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记
以下的文字是2018年11月14日夏素贞同学与我的对谈，由夏素贞同学根据录音整理而成。对谈之后不久夏素贞同学就将整理出来的文字稿发给了我。心里一直想着将它整理成一篇象样的文字保存下来，不曾想竟拖了半年多。今天忽又想起此事，遂将夏素贞同学的整理稿打开来看，在深感惭愧的同时，脑海里不禁又浮现出当日情形。那是一个中午，夏素贞告诉我她因为阅读冯友兰先生的名著《中国哲学简史》而生发出不少困惑，于是提出来和我聊聊，我很愉快地同意了。夏素贞同学是广西大学法学院2018级的一名本科生，是刚刚进入大学校园的新生，看到她葆有对于知识的兴趣，这当然是作为一位老师的快乐。我于是邀请夏素贞同学来我的办公室，我们从十二点半开始聊了近两个小时。在聊天的过程中，我惊讶地发现，我在夏素贞同学的追问下，竟讲出了一些我也许平时讲不出来的话。我在这里能真切地体会到，不是人支配谈话，而是话语支配人。分手时，夏素贞同学告诉我她很有收获，我何尝不是呢。现在我将夏素贞同学传过来的文字稿略加整理，作为思想的一份备忘录吧。
魏敦友
匆草于南宁广西大学法学院法理教研室，2019-05-14
夏素贞:网上关于哲学唯物三问：“如何更好地认识宇宙世界，解决关于宇宙的问题？如何更好地认识人类社会，解决关于人类社会的问题？如何更好地认识自己的人生，解决关于人生的问题？”是对的吗？
魏敦友:仁者见仁。这三问基本是从西方哲学的角度来看的，比如说把哲学分成很多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研究宇宙，即西方所称宇宙论，其研究对象为宇宙的演化过程、内在规律，你看今天的世界是怎样产生的，有日月、繁星、地球、银河系、地球上的青山绿水与长江黄河，去研究这些问题，古希腊哲学称为宇宙论，宇宙的根本规律是什么，宇宙是怎么产生、发展和演变的。
夏素贞:研究宇宙论与哲学的起源有没有关系？
魏敦友:那得看怎样定义哲学。西方哲学（Philosophy）是爱智慧的意思，所以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写的第一句话就是：认知来源于对于宇宙的惊诧。即认知起源于人们对世界的惊异：“你怎么是这个样子？这世界怎么是这个样子？”这种惊异导致人们把自己和世界区分开来，然后去认识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什么是最本源的。中国人对哲学的看法不同，中国人没有哲学这个观念，中国人讲忧患意识，人们在《易经》里面可以读到：著《易》者其有忧患乎？即创作《易经》的人内心深处是有深切的忧患意识的，一个圣人要为人类建立一个好的生活秩序，就要通过作《易》来描述这世界的规律和发展的进程，要让人们明白在这个过程中怎样面对生活。在西方有一种很强的认知色彩，我们中国人的思想里面有很强的人生色彩，比如我们怎样来记录我们的生活，西方人从静观角度看哲学是起源于惊异，知识起源于惊异：这世界怎么是这个样子的呢?所以中西方对哲学的看法不太一样，西方人很早就把主体和客体区分开来了，我们中国人的忧患意识仍旧在世界之中，西方人把人和世界做了一个区分，由人来认识这个世界，所以宇宙论就是这样产生的，人们就会从这样一个混沌的世界走出来，回过头来对这个世界进行认识，认识这个世界的发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所以就构成了古代的宇宙论。
夏素贞:哲学是不是对混沌世界的解释呢？
魏敦友:是一部分，因为人对世界的认知产生智慧，哲学是对智慧的知识化总结。知识的主体，一个有清明的理性的人来认识这个世界从而形成了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体系，我们称之为哲学。但哲学往往不是知识，哲学是知识的一个更深的层次，是智慧。中国人有转识成智的说法，所以知识跟智慧是有区别的。黑格尔哲学说，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但是在古希腊人们把哲学定义为追求智慧或者追求知识，而其本身不是知识，只是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世界认识的发展，产生了很多知识，然后人们把它们编纂起来成为一个体系，也用哲学来称呼它。在这么一个背景之下，哲学就失去了原先的本源意义上的对智慧的追求，它本身变成了知识了，即由早期的智慧而演变为知识了。我们今天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困境？那就是人们已经有很多知识了，我们的思维很有可能被这些知识所限，这样就很难洞察这知识所产生的智慧的背景。你看今天你们来到大学就忘了这些知识是怎么产生出来的，这样一来使我们都陷到知识的网络里头去了，意识不到知识的本身有它的一个智慧的源头。
夏素贞:所以我们读的这本《中国哲学简史》只是我们去了解哲学的载体或者说切入点？
魏敦友:对。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是一部很有影响的书，它是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当中所出现的一部著作，但总的来讲，他还是从西方哲学的范畴来理解我们中国人的思想，比如刚才讲的宇宙论的问题，宇宙论问题中国人讲得很少，老子的《道德经》里面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也许是一种宇宙论，但是跟西方人不同，西方人走向了科学，而中国的思想更多地走向体验，包括人生的经验。哲学到底包括哪一些，肯定有宇宙论，当然今天宇宙论已经不在哲学里头了，宇宙论已经变成天文学家研究的对象了，也是地理学家、天体物理学家的研究对象。
夏素贞:具体科学的发展不是推动哲学的发展吗？
魏敦友：具体科学与哲学是相互为用的。用具体科学推动哲学发展是现代科学的一个现象，但是在古代，所有的学科都在一起，所以哲学是科学之母，哲学哺育了具体科学，所有的科学都是从哲学的母胎里面流溢、诞生出来的。
夏素贞:还有哲学唯心的三个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
魏敦友：这怎么是唯心的三个问题呢？这就是人们称之为哲学的三个问题啊。哲学有一个发展过程，原先是宇宙论问题，后来也慢慢地演变成对本体论、人生论的一些观点，所以你所说的这三问更多的是人生论的哲学问题或者说哲学在人生论上的三个问题。宇宙论的对象是宇宙怎样产生、发展和演变，是探索宇宙的规律，而本体论是对事物本质的思考，比如说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对本体论的思考：一个事物本质上是什么？柏拉图的理念论对事物本质的思考，这叫本体论。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人生论，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人生到底有什么意思?人生到底有没有意义？这些问题的确是很揪心的。
夏素贞：怎么解释“我是谁？”
魏敦友:这三个问题的提出的确是令人揪心的，有人甚至认为它就是哲学的根本问题，也就是说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发现很多自然科学都已经离开哲学，甚至包括逻辑也离开了哲学，成为单独的逻辑学，那哲学还剩下什么呢？比如这三个问题科学能不能解决呢？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可以解决的。比如说我是谁？外在的物理学或生物学可以做出论断：我是魏敦友、是父母结合的产物、有多高、有多重，但这种答案往往让人感到迷惑，那这种论断又有什么意义呢？我是谁这个问题更多的隐含着一种形而上学的问题：我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
夏素贞:“我活着的意义”是不是意味着我完成了人生的使命就算回答了这三问呢？
魏敦友:对。“我是谁？”这个问题，我认为可能隐含着人生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的问题，这个问题从古希腊以来也有讨论，苏格拉底就开始提出一个直到今天也令我们焦虑的话题：“未经省思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也就是说，我要过一种好的生活，但是什么是一种好的生活呢？首先我们要对我们的生活进行批判性的考察，否则我们只能浑浑噩噩地活下去，所以人要思考我们的人生，那么这三个问题随之而来：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我应该承担着什么样的使命?我在这世界上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我怎么活下去?什么样的活法才是好的？这些问题就让人非常焦虑。“我是谁？”这个问题它隐含着：我到底是谁?什么样的生活对提问者来说才是有价值的？这些问题就成为现代哲学非常令人焦虑的话题。所以现代哲学讨论人生的意义问题，讨论自我的问题。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就成了现代社会人们讨论的绝大的主题，像法国哲学家加缪认为哲学的根本问题就是“自杀”，即人们怎么“自杀”。乍看会很惊讶，怎么“自杀”是人生的根本问题了呢？也就是说死才是根本问题，我们中国哲学没有这样说话吧？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也就说中国哲学更多讨论生的问题，连生的问题都没讨论清楚又怎么讨论死的问题呢？但是西方哲学更加强调一种很决绝的心态：从死来讨论生。而我们中国人是从生来讨论死，如论语里面记载的；“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也就是说，我们要像祖宗犹在一样祭拜他们，或者说把我们的生投射到他们的死上，用生的态度来对待死，这种祭祖的风俗一直延续至今，我们仍然保留着对祖先的敬畏的态度。这好像是一种“如在论”思维方式，与 “存在论”思维方式相异，因为西方人恰好相反，先思考死然后再对待生，这是一种很决绝的态度，所以你看像德国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曾说：“向死而生。”他所说的可能隐含一种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命，而我们中国人更多强调一种集体主义、团体主义、国家主义，个人融入到团体当中而感觉不到自己的意义，海德格尔所说意指我们每个人通过自己承担的死回过头来领悟到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孤立的个体，从这点来讲西方人的思想要比我们中国人要彻底一些，我们不能将自己放到团体当中而忘记自己的存在。从这点来讲，“我是谁？”的问题就体现出来了，我们以前不这样提问题的，问：“我是谁啊？”答：“我是广西大学的老师。”我们是这样来定义自己的，但今天说我是谁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既不是魏敦友，也不是你，我是我。这个问题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它成了一个孤立的个体，我不是从属于哪一个家族、团体，我甚至不从属于哪一个国家，我的观念的凸显的的确确有些惊世骇俗哦，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谁？”这个问题是现代社会才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在古典社会是提不出来的，因为古典社会每个人一出生就在特定的家庭里面、特定的国家里面，在特定的家族里头、在特定的团体里头他有特定的身份，比如你是个学生而我是个老师，学生应该好好学习、老师应该好好研究、教课；你是一个女儿、他是一个父亲，女儿要孝顺父亲，父亲要关爱女儿。这是古典社会中身份社会的人们的世界观，但是这样一个身份社会走过去了之后，每个人都成了一个孤立的原子了，所以才有我是谁的提出，因为我到魏家完全是很偶然的，爸妈生我是件很偶然的事情，在现代社会里面的人们已经认识这种偶然性，所以我叫魏敦友那是件很偶然的事情，“我是谁？”这个问题在现代社会处在非常令人焦灼的状态，所以到底我是谁呢?我的回答是：“我是谁？”不取决于我的身份，不取决于我的家族，不取决于我的团体、我服务于单位机构甚至国家，我是谁取决于我的行动，我做什么，比如说我想成为一个老师，就成为一个老师了；我想成为社会的好公民，就成为一个好公民了；我要成为一个罪犯，就成为一个罪犯了；我要成为一个任何其他的什么，这都是自我造就而成的，所以从现代意义上讲的话，每个人为什么要对他的行为负责呢？因为“你是谁？”不取决于你先天的血缘关系和你所从属的团体，而是你自由的选择，这就解决了“我是谁？”的问题，当然，这与其是说是一种解决，还不如说是对问题的一个消解。如此一来，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其实都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我们首先是有生、有死，生和死从这点上来讲在个人的自我塑造过程中已经消失了，所以我从哪里来这个问题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我从哪里来是很偶然的，我从哪里来？我从妈妈的肚子里面来。这有意义吗？我魏敦友是一个很偶然的存在啊，我可以叫魏敦友也可以叫其他名字，这都是我，一个一个我，都是很偶然的存在，没有必然性，所以我从哪里来还有意义吗？已经没有意义了，只有“我是谁？”才有意义，“我是谁？”的意义在于我通过我自己的行动把我造就成一个什么样的人，这就是有意义的，这就取决于你自己，你在这个社会上做一个自由的能动的行动者，能够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你所想象的人、想象的形象，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是谁？”就没有意义了，我到哪里去其实也没有意义，因为我们都知道人都是要死掉的，即使现在人可以活很久，但是必然还会死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人到哪里去还有意义吗?也没有意义了，所以关键在于我是谁，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的现代社会，就是要通过一种自由的意志来把自我塑造成为一个自己所想象的一个形象，解决我是谁的问题，所以我是谁这个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由我们自己的行动来自我塑造的，我是谁取决于你自己是谁，这就是最后的回答，由此从哪里来的问题就没有价值和意义了，因为这是个偶然的问题啊，从科学上讲很容易，因为我魏敦友就是从妈妈的肚子里面出来的嘛，我爸妈结合，然后生了我，这个问题有意义吗？毫无意义啊。关键现在我站在这个地方，我是魏敦友，我要把我塑造成一个我所想象的人物，成为一个人物，为什么叫人物啊？按钱穆先生所说，为什么叫人-物啊？因为物就是一种格，成为一个光辉的人格，把自己物理的特质转化成为一种精神上的特质，成为一个可以让人看见人性光辉的标准。这个问题解决后，我就是这样一个光辉的人格，我已经成就了我自己，我来到人世间还有什么遗憾的呢？就像孔子所说：“求仁得仁。”所以这个问题解决之后那从哪里来和到哪里去还有价值和意义吗？显然没有了。所以关键在于我是谁，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我想人生的苦恼就没有了，但是关键是要有强大的意志。所以人来到这世上就是享受人生的过程，人生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生是一个很偶然的事，同时人生也是一个必然成长的过程，我来到这世上是很偶然的事，但既然来到这世界上了，我的精神不断地成长，最后我要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或卑微、或伟大、或渺小的人物，所以我要享受这样的一个过程啊。
夏素贞:我们一开始光读哲学文本会感觉很枯燥，您可以讲讲中国哲学的生发背景吗？
魏敦友:哲学原先是爱智的学问，它本身不是知识，但是人类的思想在发展过程中把哲学做成了知识，所以从智慧到知识是人类思想发展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今天要意识到智慧是高于知识的，所以我们在今天学习知识的过程中，一定要意识到知识是人创造的一个过程，我们今天拿着一本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看到目录有很多的内容，当然我们作为一个学习者，首先要熟悉它，要反复地读它写了些什么,它的内容、语句、结构、行文的方式、语言风格等等都是需要学习的，但是我想说的另外一个方面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从人生的体验这样的角度来对这些文本进行理解，也就是说这些文本是作者写出来的，我们可以推断这是根据作者的经验写出来的，虽然他搜集了很多的材料，但是我们要意识到作者写这样一本书它表面上看是一些材料的堆积和罗列，但是别忘了作者的情感、思想都渗透在其中，那么现在我作为一个读者，我一方面也要了解文本知识的背景，比如说中国哲学的背景，包括政治、经济、地理的背景，我们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跟希腊、罗马，爱琴海周边的这些岛屿，它是一个蔚蓝色的海洋国家或城邦国家，所以从这个地方讲我们中国哲学跟古希腊哲学是有很大的不同，面对的问题也不一样，比如说我们中国是农业经济，雅典主要是海洋经济，它要向海洋寻找自己的生存之道，那我们中国人要向土地寻找我们的生存之道，这是有很大区别的，但人在不同的环境下首先还是要生存、发展，要解决矛盾，即社会发展的过程，那我们作为一个后来者也要对其有所了解，并通过这种了解设身处地地体验、想象作为一个农民怎样来思考这个世界，或作为一个航海者怎么来考虑这个世界。作为一个农民，首先我要按照季节来安排我的生活，中国人常说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农民的世界观，但假设我作为一个航海者，我要到大海上去捕捞，我是不是要控制自己来向海洋索取生存的资料，那我面对的是海洋，那肯定跟农民不一样啊，考虑到种种风险，我要从海洋获得生存资料，海洋是变化多端的，而大陆就相对稳定，所以在一个变化多端的社会里面是不是要寻找稳定性？从泰勒斯开始，西方哲学就是要寻找事物背后的本质，第一个认为整个世界是由水、气、火构成的，思想家们通过他们的生存经验来建构这样一个对世界的理解，那我们中国人建构的是一个农民的世界观嘛，根据日月星辰来安排我们的生产和生活，今天我们还在用立秋、立冬等等来规划我们的生活，而西方人面对的是海洋，波涛汹涌、变化多端，是一个多样性的世界，如果说他们不能把握住一、不能把握住本质的话，那他们怎么生存下去呢？所以西方人的思想从这个地方讲就更加的阳刚，我们中国人的思想就更加阴柔，不管是老子、庄子还是孔孟都是如此，当然我们也有阳刚之气，但更多的哲学主调是偏向阴柔，要顺应这个时代、社会、日月星辰对我们生活的安排，所以我们要顺从，但西方人不能顺从啊，大海波涛你顺从它那怎么能行呢，要迎上去战胜它才能够获得生存的条件啊，我们中国有什么好战胜的呢？我们要顺着日月之行来安排我们的农业生活，这是不一样的，从这个地方讲古希腊人更加强调主体性，中国人更加强调服从，顺从自然规律，只有顺从规律才能活下去、活得更好，否则只有死亡，而西方人若顺从大海只有灭亡一途，只有挺立起主体性才能够在大自然面前获取生存材料，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西方思想好像有一种侵略性，而我们中国人的思想是内敛的，易中天有一次写到中西之别的时候讲到：“西方人见面的时候是拥抱，将外部世界抱在自己的怀里头，我们中国人是作揖，是内收，中国人是内敛的，西方人是外包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作为一个地球上的种类物，在今天成了万物的灵长、宇宙的精华，今天的人类在一百多万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没有任何一个物种可以消灭人类，只有人类可以消灭人类，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我们人类怎样思考我们的前途，比如我们作为一个法学人，要怎么样自我控制，在人类全球化时代，很有可能今天人类所储存的核武器足够把人类毁灭很多次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人类怎么自我控制，这是一个问题，刚才说的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最终还是我是谁这个问题的解答，我是谁？我就是人，所以我要建造一个人文的、好的秩序，为人类进一步的发展提供一个基础。人文秩序是人类和谐相处的一个框架，如两人谈话也是一种谈话的秩序，日出月归也是一种秩序。人文秩序可以有横的秩序、纵的秩序，人怎么相处、怎样妥善地安排生活这些都是人文秩序，包括穿什么衣服、理什么发式、走路的样子都是人文的，我们将其相对固定化那就形成了一个人文秩序了，所以我们今天的人文秩序我认为是人类面临的一个根本性的话题，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所以人文哲学在今天我认为是最根本的哲学问题，有人文哲学，然后有社会哲学、政治哲学形成一个体系，那么我们在今天的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来思考人类最关键的还是在人文哲学的思考，包括我是谁的问题，我们今天意识到我是谁的问题是由我来决定的，你是谁你决定，就这个意思。
夏素贞:这本哲学简史记载了不同时代典型人物的哲学思想，我们是不是在理解他们所看到的哲学？
魏敦友:人类的思想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就哲学而言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哲学家，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哲学问题，由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所形成的哲学体系，所以冯友兰写的《中国哲学简史》无非就是说把各家各派的思想放在一个历史的辽阔框架里面来进行叙述，有不同的发展阶段，读者通过对不同阶段哲学的理解可以看到人类思想不断发展的演变过程，那发展到我们今天了，我们是不是会继续发展啊？那么后面的人是不是也要写哲学史呢？那更进一步说我们读这本书就要有一个宏大的胸襟，不能认死理，历史是不断延展的，人文也是不断延展的，比如先秦也是个人文世界，有个人文秩序，但我们今天能不能完全把它搬过来？显然不能。思想也是这样，老庄的思想我们今天能不能完全搬过来？不能。所以思想是发展的，也是分阶段的，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思想、有不同的哲学，所以从这个地方讲的话，冯先生也是把中国的哲学思想看作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只是在中国思想史里面分成很多不同的派别，有儒家、道家、兵家等等，这些都从属于我们中国哲学，它是解决不同层次的问题，就是人生是分成很多不同的方面，比如说有社会问题、道德问题、军事问题等等，比如兵家主要是研究军事问题，儒家研究道德问题，法家研究国家秩序问题，这些构成了中国思想的方方面面。所以我认为中国思想里面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有关“道”的概念，通过对道的内在的解释，可以说中国所有的学派都接受了“道”的世界观的支配和约束，所以冯先生的这本书是通过对思想叙述所展开出来的中国文化、文明发展的一个历程，所以我们的思想也在其中得到了自我发展，我们的思想有一个自我理解的问题。
夏素贞:我们通过了解哲学知识及其背后的智慧也算是去探索哲学了吧？这是我们读此书的意义吗？
魏敦友:当然是这样，但读这本书的意义我想应该是多方面的，通过这本书首先是了解我们中国思想的一个发展的进程；除此之外还要进一步去了解这样一个思想进程所发生的条件，比如说地理条件、经济条件、政治条件、文化条件等等；更重要的是我们作为一个读者要增益我的智慧，比如说你读了这本书最终是使你提高了精神境界，所以我们中国哲学特别强调境界说，冯友兰先生讲中国哲学有四个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天地境界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这是最高的境界。首先是自然境界，你来到这个世界，什么都不知道，看着是一个人，实际上和动物没有什么区别，慢慢地长大了，衣食住行都是功利性的吧?再进一步，你不能够抢别人的东西吃，所以要道德来控制，然后更高的是超越道德境界，达到天人合一的天地境界。《南渡北归》里面经常讲到在西南联大的时候金岳霖在路上见到匆匆去上课的冯友兰先生，就问：“冯先生，到哪个境界了？到那个境界了?”冯先生总是回答：“到天地境界了！到天地境界了！”所以从这个地方来讲我们中国哲学跟西方哲学有区别，西方哲学似更重视真理，存在论是其表现形式，而中国哲学似更重境界，如在论是其表现形式。但是随着现代人类全球化发展，我们中国哲学也会为世界哲学的发展作出贡献，最终它强调一种境界，所以我们学习冯友兰先生这本著作，一方面要知道哲学有一个发展过程，同时我们要知道思想是有时代性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通过学习不断提高境界，从一个比较低的境界上升到比较高的境界，我想这是我们学这本书很重要的一个意义之所在。在当下前三个境界见得比较多了，第四个境界比较少，这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低的境界总为高的境界作基础，我们来到这世上是自然境界，然后转成功利境界，没有自然境界怎么会有功利境界呢？不可能。比如没有我的存在，怎么能谈吃喝？所以自然境界是功利境界的基础。功利世界是我要什么，是向这个世界索取对我好的一切，有一个英国的功利主义哲学家叫边沁，他就强调功利主义就是以最小的代价得到最多的报酬，这就是功利主义的核心命题。上一层要高于下一层且支配、改造下一层，比如功利境界会改造、支配自然境界，你要吃饭，但干另外一件事会得到更多的好处，你可能就本能的选择不吃饭了，所以上一层总是以下一层为基础的，功利境界会支配、改造自然境界，但是反过来道德境界也会对功利境界进行改造，若你要做一件事情可能会给你带来很多的好处，但是道德上被别人批评，你会改变自己的行动，不去追求那一个目标了，更进一步往上走到天地境界，它会对道德境界进行调整，总而言之，上一层总能对下一层进行改造。按冯先生的意思，四个境界的学说在中国现代哲学里面影响很大，算是中国古典哲学在现代哲学中的复兴，所以我们今天依然还要强调天地境界，强调人最终要跟世界融合为一，包括我们今天讲到的很多的形而下的，比如要保护环境、青山绿水也是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的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天地境界的一种表现。我们保护环境，假设没有自然的本能、功利的要求、道德的约束了就达到天地境界了，那我们在旅游的时候，在青山绿水中游玩的时候，还会想到道德、功利、本能吗？显然没有了。比如你很开心地在北海的银滩游玩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是道德、什么是功利、什么是本能吗？不会。所以从这点来说中国哲学所追求的一个内在的目标跟西方哲学是不一样的，西方哲学的根本目标是真理：社会的本质是什么？我们中国哲学更多地追求境界：达到天地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哲学有一种能动性，天人要合一哪是件容易的事啊，需要人的能动的一方面去实现。
夏素贞:天人合一境界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也正是我们觉得经典哲学枯燥而不愿去潜读的原因吧？这样我们怎么可能提升境界呢？
魏敦友:是啊，所以我们还需要去努力、去读我们先人的经典著作，有很多有识之士就认为中国的文化之根还是在先秦的子学，所以我们还是要去读《论语》《孟子》《庄子》这些经典。
夏素贞:前辈们都让我们去读国学，但我们会想国学这么难，我们为什么要读国学？同样在这本书里面，哲学史的作用是过去的哲学家们说了什么，他们说这些话在当时是什么意思而不是我们认为这些话意味着什么，这是让我们有一种尊重哲学本意的意识、让我们主动地理解哲学的本意而不是用我们现代的观点来解构哲学：为什么哲学这么难还要去读它？读不懂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所产生的疑惑根本就不是经典文化想要传达的。
魏敦友:有道理，这涉及解释学的问题，就是我们认为经典讲了什么和它本身讲了什么。首先第一个经典难不难的问题也是可以讨论的，北师大有个老教授叫启功先生，认为我们今天所读的经典其实跟我们当下的很多话是没有很大区别的，我们读《论语》开篇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有什么难的呢？所以难不难首先要去读才知道，找到难的原因，两三千年前的文本当然跟今天的语言习惯有很大的区别，但是白话文运动之后形成了我们的简体字，所以我们今天的文化与古典文化确实有一些距离，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今天的文化其实也是古典文化的一个现代的发展，所以我们这样一种意义上讲，去了解我们的古典文明实际上也就是回到我们的文化源头，比如你快20岁了，你回到你的小时候去，这是一样的嘛。我们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待古典文化传统就像一个长大的人回看其小时候一样嘛，所以不是难了而是容易了，因为今天我们已经有很多的知识作为储备，然后再回过头来看古典的文化的时候，可以说更有条件来比古人更好地理解古人自己的思想，只是我们在心理上觉得古人讲到东西肯定很深奥，所以我们理解起来有困难而已，其实从解释学的创造性来讲的话，我认为我们今天完全可以比古人更好地理解他自己，今天就算没有“大家”也要看时代的文化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有一个积累、运用的过程，我们今天虽然没有大家，但是我想我们的文化界肯定会有“大家”出现，就像崇山峻岭之后是一片平地，但平地完了之后又会层峦叠嶂啊，所以我们就等待着，没有“大家”也没关系，我们也要努力啊。其实我们已经很了不起了，跟古人相比我认为我们的思想已经好多了，只是我们认为古人讲的很多深奥的东西我们不理解，当然这也是有原因的，古代的一些物事可能已经消失了，比如古人碰到的一些事情、使用的一些工具已经消失了，古人有记载下来但我们却无法理解，《论语》里面有讲到一些我们今天是不知道的、无法理解的、也没有必要理解的，因为它讲的一个工具今天已经找不着了那我们怎么能理解它呢？它没办法复原啊。所以从这个地方讲的话，我们今天完全有能力比古人更好地理解他自己，我们今天可以创造属于我们时代的一个好的哲学思想、知识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