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美关系变迁

回顾中美关系的演变与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敌对与冲突的二十年（1949年至1969年）、缓慢缓和的十年（1969年至1979年）、短暂“蜜月期”的十年（1979年至1989年）、合作与摩擦并存的二十年（1989年至2009年）、重新寻找方向和定位的十年（2009年至2019年）。迄今中美建交四十年，双边关系既算得上“四十不惑”，也可以说“四十有惑”。“四十不惑”或者“四十有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美能否重新确立双边关系框架。

从2009年起中美关系开始发生深刻变化，美国对华战略的变化是一个缓慢发展的过程。2010年中国GDP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随后奥巴马政府提出“重返亚太”，后调整为“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军事领域，美国也提出过“第三次抵消战略”“空海一体战”等概念，其战略重点和关注对象国不言而喻。2010年到2015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开始升温，包括中日之间围绕钓鱼岛的博弈、中菲之间的黄岩岛问题以及随后菲律宾提起的国际仲裁、中美在南海问题上的博弈等等。

2015年在美国国内出现了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范围非常广泛的美国对华战略争论。从2015年4月布莱尔威尔大使的报告开始，到5月初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在卡特中心主办的会议上“中美关系已经面临一个临界点”，很多专家学者参加了这场没有结论的争论。这场争论实际上是美国对华战略将要出现重要变化的前奏。

当然，也有人将美国对华战略变化追溯到2000年。2000年是美国的大选年，当时小布什在竞选总统期间的言论和执政初期的政策与特朗普有诸多相似之处，如果不是因为“911事件”之后美国将战略重心转向反恐，中美关系恶化或许早就开始了。美国对华战略变化或许并不始于特朗普政府，但特朗普总统本人的风格、政策偏好的确让中美“战略竞争”显著提前了。2017年12月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认定中国是所谓的“修正主义国家”，“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报告从多个方面指责中国的政策行为。2018年10月初，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表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讲话；2018年11月，胡佛研究所和亚洲协会联合发布题为《中国影响与美国利益》的研究报告；2018年11月，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在新加坡的一个国际论坛上称，中美如果处理不好经贸争端，“经济铁幕”很快降临。

2 美国对华认知

美国对华战略的调整源于美国对华认知的改变，驱动美国对华认知变动的因素有三个：首先是中美力量对比的变化，也即中国的快速崛起与美国的相对衰落；其次是力量变化所导致的运用力量方式的变化，也就是美国所谓的“中国越来越具有进取心”；第三是叙事方式的变化，也就是崛起的大国和守成的大国之间到底应该发展什么样的关系，是“中美国”“新型大国关系”还是“修昔底德陷阱”或者“金德尔伯格陷阱”？近年来，类似新词汇层出不穷，这从侧面也反映出中美关系的复杂性。

当前美国对华认知的改变是系统性的。这种改变包含了对软实力和硬实力两个方面的高度担忧或者过度担忧，而此前美国通常更多强调中国硬实力增长所形成的挑战。在中国的硬实力方面，特朗普总统前首席战略顾问班农认为中国要“称霸全球”；在软实力方面，美国高度担忧中美之间的人文交流。除了美国对中国软实力和硬实力的担忧，美国国内军方、商界、政治精英、国会和媒体等各界在对华政策问题上分歧越来越少，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强硬姿态和政策。当前，对华强硬在华盛顿几乎成了“政治正确”，各种力量竞相表达强硬姿态，很少有人为双边关系辩护，因为担忧为中美关系进行辩护可能会遭受攻击。

特朗普总统的前首席战略顾问班农认为中国要“称霸全球”。

还应注意到的一点是，虽然美国对中国的认知或者判断在发生系统性改变，但是美国对未来应如何应对一个崛起的中国并无定论。到底是战略竞争、经济脱钩还是要进入新冷战，目前美国国内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达成共识。

3 美国对华战略特点

其一，中美关系运作的宏观环境正在发生变化。美国作为现存国际体系的一个建立者和维护者，现在要“退群”，并且不愿意再为国际体系的运行付出更多的代价。在此背景下，现存国际体系的松动可能带来一些机遇，但也可能让中国面临较多压力，中国有可能成为这种体系松动的针对目标。

其二，特朗普政府已经改变了美国传统的决策方式，外交安全团队偏好强硬对外政策。美国政府决策流程发生改变，以前是各部门会商，最后形成一致的政策，现在却不是这样。特朗普用人有非常清楚的标准：不忠诚的没有机会进入政府，政府内不听话的赶紧离开。现在特朗普的外交安全团队普遍比较强硬，这些强硬角色包括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博尔顿、总统贸易和制造业政策顾问纳瓦罗、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商务部长罗斯、国务卿蓬佩奥，甚至包括财政部长姆努钦。此前被戏称为特朗普政府三位成年人的国务卿蒂勒森、国防部长马蒂斯和白宫幕僚长凯利均已离开特朗普政府。

其三，特朗普的关注点比较单一，主要聚焦经济贸易问题和朝核问题。虽然特朗普总统本人擅长就具体问题讨论具体问题，但是，美国行政部门倾向于从战略视角来看待中美关系。特朗普聚焦解决经贸争端，而美国行政部门注重系统性地应对中国发展对美国构成的压力，两者从不同角度形成了对中国的共同压力，这是美国对华战略的一个基本背景。

其四，用于管控中美关系的传统工具作用下降。既往中美双边、地区和全球议题上的合作有助于缓解双边关系中的分歧，现在特朗普政府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议题丧失兴趣，在地区问题上采取更为强硬姿态，并且淡化双边或者多边合作。

4 中美关系走势

目前中美的争端主要还停留在经贸领域，总体上是可控的。但是中美之间的争议正在逐步蔓延到人文交流领域，这种趋势还有激化的风险。美国在高新技术领域对华封堵趋势日益明确，未来与此相关的人文交流也可能受限，特别是与科学、技术、工程以及数学相关的领域。美国近年来也加强对中国资本进入美国的限制，加强了军民两用品或者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管制和限制，中美战略竞争有可能成为常态。

中美关系已经不再如以前一样由美国主导塑造，中国同样能影响甚至塑造双边关系的发展方向，中美关系走向何方取决于双方的政策选择。我们应该有这种自信。在美国对华战略旧框架已经不再适用、新框架尚未确立的不确定时期，中美首要的任务是提升管控分歧、防范危机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