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2018年11月在第十六届开放时代论坛“中国话语”发言稿。
谢谢《开放时代》让我来做这个报告，把我近几年工作的方向，跟各位前辈学者和师友做一个分享。
首先介绍一下我的工作，再讲一下我的问题意识。恰好最近北大中文系的博士后路杨提供给我一份资料，是毛泽东1940年给延安通信材料厂的题词：“发展创造力、任何困难可以克服，通讯材料的自制就是证明。”这是目前有据可查的最早的党的领导人给电子信息工业的题词。军委三局通信材料厂，1938年6月在延安建厂。当时延安有一些从西方学信息通讯和电子工程回来，投身革命的优秀知识分子，一开始空有理论，没有材料制作通讯器材，所以他们无用武之地。
通信材料厂的成立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最初创建时只有20余人的工厂，用陕北的杜梨木作度盘，用牛角作旋钮，用手工绕制高频阻流圈，用飞机残骸铝皮作机器面版和底板，自制无线电元件、小型电台和电话单、总机，到1940年已达到70%的元器件自给。在当年第一届通讯器材展览会上，通信材料厂得到了毛泽东的题词。周恩来做特委领导时也有一个说法，叫“中央委员＋电台＝党中央”。
中央军委三局后来几经改组，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四机部、电子工业部，直至发展成为今天的工信部。在近80年的发展中，中国电子工业从革命战争时期直到现在，一直跟“自力更生”和“发展创造力”这一话语联系在一起。由此我们可以通过对信息和传播技术史的考察，切入对中国社会革命和国家发展道路的理解。信息与通讯技术在近现代以来，尤其是后发国家的发展与治理中，始终扮演着基础性的角色，从启蒙思想家对道路和运河的讨论，到后来的铁路、邮政、电报、无线电、电话、卫星通讯，再到今天的计算机网络，是连续的脉络。在这方面，中国曾经是领先于西方的。比如18世纪重农思想家魁奈医生，就曾以中国古代破坏道路入刑这种先进的律法，来教育当时欧洲的君主，将传讯手段作为国家基础设施去建设。
我的工作一直在这个框架里展开，即经由电子信息技术，重新辨梳中国进入现代世界过程中的发展方式和知识品格。概括来说，中国的发展始终是为了冲破技术和资本的限定——物质的限定——以新生事物的发明与“新人”的创制为路径。在这个过程里，其方法论总是以创造性地打破常规和持续地提炼基层经验为特征。
以电子工业为例，可以把1956年看做中苏分道扬镳走上不同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起始年份。当然这一年还有很多其他的标定方法，比如毛泽东在这一年的讲话《论十大关系》，已经开始系统地反思苏联经验，论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1956年在毛泽东“全面规划，加强领导”思想的指导下，诞生了新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1956—1967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俗称“十二年科技规划”。这一纲要的提出已经标定了中国和苏联的道路差异，中国开始进入相对独立的发展方式探索的阶段。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军队的游击式战法与美式的现代战争和武器系统正面碰撞后，彭德怀、贺龙、刘伯承等军事高级将领曾被美式的现代化作战和后勤保障系统所震撼，要求在中国发展类似的常规武器和美式指挥系统，以追求军队的职业化和去动员化（demobilization）。1956年的发展道路选项中，有三个竞争性的方案：一个是刘伯承、贺龙代表的常规武器规划，另一个是陈云代表的民用工业规划，第三个是聂荣臻和钱学森代表的尖端武器加群众路线的规划。出于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发展路径资源限制、冷战地缘格局、现代原子战特征和国内阶级政治目标的综合考虑，美式的常规武器专业化方案，在1956年被聂荣臻和钱学森代表的战略武器部门压倒，由此中国的信息科技和国防体系就走上了一条“尖端武器＋群众路线”的另类发展道路。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尖端武器和常规武器的制造，是两种不同的组织和发展方式。
常规武器和工业装备的生产，需要指令化的大型科层制企业，生产尽可能流水化和分解，强调产量和生产流程的标准化，比如福特的“T”型车工厂。然而，制造火箭或核武器等尖端武器，需要的是众多工业门类的快速、灵活组合和大规模协作，其研制攻关需要组成各种专业队，解决各种短期的特殊问题，然后就像活动操场一样一件一件拆散，人员又重新分配。
因此，不像传统制造业的科层制企业，在航天、核工业、网络工程等信息产业方面，采用的是工程项目和特别任务小组。这种形式很难用于大宗商品行业，只能且必须在一次订货的产业中被采用。火箭产业就是这种一次订货、一次使用的产业，需要调动大量协作资源，生产必须根据任务迭代，不需要大批量的生产和重复使用，而对其指挥和控制又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
温铁军老师早就提示过，1956年以后的跃进式工业化，是应对苏联援助撤出后资本和技术力量不足的发展方案。一个客观的结果是，由于中国放弃了常规武器加常规民用工业的发展路线，转而寻求一种独立自主、集中力量办大事和水平式协作、边干边学的生产和组织方式。这种组织和发展方式，在“大跃进”中从武器部门衍生到了地方民用工业领域。正是在“尖端武器＋群众路线”的发展道路中，我们摸索出了“自力更生、集中力量、大力协作”这样一套社会主义的发展话语。
1963年，钱学森基于尖端武器部门的组织管理经验，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科学技术的组织管理工作》一文。他说，一方面，为避免各部门之间的分散责任和无效竞争，要建立一个对整个工程进行把握和咨询的“总体设计部”；另一方面，系统的组织架构要做到尽量扁平和分布式，以使高效分布式的决策和协作得以实现，这两方面好比系统工程的“龙头”和“命脉”。可见，在革命管理经验中，集中和民主并非对立的范畴，而是有机的整体。
这种创新的革命管理和发展经验在1956年后从尖端武器部门衍生到科研和民用工业的各个领域。比如，科学院系统的“任务带科学”模式在“大跃进”期间带动了交叉学科和新研究方向的建立，由鞍钢向全国推广的“鞍钢宪法”，哈尔滨街道女工发起的三八饭店自动化技术革新，卫生领域的血吸虫病防治、赤脚医生，以及农业技术、医疗、教育涌现的大量边干边学、土洋结合、水平式组织和去中心化创新扩散。在“十二年科技规划”确定的12个重点项目中，除了“两弹一星”等尖端技术，值得一提的是第11项为“危害我国人民健康最大的几种主要疾病的防治和消灭”，由此可以看出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发展路径中的优先级。
对于中国的发展方式，学界已有非常丰富的阐释。林春说“落后的特权”，即毛泽东的“落后的辩证法”“一张白纸好作画”：欠发达社会具有灵活性和适应性，使得他们更快地获取来自资本主义核心地带的最新科学和物质成就，包括制度和社会资源，落后变成了机会和优势，让社会发生革命性的发展，从而带动国际关系和全球贸易结构的逆转。此外，马思乐（Maurice Meisner）认为毛泽东的“落后的辩证法”还有另一重意味，不只是关于借鉴他国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更重要的是落后造成的精神和社会状况成为有利于革命的政治条件。马思乐称之为一种“积极的乌托邦”，即在20世纪后发国家的建设当中，乌托邦主义找到了一种比较积极的表达方式，可以在建设马克思所说的物质前提的过程中，创造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和共产主义的价值观念。汪晖经常用“反现代的现代性”，对中国近代以来的知识传统进行勾连性的阐释。
再回到开篇毛泽东的题词，这种发展方式是在技术和资本的限定性当中，生成一种社会主义组织原则和技术形式，我把它理解为由革命的技术条件加上革命者和革命的群众，共同构成的行动者网络。在这里，技术的限定和落后，对于能够超越限定的新生事物而言，成为一种历史的必须性构造。似乎当物的限制解除后，国家跨越了工业化的特定阶段后，这一发展方式的历史意义就终结了，只是发展的接力棒从西方转向东方，不同国家根据其制度和资源禀赋，选择导向工业化的不同路径而已——或者是西方的自由市场，或者是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或者是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这种解释显然是不够的。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崔之元和德里克在1996年同时提出的讨论，之后没有被继续深入。1996年德里克发表了《世界资本主义视野下的两个文化革命》。他提示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非西方发展模式，某种程度上反哺了西方，为资本主义摆脱危机开辟了道路。
德里克将中国的文化革命的历史定义为1956—1976年这样一个长时段，即文化革命所要处理的问题在1956年的中共八大和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后已经展开，而1966—1969年的“文革”不过是革命现代性问题“最淋漓尽致”的展演。自1956年尖端武器部门决定制造计算机和“两弹一星”开始，国内政治在技术领域斗争的连续性，恰恰验证了德里克的断代法。
德里克认为，以二战——冷战视角来关照中国的发展方式是不够的，文化革命与同时期第三世界独立运动中的发展主义具有互动性。两者都以对抗欧美资本主义世界和苏联式“社会帝国主义”为其根本。第三世界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谋求独立，更谋求社会在不同层面上的自治。这种既是计划又是民主的道路，就要求从本土的经验和资源出发，对国家的未来进行自主性的筹划。
而在同一时期，资本主义内部的结构演变也产生了他们自己的文化革命。这个文化革命同中国的文化革命同时发生，尽管当时并没有人注意到它持久的意义。我们如果从这个讨论延伸出去，就能从历史实证材料的角度，来证明第三世界的发展经验也为资本主义矛盾提供了解决方案。以传播学科为例，美国从“大跃进”时期就开始持续观察中国的管理革命、基层动员和创新组织经验。在1968年青年造反运动以后，资本主义的文化精英已经开始使用“文化革命”来标定资本主义社会所需要的一场新的变革。
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1970年的《两个时代之间——美国在电子技术时代的角色》（Between Two Ages: America’s Role in the Technetronic Era）中写道：第三次美国革命的积极潜力在于它承诺将自由和平等联系起来。这种连结将是一个过程，无法一蹴而就。事实上，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反叛甚至紧张局势的加剧都是可以预期的。然而，尽管经常被激情的论战所掩盖，新兴的“理性人文主义”（rational humanism）正是美国已经在经历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这是一场比这个词汇发起之时更加持久和深入的文化革命。
布热津斯基认为，“理性人文主义”这个提法，既摆脱了反文化和激进左翼浪潮中那种致命的浪漫主义和非理性的个人主义，又摆脱了传统现代化观念中的科层制、异化和整齐划一，汲取了双方的优点，成为一种包容性的面向未来的美国价值。在他那里，这正是电子技术时代的精神象征。
这种新的“理性人文主义”在地缘经济上配合的，正是冷战中崛起的美国南部的航空航天业和西部的电子信息业。自阿波罗登月之后，美国传统工业开始逐渐采用宇航业和信息产业的灵活组织形式，工程经理越来越普遍，有关工程和项目制的管理方法开始取代传统管理学。在经济和政治领域，一个新的“阳光地带”的联盟在20世纪70年代末形成，它在政治上的崛起是以后工业社会的崛起作为意识形态基础。在经济层面，就是美国人口从东北部的“铁锈工业带”向西部和南部的“阳光地带”的持续移民。新的政治技术精英联盟，在70年代收编了反文化青年的技术乌托邦，融合了未来主义、信息主义和保守主义，将其打造成了一个“右翼的新政”（Right New Deal）派别。
新的政治家认为，青年革命的形式，只是一种过去时态的要求，而镇压革命的做法同样属于过去时态。未来学自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在社会科学中特别受欢迎，70年代未来研究在全球快速扩散，成为资本主义文化革命最显著的新兴领域。
当时来自欧洲的一些未来学者，对美国这一新压制术表达了不满。挪威未来学家加尔通（Johan Galtung）将建制未来学称作“时间帝国主义”（chronological imperialism），意思是这些未来版本是用来维持现状的控制手段，并将当下的价值和利益延续作为塑造未来本身的唯一可能性，从而剥夺了不同国家未来的世代对这些可能性进行民主选择的权力，这无异于对未来的殖民（colonize the future）。
这个过程同样出现在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阿尔文·托夫勒夫妇1983年访问中国。伴随《第三次浪潮》的出版，中国掀起了关于改革方向的大讨论。托夫勒当年在书中描述的很多西方社会的变化，曾经都在中国的本土发展中实践过，被美国的未来学话语包装后，反而是我们要走向人家的未来。
重商主义而不是比较优势，是后发国家的普遍经验，温铁军老师早就提示过，这在今天讨论中国道路时已经成了一种背景化的知识。但我想强调的是，后发国家在信息技术领域独立自主的发展，不仅在于度过工业化启动阶段的资本短缺，更在于其国民经济学原旨。这点在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已经很清楚了。他说市场自由主义把研究局限在个人和世界的对接，忽视了最重要的中介是国家和民族的调解，正是这种调解，对生活在特殊地域上的个人行动赋予了意义，国家是人力资本的场所，有了国家，个体才能谈及自己的安全、文化、语言、工作来源、财产保障。李斯特指出，在个体和世界之间，存在具有自己独特的语言、文学、起源、历史、风俗、习惯、法律、制度，并拥有生存、独立、进步和清晰领土要求的国家，这是一个由思想和利益联合起来的社会，一个自在的整体。
国家只有配备和财富相匹配的“生产力”机器时，才会独立和拥有国家实力。这与亚当·斯密只强调“财富的数量”和“可交换价值”显然是不同的。为了跨越连续的发展阶段，国家在面对外国竞争时必须采取一种渐进的调节机制。由此，有必要建立一种“保护体系”，一种“教育性的保护主义”，一种真正的“工业教育”的思想。
可见，国家发展路径的内涵显然比构筑贸易壁垒要深刻得多，是一套自主的道路和未来筹划。在这种国民经济思想当中，信息与传通技术具有绝对的优先属性，李斯特本人就是德国铁路网络思想的开拓者。由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Smythe）在1971年访问中国后写的《自行车之后是什么？》中要引用李斯特。他给中国领导人的友善建议，是对外来的知识和技术要进行文化甄别。
贸易战和特朗普，也许不是坏事，反而是好事，否则中国人快忘了自己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历史。最近，“集中力量办大事”“自力更生”等提法频繁出现在官方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由此出发，回溯历史，重新反思中国在20世纪所走过的道路。“走向未来”，是走向谁的未来？
