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先秦时期《论语》成书是一个“层累叠加”的过程，从公元前479年至公元前402年，经历了“初稿集结”“首次整理”、“再次整理”和“最终确定”阶段，闵子骞、冉雍、子贡、有若、子夏、子游、曾参、子张及相关孔子弟子的门人参加了不同阶段的编纂。“初稿集结”阶段由闵子骞主持，冉雍、子贡、有若辅助，形成了文本的主体。“首次整理”阶段由子贡、有若主持，子夏、子游、曾参和子张辅助，增加了追忆孔子的内容。“再次整理”阶段由曾参主持，子张、子思辅助，确定了文本的基本结构，始于《学而》，终于《尧曰》。“最终确定”阶段由子思主持，以“曾子”称曾参，以“有子”称有若，增补《季氏》篇。
关 键 词：先秦《论语》 编纂过程 孔子弟子 The Analects in Pre-Qin codification process Confucius' disciples
《论语》成书一直存在争议。大致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论语》的编纂者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班固《汉书·艺文志》云：“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此种说法只是笼统指出《论语》是孔子弟子及其门人编纂，具体是谁没有明确提及。在此思路下，学界对具体编纂者进行了探究。如，郑玄认为是“仲弓、子游、子夏等撰”，傅玄《傅子》云“仲弓之徒”，柳宗元《论语辩》认为“出于曾子弟子乐正子春和子思之徒”，程颐、朱熹认为“出于有子、曾子之门人”等。另一种看法认为《论语》最终的编定与孔门弟子及再传弟子关联不大，主要是后人所为，如赵贞信的“文景博士编定说”[1]，单承彬的“邹鲁之士编定说”[2]等。尽管这两种看法不同，但都承认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在《论语》编纂过程中的作用。尤其是先秦时期《论语》文本的形成，与孔子弟子有很大关系[3]。“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弟子众多，究竟哪些弟子参加了编纂，学界尚未完全定论，本文以《论语》为基础，拟对此条分缕析。
据《孔子弟子资料汇编》记载，有姓名的孔子弟子有100人，且并不完全确定。孔子弟子虽多，但与孔子交往密切的弟子只是少数。《论语》中提到的弟子只有35人，即：颜回、闵子骞、冉伯牛、冉雍、冉有、子路、宰我、子贡、子游、子夏、子张、曾参、澹台灭明、宓子贱、原宪、公冶长、南宫括、曾点、颜路、高柴、漆雕开、公伯寮、司马耕、樊迟、有若、公西华、巫马施、申枨、琴牢、陈亢、孟懿子、孺悲、林放、子服景伯、左丘明。[4]“提到”主要分三种情况：(1)与孔子或他人互动，有问有答；(2)自说自话；(3)被提到名字。提到的次数(每一章作为一次，亦即章数)也有很大差别。最多的是子路，达40次。其他依次为：子贡38次、颜回21次、子夏20次、子张20次、冉有16次、曾参15次、子游8次、冉雍7次、樊迟6次、闵子骞5次、宰我5次、公西华5次、有若4次、南宫括3次、司马耕3次、陈亢3次、冉伯牛2次、原宪2次、高柴2次、子服景伯2次、其他14人各1次。
从今本《论语》①来看，《论语》的主要内容大致分为四部分：一是孔子与弟子、时人的答问及其对他人的评价；二是孔子的举止形象；三是少数孔子弟子的言行举止：四是其它相关内容。按照常理推测，《论语》编纂人员如果是孔子弟子的话，那么这些弟子应该在《论语》里被提及。没有提及的弟子，无论是品德、才干还是地位、影响，应该不及被提到的弟子。比如“孔门十哲”，从曝光率比较高的子路、子贡，到出镜只有一次的冉伯牛，《论语》里都有记载。由此推知：《论语》编纂人员应该在被提及的35人②之中，其他弟子没有参加编撰。这35人又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不可能参加编纂的：二是可能参加了编纂，但他们各自所起的作用不同。
一、不可能参加编纂的孔子弟子辨析
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云：“夫子既终，微言已绝。弟子恐离居已后，各生异见，而圣言永灭，故相与论撰。”编纂《论语》的目的是为了传承孔子思想，避免“圣言永灭”。据此，可以推测不能参加《论语》编纂的孔子弟子大致有以下六种情况，共27人。
(一)先于孔子去世。《论语》成书于孔子去世之后，先于孔子去世的弟子不可能参加编纂。这种情况有5人，即颜回(公元前521年—前481年)、子路(公元前542年—前480年)、司马耕(？—公元前481年)、孟懿子(公元前531年—前481年)和冉伯牛。前四人有明确记载，都早于孔子去世。冉伯牛生于公元前544年，比孔子小7岁，去世的时间不详。“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雍也》)‘冉子有恶疾，不可复用于世，如失之然，故孔子云尔。’”[5]此章所载应是冉伯牛临终之际的事情，由此可以推知冉伯牛极有可能先孔子而逝。
(二)身份不明。这部分弟子多为《史记》或《孔子家语》③不能确定，虽被作为孔子弟子对待，且在《论语》里也有记载，但不可能参加编纂。符合这种情况的有左丘明、林放和琴牢。
1.左丘明。先秦时期有两位左丘明，一位是春秋末期的鲁国人，早于孔子的贤者，不是孔子的学生；另一位是《左传》《国语》的作者。朱彝尊《孔子弟子考》将其作为孔子弟子。《论语》提到左丘明只有一处：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公冶长》)
“孔子这段言语把左丘明放在自己之前，而且引以自重。”[6]此处左丘明应是早期的贤者，不是孔子的弟子。
2.林放。《论语》中提到林放有两处，都是关于“礼”的问题。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八佾》)
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八佾》)
林放是否是孔子弟子存在争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对此都无记载，李啓谦依据“汉代文翁《礼殿图》有他的名字和画像”[7][8]将其列为孔子弟子，这种说法有待商榷。唐代司马贞在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作的《索隐》中云：“如《文翁图》所记，又有林放、蘧伯玉、申枨、申堂，俱是后人以所见增益，于今殆不可考。”[9][10]认为林放不是孔子弟子。有学者指出元人费著的《成都周公礼殿圣贤图考》中也没有林放。[11]《汉书·循吏传》载：“文翁，庐江舒人也。少好学，通《春秋》，以郡县吏察举。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文翁是汉景帝时期的人，也是“最早在蜀地倡导教化的地方官员，从他开始，蜀地逐渐成为与齐鲁相媲美的文化中心”[12]。“礼”是推行教化的重要内容，“不学礼，无以立”(《季氏》)，而林放问礼被孔子称为“大哉问”，文翁在《礼殿图》中增设林放画像也在情理之中。由此推知林放应该不是孔子弟子。
3.琴牢。琴牢是春秋末期卫国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无此人，《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中有其名。琴牢、琴张是否为同一人，现有资料不能确定。假定为一人，是否是孔子弟子仍存在争议。《左传·昭公二十年》载：琴张闻宗鲁死，将往吊之。仲尼曰：“齐豹之盗，而孟絷之贼，女何吊焉？君子不食奸，不受乱，不为利疚于回，不以回待人，不盖不义，不犯非礼。”由此，琴张“似是孔子弟子”[13]。杨伯峻则持否定意见：“王肃伪撰之《孔子家语》说‘琴张，一名牢，字子开，亦字子张，卫人也’，尤其不可信。”[14]《论语》提到琴牢只有一处：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子罕》)此章是琴牢对孔子的回忆，作为引言人物出现。既无孔子的评价，也无与他人的互动，即便是孔子弟子，地位也不高，参加编纂的可能性不大。
(三)难解圣人之意。编纂《论语》是为了避免“圣言永灭”，也是孔门大事，担此重任的应是弟子中居重要地位，且能够理解孔子思想的人物。反之，如果不能体察孔子思想，甚至与孔子思想相左，就不可能参加编纂。符合这种情况的有孺悲、子服景伯、公伯寮、申枨、巫马施、颜路。
1.孺悲。《论语》提到孺悲只有一处：“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阳货》)《礼记·杂记》云：“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鲁哀公时期是从公元前494年到公元前468年，鲁哀公派孺悲向孔子学礼，孺悲应是孔子的晚期弟子。有学者认为孔子这样对待孺悲是一种教育方式：“《孟子·告子下》说：‘教亦多术矣。子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孔子故意不接见孺悲，并且使他知道，是不是也是如此呢？”[15]此种说法有待商榷。孺悲是奉国君之命前来学“士丧礼”，这与其他弟子不同；而且，孔子自认为“自束惰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应该尽心而教，“《士丧礼》于是乎书”也间接证明了孔子的教学效果。“这是告诉孺悲并没有生病，只是不愿意接见他，也是一种‘教育方式’。真是这样吗？岂不是故意说谎？我想恐另有具体的情况和原因，不可知也矣。”[16]不管具体原因如何，孔子不见孺悲只是表达对孺悲的不满，而不是一种教育方式。再则，孺悲是奉命而学，内容单一，时间有限，学成之后必然要向国君答复。据此，孺悲不可能参加编纂。
2.子服景伯与公伯寮。子服景伯是春秋末期的鲁国贵族，《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和《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均无记载，朱彝尊《孔子弟子考》依据西汉鲁峻石壁画七十二子像中有其画像将其作为孔子弟子。公伯寮是孔子的重要弟子，与子路同为季氏家臣。《论语》有两处记载：
公伯寮想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宪问》)
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曰：“子贡贤于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贡。子贡曰：“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子张》)
第一处，子服景伯把公伯寮诽谤子路的行为告诉孔子，并想把公伯寮斩首示众，但被孔子拒绝。第二处，叔孙武叔公开宣称“子贡贤于仲尼”，子服景伯具实告子贡。由此可见，子服景伯没有体察孔子思想，被孔子拒绝、被子贡教诲也在情理之中。公伯寮虽为孔子重要弟子，但与孔子、子路反目，以至于子服景伯想将其杀死。由此，子服景伯和公伯寮不可能参加编纂。
3.申枨。申枨是春秋末期鲁国人。《论语》只提到一处：“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公冶长》)一般人认为申枨符合“刚”的标准，而孔子不赞成，认为申枨欲望太多。朱熹引谢氏曰：“刚与欲正相反。能胜物之谓刚，故常伸于万物之上；为物掩之谓欲，故常屈于万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无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见也。枨之欲不可知，其为人得非悻悻自好者乎？故或者疑以为刚，然不知此其所以为欲尔。”[17]孔子从内心并不赞同申枨，况且，在孔子弟子中地位并不高。据此，申枨参加编纂的可能性极小。
4.巫马施。巫马施生于公元前521年，小孔子30岁，《孔子家语》作巫马期。《韩诗外传》载：“子贱治单父，弹琴鸣，身不下堂，而单父治。巫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处，以身亲之，而单父亦治。巫马期问于子贱，子贱曰：‘我任人，予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劳。’人谓子贱则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气，而百官理，任其数而已。巫马期则不然。弊性事情，劳力教诏，虽治犹未治也。《诗》曰：‘子有衣裳，弗曳弗搂。’”《论语》提到巫马施只有一处：
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述而》)
从上可知，在为官方面，巫马期与宓子贱不同。巫马期为官事必躬亲，很有成效，为人比较诚实，对不利于孔子的话依然据实相告。孔子对鲁昭公的非礼行为不是不知，而是“臣不可言君亲之恶”，不愿意说明，最后只有归过于自己。巫马期不理解孔子的“难言之隐”，可见聪明不够、悟道不深。如果是子贡，就很有可能直接向陈司败解释，替孔子辩解，而不是再向孔子转述。
5.颜路。颜回之父，生于公元前545年，比孔子小6岁，属于孔子早期弟子。《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云：“孔子始教学于阙里，而受学。”《论语》提到颜路只有一处：
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先进》)
颜路受业虽早，但并不理解孔子。《论衡·自纪》云：“颜路庸固。”假如深得孔子之意，必然不会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因为孔鲤去世在前，贵为孔子长子尚无“椁”，作为弟子的颜回无椁也在情理之中。如此浅显道理，颜路尚不能理解，足见其“庸固”。再则，孔子去世时颜路已67岁，精力显然不足。据此，可断定颜路不可能参加编纂。
(四)质疑或冒犯孔子。编纂《论语》是为了弘扬孔子的思想，质疑孔子思想或冒犯孔子的弟子只是作为“引言”或“反衬”在《论语》里提到，不可能参加编纂。符合这种情况的有陈亢、宰予和冉有。
1.陈亢。陈亢生于公元前511年，比孔子小40岁，《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中有其名。《论语》提到陈亢有三处：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学而》)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曰，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季氏》)
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子张》)
从上可知，陈亢的行为不符合弟子身份。一是私揣孔子品行。“夫子固不私其子，亦未尝远其子。陈亢始以私子疑，终又谓远其子，始终以私意窥圣人，陋哉，陈亢之见也。”[18]二是妄言子贡贤于孔子。杨伯峻据此认为陈亢恐怕不是孔子的学生。[19]在杨伯峻看来，作为学生不应该这样说老师。
2.宰予。宰予生卒年不详，《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云：“有口才著名。”《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云：“利口辩辞。”《论语》提到宰予有五处：
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八佾》)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柯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公冶长》)
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雍也》)
言语：宰我，子贡。(《先进》)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阳货》)
上述五处，一处是客观叙述，一处是孔子对宰我的批评，其余三处是宰我与孔子的辩论。很明显，无论是“问社”还是“三年之丧”，孔子都不赞成宰我的观点，尤其“井里有仁”之问，有尖刻刁钻、愚弄之嫌，令孔子非常生气。“本章宰我以仁者听说井中有‘仁’设喻，问孔子仁者是否应该求‘仁’而到井中。很明显，此说具有明显的愚弄口气，因此孔子有‘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的回答”[20]。有学者甚至认为，此问有同室操戈之嫌。“此章宰我之问，巧设驳难，已非尖刻问题或王充所谓‘极问’之属，明有入室操戈于孔子仁说之预含，孔子之答亦非答其所问，而为斥其所以问。”[21]司马迁评价宰予“利口辩辞”可谓一针见血，与孔子辩论竟如此愚弄、尖刻，与其他弟子辩论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假如宰予参加编纂，看到上述四处所记肯定不会同意。故此，宰予不可能参加编纂。
3.冉有。冉有位列“政事科”第一名，有很强的政务能力，长期担任季氏的家臣。《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云：“有才艺，以政事著名。”虽然《论语》有16处提到冉有，但都无关仁德之根本问题，多是孔子对冉有的不满甚至批评。如：冉有多给公西华之母粮食，孔子说“君子周济不继富”(《雍也》)。“季氏将伐颛臾”，孔子责问冉有和季路：“无乃尔是过与？”(《季氏》)最严厉的一次是：“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先进》)冉有的兴趣和精力在于政务，对孔子的仁德思想、授业传道不感兴趣，更不能从深处理解圣人之意。故此，冉有不可能参加编纂。
(五)需要回避。编纂成员如果与孔子有特殊关系，或者成员之间有亲情，一旦意见不一，就会影响编纂的客观公正。为避免这种事情发生，有些弟子应予回避。符合这种情况的有公冶长、南宫括和曾点。
1.公冶长。公冶长是孔子的女婿，也是孔子弟子。《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云：“为人能忍耻。”《论语》提到公冶长只有一处：“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公冶长》)为女选婿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对其品行、才干乃至家族等都要综合考量。孔子只是说出了公冶长最大的特点，即“能忍辱负重”[22]，其他特点没有提及，但并不能说没有考虑。公冶长在其他方面应有过人之处。如果公冶长参加编纂，鉴于这种特殊身份，一旦与其他成员发生争执，就很难评断，因此需要回避。
2.南宫括。南宫括是孔子的侄女婿。《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云：“以智自将，世清不废，世浊不洿。”《论语》提到南宫括有三处：
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公冶长》)
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先进》)
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宪问》
从上可知，南宫括是尚德不尚武力、明哲保身之人。无论处于乱世还是盛世，都能够保全自己。鉴于孔子侄女婿的特殊身份及其性格，南宫括参加编纂的可能性极小。
3.曾点。曾参之父，孔子早期弟子。《论语》提到曾点只有一处：《先进》篇中最后一章“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吾与点也”，说明孔子当时的想法与曾点相同。《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云：“嫉时礼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作为早期弟子，曾点受业之深，且深谙孔子之道。孔子去世时，曾参27岁，此时的曾点应在40岁之上。《论语》编纂是劳力费神之事，父子二人同为孔子弟子，所知大同小异，曾子至孝，不可能再让曾点参加此项工作。再则，如果同时参加，一旦发生争执，曾点重礼，曾参也不会强父所难，难免会误解圣意。据此，曾点参加编纂的可能性极小。
(六)其他原因。除了上述情况外，由于性格、职业、居住地偏远等原因，有些弟子不可能参加编纂。符合这种情况的有漆雕开、宓子贱、澹台灭明、高柴、公西华、原宪和樊迟。
1.漆雕开。漆雕开生于公元前540年，小孔子11岁。《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云：“习《尚书》，不乐仕。孔子曰：‘子之齿可以仕矣，时将过。’子若报其书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悦焉。”《论语》提到漆雕开只有一处：
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说。(《公冶长》)
刘宝楠认为“夫子使开仕，当在为鲁司寇时。”[23]孔子在鲁定公十年至十二年(公元前500年—前498年)任司寇等职，此时漆雕开应在40-42岁之间，已到不惑之年。结合《孔子家语》，孔子让漆雕开出去做官，除了人品、才干之外，考虑更多的是年龄。而漆雕开“自谦尚不能析理至明，不敢为仕。所答得体，故孔子悦之”[24]。孔子去世时，漆雕开已六十多岁，按正常推测，此时漆雕开应该为官，忙于政务，不可能参加编纂。
2.宓子贱。对于宓子贱的年龄有两种说法：《孔子家语》《史记索隐》认为他比孔子小49岁；《史记》载其比孔子小30岁。《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云：“仕为单父宰。有才智，仁爱百姓，不忍欺。孔子大之。”《论语》提到宓子贱只有一处：“子谓子贱，‘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公冶长》)宓子贱有为政之才，有仁爱之心，深得孔子赞许。同为孔子弟子，同样把单父治理得很好(见上文“巫马施”部分)，只因方式不同，巫马施没有得到孔子的任何评价。由此可见宓子贱在孔子心目中的地位。如果宓子贱小孔子49岁，孔子去世时才24岁。正常情况下，治理单父三年才能见成效，因而要得到孔子认可，还应该在三年之上。换言之，宓子贱不到二十岁就任单父宰。再则，从治理的方式来看，宓子贱采用的是“任人”，善于让他人干活，不像巫马施那样事必躬亲。这种类似“无为”的做法，不太适合年轻人。由此，宓子贱比孔子小30岁的说法更符合常理。另外，宓子贱知人善用，善于谋略，不愿意亲力亲为。而《论语》编纂是一项系统、繁琐的工程，宓子贱并非“孔门十哲”，在孔子弟子中，无论是才干还是社会地位都不足以担当谋划全局的重任。据此推知，宓子贱不可能参加编纂。
3.澹台灭明。澹台灭明生于公元前512年，比孔子小39岁。《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云：“有君子之姿，孔子尝以容貌望其才。其才不允孔子之望，然其为人公正无私，以取与去就以诺为名，仕鲁为大夫也。”《史记》有两处记载：
状貌甚恶。欲事孔子，孔子以为材薄。既已受业，退而修行，行不由径，非公事不见卿大夫。南游至江，从弟子三百人，设取予去就，名施乎诸侯。孔子闻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史记·儒林列传》)
《论语》提到澹台灭明只有一处：
子游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尔乎？”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雍也》)
澹台灭明比子游大六岁，子游初任武城宰，澹台灭明还没入孔门。“从这里子游的答话来看，说这话时还没有向孔子受业。因为‘有……者’的提法，是表示这人是听者以前所不知道的。”[25]澹台灭明入孔门应在子游为武城宰期间或之后，应是孔子晚期弟子。这是其一。其二，澹台灭明相貌丑陋，不讨孔子喜欢。孔子去世之前，他就离开孔子到南方传道授徒，效果显著，让孔子刮目相看。孔子去世时子游28岁，假定子游20岁左右担任武城宰，澹台灭明入孔门，至孔子去世才八年；况且，在孔子去世之前他就到南方传道授徒，“从弟子三百人，名施乎诸侯”，这至少需要三至五年的时间。由此，澹台灭明向孔子学习的时间应不超过五年。其三，从“孔子闻之”，可知澹台灭明到南方教学后并未与孔子联系。原因可能是师徒感情一般，再加上路途遥远、来往不方便。据此推知，孔子去世时，澹台灭明很有可能没有得到消息，也不可能守“三年之丧”。因此，澹台灭明不会参加编纂。
4.高柴。高柴生于公元前521年，比孔子小30岁。《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云：“长不过六尺，状貌甚恶。为人笃孝而法正。少居鲁，知名于孔子之门。仕为武城宰。”《论语》提到高柴有两处：
柴也愚。(《先进》)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先进》)
高柴相貌丑陋，非常孝顺，遵守法度。之所以说高柴愚笨，主要是指他不善于读书。高柴在政事方面能力很强，孔子弟子中他担任的官职最多。[26]子路非常了解高柴，没有听从孔子的意见，而是让其担任费宰。根据《史记》记载，子路罹难之际，高柴曾劝阻子路不要莽撞行事：
仲由将入，遇子羔将出，曰：“门已闭矣。”子路曰：“吾姑至矣。”子羔曰：“不及，莫践其难。”子路曰：“食焉不辟其难。”子羔遂出。……孔子闻卫乱，曰：“嗟乎!柴也其来乎？由也其死矣。”(《史记·卫康叔世家》)
由此可以看出，高柴非常务实，关键时刻能够认清形势、权衡利弊、保全自己。这一点孔子看得非常清楚，故发出“柴也其来乎”的感叹。高柴有政事之才，文学能力不足，且不处于“十哲”地位，而又有政务在身。故此，高柴不可能参加编纂。
5.公西华。公西华生于公元前509年，比孔子小42岁。《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云：“束带立朝，闲宾主之仪。”《论语》提到公西华有五处，其中三处是关于公西华长于祭祀、外交的佐证：
子华使于齐……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雍也》)
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公冶长》)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先进》)
在当时，公西华的祭祀、外交才能得到公认，“乘肥马、衣轻裘”非一般人所能为。另外两处，是公西华与孔子的问答：
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公西华曰：“正唯弟子不能学也。”(《述而》)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
这两处是公西华向孔子请教，“正唯弟子不能学也”，说明公西华对“学之不厌、诲人不倦”不感兴趣。也不能从深处体悟孔子的思想，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赤也惑”。孔子去世时公西华31岁，时值壮年，正是仕途的黄金时期；况且，他在孔子弟子中并不处在前列。故此，公西华不可能参加编纂。
6.原宪。原宪生于公元前515年，比孔子小36岁。《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云：“清净守节，贫而乐道。孔子为鲁司寇，原宪尝为孔子宰。孔子卒后，原宪退隐，居于卫国。”《论语》提到原宪有两处：
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雍也》)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宪问》)
孔子去世后，原宪退隐乡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云：
孔子卒，原宪遂亡在草泽中。子贡相卫，而结驷连骑，排藜藿入穷阎，过谢原宪。宪摄敝衣冠见子贡。子贡耻之，曰：“夫子岂病乎？”原宪曰：“吾闻之，无财者谓之贫，学道而不能行者谓之病。若宪，贫也，非病也。”子贡惭，不怿而去，终身耻其言之过也。
从上可知，原宪关注仁德这一根本问题，注重品行修养；与子贡观点不合，也不愿与其合作共事，而子贡在《论语》编纂工作中担任重要角色。据此，原宪不会参加编纂。
7.樊迟。樊迟是孔子晚期弟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云：“樊须字子迟，少孔子三十六岁。”《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云：“少孔子四十六岁。弱仕于季氏。”樊迟求知心切，上进心强，有勇力，二十多岁就仕于季氏。《左传·鲁哀公十一年》载：鲁齐国发生战争，季氏谓：“须也弱。”此年为公元前484年，如果他比孔子小46岁，此时应为21岁，符合“弱”的条件；如果比孔子小36岁，此时应为31岁，处在而立之年，不属于“弱”。由此推知，樊迟应比孔子小46岁，《史记》的说法不妥。杨伯峻认为《史记》中的“三”系古四字之误。[27]《论语》提到樊迟有6处：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为政》)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雍也》)
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曰：“敢问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颜渊》)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颜渊》)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子路》)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子路》)
从上可以看出，樊迟勇力出众，与孔子交往密切，经常跟随出行，有机会向孔子发问，提出的问题也是诸如“仁”“祭”等大问题。《尚书·无逸篇》：“知稼穑艰难，则知小人之依。”《孟子·滕文公章句上》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小人”指劳力者。孔子说樊迟是“小人”，旨在批评樊迟理想不高，不愿意做弘道之士，没有任何贬义。这也说明樊迟在理解孔子思想方面还有很大差距。比如，问了孔子之后他还向子夏请教。又及，孔子去世时樊迟27岁，年轻力壮，深得季氏重用；其才也不适合编纂。故此，樊迟不可能参加编纂。
二、可能参加《论语》编纂的孔子弟子辨析
除了上述27人外，35名弟子中还剩下8人，其中“孔门十哲”占5人。按照年龄依次为：闵子骞④(比孔子小15岁)、冉雍(比孔子小29岁)、子贡(比孔子小31岁)、有若(比孔子小33岁)、子夏(比孔子小44岁)、子游(比孔子小45岁)、曾参(比孔子小46岁)、子张(比孔子小48岁)。按照《论语》提到的次数依次为：子贡(38次)、子夏和子张(同为20次)、曾参(15次)、子游(8次)、冉雍(7次)、闵子骞(5次)、有若(4次)。从现有资料可以推定，这8人都参加了《论语》编纂，但在编纂过程中所担任的角色不一样。
上个世纪，顾颉刚从神话传说与历史传承的关系入手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点[28]，亦即“层累”理论。该理论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古史研究方面，而且，对经典文本的形成仍然具有启发意义，即：任何经典的形成都是一个“层累叠加”的过程，《佛经》《圣经》《可兰经》莫不如此[29]。那么，《论语》成典也经历了“层累叠加”的过程。杨义认为《论语》早期的编纂至少有三次：最初编纂在“夫子既卒”，众弟子按殷礼庐墓守心孝之时；第二次编纂在庐墓守心孝期满后有若主持编纂；第三次编纂在曾子去世后曾门重修[30]，成书于战国。[31]梁涛认为《论语》成书的下限应断定在公元前402年，即子思去世之前。[32]基于此，《论语》编纂的时间范围应在公元前479年至公元前402年。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初稿集结。从公元前479年(孔子去世)至公元前477年(三年之丧⑤结束)。此次是《论语》第一次集结。参加编纂的应为上述八名弟子，由闵子骞主导，冉雍、子贡、有若辅助，子夏、子游、曾参和子张为成员。理由如下：
其一，《论语》编纂是一项费时、费力、费钱的庞大工程，必须有德高望重的人来主持。闵子骞和冉雍均为“德行科”弟子，比其他人年龄大，适合担此重任。闵子骞最为年长，当为这次集结的主持人。
其二，自汉儒以仲弓、子夏之徒为《论语》的编撰者以来，后世多因袭此说，对子贡的作用忽视不提。此种说法欠公允，也不符合事实。子贡属于“言语科”弟子，当时已闻名诸侯。《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云：“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疆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常相鲁卫，家累千金。”无论是社会地位、个人财富还是在诸侯国之间的影响，他都居孔子弟子之首，《论语》编纂又是孔门大事，子贡不可能不参加。“子贡以其资历、声望、才智、财力、与夫师弟情谊，并受孔子遗命，操办丧事，倡议编纂纪念文集，统一师说，光大师门，自是情理中事。”[33]
其三，有若“为人强识，好古道也”(《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似孔子，孔子死，弟子私募，共坐有若孔子之座，弟子知有若非孔子也，犹共坐而尊事之”(《论衡·乱龙》)，“勤奋好学，通悟师说”[34]，应和闵子骞、冉雍、子贡一起领导组织了编纂工作。
其四，子夏、子游、曾参和子张在孔子去世时都不到三十岁，属于少壮派，无论地位还是资历都难以与前面四人相比，处于被领导的地位，主要负责孔门弟子追忆孔子之言的记录、整理工作。由于子夏、子游属于“文学科”弟子，在这四人中间应处于主导地位。
此次集结，主要是参加丧事的孔门弟子根据各自所记，回忆孔子，再由编纂成员加工整理。这一阶段形成了《论语》的初稿。主要包括：(1)孔子自述部分，以“子曰”开头；(2)孔子和弟子、时人的答问以及对他人的评价；(3)孔子的日常行为，如《乡党》篇。部分争议的篇章，如《尧曰》篇和《子张》篇中的“孔子曰”以及其他弟子称“子”的章，如“曾子曰”“有子曰”等，应该不是此时的成果。
第二阶段：首次整理。时间应在子贡庐墓三年，大约从公元前477年到公元前475年。这个阶段对《论语》初稿进行了第一次加工整理。这次整理以子贡、有若为主，子夏、子游、曾参和子张为辅助，这些人的部分弟子也很有可能作为抄录人员参加了编纂。理由有三：其一，此次编纂主要是对第一稿的加工整理，校正、核对篇章、语句。闵子骞和冉雍德高望重，组织协调的重任已经在第一阶段完成，参加此次整理没有必要；此时闵子骞已六十多岁，年龄偏大，精力也不允许。其二，子贡在三年之丧之后又守墓三年，无论是精力还是财力都有充分保证。有若因“似孔子”，被弟子以师尊之，而且参加了第一次编纂，此次也应参加。其三，子夏、子游、曾参和子张作为《论语》初稿的主要记录整理人员，此次必然参加。而且，这些人的弟子作为辅助人员参加此次编辑整理也在情理之中。
此次整理的结果，最突出的变化是：增加了追忆孔子的内容。比如，以“子贡曰”“子游曰”“子夏曰”“子张曰”开始的章，多数是此次所增。因为第一次集结主要是记录众弟子的回忆，重点不在他们：此次不同，除了对众弟子追忆的部分修改校正外，编纂组成员有充裕的时间回顾过去与孔子的交往，并据此添加个人的感悟。比如，《学而》篇第十章“子禽问于子贡曰”、《里仁》篇最后一章“子游曰”以及《子张》篇中子贡、子夏、子游、子张之言等，应是此次整理的结果。
第三阶段：再次整理。从子贡庐墓三年结束，至曾参去世之前。参加这次整理的是曾参、子张以及子思等曾门弟子。理由有二：其一，子贡、有若年龄较大，已经参加过两次，参加此次整理没有必要；其二，根据《礼记·檀弓》记载，子游与曾参在礼制方面观点相左；子夏长期居住西河，离群索居，由于丧子而失明。由此，这两人也不可能参加此次整理。
此次整理，由曾参主持，子张和子思辅助，曾门弟子参加。鉴于子张先于曾参去世(《礼记·檀弓》云：“子张死，曾子有母之丧，齐衰而往哭之”)，最后的审定由曾参负责。此次整理最大的变化是：《论语》主体结构基本确定，始于《学而》，终于《尧曰》，有明显的价值取向，即人人都能够通过学习，在道德水平上达到尧的境界。至于是否是二十篇仍然存疑，我个人认为此时没有《季氏》篇，其疑似在下一阶段被增补。
第四阶段：最终确定。从曾参去世之后到子思去世，即公元前434年至公元前402年。这一阶段由子思担纲，其弟子参加。“孔子的孙子子思肩负起了这个历史重任。他以孔子嫡孙的身份，召集孔子的再传弟子，以残缺的孔子文集为底本，通过汇集孔子的再传弟子记录的孔子弟子的口传亲授，经过选择、分类、校勘、加工、整理，最后裁定成《论语》《孔子家语》等文献。”[35]此次编纂最大的变化有三点：其一，增补曾参的言论，以“曾子”称之。其二，鉴于有若“似孔子”，曾被孔子弟子当孔子待之，故将有若以“有子”称之。其三，在整理过程中，又间接了解到孔子的言论，增补时以“孔子曰”记载，以《季氏》篇最为明显，试分析如下：
《季氏》篇共计14章，其中“孔子曰”开头的占10章，之所以称“孔子曰”是由于此时编纂的作者是曾子的门人，记述曾参的话为“曾子曰”，那么对孔子所说的话(这是编纂者从其他渠道得知)只能以“孔子曰”称之。本篇第一章“季氏将伐颛臾”对孔子及其弟子都是以全名称之，可以作为佐证。另外三章列于本篇最后。第12章明显是接着第11章所讲，是对11章的解释。第13章是“陈亢问于伯鱼”，显然与孔子之教有关。第14章是讲“国君之妻”不同的称谓。此章事关礼制，应是孔子所讲。“这章可能也是孔子所言，却遗落了‘子曰’两字。……而且这一章既见于《古论》，又见于《鲁论》，尤其可见各种古本都有之，决非后人所掺入。”[36]此章并不是遗落了“子曰”，而是遗落了“孔子曰”。“称‘孔子’云者，必当在距孔子较远之时代，始可有之；如出于直接之记言，固不必特冠以‘孔’字之类，以示区别。今考诸孟子一书，其所记有关孔子之言行，例皆称‘孔子’乃至‘孔子曰’；然则下论概亦与孟子一书相近，而约略可推辨当成于其时代之先后；至其中《季氏》一篇，尤为其显例也。”[37]由此，《季氏》篇是此阶段的增补。另外，《尧曰》篇最后一章“孔子曰”也是此阶段增补。
综上，《论语》编纂经历了不同阶段，闵子骞、冉雍、子贡、有若、子夏、子游、曾参、子张在不同阶段所起的作用不同，部分再传弟子作为辅助人员也参加了编纂，最终由子思主持确定。
三、结语
先秦时期的《论语》编纂是一个“层累叠加”的过程，经历了“初稿集结”“首次整理”“再次整理”“最终确定”四个阶段，是以闵子骞、子贡、曾参、子思等为代表的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集体加工整理的结晶，为《论语》后期传播直至最终成为儒家经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收稿日期：2018-09-06
注释：
①本文所引篇章，以杨伯峻的《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为据。
②这35名弟子，多数生卒年代不详。为便于分析，除了有明确记载的外，其他弟子假定在孔子去世之后仍然健在。
③长期以来，受疑古思潮的影响，《孔子家语》系“后人伪造”之作为学界公认。结合出土文献等相关资料，杨朝明专门撰文《代前言：〈孔子家语〉的成书与可靠性研究》进行了驳证，认为并非“伪书”，本文赞同此观点。参见杨朝明主编的《孔子家语通解》，齐鲁书社2013年版。
④闵子骞的生卒年一直存在争议，一般认为闵子骞生于公元前536年。去世的时间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先于孔子去世，即公元前487年；另一种说法是后于孔子去世，有学者考证应为鲁悼公十九年，即公元前438年。参见杨洪彬的《闵子骞系列考》，载《春秋》2009年第4期。笔者赞同第二种说法。
⑤按照殷礼，三年之丧的期限应为二十五个月，孔子自称“殷人”，弟子应当按照殷礼守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