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17日晚，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国情讲坛』第25讲在公共管理学院报告厅开讲。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就“中国现代化发展之路（1949-2019）”主题发表演讲。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苏世民书院特聘教授王绍光作点评。讲坛由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鄢一龙主持。讲坛合作媒体光明网进行全程网络直播。本文根据胡鞍钢教授现场发言整理。
谢谢鄢一龙老师的介绍。今年的《国情讲坛》围绕新中国成立70周年这一主题展开。我自己也出了几本书，2007年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2008年出了第二版，而后又出版了英文版和日文版，这也是我在清华大学给本科生、研究生授课的重要内容。
今天，我将围绕《中国现代化发展之路（1949-2019）》这一主题，做一个简要的介绍。1999年也就是新中国成立50年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知识与发展：中国新的追赶策略——写于建国50周年》[1]，分析了新中国成立50年形成的三代发展观，特别是认为21世纪新的发展观是“以人为本”。10年前，我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做过一个和今天题目类似的讲座，在此基础上又对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发表了《中国现代化之路(1949-2014)》[2]。因此，今天实际上是在新中国成立70年之际再次对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进行一次历史回顾和深入讨论。
新中国的诞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也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发展。我们把中国的发展历史分期界定一下：1840年之前是“古代中国”；1840年之后进入“近代中国”；1949年之后可以界定为“现代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可以界定为“当代中国”。
同时，新中国的发展成就是现代和当代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类发展奇迹。我今天也会用很多的数据进行国际比较，把中国放在人类发展特别是当代人类发展的视野来讨论。我们需要去了解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或者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到底是从哪里起步的？是怎样创新创造的？又是怎样迅速走进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国对人类将作出什么样的贡献？毛泽东在1956年首次明确提出的重大命题和目标：到2001年，我们应当对人类作出较大贡献。今天，我们可以明确地把这个“较大贡献”一词改为“巨大贡献”，我也会用数据来说明和证明这一核心观点，新中国70年走过的道路可以称为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什么叫奇迹？就是令人惊叹的事件，这个事件经历了70年的历程。我自己是1953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三大工程建设的鞍山市出生的，所以叫鞍钢，可以说见证了新中国的发展历程，有幸参与和经历了中国的这样一个伟大奇迹。同时，作为一名中国学者，见证并且总结中国发展奇迹及动因是我们这代人必须承担的学术使命。今天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与在座的老师和同学们讨论这一话题，就是希望我们再过10年、20年、30年再书写新中国70年到100年的历程时，你们就是参与者，因此大家要每天、每月、每年很好地去阅读和体会中国这部“天书”。这是我对大家的一个说明，或者说一个简要的开场白。
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不只是中国的问题，还是当今人类特别是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需要回答的问题：
（1）什么是现代化？现代化是否等于西方化？
（2）什么是中国现代化？如何实现中国现代化？
（3）为何中国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为何可以超越西方化？
这些命题并不是今天提出来的，是在我们开始研究中国国情的时候就提出来的。我们到底和西方现代化有什么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中国学者也需要一个比较明确的追求方向和目标，我们可以向西方学习和借鉴，包括我本人也多次到西方国家去学习，到世界著名大学去访问交流。但是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追随西方，就像毛泽东说的在西方后面一步一步爬行，我们学习、交流、借鉴，都是为了要超越。这个超越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超越，不只是经济指标的超越，而是能不能在现代化这个大的时代主题下进行超越。
当然，今天我只是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做一个回顾，这也包括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战略创新以及最后一部分讨论的中国的走向，结语还是回答前面所说的这三大问题。我想在今天讨论这一问题尤为重要，不同于我们在30年前、20年前或10年前的讨论，我们在不断丰富对中国现代化的认识，不断去认知和构建关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知识体系。
从1949年之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历程来看，我大体从十四个方面做一个总结归纳，其中很多初始条件内容反映在《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第三版的第二章中，我们的讨论涉及现代化发展的初始条件，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对这个命题进行讨论和分析，这也有助于我们对历史发展脉络有一个直观的认识。下面，我们就从十四个方面来进行讨论。
▌（一）从“一盘散沙”、“四分五裂”到国家高度统一、各民族空前团结、具有强大的社会凝聚力的世界政治大国
从政治的角度，现代中国完成了从“一盘散沙”、“四分五裂”到国家的高度统一、各民族的空前团结、具有强大的社会凝聚力，还可以加一句具有强大的国家能力的世界政治大国。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站立起来，也正是在这一天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告：“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
这张《开国大典》油画是董希文先生在1953年绘制的，可以看到我们的建国之父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及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郭沫若等人。新中国成立之后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情形特别是与甲午战争的失败形成了鲜明的历史对照，从根本上摆脱了长达100多年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入侵、欺负、控制和依附的半殖民地局面，维护了国家安全、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霸权敢于侵略中国领土。
我们怎样来叙述这段历史呢？首先可以看到，中国在整个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必须要解决一个核心问题，即能不能形成这样一个中央政府，它有极强的社会整合能力，能够有效地动员和利用全社会各种资源为特定的工业化目标服务，可以在极低的发展起点下发动和加速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如何能够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一个具备强大的国家能力的国家，一个极端落后的国家如何发动工业化、发动城镇化、发动现代化，这是所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纷纷独立的国家所共同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中国怎样才能形成社会整合能力？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根本解决中国内部的长期分裂、相互争斗的局面，从而实现国家长期政治稳定、国家高度统一、各民族一体多元空前团结。我在这里用的是“一体多元”，这个“一体”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多元”就是由56个民族组成，并且采用的是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能够保证有效发动工业化，或者说有效实现现代化，其中值得一提的是1950年到195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我们怎么去理解这场战争呢？这不仅是抗日战争一次伟大胜利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胜利，还体现了这场战争是与二次大战后最强大的美国进行的一场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的全面较量。毛泽东也是下了决心的，当时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提出美国人手里有原子弹，毛泽东说“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这是毛泽东当时的原话，下了决心要抗美援朝。这场战争，中国和朝鲜都付出了巨大代价，我这里引用一些数据，比如志愿军阵亡包括事故伤亡的人员达到了11.4万人，伤员38.3万人，失踪2.9万人，最终确定我们前后入朝的部队，也就是毛泽东所说“我打我的手榴弹”，累计高达290万人。我们也发现美国发动战争有一个逻辑，第一个总统要打仗，第二个总统比如艾森豪威尔一定要反对打仗，因此就有了和平协定，长期来看也能看到美国对于战争的自身逻辑。毛泽东当时做出这样一个决策付出了很大代价，但是这为新中国的发展赢得了一个长期的国际和平红利，这个红利一直持续到了今天近70年，今后还会继续下去。使得我们能够在这样一个和平环境下发动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直到今天。一个国家从“一盘散沙”、“四分五裂”到国家高度统一、各民族空前团结，这不是所有后发国家都能实现的，我们做到了，但很多国家包括发展中大国可能做不到这一点。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张图的对比，“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下周（4月27日）就要召开第二届了。从1901年的《辛丑条约》，一直到今天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政治大国。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华民族复兴是什么含义呢？它的含义就是在整个中国经过多次挨打以后的一次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次建设（即社会主义建设）和一次改革（即改革开放），成为世界大国。毛泽东也对此作出了重要贡献，也正是在他在世时中国重新恢复了联合国席位，也为邓小平打开对外开放的窗口创立了战略机遇期。由此，中国逐渐进入世界舞台中心，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力量，特别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
▌（二）从世界的“饥荒之国”到世界第一大农业生产国
这里不能不提到70年前艾奇逊的预言，这位美国国务卿在白皮书中特别预言中国共产党解决不了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中国将会天下大乱，只有靠美国人的面包才有出路。为此，《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最后一篇文章就批驳了这种历史唯心论。[3]
在1949年，可以通过一些重要数据理解当时中国农业状况。1949年中国的粮食和棉花产量分别比历史最高产量下降了24.5%和76%，全国平均每亩单产仅为142斤，人均占有粮食209公斤，达到了历史最低点，整个农业总产出比历史最高峰下降了20%。中国需要养活超过全球20%人口的吃饭问题，因此农业生产就成为现代化起步的一个重要基础，这就有了后来毛泽东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一定地动山摇。
中国是怎么解决的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数据，从新中国成立至60年代之前，中国已经成为粮食净出口国，到60年代以后才变成净进口国，这和“大跃进”失败是有关系的。70年代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粮食净出口占国内粮食生产的比重是趋于下降的，这恰恰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从农村起步使得最穷的人优先受益，使得最大规模的农村力量极大发挥出来。目前，中国主要农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位的有12种，居第二位的有2种，第三位的有4种。[4]
表1和图1，告诉我们中国和世界谷物产量、耕地面积和单产的变动趋势。中国从1949年的起点发展至今，经历了其他大国没有经历的一个过程，就是依靠自给自足来养活自己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粮食单产持续提高，在1961年低于世界水平，而后一路上升，大大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客观地说，中国很多土地的质量并不算很好，有大量超过25度斜坡甚至更陡的土地变成耕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养活自己也没有对世界其他国家去掠夺，是靠自己的努力来一步步提高粮食单产。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农业产出提高的过程中有几个重要变量，耕地面积在1949-1957年是持续扩大的，在1957年达到高峰，而后就开始下降。在30年前我们的国情报告《生存与发展》就指出，中国从两条腿走路即扩大耕地面积、提高单产，变成了一条腿走路，在1957年之后只有靠提高单产才能养活自己，这也显示了这条道路是怎样解决世界最大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吃饭问题。
我们再来看中国谷物产量和谷物耕地面积的比重（见图2），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全世界的谷物耕地面积占比在10%到20%，但是我们的谷物产出大体都在20%以上[5]，这也反应了中国有效地利用稀缺资源即谷物耕地资源来解决了自己的吃饭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有1949年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预言，还有1994年的美国学者布朗预言，他质疑的是到2030年中国能否养活自己。我当时也写了文章批驳他，告诉他他缺少历史知识，他所预测的2030年中国粮食产量相当于中国1973年的产量。在中国农业发展的过程中，不仅有过艾奇逊预言的破产，也有我亲眼见证的布朗预言的破产。
我们从农业增加值的角度来比较中国、美国和OECD三个经济体（见图3、表2），当然美国也属于OECD。大家可以看到，黄线是美国占世界总量的比重，蓝线是中国占世界总量的比重，橙线是OECD各国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从1997年超过30%到和中国比重不断趋同。中国从1997年农业增加值占世界的20%，到2015年达到24%。OECD国家从世界将近三分之一的31.9%下降至大体和我们差不多，但是OECD耕地面积包括平原比例远超过中国，我们是在不利的农业资源条件下取得的农业发展，我们也大大超过美国。[6]
我们来看四类国家人均谷物的产量（见图4、表3），可以看到OECD国家是很高的水平，不仅耕地面积大，而且单产和农业现代化程度也比较高，因此始终保持比较高的人均谷物产量，而中国基本是处于世界平均水平。通过具体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的人均谷物产量远高于比我们农业资源更发达的南方国家。实际上很多比我们农业资源条件好得多的国家的单产是很低的，我去年去了南非，了解到这些国家的谷物单产非常之低。在中国解决好吃饭问题可以说是一个巨大挑战，我们通过70年的过程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当然，从农业角度来看我们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通过农业科技等方面的发展来继续推进农业现代化。
▌（三）从世界工业落伍国到世界第一工业生产大国
第三个方面是中国从世界工业落伍国到世界第一工业生产大国。对此王绍光老师在上一讲已经就中国工业化和国有企业做了非常详细的论述，这里我再简单补充一些重要信息。
首先发动工业化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必须有一定的资本。从1861年洋务运动到1949年的88年间，中国工业积累的全部固定资产只有100多亿元（1952年价格），当时我们有超过5.4亿人口。因此中国的基本国情不仅是人口多、耕地少，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底子薄。什么是底子薄呢？我们计算看到人均固定资产只有20多元，工业净产值只有45亿元，人均工业净产值只有8元，占国民收入比重的12.6%，这就是旧中国给新中国留下的极其稀缺的工业资本。新中国搞工业化必须要解决原始积累从哪里来的问题，中国并没有像所有西方国家通过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向其他国家转嫁危机，这是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或者说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做的特定选择，我们靠自己来进行工业化的原始积累。1949年毛泽东提了一个“一九开”的说法，把工业的现代化部门、交通运输的现代部门、金融的现代部门、服务业的现代部门加在一起，他在七届二中全会讲到“中国已经有大约10%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这是进步的。”“中国还有大约90%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7]，这就是当时的基本国情，即“一九开”。
但是，中国不仅在“一九开”的起点下发动工业化，而且迅速地建立了世界上最完备的独立的工业体系。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报告上提出中国工业化的构想：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与轻工业，使中国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和金融等事业。[8]到1956年党的八大，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提出这样一个构想：为了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我们必须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9]后来我们实现了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的工业体系。[10]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提供的资料，按照国际标准工业分类，目前在22个大类中我国制造业占世界的比重在7个大类中名列第一位，在15个大类中名列前三位，2017年中国有172类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11]到2018年我们仅举一组最新数据，我国手机产量达到了18亿部，占世界总量的90%，计算机生产量达到3亿台，占世界总量的90%。这是两个90%，包括美国人用的计算机、手机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国人生产的。彩电生产量达到2亿台，占世界生产总量的70%。类似的例子太多了，我就不再举了。
正如毛泽东所说，1949年的基本国情是“一穷二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12]。但是70年后的今天，中国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占世界总量比重和在世界上的位次都不断提高（见表4）。2015年中国铁矿石产量占世界比重为41.6%，煤炭产量占世界比重为47.7%，粗钢产量占世界比重为49.5，只有原油因为我们的资源禀赋非常差，占世界比重为4.9%。从本世纪以后中国的工业化就开始由“黑猫”向“绿猫”转型，越来越绿色化，清洁能源占能源消费比重持续提高，从2000年9.5%上升至2018年的22.1%，可再生能源（不包括水力发电）占世界总量比重从2000年的1.46%上升至2015年的17.26%，居世界首位。中国需要的不只是工业化，更需要绿色工业化，这不仅对我们来说是巨大挑战，在人类历史上也是巨大挑战，更是巨大机遇。
按照2010年美元价格计算工业增加值，1997年中国还是世界第四大工业生产国，到2011年已经跃居世界第一大工业生产国，2017年中国占世界工业产出的比重为20.8%，2016年相当于美国的1.27倍（见图5、图6）。[13]
制造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占世界总量比重，可以看出我们在2000年之前工业增加值只有5%到6%，到2017年已经分别占世界总量的24.5%和20.8%（见图6），[14]还没有达到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高点，但是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占比已经超过了美国当年的比重。
中国在2000年到2013年期间制造业增加值保持了16.7%的增速，美国只有2.0%的增速，相当于美国的8倍，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相当于美国的赶超系数从25.0%上升至143.2%（见表5）。因此，制造业的快速增长使得中国成为世界当之无愧的工业化大国，进而成为新型工业化大国。我国2017年高科技产品出口占制成品出口比重达到23.8%，也明显高于经合组织（OECD）的平均比重（为13.9%）[15]，这表明中国成为世界当之无愧的高科技产品出口大国，充分显示了中国在全球高技术产品市场的国际竞争力，也成为美国对中国挑起贸易战的国际背景和基本动因。
▌（四）从基础设施落后国到世界现代化基础设施大国
中国现代化重要方面就是基础设施现代化。从基础设施的角度来看，中国从基础设施落后国到世界现代化基础设施大国。我们先来看看在1949年的初始条件是什么呢？全国仅有5万公里破破烂烂的公路，没有什么柏油马路，而二次大战时的德国、意大利、美国已经有了高速公路；铁路里程为2.18万公里，还不及印度的一半；只有十几架小型飞机，这就是中国基础设施现代化的历史起点。[16]
截至2018年末，我国基本完成了最大规模的快速铁路网（见图7）。这个国家中长期高速铁路网规划是2025年的目标，我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提前实现了这些目标。2018年高速铁路运营里程达到了近3万公里，连接主要城市群，基本连接省会城市和其他50万人口以上大中城市，其中覆盖80%以上的大城市，高铁运营里程居世界第一，占世界总量比重为66.3%。这一指标可能是铁路或高速铁路的历史上的最高纪录，与中国1949年时的情况更是天壤之别，中国拥有了世界上最大的、最快的铁路网。
中国的公路网2018年已经达到了486万公里，居世界第二，其中高速公路达到了14.1万公里，居世界首位，[17]2017年占世界总里程（36.5万公里）的35.6%。十年前我们和交通科学院合作出过一本书《中国交通革命：跨越式发展之路》[18]，就是关于中国交通基础设施革命，导致中国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特别是设计了国家高速公路网布局（见图8），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大大地推动了我国高速发展，也大大地促进了我国区域一体化进程。记得1991年时我去美国耶鲁大学学习，刚下飞机看到美国纽约肯尼迪机场就让我感觉很震撼，当时北京机场只是T1航站楼，我在想中国什么时候会有这样的机场？在去耶鲁大学的高速公路行驶时，我在想中国什么时候也能有超大规模的高速公路网？当时中国的高速公路只有500公里，但是今天已经超过了美国。衡量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要看它的基础设施现代化程度，中国正在构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最先进、最具效率（例如海关通过时间）的交通基础设施。[19]
建设长江大桥曾是毛泽东之梦，1956年他写下这样的诗篇，“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这就是当时第一个五年计划156个苏联重点援助项目之一，在武汉建一座由苏联专家出资、设计、施工和监理的武汉大桥；1968年我们才有了自己设计和施工的南京大桥。我们今天的长江上有多少座桥？根据最新的统计，已建和在建的有超过200座，还没有包括江底隧道等。中国南北之间的“天堑变通途”是毛泽东的梦想，经过70年我们今天已经实现了。当时我们需要借助别人的力量，但今天是我们自己完成的。
我国目前有多少座公路桥梁？在1963年是8.3万座，1978年是12.82万座，2012年是71.34万座，2018年达到83.25万座，中国修建的桥梁达到全世界当年修建桥的60%甚至70%，这就是今天的中国。这也验证了“要想富先修路”，有了路才能富起来，进而富起来了才可以修更多的路，我们现在又通过“一带一路”让更多国家的人民也像中国人民那样富裕起来。
中国是一个地理不平的中国，地理不平又造成经济不平，发展水平差异甚大，960万平方公里中华大地，只有通过基础设施现代化，才能重塑中国经济地理，使不平中国变成互通中国，就是通过修路修桥实现全国和各地区互联互通，形成新的经济地理。1994年我去贵州调研，看到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地无三尺平”，既没有公路桥也没有高速公路（除了贵阳到黄果树100多公里的快速公路），但是今天通过基础设施现代化，贵州已经实现跨越式的发展，从落后者后来居上，2018年全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6453公里，超过世界第十位的墨西哥（全国里程为6279公里），高铁营业里程1127公里。我们会惊叹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我们通过这些数据就可以告诉国人，也可以告诉世界，这就是中国的现代化道路。
一直以来我们都认为中国是大陆之国、内陆之国，但是今天可以说已经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海洋大国、海运强国。我们来看一下数据，中国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已经连续7年位居世界第一，有8个港口吞吐量进入世界前20强，其中上海港多年成为世界第一大港。几年前我曾去过上海港，去年调研时又去了上海港，几年的时间有什么变化？洋山港四期7个集装箱泊位，设计年通过能力4000万标箱，这是美国全国之总和。2016年开始使用已经超过了3700万箱，还将进一步扩大。第四期是全自动化的无人码头，而且在美国的长滩港口还建了一个小规模的自动化码头，美国人做不到的我们可以给他做到，但最大规模的自动化码头仍在洋山港。
我们用国际上更专业的指标“班轮运输相关指数”来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海洋大国、海运大国。这个指数包含五个量化指标：船舶数量、船舶集装箱承载能力、最大船舶规模、服务量以及在一国港口部署集装箱船舶的公司数量。计算时取最领先的国家定义为100%，也就是中国2004年的数据，到2018年已经达到了187.8%，提高了87.8个百分点，同期美国仅提高了13.4个百分点，目前该指数还没有达到100%，仍滞后于中国2004年的情况(见表6)。这表明了中国不仅是陆上大国，也已经成为世界的海洋大国，通过“一带”更通过“一路”辐射到全世界七大洲所有的港口，因为海运承担了全国90%以上外贸货物运输量，也占了世界主要港口货物吞吐总量的1/3以上。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有能力、有意愿打造世界最大的海上丝绸之路，为世界提供巨大的公共产品，促进各大洲、各国、各地区的互联互通。这就大大不同于具有世界最大规模、最先进海军的美国所提供的“炮舰政策”。
我们相对落后的是什么呢？恰恰是我们的航空运输。在1975年中国能够坐飞机的只有100万人次，到2017年已经达到了5.5亿人次，去年超过了6亿人次。我国民航客运量相对于世界的比重从0.23%提高到13.85%，与美国还是有很大差距（见表7、图9）。中国今后发展民航事业的空间相当之大，作为地级市拥有了机场以后物流业发展非常之快，我国在“十三五”规划就明确提出建立地级市的中小机场。
此外，我国的通信基础设施也实现了快速发展。建国初期，我国通信设备、通信方式和通信手段十分落后，而目前电信业已建成包括光纤、数字微波、卫星、程控交换、移动通信、数据通信等覆盖全国、通达世界的公用电信网，电话网络规模跃升世界第一，电话、互联网用户数跃居全球之首。目前，我国是世界最大规模的信息化社会，是世界最大ICT技术的生产国、消费国和出口国。2001年时，我和周绍杰老师写过一篇文章，标题就是《中国如何应对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这既包括中国和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数字鸿沟，也包括中国内部的城乡数字鸿沟，还包括中国内部地区之间的数字鸿沟，但是今天我们已经成为数字大国。中国现代化不只是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还包括基础设施现代化这样一个要素。
▌（五）从“一穷二白”国家到“世界最大经济体”之一
我们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中国如何从“一穷二白”国家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汇率法）或“世界第一大经济体”（PPP法）。以1952年为基期，按照不变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数（见表8），在过去的66年，到2018年我国GDP是1952年的173.5倍，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是1952年的9.46倍；第二产业增加值是1952年的860倍；工业增加值是1952年的972倍；第三产业是1952年的204.3倍；人均GDP是1952年的70.92倍。
1952-2018年期间，我国GDP年均增速是8.1%，如果进一步分解，1952-1978年期间为6.1%，其实也属于当时世界上比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国家，当然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或者“大跃进”的话，我国的经济增速还会更高，我估计会在9%左右。1978年改革开放至2018年，我国GDP年均增速是9.4%。以人均GDP来看，1952-2018年我国年均增速达到了6.7%，其中1952-1978年期间为4.0%，这个增长率已经很高了，按照全世界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经验统计，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人均GDP年均增速超过3%就可以称之为高增长类型。改革开放之后至今，我国的人均GDP增长率更是高达8.4%。[20]
这些数据都表明，我国的现代化特别是经济现代化取得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而不只是中国经济史上的奇迹。中国的现代化一旦成功，它最大的受益者就从1949年5.4亿人口变成了今天的14亿人口，这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发达国家是经过了200多年时间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才发展到今天的水平，OECD国家人口总和是13亿人，比我国少了整整一亿人。既然发达国家可以实现西方现代化，我国后来者居上，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发展中国家开辟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
再来看另一个指标，即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一是汇率法，按照2010年不变价格的美元来计算（见表9），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大体从1960年1.13%提升2017年的12.69%。[21]二是购买力平价[22]，按照2011年国际元计算（见表10），中国GDP占世界总量比重从1990年的3.66%提高到2017年的18.21%，[23]尽管我国当前的经济增长率有所下行，但大体上看这一比重就是每年增加0.5个百分点左右。这两种计算也都表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成为提供世界经济增长最大动力的国家。
▌（六）从“文盲充斥”“人才匮乏”大国到世界人力资源大国
中国现代化最有意义的还是中国人的现代化，因为现代化的本质就是要使得中国全体人民现代化。这是什么含义？就是要不断对人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使得所有人的人力资本水平不断提高。1949年中国的文盲率高达80%，1912年到1948年累计的大学毕业生只有21万人，[24]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1.0年，[25]大大低于美国8.38年的水平，相当于中国的8.83倍；具有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累计18.5万人，只占全国5.4亿人的0.034%，这就是当时的文盲充斥、人才匮乏的中国，也就是毛主席所说的“一穷二白”的“白”，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26]
然而，发展到今天，中国成人识字率已经超过了96%，15岁以上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了10.23年，是1949年10.23倍（见表11）。中国的现代化不仅是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更重要的是背后的人力资本，70年的时间翻了10.23倍，明显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8.3年），总人力资本从1949年的3.45亿人年，到2015年的117.42亿人年，相当于1949的34.0倍，年平均增长率5.5%。这是中国人的现代化即全体人口的现代化最大的标志。其中2017年中国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生在校生达到了2754万人，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了3700万人。中国只要人力资本水平不断提高，特别是年轻人口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不断提高，这本身就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突出的成就，也是中国现代化的人力资本的基础。我们估计具有大专以上高等教育文化程度的人口现在已经超过了1.8亿人，我国平均每年进入大学的学生人数约700多万，再加上各类在校生或者非在校的高等教育类型，人数将超过1000万，因此，到2020年具有大专以上高等教育文化程度的人口基本上可以达到两亿人。两亿人是什么概念？就是巴基斯坦的人口总和，这也为我国未来现代化奠定了人力资本基础。2003年2月教育部公布的《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我们也参加到这个研究当中，当时的副标题就是中国要“从人口大国（到2020年）迈向世界人力资源强国”，其中一个瓶颈就在于高等教育人口，事实上现在来看都已经超过我们当初的预期。如果到时真是两亿大专以上人口，那么无论是经济生产力，还是文化生产力、生态生产力、社会生产力包括国防生产力都将有质的提升，因此中国现代化本质上就是人的现代化，就是全体人民的现代化。
▌（七）从“东亚病夫”到“健康中国”
经过70年，中国从“东亚病夫”到健康中国。什么叫“东亚病夫”？用最重要的指标，人口预期寿命，1949年之前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35岁左右，低于世界平均期望寿命（1950年为49岁），更不要说像美国（68岁）、日本（61岁）等国家；1950年中国婴儿死亡率为200‰，高于欠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为175‰）；建国初期，全国吸毒者达2000万人左右，占全国总人口的3.7％，达到2000万人。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治理有效就在于几年内全部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也反映了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不断地发动卫生革命，尤其是第一次卫生革命有效的控制了传染病。毛泽东有一首诗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诗作《送瘟神》。[27]正因为如此，中国在极低收入条件下，人均预期寿命迅速提高，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也包括60年代下半期以及70年代。30多年前，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发展报告》在收入层面将中国分为极低收入或者低收入国家，但是1980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已达到66.8岁，却已经高于中等国家收入水平（61.0岁），这本身也为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奠定了人力资本基础。
到2017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了76.7岁，高于世界平均水平（72.2岁）（见表12），婴儿死亡率降至6.8‰，也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2.9‰），已接近美国水平（5.7‰）（见表13）。中国主要健康指标总体上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2016年召开了全国卫生健康大会，国务院印发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首次提出全方位、全周期维护和保障人民健康，大幅提高健康水平，显著改善健康公平，明确提出到2030年，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其中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0岁，人均健康预期寿命显著提高。
▌（八）从世界最大贫穷人口之国到世界最大“全面小康社会”
中国已经从世界最大贫困人口之国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全面小康之国。外国人老问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底是什么概念？简要的说，就是上中等收入水平社会，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数据明显地看出来，无论是人均收入还是人均GDP，还是城乡恩格尔系数，以及人类发展指数，70年沧桑巨变：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是世界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足10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44元，到2018年城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9251元与14617元，相当于1949年的393倍与332倍。[28]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按汇率法计算，2016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为8123美元，居世界（230个国家或地区）第91位，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比例的79.7%。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上中等收入国家。根据OECD年度报告，一个出生于贫困家庭的人，需要经过四至五代（约150年）才能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在中国，仅需要一至两代人就能达到中等收入水平，而且人口规模达到14亿，占世界上中等收入国家总人口（25.76亿人）比重的53.8%。
建国初，我们估计城市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在70%以上，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在80%以上，属于极端贫困类型。从恩格尔系数下降趋势看，城市居民从2000年之后下降至2018年的27.7%，属于富足阶段；农村居民已降至30.1%以下[29]，即将进入富足阶段，2017年城乡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分别为36.9平方米和46.7平方米。
我国人类发展指数（HDI）从0.225（1950年）的极低水平，提高到1980年的0.456，2017年提高至0.752，进入世界高人类发展组，成为过去40年世界各国中提高幅度最快的国家，,1990-2017年平均增长率为1.51%，相当于世界平均增速（为0.73%）的两倍。
再来观察中国和世界减少绝对贫困标准的情况，这是基于世界银行数据库国际贫困线标准，即每人每日支出不足1.90美元，可以看到，1981年中国有8.8亿绝对贫困人口，到2013年已经下降至2500万人，而全世界其他国家则从1981年10.19亿人，到2013年降至7.66亿人，减少了3.6亿人，其中中国减少了8.59亿人（见表14），中国减贫对世界贡献率达到了75.5%，这说明中国的成功就是世界的成功，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成功。
再来看一看习近平总书记在脱贫方面作出的庄严政治承诺。可以这样讲，没有一个发达国家政府也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政府敢于真正作出这样的庄严政治承诺，为什么呢？因为全面建成的小康社会就是全体人口的小康社会，包括绝对贫困人口彻底脱贫的小康社会。中国将是世界上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国家，可以告别人类历史上无论是上千年、上百年还是上几十年人类最大的敌人即绝对贫困，我想这个意义就已经远远超过中国自身发展的意义。
▌（九）从科学技术“空白之国”到世界“创新大国”
在文化和科技方面，当时毛泽东曾经讲到中国是“一穷二白”，这个“白”说明科技水平不高。1949年的中国是世界上科技空白之国，建国初期，中国国内仅有30多个专门的研究机构，其中还有一部分去了台湾，全国科技人员不足5万人，相当于就业总人数的0.028%，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不足500人。[30]这也就是为什么1956年制定了第一个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1956-1967），明确提出“重点发展、迎头赶上”方针，旨在迅速壮大我国的科学技术力量，力求某些重要的、亟需的部门在12年内接近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31]之后又编制过多次科技发展长远规划。
过去40多年，我们来看一下中国从事研发的人员折合全时人数，2018年已经达到了418万人年，相当于美国总数（2014年为135万人年）的3.1倍，关键是在我国人口实际上已经占世界比重已经降至19%以下的情况下，2015年我国的研发人员却上升到了世界比重的44.4%。这也显示了高等教育的发展，也显示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发展。大量的科技人员是我国最宝贵的人才，人才是第一资源。
我国直到1984年才制定了《专利法》，仅用了30多年的时间，我国发明专利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多到最大。根据世界知识产权提供的数据（见图10），1985年我国居民发明专利申请数占世界总量比重仅为0.9%，到2017年已经上升至57.6%，相当于美国总数的4.24倍，相当于日本总数的4.79倍，
中国也成为世界最大的知识生产国。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新公布的数据，在发明专利申请量授权量方面，我国是第一大国。[32]在商标、工业品外观设计等各类知识产权申请量方面，也位居世界第一，特别是商标。同样也可以看到另外一个数据，更关键的是高质量的、国际化的数据即专利合作协定（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PCT），这是2000年至2018年的数据，中国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27.1%，日本为9.6%，美国为2.0%。世界知识产权数据库的数据说明，我国PCT不仅2017年超过了日本，而且2018年也超过了美国（见表15、图11）。[33]因此，实际上现在的科技之战就是国际之战，主要是中美日这三家，再加上欧盟，就是四家，中国技术创新异军突起的国际意义在于代表南方国家的崛起，从而带动整个南方国家的科技合作，科技创新和科技进步。
▌（十）从世界最大的传统农村社会到世界最大的现代城市社会
中国的现代化突出反映在如何从世界最大的传统农业社会到世界最大的现代城市社会。1949年全国仅有城市132个，城市市区人口3949万人，城市市区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7.3%。100万人口以上城市仅有10个，占7.6%。[34]到了1978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就已经超过美国了，已经是世界最大城市人口国家或社会。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的城镇人口已经达到8.3亿人，相当于美国城镇人口数（2017年为2.67亿人）的3.1倍，相当于欧盟城镇人口数（2017年为3.87亿人）的2.1倍，相当于印度城镇人口数（2017年为4.5亿人）的1.84倍。[35]截至2016年末，全国设市城市657个，比上年增加1个，其中，直辖市4个，地级市293个，县级市360个。因此中国现代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城市人口的进一步扩大，同时也包括使得将近两亿多农民工如何变成市民，使得他们所享受到的现代化因素和公共服务因素越来越多。此外还包括中国城市的基础设施，2016年，用水普及率为98.4%，燃气普及率为95.8%，城市污水处理率93.44%，这些指标在很大程度上都已经接近或者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现在我国的问题主要还是在农村。[36]目前中国正在加速城市化战略格局，将环渤海、珠三角、长三角三大城市群逐步打造成世界级城市群。
中国从世界最大农村社会到世界最大的城镇社会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1992年我国农村人口达到最高峰后持久下降，城市和农村人口比例从“二八”开现在已经达到了超过了达到“四六开”（见图12），在短短的时间内很快走完了西方国家上百年或者更长时间的城镇化道路。
全国城镇吸纳了最多的新增就业人口，1952年全国城镇就业人数为2486万人，仅占全国总就业人员的12.0%，到2017年，全国城镇就业人数达到42462万人，相当于1952年的17.1倍，也相当于1978年（9514万人）的4.46倍，年平均增长率为3.91%，占全国总就业人员比重的54.7%。我国城镇规模显著扩大，人口集聚效应更加明显，城市数从1978年末的193个增加至2017年末的667个，其中5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从1个提高至16个，300万-500万人口城市数从3个提高至25个，50万-300万人口城市数从60个提高至271个，50万以下人口城市数从129个提高至349个。城镇化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动力，也是最大的潜力，还有两亿左右的非户籍人口需要成为城镇户籍人口。
▌（十一）从封闭社会到全面开放社会
1950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额为11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为0.9%，只相当于美国的5.5%，相当于德国（西德）的23.4%。1978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额为211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的0.8%，只相当于美国的6.4%，相当于德国的8%。[37]据海关统计，2017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7.79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出口15.33万亿元；进口12.46万亿元，我国连续8年保持货物贸易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下一个目标我国应该变成世界最大进口国，为世界提供更大的市场。总的来看1982年到2017年中国的贸易增长率无论出口和进口都达到14.2%，而美国出口达到了5.9%，进口要高一些达到了6.7%（见表16、图13），因此，中国将会成为世界的中国市场，此外这些数据也都表征了中国在出口方面已经居世界首位，但是在进口方面还有相当大的潜力，如何通过进一步对外开放实现出口和进口相对平衡，是下一步的目标。
我国对外投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世界投资国，2017年末我国直接对外投资存量达到1.48万亿美元，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5万亿美元。尤其是开展“一带一路”建设，直接促进了对外投资快速增长，对外承包工程规模迅速扩大，累计签订合同额近2万亿美元，完成营业额1.34万亿美元。[38]这是现代中国最开放的时代，也是中国走进世界舞台中心的时代，还是中国影响世界最显著的时代，更是中国对人类和平与发展贡献最大的时代。
▌（十二）从封闭落后的文化之国到开放、先进的中华文化软实力大国
中国进入新的世纪以后，特别是党的十六大报告将文化建设纳入现代化总体布局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已经进入到大发展、大开放、大繁荣的时代。2012年全国出版图书高达37万种，仅一年的出版量就大大超过了古代到辛亥革命2000年的出版量的总和（20万种）。[39]中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2004年的2.15%提高到2017年的4.29%，已经成为国民经济支柱型产业，进入了世界文化产业大国前列。公共文化事业迅猛发展，到2017年末全国广播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分别达到98.7%和99.1%，实现覆盖城乡14亿人口和3亿多户家庭（2017年全国有线广播电视覆盖用户数达到3.4亿户，其中双向覆盖用户1.9亿户；全国有线广播电视实际用户数2.1亿户，其中数字电视实际用户，占有线电视实际用户比例达90.7%。全国广播电视节目无线覆盖率分别达到57.5%和97.0%，直播卫星用户超过1.3亿，专营服务网点3.5万个，法定服务区域59.5万个行政村），[40]以极低的成本享受各种文化服务和个性消费，进入了历史上中国文化建设的最好时期。在国内，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基本方针，积极鼓励中国特色的文化创新；既要发扬中国优良的传统文化，也要创新出反映时代特征、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成果。在国际上，坚持“对外开放、以我为主”的基本方针，积极吸收世界各国文化发展的有益成果，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十三）从“一大二弱”之国到综合国力跃居世界前列
70年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从被挨打、被歧视的世界弱国[41]，建成世界社会主义大国，进而跃居世界综合国力前列的过程。在二百多年世界性的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中国曾是现代化的落伍者、后来者，但是后来居上，大踏步地赶上时代，仅用了七十年的时间赶上和超过了最发达国家美国用两百多年时间所达到的工业化、现代化、城镇化和信息化成就，当然这个现代化过程还远未结束，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050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十四）从世界边缘走进世界舞台中心
古代中国曾是世界文明中心之一。到了近代中国，成为世界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的边缘化者、落伍者，边缘必然落后，落后必然挨打。直到新中国成立，现代中国开始崛起，成为世界政治大国、军事大国，国际地位有所提高，诚如邓小平所言：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才使我们这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在世界上站起来，而且站住了。[42]
改革开放之后的当代中国，打开大门，请进来，走出去，相继成为世界第三、第二、第一大国。其中，到2000年有两个指标居世界第一位；到2010年有七项指标居世界第一；到2017年共有十一项指标居世界第一，有五项居世界第二，有一项居世界第三（见表17）。这反映了中国进入21世纪走向世界舞台，到2017年已经进入世界舞台中心。
中国现代化发展之路就是中国社会发生天翻地覆巨变之路；是世界上人口最多、最贫穷、经济最落后的欠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现代化发展转型之路；是世界上极少数社会主义国家继续探索和实践社会主义建设革命包括改革的创新之路；还是由一个十几亿人民，56个民族，31个省市自治区，港澳台地区，海外侨胞共同组成的，共同推动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是中国迅速崛起走向世界强国的和平发展之路。中国和平发展打破了“国强必霸”的大国崛起传统模式。[43]其政治意义、社会意义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罕见的。[44]
谢谢大家！
点 评
王绍光：刚才胡老师讲的非常详细，满满的干货，从十四个方面讲了中国在过去70年里面走过的道路，因为基本上都是用数据说话，所以毋庸置疑的是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的点评可能不算是一个评论，反而算是一个补充，或者更准确地说，我想提出问题让在座的各位听众和我们一起思考。
在讲座的开始，胡老师引用了毛泽东在1949年9月23号的一个讲话，那篇讲话叫做“中国人民站起来”，那篇讲话后面还有一句非常大气的话：“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的达到自己的目的！”毛泽东说这个话，他心中是有气的，因为一直到1948年，不光是美国，包括当时的苏联，都认为中国会统一在国民党政府之下，而不是共产党。所以那个时候说中国不行的，不仅有仇视社会主义阵营的美国，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同盟者苏联也有疑虑，所以才会有“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说法。
事实上，自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就不断有人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反复有人在做预测。我要讲的是两条：一个是有关中国前途的预测，另一个是作为预测基础的现代化发展理论。现在70年过去了，回头看，所有的预测的基本上都失败了，因此也表明这类预测的理论基础是错误的。预测每一次都失败，因为预测的背后有些理论假设，每一次预测失败说明理论有问题。很多有问题的理论实际上就是我们在教科书里面，在媒体上面经常听到的一些流行的关于现代化的理论。
1949年以后，不断有人预测新中国会倒台、崩溃甚至解体。当时没有人觉得中国会走向一条现代化康庄大道，当然我们那时自己也估计今后的道路会是非常曲折的、漫长的。当时外面的人争论的问题不是中国垮不垮台问题，而是何时垮台？是以什么样方式垮台？垮台会对周边大国利益造成什么影响的问题？1991年苏联崩溃，关于中国崩溃预测更是不绝于耳，当然这些东西今天回头看显然不是科学的预测，而反映的是一些人的阴暗心理，是他们的一种期待。
比如说2001年出版的一本书，叫做《中国即将崩溃》，这个是一个叫Gordon G. Chang（章家敦）写的。2002年这本书马上被台湾翻译成中文，李登辉写的推荐语认为这本书描写大陆实况非常具体，很值得推荐。2003年这本书在台湾有一个新版，不幸的是，我和胡鞍钢的名字都放在封面上，说大陆著名学者胡鞍钢、王绍光也有同样的看法，因为我们（和胡鞍钢、丁元竹）在这之前写过一篇文章讲当时面临的一些挑战，但是我们没有预测中国要崩溃。
章家敦的预测本来是“即将”崩溃；即将应该是很快的意思，结果等了十年也没有崩溃。到2012年，很多人说你预测的事情怎么还没有来呢？2011年底，章家敦又写了一篇文章叫“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2012 Edition”（中国即将到来的崩溃，2012年版），他在文中承认说，上次预测确实有点问题，但是这一次没有问题了，上次预测2010年崩溃没有实现，但我的预测只有两年误差，因为到2012年，中国笃定会垮掉。但是2012年过去了，中国依然没有垮。但章家敦还不死心，他又来了一个2015年版的预测，“2015：The Year China Broke？”（2015年，中国崩溃之年）。这种人死脑筋就死在这里，鸭子已经死了，嘴巴还非常非常硬。他后来没有再写，不知道将来会不会又来一个新的版本。
其实何止一个章家敦。2016年，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发表了一篇题为“Coming Chinese Crackup”（中国即将崩溃），他后来辩解说他没有这个意思，但标题那么醒目，文章引起那么多人关注，不是几句辩解可以打发的。
到了2017年，从中国大陆出去的一对夫妻，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崩而不溃》。女的原来是记者，叫何清涟；男的曾在体改部门工作过，叫程晓农。我一直读不懂这个书名，崩了怎么会不溃呢？他们似乎想说中国要崩溃，但又没有多大把握，为了显得不那么离谱，所以弄出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书名。
2018年，美国著名杂志《国家利益》发表了一篇文章，煞有其事地问道，如果中国突然崩溃了，我们准备好了吗？2018年稍晚一点，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一篇很长的文章，叫“The Land Failed to Fail”，意思是中国应该失败但是结果它没有失败。这个标题透露出一种极度的失望。它表明西方人很肯定地认为中国的那种发展方式肯定不会成功，一直等着中国崩溃，等了70年，到现在还贼心不死。
以上的例证让我们看到，从1949年一直到今天，不断有人说，中国的制度是不好的，中国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中国一定会碰的头破血流；但是胡老师刚才从十四个方面点用大量的证据说明这些人说的全是错误的。
问题是为什么面对不可辩驳的事实，有人会一条道走到黑呢？这涉及到预测背后的理论依据。西方的确有一整套理论，它使得很多人相信，世界上只有一种道路肯定走得通，就是所谓的西方道路，其它的道路肯定行不通，包括中国道路。
这些理论五花八门、不仅相同、层出不穷。这方面的书实在太多、太多了，我简单地列举一点点，看看他们怎么说的，然后对照一下它们的经验，它们的所作所为，以及中国自己所走的道路。
1963年，任教芝加哥大学的著名历史学者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ardy McNeill）出版的一本书，叫做《西方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目的是与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唱反调。这本书一问世，便好评如潮，获得若干个图书奖。该书的重点是第三部分，“西方统治的时代，公元1500年至今”。作者说，“在1500年时，大西洋沿海地区的欧洲人具有三项天赋特性。第一，根深蒂固的鲁莽好斗的性格；第二，善于运用复杂的军事技术，尤其在航海方面；第三，能抵抗长期以来在整个旧大陆广为流行的各种瘟疫。这些特性使他们能在约半个世纪内控制了全世界的海洋，并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征服了美洲最发达的地区。”二十多年后，作者自己承认，这本书实际上是“战后美国帝国心态的表现”，是“一种知识帝国主义”。
与这本书相似的是埃里克·琼斯（Eric Jones） 1981年出版的《欧洲的奇迹》（The European Miracle）。八十年代以后，我们经常听说，日本奇迹、东亚奇迹、中国奇迹，但此前欧美已有人大谈欧洲的奇迹。这本书的主要观点不用详细介绍，因为后来有其他学者评论这本书说，它充满了欧洲中心主义的色彩，甚至“文化种族主义”的色彩。
在过去20多年，这一类的书也大行其道。1997年，美国学者贾雷德·戴蒙德（Jared Mason Diamond）出版了《枪炮、细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Guns,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一书，有中译本。作者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欧洲社会（即在美洲和澳大利亚殖民的那些社会），而不是中国、印度或其它社会，在技术上领先，并在现代世界上占据政治和经济的支配地位? 他给出的答案是地理因素很关键，因为欧洲在地理上的分割形成了几十个或几百个独立的、相互竞争的小国和发明创造的中心。如果某个国家没有去追求某种改革创新，另一个国家会去那样做的，从而迫使邻国也这样去做，否则就会被征服或在经济上处于落后地位。这也就是说，欧洲国家天然具有更强的竞争性，是生存的需要迫使它们不断竞争、不断创新和发展。而中国恰恰太大了，太统一了，缺乏竞争，难以发展。问题是，中国今天依然很大，很统一，不是照样发展起来了吗？这套理论解释得了吗？
1998年出版了一部影响很大的书，由哈佛大学退休教授大卫·兰德斯（David Landes）写的《国富国穷》（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Why Some Are So Rich and Some SoPoor）。这本书里面举的主要几个变量。第一个是气候，气候在西方解释社会变迁理论里面一直很重要，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就是一个例子。第二个是竞争性政治。第三个是经济自由。最后一个是对待科学和宗教的态度。也就是说，西方国家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有这些因素，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似乎缺乏这些因素，气候条件也不如西方。其潜台词是，中国应该不会太成功。
十年以后，美国政治学家杰克·戈德斯通（Jack A. Goldstone）于2008年出版的《为什么是欧洲？世界史视角下的西方崛起 1500-1850》（Why Europe?: The Rise of the West in World History 1500-1850）。这本书的论点是，导致欧洲成功的因素不是一个而是很多个，作者列举了六项因素：1）新发现导致思想解放；2）数学和科学思维方式；3）实证的研究方法；4）工具驱动的实验和观察；5）宽容与多元；6）企业家、科学家、工程师、工匠之间的互动。他认为这些是欧洲发展起来的最重要的解释变量。如果拿这种解释套中国，可以说这六项要素都似有还无。如果中国缺乏这些要素，那么怎么解释中国过去70年经济快速发展的现象呢？值得大家思考。
2010年，斯坦福大学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出版了《《西方将主宰多久：从历史的发展模式看世界的未来》（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 The Patterns of History, and What TheyReveal About the Future）。这本书的主要解释变量是地理。据作者说，生物学和社会学能解释全球范围内的相似之处，而地理学则能解释区域之间的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讲，地理学可以用来解释西方为何主宰世界：欧洲有地中海，而中国没有一个自己的地中海。沿着地中海，欧洲各国可以通过发展航海技术，进行海上贸易，贸易圈比较大。不仅如此，航海技术也使得欧洲各国可以比较早地发现新大陆，然后开拓更大的市场，更大的原料来源地。而中国由于没有自己的地中海，恰恰缺少这些东西。问题是，地理变量是恒久不变的，而经济发展水平却时有高低，这怎么解释？中国的地理与几千年、几百年前比，并没有什么变化；解放后与解放前更没有什么变化，为什么新中国可以行，旧中国却不行呢？
2011年，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出版了《文明：西方与它方》（Civilization： The West and the Rest)。这位作者经常来清华大学交流，对中国也很有兴趣。他对西方崛起的解释似乎也是老套路，据说西方掌握了六个其它地区国家缺乏的杀手锏（killer apps），第一是竞争，第二是科学，第三是法治，第四是医学，第五是消费主义，第六工作伦理。我不是太理解这套说法的内在逻辑，觉得有大大杂烩的意思。无非是想说，我们领先是因为我们有传家宝，而其他的地方没有。按这个逻辑，其它国家哪有机会翻身呀？
最后再提一本2012年出版的书，标题是《为什么有些国家失败：权力、繁荣与贫困的根源》（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作者是麻省理工学院的达龙·阿杰姆奥卢（Daron Acemoglu）和哈佛大学的詹姆斯·鲁滨逊（James A.Robinson）。他们的论点很简单、很有力，据说一些国家失败是因为它们的制度是榨取性的制度，另一些国家成功是因为它们的制度是包容性的制度。西方国家是包容性的制度，所以成功；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当然是榨取性的制度，这类国家不可能成功；哪怕短期内看起来成功，也不是真正的成功，必然是短期的，是昙花一现，今后必定会失败。
按照这些解释西方成功的书来套中国的现实，恐怕完全套不上。其实，在我看来，这些煌煌巨著的提供的那些理论，不仅无法解释中国，连西方本身也解释不了。他们中有些人也承认，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成功，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奴隶制、奴隶贸易东西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但紧接着他们笔锋一转，不再讨论这些野蛮的、血腥的、丑恶的因素到底起了多大作用，而是希望将人们的目光转移到所谓西方的亮点上去，比如民主、市场、所有制、竞争、法治，即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一直倡导的那些东西上去。他们的这套说辞，在西方是主流，在第三世界、在中国也有人不加批判地接受下来，深信不疑。一旦将这类理论内化于心，对中国的预测只会有一个指向，即中国的体制不可能持续有效的运作，哪怕短期里取得一些成就，最后也一定会破产。但问题是，他们的预测都落空了。现在中国已经走过了70年，一步步往上走，越来越富、越来越强，很快会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70年可不是什么短期了；作为一个人来讲，已经是人到七十古来稀了。所以西方某些人士的预测完全没有科学性，其理论基础完全错误，已成为历史的笑柄了。
将上面所说的概括一下，最后提出两个问题，希望大家和我一起思考。第一个问题是，所有的这些理论能否解释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以及它的成功？在我看来，这些理论都不能用来解释中国的现代化之路。第二个问题是，既然他们的预测是失败的，理论是错误的，那么我们自己能否拿出一套解释中国现代化之路及其成功的理论？就实践而言，我们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中国人有一点嘴不利落，西方人一拿就是六个杀手锏，八个杀手锏，我们的杀手锏是什么？能不能总结出来？能不能说服我们自己，也说服他人？我希望有更多的具有理论探求欲望的同行们一起来思考，怎么解释中国的成功？谢谢各位。
问 答
问题1：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巨大成就核心在哪里？
胡鞍钢：第二次大战结束以后，全球当时有50多个主权国家，现在是190多个，再加上各个地区，总共240多个国家和地区。可能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这么多现代国家竞争，而且竞争的激烈程度也是前所未有。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了，但是国家竞争却没有结束，它涉及到经济竞争、军事竞争特别是科技竞争也包括文化竞争。在竞争过程中到底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更有效地应对竞争？很显然毛泽东所创立的中国这套制度就是最好的成功案例，只不过我们没有很好地去认识它，这就包括共产党领导，包括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等。虽然毛泽东也有失败，但是毛泽东的失败不在于这个制度，不管是国家制度还是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而主要在政，在于他过急过快地希望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包括“大跃进”等。如果按照这样逻辑来看，其实毛泽东给我们后人留下来了巨大的制度资产，也包括理论资产、思想资产，而且它是原创性的，它是内生的、基于中国国情的。邓小平的本事在于把“文化大革命”这件坏事变成好事。因此，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一定要经过很多探索和总结。
中国道路已经形成自身的逻辑，从毛泽东1.0版本到邓小平2.0版本，再到江泽民的3.0版本。最近我刚刚把《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92-2002》的初稿写完了，共37万字，更加能体会20世纪90年代初所面临的那种对社会主义中国形成的巨大压力，最后中国作出积极回应，使我国没有走向苏联解体这样的道路，反而在90年代无论是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以及综合国力都迈上一个大台阶。因此这个逻辑就从江泽民的3.0版本，胡锦涛的4.0版本，再到现在习近平的5.0版本，它是一个不断升级的版本，这个版本按照十九大报告的逻辑，就是四个自信，从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再到文化自信。这四位一体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回答和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现代化能成功？为什么会持续的成功？在全世界不说独一无二的也差不多，因为比我国规模更小的越南也是这样走过来的，无论是减贫，无论是对外开放也包括人均收入水平增长，基本上都是非常高速的增长。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在为第二次大战之后的非西方或南方国家百年历史或者说更远的未来探索现代化道路。苏联现代化是先成功、后失败、再解体，中国现代化曾经先成功（1949-1957）、之后有过挫折（1958-1962），甚至重大失误（1966-1976），但是我国继续的成功（1978至今）。中国就是按照这个道路70年走过来的，未来30年（到2050年）或者未来更长的时间有待于后几代人，正如邓小平所说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不断的努力。
问题2：:中国近些年的发展来源于各种红利，在未来红利消失之后中国的发展出路又在何处？
胡鞍钢：今天我已经讲到了我国人口红利已经开始下降了，总人口绝对数可能在2030年之前达到高峰然后有所下降，特别是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已达到高峰开始所有下降。但是我国人才总量持续高增长，已经接近1.8亿人，占世界比例不断提高，我国从事研发活动人员占世界总数比例从2000年不足20%，到2020年原定目标是380万人年，但2018年已达到418万人年，占世界总数比重已经达到40%多，未来将达到50%。因此就可以从人口红利转化为人才红利，胡锦涛同志明确提出人才是第一资源，设计和制定了三大规划：一是《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二是《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三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现在这三大规划的主要目标已经超过了当时的预期，如2020年我国大专以上人数达到1.95亿人，预计实际会超过2亿人，相当于世界第7大人口国家（尼日利亚）总人口数。它将表明中国无论是人力资本、人才资本，还是物质资本都是世界第一。目前我国仍有非常之高的国内储蓄率，同样我国也是全世界国内投资总额比例非常高的国家，或者投资率最高的国家，所以我们有相当大的底气认为那些“中国崩溃论”只不过是学术泡沫，因为它们经不起历史的检验、实践的检验、时间的检验。
刚才王绍光老师提到《中国即将崩溃》那本书，作者曾大量引用我的文章，20世纪90年代包括本世纪初，我是谈了很多中国的发展挑战，但是我们还有一个逻辑，即“挑战机遇论”，就是因为挑战所以积极响应挑战，创造新的机遇。20年前，我国发生了一场世界级的历史性的下岗洪水、失业洪水，但是最终把洪水遏制住了。到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再也不出现这种情况了，更不要说今天了。这些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都会成为我国几代领导人的政治财富、历史财富。我们的任务就是把它总结出来，中国如何在这种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下，既可以很好地去判断前所未有的各种挑战，不管是“黑天鹅”事件，还是“灰犀牛”事件，无论是来自国内的挑战，还是国际的挑战，如美国对中国的外部挑战，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模式就是积极的回应、主动对应，将挑战转化为机遇。无论是20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还是10年前的国际金融危机，最后我国都将它们转化为巨大的机遇，恰恰在这个危机过程中，美国经济实力明显下降，而中国经济实力明显上升。所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书写了人类奇迹。王绍光老师后面说到的这个奇迹背后理论意义是什么？如果我们搞的更加清楚，就可以具有这种理论自觉性，从而形成理论自信。这个自信不是盲目的自信，而是基于实践的检验、经验的总结、理论的自觉，而理论的自觉一定是基于我们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一个伟大社会实践。
总之，除了中国以外，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包括OECD国家（为13亿人），可以带领14亿人民用了相对短的时间从世界最贫穷的人口国家成为世界最大的中等收入国家，走完了OECD国家几百年的发展过程，将来中国还会成为世界最大的高收入或中等发达国家，未来几十年还要成为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这成为长达百年中国现代化的长征之路，也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谢谢大家。
注释：
[1]胡鞍钢：《知识与发展:中国新的追赶策略——写于建国50周年》，《管理世界》，1999年第9期。
[2]胡鞍钢：《中国现代化之路(1949-2014)》，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3]《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09-151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
[4]从新中国建立至60年代之前，中国是粮食净出口国。60年代以后，粮食有进有出，进大于出。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净进口粮食占国内粮食生产的比重呈减少趋势，1978-1984年为32％，1985-1990年为12%，1991-1995年为04%。中国立足国内资源，实现粮食基本自给，是中国解决粮食供需问题的基本方针。中国将努力促进国内粮食增产，在正常情况下，粮食自给率不低于95%，净进口量不超过国内消费量的5%。参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粮食问题》，http://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2.11/15/content_630934.htm。
[5]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ER.H2O.INTR.K3?locations=CN-1W
[6]农业增加值系为美元现价。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V.AGR.TOTL.CD?end=2013&locations=CN-US&start=1990
[7]《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0页。
[8]《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1页。
[9]《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1956年9月27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93页。
[10]数据来源：http://www.stats.gov.cn/tjfx/ztfx/qzxzgcl60zn/t20090921_402588674.htm。
[11]“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8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
[12]《毛泽东选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页。
[13]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V.IND.TOTL.KD?end=2017&locations=CN-US-1W&start=1990
[14]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V.IND.MANF.CD?end=2015&locations=CN-US-1W&start=2010
[15]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TX.VAL.TECH.MF.ZS?end=2017&locations=CN-US-1W-OE&start=1990。
[16] http：//www.stats.gov.cn/tjfx/ztfx/qzxzgcl60zn/t20090923_402589513.htm.
[17] CIA，The World Factbook2019，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resources/the-world-factbook/fields/385rank.html。
[18]胡鞍钢、石宝林主编：《中国交通革命：跨越式发展之路》，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09年8月版。
[19]国家统计局编：《改革开放40年》，304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年。
[20]计算数据来源：Angus Maddison，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 1-2008 AD，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KD?end=2017&locations=1W&start=1978。
[21]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KD?end=2013&locations=CN-US-JP&start=1990
[22] PPP GDP是指用购买力平价汇率转换为按国际元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对于GDP 而言，国际元的购买力与美元在美国的购买力相当。世界银行WDI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PP.KD?end=2016&start=2001
[23]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PP.KD?end=2013&locations=CN-US-JP&start=1990
[24]参见国家统计局编：《新中国五十年：1949-1999》，9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
[25]参见胡鞍钢：《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118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26]《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页。
[27]《送瘟神》是毛泽东主席在1958年7月1日，得知江西省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病后，他激动不已，彻夜难眠，感慨和热忱化作了这两首七律，全诗如下：（其一）绿水青山枉自多，华陀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其二）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28]参见《经济日报》，2011年10月4日。
[29]参见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摘要2019》，54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
[30]参见武衡、杨凌主编：《当代中国的科学技术》，4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
[3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73页。
[32] 2017年中国本国居民发明专利申请数占世界总数比重上升至43.6%，相当于美国的2.27倍。数据来源：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WIPO IP Facts and Figures 2018。
[33]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WIPO IP Facts and Figures 2018。
[34]国家统计局编：《新中国城市五十年》，第53-54页，新华出版社，1999年。
[35]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SP.URB.TOTL?locations=US-EU-IN
[36]国家统计局编：《改革开放40年》，第217-222、325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年。
[37]数据来源：http://www.stats.gov.cn/tjfx/ztfx/qzxzgcl60zn/t20090929_402591155.htm
[38]国家统计局编：《改革开放40年》，第53-56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
[39]参见张贺：《每年出书37万种，意味着什么》，载《人民日报》，2013年4月22日。
[40]国家统计局编：《改革开放40年》，第241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
[41]毛泽东曾指出，过去说中国是“老大帝国”，“东亚病夫”，经济落后，文化也落后，又不讲卫生，打球也不行，游水也不行，女人是小脚，男人留辫子，还有太监，中国的月亮也不那么那末很好，外国的月亮总是比较清爽一点，总而言之，坏事不少。但是，经过这六年（指1949-1956年）的改革，我们把中国的面貌改变了。我们的成绩是谁也否认不了的。参见《毛泽东文集》，1版，第7卷，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4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299页。
[43]建立殖民体系、争夺势力范围、对外武力扩张，是近代历史上一些大国崛起的老路。参见
http://www.gov.cn/jrzg/2011-09/06/content_1941204.htm。
[44]参见《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见新华网，2011年7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