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是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发源地，今年是北京大学政治学科诞生120周年，从而也是中国现代政治学诞生120周年。1899年9月，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正式开设了“政治专门讲堂”，这不仅是北京大学政治学专业学科设置的最早发端，也意味着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中国现代政治学的诞生。
在由“政治专门讲堂”，到“法政科”“政治学门”和“政治学系”的北大政治学学科发展史上，一批杰出的中国早期政治学家先后参与学科建设，他们为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建立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是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奠基者。
张慰慈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他不仅是北京大学政治学科发展史上的关键性人物，也是中国现代政治学的重要开拓者之一。
张慰慈（1893—1976）[1]，江苏吴江人。少年时，曾与胡适共同就读于上海澄衷学堂，从此与胡适结下不解之缘。1912—1917年在美国爱荷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17年与胡适同时回国，并在北京大学担任政治学教授。1927年离京南下，先后在上海东吴大学、中国公学、安徽大学担任政治学教授。此后曾弃学从政，在国民政府财政部、铁道部和经济部等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张慰慈在中国科学社图书馆工作，1955年受聘担任上海文史馆馆员，直至1976年病逝。张慰慈虽然在大学任教的时间并不算很长，却在20世纪20年代初至30年代初的10年左右时间中编著和翻译了许多政治学著作，其中出版于1923年的《政治学大纲》和1925年的《市政制度》分别是其政治学和市政学的代表性作品。
在张慰慈的《政治学大纲》（以下简称《大纲》）之前，中国政治学界已经有若干政治学专著或教科书问世。例如杨廷栋的《政治学教科书》（1902）、严复的《政治学讲义》（1906）和高一涵的《政治学纲要》（1918）等，但《大纲》一书在政治学界的影响力后来居上，出版后便成为北京大学及其他许多大学的标准政治学教科书。
张慰慈的《大纲》一书于1923年初版，到1930年的7年时间中便重印达11次之多[2]，被称为“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政治学界最有影响的一部政治学著作”[3]。
《大纲》共18章82节，内容涵盖了现代政治学科的基本问题，包括政治学科的界定和性质、政治学研究方法、国家的本质与起源、政体的类型和形式、政党与政党政治、分权与权力的制衡等。尽管《大纲》是中国现代政治学初创时期的教科书，但张慰慈在该书阐述的许多重要政治学原理和观点至今仍然不失其学术价值。
《大纲》开宗明义，首先回答“什么是政治”和“什么是政治学”这两个政治学科的基本问题。
关于什么是“政治”，张慰慈没有从他十分熟悉并且汗牛充栋的西方政治经典中寻找答案，而是致力于从中国政治思想发现“政治”的意义。“政治”一词，在中国古籍中早已有之，例如《尚书》和《逸周书》都出现过“政治”一词，但它们显然不是现代的政治概念。孙中山在《民权主义》一书中指出：“政治两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
张慰慈十分推崇孙中山的政治概念，认为孙中山对“政治”的解释“非常透彻”。他进而论述道：“政治既是管理众人的事，那么，‘政治’两个字所包含的事实是人群的现象，是人与人在社会上所发生的关系中的一种。”人类必须生活在社会之中，与他人发生各种关系，这就需要一种社会秩序。而“社会上的秩序，须由有政治组织的团体来维持，我们各人的权利，也须由同样的团体势力来保护”。按照这样的逻辑，张慰慈便将孙中山对政治的理解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观有机地统一了起来：“人是政治的或社会的动物。”[4]
张慰慈明确指出，“政治学就是社会的科学中的一种”，他是最早系统地论证政治学是一门科学的中国政治学前辈学者之一。他说：“所谓政治学就是科学的国家知识，所以政治学当然是包括在科学的范围之内。”[5]
在他看来，政治既然是一种社会现象，那么研究政治现象的学问便是社会科学的一种。他说，“政治学所研究的单是那种有政治组织的人类社会”。在所有政治组织或政治团体中，国家最有权势，从而也最为重要。“所谓‘政治的’，是指一切与国家有关系的种种事实、势力与现状而言。所以政治学就是科学的国家智识，是一种公民的常识。”将政治学视为研究国家的学问，实际上是西方政治学的主流传统。J. 迦纳在他那本风靡一时的《政治科学与政府》中曾这样定义政治学，“政治学始于国家，终于国家”[6]。
张慰慈显然接受了西方的这一经典政治学观点，他把政治学的内容分为四类，所有内容全都围绕国家问题而展开：“（甲）说明国家性质是怎样的，组织是怎样的，——叙述的政治学。（乙）历叙国家如何发生，如何进化，——历史的政治学。（丙）研究政治中普通的根本观念，原理原则，——纯理的政治学。（丁）讨论现在的国家应该怎样组织，怎样管理，——实用的政治学。”[7]
张慰慈把国家当作政治学研究的核心主题，他在《大纲》一书中用近一半的篇幅来阐述国家的理论。
他对国家的定义和性质、国家的目的、国家的要素、国家的物质基础、国家的起源、国家的进化、国家的历史基础、国家的学理基础和国家的主权等做了相当详细的分析与阐释。他认为国家也是人类社会的组织团体，但国家与民族和种族不同，它“是由政治关系而组织的”。国家与其他社会组织的根本区别在于，“国家有一种特别权力，为别种社会所没有的”。这种特别的权力，实际上就是国家的主权，或国家的最高统治权。
在他看来，国家有四个相互联系又不可缺少的要素，即“人民、土地、组织与主权”。他认为，国家这种特殊的权力组织之所以产生和发展，是因为人类需要它，“国家是应人群需要而生的”。人类的社会生活需要公共秩序，人类之间的争议需要有独立的仲裁机构加以解决，人类的平等发展需要得到强有力的保护。张慰慈说，这便是国家的三个基本目的：“维持全体人民的和平秩序，裁判各社会间的争议，使各社会皆有平等发展的机会”。[8]
张慰慈用专门的章节对“国家与政府的区别”进行了辨析，他是最早将国家与政府加以明确区分的中国政治学者之一。
在“家、国、天”三位一体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国家与政府实际上是浑然一体，不加区分的。明确地将国家与政权区分开来，认为国家有其自己的独立理性，即所谓的“国家理性”（the reason of state），是马基雅维里以后西方近代政治思想的主流传统。张慰慈显然受到了这一西方主流国家观的影响，但又没有完全接受“国家理性”的观念。他认为国家与政府之所以不同，是因为政府只是国家的一个部分，国家还有其他的部分。“政府是国家的机关，是行使国家主权的工具。国家是抽象的名词，政府是具体的组织。政府虽是国家最重要的要素，但我们不能说政府就是国家。”[9]
不过，张慰慈虽然看到了国家与政府的区别，但他更清楚两者之间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他说：“政府与国家是完全分开的，政府只是国家做事的工具。但是国家与政府虽然完全分开，可是国家实质常常由政府性质表现出来。”[10]
现代政治学既离不开论述国家和政府，也离不开讨论民主政治，作为中国最早的现代政治学著作之一，《政治学大纲》也不例外。
张慰慈没有将“democracy”翻译成当时已流行的“民主”，而把它称作“民治”。他很推崇杜威(John Dewey)的民主观，将民主分为四类：“（一）政治的民治主义，就是用宪法保障民权，用代议制表现民意之类。（二）民权的民治主义，就是注重人民的权利，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居住自由之类。（三）社会的民治主义，就是平等主义，如打破不平等的阶级、打破不平等的思想、求人格上的平等之类。（四）经济的民治主义，就是打破不平等的经济生活，铲除贫富阶级之类，也就是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11]
关于民主政治，张慰慈还提出了自己的“人民政府”理论。他认为，如果政府的政策由多数人民的意志决定，政府的行为能够体现多数人的民意，政府的权力能够受到人民的有效监督，这样的政府便是“人民政府”。
事实上，张慰慈心目中的“人民政府”就是现代民主政治，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他还是坚持认为这两者之间有其区别。他说：“人民政府与民治制度很有相同的地方。但民治制度是一种政府的制度或组织……是指一种以合格公民的多数意见为统治的政体，代议制度是以人民代表为统治的政府。人民政府是专指政府的性质而言；无论哪种政府制度，只需执政者能顺从人民公意的支配，人民能有实权监督政府，就可以叫作人民政府。”[12]
政党研究是现代政治学的重要内容。因为政党是近现代最重要的政治组织，它对近现代国家的政治生活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近现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国家权力主要由政党掌握，并且通过政党运行。实际上，现代政治就是政党政治。
张慰慈非常了解现代政治的这一普遍现象，他在《大纲》中用专门的章节讨论了“政党”问题。在他看来，“现代欧美各国的政府”，就是“政党政府”。他把政党定义为“由那般操持同一的意见而作一致的行动的人民所组织的团体，其目的是想在宪法的轨道以内操纵政府的权力”。
这一定义抓住了政党的要害，即政党是旨在获取国家政权的政治组织。富有深意的是，张慰慈还将政党政治与他所心仪的“人民政府”必然地联系起来，得出了如下的结论：“政党是人民政府的出产品，也是人民政府所不可缺少的现象。”[13]
张慰慈早年在美国受过系统的政治学专业训练，1917年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后即受聘北京大学政治学系，是中国最早的政治学专职教授之一。《大纲》一书是在他回国教授政治学的讲稿基础上编辑而成的，是中国现代政治学最早的专业教材之一，在中国政治学科的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为现代中国政治学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首先，《大纲》试图建立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学科体系，这一体系包括政治学的基本研究对象、主要研究方法、重点研究问题和重要政治概念。诸如政治、权力、国家、政府、政党、民族、主权、民权、立法、行政、司法、“宪政”、选举和革命等现代政治学的重点内容，大多数都在《大纲》中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即使现在流行的政治学教科书，不少也沿用了《大纲》的体系。
其次，《大纲》不仅把政治学当作一门基础性的社会科学，而且努力把政治学当作一门自成体系的独立科学，有力地推进了中国政治学的科学化进程。张慰慈在《大纲》中将政治学与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伦理学等逐一比较，详细论述了它们之间的区分。《大纲》对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所做出的这种区分，现在仍然有其学术意义。
复次，《大纲》力图将政治学的一般理论与中国政治的实践结合起来，开创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良好学风。《大纲》的主要理论其实是以美国政治学教材为蓝本的，但张慰慈不是简单的照抄照搬，而是结合当时中国的现实政治进行阐述。例如，《大纲》用专门的篇幅介绍了国民党的组织结构和孙中山的“五权宪法”等。
再次，《大纲》对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做了专门的介绍和论述，这为科学地研究政治问题奠定了方法论基础。作者在《大纲》中列举了生物学的方法、比较的方法、实验的方法、历史的方法和心理学的方法等五种政治学研究方法，这些方法至今也仍是政治学者最经常使用的分析工具。
最后，《大纲》具有显明的民主进步导向，为现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政治学与现实政治的关系极其密切，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政治学者应当承担起推进社会政治进步的责任。张慰慈在《大纲》中反对专制独裁、倡导民治民权，对后来的政治学研究具有积极的引领作用。
毋庸讳言，作为中国现代政治学初创时期的教科书，《大纲》带有明显的局限性：学科体系不完备、知识体系不合理、许多原理不科学，甚至常识性错误也随处可见。例如，作者关于“民权”与“主权”、“人治”与“法治”的见解与现代政治科学的原理相去甚远。但所有这些不足和瑕疵，都掩饰不了《大纲》对中国现代政治学的重大贡献。适逢中国现代政治学诞生120周年和五四运动100周年之际，北京出版集团重印此书，既是对张慰慈这位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前辈学者和五四运动的积极参与者的纪念，更是对当代中国政治学者的鞭策。
读完此书后，每一位政治学者都应当扪心自问一下：张慰慈在近100年前就写出了《政治学大纲》，我们现在应当写出什么样的政治学教科书，才能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无愧于政治学的先辈？
2019年5月5日?序于北大
注释
[1]关于张慰慈的出生年月，有三种说法，一为1890年、一为1891年、一为1893年。此处采用金安平教授的1893年说。参阅王怀乐、金安平：《张慰慈学术思想述评》，《北大政治学评论》第5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138页。
[2]王怀乐、金安平：《张慰慈学术思想述评》，《北大政治学评论》第5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140页。
[3]孙宏云：《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1926—193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65页。
[4]《政治学大纲》，第2—4页。
[5]《政治学大纲》，第13—14页。
[6]James Wilford Garner， Political Science and Government，New York， Cincinnati: American Book Company， 1928，p.1.
[7]《政治学大纲》，第6—8页。
[8]《政治学大纲》，第33—35页。
[9]《政治学大纲》，第38—39页。
[10]《政治学大纲》，第206页。
[11]《政治学大纲》，第211页。
[12]《政治学大纲》，第230—231页。
[13]《政治学大纲》，第256—257页。
本文为北京出版社2019年6月第1版《政治学大纲》（张慰慈 著）所撰导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