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桂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与传媒学院教师、澳门大学社会学系博士  刘成晨

近些年来，村庄的变化越来越呈现出阎云翔教授在《私人生活的变革》里所说的原子化的特征，尤其是税费改革（2006）之后，干群关系与群群关系变得更加松散，通过走访得知，村民与村干部的互动更多呈现在“通讯与告知”，而2006年之前，基于农业税、水利灌溉和村庄公共事业等的联系要相对紧密。且这样的紧密，于传统农业而言是一种常态，但对于现在的农村来说，却非比寻常，尤其是村庄的“熟人社会”与“差序格局”被打破，又基于农民的“务实性”与“现实性”等性格特征与集体样态，导致集体生活发生变革。

微治理：作为服务者角色的政治权力

基于这样的变化，我们的治理需要转型。目前最为热门的一种治理，除了基于精准扶贫思维而来的精准治理之外，就是微治理，而且往往以社区为载体进行治理。为何如此？因单位制改革之后，社区所承担的公共服务日渐重要（甚至包含生活中的诸多方面），而人们生活的场域——社区更是社会的一个治理单元，以小着手而实现社会治理，是社区微治理的一个思路。微治理是更加微细的治理模式，它的实施就是社会治理的重心下移。

言及于此，我们如联系整个历史维度来看便知一二，比如说在“权不下县”的时代，是乡绅在自治村庄内部事务，1949年后权力末梢的下移，以镇为重心进行治理，村支书为镇委的指派性政治的产物，用杜赞奇的话说是“权力的经纪人”，用亨廷顿的话说是“守夜人”和“撞钟者”，但现在的村庄治理，村委的职能几乎弱化到了一定地步，如上文所述的通讯员的角色，而过往的妇联主任、治保主任等都已经消失，故此，如何继续沿着指派性政治的路径来实现村庄的自治？如何在既有的控制主义模式下实现村庄的内部事务调节与实施，乃至被悬置的权力如何去动员村民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

微治理是一种选择模式，它意在对民生方面着眼，从而获得两个方面的利益，一个是合法性的再生产，这会更加有利于基层权力的组织动员，让村民配合村委进行公共事务的建设，另外一个是强化干群关系，其是一种服务型政府角色的体现，而不再是2006年之前的强权政治或全控主义模式的政治实践。通过对村民所遇到的问题进行化解，从而服务于村民。这是微治理需要重点着力的部分。

此外，微治理还有一个非常显眼的好处在于，把过去粗矿的治理思维提升到精细化的层面，从而让村民满意，让村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关怀和关切。这就减少了村民的不满、怨气，乃至他们更愿意与村委一起合作治理和协同治理村庄。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无论是学界所说的整体性治理，还是多元主体进行治理，微治理都与它们有重叠的地方，乃至帮助村民和村庄发展。

当前，微治理在全国各地都比较火热，比如说：“五原县[共有134个村庄（社区）]不断加强基层治理，积极推动社会治理理念、机制、方法创新，全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先后在社区、农村全面推开网格化服务管理，通过组建微组织、开展微服务、推行微教育、实行微管理，探索出了一条以网格化+微治理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有效途径，逐步形成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社会治理体系，有效提升了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水平，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有力保障。”这说明了什么？一方面，村民自治中的自我教育，管理与服务等提升到一个细化的程度，从而为乡村振兴提供保障。另外一方面，节约治理成本，或发挥治理效果，“把钱用在关键的地方”，所以此种方法可谓一举多得。

微治理需要服务型思维与人力物力作保障

对于村庄而言，采取微治理至少需要两个方面来加以保障，一个是当地的管理者有这样的服务型思维，另外一个是有足够的人力与物力来加以保障。否则，微治理就只能是一个口号，一种流于形式的治理，如空喊而不做实事则对村民的感情是一种莫大的伤害，这会带来权力的负面效应。

加之，村民的内部联系，乃至村委与群众的联系在集体生活变革的视域下，又是微治理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难题。如何实现此种语境下的治理转型呢？

首先，利用“互联网+”而不是“+互联网”的思路来进行村庄治理。在当前，一些村庄的互联网基础设施是具备的，手机几乎人手一台，能不能用微信群、QQ群等方式来实现问题反映的畅通化？至少群众可以多一个渠道来反映诉求，即便是在个体化、松散化与原子化的情景下，这也是可能的。而且，这样的做法也不会受到集体生活变革的影响。从而，村委干部能够去及时解决村民的问题，或者说把问题收集起来后，避重就轻地解决。

其次，在农民的聚合性较强的时候实现“干群互动”。例如，在闲月的时候，如村民都聚合在茶馆，那么我们的干部能不能“走到茶馆”去访谈群众？能不能在茶馆设置一些接待点？从而让群众有相应的反映问题渠道。进一步说，对群众的问题，可以采取分类、细化，而后一一解决。

再次，村委干部可以定期走到村民家中进行家访，多听听群众的意见。事实上，原子化的村民往往需要村干部的主动上门，才能把问题“弄”出来，才能解决问题。如此，不是让村民找干部，而是干部找村民。看似原子化的村庄，是不是在村委的活动下串联起来了呢？

事实上，将整个论述结合来看，微治理需要的是社区服务，是传统权力在面对村民时的一种“颠倒”，即村委去服务村民。而且，微治理的好与不好，村民如有渠道监督和反映，有第三方的仲裁，我相信村民对政府的满意度会大幅度提高，例如在广东珠海的一些社区即为如此。这就有利于二者之间更好地在微治理的层面进行互动，从而“你帮了我，我支持你”，这才是赵弼《蓬莱先生传》里所说的：“鱼水之情，极其娱乐。”

但类似这样的治理和发展，并非全国皆是，所以任重道远。其是未来中国农村社区治理的一个不得不面对的方向和模式。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47期第3版，201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