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特·麦克马那斯 著 吴万伟 译

这是作者考察极权主义哲学家的著作和遗产的系列文章的第五篇。

在此，我必须忏悔：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是我真正喜爱和欣赏的首批哲学家之一。在大约19岁的时候，我在暑假打工时的工作之一是当交通统计员。我们负责计算通过街道路灯的车辆数目，这工作毫无疑问极其乏味无聊。我常常依靠读书来打发时间，开始首次沉浸在哲学中---总有一些东西让你坐在路边花费11个小时去胡思乱想。海德格尔厚重和怪异的书常常晦涩难懂得让人恼火，但是，当我开始明白它们在说什么时，自然感到兴奋异常。这里有个人思考和写作的方式与任何人都不一样，尤其重要的是，他不害怕对付最大的、最新颖的哲学问题。作为具有批判思想的年轻人，我对他猛烈攻击现代性和技术感到欣喜若狂。我沉溺于他的书中，自认为是海德格尔主义者，一直到我攻读博士初期，本科生毕业论文，我写的是“真实性”，我的法学硕士（L.L.M）论文写的是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和英美法学理论。

不幸的是，这种崇拜总是受到显著相反力量的锤炼和锻造，即海德格尔的政治立场这个令人尴尬的问题的困扰。我的父亲是人权律师，就是依靠控诉躲藏在加拿大的前纳粹分子谋生，我成长于希特勒政权的罪恶清晰可见的家庭。12岁的时候，我开始成为很多人权团体的志愿者，从纳粹幸存者和评论者那里了解到纳粹的很多令人恐怖的罪行。这让我这个年轻人的良心受到巨大冲击。我的哲学英雄，一个体现了我崇拜的所有思想智慧的人－－－批判性思考、创造性、对真实性的强调－－－怎么竟然与纳粹主义沆瀣一气呢？随着他与纳粹主义和反犹主义的联系和纠缠的程度之深在我看来越来越明显，这个问题的挑战性也变得越来越大。

海德格尔和政治

到目前为止，我在本系列文章中已经分析了卢梭、马克思和尼采的著作。他们每个人都是引起争议的思想家，而且都有很好的理由。但是，与前面几位不同，海德格尔与一场邪恶的政治运动的联系不仅仅是外围性的或者有问题的。关于屈服于“公意”的权威的问题，卢梭的确写了很多令人担忧的东西，但是，他从来没有活着看到雅各宾派以他的名义实施的恐怖政策。卡尔·马克思当然是个不害怕暴力的革命家，但他很可能对以他的名义进行的极权主义行径感到恐怖和害怕。尼采自然不是自由主义者或者平等论者，但他也是德国民族主义毫不留情的批判者，可能惊讶地发现纳粹对他的滑稽作品的擅自盗用竟然产生如此毁灭性的可怕后果。

但是，海德格尔不仅加入了纳粹党，而且一直是纳粹党员直到这个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消失为止。他参加了纳粹知识分子的会议，还在会议上发表了演讲。尤其臭名昭著的是，海德格尔还地将教职工的情况汇报给盖世太保，如果他认为他们对新政权不够忠诚的话。甚至在战后，当纳粹骇人听闻的罪行已经变得非常明显时，他都没有表达忏悔或批评的意思。海德格尔在1966年接受《镜报》杂志采访，这是他公开解释其支持纳粹的尝试，他说得非常详细，但显然并没有自我审视。这就提出了严肃的问题，正如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在《哲学与社会希望》中论述海德格尔的文章中所说，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怎么能够将自己与最邪恶和最恐怖的政治运动为伍呢？

要了解这个发展，理解海德格尔对现代性和现代生活的批评或许有些帮助。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后来在《形而上学导论》以及有关技术和西方思想史的著作中都有所展现。在海德格尔看来，现代思想在某些方面是对早期真正里程碑式思想的回归。愿意对付人生最大问题的希腊人，尤其是苏格拉底之前的希腊人在哪里呢？大部分现代人基本上不关心这些看似抽象的、与商业活动无关的问题。巴门尼德（Parmenides）等人思考的问题如“存在是什么？”以及将答案与涉及存在意义和再进一步有关人类生活的众多问题联系起来。相反，后来的思想家如笛卡尔（Descartes）询问的一整套问题就狭隘多了。不是关于存在本身，他们询问的是“我怎么能思考什么是真？”这或许是无害的转折，但它预兆了一种运动，走向后来被称为技术理性的东西。

随着现代性继续前进，有关存在及其意义的问题越来越多地被“技术问题”取而代之，比如“我怎么能准确地理解这个经验世界，以便能够操纵它使其为我们的利益服务？”现代人不关心“为什么是有而不是无？”在海德格尔看来，这是形而上学的关键问题，事实上是此在（Dasein）意指这样一种存在，存在因它而展开，因它而被追问。相反，他们渴望产生更加强大的知识体系，比如技术科学，这样世界能够被更容易切割和被工具化。产生于技术原因的世界的“座架”（enframing）阻止我们开发出更真实的自我。正如他在“有关技术的问题”中说的那样：

框架阻碍真理的闪光和支配作用。把人遣送到勒令的天命，因此就是极度的危险。危险的东西并不就是技术。不存在技术这个恶魔，只存在技术的本质之神秘性。作为揭示之天命的技术的本质，才是这个危险。如果我们在天命与危险的意义上来理解框架，那么，对我们来说,框架一词的这个转义或许会变成某种较为熟悉的东西。对人的威胁，首先并不来自技术潜在的致命的机器和装备。现实的危险早已在人的本质处影响着人了。框架的统治对人的威胁带有这样的可能性：它可以不让人进入一种更加本源的揭示，因而使人无法体会到更加本源的真理的召唤。所以，框架统治之处，就有最高的危险在。（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p26～28．此段借自：《人，诗意地栖居》（德）马丁·海德格尔/郜元宝/编译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7年6月https://www.douban.com/note/703043738/---译注）

海德格尔认为，技术理性和工具化的崛起产生了高度非真实的个人，他们不能够过上一种有意义的生活。这是因为存在的最初目的被认为是追求物质主义的满足。这是跨越各种政治立场的真实情况，难怪海德格尔宣称，左派和右派之间的超级党派偏见区分实际上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自由派资本主义及其强劲对手共产主义都同样致力于追求物质主义的满足。它们之间的唯一差别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最有效手段是什么。在使用技术理性“框架”这个世界的努力中，他们“在形而上学意义上是一丘之貉”，结果是对存在要点的共同信仰。

与此相反，海德格尔强调物质主义满足从来不能提供真正有意义的存在。相反，它只能产生巨大的焦虑感，因为我们认识到我们生命的局限性，死亡的不可避免将在有一天让宴饮终结。在那点上，我们对物质主义满足和财富的追求将变得没有任何意义。海德格尔认为，我们很多人认识到这一点，并且对我们这个社会的庸俗和空虚深感蔑视和不屑。但是，我们不是承认这个令人感到不舒服的事实，反而退回到非真实的“大众”世界或者“常人”（das man）世界。我们试图通过迎合消费者社会的期待，忽略促使我们行动的更深刻问题而忘记我们终将湮没的不可避免性，相信只要我们忙于自己的事业，死亡---遭遇我们自己的非真实性---就可以被无限期地往后推。

在海德格尔看来，这种恐惧地退回“常人”的世界是技术理性和工具化在全世界产生影响的症状。在显然致力于逃避真实性的时代，《存在与时间》是对真实性的呼吁。真实性将意味着直面我们将来被湮没的现实，通过承诺于真正伟大的工程而试图生活在“常人”之外，这个工程将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一个有意义的目标。该工程最终当然注定要失败，因为我们所拥有的时间的有限性将确保它不可能充分完成。但是，我们生活的意义就在于尽可能选择一个有意义的工程，并尽可能多地投入精力去追求这个目标。

这是极其振奋人心的批判，在这篇短文中我只能大致显示其威力。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很多评论者倾向于将《存在与时间》解读为呼吁一种独特形式的个人主义。这不是人们可能会称之为自由派个人主义的东西，海德格尔将其与技术理性和常人世界联系在一起。自由派个人主义意味着无头脑的一致性，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别的东西。因为每个辨不清面孔的个人都在追求自己可怜的那点儿快乐，或者与人合作或者与人竞争。在海德格尔看来，这在哲学上也是不合情理的。杰斐逊或者密尔等人设想的原子化的自负，如我们生来自由，要使用技术理性从头分析世界，这是对真正哲学的庸俗化。海德格尔一再强调，我们总是被“抛进”一个拥有社会意义的世界，它会塑造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海德格尔欣赏的真实的个性来自我们使用这些意义来塑造某种完全新颖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从过去的有机体中生长起来的。这当然意味着，衰败的或遭到破坏的社会将不能为其成员提供真实存在所需要的工具。因此，它必须受到谴责，必要的时候进行重新塑造。

对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这种敌意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海德格尔为什么会对纳粹主义感到有吸引力。它对德国大众的传统实践和信仰的尊重，加上纳粹呼吁自由派个人让自我屈服于集体事业，无论是在保守的维度还是激进的维度，对他来说肯定有很大的吸引力。似乎还有一种意识，以为《存在与时间》的更早时期的反自由派个人主义让位于更具社会性的视野。这里最明显的例子是他在校长就职演说中扭曲其概念此在（Dasein）的方式。现在，这个词指的是国家及其命运。

海德格尔在这个时期的作品似乎反映了这种新重点，在他批评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时候达到高潮，他建议，纳粹德国应该有拯救西方世界的独特使命。其中有些或许与海德格尔个人的自负和他的信念有关，即极权主义政治运动能够推行他希望大规模发生的那种横扫一切的哲学改革。海德格尔后来承认，谈及政治，他有些太过幼稚。我认为他的情人汉娜·阿伦特（ Hannah Arendt）说得更好些。他认为纳粹主义是个意识形态工具，对其创造一个更真实的世界非常有用，他就是个大傻瓜，因为那是一个致力于征服世界和让所有个人意志都屈服于阿道夫·希特勒的超级现代极权主义运动。很有可能的是，他自己对德国传统和国民身份的认同和终身吸引导致他看不到纳粹政治的极端主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他努力逃脱“常人”世界时，他将了不起的哲学智慧拱手让给可以想象的最非真实性的运动。

结论：我们能从海德格尔那里学到什么？

虽然有其可鄙的政治，海德格尔仍然是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如果我们仔细将其深刻见解的珠宝与危险的暗流区分开来的话，仍然有很多我们可以学习的东西。每当人们在对付强大到足以令人信服的对现代性的批判时，这常常是个挑战。人们必须非常小心，不要抛弃了不完美，却换来独裁专制。

在我们的后现代文化中，海德格尔对真实性的分析仍然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具紧迫性。很多人相信我们在生活中的目的仍然是一种自我满足的形式。但是，今天，这个包括了对表现特定身份认同的强调，各种不同形式的左翼忧虑，以及后现代保守主义的出现。从最好的角度看，海德格尔将警告我们强调这种对身份认同导致我们生活在非真实性的体验中。后现代保守主义通过排除与我们不同的人而提供身份认同感受的稳定性。他们的努力反映了这种趋势，这是海德格尔本人也落入的诱惑陷阱，反对其哲学的更好倾向。我们渴望身份认同意识的稳定性，但是这种渴望是与追求真正的真实性相矛盾。我们必须承认身份认同总是不稳定的，因为一个真实性的人总是寻求成为比他们之前更伟大的人。可供的选择就是，要么接受这种不稳定性，要么退回到“常人”世界。

 海德格尔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常常被忽略的神秘问题，特别是本体论问题上：存在意味着什么？说这个或者那个特定的东西存在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是有而不是无？等等。仅仅因为科学技术理性对这些问题冷漠无情而遭到他的批判，这是错误的。事实上，很多里程碑式的人物如爱因斯坦（Einstein）和李·斯莫林（Lee Smolin）都对这些本体论问题很痴迷。但是，我们毫无疑问容易忽略它们，更喜欢思考那些容易获得更明确答案的问题。其实，我们热衷经济的社会常常抛弃那些明显无法回答的本体论问题，宣称纠结于这些问题是浪费时间，我们本来可以把时间用在更有效率的其他工作上。

但是，海德格尔也指出提出本体论问题能够而且的确在我们的个人生活中发挥根本性作用，忽略它们可能阻止我们反思真正重要的东西。我们每个人都被“抛进”这个世界很短一段时间。没有人真正知道我们从哪里来，人人都害怕必然要返回的那个湮没状态。思考这些议题以及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的更笼统问题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生活的焦点问题。

译自：Why We Should Read Heidegger by Matt McManus

https://quillette.com/2019/05/04/why-we-should-read-heidegg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