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国内外环境都在发生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变化,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依据国内外环境的变化, 对进入深水区的中国改革进行了多角度全方位的理论思考, 提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改革的目的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改革的方法是把握改革的内在规律”“改革的方向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改革的成果必须惠及全体中国人民”“改革需有世界眼光”等, 对全面深化改革进行了全面阐释, 具有系统整体性的改革方法、强化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方向、以供给侧结构改革为发展主线的改革路线、新常态下政府与市场关系重构等四个鲜明时代意义特征。
一、系统整体性的改革方法
1980年12月16日, 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们要改革, 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 问题复杂, 不能要求过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 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 随时总结经验, 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时步子要小, 缓缓而行。”1邓小平对陈云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说”完全赞同。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讲话中所讲的“看准了, 要坚决地试, 大胆地闯”2正是这种思想的体现。“摸着石头过河”, 是在勇敢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的一种形象的说法, 是改革开放三条经验———“猫论”“摸论”“不争论”中的其中一条。“摸着石头过河”, 对于大胆解放思想、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成了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经典话语。
在无经验可借鉴、无规律可利用的情况下, “摸着石头过河”突破了传统计划经济思维模式, 是一个方法论创新, 同时, “摸着石头过河”也决定了改革是局部的渐进式改革。1978年12月, 邓小平在《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中就提出:“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拿出来以前, 可以先从局部做起, 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 逐步推开。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它们进行这种试验。试验中间会出现各种矛盾, 我们要及时发现和克服这些矛盾。这样我们才能进步得比较快。”3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之后, 中国改革找到了这样一条新的道路, 就是在经历了开始阶段扩大企业自主权试验不成功、国有经济改革停顿不前的情况下, 采取一些修补的办法维持国有经济运转, 把主要力量放到非国有经济方面, 进行局部的渐进式的改革, 寻找新的生长点。从理论上讲, 这种局部的渐进式改革由于在不伤害既得利益的前提下增加另一部分人的利益, 因而改革的边际收益较大, 改革的阻力较小, 从而改革成本较低。从实践上看, 最初的改革是从农村实施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 在农村改革积累经验后再进行城市改革, 城市改革有一定经验后再开放, 而开放先从南方的一些小城市开始, 然后, 到沿海、沿江、沿边的是大中城市, 最后到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城市改革是从局部开始的, 先是搞企业生产经营承包制, 然后是所有制改造, 搞混合所有制等, 这种改革有问题也是局部性的, 纠错比较容易。局部的渐进式改革不仅避免了苏联、东欧等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激进式改革的挫折和失败, 而且为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邓小平始终坚持把“摸着石头过河”当作改革的方法。从理论指导上看, 邓小平激励全党要冲破思想藩篱, 大胆开拓, 他强调, “我们干的是全新的事业”4, “改革开放是很大的试验”5, 呼吁:“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 敢于试验, 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 就大胆地试, 就大胆地闯。”6从实践上讲, 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 先试验、再总结经验、最后推广开来。改革之初, 4个经济特区成立, 这些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尝试了一系列新的做法、形成了很多成功经验, “杀出一条血路来”, 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反过来推动全国的改革开放深入展开, 在特区先行先试的基础上, 1984年开放政策进一步扩大到沿海14个城市, 后来又一步步向全国纵深推进。实践是对理论最好的诠释,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是对“摸着石头过河”改革方法的充分肯定。对于“摸着石头过河”这种改革方法, 2012年12月,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摸着石头过河, 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7习近平进一步指出, “摸着石头过河, 是富有中国智慧的改革方法, 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实践论的方法”8。
在经历了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中高速发展阶段的新常态, 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 局部的渐进式改革已难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系统整体性改革成为新时代推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必然选择。与局部的渐进式改革不同, 系统整体性改革突出全方位改革和配套性改革, 更加注重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协同性。全方位改革意味着, 既要发展, 也要全面从严治党, 既要进行地方改革, 也要进行中央改革;既要进行经济、社会、文化改革, 也要进行政治、行政、司法改革;既要进行社会体制改革, 也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既要进行国内事务的改革, 也要积极参与国际和全球事务。配套性改革意味着, 从改革开放的整体需要和总体目标出发设计改革开放的法律、制度、政策和措施, 注重法律、制度、政策和措施之间的有机性、关联性、配套性, 不再是某项法律、制度、政策和措施单兵突进, 而是讲究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相互补缺, 避免互相矛盾、互相冲突、互相损耗。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 也是推进改革的重要方法。改革越深入, 越要注意协同, 既抓改革方案协同, 也抓改革落实协同, 更抓改革效果协同, 促进各项改革举措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改革成效上相得益彰, 朝着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聚焦发力。
“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9, 坚持系统整体性改革是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的一个重要特征。系统整体性改革客观上要求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虽然“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逻辑并未过时, 但是要引领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走进高质量发展阶段, 仅靠“摸着石头过河”还是不够的, 必须加强顶层设计, 擘画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蓝图。正如习近平所指出:“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 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要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进行, 加强顶层设计要在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来谋划。”10“一带一路”建设、自贸区建设、亚投行成立、实施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都是加强顶层设计下系统整体改革的具体体现。
二、坚持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方向
坚持什么样的改革方向, 决定着改革的性质和最终成败。邓小平始终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改革开放初, 针对社会上和党内出现一些思想混乱问题,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北京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明确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其中第一个原则就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11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非洲客人时强调:“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 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 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现在讲的是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在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121986年4月4日, 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客人时再次指出:“坚持社会主义, 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十亿人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 对世界是个灾难, 是把历史拉向后退, 要倒退好多年。”131992年,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再次强调:“不坚持社会主义, 不改革开放, 不发展经济, 不改善人民生活, 只能是死路一条。”1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具有蓬勃的生命力, 就在于它是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 是通过改革开放自觉地实现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我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健康发展, 就在于它是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 目的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东欧、苏联等前社会主义国家也搞了“改革”, 有的甚至比我国还早, 但他们的“改革”方向偏了、路走歪了, 不但没有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事业, 反倒是颠覆了社会主义制度, 葬送了社会主义事业, 教训极为深刻。这充分表明, 他们进行的“改革”同我们进行的改革是性质完全不同的;这也充分说明, 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中能否保持社会主义方向, 直接决定着社会主义制度和事业的命运。
对于改革方向, 习近平反复强调, 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 必须坚持正确方向, 沿着正确道路推进。2018年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 他明确指出, 方向决定前途, 道路决定命运。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 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这就是说, 在方向问题上, 我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 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他还明确指出, 中国是一个大国, 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 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我们的立场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 既要大胆探索、勇于开拓, 也要稳妥审慎、三思而后行。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 敢于啃硬骨头, 敢于涉险滩, 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 切实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办好中国的事情, 关键在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只有始终坚持党对改革开放的领导, 才能确保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 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 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对于如何坚持社会主义改革方向,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回答“为谁发展”时代之问, 以“精准脱贫”为当今的主要实践形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定语作出了注解。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社会主义改革方向,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坚定不移带领人民走共同富裕道路, 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我国的环境问题、资源问题有了明显的改善, 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不断下降, 2017年贫困发生率相对于改革开放初下降了94.4个百分点, 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史上的辉煌篇章。15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明确提出, 到2035年,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本世纪中叶,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并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实践之中以体现社会主义性质, 成为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的一个鲜明的特征。
三、以供给侧结构改革为发展主线
与改革开放之初供给严重短缺不同16, 经过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 到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前的2011年, 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7.3万亿, 我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 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迈上一个大台阶, 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忍饥挨饿、缺吃少穿、生活困顿这些几千年来困扰我国人民的问题总体上已不复存在17, 我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尽管我国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温饱问题”, 昂首迈步于世界经济大国之林, 但是, “成长的烦恼”依然存在。2010—2012年我国经济出现了连续11个季度的下滑, 2012—2013年更是连续两年跌破8%, 而且没有迹象表明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能恢复到原来的高速增长数值上18, 我国经济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这种背景下,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在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三期叠加”19阶段性特征之后, 作出了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经过六年多的实践证明, 习近平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判断是准确的。20
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新的历史阶段, 原来推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的作用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需求侧管理政策作用大大减弱。个性化、多样化消费已经成为主流, “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已经结束;传统产业和房地产投资已相对饱和, 投资带动经济的难度增大;出口的比较优势逐步消失, 对经济带动作用减弱, 因此, 在新常态下, 传统刺激经济的需求侧管理边际效果下降。货币政策的刺激进入了“流动性陷阱”边缘, 货币常常改道流向虚拟经济, 导致资产泡沫;财政政策的刺激不仅难以发挥“乘数效应”, 而且由于投资机会减少, 还对私人投资产生了部分甚至全部的“挤出效应”。在这个阶段, 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 农村剩余劳动逐渐被现代工业部门所吸收, 人口红利消失, 劳动力市场由过剩转向短缺, 即所谓刘易斯拐点出现, 工资的快速上升也必然意味着收入分配状况开始出现好转, 即出现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 生产方式基本完成从劳动密集向资本密集的转移, 此时, 进一步的增长将使工资快速上升。这个阶段, 我国的比较优势将消失, “雁行理论”将失效, 迫切要求以技术进步为特征的新要素供给来提高经济增长。
总的来说, 我国在跨越“贫困陷阱”的优势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已经不复存在, 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要满足新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单靠传统的需求侧管理办法已经无法做到, 必须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和主动选择, 是问题倒逼以解决中国中长期经济问题的根本之道, 也是经济治理的有效药方,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发展主线的改革构成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的一个鲜明的特征。
四、新常态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构
改革开放40年多的经济发展变化史也是一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史, 其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 其核心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其难点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容性问题。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起点, 我国开始尝试在指令性计划中注入市场因素, 在指令经济的生产和交换条件下, 寻求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安排。该阶段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施、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价格的双轨制改革为鲜明特征。当时为了突破制度的篱笆, 出现了具有时代特色的“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厂长负责制、以董事会代替党委会”等关键词, 例如, 1984年10月开始从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转变为厂长 (经理) 负责制。21
经过近15年的改革,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已发生很大变化。一方面, 计划经济与市场的对立已基本消除, “国家调节市场, 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基本形成, 国有企业已初步成为了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 由市场为主调节的个体和私营企业已经有了一定发展, 消费资料价格已由政府直接定价的比例大幅下降而转向市场调节价格 (如1990年就已超过了50%) , 工业品生产资料价格已由双轨制转向了市场单轨制, 为进一步发挥市场资源配置作用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随着改革的深入, 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模式问题越来越突出, 改革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在逐渐暴露, 改革的边际收益在明显减少, 而在同时中国经济发展还面临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引发的世界格局大变动的剧烈冲击, 在这种情况下, 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 突破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能相容的误区, 引导我国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辅助性作用”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新阶段。
又经过20年的改革,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容性难题基本解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已经确立并得到进一步完善。从表面看,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问题已经解决, 但是实际上并不尽然, 政府与市场关系并没有因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确立而一劳永逸地解决,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边界并不清晰, 政府不作为和乱作为现象常见。在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 需求侧管理作用已大大减弱, 传统刺激经济方法已经失灵, 要实现产业从低端向中高端转变,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必须进行体制机制创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创造性的重构,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 提出经济体制改革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并明确提出了“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新突破。
对于为什么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习近平指出:“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 市场经济本质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做出‘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 有利于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 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 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22
从表面上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改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所作的只是微小的改动, 学术界也存在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本身就表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这种修改没有必要的说法, 但是事实上这一改动意义重大, 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党中央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作用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传递了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以市场为主要配置资源机制的信号。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的“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没有变”判断, 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不会变, 从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要作用就不会变。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既要发挥市场作用, 也要发挥政府作用, 但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职能是不同的。2014年5月, 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 明确指出: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 要讲辩证法、两点论, “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 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 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对于为什么在经济建设中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以下简称《建议》) 已经阐明,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是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政治保证。”在2015年10月29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 习近平对新常态下党的领导工作也作出说明, 他指出:“我们党要带领13亿多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必须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创新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观念、体制、方式方法, 提高党把握方向、谋划全局、提出战略、制定政策、推进改革的能力, 为发展航船定好向、掌好舵。”23对于党在经济建设中如何发挥党的领导作用, 《建议》也作出明确规定, 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 主要是把握方向, 谋划全局, 提出战略, 制定政策, 推动立法, 营造良好环境。在党委和政府的职能划分上也非常明确, 涉及经济社会发展规划、重大方针政策、工作总体部署以及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 由党委集体讨论决定;经常性工作则由政府及其部门按照职责权限进行决策和管理。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 我国政治生态有了质的好转, 为克服改革开放以来党在经济等工作上的弱化创造了条件, 新常态下经济的复杂性和向高质量发展方向转变的需要为加强党对经济工作领导提出了新的要求, 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的党的领导,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是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政治保证”。也就是说, 党的领导不仅可以克服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失效”, 而且还能发挥引领作用。事实上, 习近平在《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认识》中在“社会主义是否能够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正确处理政治与经济关系”论述中已作了详细的论证。简而言之, 要发挥“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和“市场经济优化资源配置的经济优势”, 正确处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 “从政治角度来观察经济问题”“从经济角度来观察政治问题”, 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也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同时, 还要善于驾驭政府和市场关系, 发挥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24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对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创造性重构, 正如习近平所讲的, 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一个新的突破,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新的成果。25
【注释】
1 陈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279.
2 (4) (5) (6) (12) (13) (14)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272, 253, 130, 272, 138, 158, 370.
3 (11)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3:150, 164.
4 (8) (9) (10)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34, 43, 38, 35.
5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组编.改革开放四十年:理论探索与研究:下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51.
6 1978年我国的经济水平仅相当于“富裕国家的6.8%, 世界平均水平的22.1%。工人的人均住房面积仅3.6平方米, 比1952年还少0.9平方米。详见蔡日方等.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1978-2018)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7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8-12/18/c_1123868586.htm.
8 郭冠清.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创新[J].社会科学辑刊, 2018 (5) .
9 “三期叠加”指的是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参见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73.
10 王立胜.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8 (17) .
11 蔡日方等.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1978-2018)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12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499。
1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二卷) [M].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7:19.
14 郭冠清.论习近平《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认识》一文的学术贡献[J].福建论坛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18 (1) .
1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一卷) [M].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8:116.
（原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0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