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主要谈两个问题，一个是什么是社会学的视角，另一个是社会学视角下的单位制。希望可以对各位研究的问题有一些启发。
一、什么是社会学视角？
社会学视角的独特之处在于：将事件、组织、个人等一切研究对象，都通通看作社会现象，而不作预先假设，也不对对象之间的关系进行特定的抽取。
这一点将社会学明显区别于经济学或政治学。比如，经济学视角的前提假设，是将人看作经济人，并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抽象为发生在市场这个特殊的场域之中。类似地，政治学研究会抽取研究对象中与权力有关的东西，而忽略其他。与经济学和政治学不同的是，社会学将人看作具体的社会人，并且不会对他们的关系进行抽象，而是关注这些社会人所处的具体的社会背景。
社会学之所以不对关系进行抽象，是因为它认为这种抽取的关系并不一定就是最关键的或者最重要的。可能在不同的时间或空间，其他关系产生的影响更大。社会学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具体的，他们在互动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后果，如果仅从经济学或政治学视角进行抽象理解的话，往往是不全面的。
比如研究两个人的权力关系，社会学里叫支配关系。从政治学的视角来看，可以观察到上级对下属的奖励、惩罚，奖惩的效率则可以用来判断权力关系的大小。但是社会学的视角下，上级和下属不是两个抽象的权力主体，是两个具体的人。社会学对权力的理解，一定是在非常具体的情境中进行的。比如说，上级可能很喜欢下属，或者他们有亲戚关系，这些都会影响到两人的权力关系，这是具体的视角。
简言之，社会学视角不是抽象的、单维度的视角，而是具体的、全面的视角。在具体情境中进行理解是社会学研究的基本特征，也正因为这样，一个情境中得出的结论不能被当做普遍规律，拓展运用到其他领域。
那么，社会学视角主张运用什么样的分析方法呢？其实，要求将观察对象放到一定的背景中，就是要关注背景的空间和时间维度，社会学里叫结构的维度、历史的维度。结构的维度是说，一个社会现象一定是扎根在周围的社会现象之中，它之所以呈现这样的现象是因为周围的关系；同样，一个人的行动也总是处在关系的泥沼中的。历史的维度则是说，任何现象不是凭空出现的，观察者也不是历史终结者，现象的存在有其延续性。
结构和历史的分析，不能单纯成为权力或利益关系的分析。我反对的社会学，就是那些有点变成经济学、政治学的社会学。比如我们有的社会学分析把行动者看做是权力和利益操纵的提线木偶。这个理论有一个前提假设，认为人的行动是为了权力和利益。接着它解释人与人之间如何形成这样的利益关系和权力关系，接着这些关系又反过来解释人为什么要这样行动。这个时候的分析就是一种抽象分析，并且会导向一个偏颇的理解。
在现实生活中，人人都是社会学家。因为在他们行动或者办事的时候，一定会试图探索事物具体的背景，而不是去套用经济学家或政治学家发现的规律。但反过来，当我们试图理解人的行动时，却常常认为这些行动完全是权力和利益关系决定的，并且把人原子化，这是西方个体主义的影响。这些和中国人的价值观念非常不一样。
这个问题上，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的理解就比较全面。他将人的行动分为四种类型，具体包括工具理性的行动，价值理性的行动，还有情感式和传统式的行动。比如考察农村妇女自杀的原因，可以发现她们不少人可能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甚至某人的一句话自杀，不一定是受了多大的经济损失。但是当我们将利益、价值、情感、传统考虑在内时，我们就理解了她们这样行动的意义。只有通过这种综合的考虑，才能理解一个人行动的真正意义。
二、社会学视角下的单位制
有了这样的视角，再来看单位制，就和单纯站在权力和利益视角看单位制不一样。
当前的中国社会学有一个倾向，就是认为中国社会现阶段的发展，是一个从单位制向项目制的转化。这里所说的单位制或项目制，都不是指一种具体的制度，而是一种社会结构。全社会的人都是在社会结构中来思考问题的，也是在这个结构中采取行动的。
单位制根源于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面临着建设社会主义宏伟目标与社会落后现实之间的矛盾，党和政府直接推动了对社会的大规模重新组织，希望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和群众运动方式，迅速实现社会主义。单位制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国家借此制度将自由流动的资源变成了行政控制的资源。
单位制的特点主要有两个：第一，社会整体呈蜂巢状。每一个社会组织都高度相似，不同的组织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每一个组织的功能都是综合式的，像个“小社会”，而不像人体的不同器官只具备特定的功能。第二，社会流动性很差。从资源到人，所有生产要素之间形成的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契约关系，而是一种基本上没有退出权的关系。这两个特征是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其他学科一致认同的，构成我们认识单位制的共享前提。
有人将单位制等同于科层制，这个理解是有问题的。韦伯对现代科层制，有一套详细的论述。他认为西方社会是个不断理性化的过程，具体表现在社会组织上就是科层制。典型的科层制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而出现的。现代科层制具有这些特征：分工明确、照章办事、等级分明、量才用人、非人格化的管理等等。
但是，在韦伯的这套理论背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我们经常没有去强调的。理想的科层组织要运作，一定要有一套现代人格体系来保证。这个就是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提出的理论。现代社会的特征是表现在人身上的，所谓现代化就是人的人格特征的现代化。现代人格有一系列特征，比如它是职业性的，在单位不投入个人感情。再比如，个人的成就是靠自身努力获得，而不是靠特殊“关系”。我们可以把一个单位在形式上改变成现代性的，但是人格却不那么容易改变。
反过来看单位制，我们可以将单位在形式上仿照科层制构建，但是改变不了单位里的人不具有西方现代人格的事实。社会学谈单位制，谈的就是单位里面那些跟科层制不一样的东西。单位里面对人际关系的重视超过了对绩效的关注。另外，它极端重视平均主义，个体之间有非常强烈的依附关系，这些都跟科层制的特征截然相反的。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曾研究过中国的传统关系。他指出虽然中国是最早出现理性化的国家，但其表面上像科层制，其实骨子里最不科层制，因而最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
社会学视角所关注的，就是单位里人跟人之间的这种具体的关系。社会学家魏昂德（Andrew G. Walder）写过一本书叫《共产主义的新传统主义》。书里他研究一个国有企业，发现里面存在着很复杂的庇护网络，虽然合法化的权威是按行政层级来的，但是实际的权力不尽然，要分辨权力必须看具体的人际关系。他的研究突破了之前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极权主义和多元主义理论范式，是一个重要的创新。当然，他的这个发现也是有缺陷的，比如他书中说到的积极分子，并不是笼统意义上的积极分子，而一定是属于某个特定派系的。90年代，我和别人合写过一篇文章，谈的就是单位里的派系结构，我们认为单位里除了纵向的正式关系，还存在着一种隐藏的派系关系。
为什么在单位里会形成这样或那样的派系？其实很简单，因为在单位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是纯粹的交换关系。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明白了，我们是怎么区分拍马屁和讲义气的？简单来说，拍马屁是一种纯粹的交换关系，而讲义气除了利益关系，还有一些价值、情感的东西在里面。在每个单位里，都存在着这种价值、情感方面的东西，而且真实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比如我跟一个人关系好，他迟到了我会撒谎给他打掩护，这在领导看来是私，但是在人际关系中这种庇护是一种可贵的德性。
这个就涉及到问题的实质了，那就是中国人的基本价值和感情，是区别于现代西方的。我们认为某个做法是好的、对的，但可能和西方的理念却是相反的。比如之前有机构做过一个全球性的调查，假设的情境是，朋友驾车路上违反交通规则撞了人，你是唯一的目击者，这个时候你是否会选择向警察说出真相。在北美、欧洲，90%的受访者选择是；但在东亚三国，以及香港、台湾，这个数字只有40%-50%。这个背后体现出的，其实是东西方价值观念上的差异。在中国，仁和义这两个价值是非常崇高的德性，但放在现代西方社会，其实就是两个非常私人化的价值。中国社会学绕不过的三大概念就是关系、面子、人情，无论是官场、商场还是学界乃至中国社会，到处都充斥着三大概念。而这三个概念本质上和仁与义的德性联系在一起。
现阶段的中国社会研究中，这些特征被许多学者错误地忽视了。我们在西方观念的影响下，设计了很多制度规则，但是设计得越激进，越容易变成一纸空文。我们的很多公共政策，也假设人们具有西方那种价值观念，但是很多时候他们并不是这样想问题的。
一句话总结，研究中国的任何问题，一定要重视中国人行动意义的结构。而按照费老（费孝通）的说法，这个结构是一连贯传承下来的，至今没有太大改变。所以在最后，我想给大家提一个建议：任何的公共政策、社会治理研究，都应当在这个结构的基础上来考虑。或者至少，我们应当正视这些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