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很难，而制造“垃圾”则很容易。大多数学者都已清楚地指出：现行的科研体制和评价体制、期刊体制，是造成我国“学术垃圾”泛滥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大力呼吁“剔除学术垃圾需彻底改革评价体系”。但是，要改变现行的科研体制、评价体制和期刊体制，只有国家相关部门有这样的权力，用中国古语来说，这是“肉食者谋之”的事。作为单个的学者，除了呼吁之外，对此是无能为力的。那么，我们就可以以此为由，不采取任何措施，任凭垃圾继续泛滥下去吗？如果认为不能如此消极无为，我们就必须从我做起。这也就是古人所说的要治国平天下，首先要从正心诚意做起的意思。换言之，作为学者个人的“正心诚意”，最起码的是“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制造“垃圾”是恶，不论大小，都不能去做。进行创新是善，不论大小，都应当努力去做。

不制造垃圾，不仅是绝不能做抄袭、剽窃等学术不端之事，而且要在自己的研究中有所创新，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为人类共同的知识大厦增添一块砖、一片瓦，而不是倾倒一堆废料。

要进行学术创新，首先就要知道学术创新是一件艰苦的工作。今天我国撰写“学术”著作似乎人人可为，处处可为，时时可为，事事可为。大学里三十多岁的年轻教师，已是“著作等身”。这在全世界（至少是世界一流大学中）可谓绝无仅有的。

进行创新性的学术研究非常艰辛。在美国，文科的名教授一辈子通常也就是两三本书，论文十数篇至数十篇而已。“十年磨一剑”是常见的事。一个例子是哈佛哲学系教授罗尔斯的《正义理论》。 这本书是多年来国际哲学界公认的最佳著作。罗氏写这本书用了十年以上的时间，而在这段时间中，他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

创新性的研究艰难如此，所以只有下定决心，排除万难，才能做到。马克思说：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由于学术研究非常艰苦，所以“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只有研究者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真正把学术当回事，而不是“玩学术”，或者把学术研究当做谋取某种“好处”手段，这样才能够进行创新。

我到清华任教以前，对清华著名的土木工程系和建筑系之间的关系感到很不清楚。到了清华之后方才了解到原来两者虽然都是做建筑的，但彼此之间有很大的差别。简言之，建筑学是设计房子的形状，而土木工程学则是制造用以盖房子的各种部件。

建筑学和土木工程学都非常重要，缺一不可。但是正如历史学家王笛在讨论中所说：“任何历史研究，都必须有局部和整体，或者说碎片与整体，两者甚至不存在孰轻孰重的问题。没有局部，哪有整体？没有零件，哪有机器？……所谓‘碎片’和‘整体’，就是零件与组装的关系。整体是由碎片集成的，可以没有整体，但却不能没有碎片。一个技术不怎么好的技工，如果无法把零件组装成机器，零件毕竟还在，以后还会有高手利用这些零件组装机器。但如果没有零件，就完全不可能有机器。同理，历史研究没有碎片是不行的，这犹如机器没有零件。这些看起来各自分离的‘碎片’组起来，让历史研究逐步趋向整体认识。”

在史学研究中，大多数人是应当做土木工程师的工作，做建筑师的工作当然只能是少数。就做重大课题研究而言，我要说的是，绝非人人俱可做重大课题研究。这需要一系列必要条件（不仅包括各种客观的条件，而且也包括研究者自己的主观条件如学养和能力等），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那么最终做出来的只会是次品或者废品，或者说就是“学术垃圾”和“准学术垃圾”，其道理是再清楚不过的。对于大多数研究者而言，做符合自己主客观条件的小课题，只要真正努力，却是可以出真正成果的，这种成果就是创新。

相对而言，做“小”问题研究，比较容易出真正的成果（即创新），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关心“大”问题。王国维提出治学应“从宏大处立脚，而从精微处着力”；故“虽好从事于个别问题，为窄而深的研究，而常能从一问题与他问题之关系上，见出最适当之理解，绝无支离破碎、专己守残之弊”。曾对清儒治学多有批评的顾颉刚，后来也认识到“人的知识和心得，总是零碎的。必须把许多人的知识和心得合起来，方可认识它的全体”“必有零碎材料于先，进一步加以系统之编排，然后再进一步方可作系统之整理。”如若只“要系统之知识，但不要零碎的材料，是犹欲吃饭而不欲煮米”。有些因时代风气而气魄恢宏的东西，一旦风气转变，转瞬即“烟消云散”。故“其为虚假之伟大，不如作真实之琐碎”。

这些先贤的话都颇有深意。一个学者不论做什么研究，都应当把自己的工作看得很重，只要自己做的工作是创新，成果都是大成就。如果能这样想，就可以从“小”做起，从我做起。如果每个学者都能从“小”题目做起，认真发掘新资料，使用新方法，就能做到有所创新。

（作者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