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美国进步主义运动中，罗伯特·M·拉福莱特是一位公认的向“政治机器”和“大佬”们发起斗争的改革者。然而在很多政治对手眼中，以及不少政党政治的研究者笔下，他又成了一名政党“大佬”，手中掌握着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机器”。拉福莱特身上这一看似非常矛盾的特质，其实也体现了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的一个特征，甚至是这场改革运动的一大困境。在历史研究者，尤其是进步主义学派的学者们看来，进步主义是底层民众为改善经济条件、扩大民主参与而与镀金时代的僵化政治体制作的一番斗争，“进步派”们通过一系列立法运动破坏了旧制度。然而在旧制度的废墟上，新制度是否已建立起来，以及新建立的制度能否超越旧体制的藩篱，却是对进步派改革者的一场考验。拉福莱特个人身上的矛盾性，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何一些人认为“进步主义”是激进的，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它是保守的。
关 键 词：罗伯特·拉福莱特 大佬 进步主义运动 机器 Robert La Follette Boss Progressive Movement Machine
如果说20世纪初的美国的确发生过一场旨在变革社会的“进步主义运动”，①则罗伯特·M·拉福莱特(Robert M.La Follette)无疑是这场运动中的核心人物之一。20世纪初，拉福莱特在威斯康星州与“机器”和“大佬”们的殊死斗争，不仅为同时代人所称道，在后世更是被演绎成传奇。他的改革模式被总结为“威斯康星理念”，传遍全美，乃至名扬海外。1906年后，拉福莱特又将他在威州的改革经验带到国会，很快成为参议院中反托拉斯、劳工、反战等问题的意见领袖，他丰沛的政治热情和雄辩的演说风格，为他赢得了“斗士鲍勃”的称号。1957年，参议院由约翰·F·肯尼迪领衔的一个委员会，更是将拉福莱特尊为建国以来最杰出的五名参议员之一。②
作为改革者，拉福莱特的事迹闪亮耀眼，但这却并非故事的全部。实际上，从拉福莱特在威州发动改革之日始，一直到他在参议院长期任职，质疑、谴责乃至咒骂的声音从未断绝。在对他的诸多质疑中，最具代表性、同时也最富于吊诡意味的是：拉福莱特虽以“改革派”形象知名于世，但他同时竟是一个把控着“政治机器”的、不折不扣的“大佬”！初看之下，这样的指控不免被理解为政敌的恶语中伤，然而事实却并非那般简单。重新审视史实，细考拉福莱特作为“大佬”的形象，探究是否存在所谓的“拉福莱特机器”，可以一觑美国“进步主义运动”中某种令人费解的面相。
一、“大佬”拉福莱特？
简言之，“大佬”是对19世纪美国政党组织中的核心领导者的称谓。“大佬”常与“机器”一词同时出现，而“机器”则是对19世纪下半叶美国业已腐化的政党组织的一种带有贬抑色彩的比喻说法。③自马丁·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于1830年代对民主党的组织系统进行改革后，“分赃制”、“轮换制”、“惠利体制”等原则便作为民主党的活动准则被确立下来，使得该党在社会动员、选举组织方面的能力大幅提升，成为当时世界上几乎最具现代色彩的政党。民主党的经验很快为辉格党和后来成立的共和党所吸收，于是美国两大党的政治组织能力进入了一个空前发达的时期。范·布伦体系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在全国政党下面建立起一个等级化的地方“党组织”体系。这个体系为大量地方政客创造了政治机遇，他们在地方上积累起政治资本，再与上级党组织进行利益交换，使自己成全国党组织在地方上独当一面的代理人。内战后，该体系中的地方党组织开始发展成为一种私人化的“政治机器”，而把控当地党组织的政客则被称为“大佬”。④
“机器”和“大佬”在全国的分布，大体和政党组织的全国体系是相吻合的，小到选区、城市选区，大到城市和州，都可能是“机器”盘踞的所在。比如，1870年代初，纽约市的民主党党组织在政客威廉·M·特维德(William M.Tweed)的把持下，形成了全国最大的一个“政党机器”——“坦慕尼协会”(Tammany Hall)。与此同时，在整个纽约州政坛占据上风的共和党，则拥有一个州“机器”，其“大佬”是国会参议员罗斯科·康克林(Roscoe Conkling)。到了1890年代，除纽约以外，费城、匹兹堡等城市也都具有了“集中化的党组织”。而纽约、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威斯康星、明尼苏达等州则存在着州级“机器”。⑤“机器”的繁盛很早就被一些社会改革家视为美国政治腐败的一个渊源。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埃德温·劳伦斯·戈德金(Edwin Lawrence Godkin)、乔治·威廉·柯蒂斯(George William Curtis)、卡尔·舒尔茨(Carl Schurz)为代表的一批“中立派”(mugwumps)改革家，便对“机器”现象进行了揭露和批判。⑥但直到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运动”期间，“大佬统治”的现象才从制度上得到纠正。
罗伯特·M·拉福莱特向来被认为是向“机器”的统治发起挑战的重要改革者之一。最早让拉福莱特的这一名声传遍全国的是著名“揭黑记者”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在1904年第10期《麦克卢尔杂志》(McClure's Magazine)的一篇文章中，斯蒂芬斯把拉福莱特描绘成一名致力于肃清州中腐败的“改革者”，称拉福莱特秉持着这样一种民主观念：“由人民选出的代表，应当代表人民，而非腐败的特殊利益。”在斯蒂芬斯看来，拉福莱特改革后的威州，已成为“一个由人民恢复了代表制政府的州”。⑦拉福莱特本人在他1913年出版的自传中声称，他一直以领导人民“推翻‘大佬’对政府的把控”为目标。⑧他的最早的一批传记作者也把他描述为一名“改革者”或“进步派”，不论是在威斯康星州还是在国会，都孜孜不倦地推动着监管铁路、打击垄断企业、开征所得税等重要的改革。⑨拉福莱特在威斯康星州的改革，尤其被认为是一场为了人民的利益而针对“大佬”和“机器”所作的斗争。⑩
自拉福莱特1925年去世以来，历史研究者对他的正面评价具有相当的连贯性。著名历史学家小阿瑟·M·施莱辛格(Arthur M.Schlesinger Jr.)甚至认为，与西奥多·罗斯福、伍德罗·威尔逊、威廉·J·布赖恩这些公认的进步主义领袖比起来，拉福莱特才是更坚定的改革者。(11)拉福莱特不仅被视为最激进的“进步派”，也被看作“新政”的先驱，他在1924年总统竞选中的政治纲领，被认为最好地衔接了“进步主义运动”和“新政”，其中大部分都在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期通过立法得到了实现。(12)拉福莱特还留下了丰富的政治遗产。在他死后，他的两个儿子继续在威州政坛发挥关键作用。他们是罗斯福“新政”最坚定的支持者，他们领导下的威州“进步党”直到1940年代仍是执政党。(13)拉福莱特最具创造性、也最广为人知的遗产，无疑是“威斯康星理念”。该理念的精髓是将大学和政府联系起来，或者说把“土地、商店和研讨班”结合在一起，调动全州的力量为全州人民服务。这一理念不仅让威州在当时成了“民主的实验室”，也对后世在政治和智识领域之间搭建联系提供了极富启发性的思路。(14)尽管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受修正史学的影响，学者们对拉福莱特作为改革者的形象有过反思甚至质疑，但并未成为主流。1990年代以后，随着对“进步主义”民主特性的再发现，拉福莱特继续作为一位和“人民”站在一起的改革者被加以推崇和赞颂。(15)
拉福莱特作为“改革者”的形象看似无可非议，但也有人对这一“高大全”的形象发出质疑，试图揭示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实际上，历史上一些对拉福莱特的评价一直未被重视，这些评价要么揭露拉福莱特其实并非一个诚心的改革者，要么暗示拉福莱特本人其实就是一个“大佬”。林肯·斯蒂芬斯对拉福莱特的改革事迹大加褒扬，但他也承认：拉福莱特的确“在事实上成为了一个‘大佬’，并且比他所取代的那些‘大佬’更加强硬和高效，但他使用这个‘机器’是为了公益，是为了让威州人实现自我统治”。(16)历史学家罗伯特·S·马克斯维尔则认为拉福莱特在担任州长期间，建立了一种“进步主义机器”，他本人自然是这“机器”中当之无愧的“大佬”。“机器”之前加上“进步主义”的定语，自然已明示此“机器”非彼“机器”，这是一个正义的、为人民谋福祉的“机器”。然而，既选择用“机器”一词，必定也说明拉福莱特建立的那个“组织”或“联盟”，和“机器”至少有某种外在的相似性。(17)
如果说以上作者的本意，并非指拉福莱特就是他本人宣称反对的那种“大佬”，而是在高度评价此人在政治组织方面的天赋，那么在另一些研究者或评论家的描述下，拉福莱特则简直就是他严厉批评的那一类“大佬”。政治学者哈罗德·R·布鲁斯(Harold R.Bruce)将拉福莱特的威州共和党“机器”与马修·S·夸伊(Matthew S.Quay)、博伊斯·彭罗斯(Boies Penrose)的宾州共和党“机器”以及乔治·E.布伦南(George E.Brennan)的伊利诺伊州民主党“机器”等一视同仁，称为三大著名的州级“机器”。布鲁斯明言他对“机器”的定义袭自奥斯托洛戈尔斯基，因而此处拉福莱特的“机器”绝不是“进步主义的”。(18)历史学家戴维·P·西伦(David P.Thelen)虽不曾明言拉福莱特是“大佬”，但他的确称“拉福莱特派系”是“新旧政治风格的一种不稳定的结合”。他认为拉福莱特取得威州“进步主义运动”的领导权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民间的“进步派”推动改革是为了解决“地方性问题”，而拉福莱特则“想要通过州改革来加强州政府和他旗下的党组织的权力”。(19)此外，还有研究者对拉福莱特“作为政客”的形象加以发掘，发现他在当选州长以前，已经建立了一个覆盖全州的政治组织，该组织“在每个县都有一到两名工作者”，其中不少人直接从拉福莱特处“领取薪资”，这种描述和奥斯托洛戈尔斯基笔下的典型“州机器”极为相似。(20)
以上对拉福莱特形象的描述，与人们所熟悉的主流版本形成了惊人对照。而如果翻阅拉福莱特同时代的报纸媒体，会看到更多更惊人的表述。拉福莱特担任州长期间，威斯康星州影响力最大的三份报纸——《密尔沃基前哨报》(Milwaukee Sentinel)、《威斯康星州报》(Wisconsin State Journal)和《密尔沃基日报》(Milwaukee Journal)，对拉福莱特的评价几乎都是负面的，“拉福莱特机器”“大佬拉福莱特”“当局机器”这样的字眼充斥着州内各报纸的版面。那么真相是什么？拉福莱特果有“大佬”的一面，还是这一形象不过是政敌和媒体的恶意歪曲？那些认为拉福莱特真是“大佬”的研究者们，是走向了谬误，还是的确揭示了拉福莱特历史形象中不为人知的一面？更重要的是，如果这阴暗的一面的确存在，则何以一名受世人敬仰的“改革者”会同时也是一个“大佬”？这种双重形象对于“进步主义运动”又意味着什么？
二、改革者的“组织天才”
1913年，罗伯特·M·拉福莱特已是美国国会参议院中一名资深议员，他的传记作者阿尔伯特·O·巴顿(Albert O.Barton)曾评述道：“一直以来，共和党开展的‘进步主义运动’是不成体系、断断续续和无足轻重的，直到拉福莱特出现，发挥他的组织天才以后，局面才有改观。”(21)这话当然有夸张的成分，然而回溯到1890年代，拉福莱特从一个被迫赋闲在家的党内“反叛者”，最终以绝对优势赢得州选举，如果没有非凡的组织才能，确是难以想象的。实际上，早在拉福莱特成功竞选州长、着手改革运动之前，其政治组织才能已经在人员建设、政治议题设计和竞选演讲术等三个方面充分地表现出来了。
1890年代初，拉福莱特开始缔结他的“改革联盟”，伺机对“体制”发起挑战。他的策略是联合党内遭受打压、排挤的边缘人物，形成与大佬们分庭抗礼的一股政治力量。“联盟”的早期成员包括拉福莱特最亲密的朋友兼谋士萨缪尔·A·哈珀(Samuel A.Harper)，拉福莱特尊为“政治教父”的内战退役将领乔治·E·布莱恩特(George E.Bryant)，拉福莱特的大学同学、威斯康星州立大学地质学系主任查尔斯·范·海斯(Charles Van Hise)，来自戴恩县的州众议员阿尔伯特·R·霍尔(Albert R.Hall)等。很快另外三位重要盟友也加入进来，挪威裔国会众议员尼尔斯·P·霍根(Nils P.Haugen)，前州长、州乳农协会主席威廉·D·霍尔德(William D.Hoard)，以及州中财力最雄厚的商人之一、木材商艾萨克·斯蒂芬森(Isaac Stephenson)。(22)“联盟”成员中，有的善于出谋划策或提供咨询，有的可凭借深广的人脉打通社交关节，有的身居立法系统要职，可以对“机器”形成制约，有的则凭借特殊的族群和行业背景，掌握着可观的票仓。在拉福莱特的统合下，这个“改革联盟”尽管经历了三届州长竞选的失败，却对现有“机器”的“大佬”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并终于在1900年赢得了州长选举的胜利，让“改革者”统治了威州。(23)
拉福莱特的第二项才能表现在确立政治议题进而制定纲领方面。内战以来，在威州州选举中，两党的政治议题和纲领通常与全国党组织同步，较少出现以本州为中心的议题或纲领。(24)拉福莱特渐渐意识到，要打破“机器”对州内政治局面的把控，唯有寻找到与全国议题不同、有威州特色的独立议题，直接向威州民众求取选票。当时，威州处在1893年经济萧条后的低谷中，失业人口大增，税收制度却无大的改动，民众苦不堪言。(25)因而拉福莱特首先想到的就是“税收改革”议题。此外，受自身政治经历的启发，加之吸收了一些政治学理论，拉福莱特又提出了以“反对机器统治”“还政于民”为基调的议题，以配合“税收改革”对“经济公平”的追求。他将现有的政治格局描述为“机器政治”，揭露其腐败性及与不公平税收的关系，甚至警告威州人：“机器政治”将带来一场“代表制政府的危机”。针对“机器”的威胁，拉福莱特雄辩地提出了具体的立法主张：一是将目前全国大选中使用的“澳式投票法”(26)应用于政党提名环节，对所有政党内部的候选人提名实行“直接初选”；二是设立“税收委员会”，对税收制度进行改革，矛头对准州中以铁路为首的垄断企业，通过对它们课以重税来减轻普通人的税负。这两个议题，构成了“改革联盟”竞选纲领的支柱。(27)
拉福莱特提出这两大议题的直接结果是威州共和党的分裂。当时党内的“大佬”，除头号“大佬”菲利特斯·索耶(Philetus Sawyer)外还有两位：国会参议员约翰·C·斯普纳(John Coit Spooner)和密尔沃基大财阀亨利·克莱·佩恩(Henry Clay Payne)。1894年以来威州的历任州长，皆听从这三人的指示。三人感受到拉福莱特羽翼渐丰，自然不能容忍其异军突起，于是1870年代一种曾风行于共和党全国党组织的派系分野，又在威州复活了。拉福莱特和他的支持者被蔑称为“非纯种派”(Half-breeds)，“大佬”们和正统共和党人则自称“中坚派”(Stalwarts)。这两个称谓本指19世纪七八十年代共和党内的两个派别，其中“非纯种派”主张实行“文官制度改革”，建立“考绩制”，代表人物是缅因州国会参议员詹姆斯·G·布莱恩(James G.Blaine)。“中坚派”则相对保守，其政治主张包括：支持尤利乌斯·格兰特连任总统，维护“分赃制”，反对“文官制度改革”等等，代表人物是纽约州参议员康克林。(28)这对称谓的复活，似乎意味着威州人看到了拉福莱特推动的“直接初选”改革与“文官制度改革”的相通性，其目的都在于取消“赃利”，削弱“机器”。
拉福莱特的第三项才华体现在其高超的演讲术。1897至1898年间，拉福莱特在州中举行了一系列演讲，其中包含“政治机器的危害”。在这些演讲中，拉福莱特不但宣扬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也一步步地使自己作为反抗“机器”统治的“改革派”的形象清晰起来。他如此描述“机器”：
机器的治理就是机器的专制。它通过它的代理人行使法律，并自行解释法律。它独立于人民之外，不用担心秋后算账。当其面临传讯时，它拥有的传媒足以让其避开风头，或者将大事化了。它没有需要为之服务的选民，只为它自己服务。机器就是它自己的主子，它没有任何义务，也没有责任的意识。
州议会按照机器的日程表制定法律。议会的委员会由机器任命。在委员会会议室紧闭的门后，机器将于它自己不利的法律压制下来。……它以改革的名义从法律法规中获利，千方百计维持机器的控制。它关照特殊利益集团，并从心甘情愿臣服于它的私有企业那里收纳贡品。……完美的政治机器很快取代了游说集团，企业如今已直接与机器做起了交易。(29)
在拉福莱特看来，通过对“党会体制”(30)的操控，威州“党机器”已完全控制了州政府。而在“机器统治”的背后，则有以铁路、公用事业企业为代表的特殊利益集团为其提供财力支持。“政党”与“企业”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板结化的“体制”，使得两者共同利益实现了最大化和永久化。1897至1900年，拉福莱特就类似主题发表了数量惊人的公众演讲，正是对民意的这种“坚持不懈的鼓动赋予了他政治权力和影响力，也让他成了对顽固不化的‘政治机器’的一个替代选项”。(31)
但“机器”和“大佬”的话语并不为拉福莱特所专有。早在1897年拉福莱特第一次公开批判“机器的危害”时，州中一些媒体便针锋相对地提出，拉福莱特本人就掌握着“戴恩县机器”，而这是州中“最唯利是图、最贪求官职的组织”。(32)“中坚派”们认为，“拉福莱特指责政敌所做的肮脏事，他自己也都犯了”。(33)在1898年“改革派”与州长爱德华·斯科菲尔德(Edward Scofield)竞选党内提名的舆论战当中，双方都将对方斥为“机器”。(34)即便是在1900年党内提名的“和谐竞选”中，拉福莱特的一些反对者也称拉福莱特正在“组织一个机器”。(35)1901年，前威州共和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怀特沃特记录报》(Whitewater Register)主编埃德温·柯伊(Edwin Coe)在州议会召开之前发表了一封公开信，称1900年共和党州党代会受到了“拉福莱特机器”的操纵，因而1901年州议会不必认真对待“初选法”这一议题。民主党媒体《密尔沃基日报》刊载了这封信，也将1900年“共和党政纲”中关于“初选”的条款称为“威州政治史上最恶劣的机器的派生物”。(36)在1901年州议会召集期间，《密尔沃基日报》甚至带领州中一小部分媒体，始终站在“当局”或“改革派”的对立面，保持着对某个“政治机器”的批评。(37)然而没有人预料到，这场关于谁是“机器”的大争端才刚刚开始。
三、州长的“机器”
1901年1月，在正式就任威斯康星州州长后，拉福莱特很快将《史蒂文斯初选法案》(Stevens Primary Bill)提交州众议院，该法案在众议院内“改革派”的精心安排下迅速通过。该法案是1890年以来威州最为激进的一份“初选法案”，它主张全面废除“党会体制”，对全州除“司法、学区和村镇级别官员之外”的所有官员实行初选提名制。换句话说，该“法案”实施后，政党提名将完全从“机器”的掌控下解放出来。由于州官职不再具有“政治惠利”的功能，“大佬”们也将逐渐丧失对州政治的控制。(38)通过这一法案，拉福莱特和“改革派”充分展示了他们废除“机器统治”的决心。
看到拉福莱特已在实际推动“直接初选”的立法，共和党内的“中坚派”也就不再顾及“和谐”了。3月22日，“中坚派”最重要的喉舌《密尔沃基前哨报》在两篇社论中将《史蒂文斯初选法案》的支持者称为“政治机器”。其中一篇强烈谴责了“改革派”在众议院的种种恶劣行径，包括暗箱操作、压制言论以及辱骂反对者，结论是威州已经存在着一个腐败的“坦慕尼协会”。另一篇则重申了“中坚派”对《史蒂文斯初选法案》的看法，称其“观念上是自私而野心勃勃的，撰写上充满了拙劣的激进主义，而其在州众议院的强行通过则是不计后果、不顾政治荣誉的”。(39)除了《密尔沃基前哨报》，州中很多共和党媒体也纷纷表达了他们对于该法案草草在众议院通过的不满，其中不乏一些激进者，称州众议院正受着州中那个“改革派机器”的操纵。(40)
此时“中坚派”早已怀疑州长在操纵州众议院。似乎为了挑动对手的内乱，民主党的《密尔沃基日报》发表社论称：“(初选法案)的付印如此急躁，且付印的命令是由州长与委员会主席发出，而非由州众议院发出。……如果说这不是‘机器’，那它是什么？”(41)但“中坚派”此时早已无需这种挑唆，从4月起，以《密尔沃基前哨报》为代表的共和党媒体便与民主党媒体形成一股舆论合流，共同反对现任州长拉福莱特及其领导的共和党“改革派”。“中坚派”称“改革派”居心叵测、缺乏政治诚信，认为其谎称进行“初选”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消灭“机器的危害”，但那不过是他们的一个“幌子”；他们一边高喊政治改革的口号，一边却构建起了“威州迄今为止唯一一个共和党机器”。(42)
除了攻击行政部门是“改革派机器”，“中坚派”也在罗伯特·拉福莱特与“政治大佬”之间划等号。1900年拉福莱特宣布竞争党内提名时，“中坚派”中就有人揣测，州长职位只是拉福莱特的一个跳板，他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夺取旧式“惠利体系”下的最高政治奖品——“国会参议员”之职。(43)一位署名威廉·E·卡特(William E.Carter)的格兰特县居民给《密尔沃基前哨报》来信，称拉福莱特“组织机器”的行为早在其担任威州“第三国会选区”议员时就已经开始了。卡特称，格兰特县的“主子”非拉福莱特莫属，他这种人就是需要“缺乏制衡的权力”来激发起“安全感”。(44)《密尔沃基前哨报》也追溯了“拉福莱特机器”的发家史，结论是拉福莱特不仅组织了一个“私人机器”，且自1894年起就已在党内暗中组建一个小派系，意图通过一场“宗派斗争”实现其“机器”对州党组织的控制。(45)1897年以来，“改革派”在公共演讲中大声疾呼，要求对“机器”“大佬”“腐败”等现象加以治理，这被“中坚派”称作是“贼喊捉贼”；而拉福莱特本人则被加以更多的“头衔”：捣蛋分子、党组织破坏者、宗派主义者等等。(46)
“中坚派”们继而致力于证明州长拉福莱特正企图建立一个“私人政治机器”。他们发现，“拉福莱特机器”的关键在于州长任命的两个重要官员：州巡猎总长亨利·欧文贝克(Henry Overbeck)和州燃油巡视总长爱德华·E·米尔斯(Edward E.Mills)，此二人下属的一百多名“驻地巡猎官”和“驻地燃油巡视员”，在全州形成一个无所不至的网络。拉福莱特只需在州长办公室向欧文贝克和米尔斯二人传达旨意，这些行政部门的地方派驻官员“在很短时间内”便能将州长的精神传遍全州。(47)“中坚派”斥责拉福莱特将州中的“驻地”官员充当“政治佣工”，在全州建立起了一个“竞选机器”，并指斥其“用人民的钱为个人的政治机器付账”。(48)1902年4月一份“中坚派”报纸揣测，前一年拉福莱特之所以否决了一份关于给州铁路委员会主任格雷厄姆·L·赖斯(Graham L.Rice)配备一名专家的法案，就是“想将这笔经费省下来，用以招募一支为其拉取选票的巡猎官队伍”。(49)《密尔沃基前哨报》记者查出，在前州长斯科菲尔德执政时期，驻地巡猎官进入冬季后通常就解聘离职了，但现任州巡猎总长欧文贝克却不仅没解聘任何一个地方巡猎官，反而还在增扩人手。而据前州巡猎总长奥古斯特·津恩(August Zinn)观察，增加人手“丝毫没有让巡猎管理变得高效”，他深信本州的“狩猎执照基金”完全被现任州长当成了其“组织政治机器”的一种“惠利”。(50)
如果说上述发现只是一种猜疑，那么1902年7月中旬共和党州党代会召开以后，“中坚派”则找到了一个足以证明拉福莱特建立“政治机器”的“铁证”。事情起因于对1902年共和党竞选提名名单中“公共教育总监”这一职位的竞争。谋求连任的现任教育总监L·D·哈维(L.D.Harvey)是个“中坚派”；哈维的竞争者C·P·卡里(C.P.Cary)则是一名学院派教育家，“改革派”的支持者。最终，由于得到了州长拉福莱特和州中央委员会的鼎力支持，卡里获得了教育总监职位提名。然而，来自奥什科什的党代表、前州众议院议长乔治·A·巴克斯塔夫(George A.Buckstaff)向媒体公布了一个令人哗然的信息，称一些私立图书公司曾向共和党州中央委员会预先注入2000美元作为政治资金，以确保哈维不被提名为教育总监，事成之后还将提供5000～10000美元。(51)“哈维事件”是1902年“中坚派”对拉福莱特正在缔造“机器”的最严重的指控，“中坚派”认为他们已经成功地暴露了“拉福莱特机器的绝对主义”。(52)
对于“中坚派”的指控，拉福莱特和他的“改革派”阵营很长时间内没能作出正面回应，仅在1901年8月《密尔沃基自由报》(Milwaukee Free Press)的一篇社论中，对在此之前的“无聊构陷”作了澄清，称“当拉福莱特得到党内提名时，手中并无任何官职可以用来分配”，因此拉福莱特当选州长，是“人民崛起”的表现，与任何形式的“机器运作”无关。但接下来，这篇社论却提出一种奇特的观点，看上去简直是在坐实“拉福莱特机器”的真实性。这位《密尔沃基自由报》的编辑提出，“民众运动通常都会将一个政党内的大众引向某个领袖”，也会围绕该领袖产生一个领导组织。这个组织可能会具有“机器”的形式，但没有必要为之大惊小怪，因为：
不占有官职的人是不能控制任何官员的，也不可能控制任何“惠利”。他不具有政治权力，更别说拥有“机器”。……只有与民众运动相联系的人，比如过去几年内的拉福莱特，才会被认为真正拥有“机器”。(53)
“改革派”给出这种说法，令人匪夷所思。这无异于表示，组织一个“政治机器”是执政所必须的，或者至少说“机器”在某种意义上是和“执政能力”相关的。这不禁令人疑惑，那么以前被拉福莱特不遗余力批判的“政治机器”，岂非也具有某种存在合理性？
1902年7月，拉福莱特再度获得州长提名后，新任州共和党中央委员会秘书赫伯特·W·查诺韦思(Herbert W.Chynoweth)在为拉福莱特作介绍演说时，针对州中流传甚广的关于“拉福莱特机器”的言论回应道：
有人说他(拉福莱特)是一个“机器分子”，建造起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机器”。或许是这样。但即便有这么一个“机器”，它也绝非那种为政治骗子或“大佬”所操控的、用于扩大其私有利益、满足其自私目的的机器。欺骗与诡诈，贿赂和腐败，与这个“机器”是无关的。它不会拿公职做买卖，它不会巧设阴谋诡计欺骗人民，违背人民的意志，或是辜负人民的信任。……它是全体人民的造物，也只听命于全体人民。它被建立起来，是为了在威州的沃土里种下政治纯洁和政府法律公平的种子。它被建立起来，是为了将公民和选民从腐朽的政治帮会、政治“大佬”们的恶劣影响下永远地解放出来。(54)
可见，“改革派”似乎在通过建构某种“好机器”理论来为自己辩护。这看似在提供新的理据，实则有理屈词穷之嫌，让人联想到拉福莱特对自己被指责为“机器”的另一个著名回应：“我头上长了角，就不能戴帽子吗”？(55)这样的言论并未回应“中坚派”关于拉福莱特“公器私用”的指控，只是在勉强地申言这样一种逻辑：只要有政治活动存在，就必然有政治组织，继而出现类似于“机器”的表象。当然，《密尔沃基自由报》也不忘阐明拉福莱特的“机器”更关注“人民管理、控制本州事务的权利”，是与旧式“机器”不一样的“机器”，即“人民的机器”。(56)可是，怎样保证“人民的机器”不会像以往的“机器”那样异化，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呢？拉福莱特和他的助手们无暇去完善这样一种理论，而“中坚派”对他们的指控还在愈演愈烈。
四、给“大佬”定罪
1904年6月，威州共和党“中坚派”见识了“拉福莱特机器”最为大胆的举动。又值州选举年，共和党州党代会定于5月18日在威斯康星州立大学的“红体育馆”召开。但开会这天，拉福莱特却祭出这样一个奇招：他阻止了一些“反对拉福莱特主义”的党代表进入会场，而安排了一批并不具备党代表资格的人员以党代表的身份参会。期间，拉福莱特还借助麦迪逊警察局和戴恩县治安官的权力，动用了大批警力和社会力量去阻拦部分“中坚派”党代表进入会场。(57)“中坚派”认为此事是拉福莱特组织个人“机器”的又一桩明证，他们拒绝承认这次党代会产生的全国党代会代表团，因为那些非法的党代表“是由‘当局机器’选出来的”，只能代表“‘机器，控制的少数人”。《密尔沃基前哨报》的编辑甚至引用华盛顿“告别演说词”，称威州正面临着一种“真正的专制”，那就是“在拉福莱特的独裁统治下，由一个政治机器维持着的专制”。(58)“中坚派”最后决定在威州大道上的富勒剧院召开他们自己的党代会，选出了他们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和州长候选人，并在6月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得到了全国委员会的认可。
一时，威州共和党内两个中央委员会同时存在。进入秋天，“改革派”和“中坚派”谁具有合法性的问题，最终竟要由州高等法院来裁夺。高等法院于10月5日宣布了判决结果：依据《威斯康星法典》第35条第2款，州法院认定只有1902年“州共和党大会”上选举组成的“州中央委员会”有权威裁决两份候选人名单中何者为有效，至于“全国共和党委员会”的决定，“不具有任何指导意义”。(59)鉴于重新召集起来的“1902年州中央委员会”已于9月13日判决“红体育馆大会”合法，则“改革派”胜诉。州高等法院的判决当然不能让“中坚派”心悦诚服，他们认为法院的判决是荒谬的，因为它仅仅“依据法律条文，而未考虑争论的理据”。自恃有全国委员会的支持，他们决定斗争到底，称既然“法院无力将本州共和党人从一个专断、无授权、可以无限期自我册封的委员会下解放出来，那么共和党人就不得不诉诸投票箱以求自救”。(60)
于是“中坚派”坚持支持他们的候选人萨缪尔·库克(Samuel Cook)参选。邻近选举之际，“中坚派”的首领之一、国会参议员查尔斯·V·夸尔斯(Charles V.Quarles)作了最后的努力。他在《密尔沃基前哨报》上痛陈了现任州长拉福莱特的“二十宗罪”，把这位“大佬”几年来的恶行作了一次总结。这些罪状当中包括一些具体的指控，如称拉福莱特曾“向某图书公司售卖选票上的一个职位，交易金额为2000美元，其中500美元给了他在密尔沃基的一个手下，其余悉入其私人腰包”；也有一些笼统的指责，其核心内容是称拉福莱特“利用州财政建立自己的私人‘政治机器’”，为他自己的“不断连任”服务，在此过程中不仅破坏了“选举的公正性”，也严重影响了州政府履行自己的职能。尤其是州巡猎官员，他们“从州政府领取工资，却被派遣四处为主子搜罗选民，混入党小组会和党代会中，极尽兴风作浪之能事”。此外还有一些指控，如“恶意教唆大学生在政治上不诚实”，“篡夺州立法机关的功能”，“试图收买高等法院”，等等，意在指责“拉福莱特机器”败坏了州中的政治风气。(61)夸尔斯列举的拉福莱特的罪状，在共和党“中坚派”中得到了广泛认同，有人甚至继续追加了若干罪行。回顾拉福莱特在1904年的所作所为，“中坚派”得出结论：拉福莱特是一个“狭隘的、自私的大佬”，他“并非真心憎恶‘机器’或‘机器’的行为方式，因为他已建立起了州中最无情、最独裁的‘机器’，他想要的不过是他自己的‘机器’”。(62)
反抗“拉福莱特机器”的斗争走向了最高潮，可是“中坚派”大势已去。一方面，由于在党组织的合法性问题上败给了“改革派”，“中坚派”在组织上大受损害，甚至他们的候选人也选择了黯然隐退。(63)部分“中坚派”选民为了忠于共和党，投票给了拉福莱特，更多的则干脆投票给了民主党。(64)另一方面，“中坚派”在舆论上大力渲染“拉福莱特机器”的罪恶，却并未让他们自己变得清白。1900年以前拉福莱特在公共演讲中对他们建立“机器”的指控，他们也从未作出回应。最终拉福莱特胜出，赢得了他的第三个州长任期。同时，按照1903年州议会的决议，本次州选举还对“直接初选法案”进行了全民投票，最终法案得以通过。拉福莱特称其推动“直接初选制”的目的就是为了从制度上根除“大佬统治”，按此推论，他本人必定不是“大佬”，他的权力也不依赖于“机器”——他没有理由推动一项针对自己的立法。然而“中坚派”仍持怀疑态度，他们怀疑的不仅仅是拉福莱特的动机，更多地是认为“初选”这个议题并未得到充分的讨论，他们对已经成为法律，即将发挥效用的初选制度深感忧虑。(65)
1905年初，拉福莱特得到了所有“大佬”毕生追逐的“最高荣耀”(66)——担任国会参议员。州中代表劳工和社会党人声音的《密尔沃基每日新闻》(Milwaukee Daily News)评论称：拉福莱特当选参议员是威州“改革”运动的高潮。但又讽刺说这场运动虽以反对“大佬主义”开始，其高潮却表现为“政治阴谋和独夫统治”，并称拉福莱特的独裁统治，只有宾夕法尼亚州的“大佬”夸伊对该州共和党的掌控可以媲美。(67)“中坚派”希望拉福莱特当选参议员能够让威州政治摆脱“宗派主义”，复归于“和平与政治清明”，(68)可惜事与愿违。离开威州后，拉福莱特并未放松对威州政局的掌控。1906年州长竞选，接替拉福莱特担任了一年州长的詹姆斯·O·戴维森(James O.Davidson)本是众望所归的人选。但拉福莱特担心戴维森不能坚持改革，试图以州众议员欧文·伦鲁特(Irvine Lenroot)取而代之。拉福莱特的这种行为在威州遭到了激烈抵制，“中坚派”和温和的“进步派”称他是一个“私心报复的太上皇”。一年以后，拉福莱特又在艾萨克·斯蒂芬森参选参议员过程中上下其手，以至于连作为他曾经的盟友的斯蒂芬森都暗示州中存在着一个“组织严密的政治机器”。(69)事实上，直到1925年拉福莱特去世，他从未放松对威州政治事态的掌控，每一任州长都难逃他的影响。(70)在他去世后的近二十年内，他的两个儿子小罗伯特·拉福莱特(Robert M.La Follette，Jr.)和菲利普·拉福莱特(Philip La Follette)继续在威州政坛扮演重要角色，(71)应该说也与他在威州奠定的巨大政治影响力是有关的。
威斯康星州进步主义运动的“吊诡”现象由是凸显了出来：在拉福莱特的带领下，这个全国“最进步的州”(72)通过以“直接初选”为代表的一系列立法，号称永远地废弃了“机器统治”，可是最终拉福莱特本人，却酷似其反对的那些“大佬”们，甚至他手中掌握的“政治机器”也毫不逊色于那些被他严词批判的“机器”。如何理解这一现象？
五、进步主义的悖论
“机器”是对19世纪下半叶私有化政党组织的一种比喻，这类党组织因执政而掌握了权力，并将公权力充作私用。因此，这个比喻天然地是一种对在野党更为有利的政治“话语”。在当选州长之前，“机器”这一话语非常契合以拉福莱特为首的“改革派”的需要，甚至对他最终的当选功不可没。然而随着拉福莱特就任州长，“改革派”在党组织和州政府全面掌握权力，这一政治言辞对他们来说就失去了魔力。因此，对于“改革者”拉福莱特同时是一名“大佬”这一悖论，最容易想到的解释便是：“机器”和“大佬”不过是政敌泼在拉福莱特头上的脏水，是恶毒但不实的指控。然而这一解释也可能是最简单化的，甚至是不符合史实的。首先，不少将拉福莱特称为“大佬”、使用“拉福莱特机器”一语的作者，并非他的政敌。其次，政敌的恶语中伤虽可以忽略不计，但他们的指控中包含的事实则需要认真考察：究竟拉福莱特的哪些行为授人以柄？
细考“中坚派”对拉福莱特“大佬主义”的指控，会发现它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指一种专断、强硬的执政作风，二是指某种政治组织和运作方式。“中坚派”在论战中没有将这两重含义截然分开，然而从效果上来讲，他们对拉福莱特行政作风的指责效力较弱，常常流于一种道德上的谴责，但对他政治组织方式的指责——即指责他建立了一个私人的“政治机器”——则近于指控他违法犯罪，直逼其在政治上破产。拉福莱特所有的改革议题都指向一个根本目标，即废除“政治机器”，他的主要成就——“直接初选”制度的立法，也脱胎于这一目标。最终威州确实实现了“直接初选”，可是效果如何呢？“中坚派”伊曼纽尔·菲利普发现“初选制”带来了如下问题：第一、选举花费大增，密尔沃基市政选举在1898年的总花销为8280.93美元，到1908年则激增到50479.49美元；第二、以个人竞选为中心的政治俱乐部大行其道，“只为政党原则”而存在的“行业或职业政治俱乐部”则销声匿迹；第三、由于竞选资金不再由政党委员会管理，而是由候选人个人支配，则候选人的行为也不再受政党组织伦理的约束，而是完全奉捐款者的喜好为圭臬。(73)一位对威州“直接初选”改革进行研究的学者也发现，这项新制度破坏了“政党责任原则的正常和良性运行”，并且由于选民对政府官员信息的不知情，也破坏了“民意”的形成。(74)“直接初选”制度不仅未能解决政党组织私人化的问题，反而令其变本加厉，并衍生出新的问题来。
然而，“直接初选”制度被认为是“进步主义运动”中最重要的改革之一。该法案在威州通过后的十年内，全美除三个州(康涅狄格、新墨西哥和罗德岛)以外，都采用了这一制度。(75)这一改革也被认为是最具“进步主义”精神的改革之一，它最直观地契合了“进步派”“以更多的民主来疗救民主的病症”的思路，有学者认为它“第一次消除了人民和他们代表之间的中间人”。(76)当然，“直接初选”只是进步主义时期旨在“扩大民主”的众多改革中的一项，其他还有“参议员直选”，以及公民“创制、复决、罢免”等“直接民主”运动，等等。这些改革或致力于防止政党“大佬”对政府官职候选人的掌控，或旨在削减“政治机器”所能控制的“惠利”，有的加强了对“机器政客”行为的监督，有的扩大了人民直接参与管理政府的权利。但所有这些改革具有一个共同点，即都在结果上限制了政党权力的影响范围，尤其削弱了“政治机器”的势力。将视界继续放宽，可以发现为了限制政党和“机器”的权力，形形色色的“进步派”采用的办法甚至不止扩大民主一端，还包括扩张政府行政权以及揭发政党腐败，等等。
美国人对政党的反感由来已久，“建国之父”一代便有厌弃党派攻伐的传统。到了“镀金时代”，由于对政府的影响达到空前的程度，政党更是经常成为改革者攻击的靶子。他们称政党为“残酷的暴君”，(77)认为它是一切腐败的渊薮。更有一批持极端看法的政党分析者，认为“政党”这一政治制度已经病入膏肓，唯有将其一劳永逸地“废弃”，才能为美国民主找到新路径。(78)对政党的高度怀疑不仅在精英改革者中流行，1892年平民党人通过的《奥马哈纲领》也控诉道：在“旧式政党”的统治下，“腐败已充斥着投票箱、州议会、国会，甚至向法庭蔓延”。(79)可以想见，在1890年代完成政治启蒙并且长期居住在平民主义传统深厚的中西部的拉福莱特，很可能也受了这股“反政党”思潮的熏染。他选择“直接初选”作为议题，便是要在最大程度上削弱“政党体制”的影响力，因为他这一代人普遍认为政党体制“在所有细节上都具有先天缺陷”，是与“代表制政府”根本冲突的。(80)
可是“政党”能够被“废弃”吗？政党最初是应推举官职候选人的需要而诞生的。(81)在美国这样一个实行“代表制政府”制度的国家，人民需要从候选人中选出代表，由这些代表在政府中任职，以实现人民的自治；同时，人民也通过投票或不投票给某个官职候选人，来表达他们的意见。尤其在民众参政方式并不丰富的19世纪，政党体制实际上成为了“人民参与政府的方式”。(82)如果说要“废弃”政党体制，又以什么制度来履行它原来的提名功能呢？新的文官制度，或是公民创制、复决等制度，压缩了政党的权力范围。但真正对政党的功能具有替代意义的，还是“直接初选制”。可是从历史上看，这一制度远未带来政党体制的衰微。“直接初选制”旨在使公共官职的竞选从以“政党”为中心转变成以“候选人”为中心，可是直到1960年代以前，这种转变是相当不彻底的，因为无论是在获取提名还是竞选的环节，候选人仍高度依赖于政党组织的帮助。1960年代以后，个人风格鲜明的竞选才渐渐成为主流，但这与其说是“直接初选制”的结果，倒不如说是电视技术和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产物。到了20世纪末，由于政党的选民群体愈加同质化，议题更加成熟、稳定，竞选所需资金更庞大，选举运作的方式更丰富，政党实际上在各方面都因专业化而得到巩固，对于候选人也更加不可或缺了。(83)
政党的另一基本功能在于提供一个承担政治治理责任并具备组织效率的主体，它应民间的政治诉求而形成议题，继而引导政府政策的制定。(84)尽管“政治机器”在1940年代已经基本瓦解，但这并不影响美国人对于政党体制作为一种合适的政治组织方式的信任。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美国第三党运动最为活跃的时期，各种利益群体都选择以成立政党的方式来囤积力量、形成议题，以期影响政府决策。琐碎的地方治理问题，尤其需要发挥政党组织的利益整合功能，以至于“政治机器”这种政党的变异形式，直到1970年代依然活跃于地方。(85)伊曼纽尔·菲利普在1910年所说的话代表了他同时代很多人的想法，在今天看来依然很有价值：
政党的解体正以惊人的速度进行着，急需采取措施，为当前政治混乱的局面带来秩序，并为全州人民恢复起“党治政府”——真正的代表制政府。党治政府和党员治党，是我国制度长期稳定的根本所在。人治政府则必然意味着专制，不管这个人的能力多强。政党责任制，以及权力在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合理分配，两者结合起来，才能为我们提供保护权利和自由的必要的制衡。(86)
政党制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它一方面关系到社会的政治组织能力，是公共责任的有形代理人，是让民意通过选举流程而形成公共政策的必要渠道。另一方面，政党为候选人的竞选成功提供了最重要的保障，甚至候选人当选后的政策推行也有赖于它。但不可忘记，政党制度是一种宪制外的制度，美国宪法中找不到对于它的规定(实际上，麦迪逊等宪法制定者致力于防止政党的产生)，它不是政治制度中最重要的内容，更不是政治生活本身。政治学家艾伦·韦尔(Alan Ware)在本世纪初说道：“一百年前，政党之所以饱受指摘，不是因为太多人仇视它，而是因为人们对它期待得太多了。”(87)罗伯特·拉福莱特这位“进步派”，由于看了太多“机器”和“大佬”为恶一方的事例，也受到了“粉碎机器”(88)这样的口号的濡染，或多或少地将“机器”看成了政党本身和全部。他以为对“机器”的斗争就要以政党的摧毁为结果，并且推论认为只要政党被削弱乃至消灭，人民就可以直接掌控政府。然而在政治行动中，无论是获得党内提名继而赢得选举，还是推动某项改革立法，拉福莱特都不得不采用“机器政客”曾经使用过的手段和方法。于是，上述关于政党的政治学，伴随着进步主义思想中那种“以民主拯救民主”的崇高情操，使一个改革者敢于摆脱寻常政治伦理的束缚，自以为从目的的合理性中为手段找到了合法性，在世人眼中却成了又一个“大佬”。进步主义运动的悖论不能简单地表述为它一方面是激进的，另一方面又是保守的，因为倘若激进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并非同一批人，也就不成其为悖论。但在拉福莱特身上，可以看到进步主义运动的另一种更真实的吊诡之处：那个激进地想要在人民与政府之间消除障碍的改革者，竟同时也是一个保守“机器”中的“大佬”。即便是拉福莱特这样一个富于理想主义的“进步派”，最终也可能是美国根深蒂固的共治主义(corporate)传统的一个例证。(89)
①参见Peter G.Filene,"An Obituary for 'The Progressive Movement',"American Quarterly,Vol.22,No.1,Spring,1970,pp.20-34; Daniel T.Rodgers,"In Search of Progressivism," 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Vol.10,No.4,Dec.,1982,pp.113-132; Michael E.McGerr,A Fierce Discontent: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rogressive Movement in America,1870-1920,New York:Free Press,2003.
②参见Holmes Moss Alexander,The Famous Five,New York:The Bookmailer,1958,p.xi.其他四位参议员是亨利·克莱、丹尼尔·韦伯斯特、约翰·C·卡尔霍恩和罗伯特·A·塔夫脱。
③“机器”一词并非一开始便是贬义的。18世纪的人们用“机器”一词来指称政府机构或国家运行机制时，其感情色彩一般是中性的。对“机器”一词的贬义用法，直到1870年代才普遍流行起来。参见James J.Connolly,An Elusive Unity:Urban Democracy and Machine Politics in Industrializing America,Ithaca,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0,p.54.
④“机器”或“大佬”很少被当成规范的政治学概念加以论述，但在19、20世纪之交，美国几乎所有重要的政治学著作都谈到了“机器”和“大佬”。M·奥斯托洛戈尔斯基在其《民主与政党组织》下卷中，提供了关于美国“政治机器”的最为详尽的研究，参见Moisej J.Ostrogorski,Democracy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Volume II:The United States,trans.by Frederick Clarke,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08,pp.367-440.还可参见弗兰克·古德诺：《政治与行政——政府之研究》，丰俊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Albert Stickney,Organized Democracy,Boston:Houghton,Mifflin and Company,1906; James Bryce,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13; Samuel Peter Orth,The Boss and the Machine:A Chronicle of Party Organizatio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19.
⑤参见Charles W.Van Devander,The Big Bosses,New York:Howell,Soskin,Publishers,1944; Seymour Mandelbaum,"Boss Tweed's New York," in Bruce M.Stave and Sondra Astor Stave,eds.,Urban Bosses,Machines,and Progressive Reformers,Malabar,Florida:Robert E.Krieger Publishing Company,1984,pp.55-62; Edwards Rebecca,Angels in the Machinery:Gender in American Party Politics from the Civil War to the Progressive Era,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G.Wayne Dowdy,Mayor Crump Don't Like It:Machine Politics in Memphis,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2006; Connolly,An Elusive Unity,p.65；王旭：《美国城市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15-119页。
⑥关于“中立派”，参见John G.Sproat,"The Best Mer," Liberal Reformers in the Gilded Age,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8; Gerald W.McFarland,Mugwumps,Morals,& Politics,1884-1920,Amherst: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75; David M.Tucker,Mugwumps:Public Moralists of the Gilded Age,Columbia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1998.
⑦Lincoln Steffens,"Wisconsin:A State Where People Have Restored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The Story of Governor La Follette," McClure's Magazine,October,1904,pp.564-579.
⑧Robert M.La Follette,La Follette's Autobiography:A Personal Narrative of Political Experiences,Madison: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68,p.96.
⑨Albert O.Barton,La Follette's Winning of Wisconsin,Des Moines:The Homestead Company,1922,p.17; Belle Case La Follette and Fola La Follette,Robert M.La Follette,June 14,1855-June 18,1925,New York:Macmillan,1953,pp.129-131.
⑩La Follette and La Follette,Robert M.La Follette,pp.vii-viii.
(11)Arthur M.Schilesinger,"The Crisis of the Old Order," in Robert S.Maxwell,ed.,La Follette,Englewood Cliffs:Prentice-Hall Inc.,1969,pp.148-150.
(12)Kenneth C.MacKay,"The Progressive Movement of 1924," in Maxwell,ed.,La Follette,p.151.
(13)参见John E.Miller,Governor Philip F.La Follette,the Wisconsin Progressives,and the New Deal,Columbia: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1982,pp.1-2; Jonathan Kasparek,Fighting Son:A Biography of Philip F.La Follette,Madison:Wisconsin Historical Society Press,2006; Patrick J.Maney,Young Bob:A Biography of Robert M.La Follette,Jr.,Madison:Wisconsin Historical Society Press,2003.
(14)Robert S.Maxwell,"The Legacy of La Follette," in Maxwell,ed.,La Follette,pp.174-176; Charles McCarthy,The Wisconsin Idea,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12; Frederic C.Howe,Wisconsin:An Experiment in Democracy,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12; Jack Stark,The Wisconsin Idea:The University's Service to the State,reprinted from the 1995-1996 Wisconsin Blue Book compiled by the Legislative Reference Bureau; John D.Buenker,The Progressive Era,1893-1914,Vol.4,History of Wisconsin,Madison:State Historical Society of Wisconsin,1998,p.8; Vernon Carstensen,"The Origin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Wisconsin Idea," Wisconsin Magazine of History,Vol.39,No.3,Spring,1956,pp.181-188.
(15)John D.Buenker,"Bob La Follette at 150 Years," Wisconsin Magazine of History,Vol.88,No.4,Summer,2005,pp.52-53; Carl R.Burgchardt,Robert M.La Follette,Sr.:The Voice of Conscience,New York:Greenwood Press,1992; Bernard A.Weisberger,The La Follettes of Wisconsin:Love and Politics in Progressive America,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4; Nancy C.Unger,Fighting Bob La Follette:The Righteous Reformer,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0; Robert D.Johnston,"Re-Democratizing the Progressive Era:The Politics of Progressive Era Political Historiography," The Journal of the Gilded Age and Progressive Era,Vol.1,No.1,Jan.,2002,pp.68-92.
(16)Steffens,"Wisconsin:A State Where People Have Restored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The Story of Governor La Follette," pp.564-579.
(17)Maxwell,La Follette and the Rise of the Progressives in Wisconsin,p.57; Robert S.Maxwell,"La Follette and the Progressive Machine in Wisconsin," Indiana Magazine of History,Vol.48,No.1,March 1952,pp.55-70.
(18)Harold Rozelle Bruce,American Parties and Politics:History and Role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H.Holt and Company,1936,p.519.
(19)David P.Thelen,The New Citizenship:Origins of Progressivism in Wisconsin,1885-1900,Columbia: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1972,pp.304-306.
(20)Robert C.Twombly,The Reformer as Politician:Robert M.La Follette in the Election of 1900,M.A.Thesis,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1964,pp.128,137.
(21)Barton,La Follette's Winning of Wisconsin,p.29.
(22)参见Kenneth Acrea,"The Wisconsin Reform Coalition,1892 to 1900:La Follette's Rise to Power," Wisconsin Magazine of Histroy,Vol.52,No.2,Winter,1968-1969,pp.132-157; Maurice M.Vance,Charles Richard Van Hise:Scientist Progressive,Madison:State Historical Society of Wisconsin,1960; Nils P.Haugen,Pioneer and Political Reminiscences Evansville,WI.:Antes Press,1930; Isaac Stephenson,Recollections of a Long Life,1829-1915,Chicago:R.R.Donnelley & Sons Company,1915; Loren H.Osman,W.D.Hoard:A Man for His Time,Fort Atkinson,WI.:W.D.Hoard,1985.范·海斯1903年当选威斯康星州立大学校长，为拉福莱特管理着他的一个重要选民群体——大学生。拉福莱特在大学生中的另一个代表是大学共和党俱乐部前书记约翰·M·纳尔逊(John M.Nelson)。
(23)John D.Buenker,"Robert M.La Follette's Progressive Odyssey," Wisconsin Magazine of Histroy,Vol.82,No.1,Autumn,1998,pp.2-31.
(24)由于州选举议题长期和全国议题同步，威州共和党在19世纪的州选举中得以长期占据绝对优势。在1857-1900年间，民主党取胜共两次，两次都出现了激烈的州议题争论。参见William F.Whyte,"The Bennett Law Campaign in Wisconsin," Wisconsin Magazine of History,Vol.10,No.4,Jun.,1927,pp.363-390.
(25)Thelen,The New Citizenship,pp.57-65.
(26)“澳式投票法”是一种为了保证投票不受贿赂和胁迫的影响，而进行的一种秘密的、无记名的投票方式。在美国，该投票又称“马萨诸塞投票法”，因该州系首个采用这种投票法的州，美国普遍采用这一投票方式是在1890年代。
(27)将1898年(党内候选人为爱德华·斯科菲尔德)和1900年(拉福莱特当选党内候选人)威州共和党的政纲加以比较会发现，1898年政纲全是对总统对外政策的附和，而1900年政纲则集中于州议题：“直接初选”、设立“税收委员会”等等。参见Wisconsin Blue Book of 1899,pp.711-712; Wisconsin Blue Book of 1901,pp.690-691.
(28)关于“非纯种派”和“中坚派”，参见Ari Hoogenboom,Outlawing the Spoils,a History of the Civil Service Reform Movement,Westport:Greenwood Press,Publishers,1961.需要指出的是，1901年拉福莱特就任州长后，州中一般改用“改革派”来称呼“非纯种派”，约1905年以后，当全国性的“进步主义运动”已成气候，威州的“改革派”开始被称为“进步派”。
(29)Robert M.La Follette,"Menace of the Political Machine," Robert M.La Follette Papers.
(30)“党会体制”指19世纪逐渐形成的美国政党内部提名制度，其中“cancus”指“党小组会”，“convention”为“党代表大会”，两种制度都用于党内推举官职候选人，“机器”正是通过这一制度控制党内提名。参见Jody Baumgartner,caucus," in Larry J.Sabato,Howard R.Ernst,eds.,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Political Parties and Elections,New York:Facts on File,Inc.,2007,pp.64-66.
(31)Carl R.Burgchard,The Will,the People,and the Law:A Rhetorical Biography of Robert M.La Follette,Sr.,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1982,p.130.
(32)"La Follette vs.the Machine," The Old Dane,March 5,1897.
(33)Janesville Gazette,February 25,1897,Quoted from Allen Fraser Lovejoy,La Follette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irect Primary in Wisconsin,1890-1904,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41,p.37.
(34)"More Machine Politics," "The Political Machine:Its Operation in Wisconsin," The State,April 29,1898.
(35)Appleton Crescent,July 8,1900,载于Milwaukee Journal,July 9,1900; Madison State Journal,July 29,1900，载于Milwaukee Journal,July 30,1900.
(36)"Rankest Exhibition of Machine Work Known in History of Wisconsin Politics," Milwaukee Journal,January 7,1901.
(37)其他对共和党“改革派”持批判态度的媒体还包括《尼纳时报》(Neenah Times)、《奇尔顿时报》(Chilton Times)、《博罗伊特自由报》(Beloit Free Press)、《普雷里德欣信使报》(Prairie du Chien Courier)等等，参见Milwaukee Journal,January 12,February 20,1901.
(38)Emanuel L.Philipp and Edgar T.Wheelock,Political Reform in Wisconsin:A Historical Review of the Subjects of Primary Election,Taxation,and Railway Regulation,Milwaukee:E.L.Philipp,1910,pp.21-22.
(39)这两篇社论分别为《这就是他们的行径》("These Are Their Methods")和《必须承认的问题》("What Must Be Admitted")，参见Milwaukee Sentinel,March 22,1901.
(40)Watertown Republican,Racine Journal,March 22,1901，载于Milwaukee Sentinel,March 23,1901; Green Bay Gazette,La Cross Republican and Leader,March 23,1901，载于Milwaukee Sentinel,March 24,1901; Milwaukee Sentinel,March 23,1901.
(41)"The Battle for Politicians," Milwaukee Journal,March 20,1901.
(42)"Political Hypocrisy," Milwaukee Sentinel,April 9,1901; "Each Side Is Sincere," Milwaukee Sentinel,April 11,1901.
(43)"Who Shall Be Governor?" Milwaukee Sentinel,May 30,1900.
(44)卡特此处所说的“由缺乏制衡的权力激发起来的安全感”，这句话是拉福莱特5月10日否决州参议院提出由《哈格迈斯特法案》替代《史蒂文斯初选法案》时的原话。
(45)"As It Appears," Milwaukee Sentinel,April 13,1901.
(46)"Factionists vs.Republicans," Milwaukee Sentinel,June 20,1901.
(47)"Means an Era of Machine Power," Milwaukee Sentinel,January 29,1902; "Means What It Says," Milwaukee Sentinel,January 31,1902.
(48)"Machine Paid for by People," Milwaukee Sentinel,January 31，1902.关于拉福莱特将下属的行政驻地官员用作“政治佣工”一事，其下属约翰·纳尔逊，以及一些研究者都是承认的，参见Lovejoy,La Follette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irect Primary in Wisconsin,p.69; Maxwell,La Follette and the Rise of the Progressives in Wisconsin,P.65.
(49)Port Washington Star,April 20,1902，载于Milwaukee Sentinel,April 21,1902.
(50)"Political Gossip," Milwaukee Sentinel,April 8,1902；"Game Law Feeds Campaign Fund," Milwaukee Sentinel,April 26,1902.
(51)"Kronshage Will Tell Committee,"Milwaukee Sentinel,July 21,1902；"Deal Sanctioned by La Follette," Milwaukee Sentinel,September 14,1902; Barton,La Follette's Winning of Wisconsin,pp.203-204; Carroll PollockLahman,Robert Marion La Follette as Public Speaker and Political Leader,1855-1905,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1939,pp.643-644.9月中旬，巴克斯塔夫公开了他的证据，其中包括州党主席布莱恩特写给他的一封关于希望他在“哈维事件”上息事宁人的信函，以及密尔沃基共和党人西奥多·克龙夏格陈述其曾汇“书款”给州长拉福莱特的证词。这件热炒了三个月的“哈维事件”在州中传遍，导致拉福莱特丢掉了相当一部分选票。
(52)"Verify Charge of Buckstaff," Milwaukee Sentinel,July 19,1902.
(53)"The Principle That Lives," Milwaukee Free Press,August 17,1901.
(54)"Speech of H.W.Chynoweth,Madison,Nominating Gov.La Follette," Milwaukee Free Press,July 18,1902.
(55)"Talks to 2500 in Racine Rink," Milwaukee Sentinel,October 16,1902.
(56)"The Principle That Lives," Milwaukee Free Press,August 17,1901.
(57)Philipp and Wheelock,Political Reform in Wisconsin,pp.66-69.
(58)"The Principles He Represents," Milwaukee Sentinel,May 18,1904.
(59)State ex rel.Cook vs.Houser,Reports of Supreme Court of Wisconsin,Vol.122,Chicago:Callaghan and Company,pp.534-619.
(60)"Merits of Case Are Untouched," "No Jurisdiction," Milwaukee Sentinel,October 6,1904.
(61)"Lists the Sins of La Follette," Milwaukee Sentinel,November 5,1904; "A Last Appeal," Milwaukee Sentinel,November 8,1904; "La Follette Re-elected," Milwaukee Sentinel,November 10,1904.
(62)"More Indictments against Governor," Milwaukee Sentinel,November 8,1904; "Cause of Factionalism," Milwaukee Sentinel,November 6,1904.
(63)候选人萨缪尔·库克在选举前夕突然退出，其后“中坚派”推举前州长爱德华·斯科菲尔德继续参选。
(64)Philipp and Wheelock,Political Reform in Wisconsin,p.82.
(65)Philipp and Wheelock,Political Reform in Wisconsin,p.73.
(66)此说法参见Ostrogorski,Democracy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Volume Ⅱ:The United States,p.393.
(67)"La Follette's Election," Milwaukee Daily News,January 24,1905.
(68)"Principles and Methods," Milwaukee Sentinel,January 25,1905.
(69)Buenker,The Progressive Era,pp.497,499.
(70)Herbert F.Margulies,"The Background of the La Follette-McGovem Schism," The Wisconsin Magazine of History,Vol.40,No.1,Autumn,1956,pp.21-29.
(71)其中小罗伯特于1925-1947年担任威州的国会参议员，菲利普则在罗斯福新政期间担任威斯康星州长。
(72)Buenker,The Progressive Era,p.515.
(73)Philipp and Wheelock,Political Reform in Wisconsin,pp.84-85.
(74)Arnold Bennett Hall,"The Direct Primary and Party Responsibility in Wisconsin,"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Vol.106,Mar.,1923,pp.40-54.
(75)Alan Ware,The American Direct Primary:Party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North,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227.
(76)Lovejoy,La Follette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irect Primary of Wisconsin,p.97.
(77)George William Curtis,"Machine Politics and the Remedy," Charles Eliot Norton,ed.,Orations and Addresses of George William Curtis,Vol.II,New York: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1894,pp.149-150.
(78)Richard L.McCormick,"Antiparty Thought in the Gilded Age," in The Party Period and Public Policy:American Politics from the Age of Jackson to the Progressive Era,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p.230-231.
(79)Lawrence Goodwyn,The Populist Moment:A Short History of the Agrarian Revolt in America,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pp.167-168.
(80)Robert M.La Follette,Inaugural Message to the Wisconsin Legislature,1901.
(81)Ostrogorski,Democracy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Volume II:The United States,pp.13-16.
(82)Ware,The American Direct Primary,p.263; Jean H.Baker,Affairs of Party: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Northern Democrats in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
(83)参见Ware,The American Direct Primary,pp.242～246.
(84)本文关于政党两大基本功能的说法，系对政治学家理查德·冈瑟(Richard Günther)、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关于“政党的七种功能”的参照和归纳，参见拉里·戴蒙德、理查德·冈瑟编：《政党与民主》，徐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10页。
(85)Raymond E.Wolfinger,"Why Political Machines Have Not Withered away and Other Revisionist Thought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34,No.2,May,1972,pp.365-398.
(86)Philipp and Wheelock,Political Reform in Wisconsin,pp.83-84.
(87)Ware,The American Direct Primary,p.263.
(88)参见Charles C.P.Clark,The "Machine" Abolished; and the People Restored to Power,by the Organization of All the People on the Lines of Party Organization,New York:G.P.Putnam,1900.
(89)历史学家詹姆斯·温斯坦如此评价拉福莱特：“终其一生，拉福莱特都在他攻击大公司的那种激进姿态和他意识形态中内在的保守主义中间进退失据。”参见James Weinstein,The Corporate Ideal in the Liberal State,1900-1918,Boston:Beacon Press,1968,p.1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