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好像只有千条的铁栏杆。
——里尔克[1]
一．问题的界定
主要基于当院长时致辞的经验，本文从修辞学的角度分析和研究当今中国大学里的致辞。
致辞是典礼仪式的一部分，依附于典礼仪式，服从典礼仪式的功能要求：凝聚人心，创造、重申或增强集体感、归宿感和责任感。用儒家关于祭祀的话来说，大致就是“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2]
如果典礼仪式特别隆重、庄严，激动人心，致辞对于大多数参与者就不太重要。60周年国庆庆典，北京奥运开幕式，致辞没几个人记得；激动人心且难以忘怀的是令人肃然的阅兵方队，是万众欢呼中点燃奥运主火炬。事实上，许多，特别是初民社会的，典礼仪式就看不到或很少致辞之类的活动；[3]致辞这种典礼仪式上的现象，不仅与语言文字发达的社会相伴——还令人容易想到，可能与科层化治理体制的社会有关。
只是，很多时候，在大学校园，在诸如入学或毕业或院校庆典这样的场合，受时间、金钱等资源的制约，致辞可能成了典礼仪式的最核心部分。致辞成了唤起参与者的情感认同、实现仪式社会功能的基本和主要的手段。如何才能令致辞起到其应有的作用？问题绝不仅仅是“讲个话”，也不是致辞者如何清楚准确表达自己的“想法”，而必须根据典礼的性质和要求，致辞的特点，充分考虑可能影响致辞效果的相关因素，找到可行的说服方式，让参与者听进去，获得他们的智识和情感认同。这就涉及到古希腊传统的修辞学。[4]
着重号暗示了对修辞有不同理解。一种相对狭窄的理解，今天中国人习惯分享的，认为修辞主要有关文字表达，即为达意传情而调整适用语词；[5]因此导致了修辞学研究集中关注修辞的方法和手段。[6]古希腊时期的修辞学集中关注的则是公共场合的演说；关心表达手段，也关心——特别是柏拉图[7]——表达的内容的真假对错问题，更关心表达对听众的实际影响，关心现场演说的整体实在效果。这个传统，注重研究演说者、受众[8]以及两者间的关系，关注其他可能影响交流效果的重要变量。这是一种广义的理解。
本文选择广义的修辞学视角分析当代中国大学里的致辞问题。不是因为迷信西学传统，主要因为狭义修辞学实在无法涵盖致辞的研究。致辞要演说，面对公众，往往涉及公众关心的问题，[9]因此不仅仅是狭义修辞侧重的情意表达手段，也不仅仅是致辞文本的撰写问题。仅在遣词造句上下功夫，不仅未必改善交流，有时还会令受众疑虑重重。因为自古以来一直都有老子说的“美言不信”的问题。[10]
不少人寄以厚望的说真话，坦诚交流，也不一定保证交流的有效。[11]这只是对表达者提出的个人伦理要求。即使不讨论如何检验并强制言说真诚这样的操作问题，也不讨论真话是否通向或链接真理和善良这类伦理问题，[12]真话也无法保证听众接受。孩子就常常感到父母的叮嘱是唠叨；许多真话甚至更令人无法接受；在涉及信念的问题上，人们的经验似乎自古以来就是“不争论”。[13]所有这一切都要求，讨论致辞的修辞，必须走出遣词造句，必须关注文本之外影响或可能影响致辞有效性的其他变量。
不只是开放，本文也有限定。首先是，只研究大学里的致辞。致辞只是公共演说中的一种；不同的公共演说，修辞问题也不同，需要分别研究。集中关注大学致辞，地盘小了，却可能深入；由此获得的经验则可能有助于理解和研究其他公共演说中的修辞。
对研究视角也有限定。不是从置身其外的旁观者、研究者甚或典礼致辞的听众的视角，而主要是从致辞者——更具体地说是从院校长的角度，基于经验和体验，研究致辞中的修辞问题。即使考察受众，也是致辞者眼中的，而不是研究者眼中的，受众。因为，即使面对同一致辞，致辞者，与包括研究者在内的其他受众，遇到的修辞问题也完全不同。致辞者是当下的行动者，他不仅创造致辞的文本（当自己撰稿时），他还要创造致辞的表达。致辞还往往源自致辞者对特定群体的职责，是公务。而由于这种职责，在一段时间内，致辞者很可能得在时空不同但性质类似的场合多次致辞，思想或内容可以重复，表达却不能太多重复，尽管这不是一个有实在奖惩支撑的强硬规范。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典礼仪式的参与者、其他受众甚或通常的修辞学家很难，甚至是无法体会的。
却也因为这些，注定了本文不只是一位修辞学外行对修辞常识的重复。换个角度看，或许可以说，这也是关于大学致辞的一个反思社会学研究，一个参与性观察的经验研究。
二．受众
说话看人，这个道理人人都懂。但在今天大学的致辞实践中，这方面还是常常出问题。大学里的致辞通常以师生为受众；但这个受众并不标准化。可能面对的是新生，也可能是毕业生；有时还有本科生、研究生的区分；校友周年聚会或院校庆，则可能面对校友、各类嘉宾和领导；祝贺外院/校庆典，受众则是外校/院的师生；如果是学术会议开幕词，则面对众多学者。如今致辞还可能，并很容易，以各种方式广泛流传，潜在受众就更广了。如果不顾致辞的具体受众，致辞必定缺乏针对性。而一旦“目中无人”，一份抽象看来还不错的致辞，就可能与典礼仪式的要求不符，与现场受众特别是听众的预期不符，因此是糟糕的致辞。许多致辞之所以令人无动于衷，其实都与此有关。
例如，新生入学时，许多院校长都告诫学生刻苦学习；毕业时，法学院长往往告诫毕业生信守法治，追求公平正义，说些法律人的天职之类的话。当然没错。但这些话，在我看来，不是说给学生听的，更多是说给社会公众听的。就拿毕业告诫来说，如果这些话真的重要，院校长一定早就说了，或早该说了；等到毕业之际才说，或重复，貌似语重心长，但如果不证明其昨天的失职，就只证明了其此刻的失语。
这类要求在我看来还更多是伪装的职业要求，因为难道商人、记者或普通市民就可以不追求公平正义了？每个普通人都向往公平正义，尽管具体界定可能很不同，甚至有冲突。而如果是人人向往，又真的需要叮嘱吗——有几个父母叮嘱孩子“吃饭”的（这还不等于叮嘱“好好吃饭”）？再说了，今天中国法学院大部分毕业生最终并不从事狭义的法律职业，另一方面，所有职业又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广义的法律。因此，这类告诫有点无的放矢；不管有意无意，实际都更多是公关，其功能就是向社会宣传推销自己（致辞者、法学、法学院或法律职业）多么有职业追求，多么有社会关怀。而一旦致辞着眼点在公关，就一定冲淡了毕业生理应获得的关注。你不关心我，我又为什么要关心你呢？受众自然会如此反应。
还有院庆致辞，我看到不少外来致辞者常常不清楚自己是或应向谁祝贺院庆。致辞不是首先致意该院院长，而常常是依照主席台嘉宾的官职高低，最后才轮到该院院长。这反映的不仅是“官本位”；就话语交流而言，问题是，致辞者不清楚自己该对谁、是对谁说话。这样的致辞自然容易空泛，甚至没有内在的逻辑主线和连贯性。
尽管是公共演说，但细想起来，致辞，甚至所有的公共演说，在不同程度，都针对了特定群体，并在这个意义上属于特定“社区”。[14]从本文开始分析的典礼仪式功能中也可以得出这一推论。在这种意义上，任何公共演说都有、也都得有某种“私密性”。不仅是内容，还涉及语言、用语和口音。奥巴马用英文，谈美国经济，要求人民币升值；胡锦涛用中文，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美元不要贬值太快。有效的致辞，一定要关注致辞的具体受众，关注他们关心的或他们还没关心但仍然或可能与之有关的重大问题。从这点来看，普世主义的致辞，由于不附着任何具体社区或群体，很吊诡，恰恰是目中无人的致辞，对任何人都没有实质意义。
考虑受众，有些话必须说，有些则不必说。对北大的新生，例如，我就认为，就没多少必要强调刻苦学习。这种告诫不仅一般不起作用——有几个父母不这样要求孩子，但结果很不同。更重要的是，学习一般不是他们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由于强调创新，今天社会对学生也不是那么要求刻苦学习了。能考进北大的，也许不是最刻苦的学生——那些最刻苦的甚至可能没考上大学，但都聪明；如果不是界定为死读书、读死书，学习其实已经是他们的生活习惯甚至是内在需求了。如果还需要叮嘱，对这些学生，更应当提醒他们重视自己可能因应试教育受压抑或被湮灭的潜力和才华。他们当中，至少有些人的专业方向选择是因为家长和老师的威胁利诱，或是社会潮流裹挟，甚或某个电视剧的诱惑。真正理解和关切学生，理解大学的职责和社会功能，院校长因此应当引导和鼓励学生发现自己的热爱，鼓励他们自我创造，而不是重复告诫刻苦学习，“从一而终”。
这也就是说，在诸如入学或毕业这样的场合，院校长应尽量避免重复学生早已熟知的普世（换种说法更能看出问题——漫无边际的）真理。鉴于院校长的责任，也鉴于难得的典礼时刻及其功能，他更应关注，由于种种社会原因，那些当下不为人看重甚至有意遗忘，但听众可能受用的社会常识和人生智慧。这也不要求致辞者有什么特别的洞见。太阳底下无新事，致辞者没有电话专线直通真理或上帝，倒卖些终身受用的金玉良言；但生活毕竟给了他更多、更复杂的阅历，很可能给了他——至少在某些方面——更开阔的视野。他可以，也有必要，务实地讲点人生基本道理，具体形象地限定各种流行思潮的诱惑或膨胀的政治正确。他应当给予的有关道德或理想的告诫，在我看来，只能是这个时代和社会的重叠共识，强调做人的底线；指出其他可能选项之际，也要指出与这些选项相伴随的可能结果。
这个标准太低了！有人会指责。但说到底，致辞面对的是广大普通学生；即使有学生希望并可能成为精英，但那也只是少数。而且，天下的年轻人通常不缺乏理想，相反至少有些学生是心高气傲，恃才傲物，走上社会，常常难得善始，也常常没有善终。对他们来说，真有针对性的关切或告诫也许就不是火上浇油——鼓励他们为事业献身，而是锦上添花——激励他们为事业而苟活。[15]而当为了事业而苟活时，其实也就是一种献身。
不是说致辞者完全忽视其他受众或潜在受众。随着交通、通讯的便利和改善，在流传的意义上，致辞已经很难私密了。越来越多的父母参加儿女的入学或毕业典礼；校园典礼上往往有嘉宾，校友；一旦进入网络或报纸，潜在受众还有其他院校的学生以及其他读者。这些受众或潜在受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进入致辞者的视野，成为准备文稿和致辞表达时的考虑因素。但要知道，众口难调，受众多了，杂了，就会有不同的期待和需求，致辞者不可能让人人满意。这种情况下，致辞者应首先并集中关注现场的学生听众，因为他们是学校或学院首要和最主要的“客户”。要防止配角侵占了主角应得的关注。
而且，绝大多数潜在受众与首要受众之间往往关切相近或相连。新生或毕业生满意了，他们的父母亲友就很少会很不满意；致辞若打动了本院校学生，人同此心，一般说来，至少其中某些元素可能打动其他学生，乃至一般读者。
但在今天，集中关注本院校学生，力求致辞的适度“私密性”，有难度。原因并不是或不完全是如今许多人胡乱归咎的：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中，政治话语挤占了太多广义的私人话语空间。这种情况有过，也还有。但历史的看，最主要是现代社会有两个因社会发展引出的、分别看都合理、其内在要求却难以兼容的趋势，为致辞和演说编织了一个“铁笼”，致辞者“好像只有千条的铁栏杆”。
现代社会的发展大大增加了人们选择的自由。这意味着要日益尊重并尽可能满足个人和特定群体的需求差异。除了像汶川地震或“奥运”这样特别重大的事件外，如今很少有问题需要并能获得万众瞩目了。几乎所有社会“热点”其实都不是全社会的，而只是社会中特定群体甚或只是媒体的。尤其在大学，个体主义大大发展了；人们希望自己不同，希望自己独特，希望为自己而思考和感动，希望有属于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或由小群体分享的记忆，很自然，更希望大学致辞贴近个体自我或特定群体的日常关注和日常生活；[16]哪怕谈论国家大事，也总希望同个人勾连起来。事实上，任何人的个体性就是这些相对私密的个体经验的集合。在如今这样和平和发展的年代，在入学和毕业典礼上，坦白地说，学生有理由、也有权利不关心一些在院校长看来重要但对学生此刻并不重要的大事。就算你说的都是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他们也没时间、最主要是没心情跟随并仔细辨析。世界上的真理真的太多了，并非人人都打算，甚至很多人就没打算，按照“真理”去生活——否则还需要法律吗？否则还可能有创新吗？私密化、特定性已成为今天大学里致辞受众的普遍期待。
但社会发展又带来了更大的言论自由和传播便利，这就使本属于特定群体或社区的致辞日益公众化了。不仅有了额外的、不邀自来的旁听者甚或“偷听者”，他们各自往往还带着自己的情境、需求和真理，即使没到场，也会以某种方式在场。致辞者不得不关注公关，关注政治正确；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就是不想无意中冒犯了他人。因此有了一个非常吊诡的现代现象：在这个日益强调个性的社会，致辞反而日益标准化、缺少个性了。公共言说者更谨小慎微了。言论自由的扩大导致了由衷、坦诚表达的更少。这成了现代社会的一个宿命。
因此，要有效履行对本院校学生的责任，今天的致辞者实在要有点“倒行逆施”的勇气。如果真的关爱，那致辞者眼中就几乎只能有是只有他们。这不是狭隘，不是放弃自身对于社会甚或人类的其他责任；而是因为，只要不是读书多了昏了头，为语词所迷惑，那么任何爱和关切就必须也必定是具体的，必定是至少是在某个方面，对某人（或某些人、某个社区或某个国家）的关切胜过对任何他人。[17]在这个意义上，区别对待或“歧视”（这两个词在英文中都是discrimination）不可避免，“爱有差等”才可能有真实的爱。所谓的“泛爱众”，所谓的“博爱”，就和“金山”（黄金山）一样，都是说着好听的，都只是走不下书本的词儿。
三．致辞者
这也就必须把致辞者纳入修辞考察的视野；从致辞者的视角来看，这就是反思。除了其他因素外，这里最重要的是，致辞者不是抽象的言说者。无论在什么社会，在什么典礼仪式上，致辞者都是以特定身份说话的，这意味着他与受众有特定的权力关系；即使再平易近人，他也没法让自己成为一般的典礼仪式参与者，混同于一般听众。校庆典礼上，各位致辞者都是以各自的身份，以及各自在整个典礼仪式中的恰当角色，致辞，相互间还得契合。一位杰出校友，如果是代表当地政府，或是代表其他院校，或仅仅代表校友，说话就不一样，就不能一样。身份界定了致辞者与听众的相互关系，也大致界定了他/她应当以及可以说些什么话。
那么，对学生致辞时，院校长的身份是什么？在一定意义上，他是“官员”。责无旁贷，他一定要说些官话——总得有人代表院校向新生或毕业生提一些希望或要求，或是对其他来宾表示欢迎吧！院校长也还应该关心国家大事，因为这些事完全可能与同学今后琐碎的日常生活直接相关，哪怕是后者还没有理解或还没有真实感触。但在大学里，院校长往往不只是官员；他还可能是一位学者，或前学者（学问都“废”了），至少很容易“伪装”成一位学者，大学环境和致辞场合为他（包括她；以下不再重复）提供了这种可能。他可能毕业于本校，或外校，因此是，或也算是学长。最不济，在学生看来，他也是一位父辈或兄长。他有多重身份。
他可以，也应当，利用自己的不同身份；在致辞中，甚至可以多次转换身份。为什么？因为，从理论上看，身份规定的是身份者与相对应的人之间的关系距离，规定了一个人说话办事的视角。修辞学告诫，拉近与受众的距离，令他们感到致辞者亲切可信，这是增强致辞者话语感染力的一个重要元素。[18]院校长有不同身份，这意味着他可以选择并转换不同的与受众的关系距离，可以选择与身份相随的不同视角。这是院校长比其他致辞者或比其他场合的致辞者更有利的地方。
在大学致辞，院校长首先要注意降低身段，致辞时千万别“端着”，官腔官调。经验研究发现，演说者“屈尊”，可能获得一种“差别收益”（a profit of distinction），[19]从而令他的话更有说服力，更有感染力。但除了避免官气外，由于是知识分子，院校长如今还要注意避免另一种“端着”，即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很容易感染的毛病：老想着“为天地立心”，一不留神就以为自己是在十字架上说话，或是——像王朔挖苦的——装真理的孙子。[20]“高处不胜寒”，这种说话方式无法同听众有效沟通，自然无法实现典礼仪式的社会功能。
降低身段的好处是可以避免自己固定于校院长角色，有可能获得更大的言说和表达空间。[21]如果只是官员，那么在中国政府为国际公关将“和平崛起”的提法调整为“和平发展”后，院校长也许就得回避“和平崛起”了。但如果是学者，认为这种说法没错，你就可以照说不误。人们常常感叹“人微言轻”，那是有关决策；就说话而言，“人微”有好处。“无官一身轻”，说话就少了些顾忌，不必每句话都事先比照教科书或《人民日报》校对一下。自我“人微”的措施之一就是主动放低身段。
在入学或毕业致辞时，院校长主动放低身段，还隐含了对学生的重要提醒：你的身份变了。毕业或入学典礼对学生的重要社会功能之一就在于此：提醒他重新确认自己新的社会身份和责任，理解新的生活环境对他的期待。平日里，院校长长不可能同很多学生频繁交往，学生心目中的院校长也许一直不苟言笑，道貌岸然，除了学、问和管理，没有或很少其他，容易敬而远之。毕业之际，院校长放低了身段，转换了身份，相应地，学生的身份和地位提高了。在这个意义上，院校长放低身段就是为学生举办了成年仪式。孩子感到自己长大的标志并不是他年满18岁，也未必是父母亲说一句“你大了”，往往是无意中，他发现父母以及其他人对自己说话的方式和口吻变了。
放低身段，转换身份，这听起来好像是伪装，不坦诚；其实不是。放低身段更需要坦诚。一般说来，在亲人和信任的人当中，人们才会有什么说什么，少点顾忌；学术圈内，也只有把对方当成对手，才会认真对话，才会平等对话，才不怕亮出自己不一定正确、不太成熟的观点。这种坦诚，因此，也是让受众分享自己的视角，相互拓展观察问题的视角。这会激励已有一定思想训练的受众以自己的人生经验去验证，去审视，而不只是用一大堆名人名言来维系，所谓的正确观点。这其实是一种更为开放的人文教育、人格培养和品行教育。
但也因此，放低身段一定不是放弃立场和观点，迎合受众；相反要善于表达自己的不同观点。鉴于上一节提到的潜在听众，有时，为防止过于突兀和强硬，尊重价值多元，不冒犯某些人可能的信念，致辞者可以用“也许”之类的词对自己的主张或命题表示迟疑，做出让步。但这种迟疑和让步都是装饰性的，甚或可以说是“虚伪”的，因为“也许”背后可能是甚至往往是一种坚定或强硬。这是另一种修辞。[22]
不幸的是，降低身段只是指出了一个方向，更重要的是如何把握分寸。
但今天特别应当注意的是，无论如何降低身段，转换身份，院校长也不可能完全摆脱自己的身份，也不应放弃与这一身份相关的责任。这倒不全因为自己放不下，而是受众乃至社会有期待，不让你，你也不能，完全放弃。说这一点，是因为这两年来，许多院校的致辞开始有了变化。有些院校长为了摆脱“官气”，开始注重同学生的交流和沟通，在各种，特别是毕业，致辞中开始试图加入、插入之前少见的一些元素。这个努力方向值得称赞，但也可能，事实上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
致辞中插入一些网络流行语，如果活泼且生动，与致辞融为一体，不干扰听众的情绪和理解致辞的核心表达，完全可以。但目前有些网络语言的插入很生硬，很多余。诸如“打酱油”，“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或“不要迷信哥，哥只是个传说”这样的语言，或凤姐或芙蓉姐或犀利哥这样的意象，在我看来，由于与整个致辞没有什么内在关联，多一句少一句没关系，这就多余了，甚至有点做作。至于“一定记得那初吻时的如醉如痴”，[23]这样的话出自60多岁院校长的毕业致辞，则有点肉麻。
许多网络流行语寿命很短；当忙碌的院校长（或捉刀者）发现，感到新鲜时，大多“至今已觉不新鲜”了。[24]而且，与现代社会其他现象一样，网络流行语大都是在部分网民中流行，属于特定群体；就算在网民中通行，通行程度和方式也不一样。大学生是网民，但由于学业，由于校园，并非网络流行语都为大学生接受。“神马都是浮云”这种语言，大学生熟悉，偶尔也会相互间调侃一下，但仅此而已。网络流行语言，在我看来，除非对新生或毕业生有显然特别重要的意义，有可能成为其青春或校园象征，或因致辞者的改造、转换获得了一般性和超越性外，一般不宜直接纳入致辞。为活跃或调动气氛，少量纳入，可以；前提是，一是要以致辞为先，力求与致辞浑然一体；二不能分散了听众的注意力，冲淡典礼仪式的功能。着重号表明这个追求本身有风险，与“哗众取宠”的区别只在毫厘之间。分寸过了一点，就走向了迎合听众，看似关心受众，实际是更关心自己的受欢迎度；再向前一步，就是“媚俗”、“低俗”和“庸俗”了，尽管还是能获得掌声，甚至很热烈，但不是动情的。
院校长其实要理解大学，理解典礼仪式，理解自己的身份和职责，理解学生对典礼仪式以及对院校长的期待。大学是一个教育机构，不是市井茶馆；开学和毕业是典礼，学生希望得到的更多是幸福和感动，毕业时，还可能期望有些微的伤感，而不是简单的娱乐、嬉戏或嘉年华；[25]学生对院校长的基本和核心期待是学者（智识上），最起码也得是兄长（情感的），但不是哥们。兄长和哥们，抽象看，意思差不多，但社会意涵根本不同。这个期待不是院校长可能放弃的。“官身不由己”，主要是因为有社会和受众的期待；别因为习惯以此自嘲，就忘记这其实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学命题。想想，为什么由院校长致辞？他不一定比其他同龄人或老师更优胜，手中没有什么独家利器，也不一定比别人生活经历更丰富、更神奇；甚至他未必愿意。但怎么样，他还是要致辞；因为他是院校长，因为有与这个职务相伴的责任。
因此，关注受众，追求语言亲切、生动、活泼，能打动和感动受众，完全不等于迎合和讨好受众。院校长必须主要因其智识，因其对社会生活的观察、理解、发现，包括他对学生的体贴，也包括他有针对性的，有时甚至会令受众感到有点疼的告诫，来获得学生乃至其他受众对致辞者服务的大学或学院的尊重，更抽象地，是借此为学术和学术传统争取更多的尊严。如果致辞令学生欢笑了，笑完后的感觉只是，“这哥们（或这家伙）还知道这些！”那就是一个根本的失败。
20年前，王朔在小说《我是你爸爸》[26]中就形象地、更是深刻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小说中的父亲试图放下架子，与儿子做朋友，有意迎合讨好儿子。但这种“真诚显得荒唐，亲热看似矫情”，结果是事物更本质更可伯的另一面：“一旦在任何人与人关系中失去制约，悲剧的发生便不可避免，哪怕是具有强大亲情力量的父子间也同样如是。而不管悲剧发生在谁身上受损失的一定是双方。”[27]在当下亲民成为潮流，成为官员姿态的时候，这一点特别值得警醒。院校长得知道，并能守住，自己的本分。本分是社会秩序的要求，是他人的构建，不全是自我选择和创造。
四．话题
关注受众，还因为致辞的话题选择。其他类型的公共演说往往首先因为演说者有话要说，例如立法会上支持和反对某项动议，或司法辩论中支持或反对某项指控。这类演说者关注受众主要在于，如何说服和打动受众。典礼仪式上的致辞则未必是致辞者有什么话非说不可，只是典礼仪式要求，参加仪式的人期待，致辞者说些什么。致辞者，因此，在典礼仪式的限定下，常常得从听众的关切和期待中，寻找和发现某些可能分享的话题。
但校园就那么大，就那么些事，能说的话似乎不多。校庆致辞一般就是罗列本校一些目前社会公认的成就，公开地自我表彰；然后表表决心，说点此刻无法验证，以后也没人要求验证，足够大但又不太大的大话。为其他院校庆致辞，则大致是“有义务吹捧，但也不能太过”。[28]每年的入学和毕业致辞，除了偶尔有些时间上临近、同学们关心的重大社会事件可以谈论外，话题也不多，基调更少差别。坦白的说，如果能确保听众不外传，有份不错的致辞，年年重复，各校通用，也无妨。[29]说句不好听的，但是真话，对于院校长来说，致辞就是一种公文。
这可是个挑战！有记者说中国大学的院校长“不会说话”。[30]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更令人讨厌的是那媚外的小样：似乎国外校长都如何如何会说话。这如果不是无知，或有意欺世，至少也是取样错误。我还就抬杠，给我找几份像模像样的，德国或马达加斯加或日本或柬埔寨的，大学校长致辞！就算把某一位会说话的美国名校校长每年的致辞都翻出来，同样没法看，同样充满各类“官话”和“套话”——各种各样的政治正确；如果有谁不小心说了一两句“真心话”或“真话”，也会惹出麻烦。[31]事实上，美国许多高校院校长每年也讲几句，却更会特意邀请一些擅长演说的高官（总统，国务卿或大法官）、名人（包括前高官）致辞；稿子吗，也大都由“秘书”或“秘书班子”捉刀，并且“秘书”也不享有任何知识产权。
但你架不住学生的期待。感觉一生也就这么一次入学或毕业（其实不是），又在青春敏感期，他/她有足够的理由甚至权利如此期待。你能拒绝吗？因此，哪怕就是请假条，你也得写出花样来。裁判不是什么专家学者，就是在场（当文本传播开来时，还包括不在场）的学生以及其他受众。没有预定的评分标准，只看受众的即兴评判；有时还有不要自来的“旁听生”。从单一中开发出丰富，从无意义中创造意义，从不可能中追求可能。宋丹丹的语式，你怎么能说很难呢？那是相当难！
跳不出如来佛手掌，但就实践层面来看，大学里的致辞还有些回旋余地。毕竟致辞无需像演说、报告或论文那样，一定要主题鲜明、集中，或要有所发现。它肯定会重复，许多也就是重复；但重复的是情绪基调，而不是政策表述，无需一字不差。受众对致辞只有模糊的情感期待，没有确定的内容期待，也不要求全面和“完整”。只要不是与典礼仪式太不着调，与大学、学术甚或青年学生的关切还沾点边，即便是一两点，就话题而言，也就可以了。
校园致辞可以围绕一件事展开，由小见大，娓娓道来。也可以将看似散乱的几件事勾连起来，“东扯西拉”，只是这要求致辞者有能力从中发现或是创造一条思想或情感主线。这是可能的。从理论上看，世界上各个现象之间的联系从来不是天生的或固有的；已有的联系，也不是固定的或不可变的，都是有心人以自己思想的磁流将之聚合、组织、凝聚起来的。只要致辞者找到适当的视角，有强烈和饱满的感情，以及由此产生的思想情感塑造力，即使时空大幅跳跃和事件来回转换，也足以保证致辞“形散神不散”。大学校园的智识环境，入学或毕业或校庆时的氛围，还为这种创造预设了其他场合难得甚至干脆就没有的听众。
致辞者当然得留心日常生活，留心受众（在大学里主要是学生）可能关心的问题和话题，努力理解甚至是细细体会学生日常以各种方式显现的、他们的实在或潜在困惑，特别是要考虑当下学生可能会或应当关心什么问题，尽可能从听众了解的人和事切入，以与听众共同分享的文化、道德、情感和知识为基础，找到或提炼出一个话题。
这不算太难。日常工作中，每位院校长注定会遇到大量与学生有关的问题，会有许多务实思考，至少有些完全可以纳入致辞，甚至就成为致辞的话题，并不需要他额外“寻找”。即使陈旧的话题，也可以从其他可能的视角切入。在今日中国，院校长还可以，也应当，引导学生从其他角度来关注和思考社会、国家和国际的一些重大问题。前提是院校长自己得想过这些问题，在某些方面还要想得多、想得深一点，话也讲得透一点。必要时，他完全可以坦然交流自己不一定正确的思考结论。特别是，要有自己的表达。
即使在看似毫无差别的院校庆祝辞上，致辞者也不是只能率由旧章。要么不接受致辞邀请；接受了，你就要了解一下该院、校的历史，哪怕不是全部历史，哪怕是临时抱佛脚，致辞者也完全可以选择某个或某些细节或特点，适度发挥，努力从中开掘出——其实更多是赋予其——更为普遍的意义。只要听众感到致辞者用心了，说的也还真切，基本就可以了。鉴于没有哪两所学校完全相同，因此，借题发挥的机会永远存在。
即使学术会议上纯仪式性的甚至程式性的致辞也可以有所作为。这种致辞，至少有些，是院校长被迫承担的；原因也不都因为院校长行政化了，而至少有些是——说句得罪人的话——会议组织者和参与者的非学术化，他们往往希望借院校长到场致辞来标识甚或提升学术会议的级别和“档次”。对这类致辞，听众基本是只有程序期待，没有智识期待。既然如此，致辞者完全可以只说几句欢迎词。要么，在可能的情况下，他也可以就某个能说上话的问题说几句真切的话，以促使学术会议致辞的改变，增强学术氛围。这种可说的问题在当下中国还不少，院校长日常生活中会遇到，也会想过，问题是，他愿不愿意以及敢不敢在这种场合变动一下，借着院校长的身份，坚持学者的德性？！
同整个社会相比，学校确实狭小，学生确实单纯，学术确实单一，致辞者会认为没有多少不重复、听众感到有点意思、值得且容易展开的话题。这没错；却还是错觉。每个人都容易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其实外面的世界同样单调，甚至无奈。就致辞可说的话题和话来说，世界各地，社会上每个机构都差不多，都很有限。学校的不利条件是，年年都有新生入学，老生离校。但学校的有利条件是，大学生不仅有青春、理想、事业、爱情这些不确定因此可以永远絮叨的话题，甚至一些不大容易引发社会上多少人关注的重大甚或不很重大的国内、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事件，在校园都可能引发关注，也因有更多资讯而有能力关注，这都为致辞简单直接切入并展开这类话题作了很好铺垫。
意义从来是相对于人的，在很大程度上是表达者的视角、观察和思考的创造。即使看似陈旧的主题，致辞者也完全可以以些许新表达给受众带来些许新意。只要不追求面面俱到，句句正确，他完全可能突破某些习惯思维和老套，使一些本来也许不可言说的进入言说，使一些否则不很得体的变得颇为得体，使一些陈旧的思想和情感获得新的表达。
再换个角度，条件苛刻才激发创造，也支持并凸显创造，因为参照系已经有了，就在那里。音乐演奏家从来都是从给定的音乐主题演绎出华彩乐章的。如果没有大学致辞这种仪式化的场合，没有典礼对话题的制度性规定，没有受众的先期期待，致辞者的努力又能从何开始？又如何判断致辞者的努力是否有效甚或“成功”？
五．具体和超越
说个笑话；有学人下乡，看到牲口吃庄稼，赶不走，随即高喊：“快来人呀，动物吃植物了”。这是对某些知识人的特点的一个凝练嘲讽：缺乏行动力，所以喜爱呼吁；而与本文更相关的一点是，没法清楚表达，所以喜欢往大里说，喜欢用大词。
但每个人都是经验的，经验又总是具体的。因此，任何讲演（甚至日常说话），无论追求理性说服，还是追求情感共鸣，甚或仅仅想找到一个鲜活的话题，唯一的基础都是受众可直接感知的、最好是致辞者和受众可能分享的一些具体生活经验。借此，才可能在致辞者与受众之间创造一个有经验根据的、临时的情感和信息共同体，一个信任平台，进而才能让受众听进去，接受致辞者可能传递的某些信息和说理。
注重经验，注重细节，注重形象，这是有效交流的理性要求；但这背后是，即使在大学校园，在一个理论上高度诉诸理性、抽象概念和命题的环境中，由于人类的天性，支配我们理性和情感的仍然是原始人类的直观感受力，而不是人类在生存竞争中后来逐步获得和培养起来的理性推演和抽象思维能力。在我们的诸多感官中，我们偏重的、感受最强烈的，仍然是视觉能力，[32]以及与视觉相关的想象力。人的本质能力不是理性。这是追求有效演说的人必需牢记的。永远要避免从抽象的概念、命题展开致辞，要努力把抽象的概念和命题转化为可感知的形象和色彩，从自己和受众分享的日常具体经验和形象切入和展开。
但分享也未必要求受众真有这样的经验，其实更多是诉诸他们的想象力，调动他们可能感受的或想象的经验。“千里共婵娟”是苏东坡的；你我也能分享，即使今天没几个年轻人真有个弟弟可以思念。有些经验细节甚至不必为真；也许只是某个或某几个听众有过此种经历，但只要其他受众根据自己现有经验或本能可以想象性地体会和感受，即可。院校长致辞时，因此，要切实理解和把握学生现有的基本生活经验，由近及远；但也要防止钻牛角尖，从仅限于个别人的特殊经验展开，哪怕这些经验是真的也是具体的。院校长，出于教育责任，在某些问题上，还应当引导学生触及和理解一些他们目前尚未遭遇的经验，这需要学生更多的移情想象，需要推理和抽象，但还是要以学生可感知或已感知的具体经验为基础。
事实上，过分追求某些经验细节的真实，有时会很糟糕。这个问题，在时下许多院校长的致辞中，常常可见。例如，为充分、详实地展示本院校的历史发展、成就或特点，许多院校长常常会一一列举本院校获得了多少国家、省、部级项目，毕业了多少博士、硕士、本科生，有多少教授、副教授，有多少毕业生当了什么“官”，有多少厅局级、部级或副部级干部，甚至图书馆有多少册图书。这些数字看上去具体，细致，但听起来会令所有人——包括致辞者——沉闷甚至郁闷，没人理会。这些数字本身一定是有定义问题的。什么算是一册“书”？什么算是你“培养的”，甚至“学生”？短期培训、退学的或自考生算不算？还有腐败下台的官员（无论你算，还是不算，对公众还都会有个无法辩白的教育伦理问题）？也一定会有统计误差。就算没有统计误差，这些数字对于致辞者试图支持的结论又有多少分量？以及，最重要的是，有多少听众真正关心这些数字？并由此产生情感上的共鸣？精确常常会钝化我们的直觉、感知力和想象力。西施、貂禅都不是三围数字的组合。
从社会效果来看，诸如此类的数字还有可能令某些甚至是多数现场听众反感，因为这里头流露了一种不利于创建情感共同体的功利心。所有学生都希望院校有成就；但即使没有成就，没有大成就，那也是母校。我们感恩父母从来不是因为他们事业比别人成功，只因为他们是——父母。
这类精确细节的另一大问题是缺乏超越性。人们是关心细节，但并非一般地关心细节。人们关心的常常是那些属于个体但他人通过想象可能分享的经验细节，借此使局部的具体经验获得一般性或超越性，不仅是当下，而且是长久的。致辞者在选择经验细节表达时，因此，要注意选择那些可寄托普遍情感的、具有一般性的细节。这些具体经验细节完全可以是建构的，即可能发生，却未必真的发生了。想想亚里士多德的论断：“诗比历史更真实”。[33]
顺带着，这也就部分回答了，本文为什么会从典礼仪式说起。致辞是典礼的需要，并非偶然，也不仅仅因为便利。典礼仪式的固执和持久存在，特别是在如今这个“去魅”的社会还日益盛行，意味着我们的人类天性或本能中有某种固执的超越性情感需求。我们受制于肉身。据此，应当相信，属于特定时空特定群体的某些经验有可能获得某种超越性。“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辗转反侧”，这样的表述仍打动今天的读者，不是因为其表达精确和生动，而主要因为，在特定意义上，我们就是古人；古人的经验就是我们的。能打动特定时空受众的某些细节或意象，借助于人的生物本能和想象力，完全有可能打动另一时空的受众。“粒沙见世界，片花一重天，无限在掌中，永恒于瞬间”。[34]关键在于致辞者是否敏感，是否准确，能否独具慧眼。
六．聆听与阅读
今天的致辞很少是即席发言，几乎都是先有文字稿；之后也常有读者。由于信息保存和传播的便利，对致辞的评价事实上基本是读者基于阅读的经验。这暴露了我们今天的有关演说致辞的评价标准有偏见，但一时还改不了。在准备致辞时，许多人还是更看重文稿。这种看重其实不很合适，因为现实中的致辞总是首先在现场口头表达的。尽管最后都要经听众大脑起作用，但致辞诉诸的第一感官主要是听觉。但听众接受的“声音”也不是单一或“纯粹”的，有音响、音调、音色、节奏、韵律、语气、语调等，还有方言、口音等元素。这之外，还有视觉元素，如演说者的身姿、手势、目光、表情等。因此，在西方的修辞学传统中，研究者和实践者也一直高度重视公共演说中的“表演”元素。[35]所有这些都可能强化，[36]尽管弄不好，如“口音太重”，也会削弱致辞效果。然而，这也已表明，无论如何，致辞者都不能仅仅关注致辞的文本，还必须考虑致辞的行动，不能仅仅关注致辞的阅读效果，同样也必须关注致辞的“聆听”（以及“表演”）效果。
问题在于，阅读和聆听虽基于同一文本，效果却无法统一。换言之，聆听效果好的，阅读效果未必好；反之亦然。甚至，依据我的经验，还很难甚至无法兼顾或双赢。
现场聆听获得的各类信息都是即时的、一次性的，因此是无法回溯的。由于方言、口音以及其他随机因素，有些信息的传递还是非标准化的，听众不熟悉，甚至没有预期。受限于场合，听众没法要求并掌控致辞者传递信息的速度，即使注意力高度集中，也难免“遗失”一些重要信息。演说传递的多种信息有可能相互支持，但也可能相互干扰；有些则干脆是“杂音”。这些因素都挑战听众的“聆听”，挑战他的记忆以及有效整合、处理相关信息的能力。很容易出现“听不清”、“听不懂”和“跟不上”的现象，致辞效果因此打折甚至受挫。
阅读有自身的优势。虽然失去了众多听觉和视觉元素的辅助和支持，阅读获得的致辞感染力有可能降低，[37]但也因此摆脱了“聆听”的限制。阅读是受众主导。读者可以自由控制阅读速度，可以来回跳跃和反复阅读标准化的文字，可以从容不迫地自主筛选、整合、处理各种信息。严格且标准化的文字规训还会格式化和提高读者的阅读能力，这反过来会为写者提供更多可能，不但表达更为凝练，而且可以创造和运用一些更为精细微妙的文字修辞手段；尽管这会进一步扩大口头交流和文字交流之间的分歧。
自古以来，中国知识人都曾努力在汉语言文字中兼顾、协调这两个维度，并以文字为基础，创造和积累了一系列分别针对阅读或/和聆听，有时还可能互补的修辞手段。例如音韵学；如吟诵；甚至诸如排比、对仗、铺陈这类通常认为针对文字阅读的修辞格，其实也部分针对了听觉。近代以来，也有这类努力。例如，胡适倡导的“话怎么说，就怎么写”。[38]
但聆听和阅读效果一直无法统一。以诗歌为例。古代诗歌的吟诵，放到今天，就很是迂腐和做作。而今天的一些新诗，哪怕朗诵（这也算口语表达，尽管不完全相等）令人热泪盈眶；一旦阅读，失去了诸多表演元素的支持，就让人感觉拖沓、散漫、啰嗦，乃至习惯阅读古典诗歌的毛泽东说“给我三百大洋也不看”。[39]仅从阅读行为上看，分享毛这一观点的人还真不少，且越来越多。[40]乃至于今天的一些新诗作者完全放弃了对音韵甚至节奏的关注，只注重阅读效果；[41]而追求可诵读的诗歌，如“梨花体”，常常淡如白水，广受嘲讽。[42]表达精细的，思维严密的，演绎复杂的，并因此可读性强的，无论什么类型的文本，都只能止步于私人阅读。
因此，许多传统的文字修辞手段就无法在包括致辞在内的公共性演说中沿用。最主要的原因是，传统修辞手段主要针对读者，针对个体，多用于诗词歌赋文章，还要求交流双方受过严格的标准化训练。吟诵与致辞，尽管都算口头交流，性质却完全不同。任何演说，只要是面对公众，无论听众受教育程度如何，也无论话题是什么，都一定具有更多公共性和平民性。这就决定了公共演说和致辞从一开始就无法接纳某些传统的修辞手段。怎么可能想像摇头晃脑，拖着长腔的吟诵致辞？那还是致辞吗？
当然可以说兼顾。但这个词好说，操作很难。兼顾的结果往往是两头不讨好。与首先并集中关注文字表达和阅读效果的其他文字稿不同，我认为，致辞文稿从准备之初开始，就应以口语表达为基础，以聆听效果为核心关注。在这个前提下，尽可能考虑阅读效果。据我的经验，致辞者（或捉刀者）从一开始就不应幻想聆听/阅读效果的统一。
这意味着，当这两种理论上同样值得追求的效果冲突时，致辞者应基于致辞的特点和追求，按照效果最大化的原则，做出他认为合理的斟酌取舍。而目前，我认为，应更多关注口头表达和聆听效果。这是因为，前面讨论过的，致辞服务的社会功能，以及致辞的相对私密性——它首先要口头表达，要服务现场的第一受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如果致辞不能令眼前的听众满意，还说什么满足其他消费者？更开阔一点看，相比之下，中国的文字书写和阅读的传统一直更为强大，公共演说的传统则比较孱弱，一个简单直接的证据是今天的致辞者通常更注意并常常离不开文稿，而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变革和发展都要求并正促成更多、更有效的公共演说。[43]
这并非要放弃文稿的阅读效果。在不损害聆听效果的前提下，致辞人还是要追求致辞文稿的阅读效果，包括但不限于：文稿篇幅不能长（一般不应超过3000汉字），独立的整体感，文字的洗练、干净，言之有物且有智性愉悦等等；哪怕是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闲笔”，在整篇文字中也应起到良好的结构功能和整合功能。
关心文稿不单单是考虑其他潜在的读者；还因为，今天，一些因聆听感动的听众也可能成为后续的读者。如果致辞的文字不好，阅读效果很糟，这些曾经的听众就会怀疑或惶惑自己聆听时的感动。
针对聆听，对字、词甚至句子的综合声音效果要足够敏感，要响亮，要上口；不必刻意追求，但有时也可以借鉴一点传统的平仄音韵。句子一定要短，长句要容易断句。这些是常识。但要想让听众容易理解和把握，更重要的是要尽可能用简单的句子，而不是长句或段落，来表达思想。这就要少用形容词和专业词汇。尽管大学的致辞需要智性，甚至要着意避免过于感性，但又一定不能太多说理；说理也要更多诉诸直觉、常识和情感，[44]多用直观且无可置疑的断言——亚里士多德称之为缺省三段论。尤其要减少抽象的论证，把致辞当成了论文或论说文。必须假定，绝大多数听众能跟上的逻辑推理不会超过三句；超过了，就需要听众额外记忆和推论，就增加了听众理解的成本，必然降低聆听的智性和情感效果。
当然要注意受众喜闻乐见的口语。但又不要以为存在一种可直接援用的口语，口语没有固定的产地或库房。有证据表明，沟通有效的口语，一旦转为文字，阅读效果并不好。[45]口语化，因此，一定不是简单的“话怎么说，就怎么写”。口语其实也是要选择的。通过选择，发掘出简单语词的潜能，就可能创造全新的聆听和阅读效果。例如“这不是一个好判决，这只是过去一百年来最伟大的判决”。[46]即使基本意思、用词完全一样，仅仅语词换个位置，或重复，也可能赋予其不同的意涵、魅力——想想“屡战屡败”和“屡败屡战”。[47]今天，尤其不能误以为口语就是时髦或新潮的语词，诸如“给力”、“神马”之类的，往往与社会通行的书面语尚未很好磨合，纳入致辞很容易显得突兀，影响整体效果。其实。与此相关的是，只要得当，善于创造，昔日的文言也完全适合今天的口语，例如“矫枉过正”、“实事求是”等。[48]
说到口语表达，还有一个几乎无人提及，事实上一直存在的问题，风格。我这里还不讨论致辞者个人的风格；还不到关注这一点的时候。在此，我只讨论致辞的口语风格与致辞的功能和特点，与致辞者的身份，与涉及的话题或主题以及与受众、场合和气氛，总体上要协调。
由于是在大学，我认为，致辞首先应当整体上足够“大气”。这可能有个人偏好或偏见，但主要不是。大学里的致辞是公共活动，履行的是凝聚人心和创造共同体感的社会功能，涉及的话题不会太私人，现场听众基本是青年学生。所有这些都要求致辞，除了包容其他元素外，总体上必须透出大气，甚至得有点崇高感。这完全不等于用点大词，唱些高调；相反要尽可能从致辞者与受众可分享的平凡中提炼出厚重感或历史感。院校长当然可以甚至应当以某种方式表达或调动学生的情绪，有情有义，也可以调侃，但总体上必须走出“小资”。这不仅是致辞者的基本身份的要求，更因为，只有大气，致辞才能获得更多受众的情感支援，才可能创造对于典礼仪式最重要的共同体感和精神凝聚力。
另一个可能影响致辞风格的因素是，鉴于现当代中国文化已经且仍在经历巨大变迁，也鉴于高校的智识环境，大学里的致辞可以适度增加现代智识因素，包括融入反智的元素。还可以更多运用那些已经整合进现代汉语的欧化句型和表达方式。当代中国人，特别是青年学生，已经熟悉了很多外来语的句型和修辞技巧，这为开拓现代汉语的弹性创造了新的更多更大的可能。致辞者可以借鉴甚至创造一些新的句型和语式，来强化现代汉语口语的表现力和魅力。如果可能，还应追求表达的凝练，乃至格言化。
知道要什么，致辞者还要知道不要或应避免什么。要少用成语、固定搭配和常规表达；句子不要太整齐，句型不要太单一；举例不要太生僻或俗套，但又要——看似吊诡地——贴近日常生活；要少引名家名言；引，也不要因其著名或“权威”——如今是一个不那么迷信声誉的时代，而是因其犀利和简洁；引，也尽量不要提名字；提名字，也不要加“正如著名的某某家指出的”这类字样；引用古人、前人，尽可能用现代口语意译，并与致辞风格保持一致。
由于说话的修辞与阅读的修辞不同，因此致辞中要避免，避免不了也应淡化，那些更多在文字或文学作品中运用的修辞手段。双关、谐音之类的，一般别用；这些手段除非额外解释，听众很难直接感知。诸如排比和对仗这些修辞手段，理论上能改善阅读效果，也能改善聆听效果；但总体上利大于弊。这类手段常常必须显著，才能为听众感知。而显著了，就会转移听众的注意力；更重要的是，修辞手段显著了，即使打动人了，听众还是容易起疑，动摇听众对致辞者的信任，损害致辞的效果。因为，平常没人这么说话。
我甚至认为致辞的文字应直白一些，甚至可以唐突些，[49]给人急不择言、脱口而出的错觉，给人一种看似直话直说、实话实说、“完全没有修辞”的错觉。其实这就是修辞，并且往往是高手的修辞。[50]语言直白，便利了听众理解，节省了他的时间和精力，因此会大大增强语言的冲击力（想想“大江东去，浪淘尽……”，想想“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想想“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以及“这样的山才真正叫山”[51]）；而且会解除听众对陌生致辞者天然会有的戒心，增强致辞者人格然后其言辞的可信度。
七．现场表达
致辞的修辞自然必须包括现场表达。仅仅在文字上注意了口语化还不够，那还只是文稿，而不是话语，只有在现场说出来了，才真正成为话语。致辞因此不仅仅是话语，而且是话语行动，[52]是“以言行事”，[53]因此也才有了前面提到的“表演”成分。注重现场的口语表达，致辞者要有现场感；在各种有利或不利的条件下，致辞者还要努力强化和创造致辞的现场感。
除了咬字清楚、声音洪亮、速度适中等无需告诫的告诫外，我认为，在当下中国，致辞首先要注意的是说话的风格。如今的典型风格是慷慨激昂，往往某句话最后几个字，音调猛然高亢起来；也许是以此来突出重点，或是提醒或邀请人们鼓掌？这个问题在校园学生中，在演讲比赛中，非常显著；模仿电视新闻播音员、主持人或演员，字正腔圆，铿锵有力，音调和节奏充满激情，浓重的理想主义。这很可能导致，即使有了生活化的文稿，现场表达却还是非生活化的，与日常说话差距太大，太表演了。尽管近些年来，首先是崔永元已经给中国人的公共场合说话带来了可谓“范式”的变化，但在校园演说中，基本是涛声依旧。
有位美国朋友在中国参加某个会议后问我，为什么许多人的致辞或发言声嘶力竭（screaming）。我瞎猜，不敢确定，这可能与现代中国的讲演发端于群众性革命运动有关。从孙中山到毛泽东，甚至江泽民，几代革命者，基本都是从群众运动和学生运动开始的；1949年之后，也有不断的政治动员。而在嘈杂的广场或街头，在空旷的谷场或河畔，即便在礼堂，也没有或没有良好扩音设备，发言者也一定要拔高音，声音才能传开，触到尽可能多的听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更有流血牺牲，演说自然容易激情澎湃，慷慨激昂。这是社会革命和群众运动使然。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革命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现代中国典型演说和致辞的内容，而且塑造了现代中国演说和致辞的风格。这也许是福柯的知识谱系学一个很好例证。
这个猜想的考察可以留待他人。对于如今的大学致辞来说，一个现实问题是，既然环境、话题、内容、受众和音响设备都有了很大变化，致辞风格也应当与时俱进，至少可以多样化一些。“即使是‘依法治国’，又有什么地方规定了毕业典礼上院长就只能说一番大道理，不能说一些悄悄话？只能豪情满怀，不能温情脉脉？”
并不是刻意多样化，而是因为致辞的现场表达本来就没有一个先验的本质规定或规范要求。致辞者要务实地关注交流效果。不考虑内容和听众，一味高亢激昂，声情并茂，一定会令致辞变味。一份毕业致辞，由濮存昕或罗京（很不幸，他已经去世）来宣读，就一定比许多院校长略带口音的普通话，效果更好？也许，字正腔圆，荡气回肠，听众听得更清楚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聆听效果更好了；但这也会使某些听众觉得这不像他（致辞者）日常说话，不像是说心里话，是在念稿子或朗诵甚至表演，再一次——对致辞者身份和真诚的疑惑会损害说话的感染力。如果听众自觉不自觉地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声音上，这更会削减致辞的主要功能。致辞，和做其他事一样，不能只关心想象的收益，更要考虑减去成本后还有无收益；不能只考虑一方面的收益，必须综合平衡成本收益。
出于这一考虑，除了撰写文稿时注重口语外，实际致辞也应坚持口语。这意味着，在目前很多人普通话有口音的前提下，我认为，除口音太重导致听众听不懂外，致辞者无需刻意修补、掩饰自己的口音，更不应换个致辞腔调。这种努力与实际效果往往负相关，尤其当听众已经熟悉致辞者口音时。毛泽东、周恩来等都没有因其方言口音而减少其演说致辞的力量。相反，当年外交部长陈毅的答记者问，有两个版本，最打动人的，恰恰是那个“川话版”。[54]
从听众心理看，一个人说话的口音和风格统一涉及到一个隐含的、言说者人格统一的问题。院校长致辞与上课或日常说话腔调不一致了，这实际是在推开听众，有意拉大了双方的距离。如果致辞者说话“跩”起来了，口音、语气、腔调都变了，听众本能地会怀疑致辞者的真诚。尽管这种怀疑，很可能是传统社会塑造出来的，甚至是蛮荒年代的人类生存环境筛选剩下的人类生物本能，没多少道理；但生理反应不听道理。
也因此，在中国目前，在大学致辞中，我反对“声情并茂”，俗称“煽情”。院校长致辞的声音和情绪都应适度内敛；尤其在入学和毕业这种现场情绪已经饱满、甚至可能漫溢的情况下，更应如此。内敛的表达也更符合院校长以及相关的教师或学者身份。文稿可以深情些，致辞却一定不能煽情。深情是成年人的优点，煽情则是青年人的擅长。此外，深情往往隐含了一种分寸感，不强加于人，不过度“现场征用”听众的感情。从声音效果看，洗净铅华，返璞归真，情感的朴素力量才会充分凸显出来；尽情宣泄，缺乏余味，未必能真正打动听众。说实话，对那些不时以人类、正义、民主、人权等大词或名义发言的演说或文稿，看似激情满怀，文采飞扬，实在对不起，我的第一感觉（尽管是错觉）总是“李洪志”。
这当然意味着不能念稿子，但我还认为，致辞者也未必要背稿子。即使熟悉稿子，他也完全可以手中拿着稿子。听众期待关切、感动和信服，其中不包括致辞者的记忆力。致辞者良好的记忆力本身不会强化听众期待的那些元素，也不是致辞者此刻最想向听众传递的信息。甚至，致辞者要着力避免电视节目主持人的那种流畅，他可以选择略显木讷。因为致辞的表达太流畅了，就容易显得“滑”。若感到了是背诵，听众还很容易不讲道理地认为致辞者说话不用心或没用心；听众在乎现场感和即时感。如果致辞者的记忆力本身吸引了听众，就会冲淡聆听致辞。
还有一点，至少到目前为止，大多数中国人说话都还相对木讷，一般说来，即使喜欢却还是不太容易立马信任伶牙俐齿、能说会道的人。因此，洞察民众社会心理的孔子才告诫学生要“讷于言而敏于行”。[55]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语境中，选择木讷是有针对性的修辞策略；也算是另一种贴近民众，“取信于民”吧。
但木讷仅仅是表达的内敛，而不是反应慢。无论如何，都不应导致听众低估致辞者的智力和能力，这会严重损害致辞的效果。在现场，致辞者尤其要注意创造现场感，把握和掌控现场；不仅要准备应对，更要积极地利用，某些事先未预见的现场因素。他必须足够的敏感和灵活，有能力，让可能强化和支持致辞的相关即时元素及时进入自己的视野，简练且巧妙地融入致辞，并与致辞的基调一致。有时只需一两句插话或一段开场白就可以创造出这种现场感。这时，致辞者手中有或没有文稿，听众是无所谓的，他们就在现场。人是很容易“欺骗”的，也需要这种“欺骗”；[56]就像人需要仪式一样。
为创造和强化现场感，只要时机合适，特别是在大学院系这一层级（在这一层级，因师生交往互动更多，会有更强的社区感），特别是在毕业典礼，致辞者完全可以甚至应当提及某些听众的名字，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无论是事先准备还是临场发挥。在其他场合，致辞则可以始于或插入现场的一些或大或小的人和事，例如之前某人的致辞，无论是表示赞同或矫情的异议。这不但会拉近致辞者与听众的距离，创造现场感和亲近感，其实也透露了致辞者的机敏和认真（他真的听了他人的演说，或看见了什么）；此外，致辞者还可能，借着这些现场话语，勾连了不仅是自己同他人的致辞，而且是这个作为整体的典礼。
致辞是致辞者主导的言说，但在适当场合，致辞者完全可以用第二人称来创造与听众的虚拟对话。只要可能，用个体的“你”，而不用群体的“你们”。即使是面对学生，院校长也要少用“你们必须”或“应当”之类的命令语气；一定要用，可以用“我们必须”，“也许我们必须”，甚或反问句。这类表达和句式更容易造就一种对话、商讨、互动的感（错）觉，造就一种社区感或共同体感。
八．结语
大学里的致辞，还有不少与修辞有关的问题应当讨论，包括如何结束。但我打住，不讲道理；并以三个限定结束本文。
本文主要基于个人经验，仅就大学里的致辞，分析讨论一些自认为比较重要的修辞问题。肯定会有错误，更有其他重要的修辞问题未涉及；视角是院校长，而绝大多数演说者或典礼中的致辞者不是院校长；致辞只是公共演说中一个分支，这种经验也就很难为其他公共演说套用；更重要的是社会在变化，修辞问题也会变化，昨天的必须（例如，革命年代的高调演说和致辞）也许今天或明天就不再必要。我的分析更多依据的是昨天的经验，而昨天不可能也不应规定明天。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也标注了本文的局限。
修辞是一种实践理性，不是纯粹理性，因此分享了其他“无言知识”的“会者不难，难者不会”的特性。这意味着，掌握修辞需要大量实践，理解修辞也需要接触大量具体范例。本文没有提供多少例证。不仅因为大量例证未必能说清修辞的道理，容易令人厌烦；也还因为本文更希望从社会科学的视角，把大学致辞中的修辞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即便如此，本文也已表明，修辞或修辞学还没有一套可以系统推演的理论，常常还是一系列告诫和提醒的汇合。因此，本文不以提高或改善读者的修辞能力为目标，只是希望提醒有心的读者注意修辞问题，或唤起他们的经验。即使自己做不到，起码能看出来，至少免得被人“忽悠”了。
但在修辞上，尤其是公共演说的修辞，最吊诡的是，真正好的修辞，其实受众是“得意忘言”、[57]浑然不觉的。“真在境中者，从不见此景”。[58]修辞对他发生效果了，他却没察觉有修辞；让人察觉到了，常常不是好的修辞。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接受“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而最后这两点似乎宣布了修辞或修辞研究的多余和无用。
但眼下还说不清楚的，或一时还无法证明的，并不一定不存在或没有用。因此本文的意味或许是，我们需要更系统、也更具体细致地研究修辞问题，研究不同文体、不同场合甚至是不同人的公共演说中的修辞问题，而不是放弃。【注释】
注释：
[1] 里尔克：“豹”，冯至［译］，《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1册（上卷），袁可嘉、董衡巽、郑克鲁［选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
[2] 《论语·学而》。又请看涂尔干的观点：“［仪式的意义］首先是道德的和社会的。……这些仪式在道德上重新塑造了个体和群体……。”“唯一目的，就是要唤醒某些观念和情感，把现在归于过去，把个体归于群体。”“只有通过仪式，群体才能得到巩固并维持下去。”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页490, 498, 502。
[3] 对这些初民社会宗教仪典的分析描述，可参看，涂尔干，同上注，第三卷。
[4] 柏拉图：《高尔吉亚》，《柏拉图全集》卷1，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亚里斯多德：《修辞学》，罗念生［译］，三联书店，1991年，页24。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强调的——与“修辞学”相近——“辨术”或“文”也分享了这一传统。关于这一点，可参看，苏力：“修辞学的政法家门”，《开放时代》，2011年2期，页39-39。
[5]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页4。类似地，王希杰认为修辞学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同义手段的选择。王希杰：《修辞学导论》，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页63。
[6] 目前中国“汉语修辞研究似乎存在这样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太偏重于积极修辞, 也就是修辞格的研究。……第二个问题是，即使对修辞格的研究, 也较多的是停留在表面的描写上……”陆俭明：“汉语修辞研究深化的空间”，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2期，页29；以及，“关于汉语修辞研究的一点想法”，《修辞学习》，2008年2期，页1。
[7] 柏拉图：《高尔吉亚》，同前注［4］，页333以下。
[8] 本文中，“受众”不限于现场听众；它包括致辞的视频和音频的听众，以及致辞文本的纸本和网络读者。
[9] 参看，亚里斯多德：《修辞学》，同前注［4］，页30以下。
[10] 《老子》81章。但对修辞的怀疑也还是一种“普世价值”。自柏拉图（同前注［7］）开始，“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修辞”这个词有说话蒙人或过分推敲的否定含义，与说话中肯相对立。”波斯纳：“修辞、法律辩护以及法律推理”，《超越法律》，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页570-571。
[11] 例如，巴金：《真话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但对这一问题做出了详细理论梳理和论证——尽管相当天真和无力——的是哈贝马斯。请看，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行动的合理性和社会合理化；第二卷：论功能主义理性批判），洪佩郁、蔺青［译］，重庆出版社1994年。
[12] 可参看，尼采：《朝霞》，田立年［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页111，段73。一个非常现实的例子是，希特勒的许多演说其实很真诚，并不是出于虚伪。
[13] 例如：“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邓小平文选》卷3，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374）；以及.“道德辩论只是加深分歧，而不是沟通分歧”（波斯纳：《道德与法律理论的疑问》，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页8。类似的论证，还请看，拉莫尔：《现代性的教训》，刘擎、应奇［译］，东方出版社，2010年，页183-184；拉莫尔引证了波德莱尔、蒙田、潘恩、昆德拉以及罗尔斯等来支持或解说释这一命题。
[14] 在戴维·米勒看来，甚至现代民族国家也不过是更大的社区或社群。请看，David Miller, Market, State, and Community: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Market Soci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15] 塞林格：《麦田的守望者》，施咸荣［译］，译林出版社，1998年，页175。.
[16] 关于个体主义，我看到的最好的经验性表述，来自乔治·凯特伯。请看，George Kateb, "Democratic Individuality and the Meaning of Rights," in Liberalism and the Moral Life，ed. by Nancy L. Rosenblu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91.[
17] 可参看，奥威尔：“甘地随想录”，《奥威尔文集》，董乐山［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页417。
[18]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修辞学》，同前注［4］，页24-25），在西方修辞学中，这通常称之为伦理感染（ethical appeal）；更细致的分析，请看，波斯纳：“修辞、法律辩护以及法律推理”，同前注［10］，页572-573。
[19] Pierre Bourdieu,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ed. by John B. Thompson, trans. by Gino Raymond and Matthew Adams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68-69.
[20] 王朔：“与孙甘露对话”，《我的千岁寒》，作家出版社，2007年，页315。
[21] 参看，Donald Black, The Behavior of Law, Academic Press, 1976, ch.2
.[22] 可参看，波斯纳对霍姆斯“洛克纳诉纽约案”的反对意见中类似表达的分析。Richard A. Posner, Law and Literature, 3rd e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343-344.
[23] 李培根：“记忆”，《青年博览》，2010年，17期，页16。
[24] 例如，号称中文网络上最牛、最无厘头的水帖，“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 2009月7月16日首次出现在百度的“魔兽世界”。2010年6月23日李培根校长将之纳入毕业致辞（同上注。）时，已将近1年了。
[25] 涂尔干指出，宗教仪典中本来就有一些游戏娱乐的因素，有助于释放心灵，但“假如仪式只能起到消遣的作用，它就不再是仪式了……仪式与游戏不同，仪式是严肃生活的一部分。”涂尔干，同前注［2］，页502。
[26]“我是你爸爸”，《收获》，1991年3期。
[27] 王朔：“父亲——有时需要小心躲避的东西，——《我是你爸爸》导演阐述”，《无知者无畏》，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页138-139。
[28] “一个才尽的老作家对老腕新秀的殷切期望”，《无知者无畏》，同上注，页96。
[29] 但这不可能，也不应当。第一，致辞虽然是针对特定受众（例如本院校的毕业生或新生）的消费品，但有时对非特定的消费者也具有消费价值，并且今天的通讯发达也便利了这种消费；一方的消费不影响他人的消费，因此致辞可以说是一种公共善品。第二，即使话题没变，社会也可以通过新的表达（新致辞）来部分评价并进而监督致辞者以及他代表的机构组织的能力和绩效。第三，对于这个机构组织来说，新表达有某种广告或公关的意义。第四，新鲜对于致辞者本人也有意义，一份致辞再好，重复，致辞者的边际收益也会递减，直至为负值。第五，即使没有新的思想，但新表达还是会激励其他新的表达。以及第六，最根本的因素，在今天，基本无法保证那些值得传播的致辞不传播开来；要保密，成本会很高。
[30] “校长的腔调——不会‘说话’的中国大学校长”，《南方周末》，2010年9月30日，版1。
[31] 例如，2005年1月14日，以经济学学者，而不是哈佛大学校长，的身份，萨默斯出席学术会议，他认为在科学与数学领域中女性比男性少的原因也许与男女“天性”有关。这一观点其实有一定的生物学证据支持，却立刻被舆论斥为“性别歧视”，引发了要求并最终导致其辞职的“反萨默斯风潮”。“Harvard’s President Wonders Aloud About Women in Science and Math,”http://chronicle.com/article/Harvard-s-President-Wonders/21108。
[32]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页1。
[33] 亚里士多德：《论诗》，《亚里士多德全集》（9），苗力田［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页654。
[34] 参看，威廉·布莱克：“天真之预言术”，《布莱克诗集》，张炽恒［译］，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页89。
[35] “有人问，贯穿演说家全部工作的核心是什么，德摩斯忒涅斯（Demosthenes）答道；（1）表演；（2） 表演；（3）表演。”尼采：《古修辞学描述》， 屠友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页138。在美国，有律师为强化自己法庭辩论的效果，专门学习表演。请看，波斯纳：“修辞、法律辩护以及法律推理”，同前注［10］，页591。
[36] 例如，在一些场合，方言表达会有更好的修辞交流效果。参看，Bourdieu,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同前注［19］，pp.68-69；又请看后注54的例子。
[37] 可参看，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一本献给自由精神的书》（下卷），李晶浩、高天忻［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页662，第110段。
[38] 转引自，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页56。
[39] 没有明确的出处，却在学界和民间广为流传。但毛在一封信中确实说过，“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请看，“给陈毅的信”，《毛泽东文集》卷8，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页422。
[40] 关于近30年来《诗刊》发行量的大幅降低，可参看，“文学期刊：改革之时，要冲上去做实事”，《中国新闻出版报》，2010年5月18日，版005。
[41] 例如，北岛的诗《生活》，只有一个字，“网”（《北岛诗选》，新世纪出版社，1986年，页24）。
[42] 例如，曾引发网络争议的赵丽华的诗，《一个人来到田纳西》：“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引自，http://baike.baidu.com/view/549209.htm。事实上，所谓“梨花体”就来自作者名字的谐音。
[43] 请看，苏力：“修辞学的政法家门”，前注［4］。
[44] 这看似对修辞的“说服力”是个反讽，但不是。我们无法割舍并赖以生存的往往就是这些看似——实际也确实是——肤浅的道理，霍姆斯称之为我们的“不得不”（“can’t help”）。请看，Oliver Wendell Holmes, Jr., “Ideals and Doubts,” in The Essential Holmes: Selections from the Letters, Speeches, Judicial Opinions, and Other Writings of Oliver Wendell Holmes, Jr., ed. by Richard A. Posn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118。此外，致辞的社会功能也主要是创造这种情感认知的共同体。
[45] 可参看王朔根据一个笔会的现场录音整理出来的一篇文字。尽管删去了太多的“他妈的”并对一些半截话做了补充，他还是感叹“日常生活中的口语多么芜杂和泥沙俱下”。王朔：“电影《诗意的年代》中的几本声音”，《无知者无畏》，同前注［27］，页186-214。
[46] Richard A. Posner, Law and Literature, 同前注［22］, p.346.
[47] 杨树达［编著］：《汉文文言修辞学》，科学出版社，1954年，页38-39。类似的外国的例子，又请看，“不忠实的配偶就是——不忠实的”（波斯纳：《道德与法律理论的疑问》，同前注［13］，页10。这两个“不忠实”，前者是对行为的描述，后者则是对行为的评价）；以及“他从没想过要诚实，他只是诚实而已”（Lawrence Lessig, “The Prolific Iconoclast: Richard Posner,” The American Lawyer, Dec. 1999 , p.105）。
[48] “矫枉过正”出自南朝范晔《后汉书·仲长统传》：“实事求是”则出现于东汉班固的《汉书·河间献王传》。这两个成语如今都主要因为毛泽东的创造性运用，成为现代汉语口语了；毛泽东甚至在《湖南农民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卷1，人民出版社，1991年，页17）中赋予了“矫枉过正”今天更为流行的含义。
[49] 有时甚至令人感觉不讲理，或是讲歪理；这种感受来自作者指出了一些社会事实，直接违反了我们习惯了的规范命题。出色的，例如，马基雅维利：“一切武装的先知，胜利了；没武装的，则失败了”（Machiavelli, The Prince, ed. by Quentin Skinner and Russell Pr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21）；杰克逊大法官：“我们说了算不是因为我们不犯错，我们不犯错是因为我们说了算”（Brown v. Allen, 344 U.S. 443 (1953), at 540）；以及斯蒂芬：“少数人给多数人让道不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错了，而是相信自己是少数”（James Fitzjames Stephen, Liberty, Equality, Fraterni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70）。
[50] “这种直白的风格常常是［……］老道的知识人建构的。”Richard A. Posner, Law and Literature, 同前注［22］, p.344；又请看，前注［47］中的例子2和3。
[51] 李瑛：“进山第一天”，《红花满山》，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页3。
[52] John R. Searle, Speech Acts: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53] J. L. Austin,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2nd ed., ed. by J. O. Urmson and Marina Sbis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54] 1965年9 月29 日北京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在回答香港记者有关美国侵越战争可能扩大到中国的问题时，外交部长陈毅元帅说，中国人不好战，可如果美国真把侵略战争强加给“老子”，“老子”欢迎他们早点来，明天就来；他双手揪起两鬓白发激情地说，“老子已经等了十六年了！老子等得头发都白了！”公开发表时，出于“文雅”，也为了避免“好战分子”的形象，《人民日报》把口头禅“老子”全都改成修辞效果大为逊色的“我”或“我们”了。请看：“陈毅副总理兼外长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发表重要谈话：中国决心为打败美帝作出一切必要的牺牲”，《人民日报》，1965年10月7日，版2。
[55]《论语·里仁》。
[56] “我们清楚看到，人是既爱骗人，又爱被骗，因为修辞学这种错误和欺骗的最大工具，竟有教授专门研究，公然传授，还常常获得很高声誉”。可参看，洛克：《人类理解论》（下），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59 年，页497（引文依据英文版做了调整）。
[57] 《庄子·外物》。[58] Geroge Orwell, “Charles Dickens,” A Collection of Essays, Harcourt, Inc., 1981, p.83; 中译，请参看，“查尔斯·狄更斯”，《奥威尔文集》，董乐山［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页4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