向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来华提供专机。(35)从1980年9月1日起，国宾欢迎仪式的地点由机场(火车站)改至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36)极大地节约了领导人的时间，也使欢迎仪式更加高效和正式。1989年1月起，不再安排少年儿童和青年参加为外国领导人举行的迎送活动。(37)2002年11月1日起，取消在室内举行欢迎仪式鸣放礼炮。2003年起，取消在欢迎仪式上由少年儿童向来访国的国宾夫妇献花。2004年1月1日起，取消国宾车队摩托车护卫。

对内简化是指针对中国领导人迎送仪式的内部简化改革。1986年6月，中国领导人出国访问的迎送规格有了发展和变化，从之前领导人出访前后一般有14—15位领导人送迎改为3—4位部级以上领导同志送迎。(38)1998年11月15日，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出访时送行的领导压缩到5人。2003年5月起，领导人出访、离京不再举行迎送仪式，只派少量人员到机场照料。(39)2012年3月，再次简化领导人出访的机场迎送人员安排，“少量照料”具体为原则上不超过4人。外交礼宾工作的这些改革，简化了程序，提高了效率，展现了中国与时俱进、开放包容、务实高效的作风，很好地体现了“发展外交”。

(二)国宴

改革开放以后，国宴的形式和内容也体现出国际化与简化的特点。国宴的不断国际化，充分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与融入世界的决心。考虑到国际上多不请外交使节参加国宾欢迎宴会，从1978年开始，国宴不再邀请使节参加。1984年以后，国宴不再使用中国本土生产的烈性酒，如茅台、汾酒等，而多采用西方发达国家一般使用的佐餐葡萄酒。(40)中国人用餐习惯共食制，考虑到卫生问题，从1987年开始，国宴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分餐制，(41)即一人一份，食不共器，餐具除了筷子，还配备刀叉。在食物素材上，也注意考虑宗教、过敏、喜好等因素，创制中西合璧的菜品，更好地照顾外宾的就餐需求。这样，从就餐习惯、就餐方式等方面实现了与国际接轨。

国宴的简化表现在规模不断瘦身变小，向务实方向发展。首先是规模缩小，从1978年开始国宴减少到10桌左右，既不讲排场，又大大节约了经费开支。(42)其次，国宴的费用也有所减少，并有了明确的规定。1984年11月，改革后的国宴标准为每位宾客50—60元，重要外宾80元以内。国宴的时间也大幅压缩，过去国宴一般要花2—3个小时，现在控制在1小时15分钟以内。(43)最后，国宴菜品的数量限定在“四菜一汤”，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宴菜肴的数量还在简化，到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国宴的标准已经开始尝试“三菜一汤”，2008年为庆祝奥运会开幕而举行的欢迎宴会即三菜一汤，(44)引起外界的广泛关注与好评。

国宴虽然简化，但菜品更加科学、健康、易于接受，宴会更加高效、节俭、周全、完善。国宴为改革开放的大战略服务，可以说三十多年国宴的变迁过程就是贯彻改革创新思想的过程。

(三)服饰

改革开放后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也体现在外事活动的着装上。具体来说，中国领导人的着装越来越国际化，从以前清一色的中山装(或“毛式服装”)向西服转变，并逐渐形成按场合着装的意识。

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外交官一走出国门就在着装上出现了“与大多数人服装不符”的“尴尬”局面，当事人感到有点别扭或不太自然。(45)改革开放初期，外交部出台了两个与服饰相关的文件，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做法进行了纠正，开始与国际接轨。1980年8月21日和1983年5月23日，外交部先后印发《关于对外活动服装穿着的几点规定》和《关于参加外事活动着装问题的几点规定》，两份文件都提道：“男士除穿中山装外，也可着西服或民族服装。”在国外，“如东道国规定着礼服或民族服装，中方男士可穿中山装，女士最好穿旗袍或长裙。”(46)第二份文件强调服装应“美观”且“女士服装式样、颜色应多样化”。这两项规定传递出以下信号：第一，为外交人员着装松绑，从款式到色彩，外交人员服饰开始多元化；第二，可以在外交活动中穿着西服，为中国外交官着西式服装正名；第三，对国际着装规范中的不同场合着装有了初步的辨识并进行了规定，如在东道主规定着礼服或民族服装的情况下，我方不同性别外交官相应的着装方式。这三点既是对“文革”时期“崇尚美即是向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否定，也表明中国外交服饰开始呈现新风尚并逐渐与国际接轨。这种变化在中国驻美国前三任大使的着装上有充分的体现，也受到国际媒体的关注。中国首任驻美联络处主任着“毛装”，第二任着西服，第三任大使不仅着西装，而且对着装非常考究，还在正式场合根据入乡随俗的原则穿上了“晚礼服”，戴上了“黑领带”，(47)从着装上反映出中国融入世界的过程。

在国家领导人层面，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是第一个穿西服的领导人，他引领了国人从穿中山装到穿西服的转变。1983年11月，胡耀邦总书记访问日本，身着西服亮相日本电视台，“震惊”了日本观众。这被外界视为培养开放意识并向世界展示中国开放形象的一种手段。(48)国家领导人的服饰是政治的风向标，胡耀邦开启了中国领导人对外不一定穿着“中山装”之先河，穿西服成为一种开放的信号。外交部的服饰规定，加之领导人示范，外交领域的正式服装逐渐被西服替代。

到江泽民和胡锦涛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时期，情况发生了更为显著的改变。江泽民主席在大多数外交活动中都穿着西服，但逢隆重社交场合(如国宴)则穿着中山装。1997年10月，江泽民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在国宾欢迎仪式上穿着西服，但在克林顿夫妇为江泽民夫妇举行的国宴上则穿着黑色中山装。到了胡锦涛担任国家主席时期，他在重要外交场合基本穿着西服，不管是公务性的还是社交性的，中山装已经淡出人们的视线。胡锦涛主席2005年11月对英国、2006年4月与2011年1月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不论是欢迎仪式还是国宴，均穿着西服或内穿西服外套大衣。这说明，中国领导人在重要外交场合的着装与西方越来越一致，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

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融入世界的过程，这种融入不仅体现在政策的“请进来”和“走出去”，参与国际组织和融入国际社会，也表现在落实执行这些政策的过程中。这个时期的外交礼宾工作以微观的方式为这一过程做了注脚。中国放弃了前一时期“反帝反修”、支持革命的政策，而是积极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与这一政策转向相适应，中国外交工作的迎送仪式更加规范和国际化，国宴也改变了过去铺张浪费的做法，更加简洁、务实与理性。领导人和一线外交人员的着装不仅开始了国际化进程，而且更加多元化，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多元化趋势和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

四、新时代中国外交礼宾的大国气象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从一个封闭、落后的大国发展成一个开放、富强的大国。中国自身的客观条件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所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日益突出，世界对中国也有了更高的期许与要求。在这样的形势下，2012年召开的中共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实现了中国政治领导人的代际交接，产生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中国外交更加强调奋发有为，战略目标从创造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国际和平环境，转向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际环境。与之相呼应，外交礼宾工作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49)因而这一时期的礼宾工作突出体现了大国风格、大国气派和大国特色，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最直接、最显著的体现。

(一)迎送仪式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更加密切，中国前所未有地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和世界对中国的影响均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50)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为外交礼宾工作提供了契机，礼宾工作在服务中国大国外交的活动中展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

外交工作所体现的中国特色，与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首脑外交的日益活跃密不可分。在担任国家主席的第一任期内，习近平主席遍访世界57个国家，或进行正式国事访问，或参加国际多边峰会。(51)在同一时期，中国接待了110多位外国元首访华，并多次举办主场多边首脑外交，如2014年有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领导人参加的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2016年有20个成员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8个嘉宾国领导人以及7个主要国际组织领导人参加的20国集团杭州峰会，2017年有29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参加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等。通过这些首脑外交活动，中国不仅为促进世界共同发展做出贡献，为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提出中国方案，也在维护中国利益和各国共同利益的过程中展现了中国担当。这些外交活动参与人数多，活动密集，任务重，给礼宾工作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为此，中国外交部门不断开拓创新，与时俱进，根据中央政策和部署，对礼宾工作进行改革，通过高规格的双边和多边首脑外交的迎送、招待，展现了中国外交的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

迎送仪式是外交活动的第一项任务，也是礼宾活动中最受关注的一个环节。十八大以来，中国对重要外交活动的迎送仪式进行了改革，在国际化的基础上，对迎送仪式中的空间、人员、器物等方面进行了调整，以适应大国外交的要求，展现大国威仪。2013年6月19日，越南国家主席访华，少年儿童队伍在中断多年之后再次出现在国宾欢迎仪式中，同时还新增了3名号手吹奏迎宾曲。2014年5月12日，土库曼斯坦总统访华，解放军三军仪仗队增加女兵队员，解放军军乐团首次增加行进吹奏表演。2014年8月19日，在习近平主席为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上，三军仪仗队首次着新款礼服执行任务，使仪式感更强，之后，解放军军乐团也开始全员着新装列阵迎接宾朋。(52)2014年10月21日，坦桑尼亚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恢复了摩托车护卫国宾车队，(53)此后，国宾来华进行国事访问或正式访问抵离京及出席欢迎仪式时，均采用摩托车护卫国宾车队。2014年11月，在北京举行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国宾抵京时在机场高速沿线悬挂中外国旗。(54)2015年起，恢复室内欢迎仪式在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的做法。(55)这些外交礼宾调整为此后中国外交活动中的迎送仪式设置了新的规范，增加了外交活动的庄严气氛，凸显了磅礴的气势，使礼宾更加符合国家身份、体现大国特色、呈现大国气派，最终为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服务、为国家发展服务。

(二)国宴

国宴是首脑外交中最重要的活动。这一时期的国宴在与国际规范接轨的基础上，突出体现了大国气派与大国风格。第一，规模大。主场外交中宾客数量激增，国宴桌数控制在10桌左右的做法很多时候难以执行。如2017年5月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国宴有700多位中外嘉宾出席，人数大幅增多，桌数随之增加。第二，菜品数量增多。为了体现东道主的热情与隆重，菜品的数量也在增加，不再严格拘泥于“三菜一汤”，如“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国宴是“三菜一汤”，(56)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国宴是“四菜一汤”，(57)G20杭州峰会则是“五菜一汤”。(58)第三，餐具华贵大气。除了菜品的数量，国宴的餐具也更加气派。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国宴，领导人的餐具每套多达62件，色彩为大气的帝王黄，这相比以前国宴使用偏素色的餐具有了很大变化。(59)国宴的大气恢宏符合中国以“强起来”为战略目标的外交意图。

国宴不仅仅是“吃”的艺术，也包含很多文化的、民族的、政治的内涵。除了“气派”与“宏大”的特点之外，国宴更加突出中国特色和中国文化元素。特色不仅体现在“食物”上，与国宴相关的所有视听内容如场地、环境装饰、器皿、服饰与演出等“非食物”性元素在国宴中越来越重要。2012年后，为配合主场外交，中国举办了数场国宴，每一次国宴都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与风格。以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国宴为例，宴会的场地选择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水立方具有独特的意蕴，水在中国文化中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道德经》讲“上善若水”，(60)水为而不争，容万物、利万物，是中国人的一种立世价值观。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以太平洋之水结缘，以水为主题的场地也很好地呼应了“上善若水、同舟共济、和而不同”的外交理念。宴会厅的装饰极富中国传统文化意蕴，在水立方大厅的入口，按照1∶1的比例复制了山西五台山的佛光寺大殿。佛光寺建于公元857年，是中国仅存的四处唐代建筑之一，佛光寺进入国宴大厅寓意深刻，既展现了中华古建筑的博大精深，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悠久历史。宴会的餐具，使用了富含文化内涵与传统美学的瓷器，帝王黄的珐琅彩、天坛顶的冷菜盖、寓意天圆地方形状的餐具、如意形状的毛巾架、筷架、椒盐瓶等，(61)既彰显了厚重的中华文化，也呈现了独具特色的东方典雅之美。2016年20国集团峰会国宴的餐具以“西湖盛宴”命名，图案采用富有传统文化审美元素的“青山绿水”工笔带写意笔触创作。瓷器的设计灵感来自大自然，茶与咖啡瓷器用具的设计灵感来自西湖的荷花、莲蓬，冷菜拼盘的尊顶盖提揪设计灵感来自三潭印月、图案创意设计灵感来自“满陇桂雨”。(62)这一件件充满浓郁民族特色的用品充分展示了中国之“特”，瓷器中的文化底蕴、审美格调代表着五千年文明古国的品格情怀与立世价值观。

(三)服饰

与严整隆重的迎送仪式、高雅大气的国宴一样，十八大以来中国领导人在重要外交场合服饰的变化，也体现了这个时期中国外交的特色，成为新时代外交礼宾中最吸引眼球的内容之一。

作为首席外交官的习近平主席在外交场合根据不同的规范着装，体现出多样性的特点。根据规范，礼仪性、社交性场合穿着的服饰与公务性场合穿着的服饰当有差异，西服是公务性场合恰当的服装，在较为隆重的社交场合(如国宴)则需要穿着更为庄重的礼服。礼服有一些约定俗成的规定，一般情况下，男性穿着燕尾服或者塔士多礼服，女性穿着裙长至脚面的礼服裙以呈现雍容华贵的风范，非西方人士穿着民族特色的服饰亦为得体。习近平主席在参加外交活动的过程中，根据不同场合的国际规范穿着，公务性的外交场合穿着西服，在隆重而正式的外交社交场合则穿着中国特色的礼服，既符合规范又彰显特色。领导人在重要外交场合的着装突出鲜明的民族元素，这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不断从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中寻找思想灵感和智慧源泉的表现，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习近平主席及其夫人彭丽媛的着装，特别是出访和出席重大外事场合的服装，折射出中国的文化内核和文脉代码。(63)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夫妇在外交社交场合都是在遵循国际着装规范的前提下，穿着包含中国传统民族元素的礼服，既弘扬了中华文化，也通过服饰构建了大国身份。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对荷兰进行国事访问，首次身着中式礼服出席国宴。这款中式礼服由民族服装中山装改良而来，融入了国际元素，与身着白领结礼服的荷兰国王的服装完美匹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穿着长至脚面的立领粉青色改良旗袍，外穿黑色绣花外套，手持真丝绣花晚宴包，呈现出典雅的东方美感，与荷兰王后的单肩礼服裙形成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之境界。习近平主席自就职至今，其夫人彭丽媛在世界外交舞台赢得了广泛的关注与赞誉，甚至被看作是“中国软实力的代表”。(64)她在外交社交场合穿着融入国际元素的中式礼服，既遵循国际规范又突出文化特色，实现了民族性与国际性的完美结合。(65)2018年11月，在访问西班牙期间参加西班牙国王为中国代表团举行的国宴，从国家主席到第一夫人，再到所有参加这次活动的中方人员，都身着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礼服，(66)成为中式礼服的一次展览，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从国家领导人到一线的外交工作者，在重要的外交场合身着融入国际元素的中式礼服，既展示了中国较高的国际化程度，也符合礼宾工作的民族性要求，向世界展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显示出中国人在全球化背景下越来越强的文化自信。同时，看似矛盾的国际化与民族化的巧妙融合，传递了中国作为国际秩序维护者和全球发展贡献者的含义，也是中国处理与世界关系的一个缩影。

五、礼宾礼仪变化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外交礼宾是外交实践过程中合乎礼仪的安排，是一项重要的外交职能，在维系国家间正常关系方面发挥了必不可少的作用。外交礼宾礼仪的习惯和规范，不同于具体的对外政策，属于观念、制度和规范层面的内容，它通过一系列仪式和符号，直接反映一国的身份、观念和规范，折射一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状况，促进抑或阻滞一国外交的发展和进步。外交礼宾服务于国家对外政策，反映和体现国家对外关系，既规范外交的具体行为，也体现不同外交行为体的观念、制度和规范。作为外交工作重要方面的礼宾礼仪，是外交学著作高度重视并花费大量笔墨予以阐述的内容，各国的外交部一般也都专设礼宾司，专门负责礼宾和礼仪工作。

外交礼宾礼仪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国际化，二是民族化，前者是本色，后者是特色。礼宾规范是外交规范的重要方面，是外交工作得以有序开展的基础，伴随外交工作而产生，因而必然有一个逐步国际化的过程。没有一定的礼宾礼仪规范，国家间的交往就不可能正常有序进行。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不少因礼宾失误而致尴尬乃至引发外交纠纷的事例。在一次欢迎瑞士驻英国大使的场合，西班牙和法国驻英国使节为了争抢优先次序而造成使节车队马匹受惊进而导致车夫伤亡的事件，引发法国与西班牙的外交纠纷，差点因此爆发战争。(67)为了确保外交工作的有序展开，国家在交往中逐步形成一定的礼仪和交往规范，其中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首次确定了国家间交往的级别和顺序等规范。(68)1961年联合国主要成员国在奥地利签署《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确立了外交礼宾和礼仪中的主要规范——外交特权与豁免，成为当代外交规范的典范，为世界各国所遵守。正是从这个角度，外交被看作一种共同的文化，是否按照这种规范行为，遵守约定俗成的礼宾礼仪，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

另一方面，外交礼宾和礼仪具有显著的民族性。两者之间看似矛盾，却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有成为世界各国优秀的行为方式，才能被国际社会所接受。在国际交往中，按照普遍接受的国际规范行事是大多数国家所遵循的原则，但是各国的民族传统和文化特色也被普遍接受。这些内容在外宾的迎送仪式、国宴和饮食以及服装等方面都有所反映。比如，迎送环节的礼宾，鸣礼炮、奏国歌、挂国旗、检阅仪仗队等都是各国所遵循的，但在新西兰迎送贵宾的仪式上，原住民毛利人举行独特的“碰鼻礼”，不仅载歌载舞，还唱着独特的部落歌曲共同搞怪合影，既被认为是新西兰的特色，也已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此外，太平洋岛国和非洲国家敬献花环、中亚国家在欢迎仪式上品尝面包，也都是被广泛接受的民族特色。至于国宴中的饮食和服装，则更能体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特色。中国的饮食世界闻名，“烤鸭”成为国宴的一道特色菜肴。法国的“巴黎牛排油炸土豆丝”、西班牙的“海鲜饭”、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牛排”、阿拉伯国家的“烤全羊”、日本的“洒西米”生鱼片等，(69)都作为各国国宴中的经典特色菜肴而享誉世界。世界各国的民族服装，如西方欧美国家的“燕尾服”与“塔士多”礼服、中国的“旗袍”与“中山装”、阿拉伯国家的“阿拉伯大袍”、日本的“和服”、韩国的“韩服”、印度的“托蒂”与“纱丽”、越南的“奥黛”等等，都已成为世界人民熟知的国家符号。

如果纵向审视中国对外交往的历史，从英国使臣马噶尔尼1792年第一次觐见乾隆皇帝的礼仪之争，到冷战结束以后重要外交活动的礼仪安排，礼宾工作始终是中国对外关系中一个重要的政治议题。近代以来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跌宕起伏，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转变，无不影响和制约礼宾活动并通过礼宾礼仪反映出来。观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礼宾礼仪工作的发展变化，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和层面反映了新中国七十年外交积极、正向的深刻变化。

中国外交礼宾演变的过程，也是国际化与民族化的变奏和统一，在不同的国际和国内形势背景下显示出不同的特点。这个过程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国内政治，一是对外关系的总体状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对外执行“一边倒”的政策，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一边，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在礼宾上则体现为以超规格的礼宾对待社会主义国家的宾客，而把一些礼宾规范看作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东西”。“文革”爆发后，中国被孤立在世界之外，中国外交礼宾也体现了这个时期“革命外交”的特色。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融入国际社会，越来越国际化，礼宾礼仪方面与国际接轨的过程在外交迎送仪式、国宴的规模和方式、服装的格式等礼宾活动中都有显著的反映。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表现礼宾工作的恢宏大气，突出大国风范，彰显大国气度，产生大国影响。这些特色既体现在中国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上，也反映在包括礼宾礼仪在内的中国外交形式上。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内容就是要展现中国民族文化特色，也就是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中国在深度融入国际社会、不断强调改革开放的同时，更加突出中国元素和民族文化特色，实现了礼宾工作国际化与民族特色的有机结合。习近平在2014年提出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后，《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中国外交理念……继承了新中国外交优良传统……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必将指引中国外交乘风破浪，不断夺取新的胜利。”(70)“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以和为贵，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理念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之中。在对外交往中，我们要更好体现平等相待、和而不同、诚信正义、立己达人等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价值，让世界感受到中国外交的胸怀和气度，给国际关系带来新风范、注入正能量。”(71)

外交是落实对外政策的工具和过程，中国外交礼宾在落实具有中国特色对外政策的过程中也要体现这种特色，包括迎送仪式细节、国宴食品、餐具、环境、音乐以及领导人着装，显示更多的中国元素、凸显中国风格。这些看似与全球化或中国开放和国际化的趋势相矛盾，实则有其内在的逻辑，中国化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强调自我意识和自我认同的一个必然要求，是全球化背景下一种文化自觉的表现。这一特点正是当今中国外交的一个缩影。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外交礼宾工作也具有不同时代领导人的显著特点。钱其琛主编的《世界外交大辞典》把外交特色界定为“政治家、外交家在长期的外交活动中所表现出的气度与作风，它常是一个国家精神面貌的反映，也是政治家、外交家的个人思想、教养、品德和作风的形象表现。”(72)在不同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下，在不同的领导人执政时期，中国外交礼宾也显示出不同代际领导人的特色。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外交的礼宾礼仪体现了毛泽东、周恩来个人的外交风格和特色，特别是具体负责外交工作的周恩来的特点。改革开放后，体现了邓小平的个人特色。当前的外交礼宾工作则反映了习近平的外交特色和风格。

改革开放以前，与中国建交的国家数量有限，毛泽东等领导人在实践中提出对敌人“针锋相对”，在斗争中“有理、有利、有节”，在外交礼宾工作中“不卑不亢、以礼待人”。(73)特别是负责外交工作的周恩来高度重视礼宾工作，不仅要求外交人员不轻视礼宾工作的重要作用，还亲力亲为，不放过礼宾工作的每一个细节，处处为人着想，出访时总是强调客随主便，接待来访时则又强调主随客便。(74)1960年，周恩来率团出访柬埔寨，恰逢当时柬埔寨因国王苏拉玛里特陛下去世。柬方提出如周恩来总理按原定日期前往，由于正值柬国丧期间，可能影响接待规格，如果延期到前国王火葬后，将按原定计划受到隆重接待。但周恩来决定仍按原定日期前往，以便亲自吊唁前国王，请柬方从简接待。西哈努克亲王对此表示十分感谢。1963年底访问加纳时，恰逢该国局势不稳，周恩来建议主人“打破通常礼宾惯例，取消机场迎接仪式”。在访问埃塞俄比亚期间，对方国家受到外部压力不能在首都接待，周恩来总理从加强两国友谊的大局出发，“不拘泥于小节”，前往另一个城市与埃塞俄比亚皇帝进行会晤，随后不久中国就与埃塞俄比亚建立了外交关系。(75)周恩来对待这些小国的做法，体现了中国平等待人的外交风格，成为不少国家领导人认识和了解中国和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渠道，也成为影响中国与相关国家关系的重要因素。

改革开放以后的外交礼宾工作则体现了邓小平的个人风格，“沉着冷静、处变不惊、坚持原则、策略灵活”，“以理服人，不妄自尊大，不怕鬼，不信邪”，(76)开放、务实、低调、高效。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以后仅仅于1978年访问了缅甸、尼泊尔、朝鲜、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七个周边国家，1979年访问美国并在回国途中顺访日本。此后，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已经完成了出国访问的历史任务”，“决心不出国了”。(77)邓小平1979年访美期间，身份虽然为副总理，但由于他的特殊地位，美国予以破格接待，给予他政府首脑的待遇。美国总统亲自在白宫南草坪主持欢迎仪式，除了总统卡特在肯尼迪中心安排盛大的国宴外，卡特总统和夫人还为邓小平与卓琳安排了便宴，国务卿万斯和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分别举行午宴，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安排了家宴，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举行茶会，内阁成员与邓小平共进早餐，美中友协举行招待会。这一系列礼宾礼仪安排，充分体现了美国政府对刚刚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的中美关系以及具有特殊地位的邓小平的重视。

十八大以来的外交礼宾工作则突出显示了习近平的外交风格。前文阐述了这个时期中国外交礼宾工作在迎送、国宴等方面的大国风格和大国气派。外交规范的特点是礼尚往来，中国以高规格的外交礼宾接待来访领导人，同时中国领导人在出国访问过程中也不断受到“高规格”或“超高规格”的“历史上最为隆重的待遇”。2013年习近平出访俄罗斯，受到11辆摩托车开道的“最高礼遇”。同年10月，习近平访问印度尼西亚，“成为在印尼国会发表演讲的第一位外国元首”。2014年，习近平访问法国，奥朗德总统在荣军院广场举行欢迎仪式，出动了146名骑兵和17辆摩托车护卫，仪仗队人数高达150人。2015年10月，习近平主席对英国进行“超级国事访问”期间乘坐女王御辇前往白金汉宫下榻，英方按王室最高贵的规仪，鸣放103响礼炮，受到“国王般的礼遇”。此外，在访问巴基斯坦、比利时、荷兰、捷克、沙特阿拉伯、埃及、塞尔维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时，习近平主席的专机一进入这些国家的领空，就受到这些国家战机起飞护航等超高规格的礼遇。(78)习近平主席出访受到到访国政府打破惯例的超高礼遇，体现了相关国家和组织对中国国家元首以及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尊重，是当今中国外交最为引人注目的特色。

在中国崛起、从大国迈向强国的征程中，要推进新型国际关系，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更要注意把国际化寓于民族化之中，在民族化中充分张扬和体现国际化，也使具有浓郁中国、大国特色的中国外交礼宾礼仪更能反映和呈现国际化的本色。进而言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成功与否，也在于如何在中国外交中更好地体现和强化国际社会的观念、制度和规范，充分发挥外交的功能和作用，真正实现互利共赢，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理想成为具体可行的外交实践过程。

①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443页。

②截至2019年1月25日，在中国知网检索发现，题名包含“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论文共有231篇。参见王毅：《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4期；曹绿：《试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内涵与思想创新》，《国际观察》，2015年第6期；王栋、朱晓凡：《浅析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及实践》，《国际展望》，2017年第6期；冯维江：《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科学内涵、战略布局与实践要求》，《国际展望》，2018年第3期；徐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与原则问题初探》，《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3期；张清敏：《理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9期。

③比较有代表性的专著，参见马保奉：《礼宾春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吴德广、刘一斌主编：《礼宾：鲜为人知的外交故事》，新华出版社，2008年；吴德广：《礼宾轶事》，五洲传播出版社，2017年。有代表性的论文与文章包括：虞家复：《我国礼宾改革初见成效》，《人民日报》，1987年8月23日，第4版；李长虹：《值得称道的礼宾改革》，《人民日报》，2003年5月28日，第1版；吴德广：《忆迎送国宾的礼仪改革》，《党史纵横》，2010年第11期，第51—53页；陈久长：《三封建议信催生外交礼宾三次重要改革》，《湘潮(上半月)》，2013年第7期，第41—42页；王敏：《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礼宾》，《世界知识》，2017年第19期，第67—69页。其中外交部礼宾司原参赞马保奉先生发表的文章较多，如《邓小平倡导下的外交礼宾改革——我所亲历的外交礼宾工作之二》，《秘书工作》，2008年第12期，第54—55页；《新中国迎宾礼仪改革回顾》，《百年潮》，2014年第4期，第15—19页；《就习近平主席出访着装——再议中国的礼服》，《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年4月5日，第6版。这些作品为深入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④Douglas Busk,The Craft of Diplomacy:Mechanics and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Representation Overseas,Pall Mall Press,1967,p.23.

⑤Chas W.Freeman,Jr.,The Diplomat's Dictionary,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1997,pp 241-242.

⑥Patrick Hanks and Gerald Alfred Wilkes,Collins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An Extensive Coverage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and Australian English,Collins,1986,p.1229.

⑦Mary Jane McCaffree and Pauline Innis,Protocol:The Complete Handbook of Diplomatic,Official and Social Usage,Prentice-Hall,1977,p.Ⅺ.

⑧马保奉：《外交礼仪漫谈》，中国铁道出版社，1996年，第1页。

⑨鲁毅：《外交学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250页；翟俊垠主编：《中国外交官纪实》，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第88页。

⑩参见鲁培新、王山山：《外交部礼宾司：与那些历史大事件零距离》，《中国经济周刊》，2013年第48期，第42页；孙晓青：《国宴与礼宾变迁》，《小康》，2009年第6期，第73页。

(11)Harold Nicolson,The Congress of Vienna:A Study Allied Unity,1812-1822,Viking Press,1946,pp.164-165.

(12)李家发：《外交外事知识与国际交往礼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61页。

(13)李斌：《浅论周恩来关于外交礼宾工作的指导思想》，载裴坚章主编：《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289页。

(14)参见苏振兰、夏明星：《邓小平与中苏关系正常化》，《党史天地》，2002年第11期，第11页；周晓沛：《风雨蹉跎后的高级会晤》，《世界知识》，2008年第3期，第52页；鲁培新、王山山：《外交部礼宾司：与那些历史大事件零距离》，第42—43页。

(15)吴德广：《礼宾轶事》，第30页。

(16)《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到任迎接安排递交国书等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档案号；117-00005-02，第11页。

(17)黎家松编：《共和国的客人》，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82页。

(18)孙晓青：《国宴与礼宾变迁》，第73页。

(19)吴德广：《礼宾轶事》，第33页。

(20)参见阮虹：《一个外交家的经历：韩叙传》，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103页；梁琨：《礼宾工作不能搞形式主义，也不能讲排场——丛文滋谈毛泽东对礼宾工作的几次指示》，《党的文献》，2007年第6期，第26页。

(21)如中共中央交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在1955年9月1日的一份规定中指出，“几年来在外宾接待工作中，人力物力财力都普遍存在着严重浪费的现象，与中央指示的热情而又朴素的节约精神不相符合……今年‘五一’节以来，仍有某些兄弟国家的外宾批评我们：我国尚在建设社会主义，而招待外宾却已是共产主义的生活标准；还有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外宾误认为我们进行收买。”见《关于外宾迎送、宴会、送礼及交通工具暂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档案号：117-00473-07，第2页。

(22)参见吴德广：《礼宾轶事》，五洲传播出版社，2017年，第106页；马保奉：《新中国迎宾礼仪60年之变迁》，《红岩春秋》，2015年，第9期，第74页。

(23)穆玉敏：《国宾摩托护卫队的50年》，《人民公安》，2011年第17期，第50—52页。

(24)马保奉：《新中国迎宾礼仪改革回顾》，第17页。

(25)马保奉：《新中国迎宾礼仪60年之变迁》，第73页。

(26)张颖：《随章文晋出使美国——大使夫人纪事》，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85页。

(27)马保奉：《就习近平主席出访着装——再议中国的礼服》。

(28)张颖：《随章文晋出使美国——大使夫人纪事》，第84页。

(29)《中央负责同志谈礼宾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档案号：117-01202-01，第5页。

(30)谢益显编：《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79)》，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25页。

(31)王标：《国宾摩托护卫队的组建和解散》，《档案天地》，2010年第3期，第45页。

(32)马保奉：《新中国迎宾礼仪60年之变迁》，第73页。

(33)参见马保奉：《新中国迎宾礼仪60年之变迁》，第75页；吴德广；《礼宾轶事》，第94页。

(34)马保奉：《礼宾春秋》，第155页。

(35)参见马保奉：《邓小平倡导下的外交礼宾改革——我所亲历的外交礼宾工作之二》，第54页；吴德广：《礼宾轶事》，第59页。

(36)马保奉：《经历礼宾改革》，《世界知识》，2003年第14期，第56页。

(37)马保奉：《邓小平倡导下的外交礼宾改革——我所亲历的外交礼宾工作之二》，第54页。

(38)同上书，第55页。

(39)翟俊垠主编：《中国外交官纪实》，第106页。

(40)孙晓青：《国宴与礼宾变迁》，第73页。

(41)参见吴德广：《礼宾轶事》，第38页；刘霄：《说国宴改革》，《人民日报》，1988年1月17日；马保奉：《国宴轶事(三)》，《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年12月21日，第6版。

(42)参见孙晓青：《国宴与礼宾变迁》，第73页；刘欣：《中国国宴揭秘》，《办公室业务》，2011年第2期，第56页。

(43)吴德广：《奥巴马访华话国宴》，《党史纵横》，2010年第1期，第34—35页。

(44)孙晓青：《国宴与礼宾变迁》，第74页。

(45)张颖：《随章文晋出使美国——大使夫人纪事》，第7—8页。

(46)马保奉：《就习近平主席出访着装——再议中国的礼服》。

(47)张颖：《随章文晋出使美国——大使夫人纪事》，第88—89页。

(48)吴德广：《礼宾轶事》，第315页。

(49)《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14年11月30日，第1版。

(50)《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网，2017年10月28日，http://cpc.people.com.cn/n1/2017/1028/c64094-29613660.html

(51)《王毅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答中外记者问》，《人民日报》，2018年3月9日。

(52)《揭秘我军新式礼宾服研发背后的故事》，人民网，2014年12月26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n/2014/1226/c1011-26283496.html。

(53)《国宾车队重现摩托车护卫队》，人民网，2014年10月27日，http://world.people.com.cn/n/2014/1022/c157278-25881792.html。

(54)杨俊峰、朱倩倩：《新礼仪尽展新时代大国风采》，《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6月13日，第2版。

(55)王敏：《做好礼宾工作是有效的公共外交——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中的礼宾》，《公共外交季刊》，2017年第3期，第52页。

(56)王敏：《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礼宾》，第69页。

(57)廖爱玲：《APEC欢迎国宴“四菜一汤”，现场“片”北京烤鸭》，人民网，2014年11月10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1110/c1001-26003850.html。

(58)彭亮：《最忆是杭州：走近G20峰会欢迎宴会》，人民网，2016年9月5日，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16/0905/c1004-28692865.html。

(59)丁雨菲：《APEC领导人：穿宋锦拍“全家福”，用珐琅彩瓷食“国宴”》，2014年11月10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77065。

(60)老子原著、司马哲编著：《道德经全书》，中国长安出版社，2007年，第31页。

(61)丁雨菲：《APEC领导人用珐琅彩瓷食“国宴”》，网易网，2014年11月10日，http://money.163.com/14/1110/22/AANMUPEG00252G50.html#。

(62)文伯：《国粹骨瓷点亮G20西湖盛宴》，《上海企业》，2016年第11期，第100—102页。

(63)董入雷：《服装符号与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研究》，外交学院博士论文，2017年，第48页。

(64)《哈佛教授约瑟夫·奈：“丽媛Style”就是中国软实力》，环球网，2014年12月22日，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4-12/5271066.html?agt=1327。

(65)周加李：《以服饰传播中华文化——聚焦公众人物的思考》，《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第108页。

(66)史雨轩：《“所有中方官员都穿中式礼服”，外交部回应》，观察者网，2018年11月29日，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181129481572.shtml。

(67)Harold Nicolson,Diplomac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p.99.

(68)Mary Jane McCaffree and Pauline Innis,Protocol:The Complete Handbook of Diplomatic,Official and Social Usage,p.Ⅻ.

(69)吴德广：《礼宾官背后的外交风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87—196页。

(70)《中国外交必须具有自己的特色——一论贯彻落实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精神》，《人民日报》，2014年12月1日。

(71)《中国与世界的紧密联系展现中国外交的广阔前景——三论贯彻落实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精神》，《人民日报》，2014年12月3日。

(72)钱其琛主编：《世界外交大辞典》(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第2047页。

(73)谢益显：《外交智慧与谋略》，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2—64页。

(74)李斌：《浅论周恩来关于外交礼宾工作的指导思想》，第293—294页。

(75)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39—140页。

(76)钱其琛：《深入学习邓小平外交思想，进一步做好新时期外交工作》，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外交风采》，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6页。

(7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8—169页。

(78)张清敏：《理解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第85—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