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新疆到河南南阳从事和田玉贸易的维吾尔族群体从早期自发分散居住于市场周边，到2017年统一迁入政府规划修建的公租房集中居住，发展为独立管理的民族社区。该社区虽然在区位上与其他社区相对隔离，但却保持了过去以市场为中心的居住格局。这种围市而居的社区以相互嵌入性的生计关系为基础，是玉石市场在当地的社会性延伸。流动维吾尔族以这种方式整体性地嵌入当地社会，是探索促进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互嵌式社区的有益尝试。
关 键 词：维吾尔族 围市而居 玉石贸易 社区建设 Uygur living around the market jade trade community construction
现代社会的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引发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流动人口在一定的条件下会逐步演变成为流入地相对稳定的社会成员，成为推动当地社会发展的新动力。其中一些流动群体会基于历史、经济、文化等因素形成各种形态的聚集共同体，进而发展成具有鲜明特征的移民社区。①在多民族构成的中国社会城市化过程中，基于民族身份而在流入地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聚居社区是其中的一种形态。
对于此类民族聚居社区，学界主要有两种基本分析框架。一种主要基于少数民族群体自身分析，认为同一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习俗的亲近性使他们在陌生城市中更容易建立群体认同，民族原生纽带成为他们在新环境中依靠的重要社会资源，比如较早被学界关注的北京“新疆村”的维吾尔族即是典型代表。[1]一些学者认为，对原有关系的依赖是少数民族进入城市暂时不能完全适应和融入当地生活的体现；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这种现象可能是少数民族群体调动传统资源主动适应新环境的方式。[2]无论是哪种观点，这一分析框架都倾向于将流入城市的少数民族看成相对隔离的群体，他们与城市主体人群之间社会生活的差别往往非常明显。[3]另一种分析角度则偏重于从城市社会角度来理解，认为少数民族以群体性的方式满足了城市中一些行业特殊的劳动力需求方式，而这种特殊需求反过来又促使进入城市的少数民族在新的环境中形成新的聚集群体。[4][5]这些群体虽然依旧保持着很强的民族认同，但事实上他们在社会和文化特征上已经与流出地的同民族成员呈现较大差别。他们一旦与具体的空间结合，就会形成以该民族群体为主导的社区形态，但这种结合的过程却并不是如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即有的研究表明，除了民族群体自身文化外，经济[6]和制度[7]环境实际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通常的情况是，在制度默许的情况下，民族聚居群体可能会与阶层等其他因素重叠，进而衍生出各种形态的民族聚集区。[8]主流城市研究理论大多对人口流动形成多样文化的民族社区持积极态度，认为他们是促进城市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然而，也有一些观点认为，这种民族聚集区可能会导致居住的空间隔离现象而让一些人感到忧虑，他们认为，太过强烈的居住空间隔离现象不仅被认为会导致城市碎片化和管理困难，而且还会因为自然空间的隔断会拉大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心理距离和情感距离，最终构成民族或族群冲突的潜在原因。[9][10]因此，主张政府通过各种形式的社区建设干预和规划城市人口的空间分布成为当代城市治理的一项重要原则。
基于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不同国家在面对类似问题时采取的方案各不相同。一些崇尚“民族同化政策”的国家将少数民族的空间分散作为实现文化同化的一种手段，通过公租房混合分配等一系列强有力的政府介入措施实现少数民族在城市的分散居住，以期望达到更好的社会融合；一些崇尚“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国家将社会融合与维持文化多样性视为同一过程，通过提升社区发展能力，推动社区内部团结，从而保持整个社会各种形态社区的平衡与和谐；还有一些国家将族群性的空间隔离认定为阶级分化问题，因此着力于推动社会成员改善自身经济处境，从而改变自身在族群性空间分布中的位置，[11]最终弱化基于族群特征的居住空间隔离现象。
中国作为具有悠久历史的多民族国家面对这一问题有其自身的特殊处境。长期以来，各民族人口处于自然流动状态，城市中基于民族因素的隔离居住现象并不突出。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流动少数民族在城市聚集居住的现象开始增多，由此引发了诸多忧虑和讨论。针对这一些新的现象，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会和社区环境”，希望通过建立多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的路径来实现各民族更好地交往交流交融，巩固和发展民族团结。[12]一些研究将相互嵌入式社区概念空间化，强调不同民族群体居住空间的交错性，认为硬环境的改变势必会促进交往交流交融。[13]然而，空间上的“共生性”与“交互性”仅仅是“嵌入”概念的一个面向，[14]它是否必然会对其他面向产生影响却是个未知之数。“相互嵌入式社区”的理想状态实际上蕴含着更多层次的内容。②因此更多的学者认为“互嵌式社区”应该包括多方面意涵，[15]有的提出总结为三个层次：居住格局、社会交往、精神文化。[16]这样一种分析对理解静态社会具有参考价值，但对于当下因为人口流动而正在形成的城市民族社区解释力有限，因为这个群体流动性很强，这种社区处于不断动态变化中，其居住格局并不一定与社会交往和精神文化对应，所以群体间真实发生的实质性的交往行动及其生成的认同才更能体现“互嵌”的深层内涵。
基于这一思考，笔者于2014年开始关注从新疆流动到内地从事玉石贸易，并在南阳石镇形成聚居社区的维吾尔族群体，③通过2016年至2017年赴和田、南阳、江苏等地进行的4次深入调研，对他们形成了较为全面的了解。本文希望通过对这一流动维吾尔族社区形成历史的梳理，及其生计和居住模式关系的分析，揭示该社区形成的逻辑，进而深化对“相互嵌入型社区”的理解，促进对城市化过程中流动少数民族社区建设的研究和思考。
一、石镇维吾尔族玉石贸易群体的聚集
河南省南阳市因盛产中国四大名玉之一的独山玉而闻名，玉石开采、加工和交易是当地支柱性的经济产业链。南阳市区以西约40公里的石镇是其所辖最重要的玉石加工基地和国内最大的玉石贸易集散地。该地主体居民为汉族，常住人口7.2万，近80％的居民都从事玉石或玉雕相关行业。截至2016年，已经形成8个大型专业玉石市场，涵盖玉石产业的各个环节。
早至2000年左右，开始有零星的维吾尔族来到石镇贩卖新疆和田玉。此后，和田玉市场逐渐升温，进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商人加入该行业，其中不乏大量当地汉族商人。然而，由于路，途遥远，且语言、文化和交易习惯等方面的差异，汉族商人直接到新疆购买玉石面临诸多不便，流动维吾尔族玉石商贩恰好满足了这一市场需要。当这些维吾尔族中间商逐渐熟悉内地行情后，便开始大批量地将和田玉贩入石镇，进而扩展延伸至江苏、上海、浙江、广东等地，由此形成一条由维吾尔族商人主导的贯通东、中、西部地区的和田玉贸易网络。
随着石镇经营环境及生活设施的改善，一些维吾尔族商人陆续将留守家乡的妻子、儿女接到当地共同生活。他们在石镇市场常驻，同时到沿海城市流动经营，因此石镇的维吾尔族人口迅速增加。2007年和田玉被指定为奥运会金镶玉奖牌的制作原料后，和田玉市场迎来新一轮交易高潮。除作为高档装饰品外，很多人还看好和田玉的进一步升值空间，将其作为一项投资产业，导致和田玉价格迅猛膨胀。石镇维吾尔族玉商的从业人数也随之再次增长，2008年前后高峰期维吾尔族常驻石镇人数曾经多达3000余人，短期流动经营的更达上万人次。2013年以来伴随整个玉石市场回冷，当地维吾尔族玉商从业人数开始回落。截至2017年5月，常住人口在1000-1100人之间，其中90％左右来自以和田为主的南疆各地州，少量来自伊犁、乌鲁木齐等地。④
二、维吾尔族玉石市场的流变与整合
石镇的玉石市场分为室内市场和马路市场两大类。室内市场包括大中型玉石商场和个体门店两种，通常出售不同档次的成品玉器、玉饰等。马路市场则是根据经营玉种、玉料类别不同而分布于不同路段，地摊经营，主要出售原石、边角料和相对低端的玉器成品等。
进入石镇的初期，维吾尔族玉石商人主要聚集于赵河、玉佛大桥、玉博路一带的马路市场。像其他马路市场的当地商贩一样，每日开市他们便在路边铺一张四方布，将石头整齐地摆放在上面，蹲守在摊位旁，等待客户来查看询价，谈好即现场交易。马路市场一般开半天，闭市后他们将石头装回麻袋或特制的铁箱中，用拉杆拖车或三轮车将石头运回住处，等待第二天开市。直至石头基本售完后再返回新疆进货，如此往返于两地之间，每年少则两三趟，多则七八趟。这一时期，当地玉石市场整体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市场管理滞后，尤其是流动性极大的马路市场秩序尤为混乱。作为初来乍到的维吾尔族商人融入当地市场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遭遇了一系列困难，出于应对与适应的需要他们内部也逐渐形成一套自发的组织机制。而随着政府对石镇所有玉石市场的管理加强，维吾尔族经营的和田玉市场也被重新规划安置，维吾尔族商人群体的居住、组织都随之发生重大变化。
(一)初期的市场
维吾尔族商人主要经营和田玉，客户除了一部分玉石收藏爱好者和玉石投资人之外，大部分是玉器加工商。这些加工商购买玉石原料，依靠当地的玉器加工技术，创造出精美的玉器成品，再将其外销。维吾尔族商人与当地玉器加工商分属于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彼此相互依靠共同完成整个生产和销售过程。
玉石不同于普通商品，一般没有统一的市场标准价。交易双方根据自己对玉石品质的判断来定价，但双方的判断标准和喜好未必一致，因此彼此心里预期的价格有可能差别很大。因此，议价就成为玉石交易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议价需要双方进行面对面的口头交流，语言沟通是最常见渠道。然而，对大多数维吾尔族商人而言，与带有河南本地口音的当地人用普通话进行交流时常遇到困难，很多买卖过程中发生的冲突事件正是由彼此交流不畅导致的。因此很多重要的交易不得不依靠既熟悉当地习惯，同时又具有良好语言沟通能力的中间人来完成。
维吾尔族商人经营的和田玉石品质参差不齐，但其中不乏品相好且价格昂贵的好货，有的开价高达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元。在市场管理不健全的时期，时常发生趁乱偷窃玉石的现象。由于市场人流量大，偷窃案件又很难取证和追查，一般情况只能不了了之。一些商人也因此蒙受了不少的损失。在调研过程中不断有人气愤地讲他们石头被窃和被抢的经历。“来这卖石头的很多都是农民，老实得很，在新疆老家东拼西凑才攒齐本钱买了石头到石镇，从来没有出过远门，有的刚下班车连市场的影子还没看到，石头就被抢了，血本无归，还欠下一大笔债务。那些人专挑单独一个人时下手，简直坏透了。”一位早期进入当地市场的商人回忆说。这样的事情屡屡发生，激起大家的强烈不满，对那些偷窃石头的人恨之入骨。一些商人怀疑，那些偷石头的人可能与一些本地的玉石商贩有关。因为玉石通过正常交易的价格很高，但是偷来的玉石为了尽快出手，其价格往往相对较低，因此当地的一些玉石商人默许甚至暗地支持这样的行为。偷窃玉石的人一般都有组织，一旦被维吾尔族商人抓住，双方发生冲突就会导致群体性暴力事件。比如早期到石镇的玉石商人艾尼讲述了一起发生于2006年的冲突事件。
玉博路市场上一名女玉商抓住了一名当地男子，声称亲眼看到这名男子前一天偷了她的石头，并要求其归还，双方纠缠不休。这名男子因为年纪较大，在僵持中逐渐处于劣势时，但周围突然聚集二三十名当地男子来帮忙，女商人的丈夫也带了数十名朋友赶来，双方大打出手，最终有百余人卷入冲突，直到警察控制现场才平息了冲突。此次事件导致1人重伤，数人轻伤。警察抓捕了这名女商人夫妇和部分参与冲突的当地人，准备开展进一步调查工作。然而，当天晚上玉石商贩集中经营的玉博路，大约500米长的露天摊位上被人泼了屎尿。第二天清晨陆续有人到摊位对面饭店里的临时礼拜点进行礼拜时发现满街都是恶臭，根本无法再摆摊。与此同时，在附近的街巷里还发现贴了数百张传单。看到这样的场景，商人们非常气愤，但又苦于找不到干坏事的人，只能忍气吞声，当地政府得到消息立刻派消防车协助他们清理摊位，并积极开展安抚工作，让大家尽快恢复市场，不要因怨恨再次引发冲突。两天以后，市场才逐渐恢复。经此事之后，当地市场管理人员加大了安全巡查，安装了监控摄像头，进一步完善监管制度，使偷窃玉石的事件得到有效的控制。
(二)市场的组织化
市场经营因为交易而引发的争议事件虽然持续不断，但是市场本身也一直在朝着组织化和有序化的方向发展。这种发展不仅体现在政府相关部门对市场管理的进一步规范，同时也表现为维吾尔族群体内部的整合和组织化。这些维吾尔族商人来自新疆各地，大部分互不相识，为了生意聚集到石镇，虽同为一族，但彼此之间的认同却是有限的，甚至存在因地域、城乡等因素相互歧视或排斥的现象。因此，他们不仅面临跟当地其他群体的互动调适，同样也面临内部的关系整合。
如前文所述，在石镇经营的初期，这些商人大多以个体的形式进入当地。虽然大家共处一个市场，但彼此的生活关联并不紧密。正如艾尼所说，“如果这些商人结伙成群的来石镇，也不至于出现刚刚下车就被偷抢一光的现象”。由此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很松散的。而这种情况随着一些“领头人”的出现开始慢慢变化。来自伊犁的艾克便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个。他大概2005年到石镇来做玉石生意，因为普通话说得很好，经常在其他人交易过程中帮忙翻译，遇到纠纷大家也会请他去协助解决，逐渐在其群体中竖起了威望。再加上他性格豪爽，结交了不少当地朋友。在当时市场管理不那么精细，市场内部矛盾频发的情况下，这样一个能协调各方利益的“中间人”得到了不少商人的普遍认同。2009年左右，艾克实际上已经被大家公认为玉石市场中的“管理人”，市场管理机构也与其保持经常性沟通，相互配合共同维持市场秩序。2010年，当地进一步规范市场，要求原本在河边和桥头的玉石商人全部挪到玉博路一带。艾克积极组织配合并出钱在路边做了多个玉石货架，方便大家摆放玉石，因而使马路市场的铺位变得相对固定。根据市场管理部门要求，每个摊位每天需缴纳3元钱的卫生费，由艾克代收，并用于雇佣专人打扫市场卫生。从这时开始，是否缴纳卫生费就标志着经营者是否被纳为正式市场成员。尽管此时真正有效的管理服务依然有限，但这无疑是玉石市场逐步整合进当地统一管理体系的开端。
对于艾克而言，作为市场“管理人”不仅意味着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而且在帮助别人完成交易的过程中也能获得相应报酬。随着市场的扩大，往返于新疆、石镇两地的玉石商人数和频率都大幅增长，同时他们开始游走于苏州、义乌等地开展业务。由于要携带大量玉石，便利的交通十分重要。艾克看准了这一商机，承包了几辆大巴，为这些每周往返于各地市场的商人提供专线班车服务。依托便利的公路交通，维吾尔族的玉石交易已经远远超越了石镇固定的玉石市场，而演变成为一种流动的玉石交易网络。石镇因为有国内最大的玉石交易基地为依托，生活成本也远低于东南沿海，所以大家依然选择将这里作为中转的驻地。类似于艾克这样的商人看到机会，开始探索满足大家生活需要的服务。
新疆和田作为和田玉的主要产地，当地人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到石镇的和田籍玉石商贩越来越多。黑力便是其中一个，他于2009年到石镇，在市场管理和沟通方面表现出很强的能力。精明的头脑，加之久居内地深知在内地的生存之道，黑力在和田人内部的号召力迅速增强。他召集了早些年流动到内地的一批年轻人协助，将原来玉博路市场旁边的隆茂市场承包下来，开辟了一个新的玉石市场，专门面向和田籍商人。与此同时，也开始经营运输生意。于是，玉博路和隆茂市场及其衍生的运输行业便开始由艾克和黑力分别“管理”。
尽管市场管理部门间接介入了这些市场的管理，但是市场的运行和群体内部组织几乎由他们主导，并衍生出对市场“管理权”的争夺现象。黑力的介入仅仅只是开始，同样来自和田的玉石商人伊敏和买买提也表现出对市场管理的热情。二人在为当地人办事的过程中获得了一定范围的认可。而与此同时，原本的市场“管理人”艾克沾染上赌博等不良嗜好，生意与威信都大不如前。伊敏和买买提看中机会，提出以6.8万元的价格让艾克将市场“管理权”转给他们，艾克拿了钱离开石镇，从此销声匿迹。
由于玉博路一带属于石镇早期形成的街市，道路狭窄，而随马路玉石市场发展，尤其是新疆商人进驻之后，原本狭窄的街市变得更加拥堵，每天中午高峰时段必须由交警进行疏导人群才能缓慢移动，严重影响了当地的交通秩序和人们的正常生活。2013年4月石镇政府决定以规范玉石市场为契机，清除玉博路、隆茂一带的马路市场，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将马路市场中的商贩规划到其他各个市场，其中有的商人被统一安排到国际玉城南端距离原市场大约1公里左右的“刘秀广场”继续经营。由于国际玉城一带是政府规划建设的石镇玉石市场新区，当时入住的商贩还比较少，所以显得颇为冷清。不少商人在刘秀广场初期依然是露天经营，待广场两边规划建设的“天下玉源”市场南北两个大厅正式完工后，他们便统一搬进厅内专门的摊位。大厅内共设有500多个摊位。南北大厅的分配依然延续着之前两个市场的区分，南大厅“管理权”依然属于黑力，但具体管理工作已经委托给下属；之前接手玉博路市场的伊敏和买买提在市场搬迁过程中又将“管理权”转手卖给了阿布都。新建的天下玉源市场大厅由当地开发商投资修建经营，其与两位市场管理人分别签订合同，以每年各20万元的价格将南北两个大厅分别整租给他们。管理人再向入驻的商户收取每个摊位每天30元的租金，并负责维持市场秩序，保持环境卫生，关注新增流动商贩等各项市场管理工作。政府为两个大厅安装了全方位无死角的监控系统，并为每一个摊位都安装了专门的照明设备。所有摊位统一编号，标记详细的商户信息。至此，这些玉石市场完成了从松散的马路市场到规范化的室内市场的转变，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
三、维吾尔族聚居社区初步形成
(一)马路市场与群体整合
聚集到石镇的维吾尔族越来越多，对各种生活服务的需求也逐渐增加，专门满足这些需求的服务性设施也随之发展起来。初期大多数商人采取短期流动经营的方式，主要暂住在县城或市场周边的旅店。而当他们把家人带到石镇后，对居住空间需求增加，所以很多人开始选择租住当地民房。有的独立成户，有的则将房屋整体租下来后再将多余的房间分租给其他商人。由于饮食习惯与当地人差异较大，最初他们大多自备干粮或依靠县城仅有的一家清真饭馆。很快这家饭馆在石镇开了分店，同时提供住宿服务。后来在玉博路市场周边陆续开设了几家清真饭店、馕店、肉铺、小卖部等，成为他们在当地的一个生活重心。因为市场而产生的群体聚集生成了越来越多的社会性需求，这些需求的满足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社群的聚集和整合。艾尼的经历便是很好的例证。
艾尼1973年出生于新疆伊犁，小学四年级时父亲去世，之后辍学到当地一个亲戚的饭店当了8年帮工。他儿时有一个祖籍南阳的朋友，虽然这个朋友后来跟父母返回内地，但两人一直保持联系。1994年应朋友邀请，艾尼来到南阳，刚好遇到一家新疆人经营的餐馆准备出售。经过短暂的观察，他便大胆地和朋友以及餐馆的一个员工一起把饭店盘了下来，开始在内地创业。那时县城只有他们一家新疆饭店，生意不错，偶尔有过路的新疆人慕名而来。随着石镇玉石市场的发展，来当地的新疆人多了起来。那时和田玉的价格还不高，一些玉石商贩临走时会把玉石以相对低的价格抵押在他的饭店，有的直接用玉石抵账，由于自己并不懂行，但又要面子，常常是不加挑选的照单全收。一段时间后，他手里积攒了大批石头，占用了周转资金。为了把这些玉石变现再投资，他便尝试把石头拿到石镇售卖。然而，因为这些玉石大部分品质不高，卖得不好，但他看到了这里对和田玉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商机。既然自己并不擅长玉石生意，但可以让懂的新疆人来卖石头，来的人越多，他的生意也会越好。于是，2003年他不顾家人反对只身来到乌鲁木齐和和田考察当地的玉石市场，并将“石镇的玉石生意好做”这一消息广为传播。返回南阳时便有了七八个玉石商贩自愿随行来一探究竟。第一次石镇之行并没有让他们失望，随之越来越多的维吾尔族加入到来石镇的贩玉大军中。因为他传播的消息加快了新疆、石镇两地市场的联系，很多人都通过他的介绍来到当地。后来，他租下玉博路的几套房子，在石镇开起了饭店和旅社，来来往往的商人吃住都在他那儿。他实际上成为引导这个群体早期在当地扎根的关键人物。大家通过他了解当地的市场，也通过他获得各种形式的社会需求。因此，他在这一群体中的威信和名气也逐渐变大。他的表弟，前文提到的艾克顺利成为市场的“管理人”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他的影响力。
(二)天下玉源市场与社区建设
建设天下玉源市场是石镇对整个玉石产业和市场规划的其中一部分，其定位就是作为和田玉籽料的专营市场，进一步理顺和规范当地的玉石产业。而由于和田玉籽料绝大多数由维吾尔族商人经营，因此集中到天下玉源市场的商人绝大多数都是维吾尔族。原本相对分散的市场因为集中经营变得更为紧凑，散布在市场各个角落的维吾尔族商人也因此有了更多机会接触，彼此建立社会联系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多，内部整合也得到更进一步加强。
生意转移到天下玉源市场后，居住在玉博路一带对维吾尔族商人来说就显得不方便了。他们每日不得不拖着装满玉石的铁箱往返穿越整个国际玉城，耗时费力。而对于当地政府而言，维吾尔族分散居住于当地民居这种模式对加强外来流动人口管理也是不利的。因此，在市场规范之后，政府于2016年投入大量资金在天下玉源市场东面200米左右的地方修建了7栋公租房，建立天下玉源社区，主要规划为满足维吾尔族商人及亲属的居住需求。凡是流入当地长期经营玉石生意的维吾尔族商人都可以申请租用，短期经过此地的商人则被规划到固定的10家旅馆登记居住⑤，从而实现对所有流动维吾尔族商人居住场所的规范化管理。2017年初，大部分常驻石镇的维吾尔族家庭都已经搬进社区。由此可见，玉石市场规范的同时，原本分散的居住格局也随之转变为集中居住，之前建立在松散的市场关系基础上经济主体关系转变成为共同居住的社区成员关系。
由于天下玉源社区的规划建设有非常明确的目的，所以它的各项设计都充分地考虑到了维吾尔族商人的生产生活需要。首先，充分考虑维吾尔族经营玉石生意这一因素。社区距离天下玉源市场直线距离不到200米，步行5分钟即到，交通方便；考虑到有的玉石需要切割打磨，社区的后面专门设计了加工区；部分玉石不方便搬上高楼，楼下专设了库房方便大家存放；电动三轮车是大家搬挪玉石的重要交通工具，因此社区内专设了三轮车充电桩和停车场，方便大家使用。其次，社区设计充分考虑到住户流动性强，家庭类型不同这一重要特点。社区房间分为单间、一居室和两居室三种类型，水、电、燃气全通，无论是单个商人，还是拖家带口的小家庭都能基本满足；房间入住申请和搬离的手续在小区门口的便民服务大厅即可办理，最大限度地适应流动经营商贩短期居住的特殊需求。再次，社区建设充分考虑了安全因素。社区四周有围墙，大门24小时保安把守，摄像头监控全社区覆盖，陌生访客进入需登记，规范了社区秩序，保障了社区人财，安全。
除硬件设施方面的充分考虑外，当地政府还对社区组织建设进行了设计，保障社区能够实现有序的管理。由于社区内主要成员为新疆籍维吾尔族，因此在新疆和河南两地有效的沟通交流机制下，社区实行“双重管理体制”。一方面，社区建立党支部，由石镇党委副书记兼任支部书记，总体领导和协调社区工作，尤其涉及与当地相关机构沟通事务；新疆和田地区驻河南工作站成员凭借语言和文化优势，作为社区管理的主体力量，负责社区内涉及维吾尔族住户的各种事宜协调处理，由工作站站长总体负责。“双重管理体制”比较有效地解决了以往流动人口管理过程中的很多漏洞和误解，能够更好地保障流动维吾尔族商人在当地的生活，对促进彼此的交流具有重大意义。社区内部主要采用“楼栋长负责制度”，由工作站根据实际情况统一为每栋楼任命楼长，楼长依托每层楼的积极分子管理整栋楼的事务，并向工作站负责。
由于大家原来大多散居在出租屋内，彼此生活方面的交流并不多，现在虽然住到了一个社区，但彼此依然并不熟悉。为了增进大家相互的交流，丰富社区生活，工作站依托节假日，结合维吾尔族风俗习惯组织法制宣传、歌唱比赛、古尔邦节等一系列活动。市场南大厅的二楼被规划为的临时礼拜点，从新疆派过来的伊玛目负责领礼，无论是在社区还是在市场，大家参与宗教生活都变得更加方便。
在天下玉源市场开始运营之后，周边逐渐出现了三家清真饭店和烤肉店，在两个市场中间的广场也被规划为临时摊铺，开设了8家小吃店。社区门面房陆续出租给维吾尔族住户经营蔬菜瓜果等生意。这些商铺一部分是从玉博路搬迁而来，另一些则是新近从外地流入当地。围绕着玉石市场，周边新的生活服务设施再次发展起来，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区正在逐步形成。
四、围市而居：一种互嵌式民族社区
由上文的梳理不难看出，石镇维吾尔族群体的聚集与发展和玉石市场直接相关。南阳以盛产独山玉闻名，当地长久以来形成了开采、加工、销售玉石的悠久传统。1980年代以来，除了集体经营的玉器加工企业外，以家庭作坊为主的个体经营户迅速发展，当地玉石加工和交易市场在国内名气越来越大，逐步成为国内最大的综合性玉石玉器加工基地和贸易集散地之一。由于不同种类的玉石各具特点，其加工工艺、销售对象、交易渠道亦各有不同。因此在石镇这一庞大玉石市场的内部因玉种差别而又有区分，形成彼此相对独立的二级市场网络。这些二级市场各有特色，但又相互补充，从而满足各种类型的市场需求，相互嵌入而共同造就了市场繁荣。四大名玉之一的和田玉自然是市场中不可或缺的部分，1990年代之后当地就形成了和田玉的产业链，维吾尔族商人扮演的是和田玉原石的中转销售角色，他们在地域、语言、文化方面的特点使其在这一环节中比其他人更具优势，成为不容易被替代的市场参与者。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没有这种特殊的市场结构，他们的优势也无从发挥，更不会因此而在当地聚集发展。
随着石镇玉石市场逐步发展，外地商人聚居当地的形态亦随之发生变化。在马路市场时期，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都是灵活的主体，没有规范的市场管理，维吾尔族商人出于经营方便而大多选择在市场周边临时租住，形成围绕玉石市场的松散居住生活区。而随着玉石市场逐步规范，大部分的马路市场被迁移到室内，大型的玉器市场被高标准地规划安置，和田玉籽料市场也统一规划到了新的天下玉源市场。为了方便维吾尔族商人的经营和生活，政府在新市场附近专门规划建成了为这些商人提供住宿的公租房小区。公租房租户只享有房屋的临时性使用权，对于受市场影响而导致流动性很强的商人群体而言，这是比较适合他们居住的一种方案。因而从总体而言，尽管公租房集中居住是当地政府主导针对流动人口管理的社区规划方案，但“围绕市场为中心建设社区”依然是影响这一规划的深层逻辑。
维吾尔族高度集中居住于同一社区的现象表面上看似民族居住空间隔离现象，但实际上却有本质上的差别。他们虽然同在一个社区，但是他们的生意却嵌合于整个玉石市场之中，与当地玉器产业的其他各个环节保持紧密关系。彼此嵌合的生计关系是外来商人跟当地其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基础，作为居住空间的社区实际上是市场的一种社会性延伸，“围市而居”社区是一种结构性的互嵌式社区形态。而以往所讲的居住空间隔离社区往往强调的是包括生计方式和生活方式在内的诸多方面都保持相对独立的社区形态。
五、结语
当下中国边疆少数民族人口向内地流动的规模不断增加，流动的空间范围不断扩大，与流入地社会的互动更加深化。形成各种形态的城市民族社区势必会是一种趋势。但不同形态的民族社区其生成的逻辑可能差别很大，因此需要具体研究。
从石镇社区经验来看，这种社区的形成和发展深嵌于全国性的玉石市场结构之中。如果没有这一市场结构，就不可能有形成流动维吾尔族社区；反过来讲，如果没有这种彼此嵌合的结构，也不能在当地形成具有全国性影响的玉石市场。正是有很多类似于维吾尔族玉石商人一样的差异性群体共同参与，这一嵌合性的市场结构才能得以维系。而市场的经营状况和需求是决定人们是否选择聚集当地的重要依据。近几年玉石市场的整体疲软事实上已经迫使一部分维吾尔族商人离开石镇到其他城市寻求机会。因此，在市场导致的流动性情境下，人口的聚集程度也具有波动性。这类流动民族社区与传统意义上的稳定居住的民族隔离社区有本质上的区别。
这一类相互嵌入型社区的核心并不只是形式上的居住空间嵌入，而是其背后生计关系的实质性嵌入。相互嵌入型社区环境的营造的关键就是要发掘这种相互嵌入性的生计关系，以此为基础，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才有基本保障。就石镇的案例来看，居住空间趋于相对独立是当地政府规划的结果，其实质上为了更好地适应这种嵌入性生计关系的体现，而不是相反。因为高度的流动性，安居置业对他们并不现实，他们也很难在短时间内与当地其他群体实现精神文化的融合，所以太过紧密的生活接触反而可能会对彼此造成更多不方便。
人口的跨区域流动是基于生产力改进和生产关系调整而出现的人口重新布局过程，是中国社会处于重大变革阶段的重要表现，包括民族关系在内的各种社会关系也自然会在此过程中重塑。城市民族社区的形成是少数民族人口流入城市的重要形态，必然是影响未来中国民族关系演变的重要环节，“围市而居”的社区是一种值得关注的形态，但对它会如何影响民族关系的重塑还需要开展更多的深入研究。
注释：
①这里的移民概念是指基于同一国家内部人口流动群体。这类群体具有本国公民身份，与跨国流动群体形成的外来族裔社区不一样。
②官方表述核心意涵包括：“各民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
③文中涉及的人名及南阳市以下的地名均为化名。
④关于石镇维吾尔族的人口数据是笔者于2016-2017年调研期间根据对当地政府相关工作人员的访谈口述中整理而得。
⑤数据截至2017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