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市场经济制度作为经济改革的终极目标，在一部分人中引起争议。中国将来的市场经济模式会成为北欧那样的收入差极小，但社会缺乏动力的福利社会？还是成为像英美那样比较自由放任的，收入差较大，但社会充满动力的社会？还是无可奈何地滑入拉丁美洲式的权贵垄断市场资源，贫富收入差极大，社会充满动荡的社会？人们提出这些疑问，当然基于贫富差距日益恶化的现状。

所以，对贫富差距在同一地区内、地区间，以及城乡间不断加剧的原因，必须作深入分析，才能回答为什么深化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会有助于减少因特权和垄断造成的收入差距，并有助于人们接受基于市场公平竞争带来的即使是较大的收入差。

市场经济下一个人收入的多少，归根结底取决于本人的可替代性的大小。一个人的可替代性越高，收入越低，反之则越高。例如，靠脑力吃饭的微软总裁盖茨无人可替代，收入必然会很高。同理，靠体力吃饭的迈克尔·乔丹，也是无人可替代，收入也是很高。他们收入高，大家也是认为公平的，所以他们所到之处才会受到英雄般的欢迎。人们对他们并没有产生仇富心态。今日中国收入不等的原因很多。从过去近两年中争论的火爆性看出，对改革结果的分配持失望态度的人正在增加。这些人的批评主要集中于对改革措施所导致的利益分配结果是否公平的质疑上。

在理想状态下，假设所有人的客观初始条件都一样，包括机会都一样，结果若不平等，有穷有富，显然是各人主观努力程度不同，大家没话好说，愿意将事实上的收入不平等作为公平的结果而接受。

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每人面临的客观初始条件并不相同,也就是说起点并不平等，自然会加剧结果的不等。所以对各类收入不平等要细细分析。例如，基于智力和体力等天赋的不同，或基于后天努力程度的不同，或基于所处地域的自然禀赋的差别，或出生的家庭境况的悬殊，造成结果不等，大家还是能够接受的。弥补之道是允许人们迁徙自由以促进民众在不同地域之间的流动，普及教育以促进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但是，如果起点的不平等是由一些制度安排造成，由此导致结果的不等，大家就会特别地愤愤不平。弥补之道，当然是废除一切特权，行政垄断，地域限制，身份歧视，对所有个人和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一视同仁。

今日中国收入不等的主要原因之一，恰恰在于垄断和特权的普遍，产权界定不明，保护不力，自由竞争原则远未确立，市场机制远未完善。一些人的收入奇高，不是因为他们的体力或脑力的不可替代性，而是因为他们的垄断地位，别人无法和他们公平竞争商业机会或资源。所以，中国的市场化不是太过，而是十分不够。面对被一些特权、行政垄断和部门垄断严重扭曲的市场环境，改革措施有时要么无法推行，要么遭到扭曲，在一些领域，产生的增益常常为权贵劫持，加剧了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恶化。

例如，在维护农地集体所有的名义下，中国的农地不准自由买卖，只能由地方政府低价垄断收购。在这种情况下，为推进城市化和工业化出台的有关征用农地的改革措施，使一些享有特权的地方官员和享有金融垄断的开发商，可以作权贵之间的交易。农民作为土地的真正主人，则没有得到公正补偿。农地集体所有本来说是保护穷苦农民，结果已经造成四五千万因失地而致贫的农民。这部分为数众多的失地农民，本来应该凭藉土地产权，分享至少2万亿元的土地增值，作为重新创业的启动资本，并会因此大大改善中国城乡收入的基尼系数值。可是，在土地集体所有制下，巨额的土地增值往往落入一些地方政府手中，并造就了一批富得冒油的开发商。结果自然是大大加剧城乡收入差距和城市内的贫富差距，并使中国城乡基尼系数十分难看。

又如中国的电信部门、石油部门、医疗部门、教育部门，房地产部门等，在维护国有资产，民族利益和国家安全的唬人名义下，大行部门垄断之实，用行政特权排斥民营企业的自由进入和公平竞争，将垄断利润截留在本部门，由此造成的低效率和高价格，却要全民承担。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由于特权和部门垄断的大量存在，很多交易并不是在自由竞争、公开透明的市场上完成，而是由一些官员暗箱操作，权钱交易，因此商业贿赂成为政府腐败的主要形式。只要官员可以利用一些特权控制社会资源的制度性的漏洞仍在，寻租行为就不大可能杜绝。

现在不少人将板子打在腐蚀官员的奸商身上，似乎这些官员本来天真无邪，清清白白，可恨的只是引诱官员的奸商。这只说对了一半。在商言商，商人追逐的是赢利。为了获得资源（例如土地的批租，政府的采购订单、能源、矿山的开发、国有资产的收购、办学、办医等权利），必然会“进攻”控制资源的相关官员。从经济发展的道理来说，向全民开放各种资源，厂商公平竞争，出价高者得之，也是天经地义、利国利民的好事。出现在一些领域的猖獗的官商勾结，匡正之道，不在于进一步用政府之手垄断资源，而在于进一步开放资源的市场公开交易。例如农地的所有权本来就属于农民，应量化到个人，允许自由买卖。政府采购、能源、矿山、国有资产等应考虑尽量实行公开招标，排除暗箱操作。卫生部门，教育部门都应废除国家垄断，实行双轨，并一视同仁。

所以，将目前的收入分配恶化，归罪于过度市场化，显然是不懂何谓真正的自由竞争市场，何谓邹至庄教授所说的“官僚市场经济”。后者用社会主义名义大行封建等级，地区封锁，部门垄断，和花样百出的将公民及其企业按所有制分三六九等，实行各种歧视和限制，使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日益凸显。

尽快确立市场经济最基本原则，还有一个深远的意义，就是为比较公正的收入分配提供不易引起争论的客观基础。今日的中国大家特别执着于公正两字，自然是出于对贫富悬殊的反感。可是，离开自由竞争市场，公正便成了虚无缥缈的东西。绝对平等不但不等于公正，而且会窒息效率。适当的收入差别，反而反映公正。例如，通过市场上的公开竞争，不同工作的收入总有高有低，虽不理想，但只要反映各人的本事和努力的差别，便被视为基本公正的结果而接受，人们不会有太大的怨言，不然微软总裁不会如此受人由衷的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