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17、18世纪欧洲流行“中国风”的社会语境里，英国小说先驱丹尼尔·笛福却迥异于当时的文化潮流，在其作品中大肆攻击中国政治腐败、军事无能、经济文化落后、民众愚昧，体现出对中国文化的仇视。从未到过中国的笛福如此憎恶中国，其缘由值得探究。综合考察其经历、思想以及当时的英国社会文化语境，可以发现，笛福的严苛清教信仰以及与此相关的重商主义思想与民族主义情绪是其仇视中国文化的主要原因。
关 键 词：笛福 清教 中国 重商主义 民族主义
17世纪中期，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进入欧洲，立即风靡一时，受到各国上流社会的喜爱。与此同时，精巧雅致的中国园林艺术也传入欧洲并影响欧洲园林建筑。《大学》、《中庸》、《论语》等中国儒家经典也于1661-1662年间被译成拉丁文在法国出版。欧洲开始流行“中国风”。17世纪晚期英国的坦普尔爵士(William Temple)在自己的文章里盛赞孔子的为人及儒家学说。此后，英国的自然神论者柯林斯(Anthony Collins)、廷德尔(Matthew Tindal)，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等人都著书立说推崇中国的儒家学说、开明君主和文官考试制度，甚至汉字也被认为是人类的初始语言①。但是，在这一片揄扬声中也不乏诋毁中国的声音。17世纪晚期威廉·尼克尔斯(William Nichols)面对自然神论者对基督教的责难，撰写《有神论者的对话》(Conversation with a Theist,1699)，攻击中国宗教和道德。英国牧师威廉·沃顿(William Wotton)也反对坦普尔对中国文化的赞美，质疑汉字的难学以及中国阴阳五行学说的浅薄落后。18世纪中期的乔治·安逊(George Anson)在《环球航行记》(A Voyage Round the World in the Years 1740-1-2-3-4 by George Anson,Esq.,now Lord Anson…Compiled from His Papers and Materials by Richard Walter,Chaplain of His Majesty's Ship the Centurion in the Expedition,1748)中更是以自己在中国广州的亲身经历攻击中国政府软弱，官员贪婪，文字笨拙，人民麻木不仁，并质疑此前欧洲人士对中国的褒扬。18世纪初，英国著名作家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1660-1731)对于中国的批评可能最为彻底。他早年在《联合机》(Consolidator,1705)中以极为夸张的笔调描写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和各种匪夷所思的科学技术，虽貌似赞扬，实则是沿用那个时代英国文人习用的讽刺手法，以荒诞不经的描写来暗讽中国②。而在其后的《鲁滨孙漂流续记》(The Further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1719)、《鲁滨孙沉思录》(Serious Reflections During the Life and Surprising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with His Vision of the Angelic World,1720)等著作里笛福对于中国的文化习俗、科学技术、政府组织等进行了全方位的抨击。笛福生活在17世纪后期与18世纪前期，并未到过中国，他对中国的了解完全来自当时的游记、传教士的海外记录以及商人、外交使团的报告等等。为何他对中国如此仇视，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对此学术界莫衷一是。在国外学术界，著名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认为笛福在《联合机》里对中国态度友好，但后来开始仇视中国，可能源于其思想的变化，也可能有吸引读者和宗教因素、以及尊奉“英国至上”的心理作用等③④。罗伯特·马克利(Robert Markley)认为笛福对中国的态度是英国寻找现代自我中的‘梦魇’⑤，斯塔尔(G.A.Starr)则将笛福对中国的态度归结于对中国政府、经济和宗教三个方面的不满⑥。在中国，1930年代陈受颐发表了一系列以《丹尼尔·笛福：中国的严厉批评者》为代表的相关研究论文，但此后很长时间中国学术界没再重视这个问题。1991年范存忠在其英文博士论文基础上写作出版《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其中谈及笛福的中国观。近年来姜智芹、葛桂录、王丽亚、陈西军、管新福等国内学者运用东方主义、比较文学形象学和文化研究等批评方法，从社会、文化、科技等角度探讨了笛福的中国观，颇有深度。但笛福中国观中的一些重要因素比如宗教因素等，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阐释。本文认为，要想充分认识笛福仇视中国的原因，我们需要在考察当时欧洲、特别是英国社会文化语境的同时充分注意笛福清教信仰的因素。概言之，笛福对于中国的仇视，部分源于其严苛的清教信仰，部分源于其与清教信仰相关的重商主义思想和民族主义情绪。
一、清教徒眼中的异教中国
清教兴起于16世纪的英国，反对天主教的森严等级制度、繁文缛节与腐化堕落，主张简化宗教仪式，强调对于基督教的虔诚和对《圣经》的绝对信守，提倡过勤俭、简朴、道德的生活。笛福出身于清教徒——当时也叫“不信奉国教者”——家庭，从小就接受清教的教诲，并在一所清教徒学校上学，养成了严苛的清教思想。当时欧洲启蒙思想家盛赞中国的开明政治制度以及先进的文化，目的在于挑战专制暴政和基督教神学，鼓吹像中国那样用世俗的道德和教育为人类营造一个现世乐园。中国的儒家学说成为他们——特别是英国自然神论者——用来攻击基督教神学的武器。廷德尔认为，异教的孔子有着比基督徒更好的美德，“我根本不认为孔子的教条与耶稣的教导有什么区别，而认为前者平易通俗的教条有助于人们理解后者更晦涩不明的教导”。柯林斯也宣称，理性是基础的信仰，在批评基督教信条时应到东方材料中寻找证据，东方的佛教徒有自己的经文，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宗教，基督教绝非唯一的宗教，《圣经》也不是所有人种的经典⑦。自然神论者通过美化中国儒学来贬损基督教和《圣经》，作为清教徒的笛福显然不能容忍。可以说，他在作品中对于中国的丑化其实就是对英国自然神论者的驳斥。在小说《鲁滨孙漂流续记》中，笛福通过其代言人鲁滨孙抨击中国是个崇拜怪诞偶像的异教徒国家：
那里的百姓怀着强烈的错觉，崇拜魔鬼，匍伏在怪物、风土水火、形象可怖的动物或怪兽的图像或雕像面前。我们经过的每一座城市，都有各自的宝塔、偶像、寺庙，而无知的人们甚至在崇拜他们亲手制造出来的东西。⑧
我们知道，作为一神教的基督教强烈排斥其他宗教，斥其为异教，认为它们崇拜偶像，秉性邪恶。鲁滨孙将中国描写为崇拜怪诞偶像的异教徒国家，明显是对中国的诋毁。在1720年出版的《鲁滨孙沉思录》中鲁滨孙继续攻击儒学和中国宗教，认为儒学不过是一些纠缠在一起的政治、道德和迷信因素的胡言乱语，既不一贯，也无多少逻辑思辨，还不如一些美洲印第安人的异教信仰来得完整实在⑨。由此出发，鲁滨孙继续大肆攻击中国怪诞的偶像崇拜：
当我们谈到被人们誉为有识见、天赋伟大的中国人，我们发现他们其实深陷于偶像崇拜的污泥中无法自拔。他们顶礼膜拜的偶像狰狞可怕，形态怪诞，不取自真实的动物形体，也非德行、贞节、斯文的形象，纯粹是其祭司想象出来的狰狞形象……它们既无面目身体，也不能行走，站立，飞翔，不能视听、言说。这些丑陋狰狞的偶像的唯一作用，就是将一大堆乌七八糟、可怕而又可恶的观念装到偶像崇拜者愚蠢的脑子里。⑩
这种攻击在《鲁滨孙沉思录》中多处可见，其言辞之激烈离奇，已近谩骂。难怪当年林纾先生翻译笛福作品至此，愤怒之极，差一点连译稿带原书一起撕毁(11)。
与此同时，小说中鲁滨孙又一再强调基督徒的文明善良：“信奉基督教的国民，待我们只会好，不会差；只会有好处，不会加害我们的。”(12)在经过中国台湾岛时，鲁滨孙声称台湾岛民文明和善、谦恭善良，并认为这是荷兰新教传教士带来的基督教的影响(13)。小说中鲁滨孙到了中国昆山后发现当地有三个天主教外国传教士在传教，但是，这些中国教徒“只不过知道了基督的名字，用他们不懂的语言向圣母玛丽亚和圣子说几句祷告词，画画十字，如此而已……而这些所谓的传教士却坚信在他们的教导下这些人一定会得救。”(14)这里既有对中国人的丑化，形容中国人蠢笨无比——这是对于此前欧洲文人墨客颂扬中国人聪明的潮流的反拨，也有对当时在中国传播基督教比较卖力的耶稣会士的讽刺和批评。这不仅因为耶稣会士隶属于天主教体系，是清教徒的抨击对象，也因为早期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时的灵活策略如吸收中国文化进入其教义引起欧洲宗教人士的反感，同时耶稣会士对于中国的褒扬正是欧洲“中国风”的源头之一。不仅如此，笛福还在其《魔鬼的政治史》(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Devil，1726)中把那些颂扬中国的耶稣会士都看成了魔鬼的团伙，并详细论及耶稣会士如何千方百计企图控制中国与日本，因而面临被赶出中国的危险(已被日本赶出去)：
勤恳刻苦的耶稣会教士们似乎比‘中国的魔鬼’智高一筹；由于他们的使命面临失败的危险，他们很可能会像在日本一样被‘中国的魔鬼’和皇帝驱逐出境，所以，他们狡猾地同当地的那些教士妥协，融汇了两种宗教的谋略，使耶稣基督与孔夫子协调一致，让人觉着中国人与罗马的偶像崇拜似乎能够结合在一起，而且并行不悖，中国人和罗马人最终将成为很好的伙伴。(15)
其实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时吸收儒学思想的本意在于混合基督教的信仰与儒学思想，并以宗教的名义将儒学基督教化，从而达到传教的目的。但显然笛福非常不满意耶稣会士的这种传教方式，对他这个比较严苛的清教徒来说，耶稣会士吸收儒学思想进行的传教是对基督教的背叛，是魔鬼的把戏。耶稣会士对中国的颂扬自然也相应地成为需要摒弃的东西。史景迁认为，笛福的作品讽刺中国且明显含有敌意，部分原因在于其对宗教的看法：耶稣会士和天主教徒们忙于赞美中国，笛福受到刺激，自然就采取了与天主教徒对立的立场(16)。
还有一个因素值得考虑。那就是，笛福成长的时代正是英国宗教纷争不断的年代。在笛福出生的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国王查理二世对此前推翻王室、杀死其父亲查理一世的清教徒进行清算，而其弟、王储詹姆斯是天主教徒，试图在英国恢复天主教。此后几十年内英国国内宗教纷争不断，清教徒则经常是牺牲品。因此，他们有非常强烈的宗教恐惧和不安全感。笛福在成长期间就耳闻目睹不少清教徒被囚禁、杀害，他自己也因为在1702年写作并发表《惩治不从国教者的捷径》来讽刺和控诉托利党人对非国教教徒的迫害，结果被逮捕并判处枷刑示众和半年监禁。笛福晚年曾愤怒地斥责当时迫害清教徒的托利党人坚持的王权神授原则：“我曾听说这个原则公开宣扬，如果国王要我的头颅，派使者来取，我就应该屈服，乖乖站在那里等他割去。”(17)试将其与笛福在《鲁滨孙沉思录》中对于中国政治专制的抨击进行比较：“中国的政治体制是绝对的暴政……如果你命令他们去上吊，他们只会哭一会儿，然后就乖乖地屈服了。”(18)我们发现，这两段话在内容和情绪上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由此看来，笛福对当时中国暴政的想象和攻击也是其对英国国内政治压迫的曲折反抗，表达了其潜藏在内心深处的清教徒的恐惧和不安全感。
二、重商主义者眼中的落后中国
笛福年轻时上过清教徒办的高等教育学校，本拟毕业后作清教牧师。但热爱尘世生活和文学的笛福最终没有成为牧师，而是像其父亲一样做了一名商人。但对于18世纪的清教徒来说，肯定现实生活与清教信仰并不矛盾，甚至可以说是清教信仰的另一方面。20世纪初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1904-1905)中详细探讨了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的职业概念，指出通行于新教国家的“calling”一词在英语中既有“职业”，又有“神召”之意，宗教改革使人们改变了自中世纪以来的鄙视世俗工作的观念，而是将职业和工作看成上帝赋予他们在尘世中的责任和义务。对于新教徒们来说，工作本身成了带有道德和宗教色彩的价值观念，依靠勤奋工作获得财富的多寡往往标志着上帝的救赎与否(19)。这种情形在信奉勤勉、克己的英国清教徒中尤其如此。韦伯认为正是新教的这种工作伦理使大批人投身到积极的贸易和生产当中去，促进了英国的资本原始积累，从而推动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笛福在其小说《鲁滨孙漂流记》中津津有味、巨细无遗地描述鲁滨孙在荒岛上伐木造船、烧陶建屋等一系列工作经历，正是其清教徒工作伦理的反映。
笛福在《鲁滨孙漂流续记》中延续了这种将工作视为“天职”的思想。小说一开始就反复强调年老富有的鲁滨孙再次出海贸易是“天意”，“应尽的责任”，并严厉谴责游手好闲的生活，认为这样的人毫无价值，从而确定了这部作品的清教工作伦理的基调(20)。在这里，笛福的世俗化清教伦理与当时英国朝野上下信奉的重商主义理念不谋而合，使得其笔下的鲁滨孙成为英国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代表，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笛福对待中国的负面态度。我们知道，重商主义是16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兴起后出现的经济学理论，强调财富在于贵金属(金银)的积累，金银越多，一个国家就越富强。除了开采金银矿以外，对外贸易是货币财富的真正来源。要使国家变得富强，就应尽量使出口大于进口，因为贸易出超才会导致贵金属的净流入。因此，政府应该竭力鼓励出口，不主张甚至限制商品(尤其是奢侈品)进口。由于不可能所有贸易参加国同时出超，而且任一时点上的金银总量是固定的，所以一国的获利总是基于其他国家的损失。基于这种理论，笛福时代的英国非常重视对外贸易，英国资本主义发展迅速。笛福本人也是对外贸易的鼓吹者，他认为贸易是社会进化、国家富强的根本原因，宣称“贸易就是一切”，强调英国应以海外贸易为中心，带动工业、航海业和农业共同发展(21)。不过在笛福生活的时代，由于受“中国风”的影响，英国每年进口大量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等商品，而中国幅员辽阔，又是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国，对英国商品兴趣不大，进口的数量也有限，这就导致在中英贸易中英国处于贸易逆差的地位，英国进口商品贸易飙升直接导致英国金银大量外流。根据重商主义的原则，英国显然是吃亏的一方(22)。不少英国人对此忧心忡忡。笛福显然对此也非常不满，他认为英国进口中国的茶叶与瓷器并无必要，只会白白浪费许多白银，而进口中国的丝绸、棉花更是危险，因为这会危及英国赖以发展繁荣的羊毛产业(23)。
笛福对中国贸易的攻击在《鲁滨孙漂流续记》中有明显的表现。书中鲁滨孙认为中国的贸易不值一提：“较之与英国、荷兰、法国及西班牙的四海通商，他们的贸易算得了什么呢?……我们一个伦敦城的贸易就超过他们半个帝国的贸易额。”(24)鲁滨孙还对中国风靡欧洲的物品——也就是导致英国贵金属流出的元凶——进行丑化，中国瓷器就是一例。众所周知，17、18世纪光洁精致的中国瓷器风靡欧洲，使多少王公贵族都心醉神迷，以得到几件中国瓷器为荣，甚至中国国名的英文也被直接拿来指称瓷器(china)。但就在这样的语境里，笛福还在《鲁滨孙漂流续记》中以讽刺的笔调描写中国“瓷屋”和“瓷船”：当他们行走在北京附近时，其葡萄牙向导用艳羡的语调告诉鲁滨孙有个中国士绅的屋子全部用瓷造就，十分稀罕。鲁滨孙前往观看以后一方面承认其精致，却用“不过是个木板房”、(房间墙上贴着那种)“像英国用的那种小方瓦”、(地板也)“和英国的差不多”等表示不屑，或者暗示这些东西和英国的产品在同一档次上。对于中国人制造的能够乘坐五十个人的瓷船的故事，他更是嗤之以鼻，斥之为虚假故事。当他实在难以继续贬损中国瓷器时，只好说这(瓷器)是中国的“异能”(singularity)之一，让他们超群出众好了，就这样他还不忘补上一句“但我相信他们(中国人)夸口的本事也超群出众”(25)。在《鲁滨孙沉思录》中笛福更是将中国瓷器的精美归结为原材料好，而并非中国的工艺有多么出众(26)。
中国的建筑艺术也没有逃脱鲁滨孙的嘲笑。《鲁滨孙漂流续记》中鲁滨孙非常瞧不起中国的建筑：“较之欧洲的宫廷和皇室建筑，他们的房舍算什么呢?”(27)但实际上，17、18世纪中国精巧的园林艺术极大地影响了英国的园林艺术，使得当时贵族庄园里仿建中国式园林成为一种时尚。比笛福稍为年长的坦普尔爵士就写过很多文章推崇中国园林那“不规则的美。”坦普尔的文章轻松流畅，在当时很受欢迎，在18世纪至少翻印过10次，而这些文章发表时笛福已经成人，也热衷于舞文弄墨，不大可能没有读过坦普尔的作品。因此鲁滨孙对中国建筑的攻击实在有点强词夺理。就这样，在英国重商主义的语境里，面对英国与中国贸易间的逆差，以及出于清教徒对于奢侈品天然的憎恶，笛福在其作品中对于中国引以为傲的瓷器、建筑，乃至整体的贸易都进行了无情的攻击。这种攻击与其说来自真实可靠的史料和逻辑分析，毋宁说更多来自一个清教徒的宗教激情与偏见。
三、民族主义者眼中无能的中国
异教中国、让英国贸易吃亏的中国，这已经足够让笛福对中国充满憎恶了。在此基础上，还有民族主义情绪的助力。英国民族主义产生于16世纪早期，以1532年5月16日英国教会正式宣布亨利八世为教会的最高首脑为重要的标志性事件。也许因为其产生于王权与教权的统一，英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从一开始就沾染了很浓的宗教气息。据记载，1558年，英国大主教阿尔曼就宣称上帝是有民族属性的：“上帝是一个英国人!”英国人则是首先被上帝选中来执行他的使命的特殊民族，他就是上帝的第一个儿子(28)。到了17世纪后半期，英国资本主义发展迅速，科学技术进步明显，国力日益强盛，民族主义情绪也日益浓厚。1660年王政复辟后几十年间流行一股千禧年(Millennium)思潮。各派人士都纷纷撰写预言式的“千禧梦”小册子、诗歌、祈祷词等等。这种“千禧梦”的核心理念就是英国是上帝特选的国度(elect nation)，其君主是上帝的使者，将挥舞上帝之剑，将基督的王国带到人间。这种“千禧梦”对于年轻的笛福影响很大。他也心怀“千禧年”幻梦，带着清教徒的热情和民族主义的骄傲，希望英国出现一个新教的雄武君主扫荡他心目中的邪魔(29)。笛福的这种宗教民族主义情绪首先表现在其对天主教民族的丑化上。他初往西班牙做生意时就略带矫情地耻笑西班牙人的怠惰，竟然让英国人和荷兰人控制其外贸行业，且在其内贸业中租用英国商船(30)。在《鲁滨孙漂流续记》中鲁滨孙批评法国人理性不足，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不够坚强，而英国人“遇到困难时比他碰到的任何人都镇定自若”(31)。至于异教中国，在笛福眼里更是等而下之，小说不仅借鲁滨孙之口对中国的偶像崇拜大肆渲染，大加挞伐，而且在政治、技术、军事等方面乃至文明本身都贬斥中国而处处抬高英国。《鲁滨孙漂流续记》中鲁滨孙一到中国，就对中国下了负面的断语——而且与对英国的揄扬相对应：
我们走了十天到了南京，这个城市倒很值得看一看，据说有一百万居民，城市建得很整齐，街道都是直的，四通八达。但是，将这里可怜的人们与我们的人民相比，无论是他们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政府组织，还是他们的财富，以及他们所谓的荣耀等等，我都觉得没有什么值得好写的。(32)
他还抨击中国官员的腐败。中国几千年的农业文明与英国相比也显得可怜可鄙：鲁滨孙在从南京到北京的路上“穿过人口众多的乡野，但耕作很差……其农牧业、经济、生活方式都很可怜……我说可怜，是与我们自己相比”(33)。这种对中国农业的贬损和对英国农牧业的夸赞在笛福后来的著作《大英全岛游记》(A Tour thro,the Whole Island of Great Britain,Divided into Circuits or Journies,1724-1727)中还有进一步的发挥(34)。《鲁滨孙沉思录》也批评英国人盲目崇拜中国的政治制度和艺术，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是纯粹的专制暴政，而人民则是顺从的愚民。官员断案凭借的是习俗与口传传统，时常即兴断案，不作全面深入的思考(35)。笛福还攻击中国的科学技术，认为中国人在军事技术、航海、造船等方面都与英国相差甚远，“全中国人花上一百年功夫也造不出(英国)‘皇家君主’号这样的战舰，哪怕她就放在那里让他们观摩参考”(36)。甚至中国的万里长城，在鲁滨孙眼里也没什么了不起：“他们告诉我说长城大约一千英里长，这个国家直线距离五百英里，长城将其围起来，但没有计算到那些拐弯抹角的地方”(37)，言下之意是长城的建造者还是拙于计算，技术不过关。不仅如此，鲁滨孙还攻击长城“大而无用”，因为它“它蜿蜒越过许多高山峻岭。那些高岩峭壁敌人本来就爬不上来。但是敌人若真是爬上去的话，什么长城也抵挡不了”(38)。不仅如此，这庞大的长城在英国先进技术面前毫无用处：“你想它能抵挡得了我国的一队炮兵吗?或者带两连工兵的工程师?我们是不是十天之内就能把它轰倒炸平，把它铲除得什么痕迹都不留呢?”(39)
鲁滨孙将总长度为八千多公里的中国长城说成“一千英里”(约一千六百公里)，并说中国“直线距离五百英里”，这些也明显有贬低长城的宏伟与中国的幅员辽阔之意。笛福写到此处时一定想到了位于英格兰北部、建于古罗马时期、长一百多公里的哈德良长城，因为下文就提到了英国的这个长城。在中国长城面前，英国的这个长城是不值一提的，对此笛福心中一定不是滋味。所以对中国长城的贬损明显出于笛福的民族主义情绪。
至于中国的军队，鲁滨孙更是不屑一顾，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军队纪律差，缺乏训练，进攻撤退均无章法，毫无战斗力。中国虽有火器，但性能差，火药威力小。鲁滨孙宣称，一艘英国、或荷兰、法国的带有八十门大炮的战舰就可以对付全中国的舰队。至于陆军，哪怕中国能够召集起两百万军队投入战场，除了毁掉国家，饿死自己外，什么也做不了。实际上，三万德国或英国步兵加上一万骑兵，只要指挥得当，就可以击败全中国的军队(40)。小说中还描写中国政府派来护送商旅的卫队看见大股鞑靼人就准备逃跑，最后还是靠着商旅们自身的勇敢才得以鼓起他们的勇气(41)。
也许，《鲁滨孙漂流续记》中对一个中国士绅的描写最生动形象但也最令人恶心：在离南京不远处鲁滨孙遇到一个中国士绅。在鲁滨孙眼里这个中国士绅有堂吉诃德的做派，神气又穷酸。他胖得像猪一样，身穿油腻腻的布袍，上面挂着各种稀奇古怪的装饰，骑着瘦马，带着十几个仆从前往乡下别墅消闲，吃饭时一个丫鬟专门拿着勺子给他喂肉，另一个丫鬟则专门帮他揩去滴在胡子上和衣襟上的汤水。而其所吃不过是米饭、大蒜、青椒、芥末和一点羊肉而已(42)。这样生动的描写出自从未去过中国的笛福之手，不免让人怀疑其可靠性。其实，单从这段描写本身来看就很不靠谱——一个带着十几个仆从的士绅居然骑着又瘦又小、路都走不动的马，这根本不合常理。而且，一个中国士绅的衣服上居然满是油垢，这显然是完全不了解中国文化对于“体面”外表的重视。至于饮食，中国士绅阶层对于饮食的讲究根本不是英国人所能望其项背的。笛福对中国士绅阶层的这种污蔑实在难以自圆其说。
前述笛福作品中对于中国类似的攻击还有多处。其实，笛福生活和写作这些作品的年代正是中国清朝康熙皇帝在位(1661-1722)、国力鼎盛的年代。康熙是位雄才大略的开明君主，在位期间武功赫赫，东北打击沙俄，仅以数千清兵就两次(1685，1686年)攻下沙俄在中国东北建立的雅克萨城——而鲁滨孙却说俄国当时可以一战而征服中国(43)，在西北平定噶尔丹叛乱(1697年)，在东南以水师收复台湾(1683年)；文化上康熙下诏编修《康熙字典》，促进文化发展，此外还注重西学，向来华传教士学习代数、几何、天文、医学等方面的知识，且自身颇有著述。显然，鲁滨孙口中的中国形象纯粹是一种丑化和污蔑，反映的是民族主义情绪浓厚的笛福面对中国的繁华和众多的人口感受到了某种威胁，因此要“唱衰”中国——小说中鲁滨孙多次提到中国人真多，隐隐透露出某种焦虑感。
法国当代著名比较文学学者巴柔(Daniel-Henri Pageaux)指出，对异国形象的刻画有言说“他者”和言说“自我”的双重功能：“‘我’注视他者，而他者形象也传递了‘我’这个注视者、言说者、书写者的某种形象。……这个‘我’想说他者，但在言说他者的同时，这个‘我’却趋向于否定他者，从而言说了自我。”(44)这话显然适用于笛福对于中国形象的刻画。通过分析他在不同作品中对于中国形象的刻画，我们可以看到他那严苛的清教理念、在此基础上发展的重商主义思想，以及随着英国的日益崛起而滋生的种族优越感和浓厚的带有清教色彩的民族主义情绪。他对中国的批评攻击其实指向法国和英国那些揄扬中国的人士，其实质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对于英国现存制度的维护。
笛福被认为是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创始人，其作品在西方向来被认为生动真实。其鲁滨孙系列作品风靡一时，仿作者甚众，后来甚至形成了专门的“鲁滨孙小说”，其影响可见一斑。普通读者往往就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隐含在其中的意识形态因素。甚至著名汉学家史景迁也受到笛福的影响，认为笛福对中国的诋毁“还能找到大量资料佐证”，并认为“对笛福而言，这种结果其实是真实与想象脱节使然”(45)，全然不顾笛福关于中国的描写完全出自清教徒的宗教激情、臆想和偏见，以及对于当时欧洲社会流行的关于中国的著述的有选择的摘取。正如评论家马丁·格林(Martin Green)所言，社会影响最大的必非高深作品(46)。笛福对中国的攻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世西方人对于中国的态度。钱钟书先生指出，18世纪以后英国文学史上关于中国的负面描述就始于笛福(47)。由此观之，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今天，我们阐明笛福中国观的虚妄谬误之处并厘清其错误观念的来源，实属必要之举。
①⑦姜智芹：《镜像后的文化冲突与文化认同——英美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8-10页，第10-11页。
②(11)葛桂录：《雾外的远音：英国作家与中国文化》，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96页，第109页。
③(34)(45)史景迁：《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阮叔梅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90、92、106页，第92页，第91-92页。
④(15)(16)史景迁：《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廖世奇、彭小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6-67页，第68页，第66-67页。
⑤Markley,R.:The Far East and the English Imagination,1600-173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180.
⑥(23)Starr,G.A.:Defoe and China,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Vol.43,No.4(Summer 2010),p.435—454,p.435.
⑧(12)(13)(14)(20)(24)(25)(27)(31)(32)(33)(37)(38)(39)(40)(41)(42)(43)Defoe,D.:The Further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Rockville,Maryland:Serenity Publishers,2009,p.178,p.52,p.152—153,p.158—159,p.9—11,p.163,p.170—171,p.163,p.17、76,p.162,p.165,p.171,p.171,p.172,p.163,p.177,p.165—166,p.163.
⑨⑩(18)(26)(35)(36)Defoe,D.:Serious Reflections During the Life and Surprising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with His Vision of the Angelic World,Volume 3,London:J.M.Dent & Co.,1899,p.116—117,p.117—118,p.121,p.124,p.121,p.122—123.
(17)(30)Bastian,F.:Defoe's Early Life,London:the Macmillam Press Ltd.,1981:p.108,p.94.
(19)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5-70页。
(21)杨耀民：《序言》，《笛福文选》，徐式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8页。
(22)Porter,D.:"A Peculiar but Uninteresting Nation:China and the Discourse of Commerce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Vol.33,No.2,Colonial Encounters(Winter,2000),p.183.
(28)陈晓律：《第一个工业化民族的民族主义》，《世界历史》2008年第3期。
(29)Schonhorn,M.:Defoe's Politics:Parliament,Power,Kingship,and Robinson Cruso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16—17.
(44)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57页。
(46)Green,M.:Dreams of Adventure,Deeds of Empire,New York:Basic Books,Inc.,Publishers,1979,p.49.
(47)钱钟书：《钱钟书英文文集》，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第15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