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豪斯霍弗（Karl Haushofer，1869-1946）是二十世纪著名的地缘政治学家。按如今西方主流学界的说法，“二战”期间豪斯霍弗的地缘政治学为希特勒的生存空间（Lebensraum）扩张政策提供服务，故这门学科被认定为“法西斯学说”。苏联学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将地缘政治学视为“资产阶级伪科学”，即便时下我们的国内学界，对地缘政治学的译介也讳莫如深，它长期被束之高阁。
英美主流地理学的扛鼎人物麦金德（Halfdord John Mackinder）亦对地缘政治学避之唯恐不及。一九四一年美国著名杂志《生活》将其称为“纳粹的帮凶”，他立即发表声明撇清与地缘政治学之间的关系，称它是“德国人统治世界的政治理论”，自己的政治地理学与此“纳粹学说”风马牛不相及。
麦金德的这个澄清并非狡辩：地缘政治学（Geopolitik）是十九世纪孕育在瑞典—德国地理学传统中的新兴学科，与英语—法语传统的政治地理学（Political Geography）确实存在本质区别，这门学问的源头起码要追溯至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
拉采尔明确提出其考察的“地理学”对象不仅包括陆地（Land）这一因素，还应囊括海洋（Sea）和人（Humanity）。在他的研究看来，眼下翻译的地理学（Geography）应是个误译，至少在希腊学者埃拉托斯特尼（Eratosthenes ofCyrene）那里，“地理学”指的是地球（γ?）的呈现（γρ?φειν）。按照古人的观点，我们现在学习的“地理学”应该称为“地球学”。这个判断在拉丁词汇中得到印证，地球（Orbisterrarum）指的便是古罗马帝国所辖幅员，并且是地球上所有政治权力角逐的场地。
到了十九世纪，经里特尔（CarlRitter）与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发展出现代意义上的地理学科，他们用地理的专业化研究淡化了古典“地理学”的政治学术品质。直到二十世纪初契伦（Rudolf Kjellén）撰写的《国家为一有机体》（一九一六年）才正式将地缘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单独提出来。在这个意义上，地缘政治学的学术品格在于“返回古典”：通过唤醒“陆地”“海洋”与“人类”的关系，综合了史学、地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使得古老的“地球学”不再以现代性的“土地学”面貌出现，重新恢复人类地理学的生机与活力。
麦金德的“澄清”使得这门学问有了意识形态上的分野：一种是人文地理学（政治地理学）传统，在这个传统下——地缘政治学与地理科学、地理政治学没有太大区别，考察的是人类社会政治现象与地理之间的关系。另一种则是被认作与纳粹密切相关的地缘扩张理论，由之而粗略区分：前者以英美地理学家，如麦金德、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为代表，后者以瑞典—德国的拉采尔、鲁道夫·契伦、豪斯霍弗和施米特（Carl Schmitt）为代表。
二
一九四二年美裔德国人多那帕伦（Andreas Dorpalen）出版的《豪斯霍弗将军的地缘世界》可谓是一次了不起的思想冒险，该书以德国地缘政治学派思想原文典籍为基础，描摹了整个地缘政治思想史的发展全貌。考虑时值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成立，全美反法西斯思潮鼎盛期，该书竟敢引介“纳粹知识分子”豪斯霍弗思想，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然而，该书却在美国军事教育界内部备受推崇，美国西点陆军军事学院陆军上校、历史学教授贝克马（Herman Beukema）亲自作序，并把该书列为军事学校科班学生的教科书。
美国军事院校为何要选择一个“纳粹知识分子”的书作为教材呢？抛开政治因素不说，从学术史来看，恐怕豪斯霍弗天然地承接了瑞典—德国地缘政治学派的学统，也明显受到麦金德的政治地理学的影响。豪斯霍弗曾在他主编的《地缘政治学》杂志上四次刊发麦金德的文章，公开赞许其在“地理学世界观中最为伟大”，足见豪斯霍弗处于地缘政治学意识形态分类的“十字交叉路口”。
豪斯霍弗的地缘政治学虽然在瑞典—德国政治地理传统中形成，但我们注意到《豪斯霍弗将军的地缘世界》一书的副标题是“行动中的地缘政治学”，说明他的学问并非纯粹书斋之物，而是自由往来于政治、学术两界之间。而豪斯霍弗地缘政治学的萌芽，则是从一次漫长旅途开始的。
一九○八年，德国巴伐利亚作战总参谋部委派豪斯霍弗赴日本做特别军事访问，负责研究日本军队的训练和组织工作。从十一月到次年二月，他携带妻子穿越地中海、红海和印度洋，最终抵达日本，与之同行的还有奥地利作家茨威格（Stefan Zweig）夫妇。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中记载了这段旅程，在书中对豪斯霍弗的军事素养和文学功底称赞有加，据说日后当茨威格知晓其与希特勒的关系时，连称后背发凉，恐怖如斯。
对于豪斯霍弗而言，长达四个月的远航并非是徜徉在海上的浪漫之旅，无论在塞浦路斯、亚历山大里亚、亚丁、印度还是新加坡，随处可见英国的“米”字国旗在客船上空飘扬。豪斯霍弗意识到，虽然亚洲诸强国（中国、印度、奥斯曼）国土面积幅员辽阔，但思想仍旧故步自封，无力形成国际空间秩序联盟。英国凭借着大航海时代积攒下的地缘红利，早已摸清楚全球地理枢纽的开关命门，并借此关键节点控制全球。豪斯霍弗打开地图，稍稍用红色铅笔描线便可以看到：不列颠群岛与直布罗陀、马耳他、苏伊士运河等海洋地理枢纽构建成坚不可摧的海洋堡垒，若英日两个海洋国家能实现同盟，他们就可能会在欧洲大陆和亚洲各地焊接上一个坚不可破的钢圈，此战略布局会让在欧洲腹地守成不变的德国，成为一只被海洋包围的困兽——这幅战略地图就像是麦金德亲手绘制的一样。
驻日一年期间，豪斯霍弗认清了地缘政治上海洋与陆地之间的冲突。一九〇九年秋，日本向清政府施压，要求将吉林与朝鲜会宁的铁路连通，豪斯霍弗与他的妻子趁着铁路交通线开通之际，奔赴此地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游历。这一趟行程让豪斯霍弗意犹未尽，他主动申请取道俄国返德，亲自考察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地缘意义。
在旅途中他开始意识到近代铁路的发展吹响了陆权复兴的号角。俄国耗费二十五年时间修建跨越西伯利亚的近万公里的铁路，规划了广袤欧亚大陆的一条直径，将中欧与东亚的边缘地带结成连贯的“空间”。如果可以延伸至从朝鲜到中国东北的铁路线，那么破坏大英帝国遍布世界的海上航道、空中航线、输油管道，简直是件摧枯拉朽的事。但豪斯霍弗的野心远非如此，恰巧在十年前（一八九九），连接印度次大陆的“柏林—巴格达”铁路计划已进入实质阶段，而这十年间，决心维持欧洲权力平衡的英国，运用各种伎俩阻挠铁路进展。因为英国人知晓，如果欧印交通动脉被打通，就能勾连起一个巨大的地缘政治空间，由之发展出包含德国、俄罗斯、日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巨型欧亚联盟，欧亚大陆会再一次成为世界的中心。
三
不过，日本入侵中国的军事行动打破了豪斯霍弗组建欧亚联盟的构想，他几次劝说日本放弃侵占中国领土的野心，在他看来：日本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帝国，其最理想的空间扩张对象是澳大利亚，而不是拥有超强战略纵深的中国。倘若日本选择占领澳大利亚，这不仅可以解决人口增长的空间危机，对德国也具有莫大的现实利益——此举能够阻断英国海上交通补给线，让英日同盟变成空中楼阁。
归国之后，豪斯霍弗患了场大病，总参谋部批准他休假三年。正是在这段时间，豪斯霍弗据东京的游历写出博士论文《对大日本国防力量及其世界排名和未来的考察》（一九一三年），在此之后，豪斯霍弗又专门撰写两部讨论日本话题的专著《日本帝国在其地缘中的发展》（一九二一年）、《太平洋地缘政治学》（一九二五年），从理论角度总结了他对日本地缘经验的长期研究。对于豪斯霍弗而言，日本是德国地缘政治最好的老师。
豪斯霍弗撰写以上作品之时，正处于魏玛共和时期。这个“英、法、美等国宪政制度的舶来品拼凑之物”引入的民主空气，一时间让各种党派政团纷纷涌现，出现了党派林立、党争迭起的局面。国会的不稳定导致联邦政府局势动荡，频繁更替，无力形成凝聚统一的政治决断。他对魏玛时期软弱、吵闹的议会没有任何好感。反而日本国民对天皇的绝对忠诚，给豪斯霍弗留下深刻印象。明治维新之后，“绝对效忠天皇和国家”“强调自我牺牲”“忠贞不渝的武士理想”成为日本国民的基本道德观。豪斯霍弗认为这会形成空前一致的政治团结。
共同的政治意识是领土扩张的前提，领土扩张的根本在于人口。旅日期间，豪斯霍弗读到了三年前（一九〇六）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的“新大陆计划”。文章极力渲染日本危险的处境：日本处在四亿中国人、一亿六千万俄罗斯人和一亿美国人的地网天罗之中，若不主动革新，日本终将被这些强大的国家逼向绝路。小村寿太郎给出的方案是：日本国民人口要增加到一个亿——唯有如此，日本才能够在俄罗斯、中国和美国三个大国的夹缝中求生。
东京几乎所有的文宣机构（政治家、出版商、作家和教师）都呼吁配合“新大陆计划”，他们不断强调以下事实：在自己的土地上，日本没有足够空间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大量预测“缺乏粮食供应导致民众大饥荒”的文稿甚嚣尘上，全国几乎发出同一个声音：“日本需要生存空间！”
早在一八八五年始，日本就鼓励国民移民至美国本土及太平洋岛屿，直到一九〇六年，种族主义盛行的加利福尼亚州开始抵制日本移民，加州要求日裔儿童必须集中就读于“东方人学校”。为了获得美国对日本东扩计划的支持，一九〇七年日本和美国达成了“日美绅士协议”，禁止日本国民移民美国。此后三年内，日本开始大规模组织移民往西和往北进驻朝鲜和中国东北。一九〇九年伊藤博文在哈尔滨火车站被朝鲜义士安重根刺杀身亡，彻底点燃了日本西扩帝国主义的野心。在民主时代，没有什么比以民众生存的名义发动战争更具天然正当性。
虽然这一套宣传方案演绎得天花乱坠，可根据豪斯霍弗推算：一九一四年日本实际人口是六千六百万，按照日本商务大臣大浦兼武提供的数据，若以每平方公里为供养人口单位，日本本土还可以再多养活四千二百万人（最大人口峰值是一亿零八百万），这个算法还没有包括中国东北、朝鲜等部分土地。这使豪斯霍弗相信：就算不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也完全有能力为国民提供生存空间，日本对朝鲜的吞并行动让他更为清楚—日本的殖民扩张并非缺乏“生存空间”，而是要实现“亚洲帝国之梦”。
四
豪斯霍弗博士毕业后一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进入西线部队指挥过一个炮兵旅与敌军作战。一九一八年底德军投降，他以少将军衔退役，随后在慕尼黑大学谋得一席教职，此时年过半百的他，才算真正踏入学界。在大学中，他讲授地缘政治学，并创立地缘政治学研究所和创办《地缘政治学》杂志。他开始意识到，德国战败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德国的政治领袖和民众太缺乏地缘政治知识，对国家处于何等险恶的地缘政治环境一无所知。
豪斯霍弗教授地缘政治学的目的是要培养懂得阅读地图、正确解读世界事务的政治领袖。除此之外，他还经常到广播电台做节目，向国民普及地缘政治学知识。在他的推动之下，地缘政治学在思想繁杂的魏玛共和国迅速发展，却未受到任何政治高层的青睐。
豪斯霍弗恐怕没想到，一条通向德国最高政坛的云梯早已架在大学课堂之内。当他在慕尼黑大学教授地缘政治学时，希特勒早年的秘书赫斯（Rudolf Hess）在教室角落旁听。课堂上，豪斯霍弗大胆预测，未来世界局势将受到五大政治势力支配：泛陆权大国、泛海权大国、泛苏维埃、泛伊斯兰、泛东亚，其中整个欧洲、非洲和亚洲西部地区属于德国核心势力范围的泛陆权区。如果德国不能占领这一生存空间，就会受到其他几个势力的挤压而走向灭亡。为了佐证这一观点，他不惜绘制大量普鲁士人、巴伐利亚人、莱茵兰人等人种迁徙图，在课堂上他情绪激昂地号召这些民族团结起来为生存空间而战。年轻的赫斯被这位有着深厚学识和丰富实践阅历的精神导师吸引，二人就此结下深厚的师生之谊。
一九二三年希特勒和赫斯发动啤酒馆事件失败之后，豪斯霍弗去兰茨贝格监狱探访赫斯，也结识了希特勒。在探访的过程中豪斯霍弗给希特勒大谈“生存空间”概念，并为希特勒捎上两本书：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与拉采尔的《政治地理学》。希特勒第一次接触到了地缘政治的奥秘，这让他兴奋不已，并将其融进《我的奋斗》的写作，其中第十六章中关于外交政策的部分，几乎都是豪斯霍弗思想的影子。
有一部分学者据此放大豪斯霍弗与希特勒的亲密联系，并将其称为“希特勒诸多导师之一”。事实并非如此。纳粹拒绝豪斯霍弗的理由很简单：豪斯霍弗妻子不是纯正“雅利安”，按照党章规定，他不能加入纳粹党。但这似乎并不能剥离他与纳粹的关系——赫斯如日中天之时，曾假手纳粹《种族法》帮豪斯霍弗的妻子漂白过犹太人的身份。一九三二年希特勒上台后，豪斯霍弗发表过反犹言论以示对领袖忠诚，但《地缘政治学》杂志偶尔会表达与纳粹党相左的“杂音”，甚至引发高层震怒，将豪斯霍弗短暂监禁。
五
我们无法判断赫斯在一九四一年独自驾机赴英谈判是否与豪斯霍弗地缘计划有关，但据赫斯之子沃尔夫（Wolf Rüdiger Hess）日后访谈可知，豪斯霍弗父子与英国汉密尔顿勋爵关系密切，在二人的斡旋之下，赫斯携带着和平计划希望促成英德和解，目的在于德国与苏联交战时避免遭受腹背受敌的境地。
可赫斯的计划失败——豪斯霍弗的大儿子阿尔布雷西特（Albrecht Haushofer）开始意识到，只有除掉希特勒才能避免整个德意志堕入军事灾难的深渊。一九四四年他谋划了一次炸弹袭击后被拘禁，在苏联红军进攻柏林前夕被执行死刑。随后，纽伦堡审判中担任首席顾问的瓦尔什神父（Father Edmund A. Walsh），受托审查豪斯霍弗是否因为鼓吹地缘政治学而负有战争罪责，经审查，豪斯霍弗被无罪释放。可蹊跷的是，半年后豪斯霍弗与夫人双双在寓所内服毒自杀，结束了自己传奇的一生。
豪斯霍弗曾在私人日记的扉页写下：Fasest et ab hostedoceri（敌人是最好的老师）。或许指的是作为“敌人”与“老师”双重身份的麦金德的教诲，孕育了整个德国地缘政治学派，同样也先知般地预言美国国际政治研究者会反过来向“敌人”德国学习。近年来国内有研究表明，美国主流舆论成功地用“纳粹”这个污名化的幌子“瞒天过海”。他们一方面厉声警告，“地缘政治学是纳粹学说，导致的是战争与征服”，而另一方面却潜心钻研这门“声名狼藉”的学问，吸收德国地缘政治学派理论之精华。
正如贝克马上校在《豪斯霍弗将军的地缘世界》引言中挑明：早在一九三〇年，美国军事院校就开始学习德国地缘政治学，当时苦于教材匮乏，课程开得“虽不完整，但也相对全面”。在美国各大军事院校几十年苦心培育下，诸多地缘政治学的门徒改头换面为“国际战略学”大师粉墨登场。这个观点得到美国地缘政治研究者图南德（Ola Tunander）的印证，在一篇引介鲁道夫·契伦的文章中，他毫不掩饰地指出：
为美国设计国际军事战略规划的斯皮克曼、摩根索、亨廷顿、布热津斯基等人无不深受德国地缘政治学派的影响，契伦们设计的巨型政治军事联盟正是北约或者欧盟的理论直接来源—只不过主导者换成了美国，而非德国。
如果我们还对此浑然不知，迷信“胜利者”塑造出的意识形态图景，恐怕不足汲取近代百年战争带来的深刻教训。《豪斯霍弗将军的地缘世界》的出版给汉语学界提供了一次近距离观察“德国地缘政治学派”的契机，值得学人们重视。
（《豪斯霍弗将军的地缘世界：行动中的地缘政治学》，[美]多那帕伦著，方旭、张培均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即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