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中亚五国相继宣布独立，建立在国别研究基础上的中国中亚研究由此诞生。进入21世纪以来，在中亚地区重大热点事件的影响下，有关中亚研究的研究方向、研究议题与研究方法也随之变化。那么,中国的中亚研究的缘起及其发展进程是怎样的?21世纪以来该研究发生了哪些变化?中国的中亚研究存在哪些问题?该研究的未来发展如何?为此,本刊特约记者王海媚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中亚友好协会副会长孙壮志研究员。孙壮志研究员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中亚研究室主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中亚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中国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秘书长等职务，主要研究方向为中亚地区国际关系、中亚安全问题、“color revolutions”问题、上海合作组织等，著有《中亚五国对外关系》《中亚新格局与地区安全》《中亚安全与阿富汗问题》《独联体国家“color revolutions”研究》等。
一、中国的中亚研究状况
王海媚(以下简称王):孙老师您好!请问您如何理解中国的中亚研究的缘起?
孙壮志(以下简称孙):从国际政治角度来看，1991年，中亚国家独立以后,我国学者才把中亚五国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严格意义上的中亚研究由此诞生。1991年之前，中亚是苏联的一个行政区域，因其是苏联与中国的邻近地区受到较多关注，国内学界更多从地区发展、民族文化等角度研究该地区。当时，有几个专门的研究机构，比如，1963年，经中国领导人批示成立的苏联远东研究所(现为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所)，研究与我国相邻的西伯利亚远东地区;1980年成立的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研究和新疆相邻的苏联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外交、历史等诸多问题，这其中就包含中亚地区。
中亚五国独立后，对与中国的合作关系寄予很大希望，中国也非常重视这些邻近国家。中国是最早承认中亚五国独立，并最早与它们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在与中亚五国建交后，我国包括外交部、中联部和商务部在内的多个部委都成立了与中亚地区相关的处室，比如，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在1992年改为东欧中亚司，将中亚纳入该司的业务范围。但当时,中国学界对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这五个国家缺乏深入了解，这些国家独之后将本国的国语改成主体民族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研究难度。因此，中国学界对于中亚各国的学术研究亟需加强。苏联解体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以下简称社科院)的苏联东欧研究所改名为东欧中亚研究所。社科院苏联东欧所最初的研究内容分为苏联和东欧两大块，东欧部分有一个专门的研究室，苏联部分按照政治、经济和外交等专业方向划分研究室。1992年,东欧中亚所以苏联政治室为基础成立了专门的中亚研究室，抽调10余名研究人员共同负责中亚五个新独立国家的研究工作。除北京以外，上海、新疆和兰州也成立了研究中亚问题的实体或非实体科研机构，专职的研究人员总计大概为30—40名，中国的中亚研究初具规模。
这一阶段，有关中亚问题的研究成果开始出现，但从学术角度来看，这个阶段的中亚研究基础相对薄弱，早期作品主要是介绍中亚各国的国情、中国和中亚各国的关系等常识性的书籍。比如，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在20世纪90年代初编写的《中亚五国概况》，就是一本介绍国情的著作。20世纪80年代，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建立初期，创建了名为《苏联中亚研究资料》的季刊，这份内部刊物一直办到1998年，共出版60期，刊发了涉及中亚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民族等学科的文章近1000篇，共约700多万字，为中国的中亚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中国社科院中亚室成立后也是按照国别，对这些国家的国情进行研究，研究室主任赵常庆研究员等人发表了多篇关于地区和国别的论文。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以下简称现代院)也有研究人员关注中亚问题，他们主要从独联体国家概况的角度开展研究。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以下简称中联部)前副部长、驻乌兹别克斯坦前大使于洪君曾担任中联部欧亚局中亚处第一任处长，他写了不少文章介绍中亚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情况，比如《中亚五国目前政情的主要特点》《中亚国家经济改革的构想、成就与问题》《中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关于特别经济区和自由经济区的法律》，他还在《在苏联废墟上的艰难求索》一书中梳理和总结了中亚每个国家的政治变动和政党情况。同时期，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潘志平撰写了专著《中亚浩罕国与清代新疆》，研究了清代中国与中亚地区的关系。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所所长邢广程研究员曾任社科院东欧中亚所中亚室副主任，出版过专著《中国和新独立的中亚国家关系》，该书梳理了中国与新独立的中亚五国关系的现状，阐述了中国对待中亚国家的政策。中亚地区民族较多，民族关系比较复杂，我国学界对中亚的民族问题也有所涉猎，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中亚室几位资深研究员过去是从事苏联民族问题研究的。
王:您认为中国的中亚研究从何时开始逐步深入?
孙: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学界对中亚问题的研究逐渐深化，这与中亚地区的局势变化有直接关系。当时，中亚地区蔓延的“三股势力”(恐怖势力、分裂势力、极端势力)和“阿富汗问题”都对我国的安全形势造成一定影响,因此，在这一时期,中国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度不断增加。关注焦点包括地区安全问题、“三股势力”对新疆的影响、面临的“双泛问题”(泛突厥和泛伊斯兰)等。中亚安全问题也是我个人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在中亚安全研究领域出现很多研究成果。我在《中亚新格局与地区安全》一书中讲述了国际格局变化对中亚地区的影响、中亚的地缘战略地位、新格局中的中国与中亚关系、21世纪中亚所处的国际格局与地区安全等内容;在《中亚安全与阿富汗问题》一书中探讨了阿富汗问题对中亚地区安全局势的影响，比如阿富汗问题的渊源及其与中亚地区安全的现实联系、“9·11”事件后美国出兵阿富汗给中亚地区安全形势造成的影响等。还有一部分译著出现，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杨恕教授和汪金国翻译了哈萨克斯坦学者C．M．阿基姆别科夫的《阿富汗焦点和中亚安全问题》，该书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分析了苏联撤军阿富汗之后到1998年这段时间内，阿富汗的政治军事形势、民族宗教因素对该地区的影响，特别是阿富汗局势对中亚国家安全的影响。
除中亚安全问题外，我国学者对于中亚其他方面的研究也日益深入，一些高水平的成果不断出现。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原东欧中亚所)赵常庆主编的《中亚五国概论》详细介绍了中亚五国的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社会、文教、卫生及中亚五国对外关系，特别是中亚与中国关系这部分内容，从丝绸之路最早的历史开始介绍，对中亚和中国关系的历史和现实进行梳理。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马大正、新疆大学中亚文化研究所冯锡时合作主编了《中亚五国史纲》一书，对中亚地区由古代到独立后的历史进程进行了研究。
从研究人员构成来看，研究中亚问题的很多老专家都是半路出家，从研究苏联的经济、法律和民族等问题转为研究中亚的相关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批年轻的研究力量逐渐成长起来。在这一时期，全国专门研究中亚问题的学者大概有40—50人，科研队伍相对稳定，研究主要聚焦于中亚地区政治经济形势、中亚安全、中国和中亚关系等问题。此外，全国性关于中亚问题的系列研讨会逐渐成形，比如“全国中亚问题研讨会”，至今已经举办了19届，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甘肃省国际友好联络会、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的中亚室是最早发起机构。在中国的中亚研究从起步到初具规模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中亚研究室逐渐成为全国研究中亚问题的中心。北京的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国际问题研究院及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新疆大学中亚文化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所等机构都有科研人员关注中亚问题。
二、中国的中亚研究取得的进展
王:请您总结一下中国的中亚研究发展历程
孙:自20世纪90年代起至今，中国的中亚研究发生了很多变化。影响因素有很多，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与中亚五国关系的快速发展。中国与这些国家建交之后，双边关系提升很快，合作的领域不断拓展，中国学界对中亚的研究亟需加强。总的来看，中国的中亚研究存在几个重要的节点，即在一些特定的时间段，学界对中亚问题的关注度达到较高水平。
第一，中亚国家独立后十周年(2001年)。1991—2001年间，中国学界对中亚问题的关注持续升温，并在2001年到达到较高程度。这一时期国内学界研究中亚的成果比较多，培养了一批以中亚问题为研究方向的硕博士研究生，以中亚问题为主题的学位论文数量也开始增加。这与中亚地区的国际形势、中亚地区的自身发展、中国与中亚关系密切相关。
从国际方面看，受到中亚地区活跃的“三股势力”，“9·11”事件及“9·11”事件后美国在中亚地区驻军等多重因素影响，中亚地区的力量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2001年前后，俄罗斯、美国等大国在中亚地区的博弈达到新的高度，这激发了我国学者对中亚的研究热情。另一个重要事件是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的成立，从1996年开始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用五年的时间解决完中国与俄罗斯以及中亚国家的军事互信、边界裁军等问题后，逐渐建立起一个多边合作平台，2001年，上合组织正式成立，成为政府间区域性国际组织。由于中亚是上合组织多边合作进程中的一个核心区域，这使得一批研究国际问题的专家开始关注上合组织，进而关注中亚问题。
从中亚自身发展情况来看，2001年，中亚地区的整个政治体制、经济发展和外交工作都进入了相对成熟的阶段，政治局势稳定。中亚五国在独立之初，虽然在政治体制上模仿西方国家，确立了形式上的三权分立，但在政治上很不稳定，随后这些国家逐渐转变为威权主义的政体，强化总统权力，政局逐渐平稳。在经济方面，由于受俄罗斯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中亚国家的经济非常困难，直到90年代后半期才开始走向正常。所以，到2001年左右，经历了十年发展，中亚地区进入相对稳定的阶段，该时期研究中亚问题的学者获得了很多学术交流和实地考察的机会，在西方和俄罗斯也有很多研究中亚的成果相继出现，国际交流趋于活跃。
从中国与中亚的关系来看，2001前后，中国在中亚地区开始有实质性投入。1992年,作为新亚欧大陆桥的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的跨境铁路联运开通后，中国与中亚各国的经贸往来日益密切。1997年，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在哈萨克斯坦竞标成功，与哈萨克斯坦政府控股的国家油气公司建立了合资的中油阿克纠宾油气股份公司，标志着中国石油企业开始进入这一地区。随着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贸易额的逐步提升，中亚地区对中国的战略性意义日益凸显。
2001年后，几乎每五年中亚就会出现重大事件，中国对中亚问题的重视程度随之也会提升，科研工作围绕相应事件展开。
第二，吉尔吉斯斯坦第一次color revolutions(2005年)。2003年和2004年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分别发生了color revolutions，有学者认为，爆发如同多米诺现象，2005年会来到中亚地区。果然，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发生了政权更迭。吉尔吉斯斯坦的所谓color revolutions有自己的特点，它是通过暴力方式实现的，直接导致了该国政治局势的混乱并且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走出危机。2005年，中亚地区亲西方的所谓“民主派”活动非常活跃，color revolutions对中亚的稳定造成很大挑战，俄罗斯、中国都把它看作是重大的安全威胁。有学者认为，color revolutions是由西方国家策动的、针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政治运动;也有人把它看作是美国、俄罗斯等大国在这些地区背后角力的结果。在此背景下，一部分从宏观层面研究国际问题和意识形态的学者开始关注中亚地区，扩展了研究视角。
第三，全球金融危机(2010年前后)。更关注地区合作和双边关系，上合组织成立十年，被看作是安全合作平台，经济合作进展缓慢，需要加强研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与西方国家有密切金融联系的中亚各国均受到一定影响，尤其是2009年，中亚经济受到很大冲击。因此，这些国家开始想办法摆脱危机，中国为此给它们很大帮助。在反危机过程中，中国和中亚各国建立了密切的经济联系，而美国和欧洲国家由于受金融危机影响，对中亚的投资和援助大量减少，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提升，开始成为中亚地区最重要的投资和贸易伙伴之一。
2010年前后，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关系达到较高水平，战略伙伴关系逐步建立，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都签署了长期友好合作条约。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进一步密切和稳定，在双边合作和地区合作中取得很多成果，该领域的学术研究也随之进入新的阶段。2010年后，整个国际形势发生迅速变化，随着美国宣布从阿富汗撤军，西方在中亚地区出现退出的趋势，中国和俄罗斯成为中亚地区影响力较大的国家，两国学界对中亚地区的学术兴趣反而有所下降，因为在大的世界格局中，中亚的角色似乎没有那么重要了。目前，学界对中亚问题的关注度不如21世纪前10年那么高，研究队伍开始萎缩，研究成果出现青黄不接的情况。第一批研究中亚问题的资深专家，在这个阶段陆续退休，后备的年轻科研力量不足。在2001—2010年间，中亚研究比较繁荣的时期，很多学者都不是专门从事中亚研究，而是在研究中美关系、大国政治等问题的时候涉及中亚地区，2010年后，这些学者对中亚的关注慢慢减少。
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这对中亚研究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很多研究“一带一路”的学者开始关注中亚地区，因为中亚在“一带一路”中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哈萨克斯坦还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首倡之地。“一带一路”向西陆路交通第一站就是中亚，因此，中国外交部把中亚看作“一带一路”的先行区、示范区。在“一带一路”早期研究成果中，就有关于中亚问题的学术成果出现，现在,有更多学者从中亚与“一带一路”的关系这个角度开展研究，还有一部分研究中亚问题的学者开始研究“一带一路”，特别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以往国别研究不同，研究“一带一路”的中亚问题专家偏向于从比较宏观的理论视角，或者从国际经贸关系层面探讨相关问题。
王:21世纪以来，中国的中亚研究取得了哪些进展?有哪些代表性的机构、学者和学术成果?
孙:从2001年到现在，国内学界对中亚的研究不断深入，研究成果逐步得到国际认可，国际影响力有所提高。西方学者在研究中亚问题的时候开始参考中国学者对中亚的研究，他们也经常来北京、上海等地进行学术交流。随着关于中亚的科研成果数量不断增多，国内舆论和新闻媒体对中亚地区的关注也增加了。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当前中亚研究的规模变大了，研究机构的重视程度提高了。
下面我结合各科研机构研究人员的个人专长、主要研究方向及其代表作来进行梳理和介绍。
目前，国内中亚研究比较全面、权威的机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俄欧亚所的中亚研究室，这里一直有稳定的科研队伍，最少的时候有五位研究者，最多的时候有10多人，可以保证中亚的每个国家都有专人跟踪。中亚研究室每年都发表大量科研成果，出版了很多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并定期发布《中亚国家发展报告》《俄罗斯中亚国家经济发展研究报告》等系列报告，逐步确立了在国内相关问题研究领域的一流地位，与国内外有关研究机构的合作与交流逐年增多，国际知名度稳步提升。中亚研究室主要关注中亚地区政治经济形势变化、安全问题、能源问题、中亚的区域合作问题、上合组织的发展与定位、中亚地区大国关系及国别问题，等等。除中亚五国以外，中亚研究室还关注南高加索三国(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这三个国家不管是在文化方面，还是语言方面都与中亚有密切联系，尤其是阿塞拜疆，因此，西方很多研究机构也将中亚和高加索地区放在一起研究，比如，美国中亚高加索研究所从一开始就把中亚和高加索作为一个区域来研究，“9·11”事件后，更是把南亚也纳入到研究范围之中。
赵常庆研究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室的首任主任，一直研究中亚问题，如今已经79岁高龄了，还在每天笔耕不辍。继1999年推出《中亚五国概论》后，赵常庆研究员在2004年主编了《十年巨变·中亚和外高加索卷》一书，这是中亚研究室的团队研究成果，该书利用丰富的一手资料，对中亚五国和外高加索三国独立之后十年的变化进行总结和评析，对独立后各国多年来的体制改革的成就与问题进行了理性思考。可以说，该书是《中亚五国概论》的续篇，不仅加入了南高加索三国的内容，在理论上也进一步加强。2014年，赵常庆研究员又出版了《东方文化集成:中亚五国新论》一书，该书集中体现了赵常庆研究员对中亚国家自独立到2014年间发展的一些新思考，包括中亚国家的政治局势和政治体制、中亚国家的经济体制与经济改革、中亚国家的社会变化与社会政策、中亚国家的安全形势与存在问题、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等问题，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
我本人博士生阶段师从赵常庆研究员，多年来一直关注中亚国家社会政治变迁、地区国际关系与上海合作组织，主要研究中亚国家对外关系、地区的政治和安全局势、“color revolutions”影响，中国与中亚战略合作与上合组织的定位、作用等问题。我在主编的《独联体国家“color revolutions”研究》一书中重点分析了苏联解体后不同独联体国家(包括中亚国家)政治进程的基本走势，以及西方国家对独联体政策的变化与“color revolutions”的关系;在《中亚安全形势及上合组织的重要作用》一文中分析了在中亚新的安全形势下，上合组织对于维护中亚稳定的积极作用;在《“一带一盟”对接与中国中亚经贸合作》一文中探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如何在中亚国家对接，以及上合组织应该如何发挥机制作用等问题。
吴宏伟研究员曾任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中亚研究室主任，通晓哈萨克语，对中亚的历史文化、地区合作和人口问题比较关注。他曾指导学生研究中亚地区的部族问题，包括主体民族下面的各种分支，民族问题对独立之后中亚各国政治稳定的影响非常大，应该说，这个研究方向是很有意义的。张宁研究员是现在的俄欧亚所中亚研究室主任，他擅长研究中亚的经济合作与安全问题。苏畅研究员曾在塔什干大学长时间学习进修，主要研究中亚与伊斯兰教相关的极端势力问题。包毅副研究员曾在哈萨克学习和进修，主要研究中亚的政治转型问题。赵会荣研究员曾在乌兹别克斯坦进修，对国别和地区问题有高质量的成果。还有杨进副研究员、肖斌副研究员也有各自的研究专长。总的来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室的团队很强，个人成果和集体成果都很多，研究具有连续性、稳定性和权威性。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关注中亚问题，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许涛研究员曾任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馆一等秘书，对中亚地区非常了解，《中亚地缘政治沿革:历史、现状与未来》是他对中亚问题长期跟踪的研究成果，该书从中亚地缘政治沿革的角度解读这一地区面临的区域一体化、非传统安全等复杂问题。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俄罗斯中亚研究所所长丁晓星研究员长期从事中亚地区形势、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上合组织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等问题研究，曾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性与可行性分析:兼谈推动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全面合作》《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中亚“示范区”》等文章中对中国与中亚国家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开展合作所面对的机遇和挑战进行分析，并提出自己的思考和建议。曾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的季志业教授长期关注俄罗斯问题，同时也会涉及中亚地区和上合组织，曾与许涛合作主编《上海合作组织:新安全观与新机制》，追诉“上海五国”到“上海六国”的发展过程，评价上合组织几年来取得的成绩，分析它所面临的任务和挑战。徐晓天研究员在调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海洋安全研究所之前也曾经研究中亚问题，曾撰写《乌兹别克斯坦民族宗教概况》《土库曼斯坦民族宗教概况》等文章，介绍中亚国家的民族宗教情况。
外交部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没有专门研究中亚问题的学者，但在研究俄罗斯问题的过程中会涉及中亚问题，比如，陈玉荣研究员曾担任欧亚所所长和上合组织国家研究中心的秘书长，长期跟踪中亚地区和上合组织，主编《上海合作组织研究报告2009/2010》，撰写《上海合作组织在中亚的地位与作用》《中国与中亚地区经济合作》等论文。邓浩研究员、李自国副研究员、韩璐副研究员和赵臻副研究员也都针对中亚问题发表过文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还会举办关于上合组织的研讨会，出版与之相关的论文集或者蓝皮书，比如《上海合作组织:回眸与前瞻(2001—2018)》蓝皮书等。
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的刘华芹研究员长期研究中亚的经济问题，包括“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与中亚国家双边经贸关系、上合组织区域经济合作研究等，她的作品包括《徘徊在十字路口的中亚国家经济》《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的构想》等。中国人民大学的许勤华教授对中亚的能源合作有一定的研究。
一部分学者是在研究其他问题的同时涉及中亚问题。曾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的赵华胜教授，对中亚五国外交及中国对中亚政策进行过系统研究和总结。他有很多研究成果，并且不限于中文，还有俄文和英文的成果，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影响。他在《中国的中亚外交》一书中梳理了中国中亚政策的历史演变、中国在中亚的基本利益、中亚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中国中亚政治的制定、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双边关系等问题，力图展现中国与中亚关系的全貌。2005年，赵华胜出版了俄文专著《中国、中亚与上海合作组织)，于2007和2008年先后出版了合著成果《华盛顿、莫斯科和北京对中亚的态度》和同名俄文专著。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潘光教授在研究上合组织和反恐问题的时候会涉及中亚问题，有一定的学术影响力。上海外国语大学成立了丝路战略研究所，聚焦中东、东南亚、中亚、美欧(含拉美)四大板块的内容，关于中亚地区的研究成果陆续发布。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和一些高校也有学者关注俄罗斯和中亚问题，比如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李新教授、复旦大学的冯玉军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杨成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的王海燕副教授等，各有所长，有的关注大国关系、有的关注地区发展，有的侧重研究中国与该地区国家的经贸合作。
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前所长杨恕教授在担任兰州大学副校长期间，对中亚研究给予很大关注，他本人有很多关于中亚问题的著作和论文，比如《转型的中亚和中国》一书在总结和论述中亚各国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形势的基础上,对中亚与中国关系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进行了系统评析;《聚焦中亚:中亚国家的转型及其国际环境》关注中亚五国的社会转型，以及中亚地区比较突出的“color revolutions”、恐怖主义、毒品等问题，并对国际环境、大国关系与多边机制在中亚五国的转型过程中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杨恕老师培养了不少学生，他们对于中亚的安全、经济等问题均有研究，涉猎面广。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的汪金国教授、曾向红教授、朱永彪教授等都可以称为中亚问题专家，而且比较年轻，对于恢复兰州大学中亚研究的传统优势有很大帮助。曾向红作为后起之秀，英语水平很高，与西方交流多，对西方的观点非常熟悉，具有很强的学术潜力，作品有《遏制、整合与塑造:美国中亚政策的战略目标》《美国对中亚事务的介入及中亚国家的应对》等。可以说，除北京和上海以外，兰州的中亚研究成果数量是最多的。
除北京、上海和兰州之外，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潘志平研究员多年来专注中亚研究和历史民族研究，学术成品颇丰，包括《中亚的地缘政治文化》《“color revolutions”袭击下的中亚》《中国与中亚地区国家关系研究》等。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所的石岚研究员也有一些关于中亚的学术成果，如《中亚费尔干纳:伊斯兰与现代民族国家》《color revolutions袭击下的中亚》等。陕西师范大学中亚研究所所长李琪教授的著作《中亚维吾尔人》是一本影响很大的书，它对中亚维吾尔人的历史和现状及其特点进行深入的研究，丰富和充实了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史的研究。近年来，陕西师范大学中亚所成为实体，受到学校的重视，发展后劲比较足。
三、我国中亚研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王:您认为，目前国内学界在中亚研究中存在哪些问题?其原因是什么?
孙:在我看来，中国的中亚研究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后继乏人。进入21世纪以来，中亚研究的规模不断变大，但是，专门研究中亚的科研队伍人数没有增加，反而萎缩了。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20世纪90年代转行来的苏联问题专家，研究功底很深，俄语水平高，对研究对象国的国情十分了解，研究细致深入，但当他们陆续退休之后，中亚的研究力量急需补充;其次，新培养的年轻学者不足以填补老一辈专家退休后留下的空缺。培养研究中亚问题的人才周期很长，成本也很高。因为研究中亚问题只靠第二手材料是不行的，要想成为真正的专家，一定要去实地调研。中亚地区有很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这不仅体现在政治制度方面，当地的经济、社会、民族、宗教情况都很复杂，中亚各国独立后的政治进程、经济进程、人文领域的变化，需要学者去当地亲身感受和深入调研，不是看一两本书，去一两个中亚城市就可以成为专家的;再次，中国与中亚五国建交之初，中国驻中亚的外交机构和驻外企业也需要了解中亚的人去协助工作，所以，那段时期培养的年轻人很多去了外交部或者驻外企业去工作，造成了一定的人才流失;最后，中亚问题研究人员少，也与国内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趋势和国内教育体制的变化有关系。20世纪80年代，我国还有很多中学教授俄语，那时候俄语人才很多，现在学俄语的人才变少了，整个俄语片的学者数量都在减少，而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更愿意去研究美国等英语国家，所以，研究俄罗斯及周边国家的年轻学者相对缺乏。
目前来看，国内比较活跃的研究中亚问题的知名专家基本是50—60岁左右的学者，40—50岁的学者有一些，40岁以下的学者很少，中亚研究科研队伍很不稳定。
第二，研究成果缺乏深度，缺乏针对某一领域或者某一议题的持续关注和系列研究。美国和日本有些学者一辈子只研究一个问题，过去我们的老专家多年只跟踪一个国家，这样的研究才能足够深入，当然，要求一个人坚持十年只做一项研究是很难的，因此，目前中亚学界很多议题研究深度不足、不够透彻。另外，受到重大热点事件的影响，国内学者研究中亚问题更多选择宏观视角，对一个问题的持续细致研究变少。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方面，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对中亚各国的情况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仅从一个国家入手无法全面掌握和研究整个中亚地区的情况;另一方面，受到国际形势、地区形势还有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等因素的影响，中亚各国之间有着很强的关联性，比如，研究“一带一路”或者“color revolutions”，只研究一个中亚小国是不行的。在此背景下，中亚问题科研队伍的学术结构、研究方向进行了相应调整。
第三，科研机构之间缺乏合作、合力不足。虽然各机构之间会定期举办交流活动，但是，合作研究课题较少。目前的情况是，一个机构拿到一个课题会邀请其他机构的学者一起合作，但是，各研究机构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水平往往不在同一个层次上，合作起来有一定的困难。每个机构有自己的主攻方向，有自己的优势和特点，是比较理想的状态，但现在是各个机构水平参差不齐、选题大同小异，这种情况需要进行调整。目前，中国国内的中亚研究初步实现了多种研究方法的相互结合，比如，历史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和民族学等之间形成一种有益的互补，还有就是英语和俄语甚至是其他外文材料的互补，“color revolutions”后，借助美国材料的研究成果变多，比如，对美国的中亚战略、美国与中亚关系的研究等。兰州大学的曾向红教授在这方面表现突出，阅读了大量的英文文献，这对于传统的依靠俄文材料的研究是一种很好的补充。
第四，缺乏实证研究和田野调查，一手资料不足。西方学者有做实地调研的传统，美国卡内基基金会的中亚问题专家玛莎·布瑞尔·奥卡特(Martha Brill Olcott)对我说她几乎每年都会用半年的时间去中亚实地考察，这样的研究持久和深入，她的著作包括《中亚的第二次机会》等，玛莎在《中亚的第二次机会》一书中剖析了“9·11”事件之后中亚地区战略地位的变化，对造成中亚地区动荡不安的国内、地区、国际因素、美国对中亚的政策、中亚各国的改革路径及未来发展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国内学者缺乏这种经历，加上中亚国家网络尚欠发达，获得一手资料的可能性就更小。现在，很多中国学者使用的材料是从俄罗斯和美国的报刊、网站上获取的，而一些虚假的新闻报道也会对学术研究造成一定的误导。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者研究中亚国家的途径是在每一个国家订一份俄文报纸，以及购买新华社的信息和内部资料，这些资料是比较真实可靠的。所以，当下中亚问题研究的独创性有限，新观点很少。中国的中亚研究经过十年的发展，虽然在研究方法上取得一定进步，但是相比国家的需求和学科发展的需要还有一定差距。
王:您认为应采取哪些措施解决上述问题?
孙:首先，应该加强中亚研究领域的人才培养工作。希望国家能够给予政策支持，各科研机构要更加重视这项工作，并采取措施防止人才流失。应该建立完备的人才培养机制，从本科开始一直到博士阶段引导学生学习中亚研究所需的知识，不只是中亚国家的语言，还应该安排实地考察，做好相关知识的储备。此外，除了掌握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理论，还需要熟知中亚各国的历史、文化、民族、经济、社会等多种知识，由于中亚地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有些问题可能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经典国际关系理论无法解释的，所以，需要结合中亚的历史、社会、民族等来分析和解读。“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和在校研究生开始关注中亚，应该以此为契机，着力对他们进行正确引导和培养。
其次，希望中亚研究领域的各科研机构能够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比如,在中亚地区的国别研究方面，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室一共有五位研究人员，科研力量不足，加上研究室还承担其他科研项目，不可能像以前一样针对每一个国家安排专人来做跟踪研究，这样一来，传统的国别研究的优势就会减弱。但各科研机构之间可以相互合作，形成合力。当前，很多高校都建立了中亚五国的国别研究中心，我认为，各个科研机构可以跟这些国别研究中心合作，在做好基础研究的同时，帮助各个机构形成自己的学术特色和专攻方向,从而深入对对象国的研究。
最后，应该加强中亚研究的学科建设。要规划好中亚研究的学科布局和学科发展方向，如果总是跟在别的学科后面走，体现不出来自身的学术价值和特点，这一学科的重要性就无法凸显。其实，在中国社科院中亚研究从很早开始就是重点学科，但是，如同中亚地区容易经常受到外界大环境的影响一样，中亚研究也很容易被其他学科影响，比如，受到俄罗斯研究的影响、美国研究的影响等。中国的中亚研究应该有独立的学科设计和科学的研究方法，这方面工作需要加强。
四、中国的中亚研究的发展前景
王:您如何看待中国的中亚研究的未来发展?
孙:虽然中亚研究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近年来，这一研究领域也发生了很多可喜的变化或者说进行了新的尝试。
第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关注中亚问题，中国和中亚国家的学生交流日益频繁。“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一批研究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年轻人开始关注中亚。2018年，北京大学创办了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在这个学院组织的首次优秀大学生夏令营30个学生中间，对中亚问题感兴趣的人很多。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邀请我给学生做讲座，通过听讲和提问环节我能感受到，这些年轻人学习态度很认真，读了很多关于中亚的书，提出很多很好的问题。这说明对关心中亚问题的人不在少数，只是目前中亚问题研究的专家数量有些不足。
中国与中亚的交流越来越多，中亚国家的学生对中国的兴趣不断提升，很多中亚国家的学生来中国留学，每年有上万人的规模，仅哈萨克斯坦在华深造的大学生就大概有2万至3万人。这种交流可以帮助两国学生更好地了解双方国家，对中国的中亚研究年轻人才的培养有所助益，中国和中亚各国人民之间的文化联系和交往日益密切，也有助于建立互信，密切彼此之间的合作关系和战略伙伴关系。
第二，高校尝试建立培养中亚研究人才的新模式，创办针对中亚地区的国别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学开设了一个双语教学项目，每年招收一个班的学生，既学习俄语，又学习一门中亚语言，近些年,已经培养除了掌握俄—哈、俄—吉、俄—乌双语的本科生，不少学生本科毕业之后选择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中亚方向的硕士。比较遗憾的是，这些学生毕业后有的去了企业工作或者去地方高校教书，继续从事中亚研究的人很少。但我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人才培养方式。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也开设了哈萨克语、乌兹别克语等本科课程，并安排这些学生去中亚国家学习交流，时间大约为一学年。回来之后也有机会继续攻读研究生，未来有希望成为研究中亚问题的年轻专家。
目前，全国大概有十几所高校成立了中亚研究中心，包括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亚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陕西师范大学中亚研究所、西北大学中亚学院、新疆大学中亚地缘政治研究中心等。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中亚研究更多转向宏观性研究，国别研究随之减弱，这样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对具体国家的跟踪研究不够。虽然中亚五国看起来联系非常密切，但它们之间的差别很大，而且这种差别还在加剧，如果不从国别角度研究的话，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是不够深入的。各高校成立的中亚地区国别中心应该可以恢复和推动中亚国家的国别研究。
第三，跨学科研究对中亚研究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如前所述，受到国际重大热点事件的影响，很多学者由国际政治、国际经济、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领域转为关注中亚地区问题，这些学者在研究中亚的过程中，把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引入了中亚研究领域。比如，中央民族大学的东干学研究所，专门研究中亚东干人的语言、文学、历史、宗教、艺术、民俗和经济等多内容，与中亚研究有密切联系，中央民族大学的资深教授胡振华是国内研究东干问题的第一人，他在中亚学界同样深孚众望。他的学生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国杰和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教授丁宏，曾在吉尔吉斯和哈萨克斯坦做过实地调研，研究那里的东干人，掌握很多一手材料。虽然对中亚地区进行人类学调查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政治研究，但他们的研究成果对于传统中亚研究来说很有价值，形成有益补充。发挥跨学科研究中每个学科的优势对中亚研究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王:请您展望一下中亚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
孙:中亚地区对中国的战略利益非常重要，但不应该把中亚作为孤立的研究对象，中亚的重要性在于它与中国的发展、开放、稳定有很强的关联性，应该从这些角度去认识中亚。我认为，在未来的中亚研究中，有很多议题应该被关注和研究，大概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与中亚相关的重大问题和现实问题。在中亚发生的与中国相关的重大事件、重大的区域性问题，都应该是中亚研究关注的重点。中国与中亚关系，包括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和安全关系，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双边与多边合作，上合组织的作用等都应该投入精力深入钻研。
第二，中亚地区的局势变化。中亚地区各个国家差别很大，了解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形势，评估当地的投资环境，预测各国的发展趋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种基础性研究也可以很好地为第一个大议题服务。
第三，中亚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关系。中亚是大国博弈的竞技场，各个大国都有针对中亚地区的战略或者计划，比如，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和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和“大中亚计划”等。在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中亚地区的战略格局总在发生变化，做好这方面的研究十分重要。
第四，“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实证研究。早就20世纪90年代，我国就与中亚各国讨论互联互通和交通合作等问题，中国在1992年开通了新亚欧大陆桥，早于“六大经济走廊”概念的提出。因此，在“一带一路”实施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问题或者已经面对的问题，比如恐怖主义、债务问题、地缘政治的风险等在中亚地区早已出现过。未来可以在中亚地区对这些议题进行实地研究，从而为在其他地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