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申报》为中心，发表了一系列反映各方面观点的文章，提出了形形色色振兴蚕丝生产、改善国际贸易的方案。这场讨论经历了三个阶段，由最初的乞灵于中国传统经验，即恢复和强化行会规制，厉行以“信义”为基础的商业活动，一变而为主张引进欧洲的生产方式，对中国传统蚕丝业进行根本的改造。从其具有的意义和发挥的作用上看，这可以说是关于中国工业化问题的第一次大讨论，也是中国第一个近代工业——缫丝工业——在生丝生产和贸易的中心区破土而出的舆论准备。《申报》文章以大众传媒为载体，以包括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在内的社会各界为诉求对象，直接表达民间的言论和民众的呼声，提供了当年思想家著作所不能完全反映的鲜活场景和丰富资料，或可从另一个新的视角，加深我们对中国近代工业化发展过程和历史经验的认识。

关 键 词：近代工业化  振兴蚕丝业  《申报》论争

进入19世纪70年代，生丝外销的不振及其由此造成的国际收支的逆差，引起了中国朝野各界的震惊。一时间，人们怀着强烈的危机感，提出了形形色色振兴蚕丝生产、改善国际贸易的方案。从70年代中到80年代初，以《申报》为中心，发表了一系列反映各方面观点的文章，展开了如何振兴丝业、挽救国粹的讨论。在某种意义上这可以说是关于中国工业化问题的第一次大讨论，也是中国第一个近代工业——缫丝工业——在生丝生产和贸易的中心区破土而出的舆论准备，对于认识近代中国观念变革与工业化演进的关系具有重大意义，但迄今尚未进入研究者的视野。①本文拟以《申报》文章为中心，对这一讨论的缘起和演进进行系统的探讨，在此基础上尝试对其产生的影响及所具有的意义作进一步分析，以拓宽中国近代工业化问题的研究视野，增进对近代中国观念变革与工业化演进关系的认识。

一、危机意识的初步形成

相对于棉纺织工业的迅速发展来说，欧洲农业中的蚕桑事业和近代缫丝工业的发展则显得迟滞。由于农业中蚕桑事业的发展跟不上需要，能取得的原料茧有限，欧洲近代缫丝工业尽管从19世纪上半期开始起步，但是一直受到蚕桑业的制约而未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因而一直依赖从东方一些国家，特别是中国进口蚕丝原料。折合计算，鸦片战争前的1830-1837年间，中国每年从广州输出生丝9058担。②鸦片战争一结束，生丝的出口立刻就突破了这一限界，迅速窜升。1845年，生丝出口已达2万担之多。

19世纪五六十年代，被中国人称为“蚕瘟”的蚕体微粒子病在欧洲蔓延，摧毁了法国和意大利的蚕桑业的收成，使得两国的生丝生产遭受到致命的打击。1853年，法国生产了2100吨生丝，次年下降为1790吨，到1855年，跌到了600吨上下。蚕病蔓延之前，意大利生丝产量达到3500吨，到1863年下降为1607吨，1865年仅剩区区826吨，几乎下跌了75%。③蚕病也袭击了一直作为欧洲生丝来源之一的土耳其和叙利亚的蚕桑产区。

欧洲生丝需求的巨大亏空，导致了对新供应源的热烈追寻。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打开了国门的中国，长期受到压抑的生丝生产与出口能力迅速被唤醒，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整个五六十年代，中国生丝出口量增价昂，到1868-1872年的五年间，年均生丝出口量已经跨过6万多担大关，价值2394万海关两。④生丝已经成为中国赖以维持贸易平衡的主要输出商品，时人对此有着清醒认识：“中国所产出洋诸货，可抵换泰西运来各货者，莫重于湖丝。计每年所出，不下二千万银之数。观此，则丝业岂非大项重利所关系，亦非细故也！故湖丝一业，万不可不细加讲求，查近考远，究微推广。”⑤

然而，进入70年代后，中国出口生丝价格不再一路上扬，而开始大幅下跌。从1873年的每担500海关两，跌到1874年的300海关两，1875年的285海关两，此后虽有回升，但一直维持在300海关两上下波动。与60年代大多数年份及70年代初相比，价格跌去了1/3，销量也是一路下降，以往“西商皆踊跃争买，今则观望不前”。⑥生丝出口的价跌量减，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国际贸易收支平衡状态的不复存在。中国的外贸收支开始由出超变为入超，而且贸易赤字逐年增加，增加幅度逐年扩大。⑦

严峻的现实使得此前因生丝出口畅旺而兴高采烈的朝野上下感到危机来临，人们开始检讨蚕丝出口“减价滞销”的事实和成因，以寻求应对之道。1873年7月5日，《申报》刊出《湖丝减价滞销说》，揭示了“近年外国湖丝之价，较前大减”的事实，并分析了“湖丝之价减滞销”的原因所在：“一因各处所产之丝渐多，泰西各种绸匹较前精巧，不须全用湖丝。且从前丝价过昂，今不全用，是以湖丝渐滞。一因现今外国各织房织绸，皆丝纬而布经，故所用丝骤减其半。然用他物以代丝，不过暂易时式耳，倘丝价渐廉，势必仍归旧制。若丝价日昂，则布经既便而用丝日少矣。”该文提醒人们注意：“盖西人向来织绸，经线粗纬线细，今日经线既不以丝，则粗丝为无用，所用惟细丝而已。此事之利害已大可验矣。”明确指出中国生丝规格已有不合西国织绸之用的趋势，并以伦敦市场上粗、细各丝的销行情况作为佐证：辑里粗丝1872年库存7502包未销，1873年增至15430包；大蚕粗丝1872年库存4122包未销，1873年增为6288包；广东粗丝1872年库存5899包未销，1873年增为7938包。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细丝的销行情况要好得多：辑里细丝1872年库存未销量为2929包，1873年降为2594包；日本“所出皆细丝”，1872年库存未销8870包，1873年则降为6993包，情况尚好于辑里细丝。因而文中警告：“是亦明用他国之丝，而渐弃中丝之一证也。操此业者，可不慎乎！”该文慨叹：“吾中国奈何不设法权变，以求供世用乎？”“于抽丝之时何不精益求精以成为细，而置其粗乎？”⑧

1874年，生丝外贸仍无起色，《申报》文载：“今据外国新来信息，外国市面仍旧阻滞，照前概无转移之机”。国际市场丝价低减和丝销阻滞，连带影响到国内生丝市场一片萎靡不振：“非但泰西市价之不佳也，即由产丝之地运至上海，除初次之丝，偶尔小得利息外，后到之丝，无不折本，惟大小多少不一耳。……故凡上海今岁贸丝之客，大约均经极受其累。所有本银仅在四五千两之谱者，皆将歇业，不克支持其失，其情良可悯矣。”文中惊呼：“夫丝茶者，实中国最重之土产，亦出洋最大之货物，乃历年之情形如此，而今岁更甚于前，若今年之丝价，更属从来所未有，岂非贸易场中非常之大变乎！”丝市不振，势必会对蚕丝产区的民众生计产生严重影响，尤其是苏南四府和浙西三府，“七府之地，蚕桑之利，数倍于农。七府钱漕之重，甲于天下，承平之世，民力已不能支，所赖者茧丝丰稔，获利较厚，尚能弥补耳。向来七府所产之丝，实能甲于四海五洲，今闻泰西之境，已有数国产丝，其丝也不亚于七府所产，故中国之丝，至于滞销跌价如此。将来若无转机，七府之民力，更将不堪矣。”作者对此忧心忡忡：“此固关乎天下之大局也，岂徒七府诸民之不幸哉？丝乎，丝乎，吾甚为尔危矣！”⑨

蚕丝业面临的危局，使得有识之士开始探索摆脱危机的道路，传统生产方式既然已经在危局面前欲振乏力，那么，“他山之石”便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治茧为缫丝之前道工序，近代治茧方法更是机器缫丝工业得以成立的基础。1874年7月15日，一篇名为《论西国治蚕茧法》的文章于《申报》刊出，第一次在中国对“西国治蚕茧之法”进行介绍和论说。诚如文中所说：之所以不厌其烦地介绍和评论西方先进国家的治茧技术及原理，是因为“每见中国产丝之区，其治丝也，多夹杂龌蹉，推其故，由于抽取太急。盖中国人于蚕茧方成之时，即欲抽取以做生丝，未免过为性急，宜其丝内多有损坏也。如能照西法治之，则断无此等弊矣”。作者相信：“如依之而行，则其茧可以放置数月之久，待至治丝人得暇，然后当心抽取其丝，抽出可以一根到底，一样柔细，毫无断续杂乱，以及打结等弊。”⑩这表明，一些先进人士已经对中国蚕丝业传统技艺的有效性产生了怀疑，他们开始把消除中国丝业弊端、扭转丝业不振局面的希望寄托于引进西方的制丝技术。

《申报》对西方治理蚕茧的理念和方法的介绍，使国人对西方技术有了一个最初的认知。在刊出《论西国治蚕茧法》后的一年左右，中国近代著名科学家、时在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任职的徐寿，利用西方的治茧方法，开发出蚕茧的杀蛹、干燥技术，“倡立烘灶”，“人争仿效”，排除了在蚕区以外设立缫丝工业的一大障碍，从技术上确立了在远离蚕茧产地的上海经营现代缫丝工业的基础。(11)与此同时，专收蚕茧烘制储存，运往上海以供丝厂原料之需的新型茧行，也已经在蚕茧产区出现，且数量和范围不断扩展，从而解决了运营新式丝厂所面临的原料供应的难题。

在治茧技术寄望于“照西法治之”的同时，时人也对蚕丝贸易的体制和机制问题开始进行改弦更张的摸索和思考。1874年7月，《汇报》刊文《丝茶宜出洋自卖论》，揭露现行丝绸贸易体制的弊端，呼吁华商自运丝茶出洋销售。7月16日，《申报》登载《书〈汇报〉丝茶宜出洋自卖论后》一文，在肯定前文“所论各情，亦足征识高言正”的同时，也指出其与现实脱节的软肋，“中国士与商分，著论者士也，而于商情仅知其所当然，尚不知其所以然也”，从而以熟知商情者的视角，对丝茶出洋自卖之“果能照行”提出切实建议：首先，对华商在蚕丝贸易中存在的“作伪”、“掺杂”等习惯行为深恶痛绝，对这些作弊手段带来的恶劣影响深以为患。“以丝论之，各商见货易销，作伪特甚，遂有掺杂之事，货既不高，而价亦必减，势也，亦理也。而且近日印度等国，其所出之丝，生质既美，拣选亦精，反出于中国之上。目下中国之丝，尚能售卖者，因外国所产尚未多也，倘外国所产，足敷各国之用，而中国之丝恐渐滞销，岂仅耗折乎！”其次，列举了蚕丝贸易中存在的中外商人之间的隔膜与分歧：“夫中西通商，事体各异，华商则有行规，西人则各行其是，安能不歧？而言语不通，主客相见仍须藉人说价，安能不隔？”在这种情况下，“即令丝茶各商自行运往外国亲卖，于用丝食茶之人，仍须仰仗通事也”。这种中外之间各行其是、言语不通、只能仰赖买办的贸易机制如不加以改变，中外蚕丝贸易便如盲人摸象，全凭运气，常常归于亏折一途。“查丝业连四年以来，虽偶遇有小利，然每年合算，而大折竟似成例。”再次，指出“自运丝茶出洋贩卖”陈意虽高，但所提办法却未触及核心问题，不能给予此事推行以切实助力。“论中所言先出告白、招人代卖等事，亦何尝不可行，特无从向人先行汇银耳。试思中国丝茶各商，非皆有家资巨万也，或向钱庄挪移，或向银行借贷，货至上海，即须卖出归还，安能俟伊海外归来再行清款乎？故古人言多钱善贾，良不诬也。论中所言果能照行，何尝非生财之道，但未深知商贾之三昧耳。”又次，就《汇报》时论中所谓“转托驻上海之西商汇洋代售”的提议，也给出了否定的回答：“盖中国丝商，已连四年经往转托西商代卖，独不记西人在会审署迭控索赔亏项于华商乎？故丝商之贸丝上海者，少有不痛念其事矣。今反以为沾利之业，吾想诸商亦不愿再沾此类之利也。”围绕着蚕丝“寄番”的做法及其所带来的纠纷与争端，已成为中国商人的痛苦记忆，无不视之为畏途，岂能重操旧业，再蹈覆辙。《申报》指出，在以上问题没能得到有效解决之前，空言“丝茶出洋自卖”并无实际价值。况且“西商自行贩卖，亦未有不亏折也”；同理，“即令华人自往外国，恐亦难免折耗也。”因此必须“慎之又慎”。(12)

总的来看，19世纪70年代前期《申报》关于中国蚕丝业面临危局的揭示和论述，基本上局限在历年的产量、价格以及市场需求状况等，对欧洲先进蚕丝技术的介绍和评说，也只停留在收获蚕茧后实行杀蛹上。实行杀蛹固然是一项重要的技术改良，可以无须在收茧后的短期内匆忙缫丝，使之全年都可进行，从而避免断丝、打结太多等弊病，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丝的品质，(13)但是，蚕茧杀蛹只是工厂化缫丝生产的一个步骤而已，说到底，欧洲生丝的高昂市场价格来自于现代机械缫丝业的新兴生产方式，而这一关键的内容尚未进入论者的法眼。当时，欧洲的蚕丝业已经开始了现代工厂制的机械化生产，法国、意大利处在蚕桑业和缫丝业技术创新的前列。运用蒸汽动力进行机械缫丝的蒸汽缫丝厂(steam filatures)于19世纪早期出现，成为欧洲生丝在质量上确立对中国生丝优势的主要凭据，使得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高品质生丝的生产地和出口地。中国生丝要与欧洲生丝相对抗，光靠整顿贸易秩序是不够的，还必须学习和采用欧洲生丝生产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生产方式。遗憾的是，当时的人们恰恰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比较迟钝和麻木。

二、探索丝业整顿之法

1875年，上海出口的白丝价格跌至每担285海关两，1876年又迅速回升为443海关两，“于疲敝之后，忽然高昂，三阅月中，业此者罔不得利”。(14)70年代前半期的忧患意识和危机言论因此缓和下来，渐告平息。其后，丝价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连续下跌，1877年为340海关两，1878年为330海关两，1879年只剩321海关两。形势重新变得严峻起来，逼迫人们思考：中国的生丝出口仍然未能从70年代中期以来的低迷状态中摆脱出来，中国的外贸收支平衡也迟迟未能恢复，且有赤字日益增加的趋势，原因究竟何在？如何加以补救？

1879年8月23日，《申报》刊载《书低茶案略后》一文，试图摘清导致生丝行情疲软的原因所在：“闻上年有人以丝‘寄番’者，盖丝商搁本太多，不能转运，特向驻沪英商筹借若干金，而丝则先载出洋，俟外洋有人买去，得价几何，寄信来沪，然后结清此账。不意‘寄番’之丝，出洋后又不即卖去，存栈数月，而此丝已气蒸色变，缘包内着水之故也。似此情形，岂非中人贪鄙，自绝于他国之人，使其相戒不敢买货乎！而犹望生意之起色，繁盛于前，尚可得乎？”文章对生丝贸易中“不顾大局自坏声名之事”痛心疾首：“经营之人，敦信义、秉至公者亦大难其人焉。中国与外洋交易，从前未立码头，皆内地商人在港澳之间过船为市。尔时内地情形，各国未能深悉，所需之货，洋商不惜重价以购之，缘内地商人作此生意者，不过数家，无贬价相争之风气，故道光以前，粤商所获之利甚多。然犹有欺诈之时，以致英商领事照会中官，诉陈欺骗，请饬赔偿之案。是中国生意人之习气，最为变坏，自互市以来，中外情益亲密，人心风俗，已能彻知，获利于洋人者，又觉极微，于是机械变诈，层出不穷，所谓信义者，竟全不知，洋人乃日防中人之欺，中人亦愈谋洋人之利，而贸易场面因之萧索，耗费亏折之家，倒闭脱逃之户，岁必数十见矣。”(15)在论者看来，中外蚕丝贸易中欺诈行为之所以难以杜绝，其原因端在于人性的自私与不顾大局，“夫人情先私而后公，易分而难合，彼以低货售者，非不知通商大局实有攸关，第自为之心既胜，则毫不顾全大局，以为我止售我之货，他人之货，我不计其疲滞否也，我且自幸今年生意之有利，将来之衰旺，我更不暇谋也。噫！使凡为客商者，皆如此存心，则丝业大不可恃矣。”这种现象迁延日久，终至造成严重后果，“虽然此等华商亦非不知丝茶疲滞之由，第人心不齐，不能一致整顿，洋人一启疑窦，虽百口辩白，不能使之相信也。然业丝茶者，诚大可危矣！”(16)为了减少和防止生丝贸易中的欺诈行径和紊乱状态，以维持中外贸易之大局，作者谆谆告诫：“信义通商，人无不知，况与外洋人交易，尤宜公道。苟有差错，微特见人情之险诈，为他国所轻；且有关国体之荣辱，为他国所訾。”(17)

文章刊出后，引起读者共鸣。有“热肠冷眼旁观人”阅报后，致函《申报》：“前读贵馆《书低茶案略后》一则，所云‘信义通商，允宜公道。人情险诈，见轻他国’。此至论也。”忠告华商与洋商交易时，务必在“签约、验货、付款”等环节“做货务真，卖货务信，既已看准而落簿之笔，勿以跌落而生割价之心；过磅必公，收钱必审，对样必确，付银必现，如此则两得其平，获利正未有艾”。(18)

1881年2月6日，《申报》又刊出《论整顿丝、茶两市》一文，进一步“揭其弊之所在矣”“近年洋商由中国贩丝出洋，积而不售之故，实缘出洋之丝，囤积日久，间有霉烂变坏、不能应用者，以故外洋各商家，皆不敢轻易购取，因而‘寄番’者有先收洋人之银而后来折阅，为洋商控追者。业丝之人至于不敢‘寄番’，囤货不出，终年听庄息而一旦倒盘，而丝业由是愈坏矣。”文章指出：蚕丝“体轻而价贵，掺水于丝，则分两成包而货实短缺矣，而孰意其霉坏也”。认为这是“中国商人自作其弊，而洋人不敢多买之由也。以入抵出，而不能与洋药相埒，又何足怪也耶”！(19)人们注意到，外国商人对中国商人本来就抱有不信任感，中国丝商中害群之马的欺诈行为，越发增加了外国商人对中国生丝品质的疑虑。要想扭转生丝出口不振的困难局面，就要消除外国商人的不信任感，保证中国生丝名实相副、品质精良。

值得注意的是，论者对时下寄希望于官府遏阻丝茶贸易中欺诈行为的言论颇不以为然：“窃谓此种弊窦，非商人自行稽察，而欲官为之查，以补偏而救弊，亦大难事。夫以丝茶售价抵出口之银，此谋国者所当知，而商人勿与焉。商人各有帮伍，而自利其利，但求洋商为其瞒过，以低货得重价，谁复计及于他。防洋商之窥其弊端也，而官又何从约束之，使不撒水而加色乎？故欲二事之无弊，认真整顿以渐释洋商之疑，使销路仍如从前，惟有责成丝茶行栈，凡遇撒水之丝，染色之茶，则概不与配洋庄，务使洋商之所购者皆选过上等之货，行之数年，然后外洋共知，中国近年之丝茶，不若曩日之多弊，放胆购置，即不能随贩随销，而苟有洋商贩去积存外洋，或中国商人托送外洋寄番者，皆得历年既久，不坏不褪，则洋人自能释然于心，争相购用，而丝茶两业或者犹有起色未可知也。盖官为禁止，不能胥商人而示以利害，即不能代商人以操其出入，弊之有无，本难周知。”论者并以蚕丝厘捐为例，指出“官为经理之不可恃”：“即如厘捐一项，浙西、吴下皆产丝之区，自乡人数筐之蚕，至于成包捆载，业此者不可胜计，而又质轻价贵，捐项最大，乃内地捐数与海关出口之数，往往不符。出口者有一万，捐厘者止八千，此中弊窦，非漏捐而何？然而宪委缉查，每岁循例必有之，何以不能缉出某家漏捐若干哉？盖委查丝捐乃宪恩调剂差使，并不实事求是，但持宪札至各丝行栈，投一名帖，而行栈照章送礼，即属完事也。即此一端，已可知官为经理之不可恃也。”在这样的情况下，问题的解决，弊端的祛除，以及产业的振兴，都离不开行业的自律，而在实践中也已有了成功的经验。“去腊闻得丝业董事议定，自设一局，选用司事十六人，以二公正之绅分统之，遇有漏捐丝包，则缉出归局议罚，凡宪委之员及公局巡丁，概不与闻。其立法颇为妥善，所愿试行之初，酌定章程，勿懈勿徇，则庶乎漏捐之弊可绝，而出口之数可查矣。丝既如是，茶亦应尔。”论者言之谆谆：“吾愿两帮商人仿此查捐之法，以整顿丝茶货色，而大通商之利，慎勿出自官办，而致虚应故事也。”(20)

这种“专责重权于公所”的思想，当年末《申报》发表评论再次加以强调：“新丝出市，某路之丝合于某处销场，贩者洞悉情形，分别种类，以至上海，入栈配销，苟非洋商之所欲买，即不相强。若与洋商成交，其货逐一验视，勿使稍有掺杂，尤不可有著水等弊。内地丝客之取巧，则上海丝栈监督之；丝通事之舞弄，亦丝栈查察之，而皆专责重权于公所。如此则庶几尚有起色，不使洋商藉口也。”(21)通过抽丝剥茧，层层深入，自然会对官府在生丝贸易上所起的作用产生怀疑，加上当时出国访问和出洋游历者渐多，海外的社会和政治风习也渐渐为国人所了解，遂使人们把目光集注到了“官”“商”关系之上。《申报》开始从中西“官”“商”关系的不同来探究中西生丝产销的差异。文章指出：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商”受“官”之保护，只要对振兴输出有利，“官”即尽心竭力加以培育，以供“商”之利用。反观中国，“官”“商”却是背道而驰。“商”所从事之事，“官”不去关心和了解；“官”所进行之事，对“商”不仅无益，相反徒增苦痛。“商”中有只顾眼前利益而损害通商大局者，“官”却全无知晓，漠然置之；“官”中有采取非法手段横征暴敛者，“商”虽痛心疾首，却求告之门。文章认为，中西之间“官”“商”关系的这种不同，是中国工商业难以与外国竞争的根源所在。因此，要想振兴贸易，就必须改造迄今的“官”“商”关系，使官、商结为一体，互为助力。有利通商的长久之计，官、商宜同心合力进行；有害通商活动之积弊则应尽快加以清除；若有不法商人弄虚作假，“官”也应严厉处罚这些害群之马，使之不致贻害大局。只要中国的“官”“商”关系照此办理，中国商人的信誉也就不难恢复，通商大业自会振衰起颓。(22)

眼看日本、意大利等国在国际生丝市场上成为中国生丝的强劲对手，中华利源逐渐为外洋所夺，有识之士无不忧心忡忡，连实际掌控清政府洋务新政的李鸿章“条陈时事”时都“以此为一叹”。他“行知各府道，转谕集思筹议”，寻求挽救之法。《申报》刊文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究由中国商人不自认真挑选所致”。(23)论者指出：“近年中国丝茶生意日小一日，非产丝茶少于曩年也，实外洋之丝茶胜于华产，而转运近便、水脚减价又省于中国，故洋商不如曩年之踊跃也。”而造成“外洋之丝茶胜于华产”的原因，则与国人对丝茶国际贸易的现状及中国丝茶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认识不清有着重要关系，“盖华人自恃丝茶之为我产，通商之局不变，则二者实为外洋必需之物，不患其不买也，故于交易之时，恒存轻易之见，而从中机械变诈之人，颠倒货物之高下，播弄价目之涨跌，以为牟利自有捷径，而岂知洋商渐启猜疑，且有外洋货物与之比较，因而华人设彀以待洋商者，洋商亦以观华人销路之滞，价目之疲，职是故也。”现实情况是，中国丝茶资源禀赋的独占性及产业优势正在丧失，且情形愈来愈危急，“中国通商之利，当以丝茶为大宗，而独不能禁外洋之仿种丝茶，此其利所以有日绌之势也。”势已至此，既然不能禁止外洋仿种丝茶以杜绝“分利”，那么如何才能保证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论者提出“天时”、“地美”、“材良”、“工巧”四个须加意讲求的方面：“夫天有时，地有美，材有良，工有巧，四者相须而成，不能偏废。”而四者之中，尤以良材、巧工为关键：“华之育棉，洋之产丝，地利固无不宜也。吾以是知有良材、巧工，而地固无处不美也。”(24)从而提醒人们重视生产优良的蚕茧，采用精良的缫丝技术。

在这些整顿生丝贸易中紊乱现象和违规行为的论述中，人们寻求得到清朝政府的某种支持，但同时又拒绝官府深刻介入丝绸贸易的流通过程，明确主张由传统的商业行会组织“丝业公所”来唱主角。(25)他们希望不断强化行会制度对生丝流通过程的控制，彻底实行行业组织对生丝贸易的种种规范，也就是说，利用现存行会组织的制约力量，一方面限制那些作为中外商人之间中介的“丝通事”、洋行买办从中营私舞弊，另一方面控制那些将生丝从产地运到通商口岸城市的“内地丝客”，防止其弄虚作假。(26)由此可见，丝绸业界虽然需要政府的支持，但并不乞求国家权力对丝业整顿的直接干涉，而是寄希望于同业行会和丝绸同仁所具有的维持市场秩序的自律性能力。这反映出商人行会既与官府相互依附，又与政权保持一定距离，力图以自己的力量维持商品市场秩序的传统。

值得指出的是，在摸索“整顿丝、茶之法”，振兴中国生丝出口贸易的问题上，这一阶段的讨论开始指出了新的方向，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即认识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中国的“官”“商”关系有很大不同。“中国的‘官’仅仅以征税的形式与‘商’的经济活动发生联系，始终是作为‘商’的掠夺者出现，而欧美诸国的‘官’则对从事海外贸易的本国工商业提供保护，实行的是推进产业发达和振兴输出的政策。两者之间，迥然有别。”(27)同时，人们已由两者之间的差别，看出了中国商人在与外国商人的苦苦竞争中失败的必然性，从而明确地提出，转换中国传统的官商关系是振兴中国丝绸贸易的必要前提。应该说，这样的论调，一方面继承了中国传统的“诚信通商论”的基调，另一方面也开始具有了适应时代变化的新内容，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政治要求。

不难发现，在这一阶段，人们的认识基本上还停留在比较肤浅的层次，所提出的振兴生丝贸易的对策，大多仍是就事论事，以整治生丝贸易中的商业欺诈行为为目标。例如，针对不法商人滥冒商标、以加水加湿来增加蚕丝重量、往优质名牌产品中混入杂物等行径，提出必须严格进行生丝品位的甄别和等级的区分；生丝必须依照等级分类捆包，同时贴上与生丝质量相符的商标；以“信义”为重，励行与外商之间的公平交易，以恢复外国商人对中国生丝及中国商人的信任，等等，(28)主要考虑的是如何使蚕丝贸易中的商业欺诈行为有所收敛，弄虚作假行径有所减少，以“敦信义、秉至公”，实现合乎理想的中外“信义通商”。这些整顿丝业的主张，对于减少和防止生丝贸易中的欺诈行径和紊乱状态，应该说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只从流通过程而不从生产过程来探寻生丝出口不振的原因，则可以说仍然是治标而非治本。中国生丝价格下跌和销路不畅的根本原因，在于传统的土法缫丝难以保证生丝的质量标准。这个问题在欧洲蚕病猖獗、世界生丝市场供不应求之时尚不尖锐，但到70年代后，一方面欧洲蚕病克服，蚕丝生产元气恢复，产量大增，品质提高；另一方面日本生丝异军突起，在国际市场上与中国生丝展开激烈的竞争，问题就变得日益突出起来。(29)虽然提出“天时”、“地美”、“材良”、“工巧”作为整顿国内蚕丝生产的目标，但由于对中西双方在生丝生产方式上的巨大差异缺乏清醒的认识，因而未能看到振兴中国丝业、改善国际贸易的关键所在，以为只要整顿了生丝市场交易秩序，遏制了生丝贸易中的种种不法行径，传统土丝的对外贸易就能迅速走出低谷，重新焕发往昔的荣光。事实证明，这种美好的愿望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三、为机器缫丝呐喊鼓呼

时至1882年，上海已有三四家新式缫丝厂开工运转，尤其是浙江丝商黄宗宪创办的公永和丝厂于1881年建成开业，设置丝车100部，引进法国先进缫丝技术设备，生产“优等丝”专供出口欧美，获利颇丰。(30)机器丝厂这种中国传统丝绸生产中未曾有过的新生事物，渐渐引起了世人的注意，它们与众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和新冲击。丝厂出产的“厂丝”，质量较农家手缫土丝大为提高，据说在国际市场上，厂丝的售价居然超过土丝的一倍甚至更多。机器缫丝业所带来的商机及其所蕴藏的巨大赢利潜力，自然令明眼人由艳羡而激赏，由心动而效仿，从而成为引进机器缫丝生产方式的积极鼓吹者和坚定拥护者，对新式缫丝机器和新型产业组织的宣传介绍也就提上了日程。开年伊始，《申报》就发表《机器缫丝说》，论证引进国外机器缫丝工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机器缫丝说》首先回顾了上海机器缫丝工业的产生缘由和发展过程：“丝或有未尽匀净之处，外洋销场或因此而滞。故前者西人有缫丝机器之创，怡和首先举办，开局于徐家汇，而其行尚未广也。旗昌洋行继之，设机于苏州河北岸，僦屋开办，其成丝速而且匀。现又闻湖丝帮中与公平洋行商办，合伙开设缫丝机器局，凡收丝诸客，但须收买蚕茧，即用机器缫出，不必由乡间缫成而后发卖。已于虹口建造广厦，规模极其宏敞，每日需雇用女工至三百余人。近又闻怡和洋行复于新闸上购地，将拟大举其事，骎骎日广矣。”随着机器缫丝业的兴起，社会上也出现了许多质疑和担忧的论调，其中最普遍的是以为机器缫丝妨害内地缫丝女工：“或以为机器之用，固为神速，然未免有妨于内地女工。乡人出丝时，每家日需女工数人或十数人不等，合一府一县而计之，其用女工当不下数万人，而机器局所用，如公平洋行一处，至多不过用至三百余人，且机局皆在上海，上海患女工之少，而内地女工转无所用之，不亦大可虑乎。”对此，《机器缫丝说》解释道：“此正无须过虑也。近来养蚕之家，非不欲多养蚕，多成丝，而或苦于人手不给，如另外雇人，则其价每人必须每日三百文，加以供膳之费，其供膳又须精美，稍不当意，辄悻悻以去，以故养蚕之家，不敢多雇人工，而情愿减少其养蚕之数。养蚕既少，出丝亦不多，是因人工太贵而咸减其自然之利也。今若缫丝之工可省，则乡人但须一意于养蚕，向之养十箔蚕者，可以养至二三十箔；向之收百斤茧者，可以收至二三百斤。养蚕愈多，收茧愈富，以雇人之工资购买桑叶，而蚕无饿毙之患，以做丝之工程专心看蚕，而丝有倍蓰之获，则亦何碍于内地女工？不特无碍，而且有益矣。”论者相信：“将来知此举实有利益，必更有继武而起者，其需女工也益广，则是寓居上海之妇女，从此又得一项出息，将来内地女工如患无工可做，亦不难群赴上海以谋生计，虽道里太遥者或有所不便，而利之所在，人争趋之，恐来者亦必不少，是上海之女工，亦不必虑其欲雇而无人也。”(31)

最后，《机器缫丝说》归纳了手工缫丝之弊与机器缫丝之利，指出了后者取代前者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夫人工做丝，由来已古，机器之用，至近日而始兴，人工所做之丝，粗细不匀，用时仍须转手，机器所做之丝，洁白匀净，可以无须转手，此虽由于西人之巧思，而实亦以中国人工不能尽善之故也。中国人工所成之丝，倘能加意讲求，随时考究，粗则一律皆粗，细则一律皆细，丝缕轻重从同，丝色洁白无玷，则西人亦必乐于现成购买，何必再行穷思极想，造此机器？乃中国之做丝，虽所费不赀，而丝则愈出愈劣，西人购去之后，患其不适于用，于是设法制造机器，以补其不逮。及机器成丝，果觉匀净，逾于人工，因推而广之，竟以此代人工之用。机器之用广，则人工由是益穷，殊足为华人惜。然西人之心思，愈用愈巧，机器之功用，愈制愈精，织布尚可以机器为之，则缫丝之器，又何足异焉。”论者断言：“吾知由怡和在徐家汇创始以来，旗昌与公平洋行接踵而起，其事之便利，人所共知，至今日而益复推广，将来收丝者，但须收茧，不须再收已成之丝，其便利有益甚者。以后推行，当不止上海一区已也。昔人有言：事半功倍。以机器缫丝，诚哉事半而功倍矣。华人其亦多养蚕以供机器之用，而益裕其利源也哉。”(32)

《机器缫丝说》的发表，其对机器缫丝有利于民生的大力辩解，对采用机器缫丝的大声呼吁，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也招来了一些质疑、批评、反对乃至詈骂。6月2日，有署名“海上散人”者在《申报》撰文《机器缫丝为害论》，集中表达了社会上对机器缫丝的负面看法。细审文意，以“海上散人”为代表的反对意见，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曰机器缫丝“夺小民之利”。“尝读《左氏传》至《臧文仲妾织蒲》一事，君子曰‘不仁’，盖因鲁为礼义之邦，文仲身居卿相之位，使妾织蒲以夺小民之利，书曰‘不仁’，诛其心耳。然文仲之妾不多，夺民之利无几，君子尚且曰‘不仁’，何况今世有甚于此者。何也？方今有人，四出收茧，在上海用机器缫丝者是。……要知小民育蚕成茧后，亦须雇人缫丝，其间因趁工糊口者，亦复不少。今用机器，则民利尽夺矣。”二曰机器缫丝“规避捐输”。“要知南五省饷糈，全赖丝捐为大宗……每届蚕丝上市，先捐后售，每包照章，毫无短少，报效国家，不谓不厚。乃近来有等候补人员，曩者捐官时原想得缺后可发大财，岂知人员济济，非惟无缺，抑且无差，百计苦思，思得一获利之途，每届于蚕茧出产之时，四处搜罗，载至上海，购办机器，缫成丝斤，卖与洋人。买茧时既无厘捐，成丝后又不报行销卖，无须完捐，售与洋人时，丝本在申，亦无落地等捐。是此种之丝，不费分文捐钱。人工皆雇年轻妇人，何止数百，获利甚大，非但有害国家捐务，抑且侵夺民间之利，为害甚巨。……闻本年又添丝车数千，无论城乡市镇，遍处设行，广收蚕茧，任意缫丝出售，计在并不完捐，可以夺尽民利。”三曰机器缫丝败坏社会风气，“以年轻妇人久住在申，贻害更无所底止”。(33)

“海上散人”之流代表的是利益受到新式缫丝工业损害的传统丝商或丝行。新式丝厂兴起后，蚕区农民不再自己缫丝，而是将生茧出售给茧行和丝厂，这就使得一直以来控制着生丝贸易的丝商和丝行的货源减少，利润下降。利益攸关，而又无能或不愿转换经营形态，“因而簧鼓其说，以为有害于中国丝业。”(34)若辈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利之辨”为武器，对方兴未艾的机器缫丝之举深恶痛绝，咒骂道：“今若辈身为有职人员，不知励精图治，报效朝廷，乃作此逐末之事，较之妾织蒲一事，实下万万倍矣。谓为‘不仁’，不足以蔽辜，当曰‘不成人’可耳！”尤有甚者，文中所谓“近来有等候补人员，曩者捐官时原想得缺后可发大财”，因其计不售方“搜罗蚕茧、购办机器、缫成丝斤，卖与洋人”者，指的正是上海第一家民营丝厂创办人黄宗宪。黄宗宪创办的公和永缫丝厂此时刚刚开业，“海上散人”者流散布舆论，危言耸听，实际上是向官府举报和告发，企图耸动官府，把机器缫丝事业扼杀在萌芽状态：“吾意夺民利者犹小，将来日甚一日，民间只可卖茧，年轻妇女尽至上海，农事尽弃，丝捐亦从此删除矣。惟愿当道者留意察之，幸勿以刍荛之言为赘焉。(35)

以“海上散人”为代表的“机器缫丝为害论”及其耸动官府扼杀机器缫丝的意图，引起机器缫丝事业支持者们的警惕，他们迅速做出反应，两天后，《申报》即刊发《书机器缫丝妨利论后》，对“机器缫丝夺民之利”的论调加以驳斥：“缫丝者仅以工资为利，今卖茧而缫于上海，丝之值仍在嘉、湖也。即以所雇妇女言之，亦可知虽有机器，犹赖惯于育蚕之人为之经理，则此佣雇之资，与内地缫丝之工价相准，亦不见其大绌也。夫今日中国商人置机器于上海，吾谓正以中国之利，还之中国人耳。假令西商权其利之轻重，尽买茧以出洋，则缫丝之工资，皆为洋人所趁，其利之被夺者，视今日又当何如？何所见之不逮甚耶！”对于“海上散人”者流冀求官府仿照阻止机器织布的先例以禁绝机器缫丝，论者指出：“诚以洋布之妨利，在通行洋布而土布滞销之，故若不设局自造，民间所需仍为外洋运来之物，何尝因不造而改用土布乎？然则自造之议，乃欲留民间购用洋布之钱于中国也，何妨利之有哉！……近日丝市渐疲，推原其故，以外洋产丝年多一年，成色且较中国为高，水脚、关税成本又轻，西商之贩中国丝者，每有折阅，故存闭盘抑价之意。窃谓嘉、湖之人，若肯加倍育蚕，所出之丝又皆精洁光亮，庶几多而且美，其利不为外洋所夺。苟詹詹焉以买茧自缫为妨民之利，微之微矣。”论者结合轮船、火车、电线、电报等国外机器设备进入中国的事实与现状，指出国外先进科技的引入和机器缫丝生产一样，难免会带来一些负面作用：“近来中国学习西法，譬如轮船、火车之利，若使内地悉皆仿用，行旅固甚便捷，而操舟、赶车之人必至失业大半，其他如电线之传递信息，果能四通八达，则千里之遥，瞬息可以晤语，原足为商旅之利益，而无如各处素设之信局与传递公文之驿站，自此大为减色。……至于织布、造纸、磨粉、裁衣，无一不需乎人力，一铺之开张，一家之生计，所赖乎千辛万苦者，正不知其凡几。若改用机器，则需人不止减半，而成物可加数倍，出之既易，用之有余，积久而数者之利不难尽为所夺。”(36)

尽管如此，并不能成为抱残守缺、壅闭固拒的理由。机器生产的引进已是大势所趋，只能与时俱进，顺势而为。“顾目前时势，乃古今一大变局，未可以成见论之。试思通商以来，凡中国所本无之事，不知顿增几项，即如轮船驶行江海各口，二十年前本未尝有，其船中所用之人，水手、火工盖亦不可纪数。洋商在此造器、修船，与夫各省制造诸局，所用工匠，何至千万人。津口通商，南北往来，取道不过五、七日，清江以北，轮蹄几不得见，其失业者必多，然前数年，秦、晋、直、豫之民，仍以旱灾而受困，未闻由于失业也。可知世运攸关，兴废相乘，此失其利，而彼增其益，何尝不在中国。若仅仅为一人一方计，以为昔是而今否，则拘墟见小之论矣。”由此出发，论者郑重告诫当轴：“窃谓中国与外洋通商，操事权者但当熟计审处，勿使内地之利源因此而竭，则其余宜仿行者，仿行之；宜改革者，改革之，不妨变通，以尽其利。”(37)

其后，《申报》又接连刊发文章，为机器缫丝事业的兴起呐喊鼓呼。8月3日发表的《观缫丝局记》，以实地考察丝厂生产的游记形式，记述了公平缫丝局的规模、设施、原料储备、生产过程和管理状况，意在说明“该公司必有蒸蒸日上之势”：“观其局中，诸人各司其事，各效其能，若网在纲，有条不紊，虽余仅偶尔一见，而整肃之气象，谨严之规矩，已有不可掩者，则亦可知该公司之立法实有尽善尽美者矣。”加上“机器之精巧，运用之灵捷”，“又何患公司之不日新月盛乎”？对于社会上关于新式丝厂“容留妇女”、败坏风气的可畏流言，《观缫丝局记》也以亲见亲闻予以辟谣：“妇女之愿赴该局作工者，颇不乏人。局旁隙地，又创有平屋三十余间，为局中作工诸妇女赁居之所，盖恐妇女辈往来不便，故听该妇女辈在此居住，专意于该局执业，不至为他公司所夺，是真可谓算无遗策者矣。”而对丝厂“气象整肃”、“规矩谨严”的描述，其实也表明妇女在此从业可保无虞，无须过虑。(38)

《观缫丝局记》刊出后，反响强烈。趁热打铁，《申报》又于8月9日发表《缫丝三利说》，以公平缫丝局观摩者答复友人提问的口气，宣传新式丝厂的“规模恢廓”、“布置周密”、“机器灵捷”和“立法美备”，以破除社会上对投资或举办机器丝厂的犹疑和观望心态。文章指出，机器丝厂利之可必者“厥有三端”：第一，“缫丝一业，必须地方宽敞，工作可以自如”，而新式丝厂“造屋既多高大轩爽，工作诸人皆得宽展舒畅，便于作事，而诸妇女并有下榻之处，不至于跋涉道途，或致为他公司所罗致。……此其利之可必者一也”。第二，“缫丝端赖机器，机器众多则出丝快便”，新式丝厂虽“现有机器百架，不足为多，然其出丝则已精妙无匹，每日每架约可出丝十二三两，计百架每日已可出丝一千二三百两，若续购机器不日可到，则合计已有二百余架，再加以定造若干架，统共竟有四百架之多，以四百架机器通力合作，每日可得丝四五千两，其利当更有无穷者已。……此其利之可必者二也”。第三，“缫丝又必人手精熟，工程周密，乃为可贵，若机器多而积茧少，则亦苦于无丝可出，徒费人工；设积茧虽多而作工者未能纯熟，则出丝亦不能多，未免多有耗折，亦非所宜”。新式丝厂的生产组织形式正可弥补两方面之不足，“每机每日可出丝十二三两，则人手之精熟可知，楼上楼下栈房积茧至四五千担之多，足以敷一岁缫机之用，人无旷工，工无弃物，事可垂于永久，机不失于毫厘。而且雇工拣茧，上等者自用以缫丝，次等者运往外洋以求售，其茧外毛丝，剥取以作绵绸之用，又复人相争购，算无遗策，百废俱举。此利之可必者三也。”论者以坚实的论据、充足的理由和坚定的态度，奉劝犹疑观望者打消疑虑，鼓励人们积极投资新式机器缫丝企业，“有此三利，而谓该公司有不蒸蒸日上者乎”。号召人们打消顾虑，踊跃购买新式丝厂之股票，不要错过来日丝厂发展带来的可观红利。“鄙人以理势揆之，三利既全，一毫无憾，初创如是，日久可知。窃以为善于经营者，必将有乘此股价未涨之时急为购买，以冀预操他日获利之券者已，不可为该公司有股诸君先为称庆也哉？”(39)

四、官方打压与《申报》的坚持

从1882年9月开始，清朝官府对机器缫丝工业展开了一场行政围剿行动。9月中旬，江苏巡抚卫荣光指令上海道邵友濂对沪上缫丝工厂“查明阻止”。(40)10月上旬，江苏布政使拒绝了上海丝厂在如皋县设置茧行的申请。(41)11月初，南洋大臣左宗棠通过上海道邵友濂，向英、美驻沪总领事递交照会，要求克日关闭上海所有外商丝厂，正在筹备中的有恒织绸公司则“切实议阻”；(42)并晓谕各产茧地区增抽新式丝厂收购干茧的厘金，平毁烘制干茧的炉灶，意在对缫丝工厂断绝原料供应以釜底抽薪。(43)凡此种种，固然有抵制外商办厂的考虑，(44)但却使包括华商在内的新兴机器缫丝工业遭受到巨大冲击，丝厂股价应声暴跌，丝厂经营陷入困境。正如上海英国领事所说：“中国当局在某些地区的售茧禁令若不取消，恐怕这种企业不会有成功的可能。”(45)

一时间，黑云压城，万马齐喑。官方打压新式缫丝工厂的理由，都是“恐有害于中国丝业”。(46)机器丝厂对中国丝业和国计民生究竟起着什么作用？“因此事而议者纷然，皆不能衷于一是”。此时此刻，辨明这一问题，端正人们认识，就成为机器缫丝工业能否生存发展、能否推而广之所必须解决的关键所在。秉承“国家兴利除弊，早日振兴，是本馆所以为忠国之正道……本馆惟执公道，亦所不惮也”的“作报本意”，(47)《申报》顶着压力，从11月28日到12月3日，连续发表4篇文章，对清朝官府的打压措施及其施政理念给予了有力回击。“前日闻上海官宪有禁机器缫丝之意，本馆特详论之，以为机器缫丝实有益而无损，此非为业此者作一偏之说也，亦非为有股份诸君作慰藉之词也。”(48)

11月28日，《申报》刊出《照译论缫丝局书》，以译登“西友”来信“以供众览”的形式，从三方面批驳了机器缫丝“有害于中国丝业”的论调。其一，现今机器缫丝产量在中国生丝产出中所占比重极为微小，不啻九牛一毛，所谓“有害”，不过是蓄意骇人听闻：“人见机器缫丝，意为出丝必多，故恐有害于中国丝业。不知一缫丝局止有水锅二百口，核计一年止能出丝三百担，倘无人出赀继其后，地皮不增，机房不加，机器不多，就上海现在所有各缫丝局所出之丝而论极多，每年不过出丝一千一百担，统观江苏、浙江两省，一年出丝或八万担或九万担，区区一千一百担之丝，增之不见多，损之不见少，何害于事？”其二，中国传统缫丝业已不能适应蚕桑业的发展，势必需要利用机器缫丝以补偏救弊，机器丝厂越多，越可使贫民免于冻馁。“目下中国出茧颇多，而缫丝实有不及之处，养蚕之家不免心灰意懒，不肯多养，盖出茧多而购者少，勉强出售，必致减价，并恐蚕蛾破茧而出，其茧遂成无用。现在既有机器缫丝，则茧有销路，不至弃坏，养蚕者见茧之销场愈多，则养蚕益复兴高采烈，即有步武其后，缫局增开，愈多愈妙，况局愈多则用人愈众，现在上海仅四处缫丝局，而生意做开，可使一千二百家不虞冻馁，则其有益于华人者岂浅鲜哉！”其三，指出机缫丝与手缫丝品质不同，用途有别，因此机缫丝不会成为中国手缫丝的敌人，而只会成为意、法等国机缫丝的对手。“机器所缫之丝，与中国人工所缫之丝迥然不同，用场各别，惟与意大利及法国所缫之丝相仿，而又驾乎其上，如上海缫丝生意日见兴旺，则实足坏意、法等国丝业，而于中国毫无所妨。”经过层层剖析，得出了机器缫丝对中国丝业不仅无害，反而“大有裨益”的结论：“机器缫丝实无害中国丝业，而且于中国大有裨益。有此机器，则中国可以多增蚕茧，畜蚕者多，则植桑亦众，种桑需地，则地价必将日涨。出口之丝亦从此增多，中国之穷民或苦于朝不谋夕者，是而皆有谋食之方矣。”(49)

两天后发表的《阅西友论缫丝局书后》，在坚持前文论点的基础上对其“增开缫局”的建议大表赞成。文中把“西友”所论机器缫丝之利归纳为五点：“昨阅西友所论机器缫丝局一事，细绎其意，大抵言机器缫丝不但无害于中国，而且大有裨益。中国茧有销路，畜蚕者愈多，其利一；畜蚕多则植桑必广，种桑需地，地价必涨，其利二；出口之丝多，税捐亦必日有起色，其利三；贫民可有谋食之处而不忧冻馁，其利四；所缫之丝与中国人工两歧，各有用处，初无损于中国之丝，而适足以夺意、法等国之利权，其利五。有此五利，即使略有所碍……何须介意。且缫局如有增开，贫民益易觅食，于中国极有裨益。其所论殊为近理。即其意而推之，中国不但不必议禁缫丝，而且不妨步武其后，接踵而起。”至于前文所论之“尚有未尽者”，文章补充到：“若有缫丝之局、收茧之行，则蚕一成茧，即蚕事既毕，售茧于行，别无所事，轻身舒体，可以一意致力于田间，男丁负耒，妇子饁饷，心无所分，力有可用，则育蚕虽多，仍可无害于农事。而售茧既速且便，谁不愿多畜蚕，多出茧，以获厚利？是有此一路，而蚕事之兴旺有可预卜者已。”从农事辛劳、农时急迫及劳力稀缺的角度，论证了机器丝厂之兴“无害于农事”，机器缫丝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至于近年之丝业不振，其原因并不在于机器缫丝之“妨利”，而恰恰是由于机器缫丝尚未推而广之。“近年以来，丝业益坏，说者谓由于中国之出丝多，外洋之购丝少，以致价渐跌落。不知近日苟无收茧之举，则丝价当益见大减，恐欲求现在之价而不得者矣。……若就近日时势而论，丝价犹将骤跌，而目前犹能支撑者，正以有缫丝局收取蚕茧，故丝虽销路日绌，茧则销路加宽，乡人不售丝而售茧，茧价略高而丝价不至大减，是又相系相维之理使然。若无缫丝局以收乡人之茧，则有不堪设想者矣。由是观之，机器缫丝于中国丝业为有益乎？为有损乎？”经过一番抽丝剥茧的分析论证，论者奉劝官大人们：“天下事有一利必有一弊，必求有利无弊者而为之，几使天下无可为之事矣。然利弊之中，亦当权其轻重，果其弊多而利少，自不可贪利而滋弊，即或利弊相均，犹恐因利以丛弊。若弊少利多，则未有不可为者。至是而犹斤斤焉，有所因循，有所拘执，则天下又几无可为之事矣。”机器丝厂之兴废正是如此，“试平心论之，细心察之，究属何者为其所害？若以为害于此等欲占便宜之行家，遽谓其有弊而无利，是亦曷不于利弊二者之中而一权其轻重厚薄以折厥衷也哉！”(50)

12月2日，《申报》刊登“李氏子来稿”《机器缫丝有益于华民说》，集中表达了读者对这一问题的观感和见解：“天之生物虽曰有时，而多寡原无所限，而人之成物即云无定，而力量亦有所穷，所以业于是者，既虑治茧之难兴，又虑人工之不逮，畏缩不事，拘守故常，情愿安于朴陋，不敢萌贪多务得之心。今若用机器之一法，不患成丝之不疾，而患出茧之不众，各处搜罗，以多为贵，人堪【

】食，工倍于常。茧价入丝，利多厚获，而且趸积续成，无间寒暑，茧不限于方隅，成不拘于时日，工不分于庸愚，即素不事蚕桑之区，皆可得以广育，素不习蚕桑之妇，尽堪聚以奉能。上裕国库，下实民家，此其中诚有取之不竭、用之无穷之利焉。谁谓有损于捐饷而夺中华之人工也哉！”(51)

第二天，《申报》发文《再论机器缫丝》，进一步指明持“机器缫丝有害论”者为何许人也，“为此言者，皆非养蚕之人，而为业丝之人。盖成丝而出，则丝之多寡，沪地不能量其底，而丝商之有本者，可以为垄断居奇之计。”机器丝厂打破了此辈对丝业贸易的垄断，使其利益受损，故而引起他们的仇视和反对，“若收茧来沪，则丝之多寡，十九可见，而丝商无从施其伎俩，故必不愿有此公司也。”论者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蚕户犹农户也，丝商犹米商也”。那么问题来了，当两者利益发生冲突之时，作为地方官员，应该把谁的利益放在首位加以维护呢？论者主张：“古今尽心民事者，于天时地利之关于农功民食者，但求有益于农户，而不闻有益于米商。今为丝业诸人计，而必缫丝之是禁，则将旱而祷旱，雨而祈雨，为米商囤积者求财矣，无是理也！……谋国是者，当为天下民生计，而不仅为一人一业计。”论者清楚地意识到，机器丝厂的兴起是一场传统生产方式的大变革，必须顺应潮流，与时俱进，方能兴利除弊，富国裕民。他以行之千年的井田制“一朝蹶废，其势终于不复”为例，论证了事物变化的必然性与顺势改革的必要性：“夫法久必变，事贵因时，机器既入中华，则外洋用之而有利，中华用之而亦不见其害。……故今日而谓机器不可行者，迂儒固不足与议也。谓机器可行而独于缫丝不欲其行者，则贪人罔利，一人一业之私见，尤不足辩者也。”论者断言：“盖目前仿学西法之事，有可以数语而决其是非者，曰：既许西人通商，即难禁西人之物不售于中国，西人之法不传于中国。既许西人售其物，传其法，即难禁机器之行。既不禁机器之行，亦何有于一缫丝之局？故以为机器可行，而独不便于缫丝者，非通论也；不便于缫丝而独欲禁机器使不行者，又似乎私见也。”(52)

这些来自民间的言论和吁求，沿着一定的趋向不断蔓延和强化，形成了一股巨大的社会压力。时人称：“笔锋之可畏有烈于剑锋，而《申报》则尤烈于寻常之笔锋万万也。何则？其散之也多，其行之也远，片纸一出，通国皆知。”(53)民间的呼吁与统治集团内部分官员的开明主张合拍共振，终于导致清政府的政策转向。1883年7月，李鸿章应上海美国总领事丹尼(O.N.Denny)的邀请，与美国驻华公使杨越翰(J.R.Young)一道参观了旗昌丝厂，“对他所看到的一切，发生了很大的兴趣。”(54)李鸿章认为，上海道命令公平、旗昌两丝厂“即行关闭”，引起英、美驻华公使的强烈反应，对外关系应予考虑；况且丝厂已经开有时日，著有成效，不宜令其一概停业。他指令上海道台邵友濂不得对新式丝厂采取过紧的禁压措施，应当承认外商丝厂存在，允许其“报关立案”，即向中国政府进行登记注册。(55)同时，李鸿章致函左宗棠，指出外商企业“已办者恐难谕禁”，只要能杜渐防微就行了。(56)遵从李鸿章的指示，邵友濂立即撤回了要外商丝厂停业的命令，对外商丝厂的存在和经营开了绿灯。(57)以此为契机，中国商人黄宗宪的公和永丝厂随后也向当局正式登记注册，获得了存在的合法权利。

其后，李鸿章进一步加深了振兴缫丝工业以挽回利权的必要性的认识。1887年2月2日，李鸿章在答复清朝总理海军衙门咨询的书简中，力劝海军衙门谕示江浙两省督抚，鼓励民间人士创办机器缫丝工厂，以从外商丝厂手中收回利权：“用机器缫丝，精洁易售，较中土缫法尤善。洋人争购，获利可丰。若令江浙督抚就产丝之地招商集股开办，实系为民兴利，并非与民争利。若官自办，恐有法无人，不可持久。甘肃织呢其前鉴也。鸿章曩在上海亲见旗昌、怡和各洋行皆设有机器缫丝局，募千百华人妇女于其中，工贱而丝极美。嘉、湖丝贾无人仿办，利被彼夺而我丝滞销，心窃惜之。”(58)李鸿章的建言得到了清廷中枢的正面回应，2月21日，总理衙门发出上谕：“将缫丝详细情形咨商浙抚察核”，重点在于“可否劝令民间置办机器缫丝，不必由官经理”。(59)即指令浙江巡抚卫荣光，委员前往珠江三角洲考察学习，大力推行鼓励民间人士引进和经营机器缫丝生产的政策。(60)当年末的《申报》记载了这一过程：“浙西出丝最多，销路最广……现经总理衙门将缫丝情形咨商浙抚卫静帅察核，可否劝令民间置机缫丝，不必由官经理。如此办理，细丝出路既多，销路自广，利权亦不至为外洋所夺。卫静帅即饬杭州府吴春泉太守及仁和赵澹如、钱塘程稻郢两明府传集丝业经董，谕知缫丝各法并价值及一切有利无害情形，劝令置办机器缫丝，以收利益。或由富商先行试办，俾咸知销路旺而获利丰，庶几彼此踵行，丝业蒸蒸，日有起色，诚通商惠工之要政也。”(61)至此，可以说给机器缫丝的利害兴废之争画上了一个句号。

这场讨论发生的场景，正是晚清洋务军事工业已在中国出现、民用企业亦已呼之欲出之际，也是清廷内部出现了派别分野、产生了意见分歧的时候。长期以来，洋务派与顽固派的争论及其影响一直受到学界的重视，但客观地说，洋务派官员的上书奏折和洋务思想家的文集私信，虽然言辞也许更为得体，表述可能更为深刻，但如果从大众传播的实际效应来看，民间难以窥见，即便有所流传，亦难免曲高和寡，可以说是言者谆谆，闻者藐藐。与之相比，作为大众传媒的报刊，其文章和言论则更为敏感、生动地反映着社会的变化和民间的动态，在较大的范围对民众产生着影响。

在中国历史上，朝廷内的意见分歧、庙堂上的派别对立并不鲜见。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观点的交锋，可以说无代无之，但多囿于朝堂，与民间社会牵扯不大，涉及不深，因此在近代大众传媒出现之前，这样的争议不能称之为“大讨论”。“在中国新闻史上，《申报》是最先深入到中国民间社会的近代化传媒。”(62)《申报》与传统的“邸报”不同，邸报“阅之者学士、大夫居多，而农工商贾不预焉，反不如外国之新报人人喜阅也。是邸报之作成于上，而新报之作成于下；邸报可以备史臣之采择，新报不过如太史之陈风”。(63)《申报》以“金口木舌”为报徽，表示自己作为民间喉舌、代民立言的志向。它坚持“义利兼顾”的办报宗旨，访求时弊，关注民瘼，公允持论，提供辩论平台，“所刊登之文章，叙述简而能详，文字通俗，不只为士大夫所赏，亦为工农商贾所通晓，报纸内容有国家政治、风俗变迁、中外交涉、商贾贸易，以及一切可惊可喜之事”，(64)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吸引着读者，形成了包括商、民、士、官四者在内的庞大读者群。创刊不久销售量即扶摇直上，发行区域下至僻壤，上达京师，成为全国发行量最大、流传最广、声名最著的中文报纸，也是沟通朝野、雄视全国的舆论重镇。(65)

晚清《申报》的编辑和主笔，多为避战乱来沪上，并已决意放弃科举仕途、倾心于西学新知的早期公知，报纸作为一种新兴的公共媒介，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和参与社会政治的新渠道。王韬、黄遵宪、何桂笙、沈毓桂、钱昕伯、蔡尔康、黄式权、袁祖志、蒋其章、陈鸿诰、李士棻、赵逸如、吴子让、李圭等，“平时崇论宏议，往往托邮筒交本馆登诸日报，阅者几至五体投地”。(66)他们既是《申报》的阅读者，也是论说者和策划者，通过新式报刊面向公众发言，启迪民智，鼓动民心，成为强大的舆论引导力量，吸引有基本阅读能力的士人、商贾和官僚的深度参与。在那个革新求变的年代，《申报》提供的“国家之政治、风俗之变迁、中外交涉之要务”的报道和论说，为商民士官们提供了广泛的议政话题；又由于租界内外国商业报纸的属性，《申报》可以不太顾忌体制内外之约束，为各类言论提供意见表达的公共空间，成为议论时事新政、表达市民心声的重要平台，在开启民智、针砭时弊、议政论事等方面，发挥着变革社会的强大力量。

另一方面，在朝廷兴办洋务、“广开言路”的大背景下，如何看待西方的“奇技淫巧”，如何看待西学和现代工业，官场出现了一批踊跃议政的“清流人士”。这一体制内言路的突起，在读者和作者两方面给了体制外言路一《申报》——以机会。为了建言，必先了解中外时事，懂得西方实学，所谓“士居四民之首，必得练达之士，推广见闻，明悉天下之利弊，而加以揣摩当务之急，而后可以谓之名吏”。《申报》不失时机地为官员们提供了详尽浅显的洋务读本，刊登时政资讯，介绍西学知识，关注国计民生，探讨强国富民之策，从而使自己变成了以政府官员为服务对象的、有王朝体制特色的“新智库”；官员们也发现，阅读《申报》是迅速接近和“通晓”洋务的捷径。(67)许多崇尚洋务的官绅士人，也将《申报》作为了解时局和舆论的重要资料，“中国奇杰之士，留心西法者，一览便知，略有识见”。(68)江浙地方官员开始读报，流风所及，很多朝廷官员、地方督抚及各级官吏也成为《申报》读者群的一个组成部分。盛宣怀、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曾纪泽、何如璋、郭嵩焘、翁同龢等朝廷高官，杭州知府薛时雨、南汇县令陈其元，名士王闿运、郑孝胥等，都与《申报》时有接触。在报纸走近官员的同时，幕后的政治也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作为议论政治得失的信息资源和舆论平台，论说性文章是早期《申报》的重要内容之一，常置于头版，足见在其办报理念中的重要位置。论题的选择注重时事性、贴近性，瞩目于公众关注的问题，立足于国家形势和时代特征，及时报道朝廷论争和决策，倡导实业救国、西法革新，显示了“达于仕宦”、“益国益民”的理想和目标，也直接间接地影响了民众乃至政要对事件和时局的判断。《申报》也因这些真实、新鲜、贴近现实的论说，受到上海市民和各地士商官绅的欢迎。“沪上半多商贾之人以此娱悦，足见通行无弊。”(69)在对热点话题的报道和论说中，《申报》发挥了沟通朝野的信息披露和舆论监督作用，利用对热点事件的持续深度报告，激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在机器缫丝存废的历次争议中，《申报》都是支持机器缫丝的积极力量。正是在这种民间力量的宣传推动下，19世纪80年代以后，机器缫丝强国富民的观念，在朝野上下逐渐成为一种共识。

不难看出，晚清史上，《申报》充当了一个中国现代化启蒙者和宣传者的角色，并因上海在中国现代化中的“典范性”地位而将这种影响辐射到全国，既培养了一个覆盖国内主要接受阶层的基本阅报群体，也对国人价值观念的变化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以《申报》为中心围绕振兴缫丝业的大讨论，不仅在时间上与洋务思潮的初兴步调一致，而且在内容上与时代脉搏合拍共振，从而与官员和思想家的言论一起，成为时代思潮的重要构成部分。同时，它以大众传媒为载体，以包括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在内的社会各界为诉求对象，直接表达民间的言论和民众的呼声，从而成为反映洋务思潮社会传播和社会影响的重要案例，衡量着近代中国思想开放的尺度。这场讨论提供了当年政治家、思想家的著作所不能完全反映的鲜活场景和丰富资料，或可从另一个新的视角，加深我们对中国近代工业化发展过程和历史经验的认识。尽管从这个侧面发掘出来的历史现象也许是零散的或片段的，但它们终究是当年确曾发生过的，并对历史进程产生了不同程度影响的事实。

以《申报》为中心的这场讨论，是中国工业化初兴时期状况的反映，也是工业化进一步发展的需要。讨论从因应世界市场风云变幻、振兴中国生丝对外贸易的目标出发，围绕着怎样才能使中国的生丝生产和对外贸易走出困境、使中国丝业重新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问题展开，由第一阶段的注重流通过程，忽视生产过程，到第二阶段的要求改革传统的官商关系，再到第三阶段的呼吁变革传统的生产方式，表明人们的认识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在不断地深化，越来越具有体现时代特征的新内容和新要求。对于一个长期封闭的社会来说，这场讨论确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由起初的乞灵于中国的传统经验，即恢复和强化行会规制，厉行以“信义”为基础的商业活动，一变而为主张引进欧洲的生产方式，对中国传统蚕丝业进行根本的改造。在一定意义上，《申报》振兴丝业讨论三个阶段的衔接递进，标示着近代中国工业化思潮的发展历程和演进规律。这一讨论中所表现出来的言论和观点，既反映了中国早期资本家阶级及其代言人的某种共同品格，又由于具体历史条件的变动而各具特色。字里行间既有哀国难、怜民生的忧患意识，又透露出对西方先进科技和先进生产方式的深切崇信，代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工商业者的愿望和诉求。这一社会群体一般对于来自西方的挑战具有比较理智的选择能力，把时局的变动和行业的危机看作获取新知的机会，把西方科技作为解困纾难的工具。这是晚清特定时期流行性社会思潮的产物，也是在时代条件的制约下民间工商业者所能做出的符合自己经济和政治利益的选择。

当然，急转直下的外贸危局，迫使《申报》的论说者们来不及仔细铸造自己的理论武器就匆忙登场，从而使他们的挽救方案必然带着半新半旧、浮光掠影的性质和色彩。从当时及其后来的情况来看，这场讨论所提出的新方案中也存在着种种问题。首先，在对现代缫丝工业的理解上，只看到机器缫丝具有强大的生产力，能在短期内产出量大质优的生丝，产生巨大的市场效益，却没有认识到现代缫丝工业的建立需要一定的条件，离不开资本市场、原料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基础，更离不开国家权力的保护和鼓励。其次，也许是为了取得政府官员的容忍与支持，一再强调引进机器缫丝工业对于扩大和增加国家“税饷”的作用。认为当局依照以往生丝流通过程中征收“丝捐”的先例，在蚕茧买卖中通过“茧行”征收“茧捐”是理所当然之事。在极力赞扬已在上海出现的机器缫丝工厂、并大力鼓吹引进和发展现代缫丝工业的必要性的同时，却又愿意接受对现代缫丝工业的生存和发展极为不利的税收制度，实在无异于自戴枷锁，为中国近代缫丝工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深远的负面影响。尽管如此，这场讨论传递了外部世界的新信息，提出了改造传统产业的新思路，启发人们摆脱传统文化和固有生产方式的束缚，开始从新的角度、新的方向探寻挽救中国丝绸生产和贸易的路径。在这个意义上，这场讨论可以说是现代缫丝工业即将或正在中国丝绸生产和贸易的中心——江浙地区破土而出的舆论准备，是推动中国传统产业近代转型的一场观念变革。作为中华民族近代觉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工业化及其思想启蒙不是一蹴而就的，论战交锋贯穿这一过程的始终。如果把中国人民对工业化主题的认识作为一个发展过程来考察，那么，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申报》为载体的振兴蚕丝业的一系列文章，或可视为中国近代关于工业化问题的第一次大讨论。这一讨论由浅入深的发展，虽然远远没有完成近代国人对工业化问题的认知过程，但它所提供的合理成分，或积累的有益教训，必然会被后人筛选扬弃，并在新的认知水平上加以综合改造，继续发挥其力量和作用。

①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李时岳、胡滨的《从闭关到开放》(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费维恺的《中国早期工业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徐新吾主编的《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夏东元的《洋务运动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张玉法的《近代中国工业发展史》(台北：桂冠图书出版社，1992年)，刘学照的《洋务思潮与近代中国》(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年)，周建波的《洋务运动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想》(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蔡双全的《近代中国实业救国思潮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马伯煌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等论著中，都有相关章节论述了中国近代早期工业化时期的思想交锋。其中，李时岳、胡滨合著的《从闭关到开放》归纳了洋务派与顽固派的几次大争论：一是关于同文馆的争论，二是关于制造轮船的争论，三是关于修筑铁路的争论。这也成为学界对于早期工业化思想争论所涉范围的一般概括。

②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413页。

③Debin Ma,The Modern Silk Road:The Global Raw-Silk Market,1850-1930,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56,No.2,Papers Presented at the Fifty-Fif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Economic History Association(Jun.,1996).

④顾国达等「中国の输出贸易に占める蚕丝业の经济的地位」，『日本蚕丝学杂志』1993年第6期。

⑤《湖丝减价滞销说》，《申报》1873年7月5日。

⑥《湖丝减价滞销说》，《申报》1873年7月5日。

⑦杨端六、侯厚培等：《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中华民国国立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31年，表1、表4、表5。Decennial Reports,1902-1911,Appendix,Trade Statistics 7.Forty Years Value of the Principal Foreign Import,8.Forty Years Value of the Principal Articles of Chinese Produce.

⑧《湖丝减价滞销说》，《申报》1873年7月5日。

⑨《论今年各丝业》，《申报》1874年2月13日。

⑩《论西国治蚕茧法》，《申报》1874年7月15日。

(11)《北华捷报》1875年4月1日；参见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68页。

(12)《书〈汇报〉丝茶宜出洋自卖论后》，《申报》1874年7月16日。

(13)《论西国治蚕茧法》，《申报》1874年2月12日。

(14)《书低茶案略后》，《申报》1879年8月23日。

(15)《书低茶案略后》，《申报》1879年8月23日。

(16)《论丝、茶二业整顿难易》，《申报》1881年12月17日。

(17)《书低茶案略后》，《申报》1879年8月23日。

(18)《来札照登》，《申报》1879年9月8日。

(19)《论整顿丝、茶两市》，《申报》1881年2月6日。

(20)《论整顿丝、茶两市》，《申报》1881年2月6日。

(21)《论丝、茶二业整顿难易》，《申报》1881年12月17日。

(22)《论整顿丝、茶之法》，《申报》1881年12月4日。

(23)《论整顿丝、茶两市》，《申报》1881年2月6日。

(24)《论丝、茶二业整顿难易》，《申报》1881年12月17日。

(25)《论整顿丝、茶两市》，《申报》1881年2月6日。

(26)《论丝、茶二业整顿难易》，《申报》1881年12月17日。

(27)铃木智夫『洋務運動の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92年，第307页。

(28)《论整顿丝、茶两市》，《申报》1881年2月6日；《论丝、茶二业整顿难易》，《申报》1881年12月17日。

(29)《论近年各国丝业》，《申报》1874年2月13日。

(30)参见陈慈玉：《近代中国的机械缫丝工业(1860-1945)》，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58)，1989年，第16页。

(31)《机器缫丝说》，《申报》1882年2月5日。

(32)《机器缫丝说》，《申报》1882年2月5日。

(33)海上散人：《机器缫丝为害论》，《申报》1882年6月2日。

(34)《阅西友论缫丝局书后》，《申报》1882年11月30日。

(35)海上散人：《机器缫丝为害论》，《申报》1882年6月2日。

(36)《书机器缫丝妨利论后》，《申报》1882年6月4日。

(37)《书机器缫丝妨利论后》，《申报》1882年6月4日。

(38)《观缫丝局记》，《申报》1882年8月3日。

(39)《缫丝三利说》，《申报》1882年8月9日。

(40)《奉阻缫丝》，《申报》1882年9月15日。

(41)《禀批照录》，《申报》1882年10月19日。

(42)《议禁缫丝》，《申报》1882年11月15日；又见《西国近事汇编》卷4，壬午，第5页。

(43)《沪报》1833年4月25日。

(44)有意见认为，这次行动是由1882年美国商人华地码(W.S.Wetmore)企图创建丰祥纱厂的计划所引起的。由于这一计划直接触犯了洋务派主持下的上海织布局的利益，清朝官府才发起了这一场干预行动，作为钳制华地码活动的手段。参见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78页。

(45)《英领报告》，1882-1883年，上海，第227页。

(46)《照译论缫丝局书》，《申报》1882年11月28日。

(47)《论本馆作报本意》，《申报》1875年10月11日。

(48)《再论机器缫丝》，《申报》1882年12月3日。

(49)《照译论缫丝局书》，《申报》1882年11月18日。

(50)《阅西友论缫丝局书后》，《申报》1882年11月30日。

(51)《机器缫丝有益于华民说》，《申报》1882年12月2日。

(52)《再论机器缫丝》，《申报》1882年12月3日。

(53)《附录来信》，《申报》1872年11月4日。

(54)《北华捷报》1883年7月6日。

(55)参见薛福成：《庸庵文别集》卷5“代李伯相复邵观察书”。

(56)李鸿章：《致左相》，《李文忠公全书》卷20“朋僚函稿”，第36页。

(57)Foreign Relation of U.S.A.1883.No.77.Inclosure 2.

(58)《李文忠公全集·海军函稿》卷3“条陈四事”，光绪十三年正月初十日。

(59)《申报》1887年2月21日。

(60)粤省得风气之先，19世纪70年代上半期机器缫丝工业已然兴起，到80年代中期，“愈推愈广，其销赴外洋者，遽年加值。查光绪十二年由顺德等县运省之洋庄丝，约计二百二十八万余斤之多，较往年几增十分之四。盖小民惟利是趋，比年获利颇厚，故机器之计，年多一年，出丝既多，销路亦夥。现在争相仿效，到处开设，有益于贫户之资生，无碍于商贾之贸易，以属办有成效，当无窒碍。惟系民间自行经理，并非由官设局劝办，亦未领用官帑，自应听其照旧开设，以浚利源”。《广东厘务总局奉查广东机器缫丝情况呈报两广总督件》，光绪十三年六月，广州中山图书馆藏。

(61)《劝办机器缫丝》，《申报》1887年12月5日。

(62)陈玉申：《晚清报业史》，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第4页。

(63)《邸报别于新报论》，《申报》1872年7月9日。

(64)《本馆条例》，《申报》创刊号，1872年4月30日。

(65)《申报》创刊五年后的1877年，每日销售已达八九千份。

(66)《本馆附识》，《申报》1876年6月7日。

(67)王维江：《清流与〈申报〉》，《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6期。

(68)龙城未遂初心者(疑即为随从郭嵩焘出使之姚岳望)：《游学说略》，《申报》1878年3月18日。

(69)《与申报馆论申报纸格式鄙见》，《申报》1875年3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