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敬鑫:“一带一路”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问题与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96 次 更新时间:2019-03-06 0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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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敬鑫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年多以来,随着其稳步推进并不断取得丰硕成果,已经名副其实地成为国内外学界和媒体广泛使用的高频词,成为各方欢迎的全球最重要的公共产品之一。整体来看,国际舆论场中的“一带一路”倡议愈发清晰、具体、全面和客观,但也夹杂着很多失真画面和噪音杂音。在新时代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已经愈发凸显。


“一带一路”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恰逢其时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取得显著进展。国际社会听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声音, 海外民众听懂了越来越多的中国故事,国际舆论场中心也涌入了越来越多的中国方案和中国话语。这其中,“一带一路”倡议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看,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需 要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以便能更好地被国际社会所理解,从而为实践层面提供更多助力;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本身也具备作为新型对外话 语体系试验场的条件,成为展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 的绝佳窗口。


从时间上看,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和“一带一路”倡议被同步提出。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出访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先后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 文化走向世界。两个重大课题被同时提出,既有 时间的巧合,更有历史的机遇,“一带一路”倡议 付诸实施,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提供了“练兵场”和“试验田”。2016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加强‘一带一路’ 建设学术研究、理论支撑、话语体系建设”,明确把“话语体系建设”放在了重要位置,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打开了新的工作面和突破口,也对讲 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提出了更高要求。2016年1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加强“一带一路”软力量建设 的指导意见》也提出,“加强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 建设,推进舆论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加强国际传 播能力建设,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力理论支撑、舆论支持、文化条件”。


五年多来,习近平总书记数十次在各类公开场合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系统阐释,国家也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等文件,这些都为“一带一路”提供了权威表述。学界和媒体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和著作,也积累了丰富的话语素材和叙述方式,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故事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在全球20余个主要国家开展的调查显示,2017年“一带一路” 倡议的海外认知度达到18%,在印尼、印度等沿线国家的认知度甚至达到40%及以上 ;认知度排前五 位的国家依次为:印尼(43%)、印度(40%)、意大利(40%)、日本(40%)、俄罗斯(34%)。《国 际金融论坛中国报告 2018》发布的最新民调数据显示,在受访的26个代表性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中,63%的受访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极其重要乃至千载难逢的机遇,也是过去10年最重要的全球倡议之一。


从空间上看,“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与外部世界共同的兴趣和利益所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也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最重要的公共产品之一。不仅是沿线国家,其他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乃至企业、个人都是其中的利益相关者,都是这个“大蛋糕”的烘焙者和消费者。因此,“一带一路”倡议是一 个真正覆盖全球的公共产品。


单从舆论角度而言,“一带一路”建设也已经成为国内外共同关注的最重要话题之一。笔者通过 中国知网检索发现,截至 2018 年 10月底,国内发 表的涉及“一带一路”话题的报刊文章超过14.6 万篇,仅2017年就超过5万篇;通过当当网检索发现,国内出版的以“一带一路”为主题的图书著作超过1900种。同期,经专业渠道检索发现,境外发表的 涉及“一带一路”话题的英文报刊文章超过17万篇、俄文报刊文章超过2.3万篇,就连印地语文章 都超过了8000篇;境外出版的多语种以“一带一路”为主题的图书近1000种 ;海外主要智库发布的专题报告超过300个 ;海外社交媒体上的数量更是庞大,据统计,仅 2017 年上半年,推特(Twitter)就发布了67093条“一带一路”相关原创推文。可以说,“一带一路”作为中国方案的代表,作为中 国向世界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之一,正在受到越来越多利益相关者的评论,成为世界上每一个角落都可能出现的公共议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时说:“虽然‘一 带一路’倡议相关项目的落实尚在起步阶段,但我们已经看到了来自各方的巨大热情,所以我对‘一 带一路’倡议充满高度的期待。”


简言之,“一带一路”倡议在恰当的时间推出,在合适的国际场合亮相,契合了海内外普通民众的共同需要,特别是在当前逆全球化暗流涌动之时,“一带一路”倡议的价值更加凸显。以“一带一路”建设为载体,打造与之密切相关的对外话语体系,是中国应该用好的重要抓手。


“一带一路”对外话语体系建设迫在眉睫


五年多来,“一带一路”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初见成效。“一带一路”倡议及共商共建共享核心理 念和相关表述多次被写进联合国文件和亚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上合组织等重要国际机制成果文件,标志着“一带一路”正式成为既融通中外、也 融通官方与民间的全球性话语。整体来看,国内外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阐释有着越来越多的共识,同时由于观察视角、参与程度、位置角色等不同,也产生了如下三个鸿沟。


一是对内与对外的话语鸿沟。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国,但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这就决定了中国既需要对内宣传阐释好,也需要对外讲好“一带一路”的故 事。但内外毕竟有别,在传播“一带一路”时,也有意无意地出现了内外两种话语逻辑,甚至是表述上的明显差异。比如,在对内场合,长期以来,中 国的媒体和学者更习惯称“一带一路”为“战略”(strategy),也有人称“规划”(program)、“工程” (project)等,但在对外场合,则更多采用的是“倡议”(initiative)。这些词传递的内涵有很大差异,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外界对“一带一路”属性的认知困扰。2015 年 9 月,国 家发改委会同外交部、商务部等部门对“一带一路”英文译法进行了规范,明确提出,除首次出现时使 用英文全称译文外,其简称译法可视情况灵活处理, 除可使用“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外,也可视情使用“the Land and Maritime Silk Road Initiative”, 其他译法不建议使用。但遗憾的是,这条规定还是没有被很好地执行。


二是官方与学者的话语鸿沟。五年来,围绕“一带一路”倡议的属性、内涵及外延等,官方话语体 系通过领导人讲话及中央文件表述,已经非常明确、相对稳定。相比之下,国内媒体和学界的报道及研究,没有及时跟上官方话语的更新步伐,且产生了更为丰富的解释体系和角度。比如,尽管对多样的 学理探讨应该鼓励,但有些基本事实的错误,如对沿线国家数量和路线图的反复讨论,导致互联网上的相关数字和地图不少于十个不同的版本,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对外界产生了误导。再比如,美国亚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纳德吉.罗兰(Nadege Rolland) 2017年9月撰写的专著《中国的欧亚世纪?——“一带一路”倡议的政治和战略影响》,有一个章节专 门讲“一带一路”建设可能遭遇的风险。值得一提的是,罗兰列出的风险大都是中国学者从各自视角提出的。


三是国内与国外的话语鸿沟。客观来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外界对其认知度、认可度、参与度都在稳步提升,特别是沿线国家舆 论生态日益友善,但内外对其认识还存在明显差异,尤其是外界的误解不仅长期存在,甚至还有加剧的 趋势。例如,有人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中国版珍珠链战略”“中国版西进运动”,甚至攻击“一带一路”是“新殖民主义”“债权帝 国主义”,等等。特别是 2017 年年底以来,围绕“一 带一路”的负面舆论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破坏规则论”“破坏环境论”“战略透支论”“债务陷阱论” 等新的标签层出不穷。“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的”还是“中国的”,是“大家共商共建共享”还是“中国单打独斗”,是“大合唱”还是“独唱”,是“百花园”还是“后花园”,等等,这些在国内看来答案非常明确的问题,却一直在外界认识上存在模糊和争论。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除了实践层面遇到的问题之外,也有中国话语体系建设面临的问题。这种认知鸿沟需要尽快弥补好,否则很容易对“一带一路”建设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正如郑永年教授所提醒的,这是个矛盾,一方面要走出去,另一方面一走出去就遇到麻烦。这里面可能有方式方法的问题,但背后话语体系的问题更为重要。


“一带一路”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前景可期


前述三个鸿沟表明,“一带一路”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习以为常的中国逻辑在外部世界看来可能很难理解。在话语体系建设过程中,既需要官方与民间、国内与国外相向而行、相互促进,同时也面临着难以避免的困难甚至是混乱,对此,要时刻保持理性认识和合理预期。当然,不断完善 “一带一路”倡议的对外话语体系,也并非遥不可及。笔者认为,可以优先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一是强化话语生产、翻译、传播之间的有效对接。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既是中文起草者的责任,也是翻译者的责任,同样还需要传播方的配合。中文是话语源头,翻译提供了中外对话的桥梁,而传播则加快了对话的频率和效率。中国应创造更多机会,将中文生产方、外文翻译方及传播方更为直接地联系在一起,最大可能地实现话语的“保真”。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官方文件加快了对外翻译出版的步伐,也有越来越多中国学者出版的以“一带一路”为主题的专著或者重要文章被翻译到海外,这都是值得鼓励的做法。除用心做好话语走出去外,中国也应该进一步加强对外文相关著述的翻译和引进工作,认真研究别人对“一带一路”的叙事逻辑和用词,准确找到中外叙述的矛盾点和共识点,并通过内外传播加以引导和纠正。


二是确保话语内容的平衡和立体。“一带一路”本身的语料非常丰富,因为它既是历史的,更是现实的;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既是理念层面的,更是实践层面的。在构建“一带一路”对外话语体系时,要确保话语内容的丰富性和平衡性,既要强调“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机遇和已经取得的成就,也要客观反映面临的现实挑战和风险,如安全挑战、金融挑战甚至舆论挑战;既要大大方方地讲中国的利益诉求,也要着眼于其他国家的利益关切和理念认同;既要有政策宣示和宏观层面的叙事,也要有更多对具体问题的论述,如讲好一个一个具体项目的故事,讲好一个一个参与者的故事;既要有事实 描述、数据展示,也要有更多理论性、思想性的深度研究;既要有官方话语、政策语言的权威表述,也要有学术语言、生活语言的学理讨论和生动表述;既要有英语等通用语言的话语体系,也要有当地非通用语言的话语体系(因为如果不能通过“一带一路”非通用语种直接翻译沟通,仅通过英语等通用语种转译,那么在以英语为主导语言的西方话语体 系向其他语言话语体系再次传播的过程中就存在被 前者曲解和误导的风险,从而对中国对外话语体系 建设、核心利益表达等造成损害)。只有这样,“一带一路”的对外话语才能有高度、有温度、有情感、有深度,大家才能从丰富的“一带一路”对外话语体系里各取所需并增加参与度和获得感。


三是鼓励更多的中国学者高质量地走出去。在构建“一带一路”对外话语体系中,中国学者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五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主动走出国门,走上国际讲坛宣讲“一带一路”,在海外直接出版以“一带一路”为主题的外文版著作,与国际同行对话或者辩论“一带一路”建设的利弊得失。但与此同时,与美欧国家和日韩等周边国家相比,中国仍然缺少理论界的“国际活动家”(International Activist)。“国际活动家”的多少,直接关系着中国国家形象的改善以及中国软实力的提 升。“一带一路”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是脚底板下的学问,需要学者们静下心来专注研究,但不能闭门造车。只有更多的研究“一带一路”的中国学者走出去,才能在对外交流中不断丰富自己的话语表述,不断提升国内话语的对外感召力和引领力,否 则只能是一个人“说书”、自我陶醉。当然,学者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也要避免简单说教,力戒夸夸其谈、不求甚解,面对不同国家、不同受众时,要有丰富的话语储备、故事储备和数据储备。


四是要加强对受众的细化了解和研究。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就分布着 40 多亿人口(其中有 宗教信仰的人口大约占 80%)、2000 多种语言(其中官方语言有 50 多种)。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年龄阶段的人了解“一带一路”倡议的内在动力、兴趣偏好自然有很大差异。面对如此多样化的受众群体,中国对外话语体系能否取得理想效果,一方面 取决于话语质量和表达艺术,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对受众的了解程度。一定意义上说,对受众的了解过程,也是话语的生产过程,特别是话语逻辑的生成过程。因此,要加强对这些群体的研究和了解,其中比较重要的两个途径便是加强人文交流和开展民 意调查。五年多来,以“一带一路”为主题的人文交流活动越来越多,学生互换、媒体交流、智库对话、民间合作网络等规模不断扩大,但依然无法满足世界了解中国、中国了解世界的现实需求。在开展民 意调查方面,由于成本较高、操作难度较大,国内成规模的、持续性的且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调查项目还比较少,获取一手数据的能力也还比较弱。但这些基础性工作需要不断完善。


总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离不开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 助力和支撑。中国加快推动“一带一路”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就是要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越来越 好的舆论氛围,凝聚起更多的共识,减少本可以避免的误解和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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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当代世界》2019年第1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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