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经历了2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和引进外资后，中国现在也开始了大规模的对外直接投资，这一经历与日本20世纪80年代的情况极其相似。因此对中日两国对外直接投资进行比较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作者分别对中日两国对日本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背景、动机、主体选择、产业与区域选择、进入方式、政府支持等6个方面进行了比较，揭示了日本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成功经验，同时指出了中国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不足，并提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思路。

[关键词]日元升值；人民币升值；对外直接投资；跨国并购

进入20世纪80年代，由于日美贸易摩擦不断加剧，日元面临巨大的升值压力。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开始进入高速发展期。1985年“广场协议（Plaza Accord）”后，日元开始大幅度升值，日本的对外投资开始急剧扩大，从1986年开始，日本每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都以数百亿美元计，1989～1991年连续3年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国。进入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日本经济的萧条，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进入了收缩调整阶段。目前，人民币升值幅度还相对较小，近期内还不可能引发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高潮。但从长期看，随着人民币升值的幅度逐渐加大，国内资本流出的速度会不断加快，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也会掀起一个高潮。鉴于此，本文对日本20世纪80年代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现阶段的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全方位比较研究，以期找到一些对我们有益的启示。

一、中日两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背景比较

二战后日本长期坚持固定的汇率政策，实施积极灵活的产业政策，实现了经济长期持续的高速增长，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日本经济保持了10％的增长速度。经过近20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到1968年时，日本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之后，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但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经济增长质量迅速提升。20世纪80年代，日本微电子（ME）技术取得重大进展，并迅速应用到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照相机、钟表、汽车、机床等产品的生产上，使这些产品出现了全自动化、小型化、轻型化、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产品成本也随之大幅度下降，对美国同类产品的竞争力迅速提高，对美出口急剧增加。以汽车为例：日本对美国出口的小汽车1975年只有94万辆，到1980年激增到199万辆，占领了美国汽车市场的22％。而同期，日本从美国进口的汽车很少，1980年才2万辆。①这使美国的汽车等行业不景气状况进一步加剧，美国的贸易收支赤字急剧增加，从1980年的255亿美元增加到1984年的1125亿美元，1985年达1221亿美元。与此相反，日本对美国的贸易盈余却迅速增加。

1980年只有69.6亿美元，1981年就达133.1亿美元，1984.年超过300亿美元，达330.8亿美元，1985年达394.9亿美元。②1985年日本对美国的出口额占其出口总额的37％，对美贸易盈余占全部盈余的86％。③面对日美之间贸易的严重不平衡，再加上美国长期受“双赤字”的困扰，日本最终被迫吞下以“广场协议”的方式规定的日元大幅度升值的苦果。1985年，美、英、法、德、日五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促使日元、马克对美元升值的协议，史称“广场协议”。此后，日元汇率开始迅速上升，1985年1美元兑换238日元，1986年为1：168，1987年为1：145，1988年为1：128，1989年为1：138.④由于日元短期内急剧升值，使日本产品出口受阻；而日元大幅度升值，使得等量日元可购买到比以前更多的海外资产，从而引发了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急剧扩大。进入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达到鼎盛时期，通过过去高速增长所积聚的庞大生产力和资本，为日本的大规模海外投资打下了基础。20世纪70年代，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每年只有几十亿美元，从1986年开始每年对外直接投资都以数百亿美元计，1986年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为223亿美元，几乎是上一年的2倍，1987年为333亿美元，1988年为470亿美元，1989年高达675亿美元，1989—1991年连续3年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国。⑤进入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日本经济的萧条，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进入了收缩调整阶段。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20多年9％以上的高速增长，到2004.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 ）总额达136515亿元人民币，按当年官方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计算，约为1.7万亿美元，在世界排名第6位。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很低，只有美国的3％，劳动力成本方面的优势使出口产品价格在国际市场上极具竞争力，中国对外贸易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有了大幅度增长。2001年中国对外贸易额还不足5000亿美元，在世界排名第6位，到2004年中国的对外贸易额突破1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一直是最大的对美贸易顺差国，但到2000年，中国首次取代日本成为对美贸易第一大顺差国，从此，美国由打压日本转向了打压中国。2000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额为297.4亿美元，2001年为280.8亿美元，2002年为447.3亿美元，2003年为586.1亿美元，2004年高达802.7亿美元。⑥在21世纪伊始，中国作为主要贸易国家的崛起，遇上了美国联邦政府支出与战争相关的新一轮财政赤字以及由美国家庭的低储蓄而导致的庞大经常账户赤字，这双赤字加在一起目前已突破1万亿美元（这一背景与20世纪80年代日本所遇到的情况极为相似）。中国对美贸易顺差额急剧扩大，由此引发了美国威胁要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并要求人民币升值。在2005年7月份中国放弃固定汇率机制之前，中国至少已感受了这一压力达4年之久（从2000年中国首次取代日本成为对美贸易第一大顺差国时，人民币就面临升值的压力）。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放弃固定汇率机制，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这对企业产品的出口短期内虽然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但同时也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了条件。约翰。H 邓宁（John.H Dunning）将一国的投资发展状态分为3个阶段：以吸引外资为主，对外投资为辅的初级不平衡阶段；国际双向投资相平衡的中级平衡阶段，或者对外投资大于吸引外资的较高层次的不平衡阶段；对外投资和吸引外资相匹配的高级平衡阶段。⑦近几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加速发展之势，已进入中级平衡阶段的起步时期。2003年中国对外投资净额为28.5亿美元，2004年急剧增加到55亿美元，同比增长93％。截至2004年底，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448亿美元。⑧200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继续呈上升势头，仅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就斥资41.8亿美元收购了哈萨克斯坦PK石油公司，成为迄今为止中国企业最大的海外收购案。根据霍利斯。B.钱纳里（HoUis.B.Chenery ）和奥兰姆。斯特劳斯特（Alanm.Strout）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双缺口理论，⑨中国已经不存在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目前，中国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已经超过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已超过8000亿美元，因此中国有足够的资金实力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此前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拟以185亿美元的巨资竞购美国一家大型石油公司优尼科公司（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成功），足以证明这一点。今后，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人民币升值的幅度将逐渐加大，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必将随之进入高速发展时期。

二、中日两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比较

日本从1956年进入经济的高速增长阶段，一直持续到1972年，1972～1980年期间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但相对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仍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由于日本国土狭小、资源匮乏，无法满足其国内经济规模快速发展的要求。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时期，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是为了获取资源和原材料等生产资料的来源保证。进入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快速增长期之后，企业内生产成本逐渐上升，再加上随之而来的日元大幅度升值，使得生产成本尤其是劳动力成本持续高涨，从而导致产品出口受阻。日本的出口额从1985年的42.0万亿日元减少到1988年的339万亿日元，降低了19.1％。这一时期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是为了开拓新市场和寻求生产的低成本。日本经济企划厅在1985年9月日元大幅度升值后对118家企业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进行了调查，从调查的结果看，重复回答率较高的是：扩大当地市场（60.6％）；日元升值造成日本出口竞争力下降（48.9％）；当地劳务费低廉（40.9％）；当地信息、技术集聚（26.5％）；当地原材料价格低廉且易获得（25.4％）。⑩从日本企划厅当年调查的结果看，20世纪80年代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是为了开拓新市场和寻求生产的低成本。这种动机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日本对欧美直接投资的动机主要在于占有市场，以规避与欧美的贸易摩擦；对亚洲直接投资的动机是追求低生产成本。

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还处于起步阶段，由于人民币升值的幅度较小，中国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寻求低成本生产以及开辟新市场的动机并不十分明显。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自然资源寻求型，二是技术管理学习型。就第一种类型来讲，主要是因为目前中国工业化已进入到重工业主导的阶段，这一阶段最显著的特征是对能源、矿产品资源需求量大增。这些资源是不可再生的地下资源，中国的地下资源相对于庞大的需求来讲是极其匮乏的，而采取进口的方式又容易受到世界市场供求关系变化以及汇率等因素的影响，供应量和价格都无法得到保障。因此，为摆脱国内自然资源供应短缺的局面，降低生产成本，一些大型企业已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来建立能源和原材料的供应基地。如上海宝钢集团公司、中国首钢集团总公司在澳大利亚等地建立合资企业，为国内企业提供丰富的铁矿石资源；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等企业在中东、中亚等地区投资建立石油开采、加工企业，缓解了国内石油紧张的局面。就第二种类型来讲，主要是因为中国企业在诸多产业上尚没有形成自主知识产权，而发达国家对中国的高新技术出口控制得非常严格。鉴于这种情况，在技术领先的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建立合作研发中心，有助于中国企业及时学习、引进和消化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目前，人民币升值幅度相对较小，对中国产品出口影响不大。今后随着人民币升值幅度的加大，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成本优势会逐渐丧失，今后中国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寻求低成本生产以及开辟新市场的动机会更加明显。

三、中日两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选择比较

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度升值，日本企业要绕过贸易壁垒到欧美老牌的发达国家和地区投资，必须要建立具有竞争力的跨国公司作为投资主体。由于竞争的需要，日本的工业企业、商社和金融业之间相互联合和协调，形成了具有较高结合程度的海外投资主体——综合商社型跨国公司。这些综合商社型跨国公司集交易、金融、信息、协调和开发功能于一体，颇具竞争力。当时日本具有九大综合商社型跨国公司：三井物产、三菱商事、丸红、伊藤忠商事、住友商事、日商岩井、东棉、兼松商江和日棉实业，它们构成了日本向发达国家投资的主体。日本历届政府都对大企业特别是几大综合商社予以支持。由于小企业在技术、资金、信息等方面都处于劣势，无力角逐发达国家市场，于是日本政府鼓励大企业与中小企业联合，并由大企业向中小企业提供技术、资金和信息等条件，以此带动中小企业向发展中国家投资建厂。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多数年份，大企业占海外直接投资项目数的60％，而中小企业对外投资的项目数比重保持在40％左右。⑾

中国海外投资还处于起步阶段，海外投资占主导地位的是中央和地方专业外贸公司和大型生产型国有跨国公司。与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跨国公司总体实力较弱。据统计，2001年中国前500家企业集团在营业收入、资产规模和赢利水平等指标上与世界500强的差距为二三十倍。2001年世界500强企业中虽然有中国的11家，但这ll家企业都与制造业无关。目前发达国家对外投资企业平均规模约为600万美元，发展中国家约为450万美元，而中国对外投资企业的平均规模仅有150多万美元。⑿不仅如此，多数大型国有企业在治理结构上存在明显的缺陷，包括所有者和经营者在目标取向方面存在扭曲、责权不对称，对企业经营者的激励和约束不足，使得国有企业在国外市场竞争中缺乏效率和国际竞争力。为此，我们要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真正做到政企分开、明晰产权，建立具有创新能力的全球组织管理模式。通过政策倾斜、扶持等措施积极鼓励国内企业强强联合，发展以大型企业为核心，融资本、生产、技术为一体的实力雄厚的企业集团，实现规模化经营，并使之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主体。

另外，还要积极鼓励民营企业对外投资。2002年12月，俄国家杜马通过决议反对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参与俄罗斯拉夫石油公司的竞标活动，其理由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是国有公司，有悖于俄国有资产私有化的初衷。2005年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在美国的并购案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许多美国议员指出，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与美国的雪佛龙公司争夺优尼科公司并非一场公平竞争，他们认为，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是国有企业，背后得到政府的支持，而雪佛龙公司则是在自由市场经营。这是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在美国并购案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200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55亿美元，其中私营企业为0.83亿美元，仅占中国当年对外直接投资净额的1.5％。⒀为此，中国在改革国有企业的同时，要借鉴日本的经验，更多地支持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跨国经营行为。民营企业由于具有体制优势和机制灵活的特点，这使它们进行跨国经营的成功率很高，如华为、华立、万象等集团在对外投资中都有出色的表现。

四、中日两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与区域选择比较

日本学者小岛清根据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情况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是互补关系，而不是替代关系。要使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条件是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依次进行。⒁“边际产业”具有双重含义，对于投资国来说，它位于投资国比较优势顺序的底部，而对于东道国来说，则位于比较优势顺序的顶端。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资产业顺序是从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向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再向重化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转变。这一投资顺序的演进符合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论。进入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日元大幅度升值，日本企业开始大规模向海外扩张。这一时期日本海外直接投资是围绕3个层次展开的：对欧美先进国家和地区的技术型投资，对亚洲“四小龙”的资本型投资以及对中国、东盟的劳动密集型投资。自1985年日元大幅度升值后，日本对北美和欧洲的投资额占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急剧增加，在第一个投资高峰期（1969～1973年），两者的比重之和是46.8％，第二个高峰期（1978～1984年）是44.8％，而在第三个高峰期（1986～1989年）则增加到68.2％，特别是对北美的投资接近一半，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则从第一期的24.2％、第二期的23.8％下降到第三期的12.3％。⒂日本对欧美直接投资的动机主要在于占有市场、获取技术和信息以及规避与欧美的贸易摩擦，因而对这些国家的服务、汽车、高新技术等行业投资较多。对亚洲的投资主要是制造业，其动机是追求低生产成本，因而遵循了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论。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亚洲。截至2004年，中国对亚洲地区累计投资334.2亿美元，占海外总投资的74.6％，其中香港地区就达304亿美元，占68％；拉丁美洲地区82.7亿美元，占18.5％；北美洲地区9.1亿美元，占24％；欧洲地区7.5亿美元，占1.7％。⒃很明显，中国对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太少。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侧重第二产业，其中又偏重于劳动密集型的初级加工制造业，纺织、服装、家电产业约占全部海外投资的50％左右，而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投资明显不足。由于国外市场上原材料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波动较大，使得这些产业的利润率不断降低，经营风险加大。目前中国海外投资赢利企业仅有1/3，亏损或持平企业占2/3.借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与区域选择的经验，我们应做如下转变：

1.加大对发达国家的前瞻性高科技产业的学习型投资。学习型对外直接投资是一种逆向型的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在于汲取国外先进的产业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动国内产业升级，创造新的比较优势。我们将技术密集型产业投资于发达国家，一方面可以绕过贸易壁垒，更直接地学习利用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理念，跟踪世界动态，并向国内传输和扩散，充分发挥技术的溢出效应和示范效应，推进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可以利用东道国优势扩大生产，提高市场占有率，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民营企业华为集团在硅谷、达拉斯、班加罗尔、斯德哥尔摩和莫斯科设立了研究所，同摩托罗拉、英特尔、微软等公司成立了联合实验室。截至2002年底，华为集团申请国际和国外专利198项，是发展中国家企业里最多的。到2003年其交换机接入网已连续3年全球出货量第一。2005年4月，华为集团作为惟一一家中国厂商，与国际巨头一起入围英国电信向全球宣布的21世纪网络供应商名单。⒄海尔集团现有设计中心18个，工业园10个，海外工厂及制造基地22个，营销网点近6万个，在美国、欧洲初步实现了设计、生产、销售“三位一体”的本土化目标。⒅华为和海尔集团在国外设立研发中心，通过境外产品开发来推动国内产品的技术升级和出口竞争力的提高。

2.利用我们的相对比较优势，巩固和加强对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直接投资。中国的纺织、服装、食品、家用电器、自行车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在国内处于比较劣势的地位，而在广大的东南亚发展中国家、拉美、非洲甚至东欧部分国家却具有相对优势，这些国家和地区是最佳的海外投资区域。

根据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论，我们应加大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海外转移力度，为国内高级产业的发展腾出足够的空间，促进生产要素向这类产业转移，以培育和扶持新兴产业的成长。

五、中日两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入方式比较

对外直接投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绿地投资”，即投资者根据相关法律在目标国境内新成立企业，由海外投资者全部出资，并独立经营；二是合资经营，即海外投资者在目标国市场与当地企业分享资本和其他资源的所有权，并根据出资资本的多少来确定企业经营决策权与管理权的经营方式；三是跨国并购，即海外投资者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取得目标国某企业的全部或部分所有权的投资行为。20世纪80年代以前，日本企业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多采取“绿地投资”即独资形式，对发展中国家投资多采取合资经营的形式，其目的是为了能更多地享受目标国的各种优惠政策，以开拓发展中国家的市场。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多采用跨国并购的方式，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采用独资、合资、合作等多样化方式，但还是以合资经营为主要形式。

中国海外投资的企业规模普遍偏小，兼并、收购也很少发生。由于融资渠道不畅和资本运作手段欠缺，在海外市场进入方式上，中国企业更多地选择新建企业和合资经营。跨国并购是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也是当前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一种主要形式，但中国对这种方式还不太熟悉。跨国并购具有其他投资方式不可比拟的优势：并购最大的特点是不用重新建立一个企业，新建立一个企业要进行项目论证、设计、施工、试运行，还要打开市场，而通过并购可以直接进入市场，节约了开拓市场的时间和费用；如果并购的是国外知名品牌，还可以迅速形成竞争力和垄断地位；通过并购能够获得企业发展所需要的技术、专利和商标等无形资产，可以提高企业在海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例如，以成功收购了飞利浦CDMA（Cod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移动通讯部门而知名的华立集团，它没有选择一般的绿地投资方式，而是采用了兼并这一特殊形式，获得了飞利浦公司CDMA的全部知识产权、研发结果、研发设备、研发工具和一大批有经验的研发人员，一跃成为国内信息技术（IT）领域首家掌握芯片核心技术的民营企业，在国际上打破了美国高通公司对CDMA技术的独家垄断局面。⒆2003年2月，京东方科技集团以3.8亿美元的价格成功收购韩国现代（HYDIS ）的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TFT-LCD ）业务。通过此次收购，京东方不仅获得了韩国现代的相关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同时取得了直接进入国内显示器高端领域和全球市场的通道。⒇联想集团出资17.5亿美元收购了IBM 公司的个人电脑业务，[21]就是希望获得IBM 公司优秀的管理经验和技巧。虽然跨国并购这种方式有许多优点，但这种方式也存在很大的风险。海外智囊机构曾经对全球企业并购做过专门的研究，得出了并购失败率在70％以上的结论，并认为中国公司的失败率可能会更高，因为中国公司在管理和文化整合方面的经验更少。[22]这种担心不无道理。TCL 集团收购阿尔卡特公司手机业务后，合资公司2005年第一季度净亏损便达到4570万美元，仅售出153万部手机。[23]因此，企业在积极开展跨国并购的同时，必须要尽力规避风险。

六、中日两国政府对外直接投资的支持比较

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日美之间出口不平衡问题之所以越来越严重，不仅仅是因为日本产品对美出口的增加，更重要的原因是美国企业向日本实施了生产据点转移的战略。因为当时日本的市场就像今天中国的市场一样对跨国公司有很强的吸引力。因此，日本对美国的贸易盈余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于美国公司在日本生产并出口的结果。这样一来，无论日本如何努力限制出口，如何努力振兴内需，却无法削减对美国的贸易盈余。

为了鼓励海外投资，缓和对美国的贸易摩擦，日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日本厂商向北美地区进行生产据点的转移，用增加当地生产的方式缓和了贸易摩擦。如当年丰田汽车公司就在美国设立了7处工厂，并在市场占有率上开始对美国三大汽车厂家构成威胁。

日本政府对计划进行海外投资企业的调控手段主要有：通过调查企业的海外投资计划、组织企业恳谈会等方式，从行政上进行事前的行业指导；通过政府金融机构对海外投资贷款和海外投资保险的审批，从金融方面进行监控。在不断放开对海外投资管理的同时，日本政府还采取措施，全方位促进企业对外投资。这些措施主要有税收减免、提供多样化的资金服务、提供完善的担保、保险服务、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提供各种财政资助、提供完善的信息咨询服务等，这些措施对日本企业对外投资起到了积极的支持作用。

目前，中国对美贸易出现巨额盈余，外汇储备已突破8000亿美元，这也是美国一再对人民币汇率施压的原因，这种情况和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情况极其相似。中国对美贸易盈余相当大程度上也是由外资企业在中国生产并出口所造成的，而外资企业创造的出口占了中国总出口的54％。[24]借鉴日本的经验，为了缓和与美国的贸易摩擦，减少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中国必须适当减少外汇储备的规模，鼓励对外直接投资。目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还处于起步阶段，企业“走出去”不仅需要很大的资金投入，承担很大的风险，而且需要配套政策、信息服务和技术支持，如果单纯依靠企业自身力量“走出去”，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很有限。因此，政府需要建立良好的协作机制，加强对企业“走出去”的政策支持和引导，整合各种资源，加强信息、技术、培训等服务工作，加强对企业海外投资的监管，形成推动企业“走出去”的强大合力。

注释

①色文：《现代日本经济的发展与对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59页。

②[日]井村喜代子著，季爱琴、王建钢译：《现代日本经济论》，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69页。

③[日]日本产业结构研究会：《现代日本产业的结构与动态》，新日本出版社，2000年版，第139页；转引自薛敬孝等：《当代日本产业结构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19页。

④[日]《经济统计年鉴》（1999），第450页；转引自薛敬孝等：《当代日本产业结构研究》，第159页。

⑤耿广鸿、王三星：《试论战后日本发展对外投资特点的演变》，载《财贸经济》，2002年第2期，第109页。

⑥本资料来自商务部官方网站，http://www.mofcom.gov.cn.

⑦John.H.Dunning，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nd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London：George Allen and Unwin，1981，pp.23-34.

⑧商务部、国家统计局：（2004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http://www.mofcom.gov.cn.

⑨Hollis B.Chenery and Alanm Strout ，“Foreign Assist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66，1966，pp.679—733.

⑩[日]伊藤正则著，田桓译：《国际经济环境急剧变化对日本和亚洲经济的影响》，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112页。

⑾卓勇良：《日本对外投资格局的变化》，载《世界经济》，1997年第9期，第50页。

⑿张力：《中国企业加大海外直接投资必要性研究》，载《求实》，2004年第12期，第58页。

⒀商务部、国家统计局：《2004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http://www.mofcom.gov.cn.

⒁[日]小岛清著，周宝廉译：《对外贸易论》，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7页。

⒂[日]贸易振兴会：《世界和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资白皮书。投资篇》，1991年版，第16页。转引自：薛敬孝等：《当代日本产业结构研究》，第179页。

⒃商务部、国家统计局：《2004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http://www.mofcom.gov.cn.

⒄http://www5.blog.163.com

⒅http://www.kjzg.com.cn

⒆http://finance.people.com.cn

⒇http://www.people.com.cn

[21]http://new8.xinhuanet.com

[22]张金杰：《中海油谨防“蛇吞象”后消化不良》，载《国际先驱导报》，2005年6月30日。

[23]周奇：《家电诸侯暗谋绝地反攻》，载《北京日报》，2005年7月18日。

[24][日]后藤康浩：《“广场协议”警示中国》，载《参考消息》，2005年5月26日。

张宗斌，1966年生，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山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北京邮编：100872）；于洪波，1950年生，山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济南邮编：250014）。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