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从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市场社会转变的转型期，农村社会结构经历变迁，各阶层组成部分以及所占比重相应发生了变化，农村边缘阶层为在社会地位结构中处于下层位置的群体，对于解析社会结构性质与现实社会问题至关重要。传统时期农村社会地位的划分主要以道德与伦理为标准，边缘阶层为在家庭与社区层面未能达到公共道德规范要求的群体，他们对主流规范有着一定的认同以及存有为共同体再接纳的空间，因此对社会秩序稳定不会产生多大影响。在经济社会快速分化的转型期，村庄社会地位的划分主要以经济收入与财富多寡为标准，“新边缘阶层”主要为缺乏市场能力与家庭劳动力数量少的低收入阶层，他们之所以在社会地位结构中处于底层在于既无法将仪式事务办得体面又在社会关系网络的建构中被动的向内收缩。“新边缘阶层”日益被主流结构强制甩出，从而积攒起负向情绪，增加对社会秩序的稳定产生冲击的风险。为防止社会结构愈益紧张，关键在于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
关键词：经济分化；社会地位；边缘阶层；农村公共文化
一、边缘阶层的研究脉络
近年来相继发生的以底层群体为主体的群体性事件与反社会事件不断进入大众视野并挑动着大家的神经，为此我们需要正视与解析发展过程中所涌现的社会问题。底层与边缘群体这一研究主体成为近年学界关注的热点，为了进一步丰富与拓展这方面的研究，本文主要回答何为边缘阶层、边缘阶层的生成机制以及边缘阶层与精英及主流社会结构之间关系等问题。本文的边缘阶层主要从在社会结构中所处位置角度予以界定，与之相近的概念包括底层、弱势群体与下层等。
既有对边缘阶层的界定主要从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角度入手。从政治资本角度理解边缘阶层的生成与行动以印度底层学派为代表。20世纪70年代以来，印度学术界基于对后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形塑下的精英史观的反思提出了底层研究范式，这一范式下的边缘阶层为在政治结构中处于被支配的群体。底层研究的影响迅速由印度扩展至美国、拉丁美洲和东亚等地，形成了以古哈、查特吉等为代表的印度底层研究学派。底层研究的崛起与旧的国家政治结构开始弱化，底层阶级的反抗运动不断涌现有关[1]。斯科特对东南亚农民调查发现底层农民与地主之间基本能够达成保障农民生存安全的共识，在地主试图突破这一界限时底层农民往往运用弱者的武器进行非正式抗争，相反革命运动很少见[2]。底层学派的贡献在于将底层不再当作精英的附属而将其看作独立与能动的主体，主要从“支配”与“霸权”等政治行动层面探讨与精英相对的底层的行动策略以及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国内众多研究者接续了底层研究范式，侧重于底层的动员与组织、行动策略等，底层群体在微观抗争策略上甚为丰富，包括依法抗争[3]、以法抗争[4]、作为武器的弱者[5]、以身抗争[6]、弱者的“韧武器”[7]等。与之相对的不少研究者从经济资本占有多寡角度探讨边缘阶层。基于对全国性宏观收入数据的统计结果，研究者普遍承认当前中国边缘阶层主要包括贫困的农民、进入城市的农民工以及城市中以下岗失业者为主体的贫困阶层这三类群体[8]。学界对边缘阶层的不利处境的分析偏重于正式的制度层面。城乡关系中城市对农村资源的持续吸纳，特别是户籍制度的限制为农民的社会流动增加障碍，导致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在就业与福利保障上受到不平等待遇。李强进一步探讨了边缘阶层生成的制度性过程，区分了“竞争型边缘化”与“非竞争型边缘化”两种类型，重点阐释了户籍与教育等制度障碍对边缘人群的形塑[9]。边缘阶层的弱势处境及其对社会结构的影响为学界所关注，孙立平提出了“失衡与断裂”的总体性判断，即在社会等级和分层结构上一部分人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社会结构的分化趋于定型化[10]。李强将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描述为倒丁字型，这种结构下社会群体之间处于一种对立、矛盾或冲突的状态，社会关系处于一种很强的张力之中，社会陷于“结构紧张”[11]。
总体上而言，学界普遍认为农村与农民相对于城市与市民处于弱势的边缘地位，农村与农民为一相对均质化的实体，但这无法解释倘若农民整体作为边缘阶层，中国在四十年的快速发展中何以能够保持社会的稳定有序。事实上在当前剧变的转型社会，农村与农民之间的分化趋于明显，这要求我们必须深入到农村社会内部才可以理解边缘阶层的深层行为逻辑以及主观心态，进而透视他们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不同于学界主要从经济资本与政治资本角度对宏观的总体的边缘阶层予以界定与理解，本文对村庄社会中的边缘阶层的界定偏重于社会地位角度。村庄社会内部对个体社会地位的衡量标准主要为做人成功与否与面子大小，社会地位的获得依赖于地方性规范中所认可的主导资本，村庄社会在历史变迁过程中主导资本的变化推动着个体社会地位的变化，使得不同时期村庄社会地位结构中的中心—边缘阶层构成发生转变。所谓边缘阶层即在社会地位结构中处于弱势的下层位置的群体，以改革开放为时间节点本文将改革开放之前的边缘阶层称之为传统边缘阶层，将改革开放之后的边缘阶层称之为新边缘阶层。
本文所运用的分析资料来自于笔者及所在研究团队于2014年6月、2014年9月、2015年6月、2016年10月、2017年3月与2017年5月先后在浙江慈溪田村（1）、浙江诸暨店村、浙江宁海金村、浙江宁海杨村、浙江诸暨杭村与浙江诸暨湖村的田野调查，调查方法采用半结构的深度访谈法。之所以选择东部发达农村作为分析对象，关键在于东部村庄虽然占农村的整体比重小但具有典型的代表性，这对我们窥视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对村庄社会的影响很有助益。
二、道德与认同：传统时期村庄社会中的边缘阶层
一定的社会结构中自然存在中心—边缘的地位划分，无论是传统时期还是当前市场经济时期皆是如此，只是不同的社会结构中的中心—边缘地位划分的标准不同就决定了不同时期村庄社会中的边缘阶层的构成存在差异。另一方面，不同的中心—边缘的社会地位结构及其精英阶层与边缘阶层的关系形态对村庄社会结构的塑造与维系也发挥着能动作用，进而对村庄社会秩序的稳定产生影响。本文之所以将改革开放之前称为传统时期，在于这一时期村民主要以农业为收入来源，村民之间的经济分化程度不高，而且村庄社会的流动性低，村民之间的社会关联度高，村庄具有较强的自主生产价值的能力，地方性规范在村庄社会中效用高。
（一）传统边缘阶层的生成
传统时期村庄社会地位结构中的中心—边缘的划分标准为道德伦理，这一道德伦理并非为抽象的标准相反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向性，主要包括对待父母是否孝顺、兄弟之间是否团结、与邻里交往是否占便宜及对待集体事务是否积极等。之所以传统时期道德伦理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上内容，目的在于维持村庄社会生活秩序，亦即“由德入礼，进而实现礼治”。道德伦理即文化资本占有的多寡决定着传统时期村民的社会地位，那些被村民公认为德高望重的处于精英地位，相反那些没能孝顺父母、爱占小便宜以及对待公共事务喜欢搭便车的则处于边缘地位。本文的文化资本并非指个人的受教育程度，而是在公共层面上遵从道德伦理规范的程度。在村民看来品行优良意味着会做人与有面子，即精英能够受到他人的承认；与之相对的那些品行低劣的自然做人失败与没有面子，沦落成边缘阶层受到社会排斥，没人愿意与之打交道。在村民间经济收入处于相对均质化的情况下，经济收入水平对个体的社会地位的影响处于次要地位，经济资本与社会地位并非呈正相关，亦即地主的社会地位不一定高于佃户。之所以传统时期道德伦理构成形塑社会地位的关键，在于村庄社会内生秩序维系的需要，在“皇权不下县”的背景下村庄社会秩序主要依靠内生的精英与地方性规范维持。村民在长时期的共同生产生活中孕育出适合村庄社会秩序需要的地方性知识，这一知识体系不同于正式的法律规范而带有更多的道德意涵。道德伦理包括家庭与社区两个层次，民间精英借此对村民反复教化，直到村民将地方性知识予以内化并主动服膺于此，熟人社会中的简约治理得以实现。地方性规范的教化包括进行意识形态宣传与行为惩戒两个层面，行为惩戒又可进一步细分为柔性舆论与刚性社区暴力两个层次。地方性规范并非与国家正式规范完全背离，其吸收了传统儒家伦理，成为村庄社会中的主导规范。边缘阶层即为违反地方性规范的群体，他们未能依照地方性规范安排自己的行动，他们处于社会地位中的边缘位置进而受到排斥意味着地方性规范对他们行为的惩戒。相反精英即为恪守地方性规范的村民，他们由此获得会做人的社区评价，进而在社会地位结构中占据较高的位置。
传统时期道德伦理在形塑社会地位中处于关键地位得益于村庄社会的流动性低。在“生于斯死于斯”的熟人社会中村民形成了面向村庄的生活面向，村民间信息高度对称，这使得村庄舆论能够发挥很强的效用，以实现对个体行为的约制[12]。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为地方性规范的孕育提供了社会基础，而且保证了地方性规范的执行，弥散性的社区舆论通过对没有遵守地方性规范的边缘阶层进行排斥而发挥作用。在传统时期，农村社会的首要任务是维持生存，这就需要实现对生产生活中超出个体及家庭能力范围之外的事务进行互助合作，家庭作为组成村庄的基本单元需遵从维持生存的规范，于是道德伦理在资源相对匮乏的村庄社会中通过对个体行为予以评判作为奖惩机制发挥效用。“有德才有地位”成为传统时期村民的共识。“德”即为在家庭中孝顺父母与在社区公共事务中有公心。社会地位高表明做人成功，这对于甚为在意他人评价的村民而言象征着本体性的自我实现[13]，亦即实现本体性价值，个体在与自我内心世界对话中能够对自己有所交待，这对于缺乏超越性的宗教信仰的中国人来说即属于本土宗教信仰，因此那些完成自我实现的村民能够从容对待死亡[14]。与之相对的社会地位低的边缘阶层因为无法受到他人的认可与尊重而未能自我实现，他们在人生终了时自然有所遗憾与愧疚，感慨自己一生过得不完满，他们的境遇对后人构成警醒，推动后人调适自身行为以符合地方性规范的要求。
传统时期村民间因为道德伦理即文化资本占有的差异而在社会地位结构中处于不同的位置，村庄依据地方性的道德伦理体系对个体行为进行评判。那些行为不符合道德伦理要求的个体所获得的社区评价低，使得他们在社会地位结构处于边缘位置，进而成为村庄中的边缘阶层。虽然边缘阶层在村庄社会生活中受到排斥，但并未彻底被甩出村庄社会结构之外，他们一直保留着重新为村庄社会接纳的希望，即有着实现社会地位流动的可能与机会。一方面，中心—边缘的划分于个体而言为动态的标准，只要个体调适自身的行为，尽力孝廉信义与抑私扬公就会受到村民的认可，村民就会改变对其的印象，甚至边缘阶层也有着很大的上升为精英阶层的空间，因此社会地位结构保持着一定的流动性，并没有呈现出很强的封闭性与固化特征。另一方面，村庄社会对村民的评判主要依据其日常行为及为家庭成员的付出与对村庄公共事务所做的贡献，这主要看个体的主观态度与时间投入，与经济能力并无多少关系，因此传统时期社会地位的获取具有较强的开放性的特征，这为绝大多数村民提供了机会，因此边缘阶层只是处于暂时性的弱势地位，他们的行为只要符合地方性规范的要求就会扭转不利地位，这表明个体对于调整在社会地位结构中的位置具有很强的能动性与主动性。总而言之，传统时期村民无论精英抑或边缘阶层都对村庄社会依据道德伦理对个体行为进行评价从而赋予不等的社会地位表示认同，边缘阶层并非为游离于主导社会规范之外的群体，他们并未成为反主导规范的群体，相反他们对自身行为并不认同即他们在与主导社会规范相对照时表示出一定的理亏与愧疚，作为边缘阶层他们不仅感受到社会排斥以及日常生活的不便，而且体会到做人失败与没有面子，此外还会体验到因无法完成自我实现而带来的生命的不完满等。村庄社会对边缘阶层有着多重惩戒，从而对其他村民构成很强的警醒，因而传统时期社会地位获取的开放性与多重惩戒形塑出无论从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比例上边缘阶层在村庄社会中都占据很小的比例的格局。
（二）传统边缘阶层的心态
传统时期道德伦理即文化资本之所以成为形塑社会地位结构的依据在于村庄社会结构的伦理本位特质，反过来社会地位的分层结构也会进一步强化村庄社会结构的伦理本位。在费孝通先生的论述中，所谓“伦常”道德秩序，即在处理人际交往时以对方为重、以长辈为重、以义务为重、以伦理关系为重，其与以工具性算计为重有本质区别[15]。伦理本位在权利与义务关系上坚持义务本位，无论父代作为家庭的当家人还是精英作为村庄的当家人都担负着很大的责任，相应的当家人的权利即在于要求成员服从地方性规范，他们的威望即在于受到成员的服从，否则村庄社会就会陷于失序。在乡土社会中道德伦理因为有着宗族力量的支持而具有硬制裁的效力，在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宗族力量的瓦解虽然道德伦理内涵发生一定变迁但道德伦理一直发挥着软约制的作用，这种约制更多通过长期的濡化得以体现。集体时代虽然对村干部的选择注重阶级出身，但道德品行一直作为选拔的关键条件，衡量的标准即在群众中的口碑。传统时期社会地位划分中的道德素质并非为先验的抽象的品质，而为高度嵌入在日常生活做人中所体现出的特质，在于与他人交往时坚持的原则，因此这离每个村民都不遥远。传统时期每一村民都有着相近的机会获取较高的社会地位，村民之间社会地位的分化在于实践中在贯彻公共道德要求上存在差异，进而产生了中心—边缘的区分。以公共道德素质进行社会地位划分具有公平性，边缘阶层对村庄社会的主导规范持认同态度，由此他们在主观心态上就不会积攒过多的负面情绪。他们只要适当调适自身的行为即可扭转在社会地位结构中的不利处境，他们对村庄生活就不会丧失希望，更不会感到压抑与焦虑，进而也很少通过对村庄精英的反抗来宣泄情绪。他们认识到问题在于自身，解决问题的出路也在于修正自身的行为，而当他们坚持不调整时就只能在村庄中处于没有脸面与抬不起头的境地。
三、经济与多重紧张：转型期村庄社会中的“新边缘阶层”
传统时期道德伦理即文化资本占有多寡决定了村民在社会地位等级结构中所处位置，在当前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并向农村高度渗入背景下个体的致富能力愈加受到推崇，由此使得经济资本占有多寡对个体在社会地位等级结构中所处位置的作用越来越大，这进一步重塑了边缘阶层的构成，相应的他们的行为逻辑与主观心态相较传统时期发生了很大变迁，村庄社会结构在此过程中趋于紧张，社会秩序的稳定受到影响。
（一）新边缘阶层的生成
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愈加处于基础地位，在带来提升经济效率的同时也会产生个体经济分化拉大的结果，这在村民之间有着相对均质化起点的东部工业发达村庄体现得尤为明显，村庄场域中即分布着资产达百亿的上市公司董事长与众多的打工群体，老板与打工者之间可能是儿时的玩伴或同学等。东部工业发达村庄经历着从最初的集体企业到后来集体企业改制后的个私经济，工业的发展得益于地理位置的优越、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以及村民敢于参与市场竞争的魄力等。现在东部工业村庄普遍形成了成熟的产业链，处于产业链不同位置的企业之间成为有机整体，由此产生了集群效应，相应的村民之间凭借在经济体系中所占的位置而有着等级差异的经济地位，自上而下依次为上市公司董事长、规模以上企业主、家庭作坊主、大企业高管、办公室文员、技工、个体户、体力型务工者等。与传统时期村民之间在生计模式上为相对均质化的农业生产相比，工业社会下村民间的职业与收入的异质化程度迅速提高，经济形态上的剧烈变化进一步扩散到社会生活层面，相应的村庄社会地位结构也经历着很大变迁。转型期经济资本日益取代道德伦理成为划分社会地位的标准，经济力量在社会地位结构的再生产中越加占据主导地位，“有钱才有地位”逐渐成为转型期村民所普遍接受的新共识，没钱则意味着在村庄中做不起人与没有面子。在经济资本占有多寡决定着个体在社会地位结构所处位置的转型期，经济实力强的老板占据中心与精英地位；经济实力弱的打工与贫困群体则处于边缘地位，成为村庄中的边缘阶层，本文为了与传统时期边缘阶层相对照将他们称之为新边缘阶层。新边缘阶层与传统时期边缘阶层二者虽然在社会地位结构上所处位置相似，但在生成基础、行为逻辑及其与社会结构关系等方面有着很大的不同。
虽然当前经济资本成为社会地位划分的主导标准，但经济资本并非直接转化成社会地位，即从经济实力到社会地位的转化需要一定的中间机制。包括红白事在内的仪式人情事务因参与的范围广而具有公共性，即其不仅为个体家庭私事，更为村庄公共事务，这就为各种地位之间的相互转化提供媒介。为子代成婚一直被父母视为应尽的责任，父母都希望将子代结婚时的仪式办得热闹隆重，此外丧事作为家庭生命周期的关键节点也为村民所重视，红白喜事等仪式性事务办得越体面越能为村民所称赞，收获到好的评价，相反那些办得简单的则会收到负面评价，被认为不识相与不会做人。浙江慈溪傅村村民普遍认为，“有钱才谈得上有面子，没钱的既说不起话也办不起事，没钱自然没有面子”。浙江诸暨杭村一村民因结婚时办的酒席很一般而被认为对客人不尊重，受到其他村民的议论嘲讽使其背负了很大的心理压力。浙江宁海杨村与金村村民普遍反映酒席办得不好的会被他人骂和议论，当然骂和议论更多在主家背后进行但终会为主家听闻。与之相反的在浙江诸暨湖村作为富人老板的村书记在嫁女儿时以两百万现金、两套房产与公司百分之十的股份作陪嫁以及近两百桌的丰盛酒席而为村民称道很久，大家认为这样才算得上体面，才有面子。仪式事务的隆重或简单的衡量标准主要在于酒席的档次与人员参与的规模，这些都需要经济实力做支撑，从而社会评价高低与个体的经济实力之间呈正相关。仪式事务之所以在村庄生活中很重要，还在于个体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宽窄得以清晰地展现出来，经济实力强的自然可建构与维持更广的人情关系，由此显得他们人缘好，在村庄中也就更能收获肯定的社会评价。浙江诸暨店村的富人老板在办酒席时澳洲大龙虾、鲍鱼与黄鱼等名贵海鲜一应俱全且讲究个头大与新鲜，一桌酒席仅仅菜肴价格就达到五六千元，酒水则使用茅台与五粮液等，他们办酒规模多在五六十桌以上，因此办一次酒单酒席就要花费好几十万。这么丰富的酒席真正食用掉的不超过一半，剩下的则被浪费，富人老板的酒席与人类学家所见到的非洲部落酋长的“夸富宴”很相似。
当前社会地位的获取除了借助于仪式事务的公共展示之外，日常生活消费的展示成为另一关键媒介，这主要包括耐用消费品如车子与房子的档次、日常生活用品消费层次与闲暇生活等。进入到市场消费主义时代，商品的实用性功能在消费者总需求中比例下降，而商品所隐含的象征性价值、社会地位等因素的心理需求逐渐提升[16]。鲍德里亚认为在当代社会，人们的消费已经超越了以使用价值为基础的生存层次，人们追求的是能够满足自己个性的符号消费，商品更多地承载着符号价值的功能[17]。布迪厄提出“区隔”理论，即消费品位存在阶层区分，具体包括文化、趣味、生活方式等指标，尤其是文化层面的教育消费成为社会阶级结构再生产的主要制度基础[18]。个体的日常消费行为因为具有符号象征意涵成为社会地位获得的重要媒介，这在村民之间因熟悉而信息高度对称的熟人社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浙江慈溪傅村的富人老板宽敞而奢华的别墅造价即达到上千万，他们的车子多为一百万以上的奔驰宝马路虎等，在日常的穿衣上他们注重时尚与品牌，食物上则多偏重于鲜活的海鲜与绿色蔬菜等，他们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生活风格，这一生活方式为其他阶层所羡慕但却暗含着很高的经济门槛而对于其他阶层而言难以承受。此外，富人阶层在闲暇生活上也形成了特有的趣味与格调，他们多半会与朋友相约开车游玩或上山打猎等，他们的闲暇生活具有很强的“有钱有闲”印记，不仅如此他们有着特定的圈子，他们的趣缘网络具有较强的封闭性，富人阶层因经济实力强与充足的自由时间能够自如地安排闲暇生活而为其他阶层所向往。无论在仪式事务还是日常生活消费上富人阶层都为其他阶层做了示范与引领，富人阶层的消费展示在村庄社会评价中越加受到肯定，他们被认可程度越会逐渐提高，由此富人阶层凭借积攒的社会评价获得至高的社会地位，经济实力在此过程中顺利转化成社会地位，经济实力相应的就成为社会地位划分的主导标准，其他标准如道德伦理则退居次要地位。
经济资本之所以在快速分化的转型期对社会地位的获得愈加重要很大程度上在于村庄社会受到发展主义观念的影响。传统时期村庄社会则偏重于生存本位，道德伦理规范更适于维持生存秩序，另一方面相对稳定的村庄社会也有利于道德伦理的生成与维系。传统时期村庄社会类似于理想意义上的“机械团结”与“共同体”结构，个体之间相互依存度高，村庄社会更强调整合的一面，因此集体性更为凸显，道德伦理即服务于共同体的整合，由此道德伦理弥漫于村庄生活的各个层面，进而扩散到社会地位结构的形塑上，村庄对个体的评价主要以个体行为与集体道德伦理的符应程度为衡量标准。转型期随着现代市场观念不断向村庄社会渗入，村庄社会日益从之前底线的生存本位转向高线的发展主义，唯有更高水平的发展才能满足个体不断增强的较高层次的需求，这种需求不仅包括物质层面更指涉价值层面的受到他人认可与尊重。与生存本位强调个体之间的同质性与整合性不同，发展主义偏重于个体与他人的区分即异质性，由此个体之间趋于竞争，在社会地位竞争上表现得尤其明显。为了收获肯定的社会评价从而取得较高社会地位就需要个体在日常生活消费及仪式性事务中与他人区隔开来，自己才能挣得更大的面子，这些都要求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做基础，致富能力自然也就受到村民的推崇，富人阶层愈加占据社会地位结构的中心位置，他们取代传统时期德高望重的长老成为新精英阶层，精英结构发生继替。村庄社会与陌生化的城市社区有着质的差异，村民间的高度熟悉与向内的生活面向等社会结构特质加剧了富人阶层的示范效应，以至于他们的行为经过社区舆论的发酵与传播成为公共的集体意志，进而对个体产生约制效力。与富人阶层在新的规范结构下的从容自如相对，那些因自身主观原因或客观原因而经济地位较为贫弱的村民在富人阶层主导的结构中沦落成为新边缘阶层，其心态和行为与富人阶层发生着很大的分异。
（二）新边缘阶层的心态
传统时期边缘阶层在主观心态上对社区的道德伦理规范持认同态度，另一方面社区集体一直保持对边缘阶层的开放，只要他们调适自身的行为就可以改变自身的处境以实现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社会结构对于边缘阶层而言较为弹性与灵活。转型期随着经济能力成为社会地位划分的主导标准，村庄社会中边缘阶层的构成发生变化，更为重要的在于不同时期边缘阶层的主观心态与行为上的差异。现代的发展主义观念被富人阶层的示范行为逐渐聚焦于单一的财富能力方面，其他本应与经济实力平行的层面则越来越处于下位，在此观念下社会地位的获致与经济实力的强弱的关联度不断提高，这就使得社会地位的获得门槛日益加码，而且个体实现社会地位的流动建立在经济地位上升的基础之上。传统时期道德伦理作为衡量社会地位标准为大部分村民提供了相近的机会，虽然实践中真正能够达到这一要求的为少数，但大部分村民受到排斥的感觉比较弱。转型期经济资本愈益成为社会地位的主导与单一标准使得大部分经济实力一般的村民被排斥在社会地位较高等级之外，并且被排斥程度与经济资本呈很强的负相关，社会结构弹性降低而趋于紧张。本文所谈的社会结构紧张与李强所总结的社会结构紧张在内涵上有一定区别，李强偏重于宏观的利益分配格局在阶层间的不均衡所造成的社会结构的不协调[11]，本文则侧重于基于微观日常生活的互动所形塑的阶层结构形态及关系状况。从结构上来看，传统时期边缘阶层在村庄中无论数量上还是比重上都属于少数，相反转型期新边缘阶层在数量上和比重上都属于多数，各阶层所占比重的变化推动村庄社会结构发生变迁。一方面社会地位关联着做人与面子，这对于生活面向向内的大部分村民而言至关重要，某种程度上构成他们人生意义的来源；另一方面经济资本对社会地位获得愈加重要使得社会地位门槛不断抬高，对于大部分体力型务工群体与贫弱群体而言难以获得较高社会地位，他们的预期与实际之间的差距日益拉大，加上各阶层之间共同生活于村庄场域中，彼此之间有着面对面的互动交往，因此新边缘阶层在社会交往与日常生活中会体会到更多压力。新边缘阶层对自身的境遇不满意，不同于传统时期社区规范试图实现对所有村民的吸纳与整合，转型期富人阶层所引领的发展主义观念意图实现区分，富人阶层所主导的社区规范具有很强的排斥性，在这套新的话语下新边缘阶层被定义为失败者，这种失败由他们的经济地位扩散至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以至于他们形成了一定的低人一等的负向自我认知。在村民共同经历了集体时代的平等主义教育以及大家有着相对同一的起跑线的村庄社会中，新边缘阶层在与精英阶层的互动交往中他们的心理压力会进一步加剧，村庄生活中处处弥散的压力将他们笼罩起来，使得他们的心理压力一点点积攒，他们心态自然趋于紧张。
村庄社会结构与新边缘阶层主观心态层面的紧张状态对于我们理解新边缘阶层的行为逻辑很有助益。东部村庄伴随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农民上访与群体性事件频率大幅提高，其中很大一部分上访与群体事件的主体都为边缘阶层。浙江诸暨湖村作为远近知名的上访村，其在2008年所发生的上访数量为87起，因此基层面临着很大的维稳压力。不可否认，转型期为利益格局的重要调整期，边缘阶层上访很大一部分诉求都指向利益分配，但他们的上访动机实际上具有复合性，推动边缘阶层上访的因素不仅包括有形利益，还包括无形的受到他人尊重与认可，亦即他们不仅对既有的治理秩序不满，而且对象征秩序也不满。边缘阶层上访对象主要针对的为乡村干部，其中村干部占到很大部分，在富人治村在东部工业村庄成为普遍趋势的背景下边缘阶层上访对象即为精英群体，上访行为也就具有阶层的印记，这使得阶层之间关系趋于对立。对于那些边缘阶层权益确实受到损害且证据充分的上访，上级政府多会查实以保障边缘阶层的权益。然而实践中不少边缘阶层上访使用的为朴素的道德话语，诉求即为简单的要求上级政府查实基层的贪污腐败，他们上访并无多少详实的证据相反不少为从别处听来的带有臆测性的材料，这使得上级政府无法查实，但边缘阶层仍坚持上访。调研中一些村民将上访当做生活的一部分，这并非指涉那些将上访当做职业进行谋利的个例，他们之所以持续上访在于将其当做宣泄紧张与压力的渠道，他们在与上级政府及部门打交道中能够感受到一些在村庄生活中体会不到的尊重与认可。那些积极带头上访的村民在村庄中会受到来自边缘阶层内部的认可，他们被贴上为大家伸张正义的标签，村民的支持成为他们坚持上访的动力来源之一。边缘阶层之所以频繁上访还在于试图借助于外部的正式国家权力抑制精英阶层渐趋垄断的势力以为边缘阶层“出气”。上级政府作为居间者试图维持一定的平衡，当精英阶层逾越一定界限对边缘阶层权益造成较为严重损害时上级政府就会对基层治理主体行为予以规范，如采用纪检与司法手段对治理主体行为进行惩戒以及制定政策对治理主体权力进行约制等。东部工业村庄不少村干部都以被开除党籍、中止职务与获得刑事处罚为结果，边缘阶层在此过程中会将精英群体受到制裁归因于自身，他们在日常生活所积攒的怨气与不满一定程度上得以释放。本文所概括的村庄社会结构、边缘阶层的心态与行为方面的多重紧张，与孙立平所认为的转型期中国社会阶层之间陷于失衡与断裂的判断有着性质上的不同。在孙立平看来中国社会结构趋于定型，阶层间的社会流动面临多重障碍[19]。实际上边缘阶层在心态上与行为上趋于紧张，表明社会结构并未完全定型，他们仍在积极运用各种策略进行调适与应对，社会结构仍具有一定活力，之所以如此除了个体生存境遇与过去相比有着很大改善之外，一些制度设计也发挥了很大效用，如具有政治性的上访制度与保障性的集体土地所有制等，这才保证了在快速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中阶层之间虽处于对立紧张关系但村庄社会秩序与社会总体秩序处于相对稳定状态。
四、公共文化建设：社会结构紧张的应对之策
从“有德才有地位”到“有钱才有地位”表明村庄纵向社会分层标准发生变迁，财富逐步成了社会分层的主导标准，“富即正确”成为强势话语，富人经济上的优势不断向日常生活、政治生活等领域渗透[15]。富人阶层在村庄社会中日趋演变成总体性精英，其他阶层的社会流动空间受到压缩，这对于大部分仍保持面向村庄生活且各阶层仍有着一定面对面互动交往的村民而言构成了很强的挤压，尤其是边缘阶层积攒了很强的“气”与情绪，阶层关系趋于紧张，推动村庄社会结构紧张程度增强。结构紧张虽不意味着社会秩序一定走向崩解但确实为社会秩序陷入失序增加风险，基于上述分析，结构紧张的根源在于社会分化的性质而不仅仅为形态学上的阶层结构，分化的性质形塑了相应的阶层结构进而对社会结构走向产生影响。转型期村庄社会结构趋于紧张与地位划分标准变迁有很大关系，经济资本日益成为社会地位划分的主导与唯一标准，社会结构的调适需要对社会地位划分标准进行重构，为此就需要在农村社会开展公共文化建设，这就离不开政府的积极介入与干预。之所以强调公共文化建设在于在村民生活境遇都有很大改善的新时代，村民的需求层次不断提高，他们更注重社会性与价值性为他人尊重与承认，因此基层政府工作重心之一即为满足村民日益增长的更高层次的需求，文化建设自然提上日程。公共文化建设的目的在于降低经济资本在社会地位划分中的重要性与提升道德伦理的重要性，以此使得社会地位的衡量标准综合、多元，从而为更多村民提供获取社会地位的渠道，让更多村民能够得到尊重与承认，社会地位流动性增强，社会结构的对立紧张自然有所弱化。
（一）公共文化建设的内涵
首先公共文化建设内容之一即为开展移风易俗活动，警惕消费主义的滋长。东部村庄富人老板在仪式事务中的隆重奢华对其他村民构成了很强的经济与心理压力，仪式活动从之前的实现村民之间的情感与关系整合蜕变为少数富人的炫耀性展示，而且这种展示在村庄舆论中受到正向的肯定评价，从而将其他阶层裹挟于其中。现代的发展主义观念在实践中被替代成消费主义，村民更多追求消费背后的象征符号，即通过消费建构一套身份体系，以此实现与他人的区分。在消费主义主导下个体行为愈加非理性，不仅表现在仪式事务中的铺张浪费，而且在日常生活中的炫耀攀比之风愈烈，因此虽然东部村庄市场机会众多，村民有着多元的获取收入的渠道但不少家庭的积累较弱，并无多少存款。消费主义的盛行放大了经济资本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不仅如此还会进一步拓展到生活的其他方面，在村庄的政治生活与社会交往中无不弥漫着金钱的味道，金钱成为一切生活的公约数，在村民的生活世界中影响力日笃。消费主义的扩散离不开富人阶层的引领示范与中上层的积极跟随，这两个阶层在村庄占的比重达到30%左右，他们的公司与工作场所虽然可能已经搬离村庄但与村庄仍保持紧密联系，他们的经济实力、社会资本与政治地位的优势使得他们具有很大的能量搅动村庄社会，使得消费层面的社会竞争愈演愈烈。开展移风易俗活动并非要完全否认经济资本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而是适当降低其重要性，对消费主义进行一定的压制，这就需要发挥内生的社会组织的作用。东部不少村庄开展移风易俗活动主要借助于村干部、老年人协会与红白理事会等力量，移风易俗活动的关键内容为红白事简办，包括将酒席规模减小、酒席中使用的烟酒与菜肴等级降低，在白事中则用锣鼓队代替做道场与走仙桥等。红白事简办之后能使村民花费减少一半至三分之二，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边缘阶层的经济压力，当这成为各阶层的普遍做法时则能够降低边缘阶层的心理压力。通过开展移风易俗活动，减少经济资本的展示媒介，弱化经济资本在村民生活世界中的重要性，使得经济资本无法占据垄断地位，从而为其他资本的培育与生长提供空间。
其次，公共文化建设内容还包括进行意识形态宣传，倡导多元发展观。当前现代的发展主义观念向村庄渗入之后蜕变为单一的经济能力层面，其他层面的发展则受到忽视，道德伦理方面表现得尤其明显。东部不少村庄目前正在开展“好婆婆与好媳妇”“和睦家庭与邻里”等评比活动，对于那些在家庭与社区中表现好的则进行公开表彰。这些表现突出的会受到正向的肯定评价，他们的社会地位有着一定的提高。在村庄的文化礼堂中所选出的代表性人物不再仅仅为在经营上成功的老板而且添加那些为村庄公共事务热心出力的村民以及道德模范等，以此重塑社区舆论，让更多村民意识到道德伦理在生活中的意义。在意识形态宣传上从之前偏重于宣传致富光荣转向提倡劳动光荣，赋予劳动以价值，相较于劳动收入劳动本身更应受到尊重，使得那些努力劳动的村民都能受到一定程度的肯定，从而营造不同职业与收入的村民都为平等个体的社会氛围。这里所讲的道德伦理并非为抽象范畴，而是高度嵌入在村庄生活中，所要处理的关系主要为个体与他人以及个体与集体的关系，道德伦理要求个体考虑到对他人与社区的责任，所谓的道德品质高即指的那些积极为他人与社区做出奉献的个体，亦即敢于牺牲与放弃个体一定的利益，转型期道德品质的衡量标准主要为在与他人交往时是否占便宜以及在社区公共事务中是否积极出力等。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个体间的经济分化日益扩大已为事实，个体积极致富行为需要鼓励，但经济能力并不能代表与取代其他层面的能力，发展主义并非指单一的经济发展而是多元发展。对于那些在村庄生活中积极帮助他人及对集体事务热心的行为同样应该大力提倡，倡导多元发展观在村民之间异质性增强情况下为不同村民提供了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在此过程中个体的满足感与获得感自然提高。转型期随着现代国家不断向村庄社会渗入，正式法律在维持社会秩序中的重要性日益提升，但这并不意味着秩序的维持并不依靠村庄内生力量，内生精英与社区舆论仍发挥着很大效用，因此重视道德伦理对个体的软约制同样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
（二）公共文化建设的效用
提出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以应对社会结构趋于紧张趋势并非否定其他层面如完善产业结构提升边缘阶层收入水平、加强村级民主建设保障村民参与村庄政治以及通过社会保障制度保证边缘阶层的基础生活等，而是这些措施需要协同起来共同发挥作用。本文之所以侧重于文化层面在于试图通过公共文化建设重塑社会地位划分标准，使得社会地位划分标准从单一的经济资本转向多元的道德伦理、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等，在依靠村庄内生力量无法进行自主调适的情况下需要作为外生力量的政府积极介入进来，这也属于政府增强治理能力的应有之义。经济资本的影响不仅扩散到社会地位层面而且在政治地位方面影响日趋关键，东部工业发达村庄富人治村成为主导且普遍趋势，以致村庄形成了没有钱不可能当上村干部，即使偶然被选上也当不长的一致认知，经济资本的垄断与主宰形塑了一定的阶层秩序，这一秩序服务于少数富人精英的需求，大多数村民受到排斥，边缘阶层被排斥得更厉害，甚至一部分已被甩出了村庄社会结构之外，导致边缘阶层的怨气与不满等负向情绪一步步积攒，长此以往村庄社会秩序陷入失序的概率增加并且矛盾存在外化的倾向。公共文化建设的方向就在于为众多村民提供参与村庄生活且受到他人认可提供多元渠道，尤其在意识形态上注重对道德品质的宣传，从而重构新的象征秩序，以此为经济资本匮乏的边缘阶层提供获得他人承认与尊重的替代路径。这一新的象征秩序服务于大部分村民的公共需求，推动边缘阶层不再在村庄生活中作为被动的客体相反成为主动的主体，从而帮助边缘阶层树立起与富人精英平等的自我认知，他们所积攒的压力与怨气自然能够得以更大程度的释放，进而缓和阶层之间的对立紧张关系，村庄社会秩序的稳定才真正可能，只有农村社会保持稳定才能保证农村继续发挥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稳定器与蓄水池的作用[20]。
五、结语
随着中国从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步伐的加快，尤其在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整个社会经历着剧变，由于现代市场力量向农村社会渗入程度不断增强，农村社会也在快速变迁，探讨村庄社会结构的变迁构成转型社会的一项重要议题。边缘阶层作为各社会形态普遍存在的社会事实，他们作为被建构的主体，建构的标准决定着这一群体的内在构成，进而形塑出他们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形态。对此，我们首先需要界定农村边缘阶层的构成，再进一步探讨何以这些村民被赋予边缘阶层的身份，最后还需分析由此产生的系统影响。
有效的社会政策的关键在于瞄准与回应相关主体的特定需求。任何社会中经济资本、道德声望、政治权力与社会资本等都并非均质化分布，何种资本形态占据主导地位决定着社会结构的性质以及形塑着一定的“精英—边缘”格局，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村庄社会中的边缘阶层发生变迁。当前村庄中的新边缘阶层生成与他们的经济资本匮乏紧密相关，之所以如此在于经济资本通过一系列中间媒介实现了向社会地位的转化，这一象征秩序受到强势富人阶层的支配与控制，导致社会结构的流动与活力弱化，村庄社会日益从共同体结构向圈层社会蜕变，社会基础的变迁会进一步对基层治理产生深层影响。因此对当前新边缘阶层境遇的改善不仅需要对利益再分配格局进行调适从而保障边缘阶层的底线生存，更要从文化层面致力于社会地位划分标准的重塑。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方向在于宣传多元发展主义，约制经济资本向生活世界其他领域过度渗透，为边缘阶层实现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提供一定渠道，最终让边缘阶层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境遇得到全面与较高程度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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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依照学术惯例的要求，本文的地名、人名一律为化名。
来源：《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作者简介：班涛，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分层与基层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