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国际社会是由众多成员所聚集，成员们也为着自己的“生存与发展”在忙碌着，传统的“政治地理学”由这个着眼点，把国家视为有机体，二次大战爆发后，这个学说成为“代罪羔羊”，被认定为伪科学，却无法抹去“生存与发展”的事实需要。
“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具有不同的政治识别，“无政府状态”是主要的分野，虽然国际社会成员们，可以创造制度、形成规范，让彼此相互依赖着，却也无法有效处理“冲突”问题。“没有共同权力的地方就没有法律，而没有法律的地方就没有所谓不公正。”没有“道德”成为无政府状态的特征，国际社会成员只能依靠“自助”的方式“捍卫生存”与“促进发展”。
“捍卫与促进”是以资源为基础，无资源难成工具，无工具难以展现力量予以实践。在国际政治领域，国家力量转变为国家权力，“生存与发展”则是国家的根本利益，透过权力追求利益极大化成为国家天职。
二战后，美国和平转移了英国的主导权，卸掉日本的经济竞争能力，赢得冷战的长期斗争，进入了“独强”地位，“霸权稳定”的思想，解释着“美国治下的和平”，用中国传统观念，“以力服人者霸”，“霸”乃是基于“力”而来。
一、美国“战略中心主义”的重现
2017年美国军方提出了“整体政府”（whole government）的概念，主要的意义便是重返冷战的“战略中心主义”的运作，也就是各部门的政策应满足“国家战略”目标需求，进行力量的整合与协调。
奥巴马政策，主要源自于经济中心为视野，复苏国内经济为要务，对外关系上，则以“多边经济”协定（TPP），联盟关系重塑，安全议题升级构作运行，军事战略介入并不明确。这样的观点仍是一种“融入主义”，以经济政策为优先的主张，如今被特朗普政府视为是失败的政策。
战略中心主义，更多的是倾向于安全战略的设想，2017年起，俄罗斯、中国被视为“战略竞争对手”，三个重大的的行动，被提上日程，一是常规战争取代反恐战争的指导，2019年军费高达7160亿美元，同时主导“印太战略”联盟体系的塑造；二是对中国大陆发动关税，科技、汇率、经济主权的较量；三是台湾作为抵销中国大陆的地位被强化。军事的、经济的、联盟的、外交的力量要素共同施作，构成对“中国崛起”的“整体政府”行动。
这样的发展趋势，正如“修昔底德陷阱”论者艾利森（Graham Allison）所说，“中美战略基础的确已经受到瓦解”的评断。
二、中国成为主要假想敌人
中国大陆的体量与发展，具有挑战美国地位的潜力，战略中心主义主要是以“能力”作为竞争思考的基础。2000年中国大陆GDP进入1万亿美元总量，当年小布什政府便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说的通俗一点，便是视中国具有“威胁能力”的假想敌。
但受到911恐怖攻击事件影响，美国将战略目标转向“全球反恐”，在“全球反恐战略”需要下转化了对中国的“战略竞争”态度，却也无法掩饰美国对中国的“疑虑与企图”，让中国大陆警觉，启动了加大军事战略发展的投入。
2010年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崛起的事实已经摆在眼前。奥巴马政府一方面要处理国内金融危机所产生的经济困局，同时针对中国崛起，喊出“亚洲战略再平衡”的施作，2016年南海国际仲裁的宣布达到高潮，却因少了军事权力的支撑，反而弱化了美国在亚洲同盟眼中的“承诺”。
美国亚洲“战略再平衡”的乏力，引起美国战略学派者的不满，2018年年初美国学界、政界、业界兴起对中国政策的大辩论，认为未来五年内是抑制“中国崛起”的关键时期。2019年3月27日蓬佩澳（Pompeo）在“国会”的听证会上表明“确保中国和俄罗斯不能获得战略优势”，中国的排名显然超越俄罗斯，成为“头号”的假想敌。
三、美中冲突的效果评估
中美之间的战略冲突，来自于四个命题，“2010年美国在亚洲战略再平衡的推动；2013年大陆推行“一带一路”经济全球化战略； 2018年中美的经济战的对垒；2017年后两造的军备竞赛。”
西太平洋权力再平衡的命题，如今已经转变为印太战略，此域的冲突由东海、台海、南海，进入了南太平洋的链接，权力冲突已由第一岛链，向东扩大到第二、三岛链领域延展，介入了美澳传统战略控制区。
一带一路经济战略，如今已由发展中国家参与，吸引了七大工业国家中的意大利，卢森堡也相继加入，打破了7G的联盟态度，此战略向东拓展，进入南太平洋岛国，引起了美、澳警惕，同时让美国忧虑南太对关岛、夏威夷的军事影响。由于一带一路共赢信念与多边主义的倡议，让中国的国际形象提升了许多。
中美的贸易战，经过一年的交锋，如今已经明朗化，美国经济竞争的议题，远远超过关税与贸易逆差，还包括了技术移转、智慧财产权保护、金融汇率与经济结构调整等，2019年4月3日刘鹤至美展开第九轮磋商，进一步讨论“协议文本”，没有意外的话，今年下半年应有一个结果。
军备竞赛部分。从中美经费投入观察，美军2019年7160亿、2020年规划7500亿国防投资，相较于奥巴马时期，高出千亿的预算，约占GDP4%。从中国方面来看，2019年为1776亿，相较去年增长7.5%，约占GDP1.5%。从军费投入来看，显示美军的焦虑，对此，却难以评断中国是否加入了军备竞赛行列，从造舰速度来看，一年下水船舰约为中等国家舰艇数量，确实也是快速的。
以上四个命题分析，贸易战已经逐渐接近尾声，而“一带一路”发展，也突破了工业国家的抵制；另外两个命题皆属地缘战略的议题，美国仍必须依赖联盟进行战略缔造。然军事投资的扩充力度，若从美国军费占比4%与中国军费的1.5%相较，显然是中国大陆的余地优势高于美国，因此，战略平衡的权力向谁倾斜，如今言之过早，地缘战略的摩擦，将持续且加剧进行。
整体而言，中国大陆因快速发展，形成大国间的恐惧，大国动用各项资源与工具进行阻滞其崛起速度，中国大陆在国际社会中的政经活动，短期间难免受到压制，由于中国大陆在国际间的“姿态与主张”，相对于美国温和与诚信，且和平年代经济发展是主流势，欲以安全视野的“混和战略”手段介入经济发展，实为不易。美国为首的情报单位与华为5G的交锋显见乏力，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更何况撼动中国大陆庞大的经济体，长期而言效果是有限的。
四、美国积极打出台湾牌
中美之间最敏感的地缘杠杆，莫过于“作为战略资源与工具的台湾牌”。奥巴马卸任前签署了201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首度将“台美军事交流”列入法条，启动了“台湾牌”的操作，之后的2018法案强调“军舰相互停泊对方港口与防御合作”、2019法案更是直接提出“协助台湾发展不对称作战能力，维持台湾充分的防卫能力”。在外交事务部门，通过国会运作完成了“台湾旅行法”、“亚洲再保证倡议法”。
美国为了能掌握“一中政策”的诠释权，不但“立法明志”，同时化为行动以示信诺。例如在军事上售台F16V战机、神盾系统战舰、M1A2战车、协助潜艇制造、完善C4ISR系统等等，以提升台湾防卫能力；其次，派出伯克级战舰、B52轰炸机，自由航行与飞航台湾海峡、南海水域等行动。在外交上，成立美台印太战略谘询会议、将台湾纳入印太战略体系、维系南太平洋岛国邦交、促使南太平洋岛国论坛“平等承认大陆与台湾地位”等。
除此之外，2019年开始，美国政府更是直接介入两岸关系，如蓬佩澳指出，“美国正利用各种工具来阻止外交孤立台湾”，史迪威（David Stilwell）“反对北京以胁迫方式推动两岸统一”，印太司令戴维森（Philip Davidson）“习近平的一国两制方案，不能反映双方的意愿”。这些动作已经贴近了“主权”的底线，必然会引起中国大陆的反制动作。
五、台湾面临战火的冲击
在未分析台湾困境时，首先必须理解“战略”隐含着“暴力与诈欺”要素的美化，“战略”成为一个国家对外关系的中心位置时，“战略语意”狡黠性质必须关注。殷鉴不远，中东国家的悲剧，都是验证“战略中心主义”最佳的例子。战略是具有弹性的，力量有变，战略途径也随之改变，台湾没有乐观的本钱。
确实，这三年台湾战略地位是升高了，但却是在美国“战略需求托举”下形成。台湾已经进入美国战略谋划圈，既不是搭便车，也不是相互依赖，而是完全战略依赖。
美国这三年对台政策也确实在活化，但美国仍有底线的思考。例如军售F16V全新战机，是实实在在“三代半”空优机，但若比较中国大陆空优机性能与J10C相当，技术水平并无超越中国大陆；美国与台湾成立“印太战略”的谘询会议，并无逾矩一中范畴；蓬佩澳所称维护“台湾国际地位”乃是指南太平洋岛国与台湾现存的“建交国”；“一国两制”问题，是基于“维持两岸现状”的评断。美国确实介入台海关系，但底线仍是存在，台湾必须认清细微处的政治意义。
2019年3月31日晚“国防部”发布新闻稿，“共军两架歼11型战机，于上午11时许越过“海峡中线”，进入海峡西南空域。”这是一个警讯。大陆智库学者刘国琛表示，“所谓“‘海峡中线’是个伪命题。”“美国军舰今年已经三次通过台湾海峡，大陆方面做出应有的反应，一点儿也不奇怪。”台湾与美国战略同步，欲乘势急于谋求台湾“独立”地位，却将“冲突战火”悬在自家门上。
台湾战略依赖，失去了战略耐心与定力，也失去了理性判断。中美冲突，美国目的乃在“抑制中国大陆发展速度维系美国霸权”，台湾急于“独立”心态，美国也乐于视台湾为杠杆，祸及台海。一来可以减轻中国大陆在南太平洋岛国经营，突破美国第二、三岛链的战略防御设想的压力；其次，若冲突升高引发战火，迫使大陆由经济发展战略转向台海战争遂行，放弃了和平发展的背景，两岸陷于军事冲突。
台湾的盲动，直接替美国完成了战略目的，而台湾却成了杀戮战场，并未能获取任何利益，所以，台湾必须拾回战略自主，转变“脱中入美”的依赖战略，“战略自主”方能掌握台湾实质利益的导向，去除“依赖战略”，避免战火摊牌。
六、台湾可选择的道路
台湾在道路的选择上，首先，要重视两岸“和平发展”的大背景，事实上，“维持两岸现状”，所指的便是目前“台海和平”的状态。陆委会主委陈明通，明示“修改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不把中国认为是‘外国’，如今‘“国安法”’要修法为敌方。”实陷于两岸目前状态是属于内战时期，一方面享受着“和平发展的红利”，同时又要否定“两岸和平发展的相互关系”，相当矛盾。
在和平发展的大背景下，台湾仍有两个方案可以选择，“和平协议制度竞争”、“平衡性的对外关系”等两组概念。
“和平协议制度竞争”，“和平协议”是将两岸和平发展关系以协议方式确立，同时在和平协议之中表述“制度竞争”的概念。这条道路趋近于“一国两制、一中各表的精神”，是建立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下构建。勿论称呼彼此关系为“一国两府、一国两治或是一国两体”，只在没有“敌人”的概念下，无障碍地、无歧视地进行两岸交流及良性的制度性竞争。这条道路，既符合台湾宣称的民主制度价值，也符合大陆制度自信的态度，同时也可以去除“台独”“藉华之壳行独之实”，区隔“华统与华独”的差异。
“平衡性的对外关系”，这样主张或许被联想为马英九的和平主义，主张和中（陆）、友日、亲美的平衡性外交关系，目的是避免台湾成为“弃子或棋子”的下场与地位。平衡性外交最困难的问题仍是安全议题，由于“国军”长期以来，不论在“装备、技术、思想”上，皆以美军体系接轨，如何在这项议题维系“中美台”的平衡性，台湾应该想办法令美军放心，保证不涉及美军军事机密范畴下，让美国不再阻挡两岸“军事互信机制”的建立，以达到两岸“去安全化”，避免战争，防杜“战争代理人”陷阱的出现，让台湾安全与经济发展得以兼筹并顾，在真正和平发展的大背景下，展开两岸的良性竞争。
张明睿，中华郑和学会秘书长
来源：《中国评论》月刊5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