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詹福瑞

[主持人语]唐诗选本是唐诗传播与经典化的重要途径。自唐代以来，历代文人通过编选、评点、注释唐诗选本，开展诗歌教育，传播个人文学情趣或某一文学团体或派别的文学观。至明清两代，诗坛出现了宗唐与宗宋之争，唐诗选本便成为各派张扬其主张的重要载体，编选刊印者甚多。孙琴安《唐诗选本提要》和陈伯海、朱易安《唐诗书录》是目前梳理唐诗选本文献比较详尽的著作。其中，《唐诗选本提要》收录唐诗选本659种，其中存世唐诗选本348种；《唐诗书录》收录唐诗选本392种，著录存世者237种。陈伯海、朱易安二位学者2015年出版的《唐诗书目总录》收录唐诗选本460余种，著录存世选本362种。这个结论显然不够准确，据我们不完全统计，历代编写的唐诗选本不下700种，存世唐诗选本超过460种，这些唐诗选本是研究唐诗传播、唐诗经典化及历代诗学的重要文献。由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立项的重大招标项目《历代唐诗选本整理与研究》，立足于唐诗选本的文献搜集与整理，撰写选本提要，影印汇刊历代唐诗选本，精选点校部分有诗学价值的选本；并在此基础之上，开展唐宋金元、明代和清代三个阶段的综合研究。此次刊发的三篇文章系这项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在文学经典化过程中，作品选本发挥了重要作用。选本的删汰去取、序跋笺评体现了人们的接受取向，在这个过程中，既发掘了优秀作品，确立了其经典地位，又丰富了经典作品的内涵。杜诗是文学史上无可争议的经典，其经典地位在宋代已然确立，因后世杜评的核心问题在宋代基本成型，如“诗史”特点、忠君思想、沉郁顿挫风格等。但杜甫经典地位的确立并不完全等同于经典化的完成，尤其是某一方面的经典化，其进程不一定与之同步，且对经典内涵的阐释往往会经历逐渐积累的过程。清代是杜诗学集大成的时期，杜诗经典化亦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一、清初唐诗选本的杜诗收录情况

清初的唐诗选本有40余种，尽管数量不算太多，但文坛代表人物几乎均据自身的诗学理论参与其中，使之成为清初诗坛重要的风向标。明代复古派提出“诗必盛唐”的主张，同时贬低排斥其他。清初诗坛为了扭转明人之失，开始提倡学习中晚唐诗和宋诗，出现了一批以中晚唐诗为主的唐诗选本，如顾有孝《唐诗英华》、龚贤《中晚唐诗纪》、陆次云《唐诗善鸣集》等，并重新评注《才调集》和《唐诗鼓吹》(二集收诗以中晚唐为主)。盛唐诗一时之间受到冷落。“天下始知宋金元诗之不可废，而诗体翕然其一变。”[1](P580)当时清人“厌蹈袭而思变通，始复中晚、宋人之诗是问”[1](P581)。但中晚唐诗和宋诗亦有其弊，李沂《唐诗援序》云：“是中晚及宋元人皆知尊盛唐、皆知学盛唐而患不逮，乃今之人背高曾而尸祝其云孙，忘本而逐末，取法乎下，必至风日颓、道日降。”[1](P597)中晚唐诗和宋诗皆要学盛唐，当今之举岂不是“忘本而逐末，取法乎下”。于是，清人在理性认识盛唐诗后而选择回归盛唐。表现在唐诗选本上，则出现了一批以盛唐诗为主的选本，如俞南史《唐诗正》、王士禛《唐贤三昧集》、李沂《唐诗援》、顾安《唐律消夏录》等。

在清初诗坛的风云变幻中，唯独杜诗的地位不曾动摇。只要是通选四唐，则必选杜甫。例如，邢昉《唐风定》22卷，选录诗人152位，诗作1352首，杜诗143首；徐增《而庵说唐诗》22卷，收诗305首，杜诗65首；王夫之《唐诗评选》4卷，收诗560余首，杜诗91首；黄周星《唐诗快》16卷，收诗1417首，杜诗136首；赵臣瑗《山满楼笺注唐诗七言律》6卷，收诗628，杜诗106首。以上选本皆为所选杜诗作最多、占比最大者。即便是以中晚唐诗为主的选本，杜诗数量亦居前列，如顾有孝《唐诗英华》22卷，盛唐诗仅2卷，杜诗则达103首。有的选本因体例原因未选杜诗，亦会特别说明，《二冯先生评点才调集》冯班卷首语：“序言李杜元白，今选太白，不选子美，杜不可选也，选李亦只就此书体裁而已，非以去取为工拙也。”[2](卷首)冯班解释不选杜甫是受到《才调集》体裁的限制，《才调集》标榜“韵高而桂魄争光，词丽而春色斗美”，与杜诗的旨趣不同。高士奇《续唐三体诗》亦未选杜诗，其序云：“李太白、杜少陵为诗家宗匠，置不录者，仍伯弜前选例也。”[1](P185)周弼《唐三体诗》未选杜甫，续编延续其体例，因而不选杜诗。金圣叹《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不收杜诗，则因其另有专书《才子杜诗解》。当然，一些非主流的收诗类型选本，如俞南史《唐诗揽香集》只收艳诗，高士奇《唐诗掞藻》单选君臣唱和之作，蒋国祥、蒋国祚《唐律诗韵》则按韵收诗，这类选本收录的杜诗不占优势。

清初唐诗选本收录的杜诗包括古体和近体，这是因选诗宗旨的不同而有所侧重。例如，俞南史《唐诗正》“欲总归于大雅”，故所选古体居多；黄生《唐诗摘钞》，只选近体；谭宗《近体秋阳》，单收五七律；顾安《唐律消夏录》，唯录五律。总体来看，选本中收录杜甫的近体诗多于古体诗，近体诗中又数七律最多。综合清初全部唐诗选本，出现频率较高的杜诗有“三吏”、“三别”、前后出塞、《北征》、《九日蓝田崔氏庄》、《天末怀李白》、《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秋兴八首》、《登楼》、《阁夜》、《登兖州城楼》、《望岳》等，均为杜诗经典之作。

盛唐诗人中李杜并称，与李诗相比，杜诗收录明显更多。例如，《唐风定》收李诗63首，杜诗143首；《唐诗英华》收李诗6首，杜诗103首；《唐诗快》收李诗43首，杜诗136首；《唐诗评选》收李诗43首，杜诗91首。由此可见，清初诗坛对李杜两位诗人的接受，更偏向于杜甫。总之，入选频率和收诗数量是诗歌经典化的基本指标，从以上唐诗选本杜诗收录情况可以看出，杜诗在清初很受推崇，其经典地位不容置疑。

二、清初唐诗选本中的杜诗反经典化现象

推崇杜诗，无疑是杜诗经典化的重要表现，但经典有时也会被质疑或诋毁。清初诗坛曾出现过反杜诗的声音，如王夫之和王士禛，这亦反映在唐诗选本上。王夫之评价杜诗时称赞与蔑视并存，其《唐诗评选》中《五言律小引》曰：“五言近体既不得不以唐为鼻祖，要当溯源寻声，以戒其滥。”[1](P541)《唐诗评选》对杜诗评价大相径庭，一般认为杜甫夔州之后的诗臻于完善，但王夫之不喜，说“夔州诗则尤入俗丑”，“入蜀以后，哀音乱节”，认为杜甫早年和出峡之后的诗作更好，“思有闲则韵得迥翔，必推早岁绝伦”，“出峡诗方是至境”。这样的观点，明显属于个人喜好，本无可厚非，但有些评论却显然过于偏激，俨然是对杜甫的谩骂：“杜又有一种门面摊子句，往往取惊俗目，如‘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装名理为腔壳。如‘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摆忠孝为局面。皆此老人品、心术、学问、器量大败阙处，或加以不虞之誉，则紫之夺朱，其来久矣。”[3](P115)被人所称颂的杜甫忠君思想，反成为王夫之口中的摆摊子、装门面，这样的观点不能令人苟同。王夫之为何如此诋毁杜诗，学者已有充分论述，此不赘言。现从杜诗接受的角度作一些补充。王夫之在杜甫《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后评曰：“俗子或喜其近情，便依仿为之，一倍惹厌。大都读杜诗、学杜者，皆有此病。是以学究幕客，案头胸中，皆有杜诗一部。向政事堂上，料理馒头馓子也。”[3](P27)在此，王夫之实则批评当时人们以学杜来充门面的风气，相比于杜诗本身，这一点似乎更令其厌恶。类似观点，亦见于金圣叹《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中李春源的点评，李春源针对金圣叹的“心于王室”之论曰：“奉承古人，无不以此为牌面，其实不然不然。然舍此便是自低身份，此忠臣鄙夫所以相争一间也。一部杜诗，都依此看。”[4](卷2)杜诗所表达的忠君思想深入人心，一部杜诗已然成为忠君的代名词，不论什么人，案头放置一部杜诗，便成了忠臣。这当然是清代文人的一种不良风气，王夫之的批评似乎不无道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是杜诗作为传世经典所具有的重大影响力。王夫之在批评杜诗的同时，也有诸如“宛折有伸，乃以直承魏晋”，“五言至此一境界，太华三峰，绝人跬步矣”，“自然好律诗，不愧其祖”之类的赞誉。

王夫之《唐诗评选》一直未加刊行，在1933年重刻《船山遗书》时方将其加入。因而，该书在清代几乎无人知晓，王夫之对杜诗的“骇人”评论未传布。这是杜诗反经典化之一例，并未对杜诗的经典地位产生实际影响。

王士禛是继钱谦益之后，执掌诗坛的重要人物，在清初诗坛上影响很大。他提出“神韵说”，以盛唐诗为典范，扭转了清初的宗宋诗风。王士禛提倡学习盛唐诗，但后人有渔洋“不喜少陵”之说。此说源于其《唐贤三昧集序》：“不录李杜二公者，仿王介甫《百家》例也。”[1](P587)渔洋甥婿赵执信说：“阮翁酷不喜少陵，特不敢显攻之，每举杨大年村夫子之目以语客。”[5](P313)综观王士禛对杜甫的评论，他并非“不喜少陵”，反倒十分推崇杜甫，如《古诗选凡例》云：“诗至杜工部，集古今之大成，百代而下无异词者。七言大篇尤为前所未有，后所莫及，盖天地元气之奥，至杜而始发之。”[1](P568)对杜甫的评价极高，并无偏见。《唐贤三昧集》未选杜诗，而其另一重要诗歌选本《十种唐诗选》却对杜诗十分看重。王士禛对《河岳英灵集》等十种唐诗选本作了删选，如《唐文粹》收诗961首，王士禛《唐文粹诗选》删603首，保留358首，删汰率为62.7%[6]。而对于杜诗，《唐文粹》收杜诗11首，王士禛删2首，保留9首，删汰率为18.2%，远远低于总删汰率。再与李白诗歌收录情况作一对比，《唐文粹》收李白诗67首，王士禛删35首，保留32首，删汰率为47.8%，比杜诗的删汰率高得多。可见，王士禛《十种唐诗选》对杜诗的删汰最为宽松，对李杜两位诗人，也明显偏重于杜甫。《唐贤三昧集》最初是附于《十种唐诗选》之后刊行的，王士禛自序云：“合《文粹》、《英灵》、《间气》诸选诗，通为《唐诗十选》。”[1](P587)两种选本同时刊行，贯彻其“神韵”主张，不应该出现截然相反的观点。由此可见，《唐贤三昧集》不选李杜，可能真如他所说“篇目繁多，集又单行”[5](P152)，并无其他。

清初唐诗选本中的杜诗反经典化现象，在文学经典化过程中并不罕见。文学作品在流传过程中，有时会淡出读者的视野，有时又会进入读者的视野，进进出出、反反复复的情况时常有之。对杜诗的尊崇与排斥，都是经典化的表现。经历了删汰去取、毁誉不等的考验，杜诗的经典地位只会更加稳固。

三、清初唐诗选本对杜诗经典化内涵的丰富

杜诗经典化主要包含这样几个内容：一是诗圣说；一是诗史说；一是忠君爱国说；一是沉郁顿挫说；再加上集大成说[7](P185)。这些观点大多在宋代既已形成，如杨慎《升庵诗话》云：“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8](P868)潘德舆《养一斋李杜诗话》有言：“‘集大成’之说，首发于东坡，而少游和之。”[9](P2183)杜甫“诗圣”之说确立稍晚，仇兆鳌《杜诗详注》原序云：“故宋人之论诗者，称杜为诗史，谓得其诗可以论世知人也。明人之论诗者，推杜为诗圣，谓其立言忠厚，可以垂教万世也。”[10](P1)直至明代，才将杜甫推为“诗圣”。清初在延续“诗圣”、“诗史”等说法的同时，从唐诗选本的角度看，杜诗经典化又增加了一些新内容。

首先是出现了新的解读杜诗的方法——分解法。清初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杜诗注本，如钱谦益《钱注杜诗》、朱鹤龄《杜诗辑注》、金圣叹《杜诗解》、黄生《杜诗说》等，杜诗学出现热潮。杜诗注本也影响了清初唐诗选本中的杜诗评注，最为显著者是金圣叹《杜诗解》的分解法。金昌《叙第四才子书》云，金圣叹“临命寄示一绝：有‘且喜唐诗略分解，庄骚马杜待如何’句”[11](P5)。金人瑞解诗每四句为一解，按解来讲解诗意，注重解与解之间的联系。徐增最叹服金圣叹的分解法，他在《而庵诗话》中说：“圣叹《唐才子书》，其论律分前解、后解，截然不可假借。圣叹身在大光明藏中，眼光照彻，便出一手，吾最服其胆识。但世间多见为常，少见为怪，便作无数议论。究其故，不过是极论起承转合诸法耳。”[5](P433)而他自己也身体力行用分解法解唐诗，如《秋兴八首》：“子美律诗必做二解，秋兴八首分开有十六解，独其诗前首结一句与后首起一句意相通，直作一首诗读可也。”[12](卷17)除了《而庵说唐诗》，赵臣瑗《山满楼笺注唐七言律》也视金圣叹分解法为“妙谛”，其序云：“迨金圣叹先生《分解》一书出，急购而读之。夫‘分解’二字，自是律诗中妙谛。”[1](P616)而黄生《唐诗摘钞》虽未明言，但实际解诗时亦用分解法，他将律诗分为“前后两截”，分截讲解，如杜甫《登岳阳楼》：“前后两截。前写登楼之景，后述登楼之怀，一二交互。言昔闻洞庭水有岳阳楼，今上岳阳楼望洞庭水，遂直接三四云云。”[13](卷1)清初出现的以分解法解杜诗，是杜诗经典化的进一步深化。早在元代即已出现诸多诗法、诗格论著，多以杜甫七律为范本，但此类论著偏重于对诗歌创作的总结和对创作方法的指导，而清初的分解法更关注杜诗的结构之美、韵律之美以及情感跌宕之美，在杜诗接受史上具有重要价值及意义。

清初杜诗经典化的第二个表现是对杜甫七律的推崇。杜甫七律自唐五代始被关注，至明代，其艺术性被充分揭示并成为学习典范，从而确立其经典地位。清初出现了顾有孝《唐诗英华》、金圣叹《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赵臣瑗《山满楼笺注唐诗七言律》、于鹏举《玉堂才调集》等多部专选七律的唐诗选本。在这些选本中，杜诗从来都是选诗最多、占比最大者。七律历来被认为最难写作者，“诗莫难于律，律莫难于七言，此古今之通论也”[1](P615)。徐增在《而庵说唐诗》七言律诗卷首细数七律之难后云：“有唐诸名家，穷思极力，而不得不让子美一头地，无他，以其丘壑多而用律细也。”[12](卷16)在唐代诸多名家中，杜甫七律是公认的第一。清初唐诗选本对杜甫七律的推崇可谓极致，不仅从收录比例到选诗数量都超过前代，并呈现一边倒的正面评价。杜甫七律虽在明代已确立了经典地位，但其时仍有一些批评之语，如李攀龙“愦焉自放”之说。至清初，此类声音基本绝迹，这是清人崇杜的体现，也是杜诗经典化的深入。

清初杜诗经典化的第三个特点是在阐释杜诗中增加了真情的内容。明代前、后七子提倡复古，影响甚大，复古的方式却是模拟、剽窃，冯武《二冯先生评阅才调集凡例》云：“万历间，王、李盛学盛唐、汉魏之诗，只求之声貌之间，所谓图袅、写西施者也。”[1](P90)模拟之风导致诗歌创作缺乏真情实感，故清初诗坛提倡写真情之诗。在唐诗选本中，更是看重杜诗创作中的真情。如黄周星《唐诗快》分为惊天集、泣鬼集、移人集，选杜甫诗最多，尤其是移人集，选录113首，其选诗标准“不问浓淡浅深，惟一以性情为断”[1](P559)。选本涉及真情的杜诗评论比比皆是，如《山满楼笺注唐诗七言律·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念家恩，伤国恤，痛定思痛，不禁潸然。此老夫之至情也。”[14](卷3)再如，《唐诗快·醉时歌》：“此先生饭既不足，酒亦安得有余？直是块垒填胸，不得不借斗酒浇之耳。诗特豪横奔腾，不可一世。”[15](卷6)最突出者是徐增《而庵说唐诗》，其解诗：“得将诸君子须眉毫孔，肝胆心肠，音容笑貌，及悲歌侠烈之气，活现写出，令读者知唐人性灵所在，而非徒留此形影已也。”[1](P535)其解杜诗往往能深入内心，如《喜观即到复题短篇》：“此又极体贴弟处。惟恐弟动念头，何其友爱之至也。”[12](卷14)再如《秋兴八首》：“人断处偏不肯断，人连处又偏不肯连，此老一生倔强，所以成得一个诗人。然非看得定、持得牢，将何者与人倔强也！”[12](卷17)句句戳在心底，徐增可谓最懂杜甫。从“诗史”到“诗圣”，人们探讨的多是杜诗的技巧和思想，尊崇他的人格，而较少体味他的情感。从性情出发来解读，无疑使得杜诗经典化内涵更为丰富。

总之，清初的唐诗选本对杜诗经典化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选诗、序跋和笺评，以新方法解诗，杜甫的七律更受推崇，杜诗的情感内涵被充分揭示。清代是杜诗学之集大成时期，杜诗学的发展即是杜诗经典化的表现，清代的杜诗学出现全盛的局面。同时，杜诗经典化也进入了全面发掘的阶段。清初是这一过程的开端，而唐诗选本则观照并见证了其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