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当前，国际秩序格局正处于大动荡、大改组、大分化的十字路口，位居世界前三位经济体的中国、美国、日本三国间关系呈现出殊于既往的博弈态势。美国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日本在日美同盟体制下同时陷入“被卷入”和“被抛弃”的双重风险之中，中国面临日美携手实施“印太战略”的重大挑战。我们应积极谋划和制定推动三边关系形成良性互动的因应之策，如注重运用“名人效应”，积极培育年轻一代“知华派”充当信使和桥梁，加强对美日政界资深人士和保守学者理念、思想的研究等。
关键词：中美日三边关系 博弈互动 新态势 对策建议
当前，国际秩序格局正处于大动荡、大改组、大分化的十字路口，充满诸多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位居世界前三位经济体的中国、美国、日本的三边关系呈现出殊于既往的博弈态势，如何深刻和冷静地审视当前面临的复杂形势，剖析和研判中美日三边关系的发展走势，谋划和制定推动三边关系形成良性互动的因应之策，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中美日三边关系互动的新态势
（一）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思想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出了一系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中国方案，为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主张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正确义利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这些宏大理念及具体举措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符合各国利益，增加了我国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赞誉和认可，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然而，在美国看来，中国提出的一系列凝聚思想和行动于一炉的应对全球化的方案，却成了以实际行动对其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挑战，认为中国正试图“修正”以往的国际格局，使美国感到来自中国的所谓“威胁”，认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在“觊觎”其霸主地位，因此必须制定全方位的遏制战略。
（二）美国对华政策处于战后以来的第三次重大调整
自二战结束至今，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三次重大转变和调整。第一次是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彻底破产，自此美国上下开始反思缘何“失去中国”，加之１９５０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参战，美国遂将中国由二战期间的盟友定位为予以遏制的“敌人”，对中国进行持续围堵和封锁，直至尼克松执政后才发生改观。
第二次是尼克松总统上台后，面对苏攻美守的不利局面，试图尽早从越南战争的泥潭中摆脱出来，拉拢中国构建抵制苏联的“统一战线”。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关系缓和，美国的对华政策从既往的“战略性遏制”转向“建设性接触”，试图通过引导中国加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使中国走上与美国持有共同价值观和政治体制的道路。
第三次是特朗普总统上台后，美国各界面对中国并未走上美国所期待的发展方向，而中国的发展道路、增长模式和价值理念对发展中国家越来越有吸引力和魅力，引起美国的高度警觉，于是在2017年12月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本轮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标志着从既往的“建设性接触”重新回归“战略性遏制”路线，美国已将此前视俄罗斯为主要威胁的优先战略排序转变为中国。特朗普上台似乎具有偶然性，其推行的对华政策也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然而，综合研判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背景和战略举措，明显是综合各界共识所达成的产物，无论是建制派还是反建制派，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遏制中国的战略不会改变。这与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并无直接关系，更换其他党派或其他人士担任总统，美国的对华战略围堵和遏制只是体现策略上的差异，在总体上并不会发生重大改变。
（三）安倍内阁对华政策调整乃是反思既往对华强硬政策效果不彰的产物
2012年12月，安倍第二次上台执政后，奉行强硬的对华政策，以“俯瞰地球仪外交”的方式与中国展开全方位的战略性竞争。由于2013年12月26日安倍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自此中日关系一直处于僵化对峙状态。一方面，安倍基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共同诉求，试图将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联合起来，提出“自由和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旨在从安全层面构筑对中国的包围网；另一方面，安倍从经济层面配合和推动美国主导的ＴＰ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通过在关税准则、贸易协定及知识产权等方面设置高标准，将中国隔离在外。然而，经过四、五年的外交实践，安倍最终发现国际社会对其围堵和遏制中国的呼吁之声应者寥寥，世界各国在与中国交往时更为重视自身的经济利益，而抽象的意识形态呼吁并未引起各国的兴趣，因为无论是亚太地区国家，还是欧盟等区域联合体往往难以摆脱经济依靠中国、安全依赖美国的模式。日本在此期间，中国主导推动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一带一路”倡议受到亚洲、非洲和欧洲国家的青睐，积极参与其间的热情空前高涨。恰在此时,随着特朗普总统上台，随即宣布退出ＴＰＰ谈判,令日本陷入空前尴尬的境地。面对中日关系的持续恶化,以跨国企业为首的经济界担心错失中国发展的良机，因此积极推动安倍为首的日本政府转变既往的对华政策，从而为改善中日关系向好发展提供了助力。
二、中美日三边关系博弈带来的新挑战
（一）开启“NEW COLD WAR”的可能性和危险性
无论是开启“NEW COLD WAR”，还是如格雷厄姆·艾利森所言坠入“修昔底德陷阱”，不仅对中美两国而言毫无益处，甚至会给全球秩序带来强烈冲击。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所言，随着中国不断快速发展，中美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经济体不可避免会“踩到对方的脚趾”，“一些分歧是不可避免的。但必须树立这样的目标，即两国都要认识到，两国间的根本冲突将摧毁世界秩序”。可见，美国的有识之士业已认识到中美冲突并无赢家的严重后果。为规避中美关系走上大国之间的战略冲突之路，中国基于理性、包容、有理、有节的原则，愿与美方进行磋商和谈判，旨在有效管控危机，推动中美关系走上正常发展轨道。关键在于，针对中方的善意之举，美方是否会予以积极回应。如果美国固执地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试图以强压和遏制的手法迫使中国就范，恐怕难以取得良好效果，只能将两国关系推向深渊。或积极或消极的不同发展走向，很大程度上考验着双方决策者的战略智慧和战略定力。
（二）日美同盟体制使日本陷入“双重困境”
通常而言，同盟关系往往具有“被卷入”和“被抛弃”的风险，尤其是在同盟双方实力地位相差悬殊的情况下，这种风险的表现形式更为显著。战后日美同盟体制一直较为稳固，对于日本而言，依托美国的核保护伞，“搭便车”成就了日本经济大国的梦想，以较小的战略成本取得了至高的战略收益。长期以来日本面对同盟体制的主要风险是担心“被卷入”美国发动的战争之中，然而自特朗普总统上台执政以来，日本却史无前例地同时陷入“被卷入”和“被抛弃”的双重风险之中。一方面，面对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友，一旦两国发生冲突，日本显然无法置身事外，“被卷入”的风险空前提高，在中美两国间寻求平衡、维持自保，成为其至关重要的课题。另一方面，特朗普四处出击，对于同盟国日本并未有效区分“对手”和“盟友”，没有在政策上有所区别和关照。美国未减轻对日本在经贸领域的施压，并要求日本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导致日本深刻认识到凡事皆依赖美国的时代已成为历史，“被抛弃”的想象转变为现实，直接推动日本在谋求自主性和独立性方面坚定了决心和信心。
当前日本同时面临同盟关系的“双重困境”无论是“被卷入”还是“被抛弃”，其本质内涵无疑是同盟关系出现了信任危机和心理裂痕。日本是否“被卷入”中美贸易摩擦中，主要取决于中美两国战略管控的成效如何，而日本遭遇此轮“被抛弃”的风险，所带来的直接负面效应是导致其持续升级军事防务水平。
（三）中国面临日美携手实施“印太战略”的重大挑战
面对特朗普总统奉行的“美国优先”政策，中国和日本在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方面存在共识，日本面对美国推行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心怀担忧，从而为中日韩三国推动ＲＣＥ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判带来重大转机，这使得构建东亚经济共同体的路线图日趋清晰，成为推进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的重大契机。当前，日本在面对中国和美国时陷入选边困境，实施“两面下注”的对冲战略，旨在达成战略平衡，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问题在于，中日两国在经济领域的急速接近，美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予以容忍依然是一个未知数，当美国研判中日接近会危及自身核心利益时，定不会袖手旁观，中日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可能遭遇来自美国方面的阻挠。与此同时，由于日美属于同盟关系，在安全和防务层面围堵和遏制中国拥有共同的战略诉求。因此，日、美、印、澳开展主要讨论安全和经济议题的“四方安全对话”，从印度洋和太平洋双向指向中国的意图十分明显。今后，日本和美国在主导和落实印太战略上究竟会制定和实施何种战略举措值得高度关注，日美印澳四国在安全防务层面的一体化将会给中国的战略环境带来难以预知的影响。
三、推动三边关系形成良性互动的对策建议
（一）注重运用“名人效应”和舆论领袖
引导三边关系稳步发展美国和日本政界资深人士在两国分别拥有广泛的人脉资源，他们的言行往往在本国乃至世界对塑造客观真实、理性务实的对华认知产生重要影响。此前我国在这方面已取得显著成绩，诸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等在协调和推动中美关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和鸠山由纪夫往来于中日两国之间,在中日关系冷淡时期为化解两国间的矛盾和分歧，传递日本高层的真实意图起到了重要的沟通作用。今后，应该进一步加强争取和团结美日政界资深人士，包括引退的有影响力的人士，邀请他们到中国进行访问交流，通过他们回国演讲、撰写文章等各种形式介绍真实的中国，这更容易令两国国民信服，消除对中国的消极认知和误解,无疑具有潜移默化的效果，其影响力和传播力也会超越中国自身的对外宣传工作。活跃在美国和日本的知名媒体人和政界领袖在电视访谈、专栏撰稿及网络直播等平台介绍和传递中国声音，对于受众形成正面的中国认知发挥着巨大影响力，邀请这些人士对中国进行实地考察和学术交流，使其感知和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由他们向本国国民进行信息传递无疑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积极培育年轻一代“知华派”充当信使和桥梁
美国和日本的对华友好人士当前处于“代际断层”的状态，积极培育年轻一代“知华派”势在必行。我国应该通过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中日友好协会以及其他民间团体，提供多种途径和广泛渠道邀请美国和日本的政界、军方、经济界、文化界等具有影响力的精英人士和青年才俊以各种形式访华，通过实地走访等形式使其切身感受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旨在消除他们对中国的误解与偏见，由这些精英人士在日、美以发表演说、撰写文章、现身说法等方式传递客观、全面、真实的中国信息，对美国国民和日本国民而言更加具有说服力，也有利于提高中国方面面向美日两国国民进行的宣传工作效果。
（三）加强对美国和日本有影响力的政客和保守学者理念、思想的研究
当前，我们在邀请美国和日本学者访学时，大多易于接受左翼和中间偏左学者。由于这些学者熟知中国国情，在演讲过程中往往按照中国思路陈述自身观点，这些学者对于加强中美、中日友好交流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从切实把握影响美国和日本对华决策的角度而言，部分这类学者在本国国内可能未必占据主流，并不能在较大程度上影响政治家对华政策的制定。以日本为例，以安倍为首的保守政治家更多的是付诸外交行动，在思想层面鲜有如何应对中国的文字表述。对此，我们通过关注安倍内阁智囊的动向，以及仔细研究在我们看来属于右翼保守学者、资深政治家撰写的文章，则可以事半功倍地探寻日本研判中国的真实意图，这有利于准确把握日本制定对华政策的深层动因。有鉴于此，中国要建设开放型大国,要注重倾听右翼保守政治家和学者的声音，加强研究其主张和思想，甚至通过民间渠道邀请这些人士来华演讲，即可从根源上探寻美国和日本制定对华政策的思想源流，为制定更具针对性且行之有效的对美、对日政策奠定更坚实的决策基础。
（四）构建东亚知识共同体，增进学者间的互访交流
从维护我国总体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应尽量避免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同时走向对立，顺势而为地通过顶层设计统筹推进中美、中日关系向良性健康方向发展，通过政府与民间协同推进的方式为中美、中日关系发展筑牢根基。对日本，寻求“共同的文化遗产”，为增强亚洲区域认同感贡献力量。如中国学者孙歌、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及韩国学者白永瑞曾经为推动东亚三国知识共同体的构建做出了有益探索和尝试。我们作为学者、知识分子，通过搭建东亚知识共同体，为中日韩三国学者探讨制约东亚共同体构建的历史认识、领土问题、海洋权益等展开坦率的讨论，探讨中日韩三国主导构建东亚经济共同体和东亚共同体的路线图、远景图，进而分别向三国政府提交政策建言和咨询报告，为化解和消除三国存在的误解和隔阂，为维持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做出学者应有的贡献。
（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