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国际社会通常认为相关国家在朝核问题上的博弈是一场扩散与反扩散博弈。但本文认为，朝鲜核问题的战略本质是相关方在扩散与反扩散博弈旗号下的一场地缘政治博弈，扩散与反扩散博弈固然明显，却不是其本质属性。朝鲜核问题之所以进进退退，不时高潮迭起，陷入“无解”僵局，是由于国际社会是按扩散与反扩散博弈的政治逻辑认知、判断、处置一个地缘政治问题，其结果必然是药不对症。要从根本上解决朝鲜核问题，需要国际社会重新认识朝鲜核问题的地缘政治本质，从地缘政治角度谋求合理解决。

关 键 词：朝鲜核问题  地缘政治  朝美韩博弈  东北亚安全

朝鲜核问题如从第一次朝核危机算起，迄今已历1/4世纪①；即使从2002年末第二次朝核危机算起，也有10余年。②在此期间，包括美日韩俄以及中国等相关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都是把朝鲜核问题当做国际扩散与反扩散博弈来判断、分析并加以战略应对的，最少在表面上是如此。③国际舆论、尤其是西方舆论，几乎一边倒地认定朝鲜核问题是扩散与反扩散博弈，并由此确定自己的立场，即把朝鲜放在被告席上，断定其是“犯罪方”，对其实施经济制裁、外交孤立等压力政策。④中国一些主流媒体、不少网友及战略界人士也持同一立场。“弃朝论”与“挺朝论”在中国双双出现且二者间出现激烈争吵，这也同时说明中国有很多人是从地缘政治观点而不是反扩散观点来分析朝核问题的。显然，不宜轻易否认朝鲜核问题属于扩散与反扩散博弈的基本范畴、否认其扩散与反扩散博弈的政治内涵。然而，扩散与反扩散博弈不过是朝核问题上相关方矛盾、博弈的某一局部、某一方面，而不是其本质，更不是其全部。进而言之，在朝核问题上，扩散与反扩散之争只是其表，其战略本质则是相关方，尤其是朝鲜与美日韩以及朝鲜、美日韩与中俄等国际行为体之间激烈、复杂、长期的地缘政治博弈，其中最核心的竞争则是朝与美韩地缘政治博弈以及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博弈。朝第四次核试后，相关大国围绕朝核问题的博弈尤其出现淡化反扩散因素现象，而地缘政治因素则进一步“回归”。

引发朝鲜核问题争端的起点是朝鲜不顾国际社会反对而执意搞核武开发，这也是国际社会认定朝鲜是朝核问题“犯罪方”的主要依据。然而，国际社会很少有人去研究为什么朝鲜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并承受国际社会孤立、制裁甚至冒承受美国“先发制人”打击的战略风险，以及承受国民经济长期停滞、民众生活长期贫困的痛苦代价而执意搞核武开发?实际上，朝鲜之所以执意搞核武开发，其本意并非蓄意挑衅国际核不扩散体制、蓄意与国际社会对抗，而是出于其国家地缘政治安全以及与美日韩地缘政治斗争的需求。

冷战结束后，朝鲜先是因苏东剧变、苏联解体及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陷入低潮而备感孤独，继之而来的中国与韩国建交也使其自认为失去了安全上的“中国奥援”，而美国“一超独大”及西方在冷战后鼓吹继续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对广大非西方国家的咄咄逼人、宣扬所谓“历史终结论”、通过海湾战争打击伊拉克以及冷战后韩对朝政策的“居高临下”态势，等等，则使朝鲜政权有“泰山压顶”的地缘政治危机感。在与其对手的实力对比方面，单就朝韩对比而论，朝人口只及韩1/2、GDP总量只及韩1/42、人均国民收入只及韩1/22⑤、贸易总量甚至不及韩1/100。虽然朝常备军人数是韩2倍，但朝军费开支不及韩1/10、其GDP总量(2013年307亿美元)甚至不及韩军费开支高。⑥这其中最后一点，即朝经济绝对劣势以及一时难以追赶的预期，决定了朝常规军备的质量，如坦克、飞机、大炮、舰艇的质量和技术水平、训练水平等不仅落后于韩方，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也不太可能及时升级换代。由此，朝韩综合国力及常规军事力量对比的天平，朝着有利于韩方而不利于朝方的方向大幅倾斜。更何况在韩方背后，还有美日韩实质性同盟关系的存在以及有美国“一超”强大军力及其综合实力和驻韩美军为后盾。凡此种种，自然加重了朝鲜的生存危机感和不安全感。

对朝而言，按常理出牌，如按部就班地发展经济与韩方进行经济竞赛，对常规军事装备进行更新换代以缩小与韩差距等，毫无胜算可言。朝要想在几乎是绝望的实力不对称中求得生存之机，只能兵行险招。在朝看来，自己一旦拥有核武器，最少可以用同归于尽的玩命方式威慑对手，抵销对手的绝对常规优势和综合实力优势。说朝鲜“赌徒”也好、“独裁”也好、“家族政治”也好、“无赖国家”、“不确定性极大”也好，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朝鲜将开发和拥有核武器视为绝望中的救命稻草，是无策之策，是一个孤立小国面临生死存亡绝境时的求生之道。朝鲜方面虽然也参加“六方会谈”或与相关方进行各种协商、谈判、接触，但绝非为了弃核，而是缓兵之计，是为争取经济发展与核武器开发“并进”而“买时间”。⑦

总之，朝鲜的确是从国家、政权生存的视角，亦即从地缘政治安全视角，选择了冒险开发核武器之路，其坚持开发核武是一场地缘政治大拼搏、一场“豪赌”。这也足以解释为什么朝宁愿承受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承受美对其搞“先发制人”打击的风险，以及承受巨大的经济、政治、社会代价，不顾一切、不计后果、排除万难地执意坚持开发核武器，且决不轻言弃核。⑧

美国也是从地缘政治博弈视角观察和应对朝核问题的。最少可以认为：扩散与反扩散博弈本身不是美思考和应对朝核问题的主要出发点和核心目标。也可以认为，美反对朝开发核武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在反扩散的旗号下，以反对朝核武开发为借口，搞垮朝鲜，巩固并强化其在东北亚的地缘政治优势。

自第一次朝核危机以来，包括从克林顿、经小布什到奥巴马、再到特朗普等四任总统在内的总计20余年时间里，美应对朝核危机的决策始终受以下因素影响。第一，美国一直存在低估朝鲜核开发能力、进度及其对美军事威胁程度的倾向，而美在评估国家安全威胁源时，向来强调“能力”高于意图，即根据对手是否有“能力”威胁美国国家安全来确定其对策。有鉴于此，美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段内，担忧朝鲜的导弹能力甚于担心其核能力。2003年前后，美基本上不相信朝已经具有核能力；2006年朝第一次公开进行核试后，美不认为其是一次成功的核试验，且强调即使朝有了核爆炸装置，也不具备投放能力；对于朝2013年的核试验，美虽然不再否认其已具有核能力，但强调核弹结合和远程投送的技术难度，不认为朝有能力直接威胁美；及至2016年朝进行了第四次核试，美才意识到朝核武开发的进度远远超出其预判，但仍强调朝不具备核弹小型化能力、不具备核导结合和再入大气层能力、也不承认朝已具备“热核”能力。直到朝第五次核试验及中远程导弹取得新进展，美才开始正视朝核能力“突飞猛进”的现实，并开始真正重视朝核能力对美国本土构成直接战略威胁的现实可能性。

第二，美严重低估朝鲜政权的稳定性，认为假以时日，朝因经济困难、政治内斗、外部信息的冲击等，不可避免要走向崩溃，甚至是“崩溃在即”。⑨第一次朝核危机以来20多年间，“朝鲜崩溃论”弥漫于美朝野。在此期间，最少出现过三波朝鲜“崩溃论”高潮，第一次是1994年金日成去世不久，第二次是2011年金正日去世后，第三次则是2013年朝鲜“清洗”张成泽(Jang Song-taek)事件发生后。⑩与此相伴，美决策层一直把解决朝核危机的希望寄于“朝鲜崩溃论”以及促朝尽快“崩溃”之上，认为一旦朝“政权崩溃”，朝核问题就将迎刃而解。据此逻辑，美反复盘算的是：一旦朝鲜“崩溃”，美将如何控制朝鲜核生化武器?驻韩美军、日本的安全、美在东亚的地位将有何影响?中国是否介入朝鲜、中美关系有何变化?韩国统一半岛的前景如何?等等。(11)要而言之，此20多年间美国对朝政策的重点是期待以及如何应对朝鲜的“失败”与“崩溃”，而不是如何以直接手段阻止朝鲜拥核。(12)正是基于此，美对朝核问题的应对之策首先是拖、拖以待变、待朝“崩溃”；其次是压、以压促变、通过制裁等手段促朝尽早“崩溃”；再就是“忽悠”，“忽悠”朝鲜、“忽悠”中俄、也“忽悠”韩国以及国际社会，避免过早摊牌、避免付出过多的代价。这些也是美对朝“战略忍耐”政策的主要依据、主要基础与实质内涵。(13)

第三，在朝核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所谓“朝鲜问题”、半岛统一等问题上，美不但不愿付太大的代价，更有不少不能明言的直接地缘政治盘算。这些问题包括是否愿意韩方过快统一半岛?半岛统一后韩国会不会因在国家规模上能与日本分庭抗礼而选择弃美靠中、以至美日韩同盟体系解体?美在半岛和东北亚的驻军是否还合理、合法?总之，在美看来，半岛分裂状态以及半岛局势时缓时紧、甚至适度紧张，对美贯彻其东北亚战略、亚太战略、对华战略以至全球战略，可能利大于弊而不是相反。这些因素驱使美并不认为以坚决手段解决朝核问题是当务之急，而对朝核武开发能力的“低估”以及对“朝鲜崩溃论”的迷恋，更驱使美认为在朝核问题上，时间是在美国一边，美因而可以采取漫不经心、不疾不徐的“战略忍耐”政策。

第四，美在朝核问题上的种种地缘政治盘算服从一个更大的地缘政治目标，即如何在东北亚地区应对中国的战略崛起。从克林顿到小布什、奥巴马、再到新近上任的特朗普，此四任美国总统、20余年间的中美关系，其基本演变路径与特点就是合作与竞争并存、合作面与竞争面同时增大，这一演变路径又与朝核危机不断加剧、东北亚长期不稳定、朝核导力量不断提升具有同步性。朝核问题的长期存在、朝核危机不断加剧以及朝核导力量不断加强，导致东北亚局势长期紧张，一方面为美提供了在东北亚长期驻军的合法性、合理性，美甚至可以应对朝核、导威胁为由进一步加强美驻军，如“萨德”入韩、最近三艘航母齐聚日本海搞大规模军演、先进战机飞越朝鲜半岛等，以收“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效；另一方面，也促使韩进一步倚美，有助于美进一步拉紧美日韩同盟以及离间中国与日韩关系，确保美在东北亚针对中国“崛起”的战略竞争优势。不仅如此，美还可扯起反扩散的合法旗号，直接对中国施压，诱迫中国承担压朝弃核的“主要责任”，离间中朝关系、尤其以强化对朝制裁为由破坏中朝长期培育起来的经济联系，摧毁中国在东北亚的“战略外围”，贬低中国在东北亚不断上扬的国际影响力，使中国陷入前所未有的“战略两难”。

第五，美国还要从全球政治的视角应对朝核问题。从空间维度看，朝鲜半岛只是美东北亚战略、亚太战略和全球战略中的一个点，虽然是热点、有时还是重点，但仍然只是一个点，显然，“点”必须服从“面”；从议题维度看，应对朝核危机不过是美面临的诸多国际议题之一，其他议题还包括反恐需求、维持经济增长需求、维护美国威望和美国主导的亚太秩序和全球秩序需求、维持其亚太同盟体系需求、维持美在亚太与中俄等国的地缘政治博弈需求，等等。在朝鲜半岛反扩散只是美诸多需求之一，且不是美最迫切和最紧要的需求。比如，对美而言，在朝鲜半岛反扩散需求就不及反恐需求紧要和压倒一切，也不如维持经济增长和大国关系稳定需求紧要，甚至不及在中东反扩散需求紧要。(14)

通过对美应对朝核危机五个影响因素的综合分析，大体可以看出，美国在朝核问题上的地缘政治盘算极为复杂，其应对朝核危机的表演成分也更足。尽管朝鲜不时搞核导试验以及不时发出咆哮声刺激局势、制造热点，迫使美不得不假装认真应对，包括抚慰其韩国盟友、不时派先进战机、战舰开赴朝鲜半岛附近示威、参加“六方会谈”等，但全面、迅速、一劳永逸地解决朝核问题并非美最紧迫、最直接的地缘政治目标。美国在东北亚的长期地缘政治目标是维持并不断强化其在东北亚的“前沿部署”、强化其与日韩的同盟关系、保持针对中国的战略威慑态势，以期有助于维持竞争与合作并行不悖的长期对华战略，其应对朝核危机的种种举措则从属、有助于这一地缘政治目标。在此情况下，反扩散就变成了美贯彻其东北亚地缘政治目标的一块遮羞布、一种行动借口，并从属于其地缘政治追求。有鉴于此，美应对朝核的举措着力于对朝经济制裁、军事施压、政治围堵甚至搞“政权更迭”，而力避军事行动，同时美也参加“六方会谈”，不放弃与朝有条件的妥协、交易。此外，美还要借中国之手对朝鲜施压。美这些应对朝核问题的举措，正是所谓的“战略忍耐”。而美有关对朝核开发能力和意志的“低估”、对“朝鲜崩溃论”的期待、再加上对武力打朝军事、政治后果与代价的悲观性评估结论、有关朝是以核武开发换取外部经济援助的“筹码说”，等等(15)，则为其奉行“战略忍耐”提供了决策依据。美奉行“战略忍耐”政策的直接后果是朝核能力一步步提高、半岛局势日益紧张，而美则以此为由，在把中国推上被告席的同时，进一步拉紧美日韩同盟，诱迫韩进一步倚美、并离间中朝、中韩关系，使东北亚各国的互动朝有利于美强化其东北亚战略优势的方向演进。

“朝鲜崩溃论”和对朝鲜核武开发能力的“低估”，也深刻影响了美两个东北亚盟友韩国与日本对朝核的政策。

与美国相比，韩国除了把化解朝核危机的希望寄之于朝鲜“崩溃”之外，韩还必须更多地思考解决朝核问题与朝鲜半岛统一问题的内在关联性：即是否有助于持续扩大韩朝实力竞赛过程中的韩方实力优势，以及是否有利于韩方尽早尽快并以尽可能低的成本对朝搞“吞并式统一”，因此，所谓反扩散不过是韩实现这一终极地缘政治目标的新抓手，而朝搞核武开发则为韩提供了这样的抓手。

朝韩南北分立初期，双方发展水平相当，实力相差不大。甚至直到1976年，韩国人均GDP还低于朝鲜。但是从1970-2010年的40年间，韩国经济“起飞”，年均增长率达10%左右，韩朝实力对比的天平开始向韩方大幅偏移。到冷战结束时，韩方在有关国家实力对比的几乎所有指标上都大大超过朝方。如2013年，韩GDP总量超过朝40倍，人均收入超过朝20倍。(16)韩方一时踌躇满志，甚至不满足于“中等强国”地位。冷战结束、苏东剧变、美国“一超独大”以及“历史终结论”和“西方民主优越论”一时间甚嚣尘上，加之中韩建交等，使韩国更是信心满满，更相信假以时日，韩就能通过持续扩大其对朝方的经济、政治、军事以及技术和心理方面的压倒性优势，压垮朝鲜，以最低代价迫朝接受韩方的“吞并式统一”。这也是韩方冷战后不疾不徐地对朝施行“阳光政策”及类似政策的出发点。然而，朝鲜不管不顾地开发核武器并不断取得进展，对韩国的综合实力竞争策略和“吞并式统一”追求无异于毁灭性打击。纵然韩方在实力对比的绝大多数指标上都拥有压倒性优势，但朝方拥有核武器这样的“绝对武器”一项，就足以让韩方在其他方面的优势化为乌有。因此，韩方对朝鲜开发核武器最敏感、最恐惧，其反应也最极端。在韩国，主张借助美国力量对朝搞“外科手术式打击”甚至发动对朝战争、以武力解决朝核问题的不乏其人，主张韩也搞核开发的也不乏有之，在朝第四次核试成功后主张韩自主开发核武器的主张在韩国尤其甚嚣尘上。在美国不愿对朝动武的情形下，韩只得退而求其次，推动各相关国家以及联合国对朝施行最严厉的制裁。在这方面，韩更是一马当先，其目标仍然是如何以朝搞核武开发为借由，推动国际社会配合韩国战略：搞垮朝鲜、助推朝鲜半岛按韩国的思路搞“吞并式统一”，保证韩以最低成本实现半岛统一。

不过，韩国在半岛统一问题上也常常首鼠两端。韩国政府固然渴望统一半岛，但一想到“接管”2500万朝鲜人的高昂代价，包括承担民政、公共卫生、教育、内部安全等沉重的管理包袱，以及更新其过时的工业设施、技术和农业等，又不免顾虑重重。美国有估计认为，韩要统一并“重建”朝鲜，需要5万亿美元以及需要30年以上的长时间，这导致在统一半岛问题上韩国年轻人较之老一代尤其持消极立场。(17)韩国方面的估计更悲观：为重建朝鲜，韩每年必须支出3120亿美元，即占其年度GDP总量的1/4左右。(18)这样，韩国在朝核危机中看起来急，实则更愿意拖，更不愿意“急统”。因此，韩国对朝核问题也一直奉行的是“战略忍耐”。此外，韩一方面在解决朝核问题上对中美两个大国有很大期待，但又担心在朝核问题、朝鲜问题、朝鲜半岛统一问题上中美两国“走得太近”，千方百计“防止韩半岛命运被中美两国左右”。(19)总之，韩国在朝核问题上的地缘政治追求始终如一：即如何搞垮朝鲜、实现韩对朝的“吞并式统一”。

较之美韩两个直接当事国，日本在朝核问题上的地缘政治考虑则相对简单。相对于韩国，日本并非首当其冲、并非最直接受朝核武威胁，毕竟韩要挡第一阵；相对于美国，日本对朝鲜半岛安全稳定以及国际反扩散制度并无直接责任，况且日本的安全由美国负责，包括由美国提供核保护伞。因此，日本虽然一再咋咋呼呼地惊呼朝核导威胁，其实很坦然、很逍遥、乐得壁上观、不时敲敲边鼓。在“六方会谈”期间，日本代表多数情况下是只听不说，要说也就说被绑架日本人的善后问题。(20)再就是日本国内“核武装论”、修改“无核三原则”论不时沉渣泛起，以及借朝开发核导说事，为日本“修宪”、加强军备以及搞“正常国家化”找依据，同时为日本以中国为主要战略对手、拿中国说事找依据。总之，对于日本而言，朝鲜搞核武开发与其说是增大了其战略威胁，不如说给日本贯彻其地缘战略提供了机会和借口。无论如何，面对中俄两个拥有强大核武器、与日本存在结构性矛盾的大国，朝鲜那些“小儿科”的核导能力对日本构成的威胁，不过是“五十步”再加一步而已。日本的地缘战略就是利用朝核问题说事，以日本受到核威胁压力为由，为日本“修宪”、加强军备，甚至为日本搞核武开发找依据，同时借机拉紧美日韩同盟，在东北亚经营围堵中国的战略线。当然，日本也争抢反扩散的合法性外衣，争取解决“被绑架日本人”问题，相机扩大对半岛事务的参与度。

与朝鲜及美韩日一样，中俄两大国也主要是从地缘政治视角观察、应对朝核问题的。但中俄两国在朝核问题上的地缘政治考虑也有很大差异。

俄罗斯对由美国主导的国际制度一直心存不满，对核不扩散体制所负的大国责任也在苏联解体后有调整，俄核武强大、地域辽阔、抗打击能力强，既在道义上不对朝开发核武负责，也在安全上不畏惧朝核武，更何况朝开发核导也不是针对俄罗斯的。由此决定了俄地缘政治意图是扩大对半岛事务的介入及重振俄对朝影响力，同时通过参与朝核问题的解决牵制美在欧洲方向对俄施加的压力，增加其在美俄关系中的权重，并以之作为加强中俄关系的新杠杆。

中国是实力不断上扬的大国，对国际秩序、包括维护核不扩散体制已经开始负有一定的责任，因而中国对朝核问题的政策有反扩散因素，但这也不是主要的。鉴于美国东北亚驻军及美日韩同盟有“围堵”中国的地缘政治内涵，以及鉴于美在反扩散问题上一向搞双重标准，如对以色列和印度开发核武的政策就与对朝鲜、伊朗开发核武的政策完全不一样，中国对东北亚以及更大范围的地缘政治考虑不会因反扩散需求而有改变、更不会放弃。

面对朝核问题，中国要考虑的地缘政治因素包括：朝鲜是否能保持一定的生存能力(不乱)、半岛会不会维持和平稳定(不战)、半岛是否能按“和平、自主、自愿”原则走向统一，以及韩日是否搞核武装以至东北亚出现“核多米诺骨牌现象”(不核)、美国在朝鲜半岛以及东北亚的前沿驻军是否借机增强以及借机前出中朝边境?此外中国还要考虑中美关系稳定、东北亚是否回归冷战、日本是否会借机实现其以包围、反制中国崛起为目标的地缘政治野心?其中，中美关系稳定又是重中之重。有人认为中国是在中美关系的大框架下处理朝核问题、朝鲜半岛问题，这是有道理的。(21)中国也担心围绕朝核与朝鲜半岛问题再现美日韩对抗中朝以及俄罗斯的冷战格局以及美日韩借机构建三方军事合作机制等不利局面。(22)

概括起来，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底线有四个要点：“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朝鲜半岛拥核，也不允许南北韩进行独立开发或引进；不应以物理性的方式解决问题；不能接受韩半岛发生战争或混乱；应保证中国自身的安全利益。”(23)

美日韩俄中等各相关方以及朝鲜虽然都主要是从地缘政治博弈视角、而非主要从扩散与反扩散博弈的视角应对朝核问题的，但相比之下，朝鲜始终坚持开发核武涉及国家主权与安全问题，基本上不隐瞒其赤裸裸的地缘政治需求，而其余各方则基本上是以反扩散为其表，以贯彻地缘政治需求为其实，把地缘政治需求包装成反扩散需求，在反扩散旗号下贯彻其地缘政治目标。凡此种种，就决定了在朝核危机的第一阶段，美虽然与朝鲜达成了解决朝鲜核问题的“框架协议”，却从不打算付诸实施；在朝核危机第二阶段一度为国际社会看好的“六方会谈”则是一场典型的“假面舞会”，相关各方在“六方会谈”的谈判桌上都以参与扩散与反扩散博弈的“假面具”示人，暗中却设法推进各自的地缘政治目标、进行地缘政治较量。这正是“六方会谈”虽然一度轰轰烈烈，最终却曲终人散的根本原因。

美韩日俄中等相关方在朝核问题及与之相关的所谓“朝鲜问题”、半岛统一问题及东北亚战略平衡等问题上所展开的地缘政治博弈，给坚持开发核武的朝鲜提供了以小博大、以弱博强、以少博多的战略机遇，其直接的地缘政治后果是朝核导能力一步步提升，在东北亚实现反扩散目标更加遥不可及。

美国最初对如何解决朝核问题承担了主要责任。克林顿政府挟冷战“胜利”余威，踌躇满志，想“领导世界”，在应对朝核武开发时的反扩散考虑确实多于日后的小布什政府、奥巴马政府以及特朗普政府，美因此与朝签署了以轻水反应堆换朝弃核的“框架协议”。美如果兑现承诺、遵守美朝“核框架协议”，在当时有可能达到诱迫朝弃核的目标。问题是美低估朝核武开发的意志与能力、高估朝“崩溃”的可能性，没有认真履行“框架协议”，仅是期待通过朝“崩溃”自动解决朝核危机。

继任的小布什政府较之克林顿政府更多地从地缘政治观点、而不是从“领导世界”和坚持“反扩散原则”的角度应对朝核问题。此时朝核武开发开始取得进展、美则麻烦缠身，尤其需要集中力量在大中东地区反恐。此时如果美下决心对朝采取军事行动、搞“外科手术式”打击，有可能在付出一定代价后达到迫朝弃核的目标。但美仍然受对朝核开发能力的“低估”和对朝鲜崩溃前景的“高估”及惧怕朝反击能力的影响，失去了“壮士断腕”的时间窗口。此后直到奥巴马时代，美奉行“战略忍耐”，并把解决朝核问题的责任推向中国，诱压中国承担“责任”，于是就有了中俄美日韩朝相互进行地缘政治博弈、迁延时日的“六方会谈”。

韩国虽然最不能接受朝开发核武，但韩能力有限，担心首尔被朝方当做战争“抵押品”，也像美一样低估朝核开发能力、期待朝将很快“崩溃”，因而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之于大国，先是对美朝“核框架协议”有期待，而后则寄希望于中美主导的“六方会谈”。韩始终是从朝韩力量消长及是否有利于韩对朝搞“吞并式统一”的地缘政治观点应对朝核问题，因此尤其反对美对朝用兵。

日俄两国都不真正惧怕朝核武开发，并认为朝搞核武开发对中美韩形成了牵制，而日俄则相对逍遥，对美朝“核框架协议”及“六方会谈”的立场乐见其成，不惧其失败，能参与就乘势扩大影响，不能参与就作壁上观。

由于美韩日俄中各方主要是从地缘政治得失的立场应对朝核问题，拉拉扯扯、相互牵制，不可能真正形成对朝合力，朝鲜也就有了从夹缝中获取开发核武的机遇。其结果是朝核能力必然在相关国家的地缘政治博弈过程中一天天壮大，以至在20余年时间跨过一个个门槛，直至完成六次核试验、包括完成氢弹试验以及实现核弹头小型化、完成远程战略导弹试射等，成为事实上的有核国。

总之，无论朝鲜、美韩日还是中俄等国，都主要是从地缘政治视角而不是主要从扩散与反扩散博弈视角分析观察和应对朝核危机的，由此也就决定了多轮“六方会谈”的战略本质是一场地地道道的“假面舞会”。美韩日以及俄中等国，都是以反扩散旗号遮掩其地缘政治意图，说的是半岛无核化和反扩散，暗中则寻求各自的地缘政治利益。在六方中，唯有朝鲜对其地缘政治追求最公开、最直接、最不隐晦，这也决定了朝拥核立场坚定、决心拥核、决不弃核、无论如何都不会弃核，参与“六方会谈”不过是为其拥核争取时间，避免其在形成核报复能力之前遭受美韩的外科手术式打击。就此而论，朝鲜虽然以真面目参加“六方会谈”，但并无弃核愿望，而只是在利用“六方会谈”。凡此种种，决定了“六方会谈”无果而终，也决定了朝核问题必然出现“无解”困境。

①Jong Kun Choi,"The Perils of Strategic Patience with North Korea",The Washington Quarterly,Winter 2016,p.57.

③李相贤：“第四次核试验以后的南北关系”，《成均中国观察季刊》，2016年第2期，第43页。

④John S.Park,"The Key to the North Korea Targeted Sanctions Puzzle",The Washington Quarterly,Fall 2014,p.199.

⑤金英汉：“朝核局面与韩国经济”，《成均中国观察季刊》，2016年第2期，第105页。

⑥李相贤：“第四次核试验以后的南北关系”，《成均中国观察季刊》，2016年第2期，第45页。

⑦Duk-min Yun and Wooseon Choi,"Breaking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Deadlock:a Global Action Plan",The Washington Quarterly,Fall 2014,p.216.

⑧Bruce Klingner,"North Korea Heading for the Abyss",The Washington Quarterly,Fall 2014,pp.175.

⑨Jong Kun Choi,"The Perils of Strategic Patience with North Korea",The Washington Quarterly,Winter 2016,pp.59-60.

⑩Bruce Klingner,"North Korea Heading for the Abyss",The Washington Quarterly,Fall 2014,pp.171-172.

(11)Kent Harrington and Bennett Ramberg,"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Korea:Who Does What if the North Fails?",The Washington Quarterly,Fall 2014,p.185.

(12)Kent Harrington and Bennett Ramberg,"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Korea:Who Does What if the North Fails?",The Washington Quarterly,Fall 2014,p.184.

(13)Jong Kun Choi,"The Perils of Strategic Patience with North Korea",The Washington Quarterly,Winter 2016,pp.59-62.

(14)李相贤：“第四次核试验以后的南北关系”，《成均中国观察季刊》，2016年第2期，第45页。

(15)崔镇旭：“韩半岛统一与韩中关系”，《成均中国观察季刊》，2016年第2期，第16页。

(16)金英汉：“朝核局面与韩国经济”，《成均中国观察季刊》，2016年第2期，第101～103页。

(17)Kent Harrington and Bennett Ramberg,"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Korea:Who Does What if the North Fails?",The Washington Quarterly,Fall 2014,pp.187-189.

(18)金英汉：“朝核局面与韩国经济”，《成均中国观察季刊》，2016年第2期，第105页。

(19)崔镇旭：“韩半岛统一与韩中关系”，《成均中国观察季刊》，2016年第2期，第18页。

(20)Duk-min Yun and Wooseon Choi,"Breaking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Deadlock:a Global Action Plan",The Washington Quarterly,Fall 2014,p.216.

(21)金兴圭：“北韩第四次核·导试验与中朝关系”，《成均中国观察季刊》，2016年第2期，第39页。

(22)参见崔镇旭：“韩半岛统一与韩中关系”，《成均中国观察季刊》，2016年第2期，第19页。

(23)李熙玉：“北韩的第四次核试验与韩半岛‘新常态’”，《成均中国观察季刊》，2016年第2期，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