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智库基金会、中国评论通讯社不久前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会议室举办座谈会，邀请香港浸会大学社会科学院地理系教授杨春、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方舟、粤港澳大湾区经贸协会会长洪为民、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荣誉研究员凌友诗、中信银行[香港]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部总经理廖群、香港银行学会高级顾问兼香港电台大湾区节目主持人陈凤翔与会。座谈会由中银香港高级经济研究员王春新主持，与会者就粤港澳大湾区的前景与可能面临的挑战，各自给出了独到的见解。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4月号以《粤港澳大湾区的前景与挑战》为题，详细刊登了与会者的发言，文章内容如下：
王春新：创新是粤港澳大湾区灵魂和主旋律
今天我们围绕“粤港澳大湾区的前景与挑战”这一议题展开讨论，我先谈谈我的三点看法：
一是大湾区合作的主旋律是什么？有人说是开放。现在搞了这么多自贸区，更多讲金融怎么开放，当然这一块很重要，但我觉得开放的相对优势已经没有四十年前那么明显了。
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改革。大湾区的经济体制是很好的，但一方面很多市场化做得不够，需要加强，另一方面有些是过度市场化，也需要反向改革。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创新。创新是灵魂，是主旋律。马化腾说过一句话，创新科技和创新金融的深度融合是非常重要的。未来大湾区的发展，乃至我们国家的发展，最重要的就是创新。韩正副总理在广州讲大湾区的战略定位，第一个是“充满活力的世界城市群”，第二个就是“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但是这两条怎么结合？特别是香港，怎么和大湾区的广东城市进行协作？“河套地区”的概念我觉得很好，现在关键是“河套地区”是不是由香港主导？如果是由香港主导的话，可能还是传统思维，能不能那么快搞起来？会不会变成香港科学园的扩大版？
香港科学园已经搞了快二十年了，要是在内地，早就有好多独角兽、斑马兽出来了，可是现在一个都没有。怎么真正把香港的科研优势和大湾区的产业化优势结合在一起，这是我们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举个例子，2001年香港大学率先发明了戊肝疫苗，后来没办法产业化。因为香港的医疗制度很不错，在法律方面非常严谨，但却让医疗机构不敢在香港做临床测试。后来厦门大学做出来了，他们在内地做了三次临床测试，收集了十万个案例。很多人问，为什么三藩市有硅谷？就是因为三藩市没那么多规矩。所以，创新和规矩怎么结合，也就是香港的规矩和内地的创新怎么结合，是很重要的事情。
除此之外，我觉得创新金融挺有空间，当然这是一个生态链，但政府要推动，这次上海就做了一个创新板。深圳在大湾区当中，创新金融是做得最好的。我们香港做得不够。有很多朋友到香港来做高科技融资，但融不到，因为要三年报表。创新金融想做下去，背后没有科技的支撑是很难的，包括基金都很难做。因为你不懂这个行业的科技是不是最先进水准，不敢投。在内地，创新金融做出成绩的，往往都是有科技创新背景的人。举个例子，清华大学有几个投资机构，很多人都是从科技行业出来的，再做基金，做得就比较好。
大湾区要素的流动，也是亟待解决的大问题。一国两制，三个海关，目前从货物流动来看，问题已经基本解决，问题就是如何流动更快。但是资金流动和人才流动的问题很难解。资金流动难度可能在内地，人才流动难度可能在香港。资金流动这一块，我在想，香港是不是可以先行？我们先进去，单线先行。还可以抓住一些特殊通道，比如创新金融、民生金融。现在香港企业在内地开户，是开不了的。但是有一些情况正在改变，比如香港人想到内地注册公司，已经可以开始了。一些门槛需要慢慢改变。
“优质生活圈”到底要做什么？如果做出来与普通人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那他们就不会欢迎了。香港住房紧张，能不能利用大湾区的土地优势，打开一个局面？明日大屿计划很不错，但是和大湾区、珠三角的城市没什么关系，而且耗时较长、成本较高。能不能在大屿山以南的桂山岛填海60-100平方公里，给香港人解决住的问题？那里坐船过来很快。还可以在那里建造东方大港，包括香港和深圳的港口，也可以迁过去，这样土地就腾出来了。还有创客中心，也可以搬过去，很多年轻人就会过去。这样那里会成为珠三角的明珠。总的来说，我觉得大湾区建设需要有一个大的、振奋人心的抓手。另外，现在香港的医疗和大湾区的医疗完全不一样，这个如果不打通，优质生活圈就少了一大块。香港的医疗以公益为主，内地的医疗则以赚钱主导，药品品质差异很大，内地需要向香港多多学习。
下面请陈凤翔先生发表看法。
陈凤翔：提早把大家的焦点放在“拼船出海”上
先谈谈大湾区的前景如何。按照2015年3月28日的预期跟行动，整个大湾区的建设就是面向海路，目前大湾区的提法是面向东南亚跟南亚。所以，谈到我们应该怎么规划，能不能提早把大家的焦点放在“拼船出海”上。到底什么是东南亚，什么是南亚，我们都没有瞭解，但绝对不能明天就这样“走出去”。有一个非常值得参考的例子，就是恒生管理学院特意配合“一带一路”的发展推出东南亚语言翻译选修课程，又为全校每名学生提供实习机会。如果我们没有这些背后的培养、安排和关注的话，我们走不出去，就算“走出去”也是有限的“走出去”。所以，我们的大学应加快、加强在这个方面的培养，包括中亚、俄罗斯等地也是一样。
关于未来大湾区如何推动创新科技和创新金融的深度融合。我们都知道，大湾区建设中，大家都希望香港进行金融创新。但很少人去讨论的是如何做高科技？接触创新科技的这一代年轻人，他们一般都有不同的想法，如何把他们的想法结合起来，为推动大湾区中创新科技提供思路和办法，值得思考。
有关“优质生活圈”的话，事实上香港有很多专业人士，带家人一起在香港生活，但他们住在香港很不方便。怎么让他的家人住在珠海，他往来更加方便？他们拿什么证件？特别是外籍人士来香港，他的家人到底能不能享受这个优质生活圈？在这一部分的考虑可以再丰富和加强。
王春新：我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陈先生。第一个，科技创新方面。我们香港一直都有优势，但往往产业化做不了。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生物科技研究，但是产业化做得很差，我们服务业能不能和创新结合在一起？比如称为“现代服务+创新”？第二个就是东南亚。我们大湾区主要是瞄准东南亚。那么在这块除了语言以外，比如说像投资、贸易、金融这块怎么能够结合，推动大湾区企业走到东南亚去？第三个就是“优质生活圈”，这块最大的问题就是住房。香港的住房问题，能不能利用大湾区来解决？
陈凤翔：我们对东南亚、南亚的瞭解太少
关于服务的创新，服务某个程度上是人的问题。香港现在走的路我非常同意，我们有好几个优势，比深圳厉害，比如税收、竞争自由、服务业，有优势就要拿出来把它用到最好，只要世界最厉害的人才都来到香港，就无所畏惧。
第二个讲东南亚。不止东南亚，还有南亚，我们对东南亚、南亚的瞭解太少了，特别是跟欧美比。语言是其中一个。什么东西都离不开文化，我们对当地文化有多瞭解？我瞭解到泰国是阳光与海滩，但绝对没有那么简单，泰国现在是集中高科技的一个地方。比如最大的机器人无人码头在泰国；创科大数据的中心全球八个点，东南亚只有一个，在泰国。所以，语言之外要加强从每个方面去瞭解东南亚和南亚，我们到越南和泰国做的工作不同，有些瞭解，但不等于大部分瞭解。不少中资企业在越南的工厂完全没有汉字写在外面，这就是瞭解当地，才能生存。
方舟：我们对东南亚的瞭解非常有限
关于东南亚这一块我补充几句。第一，确实我们香港在这方面，虽然理论上说好像跟东南亚联系很紧密，有很强的商业网络，其实我们对它真正的瞭解，包括我们的大学的研究机构，对它的瞭解是非常有限的。香港没有一间大学有专门的东南亚研究中心或者南亚研究中心，反而是大陆的很多这种综合性大学，包括社科院都有regional study centre，就是专门针对这个区域的。那么，我觉得这方面香港未来可以加强。另外讲到并船出海，其实我也很感慨，给大家讲一个例子，就是马来西亚吉隆坡到新加坡的高铁。大家知道，马来西亚是倾向交给中国做，找到中铁，中铁擅长基建，但在营运方面的经验比较少，所以中铁主动找到港铁，因为港铁有在国际上经营铁路、包括地铁的营运经验，但最后港铁董事会却没有通过，就放弃了这个项目。
杨春：需要再重新认识一下湾区作为一个空间的概念
我想接着刚才凤翔兄讲的，我们怎么认识大湾区来谈。
其实湾区这个字是一个很地理的概念、空间的概念，如果我们讲到粤港澳大湾区，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我们已经讲了很久关于粤港澳的区域的合作，实际上在整个大湾区里边的核心就是在环珠江口的湾区。如果是讲的环珠江口和香港澳门的关系，我们也已经讲了很久，所以其中可能唯一有一个新的词就是湾区，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需要再重新认识一下湾区作为一个空间的概念，到底有什么新的地方。
湾区在地理上讲是一个地理范畴，里边有很多个海湾或者是岛屿聚合在一起，环珠江口实际上有很多个海湾，所以我们有很多很好的深水的港口。如果讲到湾区，在世界上大家比较熟知的可能就是三藩市湾区，而且这也是被列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学习示范。
我们在做国际比较的时候，需要理解的环珠江口湾区的特殊性，除了我们平时讲的“一国两制”之外，还有就是有三种不同的关税区的存在，还有最新的三个自贸区。这三个自贸区对香港的影响，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太深入的研究，其实是很值得去探讨的。
香港和珠三角的关系一直被理解为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前店后厂”分工关系，可能比较忽视整个珠江口湾区实际上是有一个区域创新体系的存在，里边有很强的产业的优势，包括特别是企业的创新，这个我觉得是必须要突出的。珠三角特别是像深圳这样的创新的城市，深圳是国家被列为首个创新城市的示范单位，那么和北京上海这两个高科技“三驾马车”中的另两个城市比起来，深圳的创新90%都是在企业，不管是创新的人员，还是创新的投入和创新的产品，都是在民营企业的层面。珠三角的区域创新体系，体现在以国有的企业、民营的企业为支撑，并不是像上海、北京那种是依赖于大学或者研究所的创新去发展。深圳的创新，是从下而上，而不像北京、上海。很明显，粤港澳大湾区是有环湾区的产业发展区作为支撑，然后有深港科技创新走廊。科技创新走廊是对整个区域创新体系有非常重要的贡献，既有广州大量的研究所、研究院和大学，深圳又有大量的就是企业层面的研发中心，像华为、腾讯、比亚迪这些企业自己有很强的创新中心。所以，创新走廊实际上是整个区域创新体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空间的支撑，有各个层级的创新中心，有全球地位的，也有国家层面的、区域层面的，到地区层面的不同类型的创新中心，去组成了一个网络，或者叫一个体系。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刚刚讲到创新，像华为等大企业，他们已经在全球都有设立研发中心，实际上是一个跨国公司（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了，所以并不能简单地定义它是一个民营的国内企业(domestic firm)。
我们讲到湾区特别要突出讲的是，深港是一个创新的集群，在全球科技专利申请的比例中这个集群的排列非常靠前，是仅次于东京湾的，甚至比三藩市湾区的PCT国际专利申请的数量还要多。但也体现出来，虽然专利申请的量很高，甚至华为可能连续几年都是排在全球第一，在一些重要的产业，特别是所谓的创新产业(innovative industries)里头，中国对于国际核心技术的产品的依赖非常高，特别是晶片。所以，这也说明创新的基础还是比较薄弱。
大湾区由一个制造湾区变成一个创新湾区，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湾区它在国际层面的地位，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和角色需要重新去定位。现在基本上中国是在对很低端产品的组装制造，附加价值非常低，那么需要往两边去提高，一边就是研发，另外一边就是销售或者输出服务之后的。所以现在湾区必须要重新定位，作为一个创新的湾区，要在全球创新体系里边找到自己的定位。在整个生产网络里边，中国基本上是产业链最齐全的，可能世界上没有另外一个地方可以媲美的。在创新体系网络里边，中国的地位可能需要进一步提升和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在核心技术的一些原材料配件上面。中低端的产品上中国是占绝对优势地位的，在高端方面的产品应该怎么样可以至少跟日本或者韩国去媲美或者竞争，这方面可能需要有一定的提高。
如果讲到大湾区的前景和集群里边有什么优势，我觉得是需要有一个优劣势的互补，特别看到香港的优势。在整个区域创新跨境的区域创新体系里边，香港的优势是什么，比如说我们香港有全球联系的网络，包括各个层面的，不光只是服务业、金融的，还包括研究层面的，香港的大学跟深圳比起来，在高等教育和科研的研发方面还是有一定优势的。珠三角最强的是产业优势，还有就是技术转化，甚至比北京上海可能都还要强，因为它跟国际市场的联系非常的密切。最近港珠澳大桥的接通，实际上是为香港和整个珠三角在产业方面产业发展方面提供了一个新的腹地和拓展的空间。在创新的发展方面，除了过去已经建立的广深的创科走廊之外，我觉得还需要把科研生产往西部，比如说中山、珠海、佛山、肇庆这一带拓展。过去三四十年，因为陆路交通不方便，香港和珠三角的空间联系实际上是有空间偏向的，集中在东岸，而在与西岸的联系方面比较弱，而刚好大桥也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另外一个很好的契机就是，我们现在身处在网络时代，是一个数码化的时代。在这个大背景下，港深可以进一步结合各自的优势。
方舟：迭加“两制”优势 在一些重要领域提升全球竞争力
我想讲讲几点。第一是我们为什么要搞大湾区，大湾区的定位在哪儿？第二是我们在推动哪几件事情？包括在产业方面推动什么事情，在打通生活圈方面推动哪些事情。
很多朋友经常跟我开玩笑说，我们这个大湾区原来叫“大珠三角”，为什么现在改了个名叫粤港澳大湾区？这不是简单的改一个更好听的名字而已，背后是有两层的含义的。第一个层面，就是到底我们的湾区在世界上的定位是什么样的，如果拿粤港澳大湾区跟纽约、旧金山和东京湾区相比，从经济总量上算，我们一点都不输它们，基本与纽约湾区和东京湾区是同一个量级的，比旧金山已经高出不少。而且，因为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最快，所以GDP总量在将来排第一肯定没有问题。但另外一方面，也看到有优势有劣势。先讲劣势，我们在一些关键性的领域，尤其是金融、科技、高端制造方面，尚不具备像其他三个湾区一样全球领导者的一个地位。我们总量虽然大，但是在整个全球经济分工体系中领导性的影响力是不及其他三个湾区的，这也是我们大湾区要努力的一个方向。但我们优势在哪儿？就是产业部门的齐全程度，从金融到科技，到制造的整个产业部门的齐全程度和竞争力超过其他三个湾区。麻省理工大学之所以愿意选择在香港设立创新中心，他们负责人说，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虽然在麻省理工每年注册很多专利，但因为美国制造业已经空心化，90%的专利只能停留在图纸上，一个样品都做不出来，更不要讲商业化大规模生产，粤港澳大湾区反而有机会实现把专利物质化，所以说，粤港澳大湾区还是有很强的优势。
此外，过去我们讲“大珠三角”叫“9+2”，也有人用所谓“1234”描述，即“一个城市群，两种制度，三个货币体系，四个核心城市”，这就是说，大湾区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一国两制”框架下，生产要素的跨境流动存在着种种的壁垒。虽然说作为一个城市群，大湾区的人才和货物的流量已经非常大，但是因为“两制”壁垒的存在，导致中间产生很多跨境流动的成本，使得人、财、物，包括信息在内的各种要素不能够很便利地流通。这次做大湾区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实际上也是为了要素便利有序地流动，能够把要素流动的成本降下来，让大家觉得比较方便。这是我们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一个重要目的。
从国家层面来说，国家在这个时刻推出粤港澳大湾区，还有一层政治的考虑。就是希望利用大湾区这样一个更广阔的腹地空间，帮助港澳实现长期的繁荣稳定，解决港澳内部面临的一些深层次矛盾，是规划很重要的一个出发点。
大湾区建设重点是推进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过去这个区域是“前店后厂”传统垂直分工体系，在新的经济形势下，需要把“两制”的优势迭加起来，在一些重要领域提升全球的竞争力。这不单是体现我们区域的竞争力，也是为我国在大国崛起的背景下，为整个国家推动全球影响力，及在重构全球经济秩序的过程中，发挥我们区域力量的功能。此次大湾区的规划，金融方面的着墨暂时相对少一点，因为涉及到资本流动。但是我认为未来潜力还是很大，尤其是香港未来作为人民币的离岸市场也好，“走出去”也好，都有很大的互动空间。另一方面，此次规划里头着墨比较多的，其实就是科技创新，明确提出“广深港澳科创走廊”这个概念。未来我相信会有一些实际的平台或者抓手，比如深港边境的河套科技园，希望可以真正意义上做到“两制”优势迭加的区域。
另一方面，就是“一小时优质生活圈”的问题，这其中涉及到很多复杂的问题，因为牵扯到具体利益。比如手机的漫游费在大湾区内能不能取消？因为月费和手机专营权是不一样的，这样就会产生利益再分配的问题。类似这样的问题其实非常多，虽然希望港澳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的大局，但是涉及到很多政策，包括税收、医疗等具体的事项都非常复杂。所以，这也是中央采取“成熟一项推出一项”策略的原因。
廖群：大湾区在一个框架下可能有更大程度的融合
我的理解是这样，粤港澳大湾区和其他三大湾区有点不一样，其他三大湾区是自然形成的，我们这个是已有的客观存在。
比如香港已经很发达了，珠三角九个城市也已经有一个比较高水准的一个分工和一个存在。搞了大湾区以后，必须要有升级，那么应该怎么升级，如果不是大湾区的话，大家也都各做各的，也有一定的合作，但有了大湾区在一个框架下可能有更大程度的融合，融合就会产生转型升级。这就是说“9+2”里互相之间都是怎么融合，比如说现在基础设施已经在融合了，可能那些原来的地铁规划也都有，但有了大湾区可能会加快一点，还有城际铁路或者高铁之类。
除了这方面以外，还有就是制造业，创新的研究机构有了这一新的框架，怎么样能够更有效地来进行转型。很重要一点就是香港和九个城市怎么进一步融合。以前“前店后厂”的模式现在显然已经不行了，新形式的融合也在进行，但是有了粤港澳大湾区以后，能不能在融合方面有一个跃进，趁着这个机会把融合加快进行。具体怎么加快，以银行来讲，做内地的业务那叫跨境业务，我们可以直接到内地贷款，叫做外资指标，不能随便到广东或内地其他地方去做。如果有了粤港澳大湾区，香港的银行拥有更大的市场，是不是香港的银行可以跟内地的银行一样，在大湾区的范围内自由地来进行业务？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就是融合了，那就属于产生效益了。所以我觉得，可能下一步各个行业、地方政府包括香港都要有一个比较仔细的规划。有了粤港澳大湾区之后，对我们的业务来讲有什么好的前景。每个行业可能都要有规划，包括香港这边和国内和珠三角那边，这样的话可能才会产生真正的效益。
香港是金融中心，而且制造业创业发展也需要香港的金融支持，必须要同步。如果香港在金融开放方面步子走不大的话，粤港澳大湾区的意义就会打比较大的折扣。即使光推动创新制造业，没有金融方面支持的话，也就会比较慢。另外的方面，除了政府和企业热情看待大湾区之外，一般人对大湾区还不太接受，甚至有抵触情绪，所以在大湾区的宣传方面还是要努力的。在宣传方面，我认为对外宣传要弱化，我们就干自己的事，我们自己融合。对内特别对香港来讲，我觉得应该加强宣传，特别对公众加强宣传，宣传融合以后的好处，而且特别对公众有什么好处。还有一个是宣传对business（商业），尤其是small business（小商业）有什么好处；第二个当然是对年轻人，年轻人不仅是居住的问题，还有创业的问题、工作的问题，所以要给出一个经济方面的前景。
凌友诗：仅靠经济融合无法实现真正的认同
因为我是读政治哲学的，所以我从另外一个角度画出一个不同的图景。从我的角度来看，国家希望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事实上香港可不可能？我觉得现在实际上是有很大的难度。
因为回归20年，教育已经把年轻人的人格都搞坏了，把知识结构也搞坏了，因为每一个科目都通识化，再也不以科为单位，每一个学科的知识不成体系。事实上这个问题在数理化生物方面都很严重，一些学生理科的基础科目底子非常薄弱，现在上了大学还要给他们补习，甚至这些pure science没有人选。正如我去日本参观的时候，他们的小学中学全部都有金工室、木工室，是他们咬着工业的基础不放，我们别说香港，现在内地都没有。当然因为有内地过去30年理科非常扎实的基础，才有今天我们的科技成就。而香港现在的教育把知识结构变得浅薄了，这是整个香港的一种下滑。
再加上第二点，回归以后那种政治反对，不是一般的民主党共和党争执政权，而是国家认同的问题，就像台湾一样。所以我认为，说香港台湾化不为过。你看台湾现在那种反智、不理性，香港跟台湾是很像的。现在台湾有什么竞争力？不仅是人才流动上不跟大陆合作的问题，而是整个地区的下滑、平庸、内缩、排外。现在香港就是这样子。香港的排外严重到什么程度呢？甚至是内地来的、台湾来的教授专家，都要受到本地的排斥。城大的图书馆馆长景祥祜，他是电子书专家，做两岸三地，包括全球的电子书联网，是极少见的专家，因被排斥现在不能在岗位上工作。从这些例子上来看，无论什么“一带一路”、“大湾区”、“并船出海”等等，香港整个氛围是不好的，能力是不足的。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我提几个意见。我觉得要分“两步走”，不要那么着急地要求香港做一个很大的转移。内地专家的思维是气吞山河，可是香港的实际情况，他们的小确幸，他们的平庸排外，和内地完全是两种语境。所以，我认为不要那么快地想把香港在空间上移动或是促进这种流动，而是相反的，内地多利用香港的产业优势，多在香港设公司，还有内地已经在香港设公司的企业，要多请香港人。我听说一些内地企业，比如华润，他们请manager，香港人大概只录取1/10，就是说香港毕业的精英根本上不去，很多上去的都是从美国欧洲留学回来的内地人。我觉得要先让香港人进入中资公司，给他们晋升的机会，让他们在不离开香港的情况下，他们的事业、他们的人生各方面和大陆有更多的接触。在这样的情形下，可能慢慢能够融化这个冰山。虽然很慢，但整体的想法不是香港向内地流动，而是内地向香港流动。是否可行，还需要规划。
第二步就是深度融合。刚刚方博士提到的“河套模式”，我觉得这个很好，可以找一块内地的地方，归香港管，内地又可以规划。香港人可以不离开香港的文化，在那里住。香港人的心态特别保守、小市民，他们是难民社会的背景，不是像台湾那种江浙大户人家。台湾人不管到内地发展，还是到国际上发展，都很有自信。香港人在半山弄一个小房子就很满足了，本质上还是难民心态。台湾人是愿意动的，香港人是很保守的。香港去大屿山填海增加土地是很好，但是并没有和内地有更多的融合。深度融合的目标没有达到。我觉得可以多做几个“河套模式”。
第三步，我觉得这种融合需要有人文的纵深。因为现在光是经济融合，就业创业这种经济上的东西，没有办法创造一个真正的认同。正如那我到硅谷去，也是就业，也是发展人生，但我能不能认同自己是一个美国人呢？恐怕也不一定。我认为当我们思考整个大湾区的融合，香港融入整个国家的发展，我觉得有一个项目是很重要的，那就是香港人，要有一个人文的纵深，对我们的历史、文化，对我们的政治体制的运作，甚至孩子的寻根问祖的乡情。
我儿子以前就自认自己是香港人，后来我就强行挟持他到汕头，到他父亲的老家去，看看那些破房子，还有看看那些远亲家人，他会有感觉，他觉得这个是自己的地方。所以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我接触过台湾的一些原来的天然独，他们原来是很独很绿的，但后来全部转成了爱国，而且大力促进统一。他们原来是在行政院做助理的，赚很多的钱，他们都不要了，出来做一本促进统一的杂志。就是因为他们以前的老师，带他们读过中国政治思想史这一类的书，他们的思想就转变过来了。
还有我觉得，现在中国人的发展是比较急功近利的。我最近在处理一个志愿者的申诉，是在广州的沙面附近的另外一面叫南石头，日军曾经在那里做过大量的细菌战，是8601部队，是731部队的分支，死亡人数达到万人。但是广州为了发展，把沙面规划成高新发展区，不愿意提这个事情了。在群众的要求下，万不得已立了一个抗日历史遗迹碑。但是抗日历史遗迹，和细菌战这种杀了这么多的人是两回事。我明白如果宣传那里曾经发生过细菌战，死了那么多的人，对于房地产的发展一定是有影响的。
但我觉得从真正的发展来看，如果一个民族不重视自己的历史，尤其是自己的民族保卫历史，那么这个民族就算经济实力再强、军事实力再强，这个民族也没有希望。我们可以看看日本东京湾区的发展，他们对于历史人文的保护是非常好的。我觉得湾区的发展虽然是经济的事情，但它也是象征着我们整个民族的发展方向和模式。我觉得一个民族不能只向经济看。如果只向经济看，那香港的年轻人，更有理由对你们反感，因为你们没有历史和文化的尊严。我觉得我们国家的发展已经进入了深水区，现在是一个十字路口，除了要发展经济之外，一定要重视人文和历史。
洪为民：大湾区关键问题有两个利益分配和心态
我想谈的第一点，大湾区其实能够参照的经验不多，虽然世界三大湾区都有规划。我原来一直以为美国的是没有规划的，东京的那个是明治维新以后规划的，后来发现不是。
原来美国从一九二几年就开始规划这个纽约湾区了，但其实是民间去管，智库在管。纽约湾区是跨州的，美国的州与州之间跨度很大，几乎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相互之间税制也不一样，对我们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日本东京湾区规划更严格，比如这个城市是进口，它就只是进口，而且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没有什么工业基础，很好规划。
我觉得现在大湾区有三个级别：第一个级别就是港澳、深圳、广州、珠海；第二个级别，就是中山、东莞、佛山，承接广州、深圳的产业；第三个级别就是江门、肇庆、惠州。第二级别和第一级别已经有一些竞争了，如果不把利益分配搞好的话，纯粹靠行政命令是比较难做。
第二点，大湾区内各城市如何聚合各自的优势？首先就是要认识到别人的优势。这个心态得改，我认识到别人比我强，但是我的想法到底是彼可取而代之，还是我们一起做事？最好的心态是一起合作，我们一起出去找生意做，你出人力，我出财力。可惜这样的心态，首先香港没有，其它城市也没有。也许有些事情只能慢慢来，让市场去做主体，从政策法制方面减少人为的障碍，例如将税制、五险一金的尽量统一。
大湾区相比其他湾区的一个优势，是其产业链的融合是循环式的，不是上中下游排列下来的。比如说香港的科研成果可以到深圳去做产品化，到东莞生产，再回香港来做融资，包装出口，再到广州上船。没有明确的上下游区分，可能一个城市既是另一个城市的上游，又是它的下游。这样的话合作的意愿会比较强，不存在谁给谁打工的问题。大湾区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利益分配问题，还有一个是心态问题。重点在于思考怎么样去研究长远的合作，而不是一次性的合作。这方面我觉得香港想得不够多，不是没有这个心态，而是不懂，不知道别人现在需要什么。所以，未来怎么样让大家站在别人的角度想，这是一个问题。
创新方面，大湾区内每一个城市讲的都差不多。深圳说要跟香港合作，利用香港的国际化基础科研做好创新，然后香港承接它的产业发扬光大，东莞、南沙、中山都是同样的想法。但我写调研报告，第一句话就是如何做避免同质化竞争。科技的路子很宽，需要细分。
关于高科技如何推动创新科技和创新金融的深度融合？在今天融合度已经非常高了，主要是心态的问题。在欧洲也有很多人在想这个问题，说我们不需要那么多独角兽，不要那种两年之内要上市的心态。要做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是教育的工作，不专业的淘汰，该合并的合并，让真正懂投资的人去做投资，而不是让有钱人投资。
“优质生活圈”我认为其实很简单，把基建搞好，把过关的程序简化，尽量让人人都能自由地去流动，就会形成这个圈子。大湾区已经很少在搞一些污染环境的产业，现在每个城市都很漂亮，“优质生活圈”自然而然会形成，但还需要更多的互联网思维。此外，税务这个问题不要成为绊脚石。
产学研这一块，我有一个想法是“以产带研”。过去是生产和研究分开的，双方看有没有合作空间，没有就没有。我瞭解到，日本的产品发明达到70%，美国是30%—40%，中国的抽样统计数据大概只有8%。日本为什么那么高？因为基本上所有的研究，都是企业出钱，而不是政府出钱。但完全像日本那样也不好，就没有基础科研了，企业不会关心五十年后的事情，他们只关心三年后能不能上市。
现在中国的企业很重视科研，如果能让企业直接参与科研专案，有成果立刻就能产业化。我们要鼓励企业走进大学，告诉大学他们的需求是什么。今天，我们的企业都明白，我要做华为，不要做中兴。但是做华为很贵，要养很多科研人员。如果企业走进大学，企业的成本就大大降低了。但是政府需要扮演一个角色，就是如何给专利定价，政府可以和基金会合作，做一个产学研基金，在企业和学校双方谈不拢的情况下，政府可以介入。
评论员简介
王春新：厦门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为中银香港发展规划部高级经济研究员。
杨春：香港浸会大学社会科学院地理系教授，从事粤港澳区域经济合作研究。
方舟：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拥有多年公共政策研究经验，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发展、产业政策、国际关系以及内地和香港的区域发展规划等。
洪为民：粤港澳大湾区经贸协会会长，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务首席联络官；资深科技及天使投资人，从事电脑工作30年，在管理顾问、项目及外判管理方面有丰富经验。
凌友诗：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大学政治哲学博士学位，曾担任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高级研究主任，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荣誉研究员。
廖 群：中信银行[香港]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部总经理，主要从事宏观经济分析，并负责本行的行业、市场及策略研究。曾任职于中国国家计划委员会，担任经济预测处长和高级经济师。英国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
陈凤翔：香港城市大学客座教授及MBA课程协理主任，香港银行学会高级顾问兼香港电台大湾区节目主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