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推进现代化的客观需要，在深刻分析国内外环境的基础上作出的。这是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发展战略的丰富和发展，也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纲领性文件。
一
社会和谐是人类千百年来的美好理想，也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党领导人民革命和建设新的国家，归根到底，是为了人民幸福与社会和谐。新中国的成立为促进社会和谐提供了崭新的制度基础。我们在经济发展和实现社会和谐方面取得过重要进展，也经历过严重的挫折与教训，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与政策，把党和国家的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积极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社会和谐奠定了坚实基础。党的十六大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目标。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明确了它在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地位。六中全会的决定，进一步把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方针和政策系统化和纲领化，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六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延伸。这是一个新的总结，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新起点。
我国由于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改革与发展进程中的问题和历史遗留问题在逐步解决，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不然的话，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稳定的社会局面。
那么，为什么党的十六大以来把社会和谐问题摆在突出位置，六中全会又专门就此作出决定呢？这是因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国内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实现社会和谐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
让我们先从国内环境说起。
首先，是经济体制的变革。经过20多年来的经济改革，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单一的公有制经济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经济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市场经济和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这是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体制保障；与此同时，经济体制变革也引发利益格局的调整和社会的分化，产生了新的社会阶层和不同的利益群体。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的关系，各类所有制企业内部的劳资关系，都是新的问题。毫无疑问，在新的经济体制下，全国人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上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不可忽视的是，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利益群体的不同利益诉求和矛盾，也日渐明显和突出起来。这是植根于经济基础变化所产生的深刻矛盾。现在经济体制方面存在着复杂的情况：既有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带来的问题，也有市场经济体制本身所固有的矛盾；既有计划经济体制弊端尚未完全消除而造成的矛盾，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某些积极的社会成果在体制转轨中流失所带来的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要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解决。但是，和先前改革措施往往具有普惠性不同，现在深化改革往往触及深层次的利益调整，有利于这部分社会群体的措施可能不利于甚至有损于另一部分社会群体。在这种新形势下，正确把握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现阶段群众的共同利益和不同群体的特殊利益的关系，统筹兼顾各方面群众的关切，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就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要求，成为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现社会安定团结的必要条件。
其次，是社会结构的转型。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推动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即由传统的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转向现代社会经济结构。新世纪的头5年，城市化率提高6.8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每年有1700多万人从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产业人口。这种社会结构转变的速度和深刻程度，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经济发达国家都经历过类似的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但现在中国社会结构转型所涉及的人口规模，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社会结构转型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也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同时也伴生着复杂的社会矛盾。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仍然是社会结构转型中的基本问题，但现阶段社会转型所蕴涵的矛盾和问题，远比过去那种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复杂得多。不说别的，单是数以亿计的离开土地而在全国范围内流动的人口，每年以千万计增加的城市人口，不仅是给城市和全国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成为中国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源泉，而且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存方式和社会面貌，也给社会组织和社会管理带来前所未有的新课题。工农差距和城乡差距的持续扩大已经引起普遍的关注。就业的不稳定性和大量失业的存在，对社会安定构成威胁。农村土地征收征用、城市建设拆迁和企业改制，在一些地方引起尖锐的社会矛盾。在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中，如何搞好全国城市的建设与管理，全国农村的建设与管理，使13亿人口在新的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中井然有序、安定和谐地工作和生活，是党和国家面临的新任务。
第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按照“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我们在20世纪最后20年先后实现了前两步战略目标，从新世纪开始实施第三步战略部署，头20年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新阶段的发展目标要解决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从目前的发展态势看，一方面，不论是按经济总量计算，还是按人均计算，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期目标都有可能达到甚至超过；另一方面，随着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张，资源与环境的压力与日俱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日益迫切。转变增长方式就是转变发展模式，即从片面注重数量扩张的粗放式发展，转向注重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和增长质量的集约式发展；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转向注重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实现这种转变不仅有体制性障碍和陈旧观念的束缚，劳动力过剩和价格低廉也是制约因素，因此只能是一个比较长期的发展过程。《决定》指出，“社会和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发展的协调性。”由于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例如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文化教育、卫生医疗、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显得比过去更加突出。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持续扩大，发展不平衡问题显得比过去更突出。这些问题的存在，既有体制和政策方面的原因，也大多同发展阶段有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更加注重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更加注重发展社会事业，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第四，政治和思想领域的变化。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面临的新形势。一方面，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不断加强，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人民的民主权利得到更好的保障，社会经济活动走上法制化的轨道。另一方面，同迅速变化着的经济与社会需要相比，我国民主法制还不健全，一些重要的法律还没有制定，一些应该修改的法律还没有及时修改，有法不依和执法不严现象仍然比较普遍；而人民群众的民主法制意识不断增强，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种形势下，如何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从各个层次扩大公民有效的政治参与，保障人民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在温饱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人们往往有一种比较简单的想法，以为一旦足食丰衣，其他问题都好解决，甚至不会再有什么问题。事实并非如此。现在温饱有余，人们的需求在不断提高，不仅是经济的，也包括政治的和文化的。必须看到，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环境，信息传播手段的飞速进步，都极大地促进了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人们受各种观念影响的渠道增多，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和多变性越来越强，而我们的一些具体制度和管理方法往往还不能够适应这种形势变化的要求。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所面临的突出矛盾。
我国正处在历史上难得的发展机遇期，同时也是社会矛盾凸显的时期。和谐社会并不是没有矛盾的社会，重要的是经过正确认识矛盾和化解矛盾而推动社会进步，防止局部性问题演变为全局性问题，非对抗性矛盾演变为对抗性矛盾。从大的方面说，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适应现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这是推进现代化建设和实现社会和谐的制度保障。但是，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也存在着不适应和矛盾的方面。基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还需要继续完善。一些具体的制度还不够健全，政策还不够完善，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以及社会诚信缺失、道德失范现象等等，都是必须高度重视和认真加以解决的。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解决问题和化解矛盾的持续过程。旧的矛盾解决了，又会出现新的矛盾。只有深入细致地分析矛盾，并且采取适当的方式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和谐因素，减少不和谐因素，才能比较顺利地实现发展和改革的预期目标。
二
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我国的和谐社会建设，是在当今特定的国际环境中进行的。为了实现预期目标，不仅需要保持安定团结的国内环境，也需要继续争取良好的外部环境。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实现的历史性转变，包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对外关系的调整。这就是，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争取较长时间的和平国际环境是可能的，并据此调整对外政策，加快发展自己。正是基于这样的正确认识和政策，我们抓住了历史机遇，充分利用有利的外部环境，实行改革开放，加快现代化建设，把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使国际形势发生了二次世界大战后最深刻的变化。最重要的，是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以及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进入21世纪，国际环境总体稳定，要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成为潮流。各国经济发展需要和平与合作，解决全人类发展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包括反恐、防核扩散以及保护生态环境和防止传染疾病等等，也需要和平与合作。绝大多数国家希望通过谈判协商解决国际纷争，务实合作增多。世界格局的基本态势，是一个超级大国和多种力量并存，处于向多极化过渡的时期。美国仍然是惟一超级大国，但国际社会反对单极霸权的意愿和力量增强，牵制霸权的因素增多。欧盟和亚洲的总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增强，俄罗斯恢复和发展的步伐加快，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上升，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加速兴起，冷战结束初期那种国际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的局面有所改变。在世界格局的变化中，多种力量的兴起，以及大国之间既相互合作与借重、又相互竞争与牵制的态势，分散了我国所面临的战略压力，扩大了我国在国际关系调整中的回旋余地。我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广泛参与全球和地区事务，同国际社会的关系日益密切，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明显上升。整个说来，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不论是从大国关系看，从周边关系看，还是从同发展中国家关系看，都是历史上比较好的时期。
我国全面对外开放的格局已经形成。新世纪外部经济环境的一个重大变化，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贸易体系。这提供了更广阔的天地，有利于我国进一步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利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快国内现代化建设。我国奉行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对外贸易大幅度增长，2005年进出口总额达到1.4万亿美元，预计2010年我国商品出口将从目前占世界的6.5%左右上升到10%以上；在出口增长的同时，进口也在迅速增长，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平均每年进口5000亿美元的商品。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特别是本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对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当前，世界经济正处在新一轮的增长期，国际贸易和投资保持旺盛发展势头，国际经济领域日益增多的双边、多边协调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与稳定。由新技术革命所催生的产业结构调整继续深入，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推动着国际产业结构的升级。各国普遍看好我国经济发展前景，看重我国巨大市场给他们带来的发展机会，加强同我国经济合作成为大势所趋。我国由于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和体制趋于完善，增强了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维护自身利益的能力。所有这些，都是有利于国内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
外部环境也有不少不利因素和不稳定、不确定因素。目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仍然很不合理，发展中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方面仍然处于不利地位。我国是发展中大国，正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迅猛前进。要清醒地估量到，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兴起，不可能不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阻力。从经济上看，我国将会长期面临发达国家在经济和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虽然我国经济总量已经居于世界第四位，但人均不到2000美元，经济技术落后的状况还没有根本改变。我国进一步发展出口贸易遭到保护主义的阻力，进口先进的技术和装备则遭到技术壁垒的限制，围绕我国大量进口的石油等重要资源的争斗更是错综复杂。来自外部的经济风险随着对外开放扩大而增加，而我国防范风险的能力还不够强大。从政治上看，世界并不太平。祖国尚未完全统一，“台独”分裂势力是心腹之患，某些国家利用台湾问题对我国进行干扰和牵制。超级大国不会放弃对我国的遏制。某些国家会继续利用经贸、民主、自由、人权、民族、宗教等问题向我施压。国际环境中存在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因素。还要看到，经济全球化在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对国际政治、安全、社会、文化领域也带来深刻影响，引发一些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的社会动荡。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大变革中，全面开放的外部环境对国内政治经济局势的影响上升，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越来越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需要保持警觉。我们只有妥善应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努力把国内的事情办好，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争取更大的主动。
三
从中长期观察，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处于实施第三步战略部署的前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这是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大形势。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这是国际大背景、大形势。这种国内外的大背景、大形势，在比较长的时期内是相对稳定的。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是在这种国内外大背景、大形势下进行的，不能因为某些具体事件而背离这些总体判断和方略。
就短期来说，形势又是多变的，有些突发事件是难以预料而又影响深远的。远的不说，20世纪末的亚洲金融危机及其影响是人们不曾预料到的。“9·11”事件更是人们不曾预料到的，而这对国际格局和我国的外部环境发生了重要影响。我国2003年的“非典”疫情是突如其来的，我们积极应对，并以此为契机，调整社会政策，加强公共卫生与医疗的发展和改革，加强政府的公共服务和管理，促进了和谐社会建设，使坏事变成了好事。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包括某些突发事件，对于现代化建设与社会和谐有重要影响，需要提高警觉，敏锐而谨慎地应对，包括经常性的系统的观察研究，以及建立健全应急管理机制。（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