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象：历史文化与古城记忆——话说永州
“地方千里，东北连于长（沙）、衡（阳），西南接于广（州）、（南）海。潇、湘二水，分出于全（州）、道（县）。九疑、……浯溪、澹岩，此等胜概，郁郁苍苍，崔嵬叠列乎其间。山明水秀，民淳俗厚，诚乃伟哉之郡也！”——文中描述和称赞的，是当今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湖南永州，语出明洪武十六年（1383）《永州府图志序》。
永州，历史上也叫零陵。由于历史变迁，不少历史古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历史名称，如南京又称金陵，九江亦名浔阳。永州、零陵，也是如此，一地二名，并称互用。因此，我们说永州，也就是在说零陵。
零陵，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34个古地名之一，最早见于《山海经》：“九疑山，舜之所葬，在长沙零陵界中。”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云：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至于释名，“陵”为帝墓，不难理解，唯“零”字多义，众说纷纭，存在多种不同解释：一曰“落泪、涕零”，意谓帝妃哭陵；二曰“零碎、零散”，与九疑之“九”相通，“九”者，多也，意指散而无定之陵；三曰“无有”，不存在墓陵。
三种说法，各具其意。但在我看来，都可契合、融汇于当地流传的也是我少时听闻的一则民间传说——很久很久以前，一位皇帝南巡时病死在这一带，他的妃子娥皇女英听到消息，一路哭来寻找他的陵墓，找遍了这里都没找到，于是此地就被叫着了“零陵”。唐代诗人刘禹锡，以优美的诗歌形式对此做了诠释：
“湘水流、湘水流、九疑云物至今愁。君问二妃何处所？零陵香草露中秋。”
“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楚客欲听瑶瑟怨，潇湘深夜月明时。”
无论怎样解读，零陵之名都关乎舜帝。而舜帝，是有关华夏文明起源的历史传说与叙事中所谓“三皇五帝”的五帝之一，与尧并称“尧舜”，为中华最古圣贤。 因此，可以说，零陵一名，意涵丰富，不同凡响，既连接着一段有关中华文明初始阶段的古老传说，又附丽着一节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此外，具有文化与美学意义的指代永州乃至整个湖南的“潇湘”意象，亦与此有密切关联。
不仅得名，零陵设城亦历史久远，迄今已有两千一百多年。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一统天下，实行郡县制，始置零陵县（治地为广西全州境），隶属长沙郡。西汉武帝时期（前124年），在现今零陵城设泉陵城，十年后增置零陵郡（治地为广西全州境），东汉初年（公元25年），零陵郡治移至泉陵县治泉陵城，也就是现今零陵城，此后直至明清，零陵均为郡（府）县同城，城址始终没有变易。隋文帝时期（公元589年）废零陵郡，置永州总管府，泉陵县更名零陵县（废广西零陵县）。从此，永州、零陵一地二名，交替使用，迄至今日。
永州历史悠久，但地处偏远，远离中原，属于南蛮。因而若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贡献和影响，似乎要等到千年之后，要进入唐宋时期，永州方始脱颖而出，放出光彩，在中国文化思想版图上占据一引人注目的席位。
这一时期中国文化本身经长期发展到此达到全盛，以京城长安、开封为中心，影响辐射全国；此时的永州，迁客骚人多会于此，名贤官宦流寓于此，加上本土秀彦俊才，一时人文荟萃，文风昌盛，粲然可观。他们触景生情，挥洒笔墨，感时忧世，著文立说，或赞美这里的山水形胜，或悲悯民间的贫穷疾苦，同时也用自己的懿言嘉行潜移默化影响永州，刷新永州，将永州推向前所未有的历史文化高地，永州面貌由此焕然一新。
如以时间为序，在永州留下痕迹并产生过影响而值得提及的，在我看来，首先当推元结。这位中唐洛阳才子曾两度出任道州刺史，他带给永州人民的不仅是为官清廉、体恤民瘼的良好口碑，和《舂陵行》、《贼退示官吏》等一批反映现实政治和人民疾苦的优秀诗作，他还开辟创建了永州浯溪摩崖石刻，唐宋以降，颜真卿、黄庭坚、秦观、李清照、米芾、范成大、顾炎武等三百多位名人的书画诗文词题铭刻其上，如今已成为重要的国家级文化遗迹和文化遗产，让后人受益无穷。
其后是怀素。这是一位永州本土人，世称“草圣”，书法与张旭合称“颠张狂素”，为中国草书史上并峙双峰。怀素少时出家为僧，酷爱书法，“贫无纸，尝于故里种芭蕉万余株，以供挥洒，名其庵曰绿天。”李白游永州，惊睹怀素酒后泼墨挥洒，纵横恣肆，笔走龙蛇，遂作《草书歌行》，赞其“草书天下独称步。”上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还一度问询有关零陵绿天庵和怀素遗墨事。只是很可惜，当年人们尚无文化保护意识，绿天庵业已拆毁，不复存在；所存怀素草书“千字文”残碑一块，系后代摹刻，全文保留不及五分之一，惟碑文字体龙飞凤舞，狂素神韵得窥一斑。
北宋理学大家周敦颐，是另一位永州本土人。早岁在家乡道县月岩悟道，晚年隐居九江庐山，世称濂溪先生。很多人知道周敦颐，是因为他写有一篇仅119个字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传世名篇《爱莲说》。但他真正的贡献是在学术和思想领域——“上承孔孟，下启程朱”，作《太极图说》、《通书》等，提出无极、太极、阴阳、五行、至诚、无欲等理学基本概念，开创了宋代以降儒学的新形态，成为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近代名人王闿运有一名联：“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足见其影响深远。
另值得一提的，是南宋张浚、张栻父子。张浚以抗金名相载入史册，也因力主抗金而屡遭排斥，三贬永州，先后居住达十年之久。张浚为朝廷重臣，名动一时；张栻随侍父亲，在永州度过青少年，其后设坛讲学，主持岳麓书院，从学者达数千人，初步奠定了湖湘学派规模，成为一代学宗。在永州，张浚和杨万里留下一段佳话轶事。杨万里调任永州零陵县丞，适张浚第三次谪居永州，闭门谢客，万里三次前往拜谒而不得见，后以书信力请，始得接见。张浚勉以“正心诚意”之学，杨万里受之终身，遂名书室曰“诚斋”。
当然，在所有这些留名永州的先贤中，影响最大、名声最著者，非柳宗元莫属。公元805年，柳宗元参与反对藩镇割据与宦官专权和推行新政的“永贞革新”失败，被贬至永州。从32岁到42岁，以“流囚”之身谪居永州整整十年。十年间，永州之野，民风之淳，山水之美，草木之秀，给了他莫大寄托与慰藉，让其因政治落败而被贬黜的满腔愤懑、屈辱与苦闷失意，暂时得以消歇与抚平，创作灵感与文思得以触动和勃发，《溪居》、《江雪》、《渔翁》、《永州八记》、《封建论》等一大批传世作品，于是在此诞生。其诗歌，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其文章，与韩愈和宋代欧阳修、苏东坡等合谓“唐宋八大家”。
不惟如此。十年谪居，远离朝廷是非纷争，感同身受民间疾苦，柳宗元对现实政治有了更为贴近和冷静的观察，对朝廷兴亡也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不仅提出朝代兴衰与社会发展取决于“生人之意”——即百姓的利益与意志，也就是民心的向背，而不是所谓的“圣人之意”；同时强调“官为民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官吏应该是百姓的仆役，而不是奴役百姓的老爷，与今天的“为人民服务”何其相似乃尔！正是“生人之意”、“官为民役”等进步观念，使他站立在了整个唐朝的思想高地，文学之外，成为有唐一代杰出的思想家。
永州是柳宗元的流寓地，又是创作的黄金地，他生命中最宝贵、最艰难的十年（柳宗元一生只活了46岁），也是创作最丰盛、最重要的十年，是在永州度过的。从人的生命意义和精神价值，可以说，永州成就了柳宗元；反过来，也可以说，柳宗元成就了永州。如今永州对外文化宣传的一张重要名片就是柳宗元。杰出人物放逐荒蛮，从而点亮荒蛮之地的文明之光，中国历史上这一现象不是个例。韩愈贬潮州，苏轼谪惠州，潮州、惠州因此大放光彩，名闻遐迩。永州也是如此，套用前人一个句式，那就是，一自子厚谪楚南，天下不敢小永州。
让我们以科举为例来说明。中国古代，科举是用以考察评判一个地方文化发达与教育先进程度的重要尺度。据本地学者依史志统计，终唐一代湖南共有进士29人，其中永州地区为10人，占比34.5%；有宋两朝，湖南进士938人，其中永州为371人，占比39.6%；湖南的第一个状员，也是唐代湖南唯一的状员——李郃，出在永州。永州举子曾于南宋绍兴四年（1134年）一届考取进士10人之众。南蛮之地的永州科举有如此不俗表现，与前述名贤硕儒的惠泽影响密不可分，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说道：“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可为注解。
惜乎明清之后，永州文化始趋衰落（原因复杂多重，有学者认为，入粤交通重心移至东南江西，为其之一）。以至于现代以来，百十年间，文化思想领域卓然成家而有全国影响者，盖李达而已。李达少时求学永州府中学，即今日永州一中前身，如此说来，应是我师长辈校友。青年李达曾负笈东洋，归国后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共一大十二名代表之一。建国之后专事高等教育和管理，先后出长湖南大学和武汉大学，深孚众望。李达与毛泽东私谊深厚，互称兄弟，因性情耿介，1958年为大跃进而直言面谏，埋下后患。1966年文化革命伊始，作为“资产阶级权威”和“黑帮”即被揪出打倒，在一片红色海洋中遇没顶之灾。
历史有时具有惊人的共时性和同一性。当李达在珞珈山下蒙羞受辱之时，千里之外其家乡零陵同样在上演着斯文扫地的一幕：一队队排列整齐而群情高昂的中学生红卫兵，擎着红旗，敲着锣鼓，呼着口号，押着一群戴着高帽的“黑帮”教师，在城内最主要的繁华街道——中山路游行。时为小学生的我，挤在围观的人群里，惊讶，兴奋，好奇，却也无知地旁观着一个史无前例的时代的来临。
半个世纪过去，这一幕于我，依然清晰如昨。
80年代后期我再度外出求学，离开永州，其后留在了长沙。但永州留给我的，始终停顿在60年代少时的记忆。为什么是60年代，而不是70、80年代？这一方面或许是少儿时期对周遭世界充满好奇而印象深刻，难以忘怀；另一方面，这些年永州历史古城的定位宣传所产生的导向与路径效应，也让我更多地回想到那个见证古城遗迹的少儿时期。
因此，当今天人们谈论零陵古城，让我首先想起与其匹配的，是那消失了的城门与城墙。中国古代城邑建筑最显著最具代表性的标志，是城门和城墙，它不仅起着抵制兵匪侵入、保护城民安全的防御作用，同时也具有雄伟壮观的美学效应。我在网上看过一张清康熙时期绘制的零陵城图，城墙包围的零陵城厢呈长方形，全城共有七座门——东门、南门、太平门、小西门、大西门、潇湘门、北门。据李茵《永州旧事》，至抗战前夕，这些城门尚保存完整。其后，因战争和战后城市建设原故，城门大多被拆毁。
到我记事的60年代，城里还剩有东门、南门和太平门三座门。当时家住城南，距东门、南门和太平门都不太远，因而常有出入。记得出了东门，便是田野；南门之外，可见一片小菜园，再往南则是枣树林。城门有前后两座，由青石和青砖砌成，门洞高峨森然，夏日经过，阴凉凉的，让人不忍离去。太平门，是到河边码头取水洗菜洗衣的必经之门，不久似乎是因修建自来水厂而被拆除，时间在文化革命之前。
既然有城门，当然就有城墙。我记得太平门北边有一节高大厚实的城墙。我外婆家住解放南路西侧，挨着太平门，我多次从外婆家后门穿过，翻越凹凸不平长满荒草的城墙，下到临河的那条街，对面是一排有着吊脚楼的居民木板房。
三国时期，吴、蜀逐雄，零陵为其竞夺之郡城，留下不少让人神往的故事。作为历史遗迹和物证，点将台应是对这英雄传奇的最佳诠释。它位于三中和四中之间的一片空旷地带，不是一座，有两座，相互间隔四五十米，由三合泥堆砌，方方正正，高出地面大概2米左右。我所以印象深刻，因为那是我与玩伴常去玩耍的地方，虽说当时不过7、8岁，桃园结义的故事，已耳熟能详，听说是张飞点将练兵的地方，免不了要好奇地爬上台去，东张西望，自我神气一番。
距点将台不远，有一座庙，人称黄溪庙。它在我的记忆中消失了很久，直到数年前留心永州本地文化，回忆往事，由点将台突然触发，而重新激活。说是激活，其实也是印象模糊，当时庙里是否还站立着《永州旧事》所记载的“武高武大，红脸的、花脸的、白脸的”“四大金刚”菩萨，毫无印象，所能记得的，仅是它位于地区农业局后墙蒋家院子背后的山上，里面住着几户人家，其中有我的一位小学同学，如此而已。
但它一经浮现即引发我很大的兴趣，让我联想到当时另一个有名的历史人物——黄盖。黄盖为三国名将，在赤壁之战中为孙刘联军大破曹营立下大功，他是零陵人，我就想，这庙是否与纪念黄盖有关呢？黄溪庙周边并没有黄溪，柳宗元倒是写过一篇《游黄溪记》，但那在离城几十公里之外。因而我怀疑“黄溪”或是“黄寺”或“黄祀”读音之讹？永州话，“溪”、“寺”、“祀”音近。但在我有限的阅读视野，除见一篇网文提到黄溪庙是为纪念黄盖外，没有发现有关这一方面的文献资料与信息。黄溪庙是否与黄盖有关，尚待有关专家验证。
十分遗憾，这些极具历史文化价值的古代建筑和文物，如今均不复存在，它们大都毁于那个激进的年代。如今仅作为一种历史痕迹，在往事回忆里浮光一现。
柳子庙是一例外。为纪念柳宗元，始建于北宋。在风行一时“破四旧”的浪潮中，它能独立于外，幸免于难，实乃奇迹。这得感谢淳朴的当地人民，对这位给永州带来光彩的伟大先贤的爱戴与感恩，使祀庙得到格外的保护和保全。因而一直以来，它不单作为当地最具纪念意义的历史建筑物，更作为一种文化坐标而存在，向人们显示永州历史文化的向度、高度和厚度。
说来让人难以相信， 我第一次走进柳子庙，竟是一种违和的印象。还是小学时候，跟随学校队伍参观在此展示的“收租院泥塑”展览，整个展览阴森森的，其中有刘文彩关押、欺凌农民的水牢、镣铐、皮鞭等刑具，给人恐怖的感觉。当然，我当时并不清楚柳子庙为何物，很多年过后，才知道它的来历及其意义。
2010年春节，几位从前的学生，其中一位是本地党政一个方面的负责人，陪我走看了零陵城区几处重要的文化遗址，包括张浚故居、东门废墟和正在规划的东山景区，这些历史遗址所折射的岁月沧桑和时代变迁，让我颇有一番感慨。
张浚故居我们去时正在修葺，尚未竣工。它位于文星街，与曾热闹一时的七层坡菜市场只一墙之隔，与有名的七层坡相距也不过百十米之遥，这一带都是我当年无数次经过之地，可我居然对它闻所未闻，真是让人感到惭愧。后来我问及同是永州籍的一位作家朋友，他竟然也是头一回听说。
一个人的文化知识的宽广程度，决定于其成长经历和所受中小学教育的优良程度。如果一个在千年古城生长起来的人，对所在之城的千古历史不甚了了，对曾居其中的具有影响的历史名人多有茫然，这诚然反映出个人知识结构的欠缺不足，又何尝不也折射了一个时代与社会的严重局限。
张浚故居历史千年，一直存在于此地，并不是突然考古发现，从地下冒出，重现天日，它所以长期埋没于闹市，尘封于深巷，被世人遗忘，是因为它不合时宜，属于旧时代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今天得以翻建重修，作为古城文化遗址和景观对外宣传，乃是一度被抛弃的传统文化复归正道，成为构成当今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这就是说，我们的文化观念和文化政策发生了改变，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包括历史文化名人及其故居遗址、纪念物在内的被视为封建糟粕的东西，如今作为珍贵的文化遗产，重被重视和利用，它们不仅具有了吸引游客观光的使用价值，更具有提升城市品质和品位的文化价值。由此可见，我们的文化观念是多么的重要，它大到可以决定一国文化之命运，小到能够改变一城文化之面貌。
东山亦是如此。它是整个古城的制高点，也是古代文人雅士登临处。但我们那时不叫东山，而叫高山，叫高山寺，人们用高山寺指称如今的东山核心地带。曾经，这里古树参天，松竹掩映，风景绝佳。怀素少时在此修行习书绿天庵；柳宗元一度寄居法华寺，于斯眺望潇水对岸，发现西山，遂写出《始得西山宴游记》为开篇的《永州八记》传世名作；张浚、杨万里也时常携游东山，谈论时事，砥励意志。千百年来东山积淀了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新中国以后，很长一段时期，这一带成为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所在地，绿天庵、华法寺等重要古迹，或拆毁，或废弃，于是，东山景色殊异，风光不再。
进入文化立市、旅游兴市的新世纪，当地政府充分意识到了东山独具的山崇形胜和潜在的文化价值。学生告诉我，政府准备斥巨资将东山打造为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历史文化景区，已聘京城专家做好设计规划，景区占地面积1.9平方公里，包括文庙、武庙、法华寺等古迹翻修、重建等。届时，这里不仅将成为旅游观光的核心景区，也是娱乐休闲的重要场地。虽然目前所见东山，尽是一片凌乱的庙宇翻修与基建状态，但让我从中看到了恢复古城面貌的一种努力与希望。
不知何故，东门却没享受到这一待遇。东门是如今古城唯一残存的城门，它掩埋在一爿荒芜中，仅露出半截洞口，像是坍塌的窑洞，如果不是学生提示，我根本想不到这会是从前那座巍然高耸的城门。在我记忆中，从中山南路拐进东门巷，往前数百米走过四中、卫校和制药厂，爬上一节陡坡，抬头所见便是东门。如今，环顾四周，包括来路，我已找不到哪怕一点可唤起旧时记忆的参照物。岁月无情，几十年的时间就可以将你心中的温馨记忆化为一爿不忍直视的废墟。
在我看来，城门既是进入城邑的通道，也是古城自身与文明的象征。她能唤起人们对古城的历史记忆，激发人们对古城的历史想象，这种基于相同经验的历史记忆和想象，可以形成一种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念，从而让人们对古城拥有更多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这对古城的建设发展和历史文化传承，无疑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资源。其实，不独城门，所有具有历史意义的历史建筑物，都是如此。
那么，既然政府不惜重金重修张浚故居，打造东山景区，对作为古城象征和遗址的东门，我且抱乐观的期待，我想，它会有获得重新修葺，恢复昔日雄伟面貌的一天。
2019/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