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论
90年代初期，几乎所有的人都预言中国政府即将垮台。但是，在经历了80年代此起彼伏的动荡特别是“八九风波”之后，中国大陆在90年代却出人意料地赢得了政治稳定，而且与政治稳定相伴的是持续的经济增长。与此同时，整个东欧和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崩溃了。自70年代中期以来，民主化浪潮席卷全球，世界各地的权威主义政权纷纷垮台。在这种全球背景下，中国的经验不能不说是一个“世界奇迹”。
显然，就政治论政治无法解释这一“奇迹”，因为与大陆政治结构相似的其他政权几乎都垮台了，所以要理解中国大陆的政治稳定，不但要理解它的政治结构，还要理解社会结构、政府的统治策略和实施能力，也就是说，要理解广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在这一研究领域，现代化理论是主流理论。它认为挑战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稳定的根本力量是民主理念。这一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注定将以新型的意识形态和组织模式来取代传统的文化和社会体系，而且这些新形式也就是西方模式。在现代化理论的信奉者看来，西方模式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意义。李普塞特在他的经典论文中提出，一个国家用以衡量经济发展程度的指标越高，它的民主化程度也就越高。他认为，工业化和都市化，伴随着人口的集中和增加与大众传媒的发展，从而加快了新闻和信息的传播，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中产阶级的出现和壮大，也会提高人民的政治意识和参与兴趣，因而民主就有可能随之产生。[2]亨廷顿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不稳定源于“政治参与爆炸”。在这类社会中，社会经济的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政治参与要求的急剧膨胀，但是政治发展落后却使得社会无法提供足够的制度化渠道满足参与要求，这种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差距”将导致政治不稳定。[3]1974年以来，众多的非民主政权，包括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南韩、台湾、巴西、阿根廷、智利、乌拉圭等等，都走上了民主化道路。这个被亨廷顿称之为“第三波”的席卷全球的民主化浪潮，给予现代化理论以强有力的支持。[4]毫无疑问，这些理论可以解释80年代的中国经验，但不能解释90年代的中国经验。尽管市场化、私有化在继续推进，对国际社会开放也在进一步扩大，社会经济指标也在向着有利于民主化的方向发展，但是90年代的中国大陆并没有出现上述理论所预言的政治动荡加剧的情况，相反，这一时期反倒比80年代更加稳定了。
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这一时期的政治稳定呢？本文尝试借鉴金耀基在《行政吸纳政治——香港的政治模式》[5]一文中提出的政治模型解释这一疑问。
金耀基指出：“‘行政吸纳政治’是指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把社会中精英或精英集团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吸收进行政决策结构，因而获致某一层次的‘精英整合’，此一过程，赋予了统治权力以合法性，从而，一个松弛的、但整合的政治社会得以建立起来。”[6] “要掌握香港政府的政治艺术和本质，‘共治’是一个锁钥性的概念。共治在本文是指由英国统治者与非英国的（绝大部分为中国人）精英共同分担决策角色的行政体系，共治表现之于政治上的是一种精英构成的共识性政府的形式。可以说，这是香港政府回应‘政治整合’问题所采取的一种可名之为‘草尖式’的途径，英国统治香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建立在这个共治的原则上。……由于‘共治’原则的运作，非英国的精英，特别是中国人的精英，逐次被吸纳进行政决策结构中，从而，在行政体系之外，很少有与这个体系站在对抗立场的政治人；即使有，其政治影响力也大都是微弱无力的。”[7]
行政吸纳政治的另一个途径是“咨询”。Endacott把香港政治称为“咨询性政府”。他指出：“对香港宪章之运作的研究显示，在政府作任何重要的决定之前，有关的意见是经常地受到咨询的。……有些时候，……还会征求社会公众的意见。真的，政府运用咨询的方式是那样的广泛，‘咨询性政府’一词足以恰当地描绘香港政治的最主要的特征。”[8]尽管金耀基认为“咨询性政府”没有抓住香港的政治本质，但也承认“咨询”在香港政治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香港行政还有一个极为特殊的制度设计：即几乎所有的政府部门，都设有咨询性的机构，……这些委员会的目的是使各个行政单位能广泛地经常地接触社会各界的人士及他们的意见，以使政府的决定尽可能地符合公众的意愿和利益。……香港行政这个咨询性的制度设计，使政府对社会的意向有更敏锐的反应，因而常能化解许多潜在的冲突，同时，也使政府不至孤傲地脱离社会，形成一个闭锁的集团。”[9]
金耀基把这一切称之为“政治的行政化”或“行政的政治化”，并指出“行政系统被赋予了政治功能，使行政系统承担及发挥纯技术性专业性之行政以外的功能，这使香港的行政与韦伯的‘科层组织’的理型有所不同。”[10]
值得注意的是，金耀基的分析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带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的“色彩”。马克思主义强调，“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工具”，而且与国家相对的社会不是铁板一块，不是由无差别的人组成的，而是分化为一系列不同的群体，它们各自占有的资源不同，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不同，与国家的利害关系不同，对各种问题的反映不同，所拥有的实力和行动手段不同，因此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也不同。这一理论提醒我们，必须正视阶级之间利益分配的不平等和不公正，以及随之而来的阶级联盟和阶级冲突。这对于我们理解90年代的中国政治稳定是十分重要的。
本文的基本假设是：90年代的大陆政治表现出“行政吸纳政治”的基本特征，而且这是大陆能够赢得政治稳定的根本原因。下面将对这一假设进行检验。
二、政治的属性
在中国大陆，至少到目前为止，国家还处于绝对主导地位，社会的权力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态度和需要。因此，我们首先要分析国家的属性，国家控制社会的方式，国家实施控制策略的能力。
从集权政治到权威政治
全球化使国家之间的制度竞争成为必然。制度竞争的实质是制度的经济效率的竞争。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的失败，势必导致制度合法性的丧失。二战以来两大阵营之间的“和平竞赛”以计划经济的失败告终，并导致全球性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危机。
邓小平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这种合法性危机的反应。邓小平希望通过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加上有限的政治和社会改革，赢得经济增长，借此维持甚至强化中共的统治地位。与中共的初衷不同，邓小平的改革不但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大陆的经济制度，也深刻地改变了它的政治属性和社会结构。[11]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发展，在9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完成了从集权主义体制向权威主义体制的转变。在新体制下，中共仍然坚定地垄断政治权力并且严厉控制公共领域，但是它不再全面控制经济活动（放弃了计划体制），不再固执地兜售意识形态，不再监控公民的个人和家庭事务，不再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最重要的是，它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而且宣称“要与国际惯例接轨”。
“权威政治”或“精英政治”还没有揭示中国政治的本质。其实所有的政治都是精英政治，即少数人垄断政治舞台，而绝大多数人被排除在外，或是成为政治精英的傀儡，所不同的仅仅是“程度”而已。中国大陆的权威政治与一般的权威政治不同，它的“特色”在于，执行统治任务的党政官僚集团本身就是统治阶级，即统治集团就是统治阶级，代理人就是委托人。政治精英不代表任何阶级，他们凌驾于一切阶级之上，对所有的阶级实行“权威主义”统治。他们仅仅对自己的利益负责。
意识形态的更新
市场化改革的影响至为深远。不但政治制度随之发生了适应性变化，意识形态也随之而变。原有的意识形态破产了。对于今天的共产党来说，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已经失去了提供合法性的功能。新的官方意识形态是“邓小平理论”，其核心思想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邓小平制定的这一“党的基本路线”，集中而准确地表达了权威主义政治的精神，即在保持一党专政的同时，推进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
官方意识形态的民间版本是80年代中期兴起的“新权威主义”。这一理论主张，在具有现代化取向的专制政府的领导下，实行市场化改革，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实现自由化和民主化。但是，这一理论并未得到中共的青睐，同时还受到自由派的攻击，因此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没能获得充分发展。90年代中后期，新权威主义再度兴起，并逐渐成为一种主流社会思潮，但其理论形态至今仍然十分粗糙。
“八九”是一个转折点，自此以后，中共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如今中共的组织目标仅仅是“执政”或“掌权”。中共变成了地地道道的“理性经济人”，奉行“实用主义”。只要能维持或扩大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什么理论、道路、原则、价值都可以接受。这就为改革清楚了障碍，开辟了空间。与此同时，党政官员的价值观也彻底“庸俗化”，对于他们来说，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钱与权”。[12]
没有政治的社会
改革也带来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在毛时代，政府通过农村的人民公社和城市的单位对社会实行全面管理。随着农村人民公社的解体和城市企业改革的深化，旧体制瓦解了。毛时代那种国家与社会浑然一体的状态不复存在。国家权力不断收缩，相应地社会从国家的全面控制中逐渐脱出。政府已经放弃了对个人和家庭事物的控制。在国家和家庭之间，公共领域[13]与经济领域的变化正好背道而驰。经济领域已经基本独立，“自由化”是经济领域改革的基本特征。但是，在公共领域中，中共则采取严厉的控制政策，言论、出版、集会、游行、示威、结社、建党的权利始终由政府垄断。“八九”之后，中共更是毫不留情地镇压政治反对活动和独立的社会组织，与此同时，着手建立一整套带有明显的国家法团主义色彩的管理体制，试图把社会组织置于国家的严密控制之下。[14]政府对待社会团体的策略是，依附性的可以存在和发展，一切独立的有组织力量都坚决镇压，不论是否已经表现出反叛倾向和是否实施了反叛行为。在这种环境中，政治上能动的社会阶级或群体是不存在的。
由于政府几乎控制了一切使集体行动成为可能的资源，公众只能处于无组织状态，因此无论是普通大众，还是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在政治上都无所作为。其结果就是造就一个封闭政治。政治精英或党政官员垄断了政治活动空间，严格禁止其他人染指政治活动。政治领域对其他社会集团来说是封闭的。确切地说，这是一个没有政治的社会。
三、群体结构的演变
理性的个人组成群体，群体之间的互动形成社会结构，而且这种互动也是社会历史的动力。政治稳定与不稳定也是群体互动的结果。因此，群体既是社会行动的单位，也是政治分析的单位。我主张以“阶级”或“阶层”为单位分析中国政治。尽管，在中国作为有组织的阶级或阶层并不存在，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属于同一阶级或阶层的人具有相同的利益，面对相同的问题，因而有共同的诉求，并存在采取一致的集体行动的可能性。
本文根据对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情况对社会成员进行分类。
在毛时代，党政官僚集团、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构成了主要的社会群体。在精英/大众结构中，党政官僚是社会精英，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组成大众阶层，而知识分子则处于最底层。参见表1。
改革是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这一过程表现为两个平行的“子过程”，一是资源的分离，二是资源的私有化。在毛时代，所有的资源都归官僚集团集体所有；在后毛时代，虽然政治资源仍然被官僚集团垄断，但是经济和文化资源开始被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分享。在毛时代，在法律上，一切资源都归国家所有；在后毛时代，原来的国有资源逐步转变为私人所有。
资源的重新分配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分化，并产生了全新的社会结构。那些在资源私有化过程中的赢家成为“新时代的精英”，而局外人和失败者则成为“新时代的大众”。改革首先解放了知识分子。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对文化资源的占有和支配权。政治影响力、经济状况、社会地位的稳步上升使他们由原来的最低层一跃进入精英阶层。市场化改革还使一个在毛时代被消灭的阶级再度获得新生，并进入精英阶层。资本家和经理（包括国有企业的经理）占有或支配着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工人和农民仍然留在大众阶层，但是相对地位大幅度下降，而且其中的一部分人沦为“贫困阶层”。
简而言之，在后毛时代，精英/大众结构依然故我，但是依据对各类资源的占有情况，精英分化为三类，即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而大众分化为两层，普通大众和社会底层，前者指城市大众和农村大众，后者指城市和农村的贫困阶层。参见表1。
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课题组”也是根据“对组织资源（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占有情况”把中国人分为十大社会阶层。它们分别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拥有组织资源）、经理人员阶层（拥有文化资源或组织资源）、私营企业主阶层（拥有经济资源）、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拥有文化资源）、办事人员阶层（拥有少量文化资源或组织资源）、个体工商户阶层（拥有少量经济资源）、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拥有很少量的三种资源）、产业工人阶层（拥有很少量的三种资源）、农业劳动者阶层（拥有很少量的三种资源）、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基本没有三种资源）。他们进一步把中国人分为五个等级。他们指出：“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主导阶层应该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15]
从表1中我们看到的是精英/大众排序的“大翻转”。这种“天翻地覆”的社会结构变化对政治和社会稳定构成严峻的挑战。一方面，统治者必须学习与新兴的社会精英和平共处，解决全新的政治整合问题；另一方面，统治者必须面对失落者的不满与反抗，主要是“地位相对下降者”特别是国有企业工人。为此，政府必须调整自己的阶级联盟策略和意识形态，以便重新建立自己的统治基础与合法性。
四、精英联盟的建立
改革开放带来了社会结构“天翻地覆”的巨变。新的精英阶层产生了，而且日益壮大。更为重要的是，中共的延续严重依赖于他们的合作和成功。但是，政治的大门对他们却是关闭的。如何解决这一政治整合的难题？这是中共必须解决的、事关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中共坚决地拒绝了民主化方式，继续坚持剥夺新精英的民主权利，但是通过“行政吸纳政治”，满足了他们的利益要求，赢得了他们的支持，建立了精英联盟。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社会精英来说，通过政治能够获得的东西已经都得到了，因此政治就成为不必要的东西了。
80年代的教训：精英联盟的重要性
80年代的中国大陆充满了动荡。在这一时期，造成动荡的不是大众，而是精英，而且兴风作浪的是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此时，经济精英还没有形成气候。
尽管邓小平拥有巨大的个人权威，但是他并不能保证党内的思想统一。整个80年代，政治精英始终处于分裂状态，而且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斗争愈演愈烈。
自从中国与西方接触以来，知识分子就是中国政府的敌人。近代以来，由于知识分子的反叛，中国政体面临持续的合法性危机。80年代的知识分子，深受毛体制的迫害，对旧体制必欲彻底根除而后快，同时对改革充满幻想，认为改革可以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可以带来一个自由、富裕、民主的中国，更确切地说是“另一个美国”。由于在整体上倾向于“全盘西化”，知识分子根本不可能接受邓小平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制度方案。尽管在80年代中期就有人提出了“新权威主义”，但是国内学术界主流并不接受。
政治精英分裂、知识精英在整体上日趋激进、党内改革派与激进知识分子寻求建立联盟，这一切使政治精英的内部冲突与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冲突交织在一起，直至发展成为不可调和的流血冲突，造成1989年天安门悲剧。
90年代：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联合
正是因为意识到市场体制比计划体制能够更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中共才要发动以市场化为根本特征的经济改革，希望籍此缓解乃至消除来自资本主义的“示范压力”。在市场环境中，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需要资本家和经理阶层的不断壮大，并且必然给他们带来日益膨胀的经济资源。市场化改革带来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给政治精英带来合法性，给经济精英带来财富，因此中国改革的性质决定了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之间存在天然的亲和性。
资产阶级最喜爱的东西是“钱”，而不是“民主”。如果专制制度能够比民主制度带来更多的利润，那么他们将毫不犹豫的选择专制。通过不断推进市场化改革，实施鼓励经济发展的政策，禁止独立工会，压制舆论，降低环境标准，中共为资本家创造了最有利的赚钱环境。此外，通过钱权勾结和裙带关系，政治腐败还为他们创造了可观的非法获利渠道，如侵吞国有资产、偷税漏税、走私、骗汇、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等等。[16]通过吸收入党，安排进入政府、人大和政协，资本家和经理们的“面子”（政治地位的象征）也得到充分满足。因此中国大陆的资本家和经理们心甘情愿地接受了现行体制。
Baum和Shevchenko根据地方政治精英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政治精英与当地企业家的关系，确定了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四种关系模式。在第一种模式（developmental）中，政治精英并不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活动，但是他们通过创造一个有利于企业经营的制度环境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在第二种模式（entrepreneurial）中，为了推动本地经济增长，政治精英就像企业家一样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在第三种模式（clientelist）中，政治精英并不关心地区经济发展，他们仅仅热衷于钱权交易，既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的关系户谋取利益，并据此从相关的企业家那里获取回报。在第四种模式（predatory）中，政治精英仅仅是单纯的“掠夺者”，他们既不关心社会利益，也不与企业进行交易，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直接对经济精英进行掠夺。[17]我认为，这四种模式并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同时并存于中国大陆。需要补充第五种模式——“官僚资本主义”或“裙带资本主义”，即政治精英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支持自己的亲属经商，或是亲自利用自己原来的关系下海经商。在这种模式中，以家族为单位，实现了老精英向新精英的转化，保证了转型过程中精英阶层的连续性。上述5种模式比较完整地描述了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关系。
可以说，在90年代，经济精英已经成为权威主义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根本不可能挑战这一体制，相反，还要极极地维护这一体制。实际上，在中国，市场经济支持专制政治，经济精英是政治精英的盟友。
90年代：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的联合
知识分子是权威政治的天敌。这几乎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因此知识分子对政府的态度是影响中国政治稳定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曾经尝试改善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但是又都以失败告终。毛泽东制造了“反右斗争”，邓小平则留下了“六四事件”。但是，1989年以后，这个在权威政治中似乎无法解决的问题却出人意料地得到了解决。中国知识分子与政府的激烈冲突消失了。[18]
如何理解这一匪夷所思的现象？
表面化的解释强调，政府的“迫害”和“利诱”是国内知识分子放弃反抗的主要原因。其一，天安门事件之后，激进知识分子或是流亡海外，或是关进大牢，或是下海经商，或是被媒体封杀。激进势力受到重创，一蹶不振。其二，90年代的商业化和专业化大潮分散了知识分子的关注点，一些人下海挣钱，一些人埋头做专家。其三，政府的“大棒”和“胡萝卜”政策并用，对政治异议分子严厉打击，对合作者则大力奖励。这些观察都是正确的，但是仅仅用这些来解释这一现象还远远不够。
其实，“犬儒主义”并不是知识分子接受政治现实的唯一原因，甚至也不是主要原因，还有比它更复杂、更深刻的原因。首先，邓小平“南巡”重新明确了市场化改革的政策取向。这一行动一方面证明了经济制度自身的逻辑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改革是一条不归路，另一方面支持了新权威主义的假设——权威主义政府会推动市场化改革。这是知识分子认同中共的首要前提。其次，持续的经济增长为现行政治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绩合法性”。第三，前苏联的经验使知识分子看到了改革的复杂性。他们意识到改革不仅可能带来自由、富裕和民主，还可能带来混乱、分裂、贫穷、不平等、经济衰退、黑金政治和流血冲突。第四，一些拉美和东南亚国家的民主政治的现实使知识分子看到了民主的有限性。他们意识到中国的民主很可能更像这些难兄难弟，而不会是美国式的民主。经过十几年的观察和学习，他们得以现实地、全面地、冷静地评价市场和民主的功能。第五，知识分子意识到民主化是一个长期过程，不能一蹴而就，路要一步一步地走，不能急躁。第六，一些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从“反共”到“反华”的转变，使中国知识分子对美国的态度也随之改变。一系列事件，如银河号事件、美国反对中国申奥、台湾危机、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事件、南海撞机事件、最惠国待遇问题等等，推动全民性的仇美情绪持续发展，并进一步发展为反感美国式的市场和民主。
在上述背景下，知识分子的态度发生急剧转变，其标志就是“新左派”的兴起，并逐步成为中国大陆思想界的主流。新左派的核心思想并不新，其实就是80年代的“新权威主义”，它与邓小平设计的制度方案“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谋而合。最关键的是，它接受权威政治的现实，并且把权威政治看作是从集权政治走向民主政治的必不可少的阶段。这种用学术语言表达的“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巧妙地解决了专制与民主的矛盾，把民主变成了一种对未来的承诺。这是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联盟得以建立的基石。[19]
90年代，新左派在理论建设上取得了重大成就。除了“新权威主义”之外，“渐进主义”、 “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新儒家”、“民粹主义”、“批判理论”、“社群主义”、“后现代主义”相继兴起。切莫小看这些“杂乱无章的学术垃圾”。实际上，它们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思想库，很有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进而为中国大陆的权威主义政治提供合法性。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90年代中共的最大收获就是在重建意识形态方面获得的初步成功。相应地，90年代的另一趋势就是极端思潮“边缘化”。马列原教旨主义派和激进自由派都已经丧失了曾经拥有的广泛的社会基础。在这两个阵营中，如今几乎没有“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了。
精英联合的模式
早在80年代，中共就号召知识分子入党，同时鼓励党员经商发财。中共还把一部分影响力较大、经过考验的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安排进政府、人大、政协。中共还通过中国科协和中华工商联等“非政府组织”笼络和控制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
但是，比这类制度安排更为重要的精英联合机制是“政策倾斜”。通过制定和实施向精英利益倾斜的政策，政府有效地赢得了社会精英的政治支持。同时，在制定政策过程中，政府还越来越多地通过“咨询”听取社会的声音。作为最主要的咨询对象，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利益表达机会。我认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就是精英联盟的政治宣言。它的提出标志着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的联盟正在走向合法化、制度化。
在正式的制度和政策之外，精英们还通过非正式的“关系网”建立联盟。例如，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权钱交易，很少发生在陌生人之间，绝大多数发生在“朋友圈”中。知识精英的许多咨询活动也通过朋友网络进行。刘吉和汪道涵就以江泽民的私人朋友的身份在最高决策者和知识精英之间建立合作关系。维系这种“关系网”的，不仅仅是利益交易，还有“信任”，而这种“信任”的文化基础是传统的“忠”和“义”。由于没有选举、议会、压力集团、公共舆论的制约和竞争，加之政治过程的有限开放，这种“关系网”在中国大陆获得了空前发展，并且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毫无疑问，这种作用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可转换性极强。直截了当地说，权力、金钱、知识、声望和地位等各种社会资源正在出现合流的倾向或趋势。例如，政治精英的家属和朋友可以凭借政治资源经商、敛财、拿文凭。经济精英可以花钱收买官员和专家，也可以直接买官、买文凭。知识精英不但仕途前景光明，而且他们利用政界的朋友关系下海经商获得成功的例子也屡见不鲜。[20]孙立平等人强调，中国的改革造就了“总体性资本”——把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集于一身。这种资本的最典型的拥有者就是“太子党”。[21]这也是一种精英联合的方式——一身数职或一家几制。
精英之间的裂痕
承认存在“精英联合”并不意味着承认精英是“铁板一块”。往日的“裂痕”依然存在，而且新的“裂痕”还会不断出现。
首先，自由派知识分子与中共的冲突始终没有停止。而且一些认同“新权威主义”的知识分子，并不认同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肮脏交易和他们对公众的疯狂掠夺。他们对“平等”和“公正”给予了日益增加的重视。穷人的权利、弱者的利益、民族的整体利益和长期利益是他们关切的重心。这一切蕴含着“新左派”分化的可能性。那些没有机会参与分赃的知识分子更是心存不满、牢骚满腹。他们宣称自己代表社会良知，激烈地攻击现实，而且不满足于“口诛笔伐”。刚从大学校门里走出来的年轻人往往除了自信一无所有。预期与现实的强烈反差使他们最容易加入这类反叛队伍。如今对精英的贪婪、腐败、无耻、无责任感的切齿痛恨，为“平等”、“公正”也许还有“民粹主义”思潮的滋生繁衍创造了最有利的环境，也为精英和大众的结合创造了越来越有利的机会。此外，我们也不应该忘记现代化理论的预言——现代经济发展将自动带来自由和民主。也许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迟早会提出民主要求。他们今天对政治现实的接受是“不得已而为之”，一旦羽翼丰满，就会挑战权威政治。
五、大众的不满及其缓解
90年代，中共的政治支持基础已经从毛时代的工人和农民转变为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大众不但被排除在政治之外，而且非政治利益也没有得到满足。针对大众的主要策略除了欺骗，武力镇压，还有最低限度的利益满足。在满足大众利益方面，“咨询性政治”发挥了较大作用。
大众的处境与不满
80年代基本上是一个“双赢”时代，精英和大众的处境都得到较大改善。90年代的特征是“赢家通吃”。在经济、社会、政治等各个方面，大众的地位都在相对下降，而且其中一部分人的绝对地位也在下降。精英不仅通过不完善的市场掠夺大众，还通过政府的“再分配”进行“二次掠夺”。“劫贫济富”是中国政府财政转移支付的基本特征。其实，这是“满足强者，剥夺弱者”这一统治策略的必然的社会经济后果。
改革前，工人和农民是中共的社会基础，并且分别是名义上的领导阶级和领导阶级的同盟军，享有很高的社会和政治地位。改革初期，尽管他们的政治地位有所下降，但是生活水平获得了较大提高。由于得到了“实惠”，因此他们拥护改革。进入90年代以来，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进一步下降，而物质生活质量却没有得到明显改善，一部分人还沦入绝对贫困状态，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与此同时，精英几乎攫取了全部的经济发展成果。在90年代，中国大陆的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迅速扩大，目前以吉尼系数衡量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大约为0.45，已经进入了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的行列。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当前大众的处境，那么“全面恶化”也许是最恰当的选择。
虽然有时也会关心国家大事，但是大众主要关心的还是与自己的利益直接相关的事情。引起他们强烈不满的主要是经济不平等、贫困和腐败。如今，面对自己日益恶化的处境，面对精英们日趋疯狂的掠夺和腐败，面对不断扩大的不平等，他们已经忍无可忍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今日中国大陆，大众的不满不仅源于地位的绝对下降，也源于地位的相对下降。改革带来了群体地位的“大颠倒”，今日的精英正是昔日的贱民，而如今的大众却是过去的领导阶级。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孕育了巨大的政治危机。目前，对社会和政治稳定威胁最大的大众群体，不是处于最底层的城乡贫困人群，而是失业或下岗的“国有企业职工”。由于他们的地位同时出现大幅度的绝对下降和相对下降，因此他们的不满最为强烈。[22]
不满的缓解：从“群众路线”到“咨询性政治”
尽管大众分散无力，但毕竟为数众多，因此中共也要关注大众的呼声，并做出适当的回应。从毛时代的“为人民服务”到当今的“三个代表”都表明，中共不仅仅要代表社会精英的利益，也要考虑大众的利益。
在毛时代，“群众路线”是中共处理政府和大众关系的基本态度和方法。所谓“群众路线”由“群众观点”和“群众工作方法”组成。“群众观点”主要包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向人民负责、虚心向人民学习。[23]毛泽东对“群众工作方法”的经典解释是：“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24]
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后，中共宣称继续奉行“群众路线”，宣称“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与此同时，为适应新的形势不断开辟新的民意渠道。例如，通过官方媒体、现代社会调查技术、设立市长热线和市长接待日、引进听证会制度、行政系统向城市基层社区延伸等等，中共新建了一系列了解公众需要的渠道。此外，为了满足大众最基本的要求，90年代中期以来，还在农村地区实施“八七扶贫计划”，在城市建立社会安全网[25]，实施西部大开发。这些面向大众的制度设计，一方面可以使各级行政单位广泛地了解大众的需要，一方面可以适当满足他们的要求，从而化解一些潜在的冲突。
咨询政治的有效性依赖于，及时获得关于精英和大众需要的信息，在政策上及时做出恰当的反馈，以及有效地实施政策。这需要一个“强政府”，需要一整套完整的制度基础设施。社会在发展，日益复杂，管理任务越来越繁重。为了控制政府的规模，不至于过度膨胀，必须减少政府的工作量。一个可行的途径是发展“社会中间层”，使之成为国家和公众之间的“中介”。法团主义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种切实可行的制度方案。目前，大陆已经呈现出建设国家法团主义体制的倾向。在法团主义框架中，功能性团体与政府机构共同制定公共政策，作为对决策参与权的回报，这些团体要协助政府实施共同制定的公共政策，主要表现为主动约束自己的成员遵守协议。这一体制的特征是，政策和法律主要不是在议会中制定，而是行政部门和功能团体通过协商产生。[26]
六、讨论：非民主的现代政治发展模式
比较的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90年代的大陆具有“行政吸纳政治模式”的所有基本要素：一个不对任何社会阶级负责的政府，它致力于经济发展，政治精英与社会精英的联合，“精英共识”的形成，对大众的全面剥夺。同时，也具有这一模式的主要效果，如持续的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也就是说，经验分析支持我们在前面提出的假设。
政治从来就是强者的游戏。在民主政治框架中，各个社会集团利用政党、选举、议会等政治工具追求自己的利益。但是，只有那些强有力的集团，才能够有效地利用这种机制。在大陆和香港，政府主动、自觉地制定有利于社会精英的公共政策——这是“行政吸纳政治”的本质。这样一来，社会精英无需诉诸政治就可以实现自己的要求。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还要政治权利呢？他们还有什么必要和理由拒绝权威政治呢？
其实，对于中共来说，“咨询性政治”和“行政吸纳政治”这些概念也许是陌生的，但是对这些概念所蕴含的统治策略却并不陌生，而且心领神会，运用自如。从建国前的“群众路线”、“统一战线”到建国初期的“政治协商制度”，再到权威主义时期的“行政吸纳政治”直至“三个代表”，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连续性。
在毛时代，大陆不存在社会精英，因此也就不存在“行政吸纳政治”的必要。当时，中共对工农阶级实行“群众路线”，对中间派实行“统一战线”，对敌对分子则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改革开放，特别是市场化改革，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结构。社会精英产生了，而且日益壮大，其力量不可忽视。中共必须调整传统的做法，调整自己的阶级联盟策略，放弃工农大众，转而与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结成统治联盟。于是，“行政吸纳政治”应运而生。这一模式的内涵不仅仅在于满足精英的要求，它也关注大众的呼声，并相应的发展出一套了解大众呼声的机制和设置。“三个代表”表明，中共不仅仅要代表社会精英的利益，也要代表大众的利益。从目前来看，无论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连续性，还是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中共都不会彻底依赖任何一个阶级，包括资产阶级，它要成为全民党，只有如此，它才能继续凌驾于一切阶级之上。
需要指出的是，改革以来，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的协同演化，即市场体制、权威政治、新权威主义意识形态的协同发展，是“行政吸纳政治”这一政治模式得以建立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马克思指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相互制约的，经济的变化势必引起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变化，而且只有当政治和意识形态与其基础相适应时，社会才能稳定存在与发展。金观涛和刘青峰也认为，当一个社会中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意识形态相互适应时，它就处于稳定状态，否则就处于不稳定状态。[27]这些理论提醒我们关注90年代中国大陆的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的性质，关注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从它们逐渐形成的相互适应关系中发现政治稳定的根源。它为我们在“社会结构”层面理解90年代中国大陆的政治稳定提供了思路和切入点。
试想，如果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有一个没变，保持毛时代的原样，那么90年代的政治稳定就是不可想象的。经济结构变了，从计划到市场。政治也随之发生了适应性变化，从政策到机构到权力都发生了变化，政府的经济管理方式变了，行业管理部门撤销了，放弃了对经济领域的直接控制。意识形态也变了，不再把党的目标确立为消灭资本主义、实现世界革命，而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个代表”。正是经济、政治、意识形态这种全面的、深刻的、而且是相互适应的变化，才使得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的联合成为可能。这种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的协同演化，及其渐趋相互适应，是精英联盟的客观的制度基础。
比较的基础
为什么一个概括1975年以前的香港政治经验的理论模式能够解释90年代中国大陆的政治发展？我认为，金耀基理论的有效性不是偶然的，这种有效性来自于90年代的大陆和1975年之前的香港的政治结构的相似性。
其一，与90年代的大陆一样，1975之前的香港也有一个不必对社会负责的政府。“香港政治体系的宪政结构是典型的殖民地模式。总督代表英皇，他是香港最高的权威并只对英女皇负责……而勿须理会人民的想法。”[28]在国家与社会的权力对比格局中，政府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而且这个强有力的政府坚决地选择专制。
其二，与90年代的大陆一样，1975年之前的香港也有一个市场主导的经济，因而也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精英集团，他们构成最有势力的社会集团。另一方面，两地政府的合法性都来源于经济增长的业绩。在这个民主观念所向披靡的时代，权威主义政府严重依赖政绩合法性。“香港政府并不以为香港的政治必须是群众参与的政治，政府最致力不懈的目标是达到最高程度的政治安定，以促进经济的成长”。[29]经济发展是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的共同追求，因为它给统治者带来合法性，给经济精英带来利润。这就为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其三，与90年代的大陆一样，1975年之前的香港的知识精英或专业精英也接受了权威政治现实。原因有三，一是对政府的表现比较满意。二是物质利益得到满足。香港的知识分子直接被高薪和高福利所收买。三是出于对镇压的恐惧而奉行“犬儒主义”。1997年以后，存在一个“更坏的结局”是香港知识分子接受政治现实的重要因素。[30]中国太强大了，香港毕竟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它的制度取决于中国的态度。如果过分刺激中国政府势必将失去现有的自由，而且还得不到期望的民主。也许正是这种对“更坏的结局”的恐惧，使香港的知识分子安于现状，充分地享受自由，而不利用现有的自由去追求民主。
其四，香港和大陆拥有共同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有助于造就一个政治麻木的大众阶层。“香港一般市民之政治冷漠却是一不争的事实，其原因始极为复杂的，其中一个理由亦许可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解释。中国传统儒家的政治文化一般是较倾于阿尔蒙德所谓的‘臣属文化’的，除文化精英外，是不鼓励‘参与文化’的发展的。”[31]
行政吸纳政治的潜力
金耀基认为“行政吸纳政治”的适用性有限，仅仅是一种阶段性现象。“只有在一个政治层很小，政治化很低的社会中，精英的整合才能构成政府合法性的充分条件。一旦当社会经历了快速的都市化，特别是前述的‘社会游动’后，则政治化提高，原来属于‘非政治层’的羲皇上人都将进入‘政治层’，从而，‘精英的整合’将渐渐无力，而必须更通过‘精英与大众的整合’（亦即政治民主化）才能获致一安定的政治体系。”[32]他进一步断言：“香港今天的政治合法性问题已不能纯可从‘精英整合’的途径加以适应了。”[33]
同时，在《行政吸纳政治》一文中，金耀基也梳理了“行政吸纳政治模式”在香港的发展历程。从最初的吸纳经济精英到随后的吸纳专业精英。“香港持续性的安定与香港统治层之不断吸纳新冒出之社会精英，因而不断改变，扩大统治精英圈的意愿与能力有关。其中最显著的例子是：政府自六十年代中期之后，主动地接受工业界的‘新富’参与立法局，因为工业从那时起成为香港经济的骨干，这无疑是‘精英整合’中有效的一环。而最近几年中，逐渐聘委专业人士之参与，亦正因香港已越来越成为一异质的多元化的都市。”[34]1966、1967年发生两次动乱。“港督所任命的地方行政工作小组的建议……成立一强大的香港市议会。这个建议实际是一个建立地方政府的民主方案，但这个建议当时未被接纳，而在1968年4月政府宣布了民政主任制度的成立。”[35]“根本上讲，民政主任制度的目的是阻抑或减轻政府功能之日益集中化与部门化。民政主任制度的设立要使民众在他们自己的社区中有一个可以指认，可以沟通的政府。”[36]“从政治系统的观点来说，民政处承担了介于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角色；事实上，它最重要的功能是为政府与民众之间搭建一条桥梁。”[37]其功能，一是“为政府的决策机构收集‘民意’”；[38]二是“反映民意，做‘人民的喉舌’”。[39]金耀基认为，民政处的设立“在根本上，这还是不脱以行政方法处理政治问题的格局；也即以行政来吸纳政治，事实上，这是‘政治行政化’在草根层的具体表现。”[40]1982年起，香港开始推行地方行政计划，把全境划分为18个区，各区设立地区管理会及区议会，部分议员实行民选。“这个发展，在香港的行政与政治发展上是一件值得重视的大事。在某个意义上，它是香港走上有限度开放政治的第一步，更确切地说，市民政主任制度向前发展的另一个阶段。但是，由于区议会的有限功能，以及其本质上的咨询性性格，所以，还不能认为是向政治民主上的突破，我们认为它还不脱是香港草根层次上‘行政吸纳政治’之模式的延续、扩大与改变。”[41]
香港今天没有民主，而且从来就没有民主。但是，香港有法治、高效率的廉洁的文官系统、高度的社会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结社自由、游行示威自由、建党自由）、高水平的社会福利（全民公费医疗、面向低收入阶层的政府住房计划和各种援助方案）。香港的经验似乎暗示，行政吸纳政治这种非民主的政治框架，可以为一个社会提供很大的发展空间。它不仅能满足精英的需要，也能够关照大众的基本需要，具有向下扎根的能力。这意味着，实行这一模式可以提高权威主义政治对现代化的适应能力。
决定性力量：经济、政治、文化？
究竟是什么力量在影响和决定一个社会的发展模式？马克思强调经济因素，韦伯强调文化因素，葛兰西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提出了国家自主性问题。近年来人们开始关注国家的独立影响。金耀基反复强调的国家的独立性或自主性，而且他认为韦伯也是这样看的。金观涛和刘青峰同时强调三者的重要性，强调“社会结构”的决定性影响。
就中国经济改革产生的至深至广的影响而言，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是正确的。没有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很难想象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变化以及市民社会的成长。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力和结构主义社会理论的魅力。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国家的自主性或独立的影响力。在现代化过程中，一个社会是选择政治行政化道路，还是选择政治民主化道路，（有时）政府的态度具有决定性影响。例如，香港和台湾都属于华人社会，都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但是台湾走上了政治民主化道路，而香港走上了政治行政化道路。我认为政府的态度和选择是造成这一差异的至关重要的原因。香港政府坚持权威主义政治，而台湾政府则主动放弃了权威主义原则。可以想象，如果没有80年代中期蒋经国的历史性决策，今日台湾的政治形态可能大不一样。而且，对中国而言，国家的影响力也许并不一定是“短期现象”。两千多年来，中国发生了无数巨变，但是“行政力量支配社会”这一特性从未改变。专制政治具有巨大的适应能力，不仅可以适应农业经济，也可以适应工业经济，不仅可以适应计划机制，也可以适应市场机制，甚至也可以适应全球化。
文化也有自己的自主性和顽强的生命力。政治学家都明白“政治文化”的深刻蕴含。中国的政治文化似乎与民主无缘。儒家与法家争论的是“王道”和“霸道”，而不是政府权力的来源。尽管儒家认为权力不必来自人民，但必须造福人民。政府必须爱护人民，体察民情，“施仁政”，否则就会失去上天的垂青，并且被人民推翻。儒家非常重视合法性问题，反复重申“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多行不义必自毙”。金耀基也认为，“儒学从未倡导过一种称为民主的政府形式，事实上，它并不关心政府的‘形式’本身。对昔日的儒者来说，首要的问题在于应当如何公正地掌管政府。从一个根本的意义上来说，儒学所注重的是治道（或行政）而非政道（或政治）。”[42]
尽管属于同一个儒家文化圈，东亚各国的政治模式却表现出高度的复杂性。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朝鲜、日本的政治各不相同。一方面，在朝鲜、大陆、香港、新加坡、日本，行政取代政治似乎是一种普遍现象。日本“一党独大”，“有选举，无轮换”。新加坡也是一党独大，而且连自由都要打折扣。在日本和新加坡，执政党的政治活动与政府的行政活动到底有多大的区别是值得怀疑的。香港没有政治，但是有自由和法治。另一方面，台湾和韩国却正在成功地走向民主化。可以说，儒家文化与民主政治的关系充满了不确定性。
结束语：非民主的现代政治发展模式
在现代化过程中，会涌现出一系列全新的政治问题，原有的政治体制将面临严重挑战。人类的经验显示，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政治现代化模式，一种是众所周知的“政治民主化”，另一种就是我们正在讨论的“政治行政化”。
在权威主义体制下，在一个除了政府之外，再没有其他“有用的”政治设置的社会中，行政吸纳政治或政治行政化也许是唯一可行的政治整合机制。通过满足精英的需求以换取他们对统治秩序的认可，不失为一种聪明的统治策略或统治艺术。策略要想有效，必须辅之以一整套制度。因此行政吸纳政治绝不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而是一套精心设计的制度安排。香港的经验显示，这种“满足强者，剥夺弱者”的体制具有充分的弹性或适应能力。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通过不断满足新兴的强者，同时给予弱者必要的关照，它可以不断延续自己的生命。也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这种政治模式可以在经济繁荣、社会自由与政治专制之间维持一种平衡。90年代大陆的经验显示，作为一种非民主的现代化模式，行政吸纳政治也许具有一定的普适性，而不仅仅局限于某个特定时期的香港。
香港和大陆的经验告诉我们：政治稳定的根本秘诀是政府的适应能力，而如何达成“适应”并没有固定的答案，更没有唯一的答案。政治探索的空间是开放的。任何人云亦云的预测和亦步亦趋的选择都是“保守的”。实际上，在这个“历史终结”的时代，对于学者和政治家而言，最需要的、也是最缺少的就是想象力和想象的勇气。
注释：
[1] 本文的大部分内容发表于《二十一世纪》（香港）2002年8月号，题目为“90年代中国大陆政治稳定性研究”。本项研究得到香港社会民主基金会和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资助。特此鸣谢。
[2] Lipset, S. M., 1959.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No. 53, pp. 69-105.
[3] 塞缪尔•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
[4] 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
[5] 金耀基，行政吸纳政治——香港的政治模式，《中国政治与文化》，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1~45页。
[6] 《中国政治与文化》，第27页。
[7] 《中国政治与文化》，第28页。
[8] 转引自：《中国政治与文化》，第27页。
[9] 《中国政治与文化》，第37页。
[10] 《中国政治与文化》，第33~34页。
[11] 我在《权力的转移》中详细考察了这一过程。康晓光，《权力的转移——转型时期中国权力格局的变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12] 对此，徐中约有精彩的描述：党的新使命：钱与权 苏联共产主义垮台和中国的经济繁荣让许多中国人相信，靠革命起家的时代已经过去，有钱才有权、才有地位、才能过上好日子。这一新的生活态度已弥漫于整个社会，从党的最高层领导到街头的普通男女。党的各级领导的儿子孙子，已无意于政治接班而转向经商。……
与此同时，党本身正静悄悄地实现著微妙的转变，从一个清心寡欲的革命组织转为精英政治工具——不再致力于世界革命、不再为第三世界兄弟作奉献、不再埋头于民族解放和共产主义乌托邦，而是考虑如何永保独裁统治，让自己党员的骨干及其家族富起来。国有企业被近水楼台者廉价瓜分：一夜之间，他们成了董事长、总裁、副总裁、股东和有赚头的大企业经理，控制著相当规模的国内金融资产和事业，以及相当数量的国外投资和房地产。
中、下层党员也学着样儿一头转进企业经商赚钱。紧随他们之后，中国社会上每个人都跟着动了起来。……这种对财富的狂热导致了民族能量的大爆发，酿成了前所未有的追逐暴利浪潮。突然之间，一个过去为贫穷所困扰的共产国家，一下子变成一部巨大的经济机器，在资本主义世界公开竞争，获取财富、体面和认可——而这些东西正是过去马克思主义者发誓要摧毁的。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下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86页。
[13] 指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哈贝马斯把黑格尔的市民社会进一步分解为“狭义的市民社会”（经济领域）和“公共领域”。公共领域包括“教会、文化团体和学会，还包括独立的传媒、运动和娱乐协会、市民论坛和市民协会，此外还包括职业团体、政治党派、工会和其他组织等”。在哈贝马斯看来，公共领域是沟通社会与国家的中介。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1990年版序言”，第29页。
[14] 1998年10月25日，国务院同时发布了三个管理条例，即《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这三个条例确立了政府对“第三部门”的管理体制。这种体制带有显著的国家法团主义色彩。我在《权力的转移》中对此进行了讨论。
[15] 中国当代社会阶层透视，《南方周末》，2001年12月20日，第1版。
[16] 由于还有许多国家垄断的经济领域，中国大陆还不能说是“世界上最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但是在已经对私人资本开放的领域中，却可以说是 “世界上最不负责任的资本主义”。
[17] Baum, Richard., Shevchenko, Alexei., The ”State of State”, In Goldman, Merle., Macfarquhar, Roderick., Ed., The Paradox of China’s Post-Mao Reform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344-351.
[18] 关于90年代的社会思潮和知识分子，萧功秦和汪晖等人都做过很好的评论。最详细地论述这一问题的著作，是最近在美国出版的China Since Tiananmen: The Politics of Transi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作者是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Joseph Fewsmith。
[19] 需要强调的是，与经济精英不同，知识精英之所以要与政治精英结盟，主要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民族的利益。正是为了中国明天的民主，他们才接受今天的专制。试想，如果中共倒行逆施，重返毛体制，知识分子也许会迫于高压奉行“犬儒主义”，但决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集权体制或权威体制。
[20]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对各类资本的转换问题作过有趣的讨论。包亚明编译，《布迪厄访谈录——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21] 孙立平、李强、沈原，“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隐患”，《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5期。
[22] “相对不满情绪导致革命假说”宣称，现代的社会革命和社会冲突，不是由人们的生活状况恶化引起的，而是因为尽管他们的生活状况比过去有所改善，但是他们感到自己仍然落后于别人，或是认为别人的生活状况改善得更多、更快，由此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和失落感，而正是这种不满情绪使他们倾向造反和革命。
[23] 袁纯清主编，《人民群众团体论》，教育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8~10页。
[24] 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901页。
[25] 这一安全网由“三条线”构成，即企业内部的再就业中心、失业保险和最低收入保障。
[26] 即使在西方民主政体中，也有侧重于政治和侧重于行政两种倾向的分别。英美的多元主义色彩较浓，倾向于政治解决方式。一些欧洲大陆国家和南美洲国家的法团主义色彩较浓，倾向于在行政系统内解决政治问题。与多元主义相比，法团主义更偏向于行政解决方式，而非政治解决方式。我感觉，这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民主制度中的“行政吸纳政治”的模式。
[27] 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1992年增订本），中文大学出版社，1992。
[28] 《中国政治与文化》，第28页。
[29] 《中国政治与文化》，第33页。
[30] 其实，中国大陆居民同样面对这种“更坏的结局”。打个比喻。一架飞机上实行“丛林原则”，即谁的力量大，谁就驾驶飞机，或者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伙人抢到了驾驶权，并希望永远垄断驾驶权。为此，他们制定和实施的策略是，消灭一切已经会驾驶飞机的人，禁止其他人学习驾驶飞机，而且不许别人对此说三道四。其结果就是谁也不敢反对他们，谁也不敢消灭他们，否则飞机就无人驾驶，全飞机的人就得和他们同归于尽，而且地面上的人还得被撞死一批，于是，所有人都被迫维护他们的权力。我将这种统治策略称之为“绑架策略”。中共目前就在用这种策略威胁全世界，而且非常有效。
[31] 《中国政治与文化》，第32页。
[32] 《中国政治与文化》，第44页。
[33] 《中国政治与文化》，第44页。
[34] 《中国政治与文化》，第38页。
[35] 《中国政治与文化》，第40页。
[36] 《中国政治与文化》，第41页。
[37] 《中国政治与文化》，第42页。
[38] 《中国政治与文化》，第42页。
[39] 《中国政治与文化》，第43页。
[40] 《中国政治与文化》，第43页。
[41] 《中国政治与文化》，第45页。
[42] 金耀基，儒学、现代性与亚洲的民主，载《中国政治与文化》，第169页。
2002年6月，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