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目前大家在媒体上该看到的中美问题都看到了，在了解这些问题的时候，大家也带着各自不同的想法和立场，今天我从制度角度来看，通过回顾中美经贸关系的过往，希望能帮助大家把变化的经济环境、经济力量以及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等其他问题纳入分析框架，从而全面理解一下中美经贸关系走到现在，到底有哪些坚实的基础？问题为什么重新被提出来？双方曾经是如何成功把政治和经济问题区隔开、分别处理？今后政策怎么调整、往哪一个方面调整？
目录
一、从制度性安排开始整理头绪
1、双边贸易协议与最惠国待遇
2、中美第一次大的贸易争端
3、问题全面爆发
4、突破制裁在多边场景开始双边谈判
5、什么是欧美强调的reciprocal“对等”？
6、为什么要搞创造性的WTO项下的特殊安排
二、中美关系，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三、承前启后的历史节点
四、新的谈判碾压原有的双边合作机制安排与多边国际法规的发展同方向
五、国际经贸法的发展趋势和影响
六、影响新制度安排的经济理论问题
七、中国有优势主动制定新的规则
马晓野：无奈的声明
首先感谢大国策智库愿意提供一角之地让我就我自己对中美经贸关系的一些看法和评论作如下说明。
我本人知晓，外交授权有限，也认可一些研究人员发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条件之一，就是受累于当时的“公开外交”。这种将有些门槛和技巧的外交难题，公开与社会上欠缺必要知识准备的吃瓜民众分享和开展讨论，形成了舆论驱动，当负有一定的历史责任。我当初并没于打算就经济外交问题提供见解与评论。后来事情的发展有些令人尴尬。
事情的大致经过是这样的。
前年特朗普就任总统前和就职后的对华经贸政策宣示中，已经明确提出了对等的概念。我意识到作为一个以发展中国家身份进入国际经济贸易体系的中国，“对等”是一个由于翻译不确切而被遮蔽掉了的重要概念。当对方提出规制regulatory system方面的“对等”的要求，被理解成了商业上的“互惠互利”的时候，正面交锋时出现“迎面而来，擦肩而过”的情形就会让人笑不出来了。于是我写了一个关于国际经贸体系中对等原则问题的文章在与经贸法律关系界的小圈子里传看。当然，我作为中国WTO研究会的理事，我也把文章发给了秘书长。对于“对等原则”概念的传播，我不推卸责任。
对于后来网上病毒性传播的系列文章和演讲，我就有些尴尬了。
美方发动对华301调查开始，中美经济贸易摩擦引起了经济学者的重视。我所在的一个经济学者群比较大，有400多人，群里也开始对此进行讨论。国际经济贸易谈判涉领域及到了一些经济学家和普通老百姓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都不接触的概念。尽管隔行不一定就是隔了一座大山，即使是小小的坎一样的障碍，也会使得讨论很发散。用一句文皱皱的话来讲，就是：缺少了验证过的经验事实作基础，讨论很快就陷入了相关，或根本不相关的理念之争。讨论过程的跳跃，很快就使可能有所收获的讨论滑向了情绪化的纷争。读书再多的人，只要是进入了“没有经验验证过的事实”为基础的探讨，讨论就与街头路人闲聊一样变得没有多少营养了。
群主说我曾经经历过中美谈判和多边谈判，建议让我在群里分享一下对谈判的看法。
我很有自知之明，谈判是庙堂之事。江湖之人不宜置喙。况且我也反对度外之人不明就里的充当“后座驾驶员”，不宜用自己的“理念”和碎片化的事实试图影响当局者的谈判方向和谈判进程。直接对谈判进行评论的方式也是我在写东西时一直力图加以避免的“错误”。在上述自我审查的基础上，我在群内分享了“从多边和双边制度性安排看中美经贸关系”一文。我希望大家从历史线索观察变化中的双边关系，谈的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历史事实。
不久，2018年4月群友让我在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给金融界的研究人员讲一讲。在现场介绍这么枯燥的，概念套概念的专题，我不得不即席在每一个问题上加一个例子。这个演讲肯定不如文字严谨。有出些错误也在所难免。
2018年5月初，也许是要赶在美国7人谈判代表团离京的日子，上海金融法律研究院把我的演讲记录，结合以前群里发的部分文字放到了网上，并注明了“未经本人审阅”。看到这个上网文字中还有不少的错误，并经几个门户网站转载后进入快速传播，我既感到无奈，也不好对各网站的“厚爱”过多指责。我采取了龟缩的处理态度：既然网站载明了未经我本人审阅，我就不对此负任何文责。去年有人对我说，那个带有错误的稿子的全网阅读量可能达近千万次的时候，我只有苦笑。
事情本已经过去了。可是在今年中美谈判遇到了较大的挫折的时候，从“一瓣”网开始又把去年上海金融法律研究院的文章再次转载。“一瓣”网的有关人员次日告知我的时候，我赶紧说那是未经本人审阅，而且有错误在上面。对方建议我作一勘误由该网顶置，以正视听。可是同时其它网站行动也很快，马上就有“学经济家”，“中美企业峰会”，“赫桥智库”，“金融读书会”，“思享自然”，“中改研究”，“全球化智库”等也转了。让我不安的是，转载网站许多都把上海金融法律研究院著名的“未经本人审阅”字样省略了，而且有的网站把标题也改得越发逼近现实进行中的谈判。比方说有一网站把标题改成了：“中美经贸谈判的唯一出路”，还有的网站在文章后面表明本文只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并不提未经作者审阅。
我感谢各网站对那个文章的“厚爱”，也对网站拼流量的操作手法表示理解。但是直指当前僵局中的中美经济贸易谈判的震撼性标题的处理方法，的确会给政府谈判决策部门带来不必要的烦扰。我不得已要在此郑重申明：各网站未经我本人审阅署我名字转载的文章，文责由各网站自负，本人不承担责任与后果。至于某网站要求读者看了一部分后，继续点击并付费九元人民币后再继续阅读。本人声明不是本人所为，我不认识那个网站的人，付费阅读交易也与本人无任何关系。
借此机会我还得为我是谁正名。网文介绍我是瑞士SGS公司中国区副总裁，我得声明写文章和演讲是非职务行为，与我任职的公司无关。介绍我是前驻WTO的观察员，实际上我在1984-1988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团观察国际组织的时候，WTO的前身还是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这样介绍是为了简化，避免再顺便介绍国际组织的演进。
谢谢大家。
正文
观察下一步中美关系怎么走？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读对方的思路， 如果完全自说自话，那样做出了判断只好在实践中不断地试错。对于中美经贸关系，我个人看法，冲撞摩擦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最终解决问题还是要通过谈判，而谈判很重要的是要了解对方的思路，要知道他的政策措施的出发点、立脚点到底在哪里。除了经济大事、产业结构之外，还有是它依据的法律中，哪些法律不成熟、有问题、过时了，造成今天的问题，我在这里说说陈芝麻烂谷子，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些思路。
一、从制度性安排开始整理头绪
1、双边贸易协议与最惠国待遇
中美1979年建交，但美国和其他国家与中国建交不一样，直到1980年才签署了双边贸易协定。一般而言所有双边贸易协定中，都有一个标准的第二条条款——签了这个协议，双方给对方最惠国待遇。唯独美国不太一样，在贸易协定中多了一个承诺：现在给中国最惠国待遇，但如果将来中国加入一个多边组织，美国将按照那个多边组织（GATT）的最惠国待遇给中国予同等待遇。美国预计中国将来也许会加入WTO（当时还叫关贸总协定GATT）。应该说，这个承诺比别的国家多前进了一步。这是美国当时做的一个承诺，这也是后来它失信的地方，由此导致了很多的问题。
说到“最惠国待遇”，这里有两个插曲：
新中国1979年与美国建交，1980年有这样一个MFN待遇的双边贸易协定，这促成了中美贸易的起步。为什么？因为当时美国的实施关税3%以下，如果没签这条，美国1929~33年的关税非常高，平均59.6%，中国产品与其它美国的贸易国有这么大的关税差，中美贸易就会没法进行。有了这个待遇，中美贸易开始起步，而且一起步就比较猛。
2、中美第一次大的贸易争端
当时中国能卖的制成品主要就是最低级的工业品，比方说坯布等。美国总统在中美建交之后，给中美关系做了一个基本定位——中国是美国友好的非盟国。有了这个定位，外交和经济政策都按这个定位来，所以任凭中国扩大对美国纺织品的出口，美国不太好象对付其他纺织品出口国那样设置配额来管理。因为中国不同意，美方如果单方面设置限制，就是令双边经贸关系倒退的效果。
当时美国国内因为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纺织工业十分困难，因此美国与其他国家已经有一个“多种纤维协定”（Multifibre Agreement, MFA），各个低成本纺织品出口国都受到发达国家的进口数量限制，但唯独中国没有数量限制，因为中美双边制度就是MFN待遇条款。随着中国对美纺织品出口的增加，这个问题最后到了临界点，中美第一次贸易战就从这里开始了。
但是，第一次中美贸易战的导火索，是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在香港做介绍情况的时候说漏嘴了，说我们当时的外汇是双重汇率：1.8元兑1美金和2.8元兑1美金。虽然大家都知道双重汇率的存在，但官方一旦这样表述，美国纺织工业界马上做出反应，直接开始起诉，正式指控中方搞汇率补贴。起诉之后中方当时没办法根据美国法律应诉，双重汇率事实成立，官司打不赢。中方的对抗筹码就是双方的谷物贸易协议——那时为了解决国内几大城市人口口粮的问题，这部分粮食有必要进口，而美国由于较高的农产批保护价格，刺激农民生产还过剩了，美国政府对粮食出口还得提供出口补贴。中国就与美国签订了长期粮食协定。当时进口额是每年几百万吨。
这样，第一次中美贸易摩擦就开始了，中国宣布取消小麦贸易协定来施加压力。现在旧例已经不可循，因为情况与当时不同。美国经过WTO乌拉圭回合谈判，已经把国内农产品价格和国外价格拉近了。而当时这招很有用，因为当时美国国内农产品价格高，而国际上的农产品因为有补贴竞争，价格极低。一旦中方取消谷物贸易协定，国际农产品过剩情况更甚，美国的农产品国际贸易就更困难了。
最后，通过谈判，达到了各方满意的结果。这个结局大家可能不知道，中国做了什么让步？因为一旦被征收反补贴税，就足以把中国所有的纺织品驱逐出美国市场，而且还必然祸及所有的中国对美出口产品。所以美国只要不通过汇率补贴制裁，中方承诺：一，可以不对美国农民采取措施，二，答应加入多边纺织品限制协议MFA，承诺美方可以对中国纺织品进口搞配额限制但是配额应该逐步放松。
这是双方让步的结果。中国从此开始加入MFA的谈判。除了1923年曹锟政府加入的，原“国联”谈判达成的“简化海关手续的国际公约”，1948年民国政府加入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之外，MFA是新中国历史上加入的第一个与西方自由经济世界国家间的国际贸易制度性安排，它也是WTO和原来GATT中最差的一部分，因为WTO或关贸总协定主张自由贸易，第一条就是取消数量限制，而MFA是系统性偏离自由贸易的特殊安排，这是中美双边贸易协定之后第一场贸易战的结局。
3、问题全面爆发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外贸基本上还是垄断经营的体制。当时的外汇汇率是怎么制定的？大家都不知道，其实，我们是倒过来制定的——每年由外贸部核定出口商品成本。出口的时候是“随行就市”，能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内部协调第二年的汇率的时候，按照基本成本同时参考其他因素来核定第二年的汇率。在这种情况下，对出口的支持力度还是比较大的，纺织品贸易冲突解决了，其他行业的产品问题还在。只不过是在持续通货膨胀的期间，美国国内零售商和消费者要求自由贸易的声音影响更大。到后来一系列问题就出来了。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中美贸易有了一定的制度安排：最惠国待遇条款加上一个多边数量限制。但到了九十年代，问题全面爆发，爆发的背景和八九有关系，八九之后，美国对中国原来“友好非盟国”的定位就松动了。
按照原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亚洲主任李洁明说法，中美建交头一个10年，是中国人牵着美国人的鼻子走，中国人比较主动，我方该怎么样就怎么样。美方真是在适应与中国人打交道的方法；八九之后，美国开始对中国进行政治制裁，高官不许接触。但是，它始终没有取消中美贸易最惠国待遇条款——美国国会每年都在试图通过一个决议，要取消这个待遇。但是美国政府心里相当明白，一旦取消这个待遇，关税跳到59.6%，双边贸易就阻绝了，中美建不建交都没有任何意义了。所以，美国政府每年就这个问题都在与美国国会进行博弈。到什么程度？每年参众两院都通过议案的时候，美国总统就引用他的行政权利否决这个议案。而总统否决之后，参议院还有一个再否决的机制，只需要取得三分之二参议员的同意就可以再推翻总统的否决。因此，每年美国总统为这个苦苦挣扎，动用自己的政治资本与那些议员一个个私下做交易、拉票，阻止推翻否决的议案通过。但同时，美政府必须给业界承诺，非法转口、知识产权等存在的问题一定要得到解决。以证明中美贸易的发展对美国有好处。
4、突破制裁在多边场景开始双边谈判
由政治原因造成的双边制裁，延续了一定时间后，美国总统必须采取措施，通过经济来突破政治僵局。老布什在处理中美关系僵局开始一个新篇章的时候，采用了两手做法：一方面是突破了原来对台湾军售协议，卖给台湾过时的战斗机，不管怎么样，过时的也是战斗机。这与中美“8.17公报”是不相符的；另一方面宣布取消对中国的制裁。
在取消制裁之前，高官不能接触，于是多边机制就变得很重要。1985年中国借助乌拉圭回合多边谈判提出了恢复GATT（加入WTO）的谈判申请。八九后谈判明面上中断了，但实际上是在多边场合谈中美问题，日内瓦成为中美高级经贸官员唯一一个会晤场所。等到老布什一解除制裁，双方就可以公开谈中美问题了。当时对中国政府而言，面临的选择是：要不要接受这几个协议，认真地在市场准入方面、知识产权方面做出一些让步作为交换，让美国总统继续花政治资本去否决取消最惠国待遇的呼声。
在中美贸易谈判中，一开始也是属于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式的谈判方式。美国贸易代表负责双边的官员，收集了大量美国商界看中方不顺眼的地方。只要开会，上来至少40分钟讲中方这里不对，那里不对。中方当时谈判的工作班子是外经贸部美大司为主。它对我们的边境措施、GATT多边规定这些了解不多。双方谈判时美方全面指责，这边要辩护的话，经济理由谈得不多，法律理由也不好说，因为我们的管理那时还是以内部红头文件为主。但既然谈判就要解决问题，不能太过于强调分歧，一个选项就是我们是不是参照当时：GATT/WTO的基本方针和原则来谈？
双方这就靠拢到了关贸总协定GATT的五条基本原则上来了。于是谈判进入了正轨。可是中美贸易分歧和GATT两个谈判靠拢，谈判涉及范围就很广了，难度也相应增加了。中国方谈判代表的任务、分工也作了相应的调整。最后双方达成了协议。中美知识产权的谈判，先于市场准入谈判完成；而市场准入谈判谈了很多方面的内容。劳改产品出口等问题经过这个谈判也做了很多管理方面的改进，约束了内部。纺织品非法转口问题得到了遏制，纺织品对美出口在接近零增长的情况下得以继续正常进行。
这里也讲一下，其实，美国人在谈中国加入MFA的时候，对它的其他贸易伙伴是很不讲道理的。为了实现对美国纺织工业界的承诺，整体压制进口配额的增长，美国谈判代表在给中国设立配额的同时，直接削减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配额，像香港地区以及东南亚国家对美国的做法意见很大。美国政府不得已也得这样做。因为只要纺织工业界对中国的汇率补贴不撤诉，法律程序就要走下去，最后会导致中美贸易归零，为了让织工业界撤诉，美国政府承诺要让纺织品进口配额接近零增长。纺织工业界能接受，也就是不管你对纺织品出口国如何处置，配额总体要接近零增长就行。为此，美国让其他贸易伙伴的纺织品对美出口，从增长变成负增长，对中国施行了零增长。
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启示，即使美国是挑事、提出要求的强势一方，但为了达成中美贸易协议，动用的枕头政治妥协手段也要有法可依。鉴于唯一的办法是让起诉方撤诉，所以通过交换条件达到撤诉目的，最后的结果是得罪了其他纺织品出口国，美国农民的出口利益得到了保障，中美关系可以重启，继续向前全面发展。
就这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贸易谈判不是坐在那里打架、喊喊口号就行了，不同政府受不同法律的限制有多边的，也有双边的。各方只能在这个框架内寻求解决，这里面需要复杂的谈判努力，不是像我们想得那么容易。
再讲一个中美双边谈判中的插曲，美国当时负责谈判的代表，对中美贸易在公众中的期望也没有足量的估计。谈完之后他挺高兴，表示：达成双边协议，就能基本解决中美GATT多边谈判80%的问题，剩下的20%，双边再在多边场合解决就行了。这个说法让美国国会炸锅了，美国各界不接受这个意见。中美贸易既有政治问题，又有其他问题，比如业界对中美贸易的期望——当时中国的外贸基本是垄断的，外汇国家控制，所以产品进入中国很难。因此，中美贸易问题没能那么简单的过去。而这个贸易谈判代表，就因为这么一句话辞职走人了，职业生涯提前结束，美国在多边场合开始又一轮谈判。
市场准入谈判是一方面，这里再介绍一下知识产权谈判。在知识产权谈判上，中美双边的理念完全不一样，知识产权领域纳入多边贸易谈判时，当初印度代表就说得很清楚，“我们的教育和你们不一样，知识是人类的共同知识遗产，每个人都有权用，你们那套没用，在这贸易场合没什么好谈的”。当时我们国家基本理念也是这样，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不高。而且对科技进口，基本上希望“一家引进，大家受益”。所以这个谈判，一开始是理念完全不同，谈判没有基础，推进非常困难。
但这个谈判下来，结果是帮助中国建立了一套较高水准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尽管谈判压力很大，中方承诺很多，这个谈判其实还是个双赢的谈判。没有这套保护的法律，我们现在的科研和发明根本不可能有现在这个状况。说穿了，知识产权保护是一手托两家：既要保证发明人的收益，让他能够有兴趣做这个东西，另外又有一个时间规定，比如十年以到期后全社会上大家全都能用。在中国宪法里面没有产权保护、更不可能有知识产权概念的情况下，我们把知识产权单独立法做了保护，这个是相当超前的，没有这个，很多东西不可能卖到中国来。向中国进行技术转让也不会有目前的规模。这个例子也说明，中美经过双边贸易谈判能够促进我们的自主立法，让我们向开放方向继续走下走。
5、什么是欧美强调的reciprocal“对等”？
1992年中美知识产权谈判、市场准入谈判，一系列谈判之后，中美双边的一系列东西就基本定局了，原来的最惠国待遇条款，再加上这些具体问题的制度性安排，一管就是25年。但25年过去了，这套协议已经不可持续了，现在一旦有贸易纠纷，我们还习惯于通过关注具体问题，给美方一些实在的利益来解决。比如去大规模采购等行之有效的处理方法。但是，这些成功的做法与一个基本的规则是有兼容方面的问题的。前面讲过WTO几个原则，其中一个就是reciprocal and mutual advantages。这么多年官方都是翻成互惠，这是个不正确的翻译。reciprocal本身是“对等的”，mutual benefits则是“互惠的”。这两个差别在哪里？我们过去不大注意这个差别，reciprocate在英语里面是个技术词，就是互相校验，你怎么样我就是怎么样，而且它不是“利”，它是谈的是“势”。你有优势，我也有优势，和互惠互利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我们多年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认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在原来的多边体制里有明确的规定，第四部分指出发展中国家不需要提供对等。我们跳跃了一个层级的原则，上升到互惠，这是由于中国当初进入国际贸易体系时的具体情况所致。但现在，特朗普明确提出要遵循“对等”这个基本原则。
而且，前几年欧盟启动了对华经济贸易政策的全面评估。评估之后就完全调整了对华政策，并且向中国领导人知会了这件事，表示：今后不再把中国当作发展中国家对待，要调整为对等，用了reciprocal这个词。但在六次最高领导那里谈到这个问题，中方的理解和反应都是互惠，没太当一个大问题。于是，欧盟方面觉得中方现在怎么这么傲慢，我们这么大的对华政策调整，他们表态根本就忽略？后来欧盟商会的领导到布鲁塞尔听到这个反应，我说这个事搞错了，可能由于中方翻译错误，翻成了互惠互利了。按照中方的外交语言习惯就把“对等”、把这个整个基本贸易原则全部遮蔽了。他们说原来是这么个情况，中方不是傲慢，而是没理解差异。
去年问题开始严重了。特朗普上台后，发表首份国情咨文。随后原来美国所谓处理中美经贸关系的前朝元老、商业人士、美国商会主席，加上一些汉学家，他们组队一起发声试图影响特朗普的对华经济贸易政策，该文美国各大媒体都报道了，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今后中美关系不能像以前那样，让中国人拿小利益、小合同一个领域一个领域来牵着鼻子走，中美关系今后必须建立在“对等”的基石之上。但是，这个新闻到了国内，翻译稿还是有问题！后来贸易争端升级，特朗普宣布6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专门讲了“我们要的是对等”。他可能觉得中方还没完全听懂，所以他用了mirror就是“镜子”来说明，要镜像对等。
应该说中方在过去这么多年里处理经贸矛盾的做法还是取得了成功的。时逾境迁，美方已经不满足于中方的处理方式了。实际上，在特朗普上台之后，中方积极主动地组织采购、订单子，尽管特朗普那边全盘接受，但是结决方式的不适应问题还在。美方要求的“对等” 是“市场机制、竞争机制的对等”。
这个问题，我们有点听不懂，因为当初中国进入国际经济体制的时候，中国是响当当的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贸发会议和其他场合，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无人挑战。即使在权利与义务为中心的GATT中，发达国家的成员国都给了中国以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优惠待遇。所以在我们的原则里，就缺少了一个对等的概念。时至今日，我们当然有听不懂的一方面，更有国内困难的方面。中国政府之前提出要建立公平竞争的国内市场，但这个改革还没完成。市场要起基本作用，有一个竞争政策的问题，2017年下半年，发改委开始搞公平竞争政策的内部审查，在向改革的方向迈进。但是美方要的可不是内部审查，要求的是规制体制的对等，所以国内这一方面的努力没有太多地抵消掉谈判附带的威胁。
特朗普来访，中方已决定要开放部分金融、保险的市场。既然来访，考虑一起搞一个新闻发布会，美方的表示得很明确，感兴趣的不是单个领域的突进，要求是基本市场竞争机制的对等。美方既然这样，新闻发布会就可以不搞了。美国人一说话总是讲hinder US commerce，你这个东西对美国的商业造成一些影响，这个commerce包括了货物进口的环节，也包括投资，也包括其他的服务条件，而这些服务条件如果是“寓管理于服务”中，就很容易就抵消掉削减关税和消减非关税进口管理措施对商业活动带来的好处。现在无论是在美国的企业，还是在中国的合资企业或独资企业，他们在运营过程中是有很多的抱怨，他们就进而要求在市场竞争机制上完全对等。
近来，有些翻译好一点，“对等”这个词出现了，但是有些翻译还是翻成“互惠”：比较而言，“互惠”是讲的可以数量化的好处，“对等”是讲市场进入条件和竞争政策方面的基础条件，在这方面要你和市场经济国家的情况接近，这个就是与互惠不一样的新的要求了。
这个问题要双方达成共识，还有待于中方改革的推进。但中国国内改革比较难，因为我们有政府对企业较深度的管理，有国企问题，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虽然不再像过去那样分三六九等，但还是有行政操作空间，类似这些问题的改革比较难，也有人觉得会比较伤筋动骨。
但是要谈判结决问题，就不是走不走的问题了，而是要谈怎么走、时间节点、多长时间合适，在双方的共同目标一致之后，再谈具体实施细则了。这样谈判的话，可能会有出路了。如果在根本问题上有歧义，贸易摩擦可能打了半天，还打不到一起去。很重要一点，要看到现在的中国经济和25年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这里我要对经济学家在中央电视台说的一个观点进行质疑，他说中美打贸易战，美国人不同的利益集团容易分化，我们就是一个国家利益。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因为现在中国社会上任何经济政策的改变都是有赢有失。这在各个部类和层次都是这样的。我们的经济不像以前那么划一了，国家利益体现在一个个部门和一个个行业上。而政策调整是一个综合平衡的过程。中美将来谈判如果在基础的设定方面弄得好，可以促进我们的改革，弄得不好，改革和开放这两方面都是比较步履艰难。
6、为什么要搞创造性的WTO项下的特殊安排
回到我刚在讲的多边谈判的例子，当时多边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场景，突破了双边的限制，当时双方谈判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我们要时不时地加以注意的，就是双方成功地把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分开了。经贸问题咱们就事论事，不要在经贸谈判场合扯别的问题，否则回头下一次再谈。
我们现在能否有这个气度、国内经济形势发展能否有这个余地将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分开来？至少从舆论上观察，现在还不太好办，政治看法较前突出。实际上，全面的战略分析，地缘政治的考虑，还是要认真评估的。在此基础上再考虑，我们是不是要跟美方区隔政治问题，仅就经济问题来进行谈判？那么，经济领域到底有什么难题？
第一，现有制度安排无法解决贸易顺差问题。
25年多以来的双边和多边制度安排，积累下了贸易顺差的问题。美国方面的政府高官、经济学者、智库也都认同，逆差不光是贸易问题，也与美国政府的财政政策、高赤字的问题，不适当的汇率政策等等问题有关。这些问题他们都承认，要他们自己从这些问题入手解决贸易逆差有难度。但是，把这些问题剔出去，中方还是有巨额的自由贸易顺差，自由贸易顺差不解决也是不行的。而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说白了是没有办法解决的。美方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我们被说成是国家资本主义，或者行政管制干预比较厉害的、对企业和行业提供比较强的政策支持的特色经济。在目前自由贸易体制下，我们绝对是赢家——如果都是自由放任的经济，我们应该对有些国家逆差，有些国家顺差，因为这与影响贸易优势的经济禀赋有关系。现在我们曾对全球100多个国家全都是贸易顺差，而且额度还不小，所以这套体制安排是有点一边倒。至于顺差是不是完全对我们有好处，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现在制度安排已经没有办法解决巨额顺差问题了。
第二，因为特殊议定书，中国是WTO成员但是一个特殊的成员国。
中国与一些坚持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的成员国之间的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仅限于特殊议定书载明的内容。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为了解决这一历史问题，中国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那几年我们不断地听到中国政府与外方高层交往的时候，争取到一个又一个的WTO成员国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不只是一个说法问题，这意味着这些国家将中国视为一个正常的WTO成员。也意味着，他们放弃了根据特殊议定书可以歧视性的单挑中国的进口商品进行限制的权利。
回到多边WTO项下的安排。（我今天主要是帮助大家理解美方的说法，不是说它有道理，而是介绍它依据哪些法律，这样我们就可以从它的角度适当地理解它的逻辑），大家不要机械地理解WTO这套东西，WTO的东西里面管用的是基本原则和一些最基本的纪律，违反了纪律之外，它有一套办法。而它的自由贸易的原则和纪律之间有差距，还有很多漏洞。这些预留的漏洞要通过一套解决争端机制通过谈判来解决。也就是说WTO法律中的纪律只管一部分，另一半靠谈判解决。各方预设了很多漏洞为将来自己谈判取得好处。
按照原来WTO的实践，这些国家早就预想到中国的半市场经济度安排在自由贸易体制下会多占好处。而当时谈的是下一世纪的贸易框架，到下一世纪中国变大之后，这些变化他们根本接受不了，所以他们一定要留有余地。
当然，经济体制这个问题也不是专门针对中国的。七十年代有几个关贸总协定成员国也是搞计划经济的，比如罗马尼亚、波兰、匈牙利，还有古巴。这些国家的国有经济体制被认为是整个社会大补贴，按照当时即有的规定是管束不了的。好在那几个东欧国家比较小，也就算了。中国的情况是，各方已经看到了中国一旦发展起来潜力比较厉害。怎么处理当时与未来中国的关系？WTO和关贸总协定有一个著名的“互不适用条款”。什么意思？我同意中国加入WTO，但我引用这个条款的表述——我们俩之间没有WTO关系。也就是说会形成：你进来我不拦你，你当成员国可以，但是我们之间没有WTO项下的任何权利和义务。
如果美国引用这个条款，就很难看了。与中国谈了14年，中方做了那么多让步，最后这几个主要国家引用这个条款，变成了谈归谈，让归让，但双方没有权利与义务关系，就比较难办了。于是，为了各方的面子，也为了促进中国按照他们想象的方面向市场经济转化，他们又创造性地搞了一个“特殊议定书”。
现在评判别国是否违反多边最惠国待遇条款的话，要区分是哪些国家：对于那些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它如果这么做就违反了；但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国都说得很清楚，中国在WTO项下的成员资格，是由你的“特殊议定书”作为交换条件的——我承认你是成员，我也不引用“互不适用条款”，咱们另议。特殊议定书几乎把WTO义务重新抄了一遍，但是这里面有一个15年的条款，15年以后，按照他们的解释，我要看你是不是市场经济过渡完成了。我目前不拦你，不能因为你改革目标没达到，我就不让你进来，但是你既然说要改了，承诺向这个方向走了，要是按照华盛顿共识走市场经济这条路，政府减少干预，那15年以后再看。美国、欧盟、日本的解读是15年以后再看，我们的解读是15年过渡以后以后就该给我了。他们根据我们最近几年经济体制改革的走向观察，与他们的预期不太相符。而中国加入WTO之后，在多边贸易体制里面如鱼得水，他们觉得这是不可持续的，他们要在这里拦住。最近，WTO的裁决支持了他们的说法，不支持中国认为十五年过渡期一到，自动取得市场经济地位的主张。一般从法律基本内容要求看，特殊议定书也就有一两个简单条款。但中国的议定书及特殊保障条款把WTO有关的义务全部抄了一遍，而中国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如不经特殊议定书连接，就基本不成立。用他们的话说是：中国的WTO成员资格是由特殊议定书予以保证的。当然，对大多数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而言，是间接的承认中国是正常的成员。不过，这也有随着形势变化而变化的空间。
二、中美关系，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现在中国确实是强大了，强大了之后全世界开始有变化了。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精妙的关系，它影响着世界格局的重新变化，所以我们要了解对方的思路，看趋势在哪里。这些不是搜集点媒体报道、听听官员说法、做个经济基本产业的研究就能得出来的，需要更深层次的观察与思考。
乔治·凯南作为一代国际政治大师，当初在驻苏联大使馆工作，他在大使休假时担任临时代办，恰巧被问之美苏关系的一个具体问题。由于他认为此问题不能当作简单的询问来回答，他就写了一个很长的报告，说明了看这一问题背后应该设计的考量思路与事实。后来这个报告受到美国国务院、美国国防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重视，最后冷战的战略格局的思路完全来源于这个报告。乔治·凯南之所以能写出这个报告，就因为他一定知道对方的想法：他从小就对俄罗斯有不解之缘，一直在基层工作，对俄罗斯从一般人群到上面的整个社会，他有深入的研究，他知道俄罗斯到底怕哪些东西，不能用哪些东西威胁它，他指出最好的办法是冷战，而冷战最好的战略是在热点中要降温——一旦俄罗斯在某方面有突出表现，美国就去堵住，这样俄罗斯就会老老实实缩在那里。冷战格局形成之后，也就形成美苏和平竞赛的世界格局。像这样的人，了解了当地社会的文化、心态、处理问题的方式、统治层和下面的关系，他能拿出深刻的想法。
我们现在面对中美问题，要意识到这是第二次出现变化，第一次出现变化，就是基辛格访华挪动了中美关系的一步，全世界的机会在这里相遇，世界格局进行了重新洗牌，世界由此保持了多年的和平与稳定。我们现在已经是全世界经济体量第二，我们也面临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处理世界形势？可能还是要从经济方面多着眼。而且经济考量不能服从于其他问题。建国之后，我们外交的基本是按照周恩来的说法，是经济服从外交。改革开放后，这个概念一点点开始变了，逐步倾向于认为，对外政策应该是国内经济政策的延续。
三、承前启后的历史节点
现在又到重新考虑问题的时候了：我们怎么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怎么样有利于我？在这个十字路口，我们真希望能够有大师出来，做点认真研究。
这里面要看到几个方面，首先是大的方面，美国对中国的期望开始逐步淡去了。25年下来，按照现有框架和中国在经济贸易方面打交道，美国对中国的很多幻想都破灭了。经济外交谈判是在谈期望值，在美国的行政体制之下，这个期望值是要靠公司去实现。理解中美谈判要看透现在对方对中国是什么期望。美国人讲明了，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中国，这是这几年美国各界得出的新共识。所谓通过和平演变让中国改变颜色的说法，并不是目前美国占主导的对华政策主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只能退而求其次要求对等。只要没有规制安排方面的对等，双方领导人表态的广阔的中美合作空间是很难经由民间商业交流来落实的。因为在实践中，双向的货物贸易在现行WTO框架内得到了稳定、快速的发展。这推动了双边升级版的要素（资本、技术、服务于生产的高端专业服务等）流动需求。而美方认为，要素流动的切实障碍来自于对方国内部市场的规制设定和政府的经济治理政策。当成本要素的竞争，升级成了规制和经济治理方式的竞争，在经济规制与治理方面寻求改进以促进经济向一体化方向发展的需求就产生了。这是中国经济发展，双方经济融合的现实催生出来的规制改进需求。套用马克思理论，这是经济基础对跨国上层建筑不适应而提出的调整要求。而美方用对等这一说法，把调整的重心移到中国的规制设定方面了。
四、新的谈判碾压原有的双边合作机制安排与多边国际法规的发展同方向
无疑问，双方都很重视中美经贸关系。有每年开会的商贸联委会、经济联委会。而且原来层级的例行会议开会不过瘾，上两届政府开始搞战略经济对话（S&ED），把原来部一级的协商交流机制提到副总理级牵头。可是谈了这么久，什么新的东西都谈不出来。所以特朗普上台之后，把这些当下没有发挥重要作用的机制全部停了，只要在规制（regulatory system)建设方面没有改进的可能，美方对一般性的交流是不满意的。
中美经贸关系如若改善，还是绕不过内部市场的竞争机制问题。这个问题多边经济外交领域早就有先驱性的研究。多边经济贸易和法律体制，先是由边境措施开始，之后到乌拉圭谈判开始变了，开始触及国内措施。当时谈边境内的竞争问题还是通过贸易入手。因为贸易是最好的抓手，它可以用来作交叉减让交换来谈投资、谈知识产权、谈服务业。换句话说，打那时起国际法律安排已经超越边境，进入到原来各国内部市场主权范围内了，这是国际经济贸易法律的一个发展趋势。
同时，在九十年代中期，在多边经济贸易体制主持下有几本杂志：最早是《国际贸易法》杂志，然后分出来了《知识产权》，还有一个很重要但咱们没有人读的叫《竞争政策》。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竞争政策怎么影响到多边贸易体制、怎么影响到各个阶层的利益、将来在哪些方面可做改变？对类似问题已经积累了不少的研究。
在国外，多边政策前沿的有些提法和设想是要事先研究的。受命进行委托研究的这些人被称为Wiseman“贤人”。需要发动多边谈判的时候，让贤人们针对可能的谈判内容提出报告。一旦各相关国家政府认可了报告，那么就按照报告思路来推动谈判。实际上，这么多年对竞争政策的研究结论，形成了他们推动经济一体化和TPP谈判的基本内容。
现在我们看到了，如果在竞争政策上面没有重大的改善，美国不干，欧盟也不干。
中美在双边接触时，除了战略经济对话，还有一个双边投资协议谈判，这个也被特朗普停掉了。欧盟和中国开启了一个全面投资协议谈判，欧盟为了做这个问题的谈判准备，对中国的投资条件进行了全面调查。调查下来，按照中国现有的法规分析，涉及投资的有一千八百多个。欧盟具体又研究了几个重点城市，北京、上海、重庆、成都等。发现，地方一级妨碍投资的文件规定有增无减。所以，从投资角度来看，中国影响commerce的行政方面限制是很多的，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双边经济贸易往来会长期困于目前的状态。
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自由贸易、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有不同的内涵——自由贸易是在一个法律框架基础上，大家减少边境措施让贸易少受限制；但是通过对竞争政策的研究发现，只减少边境措施其作用有限。发展到了一定程度需要扩展到边境内才能更好的促进经济贸易的发展；由跨国公司驱动的经济全球化，对各国的制度设置提出了新的挑战与要求。所以谈到经济全球化，要了解它是一个主要由跨国公司驱动的自然趋势；经济一体化是讲的顺应全球化的制度设计——既然有经济全球化的势力，各国要调整管理措施，让各国的经济能够达到一体化，从而让商业交流能够发挥最好的作用。
我们很多人，包括有一部分分管贸易的官员，都搞不太清楚贸易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差别在哪里。当时TPP提出来之后，我们这边的报道有一点误导，说TPP是在排斥中国。其实，美国方面说TPP谁来谈都可以，可是中国看了看TPP的题目，谈的都是国内竞争政策，比如国内劳工政策、政府的管制和不当措施、知识产权进一步保护，这些基本都属于超越了边境措施的竞争政策领域。我们是没有办法进去的。说TPP排斥中国的人可能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我们是带着贸易自由化的思路去看经济一体化。为了抗衡TPP我们开始加紧谈判区域性的自由贸易区协定，这是有一些用贸易自由化与经济一体化抗衡的意思。但实在实际谈判中我们不同意增加新的义务，也就是说不同意谈判涉及边境内的制度安排，这实际上是不在一个层次上的东西，也是抗衡不了的。
中美经贸关系经过在自由贸易体系下的长期融合，从商品流动到了要素流动阶段，边境内体制规制设定的不适应发展成了摩擦。到现在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退，打贸易战，而且可能是无视现行规则的贸易战，我们拉“一带一路”国家，美国拉其他发达国家各自发展；进，唯一的一条出路就是经济一体化。为什么？因为全世界在经济一体化方面已经有很成功的经验了，欧洲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一致，他们产业之间的竞争基本上全方面的。如果按照保护主义的道理，这些国家又得回到二次世界大战前，又得兵戎相见。他们没办法再为经济利益去打战争，走了一体化的路：先是搞了煤钢联营，然后共同农业政策，共同的财政纪律，再是共同对外政策，一步一步最后发展到共同的货币，然后2008年的危机又开始了共同的金融监管，在这个基础过程中又开始了共同的财政纪律，所以它一点点走到一体化了。欧洲国家通过一体化，解决了没有办法解决的行业竞争，构成一个内部大市场。
直到现在，我们对欧洲的一般性看法还是不太正确，总说欧洲经济有问题，实际上，欧洲经济至少有两点没问题：第一，市场基本竞争机制是完全健康的，这是它最重要的底气；第二，金融作为市场竞争的核心，它是健康的，有这两点，再加上欧洲的文化有创新，科技有底气，欧洲经济可以过得去。
经济一体化是进的路子。退的话，是走到各自圈的小圈子。说起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大家都知道国内一直讲毛主席提出三个世界理论，而在国际经济合作方面，有“三国四方”的划法：在联合国贸发会议里，把经济利益集团画成了三个块，中国是单独的一块——第一块是自由市场经济国家，相对发达；第二块是东欧国家；第三块是发展中国家，中国要加入七十七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集团，人家不让进，然后成为单独的一组。这是当时的格局，这个格局比较能说明问题，也是中国特色的鲜明写照。现在经济集团格局的情况变了，世界经济格局要走原来的路？我们做了哪些设定，这个路和那个路是不是岔路？是不是条条大道通罗马？这是我们地缘政治研究的重要问题，但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好像都不够深入。
当中美经济关系到了不进则退的境况，哪一个选择都不容易：进，经济一体化，我们能否掌控国内市场改革的方向和路径？我们有没有能力平抑受损那部分产业、部门、群体的不满？这里面要解决很多问题。退，退往“一带一路”，能不能达到消化过剩产能、给我们腾挪市场的作用？进退之间利益的计算应该怎么作？是不是有计算不到的地方？
五、国际经贸法的发展趋势和影响
经济贸易谈判和其他类型的谈判很不一样，经济贸易谈判只要双方同意坐下来谈，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解决问题。而有些谈判并不着眼解决问题，比如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谈判，谈判就是目的本身，只要去出席了，目的就达到了，不要达成什么东西，就是要到这里吵架。经济谈判是比较现实的谈判，所以大家看外交部发言人表态和做评论的时候，你要区别两个不同的东西。经济贸易谈判是要解决问题。如果没能解决问题，就说明谈判能力、组织能力有问题；谈成了之后签署了协议，之后组织实施有问题，那就说明事先没做好功课。
在这里要校正一个对主权的不当执念。国际之间各国都是主权国家，都有自己的一套行使主权的方法。但是不要糊涂，国际经济贸易谈判就是在拿你主权范围内的东西来做交易，其中就包括了立法、行政主权内的现有规定和做法。所以，不要说主权范围内的东西不容别人窥视。这完全是外行的说法，因为国际法重要的渊源就是主权国家间的法律冲突。这个国家这么做，那个国家那样做，大家一起商量一个东西消解主权冲突的地方，建立相容机制，也就促进了国际法的发展、特别是国际经济贸易法的发展。
国家一律平等主权就没有高低，也要遵循平等的原则。现在只要双方坐下来谈判，谈出任何东西实际上都是主权平等的解决方案。一百五十多年前世界上奉行的炮舰外交，搞武力威胁下的城下贸易谈判与现在的谈判不是一样性质，因为那时的贸易基本上是产成品贸易，支付手段基本是金、银等贵金属。武力压制别国的权利取得绝对贸易利益absolute advantage的背景已经完全变了，这与我们当今深度加入国际价值链的生产与交易的状况相去甚远。老的概念的确已经不适用了。
特朗普上来之后提了对等，要求市场机制对等，这等于潘多拉盒子已经打开了，无论特朗普能不能熬到第二个任期，无论谁上台，这个问题都退不回去了。因为经过四分之一世纪，中美现有的制度安排已经不可持续了，一定要谈出新的东西来。这既不是选举操作的即兴之举，也不会是特朗普下台即可“人往政息”的政见分歧问题。无论他走不走人，都会有这个问题。如果在这个问题上被自己的不实推断忽悠了形成误判，吃亏只能是自己。
六、影响新制度安排的经济理论问题
谈到中美谈判，现在有很多噪音。有的人都没搞清楚“比较利益”和“绝对利益”，就拿着“绝对利益”来说事，还用这种观点来看贸易简直太落后了。在金本位的时候，一方做了贸易，可能用炮舰开路而占了便宜，此类贸易带来的国民财富增加，这个叫绝对利益（absolute advantage）。
而通过贸易，一方面得了好处，另一方面比它原来不做贸易也有效率提高的好处，得到了比较利益，这种帕累托改善是否定不了的。更有七八十年的国际统计数字表明，一国GDP的增速一定落后于贸易增长速度，也就是说，贸易增长速度快，GDP增长也跟着提速了。结论是，贸易是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参与贸易的各国没有一个从中受损的。
有人把萨缪尔森的静态理论搬出来论证：在静态情况下，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会对美国产业造成长久不可逆的损害。这个观点还很有市场，但我还是要说，这个结论截断来看是对的，但它建立在美国经济不会创新发展的设定上，而这种设定完全是有问题的。如果美国没有创新机制和创新能力，中国上来是损它的，但美国的经济结构也在不断升级，它在人工智能等其他方面不断走新的商业化的路。所以以这种说法来看中美贸易是不对的。
另外，还有人说是国家资本主义战胜了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我们外贸取得这么大成绩，很重要一个原因是在政府主导下搞了全面制造业产业政策的布局，我们通过其他的手段，无论是补贴还是汇率，延长了比较优势的实现。现在我们制造业开工率不足70%，有30%的冗余，这个设备利用率放在任何一个竞争环境下的企业都是无法忍受的，根本活不下去，但是中国是通过外汇、能源方面的补贴，让它还能再往下走走。
这个牵扯到国内改革，如果下一步建立起真正的市场机制，能够产生淘汰，它会生长出一批很有竞争力的企业，那时中国经济的质量就不一样了，如果维持现在的东西，长久下来我们的竞争力是不行的。国家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了，赢得它们没话说，但是要注意整个经济就是这么回事，不能达到双方共赢的话，结果就是贸易战，贸易战你的经济本身要受损失。
七、中国有优势主动制定新的规则
中国在塑造国际贸易体制方面到底有没有优势？我们太有优势了。历史证明，绝不是出口有能力的国家在操作国际贸易体制制度性的安排。像日本这个贸易立国的国家在制定国际贸易机制方面发言权历来很小。那么这个机制是由谁来主导塑造的？是美国、欧洲。因为它们有很大的市场，他们通过率先开放市场来胁迫别人遵守开放贸易的原则。现在中国也走到这一步了。我们只要调对了政策，中国保持现在的发展速度，再把国内潜在的市场消费能力变成现实的贸易机会， 在2021年或在此之前，中国成为一个单一的最大的消费市场，这就是中国的力量，就能让别人按照我们这个市场要求来改造世界贸易规则。
你是国力用来搞保护主义，再把竞争性不是很强，相处比较舒服的国家聚拢在一起进行贸易交往，还是用开放市场的吸引力来让发达国家顺从我们？选择后者是要有很大的艺术性的。要考虑清楚，你不是没有能力，但是你目前市场潜力是潜力，还不是现实的市场，要变成真正的市场，国内体制的调整就真要比照TPP的做法推进改革。比方说，要让它成为一个有支付能力的市场，首先要把工人工资拉上去。TPP里面讲的类似“工资集体协商机制”根据中国情况我们要怎样处理？同理，对其他一系列有利于让市场消费能力涨起来的政策都得要主动去做。一旦中国国内潜在的市场变成一个有支付能力的市场，塑造国际经贸体系的能力就在了。下一个问题才是你将怎么样塑造。
通常，在你在增加塑造能力的同时，也就引进了一些开放的概念。于是，改革和开放又像30年前一样走在一起，互相促进。那就是另外一种局面。通过引进竞争让你的经济本身做得很扎实，那个时候你在世界说话就不是现在这样了，现在我们是虚胖，真正要主导国际经济秩序的话还差点。
如果我们放弃这个优势，采取步步为营，在整个贸易谈判过程中，保护某一部门，某一群体利益的，反倒压抑了市场潜力的生发，可能最后付出的代价会比较大。中国现在要在国际经济秩序变革上有发言权，放弃这个优势就太可惜了。要看到自己真正的优势在哪里，机会在哪里，机会一旦过了，经济一旦转头了，你就永远失去这次影响世界的机会了，影响世界的机会在于你自己如何掌握好时机。
原来我们说引进政策，洋为中用，穿别人鞋走自己的路，现在我们是穿别人的鞋走别人的路，而且我们穿别人的鞋让别人满地找鞋，让别人没路可走，这样经贸关系就很难处理了。他们有他们的做法，虽然他们做得不正确的做法也有把帐算在我们头上的情况，但基本事实还是贸易顺差不解决是不可以的。
现在国内谈这些对中国的贸易方面的压力问题都是一面倒，而且对法规的引述也不很正确。什么事情都撮在一起就不对了。比如美国对我们的钢铁和铝的限制，那不是和中国打贸易战，它是全球保护，对所有国家一视同仁的设关税、设配额，当然你说它脑袋里有没有中国影子？当然有。但从法律上，它是全球配额，不是专针对中国的。
其次讲国家安全条款，国家安全条款是WTO第21条，是给各个国家专门一个特殊豁免，只要引用这一条款并采取贸易限制行动，WTO无权审议。所以有些人说什么到WTO去就国家安全条款打仗，这种说法作秀成分多。但凡涉及国家安全条款，把要这个问题提到WTO去争执一番，你就不要看过程了，结果是不会变的。一个例子，八十年代，格林纳达的政权被游击队拿去了，美国一看这还了得，就搞封锁禁运。但格林纳达原来也是多边体制成员，怎么办？美国就引用国家安全条款，WTO开会时人家就提出异议。美国代表就说，引用国家安全条款由我自己说了算，引用的理由不受审议。别人不许说话。这一句话说出来。会议主席就得散会了。它有权用这个，受损方打官司也是打不赢的。我们现在把所有的东西，不管它用什么理由做的贸易限制措施，只要沾我边了，舆论就暴跳起来。实际上从专业角度来看，各个击破才是应对之道。它是什么你就要按照哪一个条款去做，不要胡子眉毛一把抓。把一切对中国贸易的制约、新限制、甚至不满都纠集在一起来审视，并做出情绪化的总结，一定于事无补，还会破坏循章循理解决问题的定力。
说到这轮谈判，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是做了充分准备的。前年提出进行301调查，三个月听证会就搞完了，六个月就把报告递到总统那里了。这比一般流程耗费的时间短得多，他们认为不能多耽搁。特朗普现在一步步地推进他的那一套做法。在这个谈判中，以对等为基准，要求中方对国内市场竞争机制，政府通过国企进行市场干预这些 “结构性”问题已经抬到台面上了，永远退不会回去了。我们要么打翻了天，要么从里面挑某些方面可以接受、甚至找出对我通过改革来发展经济有正面影响的东西，加紧协调，积极谈判。当然，中国政府也提到，有一些问题就是我们的改革推进中要解决的，我们不用通过谈判我们自己改。而且也出台了一些有影响的改革措施。这些很好的做法还可以更上一层楼。我的看法是，这些对方十分关注而我方又决心加以改革的交汇领域，就是双方共同利益的基础。通过关注双方共同利益，扩大共同利益领域，并以此增加互相信任，再把互信扩大到其他领域，中美关系也许会峰回路转。而采取什么法律形式来落实互信领域，倒可能是次要的考虑了。因为在当下全球价值链生产背景下，贸易活动最终是双赢或多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