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是连接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海上通道，它由“东海航线”和“南海航线”两大干线组成，并不断延伸、拓展，构成一个四通八达的海上交通网络。就其内涵而言，中国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被视为中外之间通过海洋通道进行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与融通。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学界一般认为明清两代是其发生演变和终结的时期，进而认为鸦片战争的爆发标志着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衰落乃至终结。这一观点的依据大致在于：中国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所承载的中外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交流，是和平的、平等的、互利的。上述特征在鸦片战争之后的近代均被颠覆：中外关系不再平等，殖民暴力与冲突充斥，中国在对外贸易中丧失了优势和主导权，因此原本意义上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宣告终结。
应该说，上述观点注意到了中国古代对外经贸关系与近代的差别，也据此提出了较有说服力的判断。但依笔者看来，它也存在明显的缺陷：第一，它将中外经济关系局限于中西经济关系，从而忽视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区域性特征及其影响；第二，它将国家关系视为中外交流的主要考察对象和内容，从而忽视了民间力量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广泛而积极的参与。因此，关于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在近代的演变，一些论者只看到其变化与断裂性的一面，却忽视了其延续性与新发展的另一面。事实上，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在近代的演变具象，仍有深入探讨的必要，本文以环南中国海地区为研究视域，就此稍作探讨。
所谓环南中国海地区，概指南中国海的周边区域，具体而言，包括与南中国海发生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联系的国家和地区。环南中国海地区内的南洋地区，是中国对外交往的通道，历史上即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构成地域，推动了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和繁荣。步入近代以后，南洋各地相继沦为西方各国的殖民地，中国也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伴随着南洋开发与中国的被迫开放，加上传统中国的海外交通与海外移民习惯，共同促生了近代中国大规模的国际人口迁移。据学者庄国土的估算，至20世纪初，世界各地的华人移民及其后裔已高达四五百万之众，其中约九成聚居在南洋各地，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南洋华人已在700万以上；朱国宏教授更是认为在1840—1949年的百余年间，中国的海外移民总数高达1600余万，其中三分之二的移民集中于南洋各地。在南洋各地的港口及周边地区，甚至偏僻的乡村地区，在早期华人移民社区的基础上，形成了为数众多的华人聚居区。
数量庞大的华人移民群体的存在，深刻地影响和促进了近代中国与南洋的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一方面，在贸易内容上，南洋各地向近代中国出口商品以原料、食品及加工品为主；中国的出口商品，则涵盖了日常生活所需的各类必需品，主要满足该地区为数众多的华人的消费需求。这一群体多倾向于消费来自中国特别是各自故乡的商品。之后随着近代中国政治与社会的演变，又进一步将其与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国货”相联系，从而为近代中国的对外贸易构建了一个独特的“外部经济”。早在1864年，时任厦门海关税务司的乔治·休士 （G.Hughes）在贸易报告中即指出：“厦门是中国市场与南方市场的沟通点。南方市场包括曼谷、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马加撒等地。在爪哇、西贡、海峡殖民地（即新加坡、马来亚、槟榔屿等地）的中国人大部分来自福建。这些人自然希望能够用上本国生产、制作的产品。所以厦门与海峡殖民地之间存在着不小的贸易。”在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下，中国近代的出口贸易曾遭遇比较大的困境，但以广大华侨华人群体为对象的“外部经济”仍在持续发挥作用。以中国近代的“侨销茶”为例，它主要指由福建、广东、云南出口，面向香港和东南亚华侨华人消费群体的茶叶。据统计，20世纪30年代，东南亚华人的侨销茶高达三四百万公斤，其中单单新加坡一地，年进口侨销茶即高达50万～90万公斤，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由新加坡分销至东南亚各地。在福建，自19世纪80至90年代起，在外国资本控制及国内繁重茶税的影响下，福建茶叶出口开始衰落，同时印度、锡兰茶叶开始兴起，以欧美市场为主的外销闽茶遭受严重冲击，大量茶庄倒闭歇业，但以乌龙茶为主的“侨销茶”的存在，使厦门茶业得以继续延续，厦门也成为近代福建“侨销茶”的主要出口地。另一方面，近代中国对南洋各地的贸易总体上虽然处于入超地位，存在贸易逆差，但与此同时来自南洋各地、数量庞大的华侨汇款的存在，不仅弥补了这种逆差，还对近代中国国际收支的平衡起到了重要作用。
与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在明清时期的演变相伴随的是，自19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中国海外移民人数的急剧增加，历史上形成的环中国海华商跨国网络已由一个单一的贸易网络演变为一个集贸易、移民、金融、企业经营、商人组织等多种跨国网络于一体的复合网络。据学者戴一峰的研究，在南中国海地区，这一复合网络涵盖了今厦门、汕头、广州、香港、台南、高雄、金门、马六甲、吉隆坡、槟城、新加坡、雅加达、泗水、三宝垄、坤甸、望加锡、马尼拉、曼谷、清迈等港口口岸城市，涉及中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等周边国家和地区。广大华人移民群体凭借这一网络体系，发展了多重跨国联系与多领域的合作、交流与融通，这种来自民间的多重联系与多维交流合作，成为近代南中国海地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上述联系与合作交流的实际承载者而言，它们往往是数量众多的华人企业。这些企业从血缘关系出发，辅以乡土与文化认同，依托以移民网络为基础的华人文化圈，构建起属于自己的商业及社会网络，这种商业与社会网络跨越近代中国与南洋各地，广泛分布于各个重要的通商港口及华人聚居地，不仅促进了商贸往来与文化交流，而且对近代中国特别是沿海地区的社会变迁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以近代鼓浪屿的发展演变为例，其所在的厦门便是这一网络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大量的人员、商品、资金乃至信息经此流动。在鼓浪屿被辟为公共租界后，由于这里提供了相对安定的环境、较完善的制度及公共设施，大量富有的南洋华人移民纷纷返乡定居，人员、资金、文化、信息等因素汇集该地，推动了近代鼓浪屿独特发展路径的形成。
事实上，华人数量的增加，尤其是返乡海外移民人数的增长，是鼓浪屿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厦门交涉员刘光谦即称：“鼓浪屿孤峙海中，周围虽仅三里，然屿上居民户口约在四万左右，十之六七系属各县回国华侨，实闽省精华荟萃之区。”这些返乡海外移民群体携带了大量的资金、信息及技术等，不仅致力于私人住所的建造，而且开展多种经营活动并推动了鼓浪屿房地产业的大发展，进而带动了包括新式工商业在内的特色产业发展，其中尤以公用事业和金融业最为显著。这一时期，鼓浪屿建筑业与房地产业异军突起，成为产业发展龙头；新式工业、商业不断涌现，极大地改善了旧有产业格局；侨批业与近代金融业交相辉映，共同造就了小岛社会经济繁荣发展的历史面相。鼓浪屿因此成为闽南沿海一带社会、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
从推动近代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的角度而言，上述鼓浪屿等地的返乡移民群体具有下列两种特征：一是均为闽南向海外（主要是南洋地区）的移民及其后代；二是该群体具有明显的投资行为特征，如将新产品、新式技术和组织管理方式引入国内，控制新的原材料供应，开辟新市场，加强中国沿海地区与南洋等地的经贸交流等。这些特征在该群体对近代鼓浪屿、厦门乃至中国其他地区城市房地产业、新式工商业及金融业、侨批业等领域的投资行为上均有所体现。如著名华侨企业家黄奕住，他在返乡定居鼓浪屿后便投资房地产、城市公用事业以及金融业。1921年7月，他在上海倡设中南银行，首期认股350万元，占全部投资的75%。他在中南银行创立会议上曾经自述道：“华侨资本家良多，于祖国国家、社会各事业抱具热诚者，亦极不少……以为今后南洋华侨资本家与祖国国家、社会各事业发生关系起见，不能不于吾国内商业繁盛之区首创一二比较的资本稍厚之银行为之嚆矢也。”这些移民群体固然也经历了西方新式文明和文化的洗礼，但他们在经济活动及文化行为中均体现出深受环中国海华商跨国网络这一传统所影响的一面。华人移民的流动、聚集及影响是环南中国海地区长时期历史变迁的一个重要主题，构成了海上丝绸之路在近代演变的复杂而生动的历史图景。
（作者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