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闻余英时教授获得美国的「克鲁奇」（Kluge）人文学科杰出成就奖，不禁由衷喜悦。余教授是我最敬重的华裔学者，我和他相识至少也有三十年的时光。亚洲周刊主编邱立本约我写篇特稿，我在欣喜之余，也不免感到惶恐，因为中国思想史非我目前学术的专长，我虽是学思想史出身，但现在却成了一个「逃兵」！逃回到文学和艺术领域来了。因此匆匆下笔可能有不当之处，敬请各行家及读者原谅。

克鲁奇人文学奖的意义

我首先想谈谈这个人文学奖的意义。

人文学科衰微，似乎是经济全球化以后的共同现象。其实美国自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社会科学逐渐兴盛，把人文的传统压盖住了。美国的所谓「中国学」，(Chinese studies)是冷战后才开创的「地域研究」的学科（另一「地域」是苏联），和源自欧洲的「汉学」传统不同，更和中国的传统「国学」不同。余教授在美国是少数能够兼通但又远远超越这三个传统的学者，而且不论在欧美或华人地区─特别是海峡三岸─皆备受尊重，原因无他，余先生在历史方面的真才实学乃所有学界人士所公认。不仅在「汉学」和「中国学」界，而且美国的史学界和人文学领域终于承认余先生的学术地位贡献，而且更承认他以中文写出来的学术巨着。

余先生的两巨册近着《朱熹的历史世界》尤其惊人，原来只是为一本《朱子文集》的标点本写一篇介绍性质的序文，却发现史料中引申出来的问题太多，「逼使我步步深入」，终于写出长达一千余页的两大本书。据我所知，此书并未译成英文，而「克鲁奇」人文奖的审查委员显然把此书考虑在内。更重要的是余先生多年来以中国传统和近代知识分子为主题的数十篇经典文章（已收入北京三联出版的余英时作品系列中）；他的另外两本专着：《论戴震与章学诚》及《方以智晚年考》，更属于研究清代知识分子的专着。这一系列的着作，当然也在该奖的审查的范围之内。

《纽约时报》十一月十五日的专文报道中特别提到余先生对于中国古今知识分子的研究和关注，并引用他的话说：「他们具有道德、政治、和社会的目的」，与西方知识分子相较（往往尊重知识）更任重道远。《纽约时报》又引了主持该奖的国会图书馆的话，说余先生是当今「在中国和美国学术界最有影响力的华裔知识分子」，一点都不错。尽管他一向反共，并公开支持民运人士，但他的全部学术着作照样在中国大陆两家知名的出版社同时同版，其影响力可以想见。

然而在当今美国学术界，除了刚去世的萨依德（Edward Said）之外，却很少学者研究知识分子的问题。幸亏现任国会图书馆长毕林顿（James Billington）本人也是位历史学家，早年以研究俄国文化史着称，所以才能「慧眼识英雄」。据台湾《中国时报》驻美特派员傅建中的特别报道：毕氏本来要亲到余府拜访，余先生谦让，遂以长途电话长谈一个多钟头，结束时毕氏对余英时说：「和您谈话是场飨宴(a treat)」。傅建中认为「这一席谈已使毕林顿决定余英时为得奖人了」。我想这个谈话仪式，只不过是一种「确认」(confirmation)，可能遴选委员会早已决定了。但毕氏毕竟还说了一句内行话，他评论余英时得奖时说：「余博士的学术极其博大精深，他在研究中国史学、思想与文化的影响力跨越了许多科际、时空和议题，已深深触及重大问题，和人性的真谛。」（引自《中国时报》十一月十八日傅建中文）。

《纽约时报》的新闻稿中，先提另一位得奖者富兰克林（John Hope Franklin─美国黑人历史的开山祖师，他自己也是黑人─并说他更有名（by far the better known），此言也不虚。富兰克林早已得奖累累，在美声誉极高，然而华人读者和学者会禁不住问：「他的学问比得上余英时吗？美国最多也不过两、三百年的历史。」富氏探讨的当然是一个大题目─黑人对于美国历史和主流文化的贡献─但余先生研究过的却不只一个大题目，他探讨过现代儒学，但却不自称是新儒家；他写过关于胡适的书，但却不受胡适的影响，我认为他的学问远超过胡适；他的《红楼梦的两个世界》震撼了整个「红学」界，但他并不拘限于「红学」；他对于陈寅恪晚年所作的旧体诗的解读（初载于香港的《明报月刊》），一发表就引起大陆学界的批评和反驳，但现在证明余先生的判断是对的。

余先生对于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更直言批判，不留余地，有人认为他太过「反共」，但这恰足证明他对于当今中国知识分子的深切关怀。毛泽东毕竟是中国有史以来整肃知识分子最厉害的君主。余先生绝对不是那种大叫「以天下为己任」的高调「盟主」，也从不结党结派，他逍遥自在，以他的着作和言论来见证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节操和风骨。

我所认识的余英时先生是一位平易近人，没有任何架子的朋友，我虽以长辈视之，但却从不觉得他高不可攀，见面时无话不谈，他时常语带幽默对我评头论足，而且对我夫妇关怀备至。我和玉莹结婚时，他一时灵感大发，写了一首贺诗，非但把我俩姓名置入诗中，而且内含玄机，最后两句是：「法喜维摩今证果，嶸看笔底起云烟」，似乎早已料到我妻要信佛而我返港后要笔耕不断。这当然是我们一厢情愿的解读，不足挂齿，余先生听到后大笑说：「我竟然变成预言学家了！」

香港新亚精神的动力

余先生和香港也有一段因缘。五十年代初他逃难来港，作了新亚书院的第一届学生，钱穆先生的「入室弟子」，非但入室，而且和钱先生胼手胝足在课室中随□而卧，一时传为佳话。当年的新亚书院位居一幢旧屋第三、四层楼上，街头喧闹声与楼上的读书声相映成趣，似乎也只有在这种极艰苦的环境中才能产生大学问家。想钱穆先生听到余英时得奖的消息，当会含笑于九泉，有此高徒，足可见证当年荜路蓝缕的「新亚精神」。然而，据《明报周刊》记载，这桂林街上的新亚旧址，也逃不了被清拆的命运，又一座文化遗产即将灰飞烟灭，不知余先生得此讯后作何感想？说不定他又是一笑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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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 一九三零年一月二十二日生于中国天津，祖籍安徽。余英时于燕京大学肄业，香港新亚书院第一届毕业生，师从钱穆，后负笈美国，于哈佛大学取得历史学博士。先后在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高等学府任教，一九七四年成为台湾中研院院士。着作包括《历史与思想》、《方以智晚年考》、《论戴震与章学诚》、《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朱熹的历史世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