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詹福瑞
[主持人语]唐诗选本是唐诗传播与经典化的重要途径。自唐代以来，历代文人通过编选、评点、注释唐诗选本，开展诗歌教育，传播个人文学情趣或某一文学团体或派别的文学观。至明清两代，诗坛出现了宗唐与宗宋之争，唐诗选本便成为各派张扬其主张的重要载体，编选刊印者甚多。孙琴安《唐诗选本提要》和陈伯海、朱易安《唐诗书录》是目前梳理唐诗选本文献比较详尽的著作。其中，《唐诗选本提要》收录唐诗选本659种，其中存世唐诗选本348种；《唐诗书录》收录唐诗选本392种，著录存世者237种。陈伯海、朱易安二位学者2015年出版的《唐诗书目总录》收录唐诗选本460余种，著录存世选本362种。这个结论显然不够准确，据我们不完全统计，历代编写的唐诗选本不下700种，存世唐诗选本超过460种，这些唐诗选本是研究唐诗传播、唐诗经典化及历代诗学的重要文献。由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立项的重大招标项目《历代唐诗选本整理与研究》，立足于唐诗选本的文献搜集与整理，撰写选本提要，影印汇刊历代唐诗选本，精选点校部分有诗学价值的选本；并在此基础之上，开展唐宋金元、明代和清代三个阶段的综合研究。此次刊发的三篇文章系这项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国家图书馆藏查慎行批点本《才调集》，10卷，4册，半页8行，每行18字，白口，无鱼尾，四周单边。版心标有书名、卷次及页数。书衣有藏者墨笔手书按语：“查初白先生批点本，原张菊生前辈藏，由倬盦师介让于余，尚有批本数种，此为最。”书中查氏评语皆为朱笔手批。查批本《才调集》是目前所见唯一部查慎行单行手批评阅本，评点内容极为丰富，既有圈点、又有眉批，句旁时有评点，重要诗人或诗作下又有总评，这些内容可与其《初白庵诗评十二种》互为补充，为进一步探究查慎行之诗歌评点特色进而深入其诗学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依据。
《才调集》的编选标准与编次方式问题，是历代学者研究论争的焦点，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在查批本《才调集》中，查氏早已对这两个问题作了明确阐释。首先，关于《才调集》的编选标准，韦縠于书中并未明确提出，《四库全书总目》称其“所选多取法晚唐，以秾丽宏敞为宗”[1](P169)；另有许多研究者以编者叙中所言“韵高而桂魄争光，词丽而春色斗美”作为选诗标准。然而，傅璇琮、龚祖培却对此提出质疑，他们在对《才调集》所选诗篇作了考证后认为，从《才调集》的体例安排、诗篇收取是否经过考核来看，“编者的意图主要不在于选诗，更谈不上选择精审，或者编者的主要意图就是汇总、集结诗篇”；《才调集》是“东拼西凑”而成，“没有固定的选诗标准”[2](P681—699)。此说曾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也使得《才调集》的编选标准问题再度陷入争论之中。以《才调集》收录唐人诗作总貌观之，此选明显具有重中晚而轻初盛的倾向，选诗则以艳情和咏史、怀古为多。那么，韦縠为何要入选这些诗人诗作，其编选标准到底是什么？查慎行在评点中给出了他的答案：“《才调集》，唐人选本，其编次各有深意，大抵以才调二字为主，只看每卷第一人，其用意处自见。”[3](卷1)显然，他将“才调”二字看作此书的主要编选标准，那么，何谓“才调”？查氏又进一步作出解释：“才者，才华；调者，声调。情之所至，必有声华可以见，是编所尚矣。”[3](卷10)才华即才美之表现于外者，多指文才；声调则是指音声韵调，二者皆为诗歌的外在体现。才华尽溢，声调宛转，便是具有才调之诗。查氏认为，从《才调集》每卷所选第一人便可见其编选意图。例如，卷一白居易19首下查氏总批曰：“第一卷以白公为首，白公诗以代书百韵为首，全重才调。”在其《代书一百韵寄微之》下又评曰：“长律诗以此首压卷，格律□词采丽，未易措手”。白居易的百韵长律，格律井然，条畅流美，驱遣文字，穷极声韵。《才调集》将白居易作为首卷第一人，又将其代书百韵作为首卷的压卷之作，在查氏看来这正是此选重“才调”的具体表现。又如，卷六查氏评李白曰：“太白仙才迥非余子所能及。集中专收洒丽一派，为‘才调’生色。”《才调集》入选李白《长相思》、《乌夜啼》、《白头吟》、《赠汉阳辅录事》、《捣衣曲》、《大堤曲》等诗28首，这些诗作大都以描写弃妇思妇，宫廷生活为主，就连《古风》亦仅入选“泣与亲友别”、“秋露如白玉”、“燕赵有秀色”三首。这些作品文辞婉丽，声情宣朗，体现了诗人极高的艺术才华，的确称得上为“才调”生色之作。此外，在《才调集》所选1000首诗中，近体诗达800余首，而近体诗又是以文辞精美、属对整严、音韵婉协的艺术美见长，这些尽显文才、声调宛转的近体诗不仅印证了查氏的“才调”之说，也与韦縠本人所言“韵高”、“词丽”的艺术旨趣相吻合。
当然，指出何为“才调”，仅仅是查氏的初步阐释，接下来他又进一步挖掘出“才调”形成的内因，即“情之所至”。在查氏看来，“性情”为里，“才调”为表，只有赋予性情之诗才可声华自见，方具才调，这便是韦縠此编之所尚。例如，卷10查氏总评曰：“集中闺秀诗最多，共六十余首，正为才调二字见本色也。”那么，“才调”之本色为何？查氏的具体评语给出了答案，如评张夫人《拜新月》：“闺阁诗无甚深奇，只是说得入情便成佳作。态度轻妍，情思摇曳，乃为得之”，《拾得韦氏花钿以诗寄赠》：“轻倩入情，自是闺中本色”；评刘媛《长门怨》：“极平稳中却极沉着，情词俱至”；评女道士李冶《相思怨》末句：“情至语，比拟深切”等。才调源于情，入情即为佳作，情思摇曳方具“才调”。可以说，自《才调集》问世以来，能够对“才调”二字作出如此确切且言之成理的阐释者，唯查慎行一人而已。
关于《才调集》的编选体例，冯班认为：“此书第一卷至八卷，皆取一人压卷，去取多有微旨，不专在工拙也。宜取各家全集参看。”[4](卷3)其侄冯武对此作了进一步阐释：“以白太傅压通部，取昌明博大、有关风教诸篇，而不取其闲适小篇也。……以太白领第六、第七卷，而以玉溪生次之，所以重太白而尊商隐也；以罗江东领第八、第九卷，取其才调兼善也。”[5](P633)二人皆以压卷说概括此选之编次特色，而有人却不以为然，胡震亨曾称此书是“随手成编，无伦次”[6](P321)。纪昀亦云，“此书只一时随手排成”[7](P588)。傅璇琮、龚祖培更是对其编次体例及压卷之说提出质疑，例如，认为既然卷一至卷八皆取一人压卷，那么为何不把李商隐作为第七卷领卷，而放在第六卷李白之后呢？白居易、薛能等诗人的作品为何要分置两处甚至两处以上呢？对此，查慎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此集每以卷首一人为主，以类相从，各见流派，于乐天只选长律，而此收七言，大意可见”[3](卷1)；又云：“本集每卷合诗百首，以卷首一人为主，其余以类相附，有在后而所为多者，亦是其流派之相近以次编入耳。”[3](卷2)可见，查氏赞同冯班、冯武的压卷之说，只是提法不同，但冯氏并未说明除压卷之人外其余诗人如何安排，查慎行却给出了解释。他认为，其余诗人与压卷诗人皆是以类相从，取其流派相近罢了。当然，这里的“类”、“流派”，查氏表述得较为笼统，有时似指诗体，有时又关乎内容或风格。例如，卷三沈佺期二首下查氏评曰：“此集详于唐末而略于初，偶一二者亦似见流派之相近耳”，《才调集》选诗详于晚而略于初，对于仅入选的一二初唐诗人，查慎行认为就是流派相近而已，如沈佺期《古意呈乔补阙知之》诗后评：“自是梁陈遗调，后人改作律诗，何也？”[3](卷3)此评与二冯观点颇为一致，冯舒评此诗曰：“古意原是乐府，故平仄不叶，《品汇》派为律诗，故改却许多字”；冯班亦云：“此歌行也。此是乐府，不可作律诗。此诗被《品汇》改坏，依此为是。”[4](卷3)可见查氏所谓“梁陈遗调”亦是将此诗看作歌行，而非律诗。在沈佺期此诗之前《才调集》选取的是李昂《戚夫人楚舞歌》，也是一首乐府歌行，查慎行认为该诗与《长恨歌》同调，而沈佺期之后入选者王泠然也是一位初唐诗人，《才调集》仅选其一首《汴河柳》，查氏评曰：“歌行转韵调本唐初，此与高达夫《燕歌行》前后相次，可见当时选诗本意。”在王泠然之后仅隔两首诗就是高適的《燕歌行》。可见，这几位诗人的前后相从在查氏看来就是因其在歌行创作上的同“类”或同“流派”。不仅如此，这种以类相从，以流派相近编次的方式亦可解释傅璇琮、龚祖培所提出的问题。首先，关于为何将李商隐置于李白之后而不独领一卷，查慎行认为：“此卷以太白为首，而义山次之，专以才情为主。义山近体宗少陵，而歌行绝近长吉，其渊源实自太白来也。”[3](卷6)明确指出将二李放入同一卷只因“才情”之故，虽然义山近体宗少陵，歌行近长吉，但就“才情”来说继承的实为太白一脉，从这个角度说他们二人确为同类、同流派。在本卷具体诗评中查氏还多次表明此意，如评李商隐曰：“义山雅尚修词，言情入妙，得李之清新杜之沉郁，其流派可追溯也。”认为从修词、言情来看，义山诗之流派渊源可追溯李、杜。此外，于本卷中评李涉《与李渤新罗剑歌》：“挺健快人，得青莲之奇气者。”评唐彦谦《牡丹》：“的是义山衣钵。”《汉代》：“长律佳处亦原本义山，可谓善言情者。”亦可追寻他们与李白、李商隐的流派类从关系。其次，对于为何将同一诗人的作品分置不同卷次，查氏认为也是以类相次之故，例如卷五以元稹压卷，查氏评曰：“元白齐名，乐天诗以风格胜，微之诗以情致胜，大宜分别看之。”其《梦游春七十韵》诗后评道：“选乐天诗独收长律，讽谕古诗，微之诗独收艳体，最有裁剀。”翻阅卷五所收元稹诗，的确是以独具情致的艳体为主。而卷五刘禹锡12首下查氏又评道，“梦得小律诗分见于此，盖与微之以类相次”，刘禹锡诗于卷一已有5首入选，但皆为怀古咏史主题，而卷五所选大都是《杨柳枝词三首》、《竹枝词三首》、《听旧宫人穆氏唱歌》等颇具风情之作，在查氏看来，这就是“以类相次”。同样，白居易既然作为卷一的压卷人物，却不把他的诗统一列在卷一中，而是把《王昭君》、《邯郸至除夜思家》、《同李十一醉忆元九》等情思绵密之作列入此卷，亦是因为这些诗更与卷五的“情致”相合，因而查慎行评曰：“乐天近体小律诗分入此处，可以见此集编次之法。”
综上可见，关于《才调集》的选诗标准、编次方法，查慎行能够道他人所未道，成一家之言，体现出对这部唐诗选本的高度关注与悉心思考。
查慎行评点《才调集》还有一方面值得我们关注，即其评点“重情”、“重运意”、“重诗法”，蕴含了对唐诗的独特理解。
邱炜萲在比较查慎行与袁枚诗歌异同时曾言，“余以查、袁皆主性情，诗境亦复相似”[8](P491)。同样，在具体诗作的评点中，查氏亦多言情，以情论诗。如纪唐夫《赠温庭筠》：“何事明时泣玉频，长安不见杏园春。凤皇诏下虽沾命，鹦鹉才高却累身。且尽绿醽销积恨，莫辞黄绶拂行尘。方城若比长沙路，犹隔千山与万津。”查慎行评曰：“此诗当日推为擅场，正以其字字确切其人耳，乃知诗在得情自然动人也。”[3](卷5)温庭筠因得罪权贵而被贬方城尉，文士诗人争为辞送，唯纪唐夫此首得其尤，查氏认为正在于此诗体现了诗人对友人的真正了解，字字真切，情寓其中，因而得出结论：诗歌因情而自然动人。又如，评白居易《初与元九别后忽梦见之及寐而书适至兼寄桐花诗怅然感怀因以此寄》曰：“随事说来，自成节奏，文之至者生乎情也。”[3](卷1)评无名氏《杂词》曰：“此亦各处所录，不必一人一事者也，惟其入情，所以得传。”[3](卷2)在查氏看来，因情而文辞自至，因情而诗歌得传，这些都是情至之故。此外，《才调集》中查慎行以情评诗者尚多，如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诗下评：“只是一个入情便成佳句，为人所感动者”[3](卷1)；于武陵9首《寄北客》题下评：“五言律诗以简劲中见圆转，自然得法。大抵以情胜乎词者”[3](卷8)；杜牧《为人题二首》诗下评：“情致绵密，笔意流转得情”[3](卷1)；司空曙《峡口送友人》诗后评：“真处最能入情”[3](卷4)。由此可见，“情”在查慎行诗学思想中的重要地位。
与“情”相联系，查慎行诗歌评点中对“意”亦颇为重视。查氏曾言：“诗之厚，在意不在辞。”[9](P482)“意”即诗歌的立意，是一篇作品的魂，立意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作品的质量，因而查氏评点诗歌特别注重作品所蕴含之“意”，对那些立意不甚高远，甚至趋于卑下之诗颇有微词，如钱起《阙下赠裴舍人》：“二月黄莺飞上林，春城紫禁晓阴阴。长乐钟声花外尽，龙池柳色雨中深。阳和不散穷途恨，霄汉长怀捧日心。献赋十年犹未遇，羞将白发对华簪。”诗末查氏评曰：“‘阳和’接前半来，‘穷途’落没半生，如此笔法未可以草草看过，但嫌结句用意卑耳。”[3](卷8)这是一首投赠诗，诗人通过描绘皇宫苑囿殿阁景色，含蓄地赞颂了裴舍人，并委婉地陈述了自己欲求援引的心事。颈联以和煦春日作为转关之景，引出诗人怀才不遇之感，隐约曲折，句法巧妙。然而结句却以“犹”字充分反映其求官心切之情，又对配戴华簪的裴舍人寄予羡慕、恭维之意，尽管表达含蓄婉曲，但在查氏眼中已然是立意卑下之作。
查慎行评诗不仅重情、重意，对于诗法也极为关注。在具体评点中，查氏对诗歌章法、句法、字法的解析深入浅出，颇有度人金针之意。首先，查氏提倡作诗气脉相连，强调章法的连贯性。如温庭筠《送人东游》：“荒戍落黄叶，浩然离故关。高风汉阳渡，初日郢门山。江上几人在，天涯孤棹还。何当重相见？樽酒慰离颜。”此诗将惜别之情一气贯之，集中笔力融情入景，别无旁枝错节，营造出慷慨悲凉、雄浑壮阔的诗境，因而查氏评曰，“一气团结而下，笔力极高”[3](卷2)。所谓“一气”，即指气脉贯通，接连不断，这种章法的连贯性是查氏颇为欣赏的。又如，其评杜荀鹤《溪兴》：“逐句顺下，一气相生，甚好”[3](卷8)；评崔颢《黄鹤楼》：“一气舒卷，纯是歌行笔法”[3](卷8)；评杜牧《九日登高》：“意近轻率，然自一气团结得来”[3](卷4)；评无名氏《杂诗十首》其二：“一气顺下，从‘把一杯’处落出问话”[3](卷10)，等等，皆如此。其次，查氏评诗颇重字句功夫，他在评《瀛奎律髓》时曾言：“诗以气格为主，字句抑末矣。然必句针字砭，方可进而语上，虚谷先生评诗之意以此，余之丹黄亦以此。”[10](P1)认为字句乃是诗歌气格形成的基础，不容小觑。查氏在《才调集》中剖析句法、字法处甚多，此仅举一例，评王昌龄《闺怨》：“闺中少妇不曾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语曰：“‘忽’字从‘不曾愁’来，‘见’字因‘上翠楼’起，‘柳色’正为‘春日’故，‘悔教’与‘愁’字相应，如此笔法，何容草草？”[3](卷8)查氏从字法、笔法入手，通过对字与字之间因果呼应关系的细致分析，使人想见闺妇深深的相思离别之愁，评点细腻，入木三分。
透过上述对查慎行批点《才调集》的全面观照可以发现，查氏于唐诗的确颇用功力。实际上，查慎行所在的清康熙诗坛，宗唐祧宋，各立门户，壁垒分明。查慎行早年亦染拟宋之习，尤好苏轼，曾倾30年之力而作《苏诗补注》52卷。虽说查氏终生好苏轼而不易，然其诗学观却并非一成不变，在其师黄宗羲影响下，查慎行由过去的拟宋逐渐转为兼宗唐宋。其《吴门喜晤梁药亭》诗云：“知君力欲追正始，三唐两宋须互参。皮毛洗尽血性在，愿及有志深劘勘。”[11](P104)“唐宋互参”的提出，表明其力求打破唐宋畛域，摒弃门户之见的决心，代表了查慎行诗学思想的逐渐成熟。单就诗歌选本的评点来看，我们所能见到的有查批《才调集》、查批《瀛奎律髓》。此外，在《才调集》评点中查氏还多次提及《唐诗鼓吹》，对比二书在某些诗篇选取方面的相异之处，可见其极有可能批点过此本。那么，或许可以这样说，查慎行对《才调集》等诗歌选本的评点不仅是其勤于学问的表现，更是其“唐宋互参”思想的产物。他以具体的诗歌评点来规避当时诗坛非唐即宋的门户之习，深入评析唐宋诗歌的优长与弊端，意欲走出一条融通互补的诗学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