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1日，我院举办了主题为“‘一带一路’、印太战略和大国关系”的学术沙龙活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和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胡逸山作为演讲嘉宾，就东南亚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看法、印太战略和中美关系，以及海南自贸港建设等议题发表演讲。（本文系阎学通老师演讲）

当前的国际格局，正从美国一超独大的单极格局向中美两超的两极格局转变，即两极化。在冷战后的单极格局下，中小国家的战略选择原则上都跟着美国这一极走。伊朗、朝鲜和古巴少数国家例外，它们只能跟美国对着干。随着中国实力的提升和国际格局两极化形成，中小国家面临着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的困难。3月30日的博鳌论坛南海分论坛上就讨论到这个问题。

日本政府不久前允许日本公司采购华为5G，随即蓬佩奥怒问日本到底站在哪边。在类似这种“选边”的压力下，多数国家采取中立策略应对，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印度。印度在加入美国的“印太战略”后，2018年又重新回到不结盟政策。德国、日本也面临选边的压力，它们的选择也是在中美之间搞平衡。

现在“对冲”一词很流行，即在中美之间的A问题上站美国一边，B问题上站中国一边，所谓对冲即平衡。在中美两强之间维持平衡是很多国家的基本原则，只是维持平衡的方式不一样。东南亚国家采取的是“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

中美两极的战略竞争与之前美苏竞争不同，其性质不是冷战，冷战在当下不会发生。一战和二战间持续了二十多年的和平，这一时期也有大国竞争；一战之前也有类似的情况，但这些历史时期的大国竞争都不被认为是“冷战”。冷战是特指二战结束后的四十年里，以意识形态对抗为核心，通过代理人战争的方式进行的大国战略竞争。

此次中美两极化与美苏冷战时的竞争还有一个区别，中美两国似乎都不重视同盟。当下的美国，已不热衷于维系同盟体系，与其盟友之间的关系更像是“镖局”与顾客，即盟友付费来享受安全服务。“镖局”是生意，“结盟”是组织。美国的这种做法使美国的盟友需要重新考虑选边站队的问题。3月26日我国领导人访问法国期间，德国总理默克尔却前往法国参加会晤，释放出的政治讯息耐人寻味。

这些现象，都在说明国际社会已更加回归本源——无政府体系。在无政府体系下每个国家都要寻求自保，因为无政府状态下，每个国家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在中美两大国都不为他国提供安全保障的条件下，中小国家只能靠自己，这预示着国际社会将更为混乱，国家之间的信任度降低，实用主义成为主流。在美国带头不遵守国际规则的情况下，将有更多的国家不遵守规则，不履行国际承诺。

目前看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美国“印太战略”所实行的内容主体上是经济为主，中美竞争的核心在经济竞争上而不是在军事竞争上。这并不是说中美之间没有军事竞争，而是说军事竞争并非最核心。“一带一路”倡议和“印太战略”都是以其他国家的配合为必要条件，即若没有他国的配合，这两个方案都将无法实施。

关于“一带一路”，很多人还停留在传统观念，用农业思维理解“一带一路”，强调陆地和海洋的连接作用，将重点置于国家间交通，特别是道路的畅通。在此思维指导下，“一带一路”项目中一些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运营出现了问题，因为这些项目只能由主权国家运营，如水坝、港口、火车站等；关于“印太战略”，作为美国国防部报告里提到的一项战略，当然是军事战略。不过特朗普却不把印太战略当作军事战略实施。在这个问题上，白宫和国防部仍然存在分歧。五角大楼意图推进军事竞争却无法有效实现，面临着必须调整“印太战略”的内涵问题。印度不允许澳大利亚参加马拉巴尔演习，降低了对话等级，而且还暂停了军方的对话，这使印太战略的美日印澳“四国同盟”难以发挥作用。此外，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关系也面临挑战，因为美国要求日韩为美国驻军增加费用投入，维持美的存在以维护该地区安全。美国和北约的军事同盟关系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当前中美两国的竞争，其时代和背景与美苏当年的竞争已完全不同。冷战时没有网络，而如今网络早已成为生活的必要条件。目前数字经济占美国经济总量不少于58%，占中国经济总量不少于38%，大型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为数字经济占经济总量的40%以上。未来社会财富将主要来自于数字经济，数字经济创造的财富相比任何其他经济类型都更多。而数字经济的核心技术是通讯技术，美国现在意识到它可能会失去通讯技术方面的优势，显著案例就是5G。

美国全面围堵技华为5G技术，抓捕孟晚舟，事实上已经凸显了美国的无奈和紧迫感。西方国家对此并非都与美国一条战线，很多国家已批准5G，虽然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参加美国围堵华为5G，但是西澳大利亚州已经明确表示批准5G进入该州。

中美贸易谈判也与此相关，目前贸易谈判中有两个难点：一是美国要求中国进行结构性改革；二是美国网络公司在中国独资经营。如今大国竞争已经不是争夺自然资源，自然资源在人类财富增长的重要性相对下降。人类可以搞人造材料，人造的化学元素越来越多，从积累财富角度讲，人类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随着科技发展在相对下降。经济竞争的核心正在向数字经济集中，而数字经济的核心技术就是通讯领域。

网络时代，意识形态之争日益弱化，技术而非意识形态将受到更多的关注。民粹主义之所以在西方非常流行，究其原因是人们对于政治家们的“政治正确”不满。人们认为意识形态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有限，“政治正确”影响了经济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是靠技术进步而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在中国也是一样。国际社会中越来越多国家将不按意识形态而是按技术（技术水平和技术价格）需要决策和政治选边。欧洲之所以不能轻易排除5G，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华为4G在欧洲市场已占有很大市场份额，在华为4G的基础上继续升级，这对很多国家来讲是最理性的选择。

在网络时代，通过技术，可采用不杀人的方式实现政治目标。通过网络技术打击对方，实现本国的利益，这已经不是未来的可能，而是已经成为现实。大国战略竞争的“战场”在无限的网络世界而不是在自然地理上进行。网络战争其实已经开始：美国对委内瑞拉的水电系统的攻击；美国对伊朗的核试验室采取网振行动；部分俄罗斯人利用网络攻击报复爱沙尼亚拆除苏军雕塑……等等。

现在网络技术的发展趋势会对地缘政治产生什么影响？当前中美战略竞争的焦点在东亚，因为世界中心正从欧洲向东亚转移，尤其是东北亚。韩国是第一个宣布实行5G的国家，东北亚地区的技术创新增长速度最快，包括了技术创新和技术商业化两个方面。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世界有可能再次出现三个世界，即第一世界由中美两个技术创造国构成；第二世界由日本、德国、法国等少数技术商业化国构成；其他绝大多数国家会是技术使用国，成为第三世界。今后两极格局的发展还会带来国际社会的社会两极化，即国家间的贫富差距将进一步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