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为庆贺《胡绳全书》出版举行座谈会，社会科学界这么多同志到会，群贤毕至，高度评价胡绳同志的学术成就，并且向年过八旬的胡绳同志表示敬意。在座的同志，如果说不是全部，至少是多数，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胡绳同志学术成就和治学精神的影响。我想借这个机会，说说我所认识的胡绳同志，说说我作为学生从他那里得到的教益。
不论在学术上还是在年龄上，胡绳同志都是我的长辈。胡绳同志是我的领导和老师。按照胡绳同志自己的说法，还有一层关系，就是“同学”。70年代末,有一次去看望胡绳同志,谈话间有一位我不相识的朋友来访,胡绳同志向他介绍说：这是王梦奎同志,我的同学。我看到来客不解的神情，接着说道：“五七”干校同学。来客会意，相顾而笑。
我从中学时代起，几十年来一直是胡绳同志著作的热心读者。我从他的著作中得益不少，在治学方法、分析问题的角度和文字表达技巧方面，一直把他作为学习的榜样，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
1964年我在北京大学毕业，被分配到《红旗》杂志社工作。胡绳同志是这个杂志的副总编辑之一，是我的领导。但他因为常发低烧，或许还有其他原因，实际上并不过问杂志的工作。用时下流行的时髦语言，就是“领导者缺位”，所以无缘同胡绳同志相识，只是下乡参加“四清”运动前在马列主义研究院听过他一次报告。当时阶级斗争的声浪越来越高，有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是阶级社会，有人认为思想状况是划分阶级的标准，知识界人心惶惶。记得胡绳同志在报告中提出一个观点，说社会主义社会是还有阶级存在的社会，但不能说是阶级社会。我觉得机智，新鲜。
我真正认识胡绳同志，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红旗》杂志社打倒邓（力群）、胡（绳）、范（若愚），三位副总编辑都成了“走资派”。运动铺天盖地而来，胡绳同志更因为参加“二月提纲”的起草而受到牵累，处境艰危可想而知。他沉默而冷静，不论口号多么响，压力多么大，从未说过违背事实的话。中国共产党九大召开时，工宣队要他交代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他写了一篇对八大历史地位认识的理论性文字搪塞应付过去。追查反对陈伯达的所谓流言蜚语，他说都是些生活琐事，不便写。结果，那些如实交代的人都被陈伯达记恨在心，说是整他的黑材料，追查所谓“特档”，受到迫害。胡绳同志在恶劣的环境中机智地保护了自己，说明他是有政治经验的人，一个大智若愚的人。“文革”初期以扫地惩罚“黑帮”，胡绳同志1967年在一首题为《扫地》的诗中写道：“不待鸡鸣破曙光，朝朝拥彗出前廊。和风稍借三分力，夜雨微滋四角墙。功未到时尘不去，学无止境路还长。”以幽默和不屑的笔调吟诵这种惩罚，表现了作者临变不惊、镇定自若的精神。这种特殊人物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所写的特殊诗篇，我以为是应该编入当代诗选的。
1969年4月，《红旗》杂志社几乎全体工作人员都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起初气氛仍然是很紧张的。从陈伯达、林彪接连垮台起，气氛渐趋缓和，干校“同学”之间开始有些交流。我和胡绳同志有一段时间在一个劳动和学习小组，接触的机会多一些。这个时候我才知道，胡绳同志不仅是理论家和历史学家，也是一位诗人。他写诗，我们索要时他随便拿一片纸写给我们。其中有一首后来被误传为郭沫若呈毛泽东的诗，在社会上流传甚广。在他的带动下，几个人相互唱和，干校出现了一股“诗风”。我也是凑热闹的一个，但成绩不算好。胡绳同志这个时期的诗，虽然也有吟咏冬风夏雷，村居望雨，田间插秧之作，但绝大多数是感怀时事，鞭笞政治骗子、揭露泛起沉渣，或者是深刻反思与表明心迹的。《胡绳诗存》收有“文革”中所写诗四十多首，其中在“五七”干校写的有三十几首。他在诗中表达了重操旧业的热望和报效国家的雄心壮志。例如，1970年写的：“四海翻腾惊岁月，一身俯仰乱蓬麻。犹思挥笔追班马，不用频嗟发已华。”（《梦回故寓》）1972年5月写的:“疲马犹知思大漠，壮怀岂尽付流觞。”（《立夏》）同年11月写的：“伏枥犹存千里志，劳生岂为一身谋。”（《赠友人》）“明月任圆缺，晴云自卷舒。漏长堪夜读，频理旧残书。”（《深秋漫笔》）这个时候，他已经在酝酿《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的写作了。如果没有对历史发展的深刻洞察，没有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对前途抱有的坚定信心，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在这个时期，由于接触的机会比较多，我向他请教许多问题，特别是关于中国历史的问题，他都不厌其烦地作了解答，但涉及现实的问题他都婉转地回避了。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中，这是不难理解的。我从他身上看到了希望，克服当时存在的消极悲观情绪，利用那几年的空闲时间读了一些书，至今感到受益匪浅。
从比大学本科时间还要漫长的“五七”干校“毕业”后，因为不在一个单位工作，各自忙碌，同胡绳同志见面和向他请教的机会少得多了。真正工作上的接触只有两次。一次是90年代初，胡绳同志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临时要我参加部分章节的修改和写作，在他领导下工作不长时间。胡绳同志为这部新时期最有影响、发行量最大的党史著作倾注了大量心血，不仅统改了全部书稿，还亲自动手写了部分章节。一次是我在国务院研究室工作期间，辑录一些文章大家的论述，为青年同志编了一本《怎样写文章》的参考读物，其中收录了胡绳同志的《漫谈读书、写作及其他》和《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以及他主持写作并定稿的《义理、考据、辞章》，1996年初内部印行和后来公开出版时，我都携样书登门拜访。1996年春节，我去看望他，滕文生、李传华、陈威同志已先期而至，大家都很高兴。这时胡绳同志的健康状况已不如前，刚从医院出来不久，但精神状态很好。他把打印好的几首新的诗作送给我们。其中一首写道：“京都回望百重楼，缥缈蜃宫天际浮。更有凌霄一支笔，朝云暮雨写千秋。”（《西山》，作者自注：“遥望市区建筑，电视塔最为突出。”）另一首写道：“生死比邻隔一墙，人间重到亦寻常。自知于世无多补，赢得余年看小康。”我为他在诗中所表达的积极、乐观而豁达的人生态度而感到高兴，自然也受到鼓舞。平时为数不多的拜访也常常讨论一些学术上的问题，对我来说都是学习的机会。
胡绳同志是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把革命性和科学性结合起来的模范。在社会科学领域，在这个时期或者那个时期，做出过这样或者那样贡献的人不少。在我们的革命队伍中，具有这一门或者那一门社会科学专业知识并有所成就的同志也不少。但是，像胡绳同志那样，从十几岁起，在6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探索中国独立解放和现代化道路，在广泛领域里成果如此丰硕的人，是并不多见的。
胡绳同志是富有革命精神的理论家。他在回顾自己的写作生涯时说：“我一生所写的文章，虽然有一些可以说有或多或少的学术性，但是总的来说，无一篇不是和当时政治相关的（当然这里说的政治是在比较宽泛意义上说的）。可以说是‘纯学术’的文章几乎没有。对此我并不后悔。”〔1994年6月作者为《胡绳文集》（1979～1994）》所写的序，《胡绳全书》第3卷上册〕这并不是说，胡绳同志鄙薄和现实政治没有多少直接关系的纯学术的研究和文章，一切科学的探索都是他所重视和欢迎的，他的著作正因为具有科学性，或者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具有某些“纯学术”性，才更好地发挥了为政治服务的战斗作用；而是说，像胡绳同志这样从青年时代就投身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并且终生矢志不渝的人，理论研究只是他所选的武器，正如战士之持枪。他的不悔，我以为首先是坚持自己所选择的革命道路。他解放前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论著有很强的战斗性，在新的历史时期他不顾年迈体弱，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了许多可贵的理论探索，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胡绳同志强调研究工作的目的性，主张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不是为研究而研究，而是要为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各方面的长远决策和短期决策起作用，在广大人民、包括广大知识分子的自我教育中起作用。（《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所应起的社会效果》，《胡绳全书》第3卷下册，第788页）翻阅六卷九册《胡绳全书》，可以看出，他从17岁时所写的《报复》（1935），到晚年所写的文章，都是为解决中国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而写作的。他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问题，评论和批评了各种社会思潮，是党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杰出的专家。由作者亲自编定的《胡绳全书》，按照原貌收录了过去评论和批评时下被有的评论者做出甚高评价的某些著作和作者的文章，这不仅是尊重历史，有助于开展百家争鸣，也表明了胡绳同志几十年来一以贯之的革命精神。
胡绳同志是富有科学精神的革命者。作为理论家，胡绳同志是用自己的科学研究成果，用自己的渊博学识，来为革命事业服务的。他的论著是充分说理的。公式化、简单化和片面性是他所反对的。他的文章因此而能为更多的人乐于接受。基本完成于“文革”时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全书定稿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部专著，在当时“左”的路线甚嚣尘上，许多人迷惘困惑，有的人甚至随波逐流的条件下，这部著作没有受到“左”的影响，充分证明胡绳同志是具有高度科学精神的严肃的学者。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1957年以后他的写作越来越少。胡绳同志在《胡绳全书》第2卷的引言里写道：“从1957年以后，我越来越感到在我的写作生活中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矛盾。似乎我的写作在不是很小的程度内是为了适应某种潮流，而不是写出了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我内心深处究竟有什么，自己并不十分清楚，但我觉得自己的头脑和现行的潮流有所抵牾。现在看来这种矛盾的产生是由于我不适应党在思想理论领域里的‘左’的指导思想。但我当时并不能辨识这种‘左’的指导思想。正因为我不理解它，所以陷入越来越深的矛盾。为顺应当时潮流，我写过若干与实际不符合、在理论上站不住的文章。写作这样的文章，不能使我摆脱而只能加深这种矛盾。由于这种矛盾，我在写作的方向和目标上感到茫然。这样，写作就越来越少。”这段剖白，也是一篇深刻的理论文章，真实地反映了一个正直而又认真思考的理论家的矛盾和困惑。以胡绳同志这样一位终生以写作为职业的学者来说，这些文章只是他的论著的很小一部分，在晚年还作了如此深刻的反思，这也是科学精神的生动体现。在中国一百多年来如此复杂而剧烈的社会大变动中，即使杰出的政治家和理论家，也难免有或多或少的困惑甚至失误。综观胡绳同志60多年的文字生涯，困惑和失误并不多，这是难能可贵的。
胡绳同志是文章高手，他的文风是值得学习的。文章有四种境界：深入浅出，深入深出，浅入浅出，浅入深出。深入浅出是最高境界，浅入深出是文章大忌。胡绳同志的文章，是深入浅出的模范。他继承前人的优良文风，讲究义理、考据、辞章，要求文章观点和材料的统一，要求材料的准确性，要求有好的表现形式。他的文章，观点鲜明，有独到见解，而又条分缕析，入情入理，读之如沐春风。像历史研究这样一般读者感到比较枯燥的题材，也被他写活了，外行人也愿意读。在“五七”干校期间，他写过“文风三首”。其一曰：“长文拖沓水无油，老妪诵经人尽愁。闻道有碑称没字，一言不着得风流。”其二曰：“味同嚼蜡厌浮词，波浅流孱故弄姿。不见大江东出峡，苍苍莽莽自雄奇！”其三曰：“条分缕析辨芒毫，破伪存真笔似刀。不学庖丁解牛术，弩张剑拔浪称豪。”每首都是针砭当时盛行的假、大、空的文风（很遗憾，这种文风现在还没有完全绝迹），半是表明自己的主张（我以为也是作者的经验之谈），以诗论文，都很精彩。读胡绳同志的文章，常有豁然开朗而又望尘莫及之感。
胡绳同志是理论界大师级的人物。“文革”前人们就称他“胡大师”了。当时他只有四十多岁，早已是名满天下的学者。他在社会科学领域孜孜不倦地奋斗60多年，影响了不止一代人。他的《帝国主义和中国政治》以及《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将会成为传世之作。《胡绳全书》的出版，为更多的人提供了向胡绳同志学习的机会。
我对《胡绳全书》的出版表示祝贺，并且祝愿胡绳同志健康长寿，为繁荣社会科学做出新的贡献。
本文是作者1998年12月22日在《胡绳全书》座谈会上的发言。
附：
最 后 的 告 别
10月31日，我在玉泉山参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的起草，胡绳的秘书白小麦从上海打电话找我，立即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果然是不幸的消息：胡绳病危，心脏停跳，经抢救脱险。虽然胡绳重病多年，癌转移，对他的病危不能说毫无思想准备，心情还是很沉重。前两个月他在山东等地旅游，是那样的平静而达观，总以为他还能活得更长久。
次日又接白小麦的电话：再次抢救，切割气管，眼下靠人工管道呼吸和鼻饲。我文件起草工作已经脱手，因预定11月2日晚会见世界经济论坛总经理司马加，不能立即动身赴沪，不知道能否见最后一面，十分焦急。
11月3日上午11时，我和王全斌一同飞抵上海虹桥机场。白小麦和上海市经济研究中心的一位副主任早在机场等候，乘车直抵华东医院。在白小麦引导下，我遵医嘱戴上口罩，轻步屏息，来到十四楼胡绳病床前。但见他双眼紧闭，鼻内插着管子，右手背也插着点滴注射的管子。床头管线缠绕，置放着监测仪表，使人感到压抑和恐惧，同时也感受着病人的痛苦。白小麦对着他的右耳说：王梦奎同志来看您。我在左边接着说：刚下飞机，北京的同志都很惦念您。胡绳缓慢地睁开双眼，凝神刹那，虽然我戴着很大的口罩，他还是很快认出了我，从被子下面缓慢地伸出没有被管线束缚的左手。我急忙用双手握住，感到还有力量，他显然是在用这只手表达自己的情感，不像垂危病人。他的嘴唇微微地动了动，似乎要说什么。我本能地将耳朵凑过去，什么也没有听到。他已经失去说话能力，确实不能再说什么话了。我的两只手握着他的一只手，对视着，千言万语无从表达，也都在不言之中了。两点混浊的泪水从他眼角溢出，我不禁悲从中生，泪流满面。我不忍多耗费他有限的精神，很快告辞。当走到病室门口，回头望时，见他那只从被子底下伸出来的手，还在轻轻地摇动着，向我示意。他心里一定很清楚，这是生离死别。生离，也是死别。这种伤痛是我终生难以忘怀的。
我们被安排住在东湖宾馆。白小麦拿来胡绳生平介绍草稿，我提了几处修改意见。据说王忍之、郑必坚、龚育之、陈威等曾先后前来探望。晚饭时见到先期而至尚未返京的丁伟志、郑惠和徐宗勉。徐是胡绳50年代的秘书，过去不认识，也是白发苍苍之人了。很自然地谈起胡绳的学术成就，谈起他近几年以顽强而乐观的精神对待疾病，景仰之余，不胜惋惜，感慨唏嘘。
我4日回京，5日即得到胡绳去世的消息。那颗硕大的充满智慧的头颅，停止了思考。20世纪中国社会科学界的一颗明亮的星，殒落了。
这些天来，胡绳的影子总是在我的脑子里徘徊。算起来，我和胡绳认识已经有30多个年头了。1998年12月，在《胡绳全书》出版座谈会上，我说了我同他的交往和我对他的认识。就个人关系而言，我和胡绳说不上有什么深交，但“文革”时期在“五七”干校那几年，共同度过的艰难时光却是终生难忘的。有一段时间我和他被编在一个小组，一起干活儿，一起在一间1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里，每人坐着一个马扎，被军代表组织着无休止地开当时流行的各种各样的会，包括读“语录”、“揭批”（其对象多次转移）和“斗私批修”。在当时紧张的气氛下，彼此间不可能有多少交谈。直到陈伯达、林彪相继垮台后，气氛稍微缓和，才有一些交谈的机会。胡绳很少主动说话，但向他请教，多数能够得到回答。
有一次我问：哪一部关于中国历史的书可读？他说，邓之诚的《中华两千年史》。在当时整天讲“突出政治”和“革命大批判”的情况下，敢于做出这样的回答，是需要有科学精神和勇气的。邓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骨董琐记》，我1958年入北京大学读书时还健在，一个瘦弱的老人，常见他拄着拐杖，出入于东北校门，想是住在成府或燕东园，解放后不再教书。胡绳对他的情况似乎不甚了解，但显然看过他的《中华两千年史》。当时闲得慌，我读了一些关于太平天国的史料，甚至异想天开，暗自立下写一本关于太平天国史的宏愿，向胡绳请教许多有关太平天国史的问题。我由此获得许多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知识。他同我谈论过孟森的《清代通史》，萧一山和简又文关于太平天国史的著作，简又文所编的杂志《逸经》和他的笔名“大华烈士”的来源。还谈到，太平天国失败后湘军被大批遣散，成为哥老会的重要来源，而哥老会后来又成为反清革命运动的力量。我真惊讶于他阅读之广泛，知识之丰富，见解之独到。胡绳当时还没有“解放”，已经在酝酿史学巨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写作了。我一直很后悔，未能利用当时终日相处的机会，向他学习更多的东西。
对于政治上比较敏感的问题，胡绳是竭力回避的。1958年毛泽东看了张春桥关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要胡绳找张谈话。《人民日报》转载张文所加的按语，就是按毛的意见写的。我问胡绳，毛对张文究竟是怎么说的。胡顾左右而言他，说：按语本身也可以做为研究题目。现在看来，像这样比较敏感的问题，当时是不适宜讨论的。但后来的20多年里我竟没有再问起这个问题，是件很遗憾的事。
最近两年，胡绳曾动议要我到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他之所以有此动议，大概是因为，我曾经参加他所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的写作，对我的工作还算满意。虽然我未敢应命，说实话，还是心存感激的。在“五七”干校那一段的共同生活和这最后的告别，将会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在上海同胡绳作最后的告别归来，我吟成七律一首，记下当时的感受：
相对潸然满泪痕，荒村犹记共耕耘。
滩头寒暑艰难甚，茅屋晦明求索勤。
雨打风吹老当壮，天清日丽更增神。
胡绳《八十自寿》（1998）：“生逢乱世歌慷慨，老遇明时倍旺神。”
公今此去无遗恨，喜看小康已启门。
胡绳《遣怀》（1996）：“生死比邻隔一墙，人间重到亦寻常。自知于世无多补，赢得余年看小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