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象：幸与不幸——李敦白的中国革命经历
虽然Rittenberg李敦白（1921年8月——2019年8月）晚年回忆说他不是刻意来到中国，也没有所谓的东方情结，但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美共背景，使他1945年9月进入这片土地之始，便对尚处西北一隅的红色政权发生强烈兴趣；经周恩来介绍，辗转到了延安，投身中国革命，一生命运从此发生根本改变。
李敦白是作为美国军人来到的中国，后退役转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观察员。一个偶然机会在湖北宣化店见证国共谈判，遇见周恩来，给周留下良好印象，他并将意外获悉的国军将进攻共产党的机密消息透露给李先念，为其延安之路奠定信任基础。李敦白毕业于美国名牌大学，修过汉语，懂得中文，正是中共对外广播宣传所亟需母语为英语的稀缺人才。
因此，25岁的他一入延安就担任新华通讯社英文广播顾问，受到特别关照——吃小灶，这是高级干部才享有的待遇。不仅生活上，政治上也获得极大信任。受周恩来委托，李敦白与安娜▪路易丝▪斯特朗一道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小册子译成英文。这是党内最高机密文件，只有中央委员才能看到。译文由斯特朗带到东欧，亲自交给东欧诸国的共产党总书记，旨在告诉他们，中国走的是一条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独特道路，而非斯大林指导的苏联模式。不久，经李先念和王震介绍，由中央毛、朱、刘、周、任五大书记直接批准，李敦白被吸收为中共党员。美国人而加入中共，李敦白是第一人（在其之前有马海德入党，但马海德是放弃美国国籍后入的党）。
就在李敦白意气风发，准备为即将到来的新中国效更大之力之时，却突然以间谍罪被秘密逮捕，时间是49年2月。原来，斯特朗东欧之行，正值东欧为斯大林与铁托之间所撕裂，她对中国革命道路的独特性和毛泽东思想的大力传播，惹恼了斯大林，斯大林欲构陷斯特朗。而此时中共与莫斯科之间有关国共谈判往来密电内容被美国获悉，斯大林指责中共方面泄密，得悉西柏坡有美籍翻译李敦白，直指李为间谍。中共认为这不可能，要莫斯科提供证据。斯大林以斯特朗为美国间谍并组建了一个间谍网下令将其逮捕（数天后驱逐出境），向中共施压。在苏联的压力下，中共迫不得已把李敦白送进监牢。
李敦白在牢房蹲了六年，直到斯大林去世、苏联撤销对斯特朗的指控之后，于1955年得以获释。毛泽东和周恩来知其蒙冤，分别在不同场合向他表示过歉意。重获自由的李敦白选择继续留在中国，并进入中央广播事业局，担任对外广播部英语组外国专家，一如既往，享受高干待遇——高级住房、精美伙食、能随时使用轿车和司机。更重要的是，可以接触机密资料，参与编辑会议，甚至有时参加局党委会议——这最后一条，即便同时的苏联专家也是想望而不能的待遇。当时在北京的外国专家，苏联之外，也还有一些其他国家的，如英国的戴乃迭，同样毕业于名牌大学，抗战时期就随夫君来到中国，一直竭诚服务于中国的教育和文化发展事业，但非延安出身，尽管生活待遇高人一等，但政治上被另眼相待，与李敦白相比，实有天壤之别。
政治上的特殊身份让李敦白在1959年从某天参加高干会议的传达中得悉中苏交恶的机密消息。这是毛泽东在党内高层的一个重要讲话。核心内容是，世界局势剧变，从现在起，中国不仅要面对其主要敌人——美帝国主义，还要面对苏联修正主义。这一爆炸性的消息改变了李敦白过去几年来所依附的世界观——中苏是亲密战友。其后，10月3日在新落成的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十年国庆晚会上，李敦白从一侧面目睹了中苏关系僵化的一幕——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一左一右进入会场，两人一言不发满脸愠色地走到各自座位。后来得知，赫鲁晓夫是次访华，中苏几乎在所有的议题上都发生了严重冲突。
中苏关系破裂，让支持中国的李敦白在高层更觉其重要而获得重大任用。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得到上面授权，游说在京的外国人群，“尽可能去扩大中共在北京外国团体的影响力，然后再由这些外国团体去影响世界对中苏分歧的判断，进而争取各地革命者的认同。”二是独自担任《九评》的英文翻译。此前，李敦白参与了《毛泽东选集》英译小组工作。英译小组由14人组成，其中9个中国人，5个外国人，汇集了中国最优秀的学者、经济学家和英语人才，如孟用潜、唐明照、冀朝鼎、冀朝铸、钱钟书、陈翰笙等。比起《毛选》英译，《九评》英译更为机密和重要，因为这是直接从撰稿人的原稿进行翻译，而上面多有毛、刘、周等中央领导的修改手迹，不仅可以看出他们各自不同的表达方式与书写风格，更有文章修改前后语意与语气的微妙甚至重大变化。李作为唯一的外国人，也是最后的定稿人，被赋予重大责任。
1921年李敦白出生于美国南部一个中产犹太家庭，从小就有一种抱不平的正义感，主张黑人平权，维护劳工权益，大学期间加入美共，热心于各种政治活动。和大多西方左翼知识分子一样，身上的乌托邦情结让他对要求社会平等、争取民主权利的政治主张具有很强的认同感。因而文革一起，李敦白即热情响应，积极参与。1966年国庆荣登天安门城楼，受到毛泽东接见，并得其亲笔签名。二十年前李敦白进入延安的当天就在舞会上被引见给这位革命领袖，与其有过广泛交谈。建国后作为外国专家，也多次受到毛的接见和宴请，担任过毛、周的翻译，被毛称为“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他的这一钦定身份让造反和保守互为对立的两派组织都向他发出邀请和拉拢。他选择了由年轻人组成而行为激进的造反派，虽然他已45岁，在年龄和经历上更接近于多有中年人组成的保守派。
李敦白的造反举动得到周恩来和江青的支持，甚至获得与江青共进晚餐的殊荣。在中央文革小组的默许下，66年的最后一天李敦白与其造反派夺取了广播事业局的领导权，不久被任命为广播事业局三人领导小组负责人。一个美国人而成为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所属重要部门的掌门人，共和国史上，绝无仅有。李敦白登峰造极，一时风光无限。
不过，与东方人对造反的理解不一样，李敦白参加造反组织，自认为是对民主理想付诸实践的认同。文革初期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形形色色的红卫兵组织和层出不穷的造反派与保守派组织，李敦白视为言论与结社自由的民主社会的表现形式。当被推上权力高位，却发觉他人与自己所想并不是同一回事。夺得权力的造反派转而压制新的造反派，不许他们发出批评，竭力维护既得利益，一定程度上变成了新的官僚主义者。李敦白对这一现象的批评，却引起江青的反感与愤怒。而他在有关外事问题上所表现出的西方人的冲动与口无遮挡，又给人留下攻击的把柄。在帮派林立、错综复杂的文革政治中，李敦白的竭诚投入使其深陷其内，欲罢不能。
1968年2月李敦白再次被捕入狱。罪名与上次如出一辙——美国间谍和特务。不同的是，第一次坐牢李敦白深感莫名其妙，百思不得其解，这一次他却想得明白，“他们提间谍罪的目的，是想把其他跟我有关系的人揪出来。”提审多次问到王光美。王光美在北平军调处时李敦白就认识了她，在延安马海德夫人苏菲意欲撮合两人，双方也互请过对方一次回锅肉，但终因均无感而未遂。如此看来，李敦白第二次入狱与刘少奇案不无关系。
其拘捕证上有包括毛泽东、周恩来、江青等16人的签名。李第一次被捕，是迫于斯大林的压力，在没有任何外力的环境下，再次以同样罪名将其关押，江青自为始作俑者，而毛、周竟也签名为其背书，耐人寻味。毛、周知李，不可谓不深，即使李的一些思想乃至某些言行违逆了中央文革，江青一道令下直接将其送进监牢即可，需要毛、周签字背书，固可表示李为美国人非同一般而郑重其事，亦显示文革政治欲加之罪的荒谬性与人人自危（与李切割）的恐怖性。
四人帮倒台之后，李敦白于1977年11月重获自由。十年监牢，《人民日报》是其唯一的信息来源，其思想因而一直停留在受极左意识形态观照的文革时期，已跟不上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变化前进的脚步。而他在文革期间的造反表现让他在新时期不再受到信任，他的外国朋友圈也与他保持距离，不复从前的密切。李敦白产生了深刻的疏离感与孤独感。于是，1980年他携妻子儿女举家返回阔别35年的美国。
李敦白的中国革命经历，曲折复杂，跌宕起伏，领略过高光时刻也遭遇到至暗时分，既有大喜也有大悲。身为美国人，受到中共的高度信任，跻身高层核心圈，与宋庆龄、陈毅、李先念、王震、陆定一、廖承志等一大批上层人物有广泛联系，与毛泽东、周恩来更是交往密切，此等殊荣，作为“老外”，可谓独一无二。因此，李敦白无疑是幸运的。但他又是不幸的。他两度被捕入狱，前后长达16年，他在中国差不多近半的时间是在牢中度过的，第一次坐牢，他的第一任中国妻子也离他而去。
李敦白在中国革命所经历的幸与不幸，从一个侧面折射了49年以降中国社会的曲折发展。
20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