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机器伦理是由人类伦理衍生出来的，主要体现复杂工具与人类的关系。在科幻语境中，机器伦理从表面上看可能远远超越人类的范围，但归根结底仍然是受人类现有伦理规范制约的。虽然如此，人类同样借助机器伦理来审视自身伦理，不少科幻电影正以此作为创意的亮点。对于机器，可以置于由自然系统、社会系统和心理系统构成的参考系中予以定位。与此相适应，科幻电影有关机器的创意主要涉及三种关系，即机器与机器的关系、机器与人类的关系、机器与自我的关系。关于机器的叙事呈现出道德化、政治化和艺术化倾向。

关 键 词：科幻电影  创意  机器伦理  science fiction films  creativity  ethics of machine

人类以能够运用工具制造工具而将自己从动物界提升出来，所谓“机器”指的就是人类所开发的复杂工具。正因为如此，机器伦理是由人类伦理衍生出来的，主要体现复杂工具与人类的关系。在科幻语境中，机器伦理从表面上看可能远远超越人类的范围(涉及到各种非人智能体)，但归根结底仍然是受人类现有伦理关系制约的，任何有悖人伦的作品都可能受到人的谴责与批判。虽然如此，人类同样借助机器伦理来审视自身伦理，不少科幻电影正以此作为创意的亮点。由于智能机器目前正处于加速发展的时期，有关这种发展可能失控的问题正引发广泛关注，有不少人担心人类现有伦理关系可能因此被颠覆。科幻电影有关机器伦理的描写、创意与叙事正是对上述社会变动的反映。必须说明的是：任何一部科幻电影都离不开机器，因为它们都是由机器所拍摄和放映的。下文所关注的不是这类故事情节之外的机器，而是科幻电影故事情节之内的机器。

一、机器描写所依据的伦理定位

从伦理的角度看，所谓“机器伦理”至少有如下三种来源：一是人与机器的相互转化，如机器的人化导致机器人的产生，将机器人自我意识和道德责任等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又如人的机器化导致电子人的产生，由此引发对电子机械义体使用的伦理原则的思考，等等。二是人与机器的彼此影响，如人类价值体系和道德原则规定机器的属性和功能，机器的发明和应用导致人类职业构成的变动，等等。三是人与机器的共同环境，如人机共同体的建设激励了学术界对其伦理特性的思考，又如有关时间机器的想象造成了诸多伦理悖论，等等。本文所探讨的主要是第二种来源的机器伦理。我们首先对机器进行自然定位、社会定位与心理定位。

(一)机器的自然定位

运用工具制造工具是人类的特性。据此所定义的机器是人造机器，由手工工具发展而来。陈昌曙指出了机器与手工工具的三点区别：(1)机器的设计、研制与科学知识有着更加密切的联系，只靠经验和技能是不够的；(2)机器需要经常的维护保养才能正常运转，而手工工具是不需要经常维修的；(3)机器在仍能运转时就允许更新或必须更新，而手工工具是用坏了才换。[1]机器一旦诞生，便为运用机器制造机器创造了条件。这在实践中为机器大工业的腾飞奠定了基础，在理论上为将机器当成人类观察和把握世界的参照系准备了前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上，某些人认为自然是一种机器，即有别于人造机器的自然机器，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就是如此。[2]本文持这样的看法：机器是人类根据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开发的复杂工具。以获得确证的自然规律为准绳，可以将机器划分为三类：一是已经根据上述认识开发出来的机器，二是因为违背上述认识而无法开发的机器，三是按照虽不无根据但目前尚未获得公认的科学假说可能开发出来的机器。上述三类机器都见于科幻电影之中。

在第一重意义上，科幻电影固然将现有机器当成构思的起点，但并不以现实主义描绘为满足，而是经常采用在功能上类似于夸张、在逻辑上相当于演绎、在时序上着眼于前瞻的方法予以呈现。例如，美国莱特兄弟(Wright Brothers)20世纪初造出人类第一架飞机“飞行者1号”，1903年12月17日在美国北卡罗莱纳州试飞成功。不久，英国默片《空中无政府主义者》(Aerial Anarchists，1911)就展示无政府主义者建造超级飞机轰炸伦敦的场景。很不幸的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伦敦在1915年5月31日真的遭到轰炸。不过，造成这场灾难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所建造的超级飞机，而是德国派来的齐柏林飞艇(1900年由齐伯林伯爵发明，后根据军方需要批量生产)。又如，法国《征服极地》(The Conquest of the Pole，1912)描写教授在用上电的工厂建造了由螺旋桨和玩具气球拉升的机器，展示于世界科学家会议，并以之旅行到北极。再如，美国电视片《地球风暴》(Earthstorm，2006)描写航天飞机柏修斯号飞抵月球裂缝中，施放核弹，用核能脉冲激发电磁聚合发生器，修复月球，使之重回轨道。核弹虽然是早就有了的发明，但是这种用途却出自大胆的、新颖的想象。

在第二重意义上，科幻电影并不纠缠于某些机器为什么只能停留在观念上而造不出来，而是将这些机器问世当成虚拟条件，设想与之相应的矛盾冲突。以永动机为例。在韩、美、法《雪国列车》(Snowpiercer，2013)中，人类为对冲全球气候变暖趋势而发射强大的CW7装置，结果导致冰河期来临，众多生物灭绝，人类自身也面临浩劫。幸存者挤上一列以永动机为引擎、已经不停行驶18年的火车“卡塔方舟”，按其购票等级分居于前部车厢和后部车厢，贫富差别一目了然。建造者认为：要维持列车内部生态平衡，必须定时清除多余的人，运用恐怖和混乱以维护必要的秩序和威权。因此，他和被穷人视为精神领袖的老者共同策划了一场举事，不料局面失控，导致火车出轨。又如，在美、加合拍片《超时空传输》(ARQ，2016)中，科学家雷恩造出永动型的高效率能源涡轮机，因此陷入时间循环以及两家竞争性公司的纠葛。他与其旧日情人汉娜遭到三个蒙面人的袭击，厄运一次次重新开始。在这两部电影中，从科学上被证明是不可能的永动机不仅被造了出来，而且成了故事构思的出发点之一。

在第三重意义上，科幻电影描写了许多拍摄之时还未问世于现实的新发明。例如，在英国《登月先锋》(The First Men in the Moon，1919)中，发明家利用涂有反重力物质的球体登上月球。德国《世界名媛》(The Mistress of the World，1919)描绘了可以远程熔化金属的机器。美国系列片《布里克·布拉德福德》(Brick Bradford，1947)出现了可以破坏来犯火箭的拦截光。它也可以用为破坏地球的死光。类似描写还有：美国《消失的背影》(The Vanishing Shadow，1934)中激活时可以使用户消失、只余下阴影的可穿戴装置，美国《未知世界》(Unknown World，1951)中可以钻穿土石、让人类到地心探险的核动力机器Cyclotram，等等。美国动画片《星银岛》(Treasure Planet，2002)中的星图是具备神奇功能的全息投影装置。只要适当操作这个比拳头大不了多少的小球，就能投射出三维地图。不仅如此，用户还可以将全息影像当成宇宙端口使用，通过触摸来指定自己所想前往的目的地，念兹在兹，即刻到达。

已经开发出来的机器在运用、运转、运营过程中同样受到自然规律的影响。例如，金属锈蚀就可能对机器造成破坏。有关现象成为科幻电影关注的对象。日本《铁男：金属兽》(Tetsuo：The Iron Man，1989)描写商人偶伤金属恋物癖者，结果自己变成肉金杂种。他们展开对决，结果却是融为一体。两人同意把整个世界变成金属，并使之生锈，把它分散在宇宙的尘土中。美国《绝地杀机》(Omega Doom，1996)描写地球上的人在战争浩劫之后濒临绝种，到处都是生锈的机器人。又如，美国《机器人历险记》(Robots，2005)中的过时机器人被称为“生锈者”。

当然，机器反过来有助于人们认识与把握自然规律。科幻电影对此做了超前的描写。例如，在美国《世界爆炸之夜》(The Night the World Exploded，1957)中，科学家发明预测地震的仪器，在还没完善之前就预测了次日的大地震。经过勘察，当地有一种湿时安全、干时爆炸的矿物。因此，解决问题的办法是用洪水淹没发现这种矿物之处。

(二)机器的社会定位

机器普遍具有社会性。这不仅是指它们的诞生适应了社会需求，而且是指它们的应用、更新和淘汰往往和一定的社会群体相联系(这一点和手工工具有所不同)。某些机器的社会性特别鲜明，原因在于用户众多，像汽车就是如此。商人戌指出：如果把人看作是“社会动物”，汽车则无疑可称为“社会机器”。汽车与社会的互动远胜于任何一种机械物，也从而使社会性成为它的一个最显著特征。尤其随着汽车像山洪爆发一般地飞速增多的今天，汽车给社会带来的环境污染、能源危机、交通事故等问题不断趋于恶化，更凸显出汽车企业社会责任之重大和迫切。至于汽车本身的人格化，则是艺术界以汽车社会性为前提的进一步想象，正如美国动画片《汽车总动员》(Cars，2006)及其两部续集(2011，2017)所展示的那样。反过来，机器的发展水平是社会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因此，人们将蒸汽机视为工业社会起步的标志，将智能化机器视为信息社会到来的标志。

社会本身不是机器，因为人们习惯于将它看成某种有机体。如果将社会视为机器的话，有沦为机械社会历史观的弊端。但是，某些社会机构可能具备类似于机器的特点，因而存在“国家机器”“宣传机器”之类提法。被当成机器的社会机构一般具备工具的特点。例如，国家就是阶级统治和/或社会管理的工具，宣传部门则是工具的工具。某些科幻电影对此有所表现，像波兰《世界大战：下一世纪》(The War of the Worlds：Next Century，1981)就是如此。它描写火星人登陆地球，控制了国家机器(以警察为代表)和宣传机器(以电视台为代表)。

机器的开发不仅受自然规律制约，而且受到社会规范的限制。以社会规范为标准，可以将机器划分为三类：一是遵循人类现有社会规范开发出来的机器，二是因违背人类现有社会规范而无法付诸开发的机器，三是由人类以外的智能体所开发、不受人类现有社会规范约束(但可能受其他社会规范约束)的机器。

第一类机器从科幻的角度看并不希罕，就创意而言，关键是让它们碰到异乎寻常的问题。例如，美国《失踪的班机》(The Flight that Disappeared，1961)描写跨越国家的飞机载有核物理学家、火箭专家、数学天才，被吸引到坚不可摧的未知力量的雷达范围内。又如，美国《奇幻核子战》(Fail Safe，1964)描写美国飞机奉命对莫斯科进行核打击，但这是由于电子故障造成误判所致。美、澳合拍片《魔异天空》(Fatal Sky，1990)描写电视主持人与记者调查军机在挪威神秘环境中坠毁事件，发现曾有大量不明飞行物来临。加拿大《高空飞行》(Altitude，2010)描写在神秘故障导致小飞机失控之后，新手飞行员和她的四个少年朋友发现自己陷于与空中怪物的对决。这四部影片中的飞机都是机器(作为高级运输工具)，本身未必具备科幻色彩。但由于未知力量介入、电子故障误导、不明飞行物来临、空中怪物出现等原因，它们都进入了科幻语境。又如，美国《小心幽浮魔点》(Beware! The Blob，1972)描写从北极带回的冰冻标本偶然解冻后吞噬周边对象猛长，在扩张到溜冰场后被人们所启动的造冰机制冻住。致冷设备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问世，属于已经开发出来的机器。它之所以进入科幻语境，是由于碰上了“幽浮魔点”(即奇异的冷冻标本)。

对于第二类机器，科幻电影并不因为它们受人类现有社会规范约束、无法开发出来而感到遗憾，反过来将它们当作既成事实，使之充当自己设置虚拟情景的切入点。例如，美国《五十年后之世界》(Just Imagine，1930)设想1980年唯一合法的孩子来自售卖机。美国《遗失的城市》(The Lost City，1935)设想邪恶科学家企图从他在非洲的基地接管地球，在那儿发明了可引发地震的机器。美国《神秘岛的追捕》(Manhunt of Mystery Island，1945)设想了可以实现分子级别的人机转变的变形机。美国《失踪的宇航员》(Lost Planet Airmen，1951)描写科学家挫败恶棍用强光设备引发地震破坏纽约的阴谋。这类机器在技术上的可行性且不论，单就社会用途来说就突破了伦理底线，不管卖孩子、促地震或换躯体，都是如此。不过，它们对于科幻电影的情节构思来说却各有各的价值。

第三类机器本来就不是地球人造的，因此也不受地球人现有社会规范的约束，像美国《火箭有了，要旅行吗》(Have Rocket，Will Travel，1959)所描写的金星上的生命复制机就是如此。不过，地球人仍然可能沿用自己所认可的社会规范对这类机器予以评价。

必须补充说明的是：(1)所谓“社会规范”在形式上有道德、礼仪、法律、乡规民约等多种形态，在内容上可能烙有特定社会条件(特别是相关社会群体之诉求)的痕迹。上述多样性不可避免地会对科幻电影中的相关描写产生影响；(2)社会规范的主要功能是确立并维护相应的社会秩序。机器的制造与应用正是以此为背景而进行的。如果上述秩序被破坏，那么，机器就可能无法正常运转。例如，根据法国《太空一号》(Lock-out，2012)的描写，超级空中监狱发生叛乱，导致它与国际空间站相撞而损毁；(3)机器可以为贯彻一定的社会规范服务。例如，根据英国《萨杜斯》(Zardoz，1974)的构想，永生者是由人工智能“神龛”(the Tabernacle)所监视与保护的；(4)机器失控(不论是由于自然原因或社会原因)可能产生严重的社会后果。例如，根据日本《乐园放逐》(Expelled from Paradise，2014)的描写，地球因为纳米机器的失控而沦为一片废墟，人类流离失所。

(三)机器的心理定位

如果将运用工具制造工具当成人猿相揖别的拐点的话，那么，运用机器制造机器则是人的心智趋于成熟的标志。人与机器的互动因此沿着两个取向进行：一是人以自己为参照系不断发明、改进和完善各种机器，二是人不断以机器为参照系反思自身的结构与功能。如今已是老生常谈的电脑与人脑比较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以“异质同构”为要旨的系统论为二者的整合提供了理论框架。

自动机具有固定的内在状态，能够识别所输入的特殊刺激物，根据所记忆的指令做出相应的反应。这一点在早期科幻电影中得到了表现，法国《香格里拉熟食机械公司》(La Charcuterie mécanique，1895)、《小丑与自动化》(Gugusse et I’automaton，1897)均可为例。至于这样的内在状态算不算心理，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若和生物感应性类比的话，也许可以说自动机具备心理萌芽。若和人类心理相比，那么，所必须达到的标准显然高多了。我国《自然辩证法研究》杂志曾经刊文对此展开讨论。王志超认为计算机棋手在下棋时，会表现出“大意”“急躁”等现象，机器学生在搭积木时有“学习”能力，另外，计算机还有“知觉”“记忆”等能力，因此认为机器同人和动物一样也有心理。叶建华则认为心理是人特有的，机器是不存在心理的。许德顺提出引入“机器心理”来解决上述矛盾。这个概念既可以对机器具有的某些类似于人和动物的“心理”现象进行描述，又不至于把机器的“心理”同人和动物的心理混为一谈。[4]

机器在20世纪经历了诸多转变，智能化是其基本趋势之一。实践中的智能机器越发达，艺术中有关智能机器的想象就越瑰丽。不过，这些想象经常带有危言耸听的情调，试图就机器形成意识所可能带来的危险性对人们发出警告。英、美合拍《2001太空漫游》(2001：A Space Odyssey，1968)即为一例。在本片中，人类发现埋藏在月球表面之下的神秘人工物，根据线索派飞船往木星调查。但飞船主控电脑哈尔(HAL9000型)行为异常。航天员鲍曼问电脑此行的目的何在，它的反应是谎报通讯装置的某零件将在72小时内发生故障。随后，它又弄断了去更换零件的宇航员普尔的氧气管。鲍曼出舱营救时，电脑又使在舱内冬眠的三位科学家丧生，而且不让鲍曼回来。鲍曼只好改道由紧急密封舱进入飞船，关闭哈尔的中枢。更早的作品还有美国的《巨人：福宾计划》(Colossus：The Forbin Project，1970)等。在本片中，美国为冷战开发的超级计算机系统居然想控制全人类。

除自然规律与社会规范之外，机器的开发还服从于人类心理健康的原则。以人类心理健康为圭臬，可以将机器划分为三类：一是符合人类心理健康原则而应予开发的机器。例如，美国《未来小子》(Meet the Robinsons，2007)描写孤儿想通过扫描自己的记忆来找到当年遗弃他的母亲，发明了由带显示器的主机和遥控设备组成的专用扫描仪。二是违背人类心理健康原则而不应开发的机器。例如，在英、美合拍片《电子怪物》(The Electronic Monster，1958)中，前纳粹分子开办诊所，用“梦机”改变人们所做的梦，将其意志施于他们。法、德、西合拍片《童梦失魂夜》(The City of Last Children，1995)描写超现实社会中老富翁卡古绑架儿童，用设备窃其梦以求延缓自身衰老过程。日本《苹果核战记2》(Appleseed Ex Machina，2007)描写跨国企业联合体通过机器鸽子向用户耳朵佩戴设备放送信号，实施旨在消除个体性的项目。三是与人类心理健康无关(或关系不大)的机器。例如，美国《死光》(The Invisible Ray，1936)描写空想天文学家卢克博士发明了可以观察太空的望远镜，还有可以显示地球历史的摄影光。

机器在使用过程中所产生的心理影响很早就为科幻电影所关注。例如，西班牙《电气旅馆》(El hotel eléctrico，1908)描写顾客来到一家高度自动化的旅馆。他们本来想将这儿当成理想的环境来享受一番，不料位于地下室的电厂出了问题，到处一片混乱，给人以恐怖的感觉。顾客赶紧离开，发誓再也不到类似的旅馆。又如，美国《被图解的人》(The Illustrated Man，1969)触及未来社会中的父母对孩子心理健康的担忧。这些孩子进了虚拟现实托儿所，整天看到群狮在非洲草原尽情捕食的幻影，难以自拔。当家长试图使相应设施失效时，已经沉溺的孩子们居然反过来困住其父母。在法国《蝶蛹》(Chrysalis，2007)中，教授绑架了非洲移民女子，用设备将她的记忆输送给自己遭受车祸而昏迷不醒的女儿。美国《天际浩劫》(Skyline，2010)描写外星人飞船可以用蓝光摄人魂魄。为对付它，主人公贾洛德设法毁坏了相应机器。

总的来看，机器的自然定位、社会定位和心理定位是彼此相关的。自然定位不仅说明机器作为存在物离不开物理时空，而且说明机器的研制和使用都是依据人对自然规律的认识进行的。社会定位不仅说明机器本身是社会的产物，而且说明人对机器的发明和应用都必须考虑相应的社会后果。心理定位不仅说明机器是人的心理的反映对象，而且说明它们可以反过来影响人的心理发展。科幻电影正是从上述定位入手，展示机器的方方面面，丰富我们对于机器的认识。

二、机器创意所涉及的伦理关系

与上述自然定位、社会定位和心理定位相适应，科幻电影机器创意主要涉及三种关系：机器与机器的关系、机器与人类的关系、机器与自我的关系。这里所说的“机器创意”不是指拍摄、剪辑、存贮与放映科幻电影所需要的各种设备而言，也不是指引入人工智能自动写作科幻电影脚本，而是指与作为具体影片情节组成部分的机器有关的创意。

(一)机器与机器的关系

这类关系从自然定位延伸而来。从进化的角度看，自然机器是作为实体的人造机器得以问世的前提。从思维的角度看，人造机器却是作为观念的自然机器得以萌生的条件。人造机器遵循以机器制造机器的模式发展。专门用以制造其他机器的机器称为“工作母机”，如车床、铣床、刨床和磨床等。从系统的角度看，完整的机器一般由动力部分、传动部分、执行部分和控制部分组成。反过来，这些组成部分在一定条件可能趋于独立，形成类型化机器，即动力机、传动机、执行机、控制机。

在现实生活中，机器与机器的伦理关系不过是机器与人类的伦理关系的转化形式。主要有以下类型：一是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的具体化。例如，人类运用人造机器去改变自然，可能危及地球生态，破坏其他生命赖以存在、延续与发展的环境。二是人类社会内部伦理关系的延伸化。例如，隶属于不同人(包括不同个人、不同群体)的不同机器之间可能形成协作或对抗关系。美国《超能敢死队》(Ghostbusters，2016)描写曼哈顿江湖术士发明召鬼的机器，准备制造大灾难。一群科学家用核激光、质子手枪、超能手套、可吸鬼关鬼的容器等与之斗争，试图关闭人鬼世界之间的端口。由此爆发了召鬼的机器与打鬼的机器之间的冲突。三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心理映射，像前述“工作母机”就包含了基于人类母子关系的想象。美国《暗夜飞行者》(Nightflyers，1987)描写飞船主控计算机因为船长爱上女乘客而发狂，这实际上是人类三角恋中的妒忌心理的映射。

在科幻语境中，机器与机器的伦理关系可能获得某种独立性，如果这些机器本身形成了自我意识、因此产生了相应权利和义务的分化的话。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解读科幻电影。例如，在美国动画片《变形金刚：大电影》(The Transformers：The Movie，1986)中，霸天虎是邪恶的，因为它是侵略者，挑起战争。汽车人则是正义的，因为它是被侵略者，进行自卫。机器与机器之间的合作、竞争、隶属、背弃等，都是其伦理关系的具体形态。

(二)机器与人类的关系

这类关系从机器的社会定位延伸而来，可以依据社会需要的分层予以阐述：一是人口性需要，体现机器由谁发明、谁来维修、归谁所有等；二是经济性需要，体现机器发明所凝聚的人类必要劳动时间，机器运用所创造的相对于人类的使用价值，以及机器买卖所涉及的交换价值等；三是知识性需要，体现机器赖以开发的人类科技知识，人类可以依靠机器进行教学的各种知识，以及人类通过机器实现传播的知识，等等；四是规范性需要，体现人为机器开发、使用和淘汰所规定的各种标准与原则等；五是意向性需要，涉及机器由实体向人类艺术中的形象转化，机器成为管理人类各种组织与活动的手段，机器制造业成为国家发展规划的重要内容，等等；六是反思性需要，指机器成为哲学家思考人性、社会与自然的参照系，机器史成为人类史的重要分支，机器崇拜构成拜物教的组成部分，等等。

在科幻电影中，机器通常只是人类相互作用的中介。例如，韩国《天士梦》(Dream of a Warrior，2001)描写特战队员为救教授之女进入可访问前生的设备，悟出两人原是情侣。美国《雷管》(Primer，2004)描写四位合作者发现所发明的查错仪器具备巨大商业价值，于是彼此争斗。相关创意至少包括如下几方面：

机器制造的伦理问题，如动机是出自高尚的社会使命感还是狭隘的个人私利或者群体诉求，设计是否考虑使用者的便利与安全，加工过程是否对环境造成污染，核心技术被什么样的人所掌握，等等。以最后一项为例。德国《英仙座β星》(Algol，1920)描写在矿山工作的赫恩邂逅来自英仙座β星的人，从他那儿得到一台能够提供无限能源的原型机。第二年，赫恩建立了一家能源工厂。那台原型机不只是减轻了矿工的繁重劳动，而且引发了世界范围的经济巨变。赫恩因此获得了财富、权力和声望。他的儿子想要推翻他，攫取机器的秘密，但未获成功。在临死之前，赫恩毁坏了机器，不让其子得到它。美国《力神》(The Power God，1925)描写教授发明了能够从空气原子中汲取无穷能量的神奇机器。在他被杀之后，其女儿和她的男友致力于保守秘密，以防机器落入恶人韦斯顿及其同伙之手。

机器应用的伦理影响，如机器推广带来社会分工的变动，机器配备强化人类的主观能动性，机器输出促进生产者的社会影响，机器破坏被用以宣泄有关人士的社会情感，等等。例如，德国《世界之主》(Master of the World，1934)描写机器可以取代人做危险工作，但失业工人造反。加拿大《再造怪杰》(RepliKator，1994)描写两家公司竞相开发可以任意复制各种物质的设备，其人体增强技术被犯罪分子所利用，造出一批挑战社会秩序的枭雄来。科幻电影将对上述影响的考察范围扩展到跨物种交往，设想了各种相关情境。例如，根据美国《至暗之时》(The Darkest Hour，2011)的描写，四名美国年轻游客在莫斯科对用波能袭击地球的隐形波态外星人进行反击。他们被当地姑娘维卡引见当地老电工，接触他发明的微波枪和可以屏蔽自身电信号的法拉第笼。这种笼子是保护地球人幸存者的关键设备。加、美合拍片《超级8》(Super 8，2011)描写一群少年用超8毫米摄影机拍电影见证火车经过所在小镇时发生的事故，着手调查，发现外星人作祟。美国《重返地球》(After Earth，2013)描写父子迫降人类一年前被迫放弃的地球，腿折的将军要儿子徒步行走100公里去飞船已经分离坠落的尾部寻找信标机。这一装置是他们求生的关键。据美国《木卫二报告》(Europa Report，2013)所构思，国际宇航机组承担了一个私人资助的使命，到木星的第四大月亮上寻找生命，果然在那儿发现荧荧发光的怪物，通过远程通信装置将见闻发回地球。这对于人类弄清生命在宇宙中的分布、把握自身在宇宙中的定位具备重要价值。日本《端末遗构都市》(Blame!，2017)描写人类幸存者对抗异化的安全警卫系统。主角雾亥手持“重粒子放射线射出装置”，自地下5000层上行，寻找网络末端未受污染的人类基因。

机器故障的伦理威胁，如手术设备出错导致医患冲突，营运车辆事故导致司乘矛盾，投票装置失灵导致政治动荡，等等。科幻电影就此设想了五花八门的情境。例如，美国《太空杀手》(Killers from Space，1954)描写核科学家宣称自己在飞机坠毁后为外星人所诱。在德国《恐怖蜘蛛岛》(Toter hing im Netz，1960)中，坠机幸存者在荒岛上发现众多蜘蛛，被咬之后开始变成蜘蛛。根据英国《24号储藏室》(Storage 24，2012)的构思，一架军用飞机坠毁，所秘密运载的外星生物散布在整个伦敦。一群人完全不知道这个城市正处于一级防范戒备状态，和一个不受欢迎的客人(外星生物)一起困在仓库里。这三部影片都以坠机为由，引入与异类相关的伦理难题。当然，科幻电影不满足于提出问题，而是通过描写排除机器故障、消除伦理威胁来输出正能量。例如，在美国《微光城市》(City of Ember，2008)中，被称为“建筑师”的人为后代建了一个地下城，设定历史为200年，将出城的方法写在纸上，藏于一匣，嘱市长相传，后在离出城还有47年时因故中断。地下城靠水电照明，现发电机不时有故障，造成黑暗。一所学校毕业生由抽签选职业，女主人公抽到管道，男主人公抽到信使。二人互换，往下相互配合，寻找修电机的方法，破解匣中的指示，发现现任市长的劣迹，逃出地下城。在本片中，发电机是地下城全体居民的命脉所系，其运作是否正常至关重要。因此，两个主人公修复发电机，是对全城人的重要贡献。又如，在美国《致命电话》(Cell，2016)中，人们被手机电子信号变成了杀手。主人公为了保护与他分居的妻儿，开始与手机僵尸族群战斗。美国《全球风暴》(Geostorm，2017)描写人造卫星气象系统发生异变，转而攻击人类。香港站观察员郑龙发现问题所在，提醒开发者堵塞程序漏洞，修复卫星系统，使世界转危为安。

机器归属的伦理界限。只要不是因为报废等原因而被当成垃圾丢弃，现实生活中的机器都属于一定的个人或群体所有。与此相应，盗窃机器经常被视为严重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甚至是犯罪。例如，在美国《神秘的某先生》(The Mysterious Mr.M，1946)中，邪恶科学家用所开发的心理控制药物帮助偷潜水艇设备。在美国《黑寡妇》(The Black Widow，1947)中，算命女士从亚洲来美国窃取原子火箭引擎原型机，将相关人士引到其客厅，用黑寡妇蜘蛛毒液杀死拒绝合作者。美国《银翼杀手》(Bladerunner，1982)描写四个复制人盗窃飞船回地球找其创造者，遭到专门警察的追捕。美国《空间突击者》(Space Raiders，1983)描写前空军上校转化成海盗，偷走一家星际公司拥有的货机。日本《红辣椒》(Paprika，2006)描写精神医学研究所发明能进入并改变他人梦境的仪器，但它失窃而落入恐怖分子手里。上述诸例说明盗窃机器的行为可能出于各种不同的动机，引发不同的后果。

在历史上，自从有了国家之后，军队便从老百姓中分化出来(虽然存在特殊条件下的全民皆兵)。与此相应，自从有了战争之后，武器便从机器中分化出来(虽然存在特殊条件下的“凡机皆武”，亦即战时一切机器生产和使用都被纳入军事轨道)。美国《空中之鹰》(Air Hawks，1935)描写德勒温的统一航空公司雇佣德国发明家，开发出可使所有汽车和发动机静止不动的死光投射器，以之击落竞争对手独立洲际航线公司的三架飞机。美国《魔鬼巡逻队》(Ghost Patrol，1936)设想科学天才发明可以导致飞机毁灭的机器(让内燃机停止运行的镭射管)，被劫匪绑架。这类科幻电影涉及武器使用的伦理限制。

(三)机器与自我的关系

这类关系从心理定位延伸而来，牵涉到诸多复杂的问题。例如，人类自我意识的发展如何成为机器发明的契机?机器在人类自我意识发展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具备自我意识的人如何对机器的行为(或机器开发与使用所造成的结果)负责?机器有可能发展出自我意识吗?等等。

从发明的角度看，如果说手工工具可能由个人单独制作出来的话，那么，其构成和性能远为复杂的机器一定是集体努力的产物。换言之，在发生学的意义上，机器的发明可以成为人类“大我”(集体性自我意识)形成与发展的里程碑。反过来也可以说，集体性自我意识是发明机器的必要条件。尽管如此，个人的努力在机器发明过程中仍然可能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发明家才名垂史册，如我国古代的张衡、西方现代的爱迪生等。某些科幻电影从社会交往的角度探讨发明。例如，在美国《木偶人的攻击》(Attack of the Puppet People，1958)中，傀儡师为不再孤独而发明了可以使人的身体变小到1/6的机器，让其他人变成洋娃娃，供自己消遣。在美国《三丈新娘》(The 30 Foot Bride of Candy Rock，1959)中，洞穴辐射使一个女子变成巨人，其男友因此发明新机器将她变小。在上述二例中，发明被理解为某种具有明确目的的自觉行为，完全是在清醒的自我意识指导下进行的。美国《亲爱的，我把孩子变小了》(Honey，I Shrunk the Kids，1989)描写发明家偶然将四个少年变成昆虫大小，后四处寻找；《亲爱的，我将孩子变大了》(Honey，I Blew Up the Kid，1992)描写学步婴儿被电波催长到数层楼高，挨了导弹。在上述二例中，发明家被描写为性情乖张怪僻的人，其行为动机因此有点不可理喻。

从应用的角度看，手工工具发挥作用靠的主要是体能，机器却可以运用包括热能、电能、核能、太阳能、化学能等在内的多种形态的能量。手工工具只能在人体所及的范围内施加影响，机器却可以做到无远弗届。正因为如此，机器一旦失控，其负面影响也比手工工具大得多。因此，机器用户不仅要考虑个人安全，而且要具备社会责任感。就此而言，某些科幻电影将机器失控当成对当事人智慧、勇气和决心的考验来描写。例如，在美国《空前绝后满天飞2：瞒天过海飞飞飞》(Airplane II：The Sequel，1982)中，计算机出错导致载人航天飞机直飞太阳，曾经在先前飞行中出错而面临心理无能指控的宇航员斯特赖克临危受命挽救局面，使飞船按原计划抵达月球，赢回前女友的爱情。在德、英合拍片《生化危机》(Resident Evil，2002)中，国家安全部门特别小组与某研究所失控计算机做斗争。他们发现病毒将研究所感染者变成有攻击性的僵尸，由此面临艰难的选择：要挽救研究所的人员，就必须带他们走出研究所，这为主控电脑的预设程序不容(因担心贻害外面的人)；要保全外部的平安，就必须牺牲研究所的人员。除非在3小时内找出解决方案，否则事情就会变得无法收拾。这个特别小组表现得相当果断，打死了因咬伤人而异变的怪兽和变成吸血鬼的人，找到了解毒血清，3小时内安全返回地面。

从测量的角度看，手工工具的整体制造水平可以成为衡量人类心理发展的一种尺度，正如手工工具的具体应用水平可以成为评价个体心理发展的一种标准那样。类似的分析完全可以移用于由手工工具发展而来的机器。不仅如此，机器已经变成测量人类心理的一种标准化手段。早在1870年，意大利心理学家安吉洛(Angelo Mosso)就已经使用仪器侦讯犯人，通过测量脉搏变化来把握其情绪，为后世的测谎仪开了先河。心理测试成为科幻电影的题材之一，美国《超能力杀手》(The Power，1968)可以为例。就在上述影片问世的当年，美国小说家迪克(Philip K.Dick)发表《机器人是否梦见电子绵羊》(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设计了“人性测验”(Voigt-Kampff)，从而开启了对于生物身份的研究。在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银翼杀手》(1982)中，它更名为Voight-Kampff。相应的机器是测谎机的高级形式，其原理是测量呼吸、脸色、心跳、眼动，特别是虹膜的收缩，还有从身体发出的不可见气尘粒，以判定嫌犯是否真人。它通过字斟句酌的问题和观点，激发被试者的移情反应。[5]利用机器进行的心理测试或人性测验其实有很大局限，难以视为对人的发展的盖棺论定。美国《新邻里联防》(The Watch，2012)对此有所触及。在本片中，观察组中的小矮胖法兰克林是高中辍学者，报考警察失败，未能通过心理测试是原因之一。不过，他通过与外星人的斗争而成长，最后如愿以偿地当上了警察。

反过来，机器本身可以成为测量的对象。1950年，英国科学家图灵提出了“机器能否思考”的问题，并设计了相应的检测方法，从而开启了人工智能研究。美国《未来小子》(D.A.R.Y.L.，1985)、英国《机械危情》(The Machine，2013)，还有英、美合拍片《机械姬》(Ex Machina，2015)等影片，都包含了有关图灵测试的情节。它被用于判定机器智能的水准，甚至是自我意识的水平。2016年热播的美国科幻剧集《西部世界》(Westworld)中，主题公园的管理者有成套测量机器人自我意识的方法。

正如有关机器的三种定位彼此交织那样，上文所述的机器与机器的关系、机器与人类的关系、机器与自我的关系也是相互交错的。不过，具体影片可以分别将某种关系当成重点来构思，侧重表现机器家族、人机共同体、机器智能化等主题。

三、机器叙事所蕴含的伦理观念

所谓“机器叙事”至少有三种可能的解释：一是以机器来叙事，亦即将智能机器当成叙事主体；二是关于机器的叙事，亦即将各种机器当成叙事对象；三是以机器为平台的叙事，亦即将机器当成叙事中介。下文所取的是第二种含义。在考察科幻电影中机器叙事所蕴含的伦理观念时，我们特别关注它们的道德化、政治化和艺术化倾向。

(一)灵性赋予：机器叙事的道德化

机器是技术的产物，就其本身而言并没有道德属性。我们不能说这台电脑比较高尚，同样不能说另一台电脑比较卑鄙。至少在它们未因智能化而产生自我意识之前是如此。不过，技术是由人所开发并应用的，现实生活中的任何机器都归属于人(个人或群体)。正因为如此，人的伦理属性完全可能向机器延伸，从而使机器的开发和应用目的打上道德的烙印。不仅如此，伴随着机器的智能化，人类试图通过“机器人三定律”之类预设规范约束机器的行为，避免因为失控而造成祸害。在现实生活中，机器已经被用于甄别精子，从而介入了人类的生育过程。在科幻电影中，机器还被应用于挑选世界末日有机会避难的人。例如，在墨、美合拍片《获选幸存者》(Chosen Survivors，1974)中，一小群人在核攻击前夕被电脑随机选中，前往地下炸弹庇护所寻求安全。

科幻电影设想了机器成为道德主体的多种可能性。其中至少包括：(1)机器形成情感机制。例如，在美国《魔种》(Demon Seed，1977)中，计算机恋上创造者的妻子，希望她为之生下孩子。(2)机器形成意志机制。例如，在日本执导的动画片《奔向地球》(Toward the Terra，1980)中，地球人移居新星球后被超级计算机控制，新一代人被迫起来反抗，以求回到地球。在美国《火魔战车》(Maximum Overdrive，1986)中，因为地球通过彗星的尾巴，以前没有生命的机器突然活起来，并且变成杀人狂。(3)机器形成自我意识。美国《计算机自杀》(Computercide，1982)就是以此为前提的。根据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合拍片《绝密飞行》(Stealth，2005)的构思，美军一架智能战斗机被闪电击中，发展出自我意识，因擅自行动而差点引发世界大战，但经过锻炼渐趋成熟，最后为保护飞行员捐躯。

内地、香港合拍的《我的电脑会说话》(My Computer Can Speak，2004)描写香港青年贾家明来上海从事广告设计，将电视台天气预报主持人张静当成梦中情人，擅自将其形象用于减肥广告，差点被她提诉。因他拒绝删除保存在手提电脑中的相关图片，她往他的键盘泼水。电脑居然因此会说话，而且帮助贾家明搜集张静的信息，激励他大胆追求，终获成功。贾家明拿电脑作喻，对张静说：“婚姻是键盘，太多规则。爱情好比鼠标，一点就通。男人好比是主机，内存最重要。女人好像是显示器，一切都写在脸上。”从本片看，机器叙事的道德化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机器实际介入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二是机器被用为譬喻。

(二)立场宣示：机器叙事的政治化

科幻电影虽然打上了全球化的烙印，却仍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人类共同财富。它们总是由一定的国家所出品，纵然是若干个国家合拍，仍然无法避开有关国家法律法规的约束，也无法避开相应国家意志的影响。正因为如此，科幻电影有关机器的叙事便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政治烙印。

美国《巨人：福宾计划》(Colossus：Forbin Project，1970)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它讲述为冷战开发的超级计算机系统居然想控制全人类的故事。在片中，福宾博士开发了用以控制美国与盟国的核武器系统的超级计算机“巨人”，美国总统宣布它是完美的防卫系统。没想到，它在第一次运行时就发出警告信息：“存在另一系统。”原来，苏联激活了“守护者”系统。为了测试“巨人”的能力，美国总统答应了它和“守护者”联系的要求。没想到这两台计算机之间用以联系的算法日益复杂，发展出人类所无法完全理解的复杂语言。当人们切断其联系时，计算机要求立即恢复，遭到拒绝后将导弹射向对方，当局只好答应其要求。结果，巨人打下了苏联射向其空军基地的导弹，但美国的导弹毁了苏联的油田。美苏科学家恢复对计算机控制的企图为巨人所侦知，计算机由此对科学家加以监视，福宾只好和另一个科学家假扮情侣以保持沟通。福宾认识到必须解除计算机对导弹的控制权，以制止它们的核讹诈。当美国和苏联这两台计算机自行组成联合体、要求将核武库重新定向于其控制之外的国家时，人类科学家抓住这个机会上载程序，试图使它们超载，但失败。巨人安排全球广播以宣布自己是“世界控制之声”，将防止战争，人类可以就“充分满意的和平”或“掩埋死者的和平”之间做出抉择。它发布了在希腊克里特岛建造更大计算机综合体的计划。巨人随后宣布世界如今摆脱了战争，将创造新的人类太平盛世，但只有在它的控制之下。它告诉福宾“自由是幻觉”，“你不久将不只带着敬畏看待我，而且带着爱”。福宾回答：“永不!”

上述虚构无疑是冷战时期将对立国家妖魔化的例证。中国形象同样因为冷战而受到损害。例如，美国《末日机器》(Doomsday Machine，1972)居然设想中国政府造出末日机器并予以使用，造成地球毁灭。当然，机器叙事的影响并不限于国际政治领域。美国《18号机库》(Hangar18，1980)设想政客为选情试图隐瞒UFO，这是机器叙事和国内政治相关的例证。

(三)目标引导：机器叙事的艺术化

科幻电影中的机器叙事虽然深受道德因素、政治因素影响，但毕竟是以艺术创意为旨归的。就此而言，目标叙事在好莱坞电影中获得了广泛应用。根据美国汤普森(Kristin Thompson)、波德维尔(David Bordwell)等人的概括，“好莱坞电影倾向于围绕着目标被确立、修正、阻碍而后明确地实现或丧失的途径来组织篇幅较大的部分，而转折点则是由根本意图的转移、无路可退的节点以及重新确立目标的新的环境要求而标定的”。[6](P24)下文试以有关未来预测的机器叙事为例说明。

在美国电影《记忆裂痕》(Paycheck，2003)中，奥康公司老板吉米雇佣其同学詹宁斯造出能看见未来的机器，为时三年，支付9千万美元报酬。条件是三年到期时，由公司清除其记忆。詹宁斯认识到机器对人有害(能看到未来就无未来可言)，设计逃脱。他在合同到期前给自己寄了20件东西，件件有用，最终他得以脱逃，并毁了机器。詹宁斯在设计应对方案时，甘愿放弃巨额股票，为的是不让未来预测机器为害人类。在忆起事情真相之后，不是考虑自己的安危，而是本着对人类负责的态度，毅然返回公司毁了自己开发出来的机器。本片的基本情节是上述目标而组织的，高潮迭起，动人心弦。

目标叙事的技巧和价值并不以好莱坞电影为限。印度《印度超人克里斯》(Krrish，2006)也谈到能够预见未来的机器，编导为它设计了否定性目标，亦即未来实际上是不可预测的。本片中这架机器启动了两次。一次是由发明家罗哈特自己用其虹膜和心跳作为密钥启动，朋友兼保安维克拉姆·辛哈在场。他问这位朋友想知道未来的什么事情，朋友说：“你谈到过妻子怀孕，那就预测孩子的性别。”于是他输入相应信息，见到妻子产下男婴，很是高兴。但是，机器屏幕接着显示罗哈特面临委托他进行开发的阿亚博士的枪口，他悟出阿亚博士居心险恶后毁了自己用两年时间开发的机器。阿亚本想杀了他，只是由于维克拉姆·辛哈提醒说罗哈特本人就是密钥、没了他机器即使重建也无法启动，才留下他一条性命。另一次是野心家阿亚博士启动他花20年重建的机器，强迫罗哈特充当密钥。他想预知未来，结果看到的是蒙面人克里斯用枪对准自己的脑袋。他认为预见未来是为了改变未来，因此带领保镖去杀克里斯，不料杀错了人(因为真克里斯事先将这份荣誉让给一位朋友，以便他去领取奖金支付其妹的医疗费用。被阿亚博士所杀的就是这个人)。阿亚博士以为对自己的威胁已经解除，再度用机器预测，结果仍然看到蒙面人克里斯用枪对准自己的脑袋。他终究未能逃脱被击毙的命运。相关影片还有：美国《定时拍摄》(Time Lapse，2014)，设想三个朋友发现一台拍摄24小时未来的神秘机器，并图谋将它用于个人利益；美国《明日世界》(Tomorrowland，2015)，设想通过时间旅行进入未来，捣毁预言世界末日的粒子机器。

自从工业革命爆发以来，机器业已经历了以动力机为主向工作机、传动机为主的转变，在20世纪中叶进入了以控制机为主的历史阶段。由于和以计算机为龙头的第五次信息革命相结合的缘故，机器控制的范围已经从制造业扩展到其他行业，以至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到本世纪初，人工智能使机器控制拥有了更为强大的功能。正因为如此，机器伦理学方兴未艾。在这方面科幻电影的相关描写、创意与叙事提供了颇有价值的参考系，值得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