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前，农业内卷化、农村空心化、农民原子化问题日趋严重，如何解决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相似问题，在上个世纪后半页的欧洲也曾发生。当时，在针对全球化和自由资本主义带来的农村边缘化、衰竭化、空心化的问题时，在对外生发展模式带来的系列问题的反思过程中，内生发展理论被提出来并广泛应用于欧洲农村发展实践，并在理论上经历了从内生发展论到新内生发展论的快速演变。内生发展论在承认资源、参与、认同三个基本要素为核心要素的基础上，以内、外部资源，地方与超地方关系的关联为出发点，强调地方的“发展选项的决定权”、“发展进程的控制权”、“发展利益的享有权”三权是确保乡村发展的关键。内生发展论对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也具有较大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内生发展；地方与超地方关联；领土认同

作者简介：张文明，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章志敏，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241）

我国农村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目前农业内卷化、农村空心化、农民原子化的态势日趋明显。如何在这种情况下重振乡村成为目前一个亟待研究的课题。可以看到，改革初期那种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激励”以及后期靠快速城市化的“投资激励”的“外生驱动”做法已经无法在当前乡村振兴中有效发挥作用。为此，2016年的一号文件《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和2017年的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分别提出了“增强农村发展内生动力”“激活农业农村内生发展动力”的要求。但是，作为政策概念的提出容易，如何阐释和操作化内生发展这一理念却是一个难题，因此有必要对内生发展理论的产生、发展以及应用实践作比较系统的梳理和解读[1]。

内生发展作为一种理论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提出来的。1975年，瑞典财团Dag Hammarskjüld在联合国发表的关于“世界未来”的报告中，提出了“如果发展作为个人解放和人类的全面发展来理解,那么事实上这个发展只能从一个社会的内部来推动”的观点。至此，“内生发展”概念被正式提出。在实践方面，这一思想及理论除了在国际关系等领域被广泛关注外，在区域研究中，率先被广泛运用在针对欧洲中部欠发达地区农村的研究上。其在形成、发展、实践的过程中，关注议题的视角从经济学向社会学转向，即：第一，后发或落后的区域如何应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以资本为先锋的迅速扩张，在此过程中本土社区的作为应该怎样激发；第二，作为区域的地方如何处理好与域外的超地方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中地方行动者的核心关键准则作用该怎样发挥；第三，内生发展作为一种社会进步的理念，其核心议题及基本构成要素是什么，这些要素的社会学意义该如何讨论？至此，内生发展理论的意识形态色彩逐渐退出研究视野，而被广泛应用于讨论区域内的发展不平衡问题，特别是被广泛应用于对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问题的讨论——集中的议题是：相对后发的农村如何发挥内生动力以实现振兴。

从地方理想到超地方实践：内生发展到新内生发展

内生发展理论早期被广泛用于讨论国际关系问题—即，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被用于讨论殖民地国家独立后建立什么样的体制等问题上—其中观点比较集中的是：先发国家应该尊重后发独立国家的自主性以及多元化体制的存在。之后，随着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和全球化时代，内生发展论的讨论视角转而开始关注如何应对以资本为先锋的全球化以及自由资本主义的“嗜血性开发”带来的区域不平衡问题。在全球化进程中，资本以逐利为指向席卷社会的各个角落。资本的全球流动，为地方的工业化、城市化注入亟需的动力——资金、技术以及现代管理观念等等。然而，这也带来了另外的后果——在全球化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城市的中心地位被不断强化，资本的虹吸效应使得农村日益面临着被严重的边缘化、空心化、衰竭化等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对经济增长结果的重视取代了可持续发展思想，以自由资本主义为哲学基础的外生发展模式（如：乡村开发思想等）被广泛运用到农村发展的具体实践中，其核心假设是认为外部力量介入能够刺激农村的发展——“该发展模式以持续的现代化和工业化为价值基础，追求不断的经济增长”[2]。因外生发展模式内含的逐利本质，使其逐渐演变为一股不可控的掠夺农村资源，加剧农村衰弱的力量。全球化不仅产生上拉效应，还会带来下推作用——形成限制地方自主发展的压力[3]。在外生发展模式中，外部力量的介入限制了农村在经济、文化甚至政治上的自主性，忽视甚至践踏地方价值观、特殊性，致使地方在农村发展过程中深陷主体迷失与作用异化困境。基于对外生发展模式副作用的种种反思，同时在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特别是地方自治社会思潮的影响下[4]，20世纪70年代末内生发展思想开始被广泛关注并被应用于讨论如何扭转农村的颓势，实现乡村振兴和发展的具体实践中[5]。

相比外生发展“自上而下”的特征，内生发展实现了“由下而上”的转换，强调应该坚持地方在农村发展中的角色和作用，充分发挥社区的作用并以此做为驱动力量，强调地方对发展选项的决定权，对发展进程的控制权，对发展利益的享有权[6]。如表1所示，内生发展的关键准则为开发本土资源实现地方的可持续发展，重视地方力量的作用，通过增能和赋权，提升地方参与经济活动的能力，主要发展多元化的服务型经济以及基于本土资源的产业，并强调本土组织建设的意义。另外，不同于外生发展模式聚焦于业务部门，内生发展更加强调从地方的视角推动农村摆脱发展困境。但是，我们发现内生发展论讨发展问题的早期，过多地强调了地方的权力，而对其与外部的关联则持有“持续的偏见”，使得该理论在实践中遇到了诸多的瓶颈，带有较强的“理想化”色彩。

在过于强调内部力量的过程中，地方与超地方（local and extra-local）、自上而下（top-down）与由下而上（bottom-up）关系之间的裂痕正在逐渐扩大。因此，在此过程中也出现了强调实践的反思，如Ray认为，不借助于外在力量而完全依靠地方行动者实施“纯粹”的内生发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是不切实际的，只能视为一种“理想型”[7]。Lowe等人呼吁，应通过聚焦地方与其所在的广泛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自然环境之间存在的动态联系，超越外生与内生模式以整体的视角推动农村发展[8]。至此，新内生发展思想呼之欲出。新内生发展概念由Ray于2000年正式提出[9]。新内生发展的核心前提为，目前农村面临的发展困境能够通过采取行动得到改善。新内生发展同样以地方参与和地方资源为前提，但也尊重地方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动态互动[10]。Ray认为存在以下三个可能方向去达成新内生发展的目的：首先是地方行动者，其次是国家力量，最后是社会中间力量（如非政府组织等）[11]。新内生发展在捍卫内生发展所表达的价值立场之外，承认并接纳超地方因素在农村发展中的作用，这使得外生与内生之间的对立互斥状态在新内生发展的讨论中得以被消解，也使农村发展被置于整体的、互联的、动态的视角下进行实践意义层面的讨论。新内生发展被定义为一种扎根于本土的过程，以提高当地民众的生活质量为宗旨，以当地的自然与文化资源为路径依赖，发掘本土内部潜力，合理有效利用外部经济、技术、智力资源提升内生发展能力，重点在于对当地收入、资本积累、创业精神、能力建设、社会活动参与、制度与文化涉入、灵活的生产组织以及发掘地理优势的投入[12]。如表1所示，在新内生发展中，最大化地方资源的价值和基于地方优势形成的竞争力为其关键准则，在力量运用上重视内部与外部、地方与超地方的整合，对农村功能的定位从以往的依附、输出角色转变为视城乡为相互依存体，在整体视角下适当拓宽问题视域——把农村和城市放在平等的位置上进行讨论。另外，在经济维度的基础上增加了社会维度，更为全面的设定农村发展的聚焦领域，而不单单限于经济视角。至此，新内生发展将相互联系的经济、社会、环境、制度、政治以及文化因素整合进农村发展的地方性与本土性之中，着力建设具有内涵本土性的地方创造力，实现发展的多元化，最终形成内生发展动力。

内生发展模式萌芽于对外生发展模式的反思及批判，在理论与实践的碰撞中产生了新内生发展模式。这种变化必须归因于欧洲农村发展的“准则、力量、功能、目标”的持续转变，是地方对全球化及自由资本主义进行抗争在农村的集中展现。由于自由资本主义倡导以资本为先锋的完全依赖外生力量来发展农村、开发农村、再造农村的理念大行其道，使得农村在单一的物质增长中丧失了本土性、多元化、创造力等诸要素，发展能力衰竭与被边缘化倾向日益加剧。在对此进行反思的过程中，早期内生发展理论的提出打破了自由资本主义营造的幻象，并试图以一种激进的方式争夺发展话语权，但却落入了“桃花源”式的理想主义困境。资本的逐利本质具有天然的视角局限和目的唯一性，早期内生发展思想由于过度强调“本土”存在也使其具有了近乎相同的缺陷，农村作为一个经济、社会、政治的“小综合体”，不可能在单一视角下被独立建构——其作为一个社会系统需要具备多元化的激励机制。在此背景下，新内生发展论则更强调要重新审视、评估以及运用农村的发展力量，扎根本土、实事求是地接受时代的挑战，认为经济增长只是农村发展的一个维度，应该摆脱外生发展的单一指向而转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特别是应该在整体的视域内实现地方社会的增能与增权。

来源：Ward et al，2005，p5

内生发展理论的内涵转变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农村发展实践中产生了深远意义，但这种转变并未偏离其重要使命——将地方的发展与福祉从全球自由资本主义的结构压制中解放出来。与此同时，内生发展理论在欧洲农村发展实践中被极大丰富。这一理论冲击了20世纪后期欧洲的政治话语，为农村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全新的思路。1991年欧盟启动了具有典型内生发展特征的LEADER项目，该项目可视为一项促进欧洲农村发展的社会实验[13]。LEADER项目的指导思想具有以下七点特征：1、基于区域的本土发展策略；2、由下而上的策略设计和执行；3、地方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合作：本土行动组织；4、整合的和跨部门的行动；5、创新；6、协作；7、网络化[14]。该项目成为了农村内生发展理论的重要实践，在实际执行项目的过程中，也为内生发展理论的丰富和完善提供了完备的经验材料。

农村内生发展的三要素：资源、认同、参与

内生发展理论的变迁表征了农村发展范式的转变，理论的实践化则需要对核心要素的进一步明确以及可操作化的论证。Mühlinghaus和W?lty在研究实践中明确内生发展应具有以下五个特征：1、内生潜能。内生潜能可以被定义为在有限的时空内某地方所拥有的发展机会总和，具体包括自然资源、技艺以及能力等；2、地方经济。在坚持地方经济开放的前提下，强调地方经济的自主性以减少对外部因素的依赖，具体表现为区域内部的协作，从产品和服务的输入转变为优质产品的输出；3、可持续发展。即内生发展不局限于经济方面，而是包括经济、生态、社会在内的全方位发展；4、参与。内生发展是以地方需求为指向的自我决定过程，地方居民参与政治决策过程是内生发展的基本特征；5、地方认同。地方认同将居民凝聚起来，促进他们参与社区事务，而这有助于形成一种群体认同感，进一步加深地方居民的社区归属感以及相互间的沟通与合作[15]。在上述五点特征中，内生潜能所表达的是在新内生发展视域内地方可资动员的资源，地方经济特征充分反映了新内生发展的思想本质，是地方资源和参与在经济上的作用结果，可持续发展特征反映的是内生发展的目标。Ray指出，新内生发展是基于地方资源和参与的发展，并在其后续的研究中提出了领土文化认同（territorial-cultural identity）的概念[16]。因而，在此基础上可以认为资源、参与和认同是农村内生发展的三个基本要素，是推动农村实现内生发展的关键变量。此三要素是内生发展的核心内容，三者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其基本结构与关系变动会对农村内生发展实践产生深远影响。

1.资源：内生发展的地方与超地方关联

发展首当其冲需要面对的就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问题。农村内生发展的实现依赖于对内部与外部资源的整合利用，这种利用过程是以地方居民获益为前提和最终目的的，但是在操作过程中否定对某一资源的绝对使用。一般来说，内部资源由地方提供，外部资源来源于政府、非政府组织等。地方提供的资源包括自然资源，也包括以人为中心的资源，如文化、社会关联度、人文素质等人文资源。其中，与自然资源相比，人文资源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对此，Ray着重强调了在追求地方利益的过程中文化系统和行动者网络所能形成的资源，认为应该充分挖掘地方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并使文化资本通过个体转化为社会资本进而转化为经济资本，已达到促进区域发展的目的。与此观点不同，Adamski和Gorlach从知识的角度对农村内生发展中内部与外部资源的利用进行了分析[17]。他们将知识区分为三种类型：科学知识、管理知识、地方知识。科学知识由科研人员、技术专家生产；管理知识主要指涉决策过程与权力的执行；地方知识则来源于地方社会、文化与经济情境，依赖于传统与日常生活经验，因而又被称为实践知识。地方知识属于内部资源，具有地方性，科学知识与管理知识属于外部资源，以超地方性为区别特征。通过对在波兰某农村区域实施的关于波兰红母牛保护与开发项目的个案分析，他们认为该项目成功的原因在于地方知识（农民）、科学知识（研究人员）、管理知识（地方政府）在共同参与中得以整合利用，并指出地方知识在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因而，在农村内生发展过程中，地方的人文资源是关键资源，其他内部、外部资源围绕此进行整合开发。

资源具体开发过程中的一些议题需要得到关注。首先是在农村内生发展过程中，以地方视角对资源的独特性、竞争性进行审视，以地方相似的自然与文化特征为边界确定不同的发展条件。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地方视角是一种整体的路径，强调内部资源与外部资源的链接以及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的整合功能，确定以资源间的相互联系为纽带讨论农村的开发与发展，这种开发是多元的。那种单一生产部门的视角具有片面利用地方资源的缺陷，往往会导致生产结构性问题的出现，结果就是呈现发展的不充分问题。资源的独特性和竞争性更为强调超地方表现。在避免地方内部重复竞争的同时，以资源的地方整合性增强地方产品、服务在超地方市场中的优势和吸引力。西班牙某地农村的发展案例为此提供了一个注解[18]。面对日益加重的老龄化、经济衰退等问题，该村通过资源的整合利用实现了内生发展。具体内容包括在废弃房屋再利用的基础上，建造酒店发展住宿休闲业，建立青少年信息中心满足当地青少年的文化、教育等需求，为老人设立社区流动厨房；复兴传统节日，通过建立民众学校实现地方乡村文化的代际传承。该村的内生发展能够实现，得益于一个非政府组织的推动，并且也得到了政府基金的支持。因而，这就引出了接下来的议题，即，其次，在地方内生发展中，需要关注超地方因素作用。在地方内生发展的萌芽阶段，超地方因素可以成为地方资源开发的催化剂。在资源开发的初级阶段，投入相应的资金、技术与信息等要素是非常必要的条件。对于在工业化、信息化时代处于边缘地位的农村来说，当地资源的开发需要得到国家以及其他社会力量的激发和支持。例如，政府以及社会组织等是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重要的资金来源。在地方内生发展的过程中，超地方因素提供了结构性框架保障。Ray以法国农村的红酒开发为例，认为将地方知识转化为知识产权的过程中，需要超地方调控框架的介入。也有研究者认为大型创新公司可以在内生发展过程中扮演一个相关的角色[19]。再次，在内生发展中，如何确保不同参与主体之间的分歧能够得到有效的协调也是至关重要的，即，有良好的沟通协调机制是实现发展的关键。在整合内、外部资源过程中，因不同资源供给者所持有的立场、视角不同，致使相关参与主体出现分歧成为可能。在关于波兰红母牛保护与开发项目中，就发现不同知识主体因立场、价值观与视角的分歧而无法有效整合，阻碍项目的进展。Adamski和Gorlach认为，“充分的沟通有助于克服这些分歧并形成关于某个特定社区发展更为综合、广泛的视角”[20]。资源，是农村内生发展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其关键在于如何确保内部与外部资源、地方与超地方因素之间的有效协调。但是，如何在内生发展中形成有效的沟通框架与协调机制是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地方居民的参与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钥匙。

2.参与：内生发展的关联纽带

农村内生发展过程中如何获得共识是这一理论是否能够付诸实践的关键，而这一关键的核心就是地方居民的参与。农村内生发展是一个参与的过程，通过参与地方居民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并对决策过程产生有效影响。不仅如此，地方居民也会通过参与过程将自身转化为推动内生发展的核心力量。具体来说，在发展中参与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地方居民作为直接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参与。表现为地方居民在通过参与充分表达自身诉求的同时，也能够充分享受发展带来的成果；第二，地方居民参与发展决策过程，并能够产生有效影响。在形成地方发展策略的过程中，居民首先必须作为直接的利益相关者成为决策过程的主要成员。之后，在承认超地方因素作用的同时，地方居民发出的声音需要能够对决策结果产生有效影响。为了确保居民的建议能够在决策过程中产生影响，必须具备和建立两个基本条件：一个是确保地方居民能够充分表达、评议的制度环境；另一个是地方居民在参与过程中需要的固定活动场所。简而言之，这种参与过程应该是在制度保证框架下的有组织的集体行为，其意见陈述过程具有高度自主性和公共性。Zago等人以意大利的LAGF.A.R. Maremma为案例进行分析，认为居民联合组织通过组织论坛，为当地不同领域的主体提供了一个表达与评议的重要机会和场合，有效地促进了相关利益主体积极有效地参与地方发展决策过程[21]。如上所述，地方与超地方之间可能会存在价值、视角上的分歧，以地方居民为发展中心的决策和协商过程为分歧的解决提供了条件；第三，地方居民作为核心力量参与决策的实施过程。在发展策略实施过程中，地方居民是核心力量，超地方力量的加入旨在弥补地方力量的不足。以发展决策为指导，地方力量和超地方力量在协商互联中推进实施过程。第四，地方居民的参与需要放在国家与地方的关系框架中理解。地方居民的有效参与依赖于国家宏观结构对地方的松绑，即地方一定自主权的获得。Picchi以意大利EmiliaRomagna地区为例，指出“在欧洲层面的统一和整合过程中，集权化阻碍了地方主体的有效参与”[22]，具体表现为意大利中央政府与地方在政策制定、资源分配上存在的矛盾限制了地方的自主发展，进而认为在中央与地方权力之间应建立协商机制以保证地方的自主性并激发地方的积极性。一项基于对韩国地方农业集群项目的分析，国家对实施过程和政府预算的管控也被发现会限制内生发展中地方居民（或组织）的自主性[23]。因而，农村内生发展是地方居民居于内核，整合超地方力量的参与过程，这个过程需要在弹性的宏观结构中实践。

对于参与，也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第一，发展作为一个持续过程需要稳定的制度环境，因此参与主体协商机制必须制度化。地方与超地方力量的平衡问题贯穿内生发展过程之中，如何协调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并将其制度化便成为一个现实问题；第二，地方居民在农村发展中可能存在的利益分歧。在农村发展中，地方居民是直接的利益相关者，在地方居民内部发生利益分歧是不可避免的。寻找利益分歧的消弭方式对于内生发展是十分必要的；第三，地方居民有效参与的激发。地方居民的参与是农村内生发展决策、实施的基础。这种基础作用的体现依赖于地方居民的充分有效参与。因而，探究激发地方居民参与的方式成为内生发展研究的一个基本内容；第四，地方居民的有效整合。地方居民不能被预设为作为一支整体力量参与到农村内生发展之中。将地方居民有效整合起来的程度会影响地方力量在内生发展中的作用。“可以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地方团结是新内生发展得以成功的一个必要基础”[24]。如何整合地方居民参与发展进程也是内生发展研究不可忽视的环节。我们认为“认同”为地方居民的有效整合与参与提供了精神动力。

3.认同：内生发展的精神动力

认同为农村的内生发展注入了精神动力。为了较好的解决地方与超地方力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达到整合地方居民的目标，基于地方文化、历史以及物质材料而被建构出来的“领土—文化认同”概念被提出来[25]。在“领土—文化认同”中有领土和文化两个基本关注点，领土以文化为边界，文化以领土为根基。领土—文化认同不仅确定了地方居民的社会身份特征，也反映出地方居民对家园的领主意识与归属感，他们通过身份、领主意识以及归属认同体现出自身的地方性表征。所以，我们看到，地方居民的领土—文化认同是地方性认同。当然，如前所述由于存在地方与超地方的复杂关系，这种地方性认同的形成也不能脱离共同的利益基础。具体来看，领土—文化认同在农村内生发展中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唤起地方居民的领土意识。在农村发展中，地方居民作为主体力量，需通过领土—文化认同在意识层面上激活地方居民的主体性，以此形成居民在农村发展和开发中的领土意识。领土意识有助于地方居民参与决策并对发展路径进行抉择和监督，从而进一步促进地方发展自主性的形成；第二，激励地方居民的参与行动。农村内生发展依赖于地方居民的有效参与，领土—文化认同则提供了参与动力。构成领土—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础的文化被认为具有激励作用。而这种激励会作用于地方居民的参与行为，使得他们的参与更加积极和有效；第三，为地方居民的整合提供心理纽带。基于特定地域及其文化生长物形成的领土—文化认同为地方居民提供了共同的情感和目标，强化了整合除共同经济利益外各种地方力量所需的纽带。Jenkins认为传统文化可以被用来强化地方的关系网络以促进当地的发展[26]。认同处于这种作用发挥的中间环节；第四，为地方发展提供文化意义。农村内生发展不仅仅是经济行为，更是涉及到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综合发展。领土—文化认同为这种发展赋予了仅凭物质财富增加而无法带来的文化意义。这构成了发展过程可持续的重要基础。

从以上论证来看，农村内生发展三要素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割裂的。从地方居民的领土—文化认同出发，认同促进地方居民作为主体力量有效参与到发展进程中，在参与中对地方、超地方力量进行沟通协调以整合开发内、外部资源，实现内生发展的目标——人的全面发展。而在资源的整合利用过程中，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和作用被逐渐理清和明确，而通过对发展进程的参与与成果的分享，地方居民的地方性认同被不断强化。因而，资源、参与、认同三要素在发展过程中相互作用，成为一个相互勾连的整体，共同构成农村内生发展的根基。

农村内生发展论的困境：理论之争与操作化之难

在欧洲，对于内生发展到底是一种理论还是只是一种视角或路径存在较多争议。这种分歧源于对农村内生发展理论根基的质疑。Slee认为内生发展并未在新自由主义等思想关于农村发展的观点上有所突破，“内生发展不是一个具有明确理论根基的概念，更多的是一种关于农村发展的视角，是以对发展的理想模式进行价值评判为基础的”[27]。也就是说，内生发展倾向于被认为是关于农村发展的一种理想类型。虽然很多研究都把那种带有本土生产方式的发展模式称为内生发展，但需要注意的是，亦有研究者指出，“在相关文献中对于内生发展路径没有清楚的定义”[28]，并也认为内生发展的理论基础是脆弱的。与此类似，Margarian从理论根基、行动主体之间的利益分歧以及动力三个方面对内生发展进行了批评，认为内生发展路径只是对新增长理论的简单参考，作为地方主义政治范式的概念基础而存在，服务于政治话语，而不是一般的社会或经济目的。

上述来自经济学视角的批评对于反思农村内生发展研究无疑是有益的，但并不能意味着该研究的终结。相反，恰恰是被称为理论根基脆弱以及经济学批判为内生发展在更多学科视角上的模糊定义提供了空间，笔者在考察了欧洲、日本、中国、泰国、韩国等不同国家、不同阶段的发展模式后认为，内生发展的基本特质应具备“（资源）本土性、（参与）多元化、（小民）创造力”这三个基本内涵。与此相关，针对利益分歧以及动力问题，本文提出的农村内生发展三要素亦可为此提供解答。在发展过程中，地方居民，抑或参与主体之间出现的利益分歧是无法避免的，依托于有效的参与而形成的沟通协商机制，利益分歧能够在结构性框架中得到管控。对于农村内生发展的动力来源，它既离不开内外部资源的有效整合利用，也有赖于地方精神力量——认同的注入。当然，这些需要在经验研究中得到深化。在理论基础方面，Ray明确指出新内生发展理论源于社会学视角，“使用社会学理论中的概念，基于对现实发展活动的分析，以及一些大胆的猜想”[29]，如社会学中的文化认同、社区、权力等概念，去建构一种新内生发展理论以理解农村的发展。因而，从新内生发展伊始，内生发展研究的理论根基便扎根于社会学的理论土壤，并不是一些经济学理论的“山寨”，更不是政治话语的衍生品，在这其中诸如认同、参与、资源等社会学经典命题被广泛运用。Ray在尝试建构新内生发展理论的过程中，提出了“文化经济”的视角，意在强调地方文化和参与在农村发展中的作用。但这却产生了研究上过于分散的局面，延缓了内生发展理论的进程。经验研究的碎片化也被认为导致了对内生发展进行理论概括的困难[30]。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日本学者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对此进行了非常成功的探索。但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在实践中对这一理论进行操作，目前的经验研究多采用个案的研究方法，虽然不能否认该方法的优点，但对于内生发展的理论建构来说，这是不够的。因而，多种研究范式的运用对于内生发展理论的形成是必要的。

如何测量成为摆在农村内生发展研究面前的另一个重要议题。目前来看，关于如何测量内生发展的研究较为欠缺。对于农村内生发展的评估问题，Ray从项目评估的角度提出应该采取参与式评估法，认为该评估方法具有“自下而上”的特点，以地方的发展为评估的最终目的[31]。但是，该评估方法提出的意义更在于批判经理主义政府主导的量化评估法，仍未解决内生发展操作化的问题。Vázquez Barquero建构的内生发展理论模型推进了该问题的解决，该理论模型的维度和相关指标如表2所示[32]。在经验研究中，该理论模型被当作内生发展的理想型，成为个案分析中的参照物。对于调查研究的应用则仍需要经过具体化的过程。无疑，脆弱的理论根基和模糊的概念定义导致了内生发展测量的困境。如何对内生发展进行有效测量成为一个迫切的任务。农村内生发展研究兴于现实问题，因而，关于理论根基以及操作化问题的答案，除了从社会学以及其他学科中寻找灵感，更多的需要从实践活动与经验材料中寻找。根据农村内生发展研究目前面临的困境，将内生发展当成农村发展的一种视角是适宜的。

内生发展对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启发

内生发展以内、外部资源，地方与超地方因素之间的关系为核心议题，为当前工业化、城市化下的农村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以地方资源，尤其是以人文资源为重心，整合外部资源，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以地方居民的有效参与为核心，在参与中协调地方与超地方因素之间的关系，促进农村的政治发展；激发地方居民的领土认同，以此为精神力量，促进农村的社会文化发展。这三个方面——资源、参与、认同在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过程中可以有效推动农村边缘化、衰竭化、空心化问题的解决。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对我国农村的发展意义深远。内生发展视角为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以下一些可能的启发：第一，内外部资源的整合利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离不开国家为农村发展提供充足的外部资源和超地方力量，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充分了解认知资源的优势和劣势并可持续地利用地方资源以确保不被过度开发。例如，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在此前提下，以地方的视角充分开发利用本土资源。开发和利用过程中需要充分重视人文资源的整合意义，并在此过程中探索有效的协调机制方式与机制；第二，以地方居民为核心，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主战场在农村，因而农村的地方居民是核心参与力量。地方居民的有效参与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至关重要，超地方力量的共同参与虽能够弥补地方力量的局限性，但两种力量之间存在的冲突需要在以地方居民为主导的前提下，在参与过程中通过制度化的框架进行沟通协商。在这一过程中地方居民需要具有绝对的发言权，其建议权应该得到中分的尊重；第三，激发参与主体的乡村认同。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过程中，激发多方参与主体对乡村发展的认同，不仅为多方力量的整合提供心理纽带，促进参与，而且将农村发展过程转变为一种持续性的价值实践过程。认同构建的来源既包括发展利益的共享，也包括乡村的文化材料与景观。因而，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环节。简单来说，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出发点应该是确保农民“发展选项的决定权”、“发展进程的控制权”、“发展利益的享有权”的三权共有、共享、共进，才有可能实现振兴的基本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