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日本与俄罗斯的领土争端根源于二战后的日苏北方领土问题，由于该问题长期悬而未决，至今也是东北亚国际关系中的一个焦点。北方领土问题表面上只是日苏双边问题，但在冷战的时代背景下，其已成为牵涉美苏关系在内的国际问题。正因为美苏都将北方领土作为拉拢日本的筹码，此问题的真正解决将使这一筹码自然消解，因而双方对于彻底解决该问题的热情远没有提出问题时来的热心。而日本在冷战中既是美国阵营的一员，又是苏联的近邻，因此只能游走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却不能真正在北方领土上主导自己的命运，这也是日苏领土问题迟迟得不到彻底解决的根本原因。
关 键 词：日苏关系 北方领土 北方四岛 冷战 Japan-Soviet relations the northern territorial the Kuril Islands the cold war
在政治上实现“摆脱战后体制”，是现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重要的政治理念。日本的战后版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秩序的产物，第二届安倍政权在领土问题上动作不断正是受“日本要摆脱战后体制束缚”这种理念驱使。安倍政府除了在钓鱼岛问题上向中国频频发难外，还试图在北方领土问题(日方称“北方四岛”，俄罗斯称“南千岛群岛”)上有所作为。2014年2月13日，面对日本自民党政调会长高市早苗提问，安倍晋三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公开表示：“在担任首相的时期内，无论如何我都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他还称，“为了解决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缔结和平条约这一重大课题，我将全力以赴”。①
如今的日本与俄罗斯领土争端根源于二战后的日苏领土问题，由于其长期悬而未决，至今也是东北亚国际关系中的一个焦点。从历史上看，每当日苏关系出现重大转折的时候，北方领土问题都会被首当其冲地推向前台，成为日苏关系的风向标。因而，想要理清日苏关系乃至当下日俄关系之头绪，有必要对日苏外交中有关北方领土的交涉做一系统的研究。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的日苏关系
20世纪初，一场对远东地区霸权的争夺战在日俄之间爆发。日本在付出了沉重代价的情况下赢得战争的胜利，双方最终在美国的斡旋下于1905年9月5日签署了讲和条约，即《朴茨茅斯条约》。条约划定了日俄两国在朝鲜及我国东北地区的势力范围，同时确定了两国的国界。根据条约第九款：“俄罗斯将库页岛南部及附属岛屿的一切财产及全部主权永久让渡给日本，双方今后将以北纬五十度为界。对于双方具体国界依照本条约附属条约第二款执行。”②而根据附属条约成立的国界划定委员会最终于1908年4月10日完成了库页岛上日俄国界的划定工作。至此，日俄间自1855年签订《日俄友好条约》第一次正式划定国界以来，一系列关于领土的交涉暂告一段落。日俄两国开始携手妄图称霸东亚，尤其是1916年第四次日俄协定的签署使得日本所谓“满蒙权益”更加稳固，日俄协定和日英同盟一起成为了日本大国梦想的基石。然而，1917年“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却打破了日本原来的春秋大梦。苏维埃政权的诞生也标志着日苏两国关系史的开端。
尽管日本政界高层对于如何认识新成立的苏俄尚存分歧，但日俄战争后日益抬头的军国主义激进势力却已开始蠢蠢欲动。1918年2月初，一直在俄罗斯远东地区活动的日本商人岛田原太郎，以“当地俄罗斯人已有酝酿自治之苗头，帝国应当尽早出兵，以免被美英法等国抢占先机”为由，向时任陆军参谋本部次长的田中义一提出了武装干预的要求。③这一请求正中军部下怀。其实参谋本部早在1917年11月，即“十月革命”爆发伊始就策划了《保护侨民向俄属远东派兵计划》，1918年初又在《沿海州增兵计划》和《后贝加尔州派兵计划要项》基础上整合出《俄属远东出兵计划》。田中义一更直认：“要对处于悲惨境遇下的俄罗斯人施以怀柔政策，促成建立自治国，以为将来对此资源丰富之地进行开发而奠定地位。”④此时，对于“过去及未来强力的盟友，一起支配远东的伙伴”俄罗斯帝国的崩溃，一种“此未尝不是日本‘变祸为福’的良机，这是上天赐给日本进入北满洲及俄属远东的借口”的论调在日本国内弥散开来。⑤
1918年夏天，日本终于觅得出兵口实。由于捷克军团不愿接受新生苏维埃政府“开赴远东整编后前往西欧的命令”而发生叛乱，英法等国提出应派兵救援，而一直按兵不动的美国也在英法的要求下，接受了捷克军团代表马萨里克的请求同意派兵。有了联军的大义名分，“日本政府终于得以在1918年8月2日发布了期盼已久的出兵宣言”。⑥
这里尤其应引起注意的是，日本向西伯利亚出兵并非纯粹出于对共产主义新生国家的恐惧，而主要是基于其称霸东亚的长期战略的考量。作为当时日本最高外交决策机关的“临时外交调查委员会”⑦，早在与列强协商对苏措施之前就已内定了日本在此问题上的核心利益，即：一，应在与日本事先协商的前提下让渡东西伯利亚铁路的相关权利；二，由日本收购库页岛北部主权；三，沙俄之东清铁路由日本满铁继承。正是在“最大程度地争取日本在远东的利益”的指导思想下，日本士兵踏上了苏俄的土地。
也正是基于上述日本在对苏问题上的真实动机，所以即便在1920年其他各国陆续表示从苏俄撤军的情况下，日本仍然坚持在俄远东地区驻军。而之后发生的“庙街事件”(苏俄当地游击队与日军发生武力冲突，放火烧毁了庙街城，使日方人员共计384人在大火中烧死)，更使得日本获得了继续驻军口实。尽管造成“庙街事件”的并非苏俄红军，而日方事后也已收到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对此事件表示遗憾并愿意与日本进行和谈的电报，⑧但是日方却继续推行占领政策。日本内阁甚至无视国内在野党的强烈反对，于当年7月2日悍然通过了出兵占领库页岛北部的阁议，其出兵目的已经暴露无余。
随着日本在苏俄驻军时间的延长，英美等国为了维护东亚势力的均衡，转而要求日本撤军。而日本国内经济的战时繁荣也开始退潮，经济危机的苗头逐渐显现，内忧外患使得日本终于在1922年10月宣布从西伯利亚撤兵。撤兵后，如何与新生的苏俄政权相处就提上了日本外交的议事日程。
反观苏方，其实一直很重视对日关系。在“十月革命”爆发不足一个月的1917年12月1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就指示俄方与日本驻莫斯科大使举行会谈以确定未来两国关系走向。此后苏俄方面多次向日本发出谈判的邀请，只是由于日本一意孤行坚持向西伯利亚派兵才使得会谈一直没能顺利举行。直到1922年日本从西伯利亚撤兵才为两国的谈判打开了大门。1922年12月30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正式更名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1923年2月1日苏联代表越飞秘密赴日，与担任日俄协会会长的后藤新平举行了非正式会谈。⑨双方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对北库页岛的处理上。日本政府在会谈中曾指示后藤以购买的形式获得北部库页岛作为“庙街事件”的补偿。5月3日，俄共政治局在接到越飞的请示后，也批复不反对就卖出北库页岛问题与日本进行交涉。于是越飞在双方第六次会谈中正式提出以15亿卢布的价格出售库页岛北部，而日方则以价格太高为由没有接受这一提案。尽管双方没能最后达成协议，但是通过这次接触，日苏两国基本确定了对方在和谈问题上的基本立场，这为最后谈判的成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24年，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与苏联驻华及远东全权代表卡拉汉在北京开始了正式会谈。经过激烈的争论，双方最终于1925年1月20日达成协议，签订了《日苏基本条约》。条约第二条即规定：苏联承认并尊重《朴茨茅斯条约》的效力，而对于1917年11月7日前两国签订的其他一切条约、协约及约定，将由双方审查以决定其存废。⑩虽然条约作了明确规定，但日方为了确保其通过《朴茨茅斯条约》获得的库页岛南部的主权，又专门要求苏联签署了一份重申《朴茨茅斯条约》法律效力的附件。(11)而对于“庙街事件”，则由苏方发表正式公文，“向日本政府衷心地表示遗憾之意”，(12)以换取日方谅解。对于日苏的正式建交，联共(布)中央总书记斯大林在1925年8月会见日本记者时表示：“日苏两国人民的同盟担负着解放东方的决定性意义，这样的同盟描绘出奉行殖民主义的帝国主义列强的末日，是无可匹敌的。”(13)
尽管日本得到了斯大林的盛赞，但这并不代表共产主义的苏联和军国主义的日本在政治理念和价值观上的接近，双方的建交只是国家利益驱使的结果。正如日本学者所说，“苏联的外交并非以输出主义为目的，而是继承了俄罗斯在政治地理学层面追求国家利益的传统”，“日本的对苏外交也并非单纯地反对共产主义，在大陆追求帝国主义的利益才是其根本目的。正因如此，即便与作为共产主义根源的苏联携手也并不排斥”(14)。日苏两国在处理双方关系上的务实性在之后的历史进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就领土问题而言，在1875年的《库页岛千岛交换条约》(编者注：俄国以所占千岛群岛中的18个岛屿交换日占库页岛南部，这样，俄国独占库页岛全岛，日本独占千岛群岛)与1905年的《朴茨茅斯条约》框架下日苏(俄)的领土边界在这一时期并未发生变更。日本不惜通过战争手段来追求的“远东的利益”并不是简单的领土扩张，所以日本国内也没有像日俄战争结束后那样，因为本国没有获得割地赔款而出现民怨沸腾的场面。这时日本的对苏政策更多是着眼于对远东国际格局重构的更深层次目标。从长远来看，《日苏基本条约》意味着日苏两国就日本在远东地区军事存在的加强达成了一定程度的默契。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苏联对于日本的武力扩张并没有立即诉诸直接的军事反应，笔者认为这也是其原因之一。
二、二次世界大战与战后日苏领土问题的产生
1939年9月，随着德国向波兰发动侵略，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面对这一牵动世界的战事，日苏两国的外交都面临调整。为了避免在东方受到攻击，苏联开始探讨签署对日中立条约以规避互不侵犯条约的可能。而日本为了截断苏联在战争中对中国的军事援助，也不遗余力地希望能与苏联订约。尽管“可以断言，世界大国中欢迎中立条约的国家一个也没有”，(15)但日本和苏联还是于1941年4月13日在莫斯科签署了《日苏中立条约》。《日苏中立条约》作为双方务实主义外交精神的集中体现，必然也会随双方实际利益之变化而动，可以说在签约之始就注定了这是一份很难贯彻始终的条约。
1945年2月，在轴心国败局已定的局势下，苏、美、英三大国领袖齐聚苏联境内的雅尔塔，商讨对德处置及苏联对日出兵问题。会议上，苏联承诺在其附加条件得到满足的前提下参加对日作战。《日苏中立条约》的精神至此已被宣告废弃。得到苏、美、英三国首肯的《雅尔塔协定》在当时还是一份“密约”，其内容直到1946年2月11日才由美国国务院公布。根据事后公布的条文来看，苏联对日出兵主要有三个条件：一，维持外蒙现状；二，恢复苏联在1904年(俄罗斯时代)由于日本背信攻击所丧失的沙俄旧有权利，包括：1.库页岛南部及其邻近的一切岛屿均须归还苏联……三，将千岛群岛让渡给苏联。(16)从《雅尔塔协定》第2条和第3条并立来看，此时苏联并未否定日俄两国1875年签署的《库页岛千岛交换条约》之法律效力。
德国投降宣告了二战欧洲战场的结束，苏联得以把更多兵力调配到远东。而1945年8月6日美国在广岛投放原子弹更使苏联意识到对日作战即将结束，参战已经迫在眉睫。8月8日，莫洛托夫召见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尚武，并向其传达：“鉴于日本拒绝投降，同盟国为尽早结束战争，减少牺牲者以实现世界和平，向苏联提出参战邀请，苏联为遵守对同盟国的义务，已于本年7月26日加入联合国家宣言……从8月9日起苏联将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17)莫洛托夫所陈述的参战理由虽然冠冕堂皇，但“斯大林对日参战的主要目的，是恢复苏联在远东的传统利益，而这非日本无条件投降就难以实现”。(18)可以说，苏联在远东的利益才是斯大林关注的重点，因而苏联军队不仅向盘踞“满洲”的关东军发动了进攻，还出兵占领了库页岛及千岛群岛。而这正是战后日苏围绕北方领土一系列争议的开端。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苏联与其说谋划从已沦为鱼肉的日本手中夺取千岛群岛，不如说是在与美国进行争夺。此时的美国为了在战后抑制苏联的力量也已经把千岛群岛纳入视野之中。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在一份备忘录里提到：“苏联完全可能在美军行动前占领库页岛、朝鲜、满洲及中国北方其他地区，只有千岛群岛是个例外。美军如果抢在苏联之前占领千岛群岛的话，也将有利于对日作战的展开。”尽管美国最后并没有实际出兵，但斯大林对美国占领千岛群岛的担忧也非捕风捉影。
1945年9月2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在受降仪式上发布了《一般命令第一号》，命令规定：“在满洲、北纬三十八度以北之朝鲜、库页岛和千岛群岛之日军指挥官及所有陆海空军及附属部队应向苏维埃远东总司令官投降。”(19)日后这也成为苏联将千岛群岛作为二战胜利成果的重要依据，然而《一般命令第一号》最终出台的背后实际上是美苏较力的结果。实际上在8月15日美国向苏联提出的《一般命令第一号》草案中，苏联在千岛群岛的受降区域只达到第四千岛海峡，斯大林对此表示强烈不满，提出：苏联受降地区要包括整个千岛群岛；并且为了满足苏联民众的要求，还应包括部分日本的固有领土，因此要将北海道北半部分也划归苏军受降范围。不过美国总统杜鲁门最终只同意将全部千岛群岛作为苏联受降区，而将斯大林关于北海道的提议驳回。(20)事实上苏方突然提出要将北海道作为受降区，可能更多是出于谈判策略的考量。因为作为同盟国的美国不便完全反对苏联的提案，相对激进的关于北海道的提案被否决实际上顺利掩护了千岛群岛相关条款的通过。然而，《一般命令第一号》终究只是划定了受降区域，而不是领土疆界。
真正从行政上把千岛群岛同日本剥离开来的是1946年初由盟总(SCAP)发布的公告。由于《波茨坦公告》提出“日本之主权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对于所谓“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却未做详细说明，因此盟总才在1946年1月29日发布《联合国最高司令部训令第667号》，对日本的行政范围做了明确规定。公告中涉及从日本分离出去的部分包括了千岛群岛、齿舞群岛和色丹岛。(21)但这里有两点应着重指出：一，公告实际上强调的是“从政治上、行政上”的剥离而非领土上的分割，比如之后美国返还给日本的冲绳及小笠原群岛也都在剥离范围之列，因此对于具体领土问题仍然要视实际情况而定。二，根据公告行文，千岛群岛是和齿舞群岛、色丹岛并列出现的，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在美国的概念里齿舞和色丹并不在千岛群岛之列。因此，将《联合国最高司令部训令第667号》作为北方四岛划分的依据是有失妥当的。
日本真正宣告放弃千岛群岛是在1951年的“旧金山和会”，对于当时尚处于盟总管制下的日本，美国的因素不言而喻。实际上“旧金山和会”完全是在朝鲜战争背景下，由美国主导的会议，其设计者就是担任美国代表的杜勒斯。会议并非采取通常大会讨论的形式，而是由美英事先提出草案，日本依照此草案分别和与会各国单独会谈，对美英草案进行说明以求得对方的同意。以至于斯大林评斥其为“完全按照美英草案进行，参加国只享有签署权的会议”。(22)
关于日本的领土问题，也是由杜勒斯在会议进行的第二天代表美国正式提出的。杜勒斯在发言中指出：“此次拟定的条约是对《波茨坦公告》第八条中所谓‘日本之主权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的具体化规定。草案第二章第二条关于放弃(领土)的部分，是在严格且慎重地对投降条件进行确认的基础上提出的。关于第二条(c)款，千岛群岛这一地理名称是否包含齿舞群岛出现了若干疑问，美方对此认为齿舞应该不包含在(千岛群岛)内。”(23)杜勒斯的发言蕴含着两个关于日苏领土问题重要的隐藏信息。一是，既然作为《波茨坦公告》提出国的美国认定“旧金山和约”才是对《波茨坦公告》中日本领土划定的依据，那么实际上并未参与《波茨坦公告》的苏联将《联合国最高司令部训令第667号》所划定的受降范围作为日本领土划定依据的解释就是单方的武断想法。二是，美方对千岛群岛地理范围的认定也动摇了苏联将齿舞作为千岛群岛一部分进行占领的基础。三是，“和约”并未涉及日本所放弃的领土由谁接收，这就为日后领土的变数埋下了伏笔。由于对草案内容有所不满，再结合整个会议的冷战色彩，苏联虽然参加了“旧金山和会”，但最后拒绝签字。
尽管遭到苏联的反对，但通过“旧金山和约”及美日两国单独签署的《美日安全保障条约》，美国扶植日本借以在远东获得更多发言权的目的基本实现。美国学者对杜勒斯和“旧金山和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其“体现了美国为对抗共产主义，而强化太平洋的和平及安全保障的决心”。(24)当然，扶植日本终究只是美国的一种手段，其根本目的还在于为本国利益服务。因此，由美国主导的“旧金山条约”与其说是为日苏领土问题的解决铺平了道路，还不如说是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可以说，“美国从介入日俄战争起，‘开创’了处理亚洲国家领土纠纷的独特模式，为领土争执的两方系上一个二者谁也难以解开的结，扯不断，理还乱，而美国则超然其上，以美国现实利益为出发点，居中调控，制造事端”。(25)
“受制于人”当然是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在这一时期的领土问题上的基本特点，在日苏领土问题上也不例外。苏联参战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武力实现对《朴茨茅斯条约》的修正。从苏联对这些地方实施占领起，日本就已经无力再抗拒这一将要来临的命运，之后出台的一系列文件只是对苏方行动正当性的追认。尽管在国际格局的大势面前，日本显然无能为力。从外交的技术层面上看，日本却绝非无所作为。胡德坤教授将日本这一时期的领土政策定位为“利用盟国矛盾，坐收渔人之利”。(26)由于这一时期，日本实际上处于美国以盟军最高司令官为名义的单独占领之下，日本尚未恢复完全的外交权，其交涉对象也往往局限于美国。因此，尽管日苏间领土问题在这一时期已经成为潜藏在日苏关系中的争点，但是其真正显露出来还是要等到日苏外交开展以后。
三、领土问题对日苏复交谈判的影响
虽然苏联拒绝在“旧金山和约”上签字，但并不说明日苏间没有恢复正常邦交的实际需求，尤其是日本方面，由于尚有数十万战俘滞留西伯利亚，所以对苏议和不仅是外交上的重要课题，与其内政也是密不可分。最终两国于1955年6月3号在伦敦进行了直接会谈。由于斯大林的去世，朝鲜战争后苏联在外交上开始逐渐摆出缓和的姿态，这使得双方很快在除领土外的绝大多数问题上达成了共识。由于以“反霸权”为口号的万隆会议已在当年4月召开，苏联为了获得道义上的主动，在这次的领土谈判中还表现出了空前的柔软姿态，提出以归还齿舞和色丹两岛为前提缔结对日和约。而本来以归还齿舞和色丹两岛为谈判底线的日本政府在接到松本的报告后却决定进一步以归还国后、择捉两岛为目标进行交涉，最终导致谈判宣告破裂。究其根本，固然有日本国内以吉田茂为代表的保守势力从中作梗的原因，但美国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实际上尽管当时美国的态度还相对含蓄，但在次年美国要求日本必须持强硬立场的态度就已经公开化了。“1956年8月19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伦敦向日本外相重光葵清晰地表明：如果日本在国后、择捉两岛问题上对苏让步，美国将考虑永久占领冲绳。如此露骨的发言已经清晰地表明了美国介入日苏问题的意图。”(27)
不只是美国的反对，日本国内对于政府在领土问题上妥协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一方面，以旧吉田派、野村吉三郎和芦田均为代表的亲美派自民党内保守势力一直要求政府保持强硬姿态；另一方面，像社会党这样的在野左翼政党更一贯坚持要将南库页岛、千岛群岛及齿舞、色丹全部返还的立场。
正是由于国内外存在诸多反对的声音，所以日本首相鸠山一郎提出希望借鉴苏德在战后的“阿登纳方式”来处理日苏问题，即在搁置争议的基础上先恢复邦交。鸠山提出的“阿登纳方式”实际上是一种摆脱了冷战背景下各种主义束缚的务实外交策略，但这在日本国内仍然受到了猛烈的批判。尽管1955年保守势力统合成自民党以后，鸠山首相的地位得到了稳固，但是对苏妥协仍是受美国影响至深的日本之禁区，以至于鸠山不得不为此付出沉重的政治代价。
1956年8月19日，鸠山表明了访苏的意愿，并在之后先发制人地提出如果能促使日苏复交，他愿意主动放弃首相之位。尽管9月3日刚从伦敦归国的日本外相重光葵一直希望能通过缔结和约的形式来恢复日苏邦交，对鸠山访苏表示强烈反对，但此时已是木已成舟。其实，鸠山选择这一时机提出访苏的重要原因就在于他敏锐地察觉到了重光葵的失势。“自第一次莫斯科交涉失败以来，重光葵在外交政策决定过程上的影响力就急剧衰退，并最终丧失了对鸠山访苏的制约能力。从1955年6月日苏交涉开始，作为外相一直对鸠山访苏施加阻力的重光葵力量的后退自然成为鸠山派行动的绝佳时机。”(28)
沉重的政治压力使得鸠山首相身体状况不断恶化，1956年10月12日，鸠山坐在轮椅上开始了战后日本首相的第一次访苏之旅。出于对持不同意见的重光外相的不信任，病弱的鸠山在访苏期间派出了自己的心腹河野一郎农相负责与苏联实际接触，而苏方则相应派出了已在日苏渔业谈判中与河野多次交锋的渔业部门负责人伊西科夫。日本之所以采用这种跳过外务省直接由政党推进的非常规外交形式，也反证了鸠山当时所面临的异常局面。河野在10月13日的初次谈判中开宗明义地向苏方提出：“实际上，阻碍邦交恢复的唯一问题就是领土问题。”在15日的会谈中，河野更清晰地向伊西科夫表明了自身所处的立场：“在东京也有敌视我们的势力存在，如果东京追究这边的问题时得到否定的答案，将使我们陷入困境。因此我希望能将领土问题中关于齿舞和色丹两岛的处置先以条约的形式规定下来，至于其他部分可以容后再议。”河野承诺：“只要美国尚未归还冲绳及小笠原群岛，我国就绝不提起国后和择捉两岛的问题。”(29)最终双方就此达成密约，在最后正式的宣言中没有涉及齿舞和色丹之外的领土问题。
1956年10月19日，《日苏共同宣言》正式发表。宣言第一条就提出：自本宣言生效之日起日苏两国结束战争状态恢复友好关系；第二条则明言：日苏两国恢复邦交及领事关系。(30)至此，日苏正式恢复了自苏联单方面终止《日苏中立条约》以来中断了11年的邦交。而关于领土问题，宣言第九条则表示：日苏两国将在恢复邦交后就签订和约举行进一步会谈。苏联应日本要求，同意归还齿舞和色丹两岛，但是归还将在日苏两国正式签署和约之后进行。(31)虽然《日苏共同宣言》为苏联支持日本加入联合国及日本战俘回国铺平了道路，但由于没能实现齿舞和色丹两岛的立即返还，并且国后和择捉两岛的问题也没有在宣言中正式出现，这就给日本彻底解决北方领土问题留下了隐患，因而《日苏共同宣言》的签订不能认为是日方交涉的胜利。
“旧金山和约”签订以后，日本通过片面媾和得以重登国际外交舞台。在和苏联进行直接外交接触之时，领土因素对日苏关系的制约也就随之显现。然而领土问题并非此时日苏关系中唯一的话题，日苏恢复邦交与领土问题共同成为日苏谈判的中心议题。在谈判初期，日方原本希望一蹴而就，将日苏复交与领土问题作为一个大的课题一揽子解决。这种外交思路无疑放大了领土问题对日苏关系的制约作用，谈判一时陷入僵局。而这种僵局的打破，得益于日本外交政策的调整，即采取“阿登纳方式”把领土问题和复交分割，并以提升日苏复交的优先级为前提。“先易后难”的处理方式一方面反映的是两个问题紧迫性的不同，但更多体现的是领土问题相较于日苏复交的复杂性。同时，笔者也注意到，在日苏谈判里日本通常是处心积虑求变的一方。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苏联作为二战的战胜国及日苏争议领土的实际控制者，在外交层面所具有的巨大战略优势。日苏复交以后，领土问题自然成为了日苏关系的中心。此时，对争议领土实际控制所产生的战略优势将令苏联继续在日苏关系中占有先机，直至苏联的衰落将这种战略优势部分抵消。
自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对日外交一直是苏联外交的一个重要环节，而领土交涉又是日苏外交的重中之重。然而尽管北方领土争议实际上只是日苏双边问题，但在冷战的时代背景下，却绝不可仅从双边关系的角度来审视这一问题。冷战格局形成以后，正是美苏两大阵营事实上的均势才使得世界格局相对稳定，而任何微小的变化都有可能打破这种微妙的平衡，因此日苏领土之争就变成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大问题。在1956年以前，恢复邦交是日苏两国在当时所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在这一时期，领土问题的现实无疑是影响日苏关系最重要的因素。但随着冷战格局的加剧，对于1956年以后的日苏两国来说，如何在冷战中维持各自在所属阵营中的地位变成了更为紧迫的问题。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讲，领土问题也就成为双方在冷战格局下讨价还价的一颗砝码，而非决定性因素了。
正如美国可以宣称“如果日本在国后、择捉两岛问题上对苏让步，美国将考虑永久占领冲绳”，用领土问题向日方施压。作为两极格局下的另外一极的苏联，也可以拿领土问题来作为牵制日本的手段。比如1960年，苏联便就《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向日方表示：“条约事实上使得日本丧失了独立之地位，自日本投降以来进驻之外国军队将继续驻扎下去。由此形成之新事态将导致苏联政府无法归还齿舞和色丹诸岛。”(32)面对这种情况，美国的反制措施仍然聚焦领土问题。同年5月31日发布的《美国对日政策公告》鼓励日本：对于苏方之于千岛群岛和库页岛的主权要求坚决不应让步。“美国的上述表态是对苏联根据‘旧金山和约’日本放弃领土部分从而获得对千岛群岛及南库页岛主权说法的全面否定。这种政策归根结底是为了阻止日苏因领土问题而互相接近的手段。”(33)
二战以后的国际秩序是由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导的，双方由于拥有了制定规则的权利，因而变成了“参加比赛的裁判”。比如苏方对北方四岛提出主权要求的重要依据就是“旧金山和约”中规定日本应该放弃领土的相关条款。然而正是一手炮制了该“和约”的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冷战局势加剧之时提出“支持日本争取千岛群岛及南库页岛的主权”。事实上，北方领土问题沦为了美苏双方抑制对方的工具。旧金山和会以后获得了所谓“外交自主”权利的日本，只能游走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即便苏联已经解体，但日本所处的地缘环境却无法改变，这也是北方四岛问题至今得不到彻底解决的症结所在。
①《安倍称要在任期内为解决日俄领土问题全力以赴》，环球网，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4-02/4828220.html，登录时间：2014年2月13日。
②「講和条約」、北方領土問題調查会編『北方領土問題資料集』、北方領土問題調查会、1972年、17頁。
③「ツべリア出兵要求」、国立国会図書餹憲政資料室『田中義一関係文書』46.
④「西比利に関する意見」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田中義一関係文書』49.
⑤富田武『戰間期の日ソ関係』、岩波書店、2010年、15頁。
⑥細谷千博『ツべリア出兵の史的研究』、岩波現代文庫、2005年、198頁。
⑦临时外交调查委员会是针对战时举国一致的外交政策应运而生的，由主要阁僚及政党党首参加，为天皇之辅弼机构。一战后期，元老政治开始谢幕，临时外交调查委员会则是元老机能在外交领域的替代物。参看雨宫昭一「外交調查会と戰争指導」、『近代日本の戰争指導』、吉川弘文館、1997年、89—124頁。
⑧「尼港事件二遺憾の意ヲ表ツ且日露間ノ平和回復ノ必要ヲ説ク露国外務人民委員会ノ内田外務大臣宛通牒受領ノ件」、『日本外交文書大正9年』第一冊下卷、752頁。
⑨尽管在名义上后藤新平与越飞的会谈是不带有官方色彩的，但实际上整个谈判的过程都完全处于日本政府监管之下。日本的外交档案中保留了大量后藤与政府上层通信的内容。参见「後藤·ヨツフエ会談」、『日本外交文書大正12年』第一冊、235—371頁。
⑩「日本国及『ソヴイエト』社会主義共和国聯邦との間の関係を律する基本的法則に関する条約」、日本国外務省、ロツア連邦外務省「日露問領土問題の歷史に関する共同作成資料集」、1992年、18頁。
(11)「『ポーツマス』条約締結ノ責任二関スル声明書」、同上、19頁。
(12)「尼港事件陳謝二関スル公文」、北方領土問題調查会編『北方領土問題資料集』、北方領土問題調查会、1972年、30頁。
(13)木村汎『新版日露国境交涉史』、角川選書、2005年、104頁。
(14)長谷川毅『北方領土問題と日露関係』、筑摩書房、2000年、47頁。
(15)「日ソ戰争への道ノモンハンから千島占領まで」、株式会社共同通信社、1999年、229頁。
(16)「ヤルタ恊定」、日本国外務省、ロツア連邦外務省『日露間領土問題の歷史に関する共同作成資料集』、1992年、24頁。
(17)「ソ連の对日宣戰布告」、同上、30頁。
(18)陆伟：《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决策过程》，《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06年第8期，第14—21页。
(19)「一般命令第一号」、北方領土問題調查会編『北方領土問題資料集』、北方領土問題調查会、1972年、42頁。
(20)木村汎編『北方領土を考之る』、北海道新聞社、1981年、67—68頁。
(21)即《联合国最高司令部训令第667号》。「若干の外郭地域を政治上行政上日本かう分離することに関する覚書」、北方領土問題調查会編「北方領土問題資料集」、北方領土問題調查会、1972年、46頁。
(22)木村汎『新版日露国境交涉史』、角川選書、2005年、138頁。
(23)「サン·フランツスコ講和会護におけるダレス米国代表発言」、『日露間領土問題の歴史に関する共同作成資料集』、1992年、33頁。
(24)Louis L.Gerson,John Foster Dulles,New York:Cooper Squire,1967,p.65.
(25)吕桂霞：《俄日关系中的“北方四岛”问题及其深层原因》，《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第41—45页。
(26)胡德坤、沈亚楠：《对盟国的抵制与索取：战后初期日本的领土政策(1945-1951)》，《世界历史》2015年第1期，第40—54页。
(27)木村汎編『北方領土を考之る』、北海道新聞社、1981年、75頁。
(28)田中孝彦「日ン外交回復の史的研究」、有斐閣、1993年、272頁。
(29)名越健郎「ケレレムリン秘密文書ぱ語る闇の日ソ関係史」、中公新書、1994年、216—219頁。
(30)「日本およぴソソヴイ工ト社会主義共和国連邦との間の共通宣言」、北方領土問题調查会編「北方領土問題資料集」、北方領土問題調查会、1972年、173頁。
(31)同上、174—175頁。
(32)「一九六○年一月二十七日ソ連政府对日覚書」、北方領土問題調查会編『北方領土問題資料集』、北方領土問題調查会、1972年、188—190頁。
(33)和田春樹「北方領土問題歴史と未来」、朝日選書、1999年、270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