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强国迅速崛起
19世纪60年代中叶起，以美国内战结束、普奥普法战争和日本明治维新这三大近乎同时的事态为标志，国际权势结构剧烈变动的时代终于来临。欧洲的变动缘由首推德意志的统一，那改换了欧洲大陆地缘政治的基本构造：历来作为列强斗争的缓冲地带和交易筹码的德意志诸邦被并入单独一个强国，欧洲国际体系的内在灵活性因此大为减小；统一和庞大的德意志帝国崛起于欧洲中央，奥地利和法国受到直接撞击，欧洲其余强国的相对位置也统统随之改变。更重要的是，统一本身使德国一变而为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它在人口数量、工业水平、军队规模和效率、教育质量和普及程度各方面无不显著超过或至少赶上法国，而就这些方面综合比较也超过仅在人口和兵员上居多的俄国。不仅如此，传统的普鲁士式专制政治、军国主义和以崇拜国家顺从权威为特征的政治文化，大大增强了德国可用于国际权势竞争的能量。不仅欧洲任何国家都无力单独制衡德国，而且列强联合制衡也由于英俄两国缺乏政治远见而长久未能实现。
特别得益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德国在统一之后的实力更是突飞猛进。19世纪70年代左右，以内燃机、电气工业、化学工业和电讯设施为主要标志，一系列先进的工业生产方式在19世纪70年代左右横空出世。被称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这一变革直接基于科技革新，其经济和政治影响的巨大和迅猛甚至超过第一次工业革命。它不仅创造了总合起来基本改变工业化社会的物质生活面貌的无数新产品，而且以开辟新能源、拓宽能源分布、开创并普及大规模精密加工为主要动因，使制造过程在微观和宏观两方面都发生了革命性变化。由于它的特定的技术性质和地缘经济性质，第二次工业革命最快和最大的受惠者乃是美国和德国，而很高的资本垄断和生产集中程度更是给后者带来了分外的优势。由此，列强间的实力对比剧然大变。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德国在工业经济的总量及其技术先进程度方面已超过英国而位居世界第二。短短四十年内，原先列强中最弱的普鲁士德国变得甚至比列强魁首英国更有实力。正是世界资本主义这项最不平衡的发展，构成了英德敌对乃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项最重要根源。对一向信奉传统的军事强权的德国来说，有了世界一流实力就必须有世界一流权势地位，亦即起码与大英帝国并列成双的世界性制海权和海外军事—政治势力范围。
传统强国的衰落
与新兴强国迅速崛起恰成鲜明对照，传统强国显著衰落，而其中对于世界政治影响最广泛最重大的是英国的衰落。作为全球性的生产、技术、通商、殖民和制海优势的拥有者，英国实际上处于伴随新兴强国崛起而来的种种国际冲击力的汇集点上，其权势地位受到的侵蚀相对最为严重。英国优势显著衰减乃至最终丧失的最深刻原因，在于工业化扩散和新技术革命潮流中它愈益严重的相对颓势。到1913年，英国在世界制造业总产量中所占份额已从1880年的22.9%降至13.6%。不仅如此，因其技术竞争力的减弱和欧美后发工业国家纷纷采取的保护性关税政策，同期内英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比例亦以相近的幅度跌落。
英国殖民优势的衰减同样引人注目：尽管在现代帝国主义扩张狂潮中它攫取了一系列新属土，但与前此约70年内除俄国外几无对手的情形相反，现在它不得不与几乎所有新老强国竞争，并且抵抗它们从不同方向上对英帝国的压力。总的来说，英国处于一种典型的晚期帝国战略困境，即狼烟四起，穷于应付，捉襟见肘。最使英国人胆寒的是制海优势的动摇。80年代中期开始，法国优先发展高速巡洋舰、鱼雷快艇和后膛舰炮，以便必要时截断来自大西洋彼岸的英国粮食进口，并且将皇家舰队逐出地中海和法国西面近岸海域。然而，这与1898年开始德国造舰狂潮引起的恐慌相比，可谓小巫见大巫。在争得世界性优势的急切欲望驱使下，德国集中建造准备用于海上对英决战的新一代巨型主力舰，其势头之猛实属非凡。
德国的骄横与英国的反击
暴发了的德国追求一流殖民帝国、一流海军和欧洲大陆霸权。对世界强国地位的强烈憧憬构成世纪之交德国思想界异常突出的主流思潮，而其中被谈论得最多的主题便是突破欧陆狭隘限界，造就足以制衡所有巨型强国的“世界均势”。保守审慎的俾斯麦在愈益强劲的扩张主义民族要求面前，愈益显得是个过时人物。1890年，他终于被迫辞去宰相职务，这标志德皇威廉二世主持的“世界政策”时期正式开始。该时期的第一项后果深远的行动，在于新宰相卡普里维迫不及待地废弃与俄国的同盟，以消除俾斯麦外交体系在表面上的最大矛盾——德俄同盟与德国对奥义务相抵触。其后果，是最终促使俄国于1894年转而与法国结盟，俾斯麦最担忧的反德大联盟由此趋向形成。
不过即便如此，只要英国依然态度不定，列强格局就远不至极化到除集团对抗外别无回旋余地，法俄两国也远没有足够集中的精力和必要的胆量去放手与德奥作最终较量。世纪之交的英国长时间缺乏明确的战略方向，遍布全球的海外利益使之陷于纷繁多样的国际纠葛，其对外政策便难免呈现出自相矛盾的景象。最使英国犹豫不决的是：俄德两强当中哪个对英国最危险，或者说究竟应当着重遏制俄国在广大外围进行的传统扩张，还是应当优先对付德国在欧洲本部凸现的新兴优势？如果考虑到英国在俄国势力所指的近东、中亚和远东有着久受珍视的广泛利益，加上另一个老对手法国在殖民竞争甚至海军方面给它造成的追加威胁，那么英国就很不容易确认德国为头号（甚至唯一）大敌。
然而，威廉二世及其近臣以骄横和挑衅性的“世界政策”决定性地替英国简化了问题。德国在各海外地区采取咄咄逼人的态势，干预其他强国的势力范围。头号殖民大国英国对此自然最为恼怒，特别是德国在南部非洲和近东的干预和势力扩展大大触犯了英国的利益和脸面。然而，更关键的是德国的造舰狂潮。德国出于对英国优势的忿忿不平和争当“世界强国”的勃勃雄心，从1898年开始大造主力舰。八年后英国无畏战舰的问世虽然一时打乱了这一造舰计划，但未动摇德国人的赶超决心。靠政府内外各类势力合成推动，造舰拨款一再剧增，其结果是到一战爆发时，德国已拥有22艘无畏级战舰。
德国的造舰狂潮不仅在事实上冲击着英国的海军优势，而且由于英国人将这优势崇奉为英国世界权力、本土安全和财富的根本保障，它便最剧烈地刺激了他们的神经。这与英德之间经济技术实力对比迅速变更带来的严重不安一起，终于在英国造成了对德国的广泛恐惧，并且是历史上一般头号强国对急剧崛起的新兴强国常有的过头恐惧。20世纪开始后不久，英国政府认定德国为头号敌人。在这战略定向上起了重大作用的著名的克劳备忘录（1907年1月由外交部官员克劳撰写）强调：“最强大的陆军与最强大的海军结合于单独一个国家，将迫使世界联合起来挣脱这一梦魇。”
在此背景下，英国政府形成了两大根本信念：（1）德国权势膨胀不仅严重威胁英国的世界地位，而且势将危及英国本土安全，因而必须遏阻；（2）为此需要尽可能集中英国本身的力量，同时与德国的其他对手合作。从长远看，确定并开始对付德国威胁的过程就是区分利益主次、收缩竞争战线和减少海外敌手的过程。新的对外政策目标和根本战略一经确定，英国便以一种与其实用主义外交传统相符的明快简捷，分别于1904和1907年同法俄达成妥协。英法和英俄两个协约虽然远非军事盟约，但其不成文的基本精神都是结成反德战略伙伴关系，而且这关系很快开始含有军事合作内容。如此，欧洲格局一变而为德奥同盟与英法俄协约两大集团对峙。
两大集团的对抗升级
两大集团之间的对抗升级过程最主要地由下列事态构成：两次摩洛哥问题危机；波黑问题危机；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刺后迅速招致大战爆发的连锁反应。总的来说，它们提供了欧洲战火的下列主要具体缘由：德国推行旨在侮辱和孤立法国并威吓英国的挑衅性外交；英国逐渐承担起援助法国（因而援助法俄同盟）的“道义责任”乃至军事义务；在各自盟友的纵容或支持以及当地民族主义的刺激下，奥俄两国对巴尔干的争夺愈演愈烈，最终将其全部盟友拖入战争。就英国参战而言，起最后决定作用的是德国为实行其战争计划——旨在首先迅速击败法国的施里芬计划——入侵中立国比利时，从而一举变更了英国国会和舆论的避战意向，后者本着英国的近现代根本战略传统，一贯视低地国家独立为英国本土安全的必需条件。
德意志第二帝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骄横莽撞很大程度上出于其孕育和出生经验，那就是依靠强权，特别是军事强权。德国外交的拙劣尤其可见于两次摩洛哥危机和英国倒向法俄两国以前英德之间的几度接近尝试。就摩洛哥危机而言，德国像一位著名历史学家概述的那样，“每隔几年就以战争威胁另一个国家，而不能确定一个有意义的目的，（结果）每次都加剧了导致敌对联盟的那种恐惧”；
在谋求英德接近的谈判中，德国异想天开地执意要订立刻板的欧洲大陆式军事同盟，这分明是英国依其经久传统和显著利益根本不可能同意的。德国对外政策的拙劣颇大程度上与威廉二世的乖僻愚蠢密切相关。这位皇帝不仅满怀德国说到底力所不及的世界一流强国野心，而且浮夸虚荣，极易激动，反复无常，粗俗浅薄。不仅如此，在威廉二世之下，植根于专制政体一般性质和德意志帝国特殊行政结构中的决策分散倾向，发展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致使对外政策出自多门，混乱拙劣在所难免。至少同样重要的是，尤其在德国，军界的决策影响随战争技术变革而过度剧增，以致刻板狭隘的纯军事计划竟能主宰最重大的政治决定。著名的施里芬计划以一开始就大打全面战争和入侵比利时为前提，不仅在平时严重限制了政府外交行动的回旋余地，而且在战争危机来临时成了政治领导只能接受的唯一权威对策，并且直接引发了英国参战这一特别重大的国际政治后果。此类计划确如基辛格所说，是使大战无法避免的“世界末日军事装置”。
上述历史表明，英德敌对不同于一般的列强间争斗，它与现代开始以来几番导致巨型冲突的那个根本问题——国际体系内优势地位的拥有者与其头号挑战者的对立——休戚相关，与国际体系基本环境（即跨国的和有全局意义的技术、经济生产方式和政治文化状况）重大变迁之中最根本最重大的那项“权势转移”紧密相连。然而，单有英德“权势转移”还不足以真正形成英德敌对和冲突，作用重大或必不可少的还有跨国和主要当事国国内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 ，那在英德敌对形成和加剧过程中主要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国际权势政治观、极端民族主义理念和帝国主义思想，特别是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在这些主要的结构性和观念性原因之外，植根于国内传统和国内基本状态的一些重大因素同样至关重要，因为主要是德国的体制、政治机制、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操作方式等方面的灾难性动因，连同最高决策者的灾难性个人特征，显而易见地参与导致了英德敌对的形成和升级，乃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完）
（本文为嘉宾在战略圆桌“近代西欧大国的战略与兴衰——世界千年战略经验”的论坛的发言，根据现场速记编辑整理，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